废除连环保

（载1903年4月15日《火星报》第38期）

　　尼古拉二世在2月26日诏书中下令“采取紧急措施，废除限制农民的连环保”。

　　机灵的维特【维特（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 Ви́тте，1849—1915），伯爵，俄国国务活动家，代表俄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1892—1903年任交通及财政大臣，1905—1906年任首相。——译者注】先生立即采取了这些措施，于是现在连环保就不存在了：3月12日它被给参政院的上谕废除了。

　　在这道上谕中，这位专制君主保证说，“在不断关怀我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中……我们没有放弃对于通过减轻农民赋税负担来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操心”。但是如果沙皇对农民的关怀真正是不断的，那么为什么连环保只是现在才废除呢？这位操心的君主说，的确，“我们那位掌握最高政权的祖父亚历山大二世皇帝【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1894—1917年在位），为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年在位）之子。亚历山大三世为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在位）之子。——译者注】通过取消人烟稀少的村庄的连环保活动，已经着手限制了这个规定”，又说，他，尼古拉二世，为了“执行”他祖父的“遗训”，在1899年6月23日关于从村社份地征收直接税制度的条例中再次大大地缩减了连环保的活动，此外当时还命令财政大臣“开始考虑完全废除缴纳直接税的连环责任制问题”。然而究竟为什么只是在1899年他才决定执行“解放者沙皇的遗训”？难道是他在其诏书中谈到的，用他的话说就是“有碍于改善国民福利的总任务”的那个“骚乱”，以前妨碍他这样做么？但是要知道，现在这个“骚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而维特先生终究还是摆脱了连环保，一旦他得到有关它的坚决“命令”。为什么以前没有发出这个命令呢？最后，为什么“解放者—沙皇”仅仅让一些缺少耕地的村社免除连环保呢？

　　这一切都是由于跟“不断关怀我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毫无共同点的那些原因而发生的。政府在对待“限制农民的连环保”的态度上始终以“不断关怀”国库利益为指导，而在农民“解放”时期则把这种“关怀”同让农民认真履行对地主的义务结合起来。

　　我国的农村公社并不总是现今存在于大俄罗斯的那种形态：先前它不知道什么连环保，什么土地重分。还在16和17世纪，缴纳所欠税款的责任仅仅落在出面积欠的那些当家人身上。17世纪，政府的确作了一些轻微的尝试，企图不加区分地从所有村社成员那里征收欠缴税款，然而这些尝试看来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很快就放弃了。18世纪情况发生了另一种转变。远远超过国民生产力增长的国家需求的增长以及“不断”扩大的农民农奴化，逐渐使我们走向纳税人相互之间的连环责任制，这种制度曾在罗马帝国的库里亚【库里亚（Курия，curia），古罗马对人民的政治区划。据传说，罗马城的缔造者罗慕路把全城人民分为30个库里亚（胞族），每个库里亚由10个氏族组成。——译者注】存在过，而且黑格尔之子【黑格尔之子，指著名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儿子卡尔·黑格尔（1813—1901），德国历史学家，对罗马统治时代到12世纪末意大利的都市以及中世纪日耳曼民族的都市和会社有系统的专门研究。——译者注】很成功地称之为最坏的惩罚制度。到农民“解放”时期，纳税人连环责任制原则在所有“国家村庄”都是独占统治。负责缴纳各种赋税的地主们不需要这个原则，因为他们对农奴有无限的权力，即使没有这个原则也能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逃避或偿还欠缴税款。

