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制度最后一张牌

（载1903年5月1日《火星报》第39期）

　　我国又开始了蹂躏犹太人的暴行。大家知道，这种运动具有多么丑恶、残酷和黑暗的性质。宗教狂热、种族仇恨、损人利己的愿望、暴力、对弱者的嘲弄、有时是野兽般的残忍，——一言以蔽之，最野蛮的情欲都会在其中得到最野蛮的表现。然而刚刚发生的基什尼奥夫【基什尼奥夫，前苏联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首都。俄土战争后，1812年由土耳其割让给俄国。——译者注】暴行打破了野蛮行径和野兽行径的纪录。“暴徒们”从来还没有过如此精明能干的，他们从来还没有过如此残酷无情的，他们的牺牲者的数目也从来还没有达到过如此高的数字。在我们写作本文的这一时刻，被打死和因伤致死的累计已经超过100人。大概还有不少现在正在极大痛苦中疲惫不堪的受难者将随他们之后到彼岸世界去。基什尼奥夫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一个委员会说“袭击从4月6日中午延续到8日黎明，而且可以说简直没有任何一座犹太人住宅没有遭受这样或那样的损坏，窗户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街上是羽毛的海洋；羽毛像霜一样粘满树木、围墙；被摔坏、被摧毁、被粉碎的家什和衣服成堆成堆的；在羽毛、俄文书籍和犹太书籍的碎片、神圣的犹太法衣的破布片、女式短上衣、旧裤子和木器碎片、石头上面都染红了和浸透了人的鲜血；人行道上、走廊里、房间内凝固的鲜血像一条小小的溪流……最贫苦的犹太街区居民受害最深。小货摊、兼作坐凳用的箱子被毁掉了，穷人沦为乞丐，无力自卫者中最无力自卫的人则被杀死……城市里一片哭声和呻吟声……”

　　我们的一位记者在描述这次袭击时说道：“人们闯进了房屋，进行抢劫、杀戮；他们杀死了保卫自己孩子的母亲，还把孩子从三楼窗口扔出去……从有轨马车车厢里抓住有犹太人面目的人就当场杀死。犹太人在惊慌中逃进城里，但是人们在街上把他们抓住杀掉；有些能够来到火车站的人就动身去敖德萨。来到敖德萨的有整车整车两三天没有吃饭、衣不蔽体的犹太人……许多人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在恐惧中躲进了地窖，躲进了大圆桶，而且在那里大概由于饥饿而死亡。双亲们辨认不出尸体，因为尸体被捣乱分子弄得乌七八糟……”是谁制造了这些可怕的场面？谁把哭声和呻吟声带到了“无力自卫者中最无力自卫的人”中间？这一群“暴徒”的特点是具有各式各样的性格！其中既有外来的建筑工人，也有手工业者，还有庄稼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地方领导这群人的都是“知识分子”：公证人、各种管理局的成员、医生。上述委员会在自己的传单中补充说，“我们更不必提到主要由官吏和他们的太太、军官和资产阶级组成的、看热闹的观众对这群人的行动的同情态度了。这些观众通过自己的挑衅性的笑声、戏言、对这群暴徒赞许性的怂恿、鼓励，有时指指点点和提些建议，从精神上刺激了暴徒们野蛮的本能，并使这种本能发展到不可理解的凶残，结果就出现了从肚子里拔出来的脚，切下的舌头和嘴唇，以及遭到强奸的姑娘和怀孕的妇女。学生们骑着自行车来回奔跑，保持各队暴徒之间的联络。官员们和‘知识分子们’趁着混乱从被捣毁的沙赫商店搜罗各种文具。”

　　就让对基什尼奥夫干下的暴行承担的道德责任首先落在这种贪婪的、堕落的和残酷的、丧失最起码的人道精神、没有丝毫对国家的义务感的所谓“知识分子”身上吧。这种人类的败类，这种卑鄙的、虚伪地号称有教养阶级的贱民，在整个文明世界面前使自己蒙受了洗刷不掉的耻辱。凡是知道这些“有知识的”暴徒的名字的人，都应该把它们公布于众。比如我们就知道公证人皮萨尔热夫斯基和当地富翁西纳季诺的儿子曾用粉笔在犹太人的房子上作了记号，并且指出隐藏犹太人的那些基督徒的住宅。我们赶紧把这些名字钉在耻辱柱上。 [1]