　　和连环保一起，大大限制纳税阶层人口流动的身份证制度的严格措施也加强了，加强的还有国家的经济发展。最后，作为“大厦的顺利完成”，在明显缺乏土地，因而某一部分农民耕地不足的现象可能妨碍认真纳税的那些地方出现了重新分配村社田地。土地重分制度完成了国家对农民的奴役。它并不表示农民集体控制了土地，而是表示农民连同他们的土地都成了国有财产。无怪乎农民时常“成群地聚集起来，拿着棍棒”，公开反抗实行这种制度。但是国家比他们强大得多。“军事命令”制服了暴动者，出色地惩罚了他们，对他们“施行了”“残酷的公开的鞭刑”；自然难免要把不屈服的人流放到西伯利亚，永久流放，或者甚至去服苦役。可以用这样的理由使任何人信服。“村社的理想”是农村居民长期养成的，有些地方他们至今还保存了对接受这些理想的时代的悲痛的回忆。这些理想取得最充分和最全面的胜利是在19世纪中叶，即在建立国家产业部以及臭名远扬的基谢廖夫伯爵【基谢廖夫（Павел Дмитриевич Киселёв，1788—1872），俄国将军和政治家。1837—1856年任国家产业部大臣，改革有关国家农民的法规。主张废除农奴制。——译者注】担任该部大臣职位的时期。请看一位研究者是怎样说明当时所建立的制度的，这位研究者——应当指出——本人远不是没有民粹主义“理想”的。“试设想一下世界上最大的地主—奴隶主。这个奴隶主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国家本身；基谢廖夫伯爵——这是主要的管家人，国家产业部是他的世袭领地的事务所，而管区首脑则是在当地行使权力的庄园管理人。他们的影响由于用拳头击腮帮、关进看守所、鞭笞，外加收取‘祈祷费’而得到加强” [1] 。但是提出这种出色说明的这位作者弄错了，他说，“除了俄国，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过也不可能有任何这类现象”。在整个东亚曾经存在——而且不能不存在——某种完全类似的现象。连环保和土地重分生长在国家对农民的奴役的基础上，反过来它们在这里又成了最野蛮的专制制度最牢固的基础。

　　当“解放”开始时，我国的地主们都很熟悉连环保的一切利弊。省委员会的某些委员发表了反对连环保的激烈言论 [2]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委员会委员保尔和米克拉舍夫斯基声称，把连环保连同它的必然结果都加在被解放的农民们身上——在他们履行他们对地主的义务的条件下——不仅意味着农奴制的继续，而且甚至意味着农奴制的加强，只有一点不同：取代地主权力的是农民成了官吏和农村首脑的农奴。 [3] 然而连环保还是施行了，因为它是地主利益不可替代的保障。堆在农民身上的种种义务按其规模远远超过了给予他们的“利益”。因此“解放者”自然产生了一种担心：“被解放者”宁愿放弃“利益”，决不履行义务。正是这样担心产生了把农民拴在连环保铁链上的结果。自然，国家并不想落在地主后面。它废除了地主对农民的人身权利以后，完全没有意思让农民们得到充分的公民自由。不，它只打算使他们成为自己所有的农奴，而在这种场合国家就不能没有连环保。

　　除了连环保以外，给“被解放的”农民戴上的还有身份证制度的锁链。只要主要的居民群众仍然作为无权的“纳税阶层”被拴在土地上，那里就必然没有迁徙的自由。

　　“解放者—沙皇”之所以给“缺少耕地的”、其实就是人烟稀少的村社免除连环保的瘟疫，唯一的原因是：由于那里人烟稀少，连环保不可能成为认真履行义务的多少可靠的保证 [4] 。

　　当尼古拉—昂先生在自己的《论文集》（第67页）中说关于摆脱了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条例“是古老生产过程的最后杰作”时，他发表了这样一个按其直接意义简直荒唐的思想：法律制度不受生产过程制约，而是受人们在这个过程进行时所形成的那些相互关系的制约。然而尼古拉—昂先生的思想如果用适当的方式来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承认是正确的：2月19日“条例”是改革前旧俄国存在的生产关系的产物。但这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它的根本缺点。谈论解放，同时又使被解放者屈服于按其一切意义都是农奴制残余的那些制度，意味着对贫苦农民的嘲弄：这些农民抱着如此热烈的急切心情以及对亚历山大二世的善良意图如此深厚的信念期待着自由。

　　“新的农奴制”是在这样的时候实行的，这时由于同一个1861年改革而获得十分有力的推动的经济生活的发展，破坏了农民的旧式自然经济，使他们变成了小生产者，他们的产品变成商品以后必须在世界市场上同海外自由国家自由劳动的产品进行竞争。因此我国农民不仅因经济发展而苦恼，同时也因2月19日条例给经济发展所设置的那些障碍而苦恼。农民群众的极度贫困是农民经济生活新条件和他们的法律地位之间这一矛盾的必然结果。这种贫困光是由于它造成了欠缴税款的大量积累就不能不引起政府的注意。正是为了同欠缴税款作斗争而实行的“限制农民的连环保”,证明不了对“关怀的”首长们的期待是有道理的。这就是为什么首长们很快开始对连环保感到失望的缘故。早在1873年瓦卢耶夫委员会就指出，连环保是农民生活最大的祸害之一。以后人们从各个方面都指出了这一点。然而政府始终没有下决心废除连环保，因为它懂得，连环保只是把俄国农民禁锢起来、而政府又根本不想砸碎的那副锁链中的一个环节。我们已经知道，在历史上连环保是同村社土地占有制紧密联系着的。我们又看到，每当政府考虑连环保时，它面前总是摆着这种土地占有制的问题。定期重新分配田地本身自然不可能成为对政府有吸引力的办法。其次，定期重分田地本身一定会包括任何一个坚持“保守派”观点而且不是仅仅想到国库的行政官员感到不快的某个东西。在我国行政官员之间有时因此出现了一些指责村社土地占有制的人，这也是因为这种制度似乎会培养农民的社会主义意向。在这些人中间，例如就有1893年发表整篇情绪激愤的抨击性演说反对村社的前宫廷事务和皇室领地大臣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沃龙佐夫—达什科夫（Илларион Иванович Воронцов-Дашков，1837—1916），俄国国务活动家，伯爵，1881—1897年任宫廷事务和皇帝领地大臣。——译者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内务大臣杜尔诺沃先生【杜尔诺沃（Ив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Дурново，1834—1903），俄国国务活动家，1889—1895年任内务大臣，推行司法行政、地方自治和市政的反改革措施。——译者注】实质上没有反驳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的论据，而只是指责他的急躁。杜尔诺沃先生断言，村社土地占有制只能慢慢地消灭，同时必须对它采取“极其小心谨慎”的态度 [5] 。这是有一些原因的，而主要原因在于：“特别是还因为我这方面难以理解，用什么方式也许可以把在大致确定的规模和界限内推广小土地所有制的经验同后来根据私有财产和既得权利不可侵犯原则从这一和那一方面对小土地所有制所进行的修正调和起来，这个原则同时受到法律和全民公认的保护，而且似乎同样可以应用于大土地占有制和小土地占有制” [6] 。这是相当清楚的，不过表达得极其富于外交辞令。杜尔诺沃先生担心，消灭村社的土地占有制以后，国家将不得不把农民财产置于保障“私有财产和既得权利不可侵犯”的“法律的保护”下。因此，他就问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好像马尼洛夫之问向他购买死魂灵的乞乞可夫一样，——这会不会损害国家的意图和俄国未来的前程。我们的专制国家通过杜尔诺沃先生之口声明自己不愿意放弃它如此习惯的“世界上最大的地主—农奴主”这一角色，它可以不受监督地支配自己的“忠实臣民”农民阶层的份地。我国关于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最新立法的一切动摇，其答案就在这个不愿意中。这也部分地说明这样一个情况：尼古拉三世决定废除连环保以后急忙答应坚持“村社土地占有制不可侵犯”以取悦于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维特先生至少五年反复地对沙皇说，是同时消灭连环保和村社的时候了，因为在农民当前的经济状况下，这些制度已经不会促进，而是妨碍跟欠缴税款作斗争 [7] 。其时，波别多诺斯采夫【波别多诺斯采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1827—1907），俄国国务活动家，法律学家，俄国东正教的世俗领袖，1880—1905年任正教院总监，在亚历山大三世王朝颇有影响。反动势力的鼓吹者。——译者注】先生曾悄悄地对他说，保守的立法“应该以极其小心谨慎的态度对待村社土地占有制的改革问题”。我国这位未成年的皇上处在这两种对立的影响下，像布利丹的驴子【布利丹的驴子；相传14世纪法国哲学家布利丹（Jean Buridan，1300—1358）写了一篇讽刺优柔寡断者的寓言《驴子》。寓言说，一头驴子站在两捆同样的干草之间，竟不知吃哪一捆才好，结果饿死了——译者注】一样长期不能作出任何决定。最后，他为了摆脱困境，发表了2月26日诏书，显然是希望用这份诏书一下子同时使波别多诺斯采夫先生和维特先生都感到满意。我们不知道他的希望在何等程度上实现了。但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郑重地宣布废除连环保远没有满足诏书中不无雄辩地谈到的“人民生活正在增长着的需求”。事实上“村社土地占有制不可侵犯”无非是国家为自己保持其地主对农民土地的权利，在这个时候土地重分将越来越困难，而最贫困的村社社员将越来越经常地失去自己的份地 [8] 。因此，“村社土地占有制不可侵犯”将依然只是表示国家用以控制农民的那条锁链的不可侵犯。

　　沙皇政府的新措施不仅对那些“正在产生着的”人民需求，而且对老早已经产生的人民需求都没有带来任何满足。光凭这种措施是孤零零的这一点，它就是糟糕的。德国谚语说：“谁说了A，他就应该说B”。废除连环保只有在这种废除标志着我们的国家放弃自己作为“地主—奴隶主”的历史作用和赐给农民充分的公民自由的那种场合下才有重大的意义。然而无论2月26日诏书还是3月11日命令中对此都没有说过一个字。而且沙皇的诏书也不可能说到这一类的事情。专制制度按其本性是不可能承担解放的使命的。而俄国的专制制度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不能承担这一使命。一般说来沙皇政权现在所能做的只是妨碍俄国人民生活的发展。因此俄国人民生活的发展使沙皇政权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动摇。只有通过俄国的政治解放才能给俄国人民带来公民自由。因此，只要俄国农民希望得到公民自由，他们就不得不参加到俄国的政治解放活动中去。而在这种活动中追求公民自由的强烈意愿就会觉醒。俄国农民日常生活的新条件会在他们身上引起新的需求，会破除他们旧时的偏见。去年的农民骚动只是即将搬上俄国历史舞台的伟大戏剧的“序幕的序幕”，这部戏剧的题目就是七个字：“沙皇制度的垮台”。

[1] H·A·勃拉戈维辛斯基，《四分之一的权利》，莫斯科1899年俄文版，第134页。

[2] H·勃尔热夫斯基，《村社的连环保。编辑委员会在1861年2月19日条例编成时的见解以及政府在1861到1895年期间的观点》、圣彼得堡1896年俄文版，第12页。

[3] 勃尔热夫斯基，第16页。

[4] 起来反对连环保的辛比尔斯克委员会的委员们早在编纂条例时就对问题的这一方面作过说明。

[5] 《宫廷事务和皇室领地大臣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关于消灭农民村社的报告和内务大臣伊·尼·杜尔诺沃对它的反驳》，日内瓦—卡卢日，1900年俄文版，第46页。有趣的是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机关刊物《俄国革命通报》也要求对村社采取审慎态度（第1册，第12页），几乎逐字抄录杜尔诺沃先生的话！

[6] 同上，同一页。

[7] 在随后的五年期间，这个思想被财政部的一些机关刊物，主要是《俄国经济评论》热心地发展了。H·勃尔热斯基先生的《村社的欠缴税款和连环保》一书中也很详细地发挥了这一思想（特别参看最后几章）。1897年出版的这本书是献给维特先生的。在这里提一提下面一点是恰当的：1893年，当国务会议上发生关于村社土地占有制的争论时，财政大臣发表了一份报告，其中用完全从民粹派那里抄来的一些论据捍卫了村社。遗憾的是篇幅不允许我们详细论证我们的这个思想：维特先生只是从他看到村社现在对富农比对国库更为有利的那个时候起才对村社表示了失望。也许我们另一次再来做这件工作。

[8] “使一些独立的农户当家人便于脱离村社”实际上就是使那些发觉这样做对自己有利的“善于经营的庄稼汉”便于脱离村社。从事耕作的贫农和以前一样仍然是受奴役的。村社土地占有制的一切所谓好处正是为他们才当作不可侵犯的东西完整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