　　对于愚昧无知、没有觉悟、参加了基什尼奥夫抢劫的工人说来，进步的道路还没有关闭。现在的“暴徒”——无产者——将来会懂得自己阶级的利益，为了捍卫这个利益，工人们必须不分宗教和种族出身同心协力地工作。那时，当无产者回忆起由于自己的愚昧和落后曾积极参加的那些兽行，他们内心会感到万分羞愧。无产阶级运动的逻辑就是这样：在它的强大影响下工人中间的民族偏见和部族偏见将日益消失。而那些以目睹基什尼奥夫抢劫为乐事甚或指导了这场抢劫的、“有教养”和有官衔的贱民的运动逻辑又是怎样的呢？奇怪的问题！这种贱民只知道商品价格的波动以及职位的升降；他们不会对任何广阔的社会思想产生激情。他们之赞赏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动，不是因为他们不理解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是因为他们理解得过分清楚了，因为这些利益，由于他们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使他们想起了居心险恶的黑暗势力的政策，这个社会阶层中一部分人之所以敌视犹太人，原因在于犹太人在各个生活领域都是他们可能的或实际的竞争对手，他们中的另一部分人则抱着嫉妒、愤恨和恐惧的心情把犹太人看成是会瓦解和冲毁我国现时农奴制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流动资本的代表；最后，这两部分人以及我国反犹太主义者所有其他变种，以同样愉快的心情准备嘲弄和残害犹太工人。在他们这些习惯于尊重表面上的强大力量的人看来，这些工人是可鄙的。第一，因为他们是无产者。第二，因为他们是特殊血统的无产者，是连信仰基督教的俄罗斯无产者都拥有的微不足道的权利的某种微不足道的类似物也没有的无产者。拯救犹太人不受来自我国居民的这个阶层的迫害的只能是一场革命，它会从俄国土地上彻底扫除可耻的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它会使犹太人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上和所有其他公民平等，使他们处于民主宪法的保护之下。

　　然而大家知道，“有教养的”贱民的特点之一就是胆小，其结果，它就——正如常言所说的——看风使舵，也就是洗耳恭听来自“统治阶层”的一切命令。而如果这些胆小的贱民曾经勇敢地支持基什尼奥夫的捣乱鬼，那就清楚地说明，它不担心这样做会引起上司的不满，也清楚地说明，对犹太人的袭击在他们看来是同各类当局意见一致的。而且他们没有弄错。政府不仅不急于制止基什尼奥夫对犹太人的袭击，而是竭尽其一切手段为它煽风点火。政府自己身上就溅满了基什尼奥夫受害犹太人的鲜血。

　　这个政府就像著名轻歌剧中的警察局长一样，想知道一切，看到一切，并且把自己的鼻子伸到一切地方去，却假装对袭击的准备工作、对整个基什尼奥夫都知道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个政府如此关心“社会的安宁”，以致用哥萨克的皮鞭和警察的马刀对付政治自由拥护者们最和平的示威，却装出一副它不能对付基什尼奥夫“暴徒们”的样子；这个政府在同一切解放运动斗争时的不变格言是迅雷不及掩耳地猛攻，而在需要它保护基什尼奥夫犹太人的生命财产时却完全像麻痹瘫痪了一样。星期日午后两点，基什尼奥夫省长冯•拉阿宾先生，他大概知道他应当做什么，如果讲的是镇压“暴动者”，然而现在显然担心“照办不了”，因此不敢擅自行动，——冯•拉阿宾先生拍电报到彼得堡请示。对他的询问的答复只是在星期一晚上六点才到达。我们不知道普列韦【普列韦（Вячесла́в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фон Пле́ве，1846—1904），俄国内务大臣兼宪兵司令（1902—1904）。极端反动分子。被社会革命党人E•C•索佐诺夫刺死。——译者注】先生究竟是怎样回答的，然而光是他的答复没有超过一昼夜这一情况就表明，内务部没有反对袭击的任何意思。基层的警察分局都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因此它们不仅不保护犹太人，而是直接参与对他们的屠杀。在崩得国外委员会的《新闻》中我们读到：“在人群攻击随便哪一幢房子的时候，警察都遵循这样的策略：让人群毁灭一切可能的东西，然后他们突然出现，并且说：‘够了，走远些’，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指导人群的行动。在一个地方，一群犹太人为了保卫商店而聚集起来，以便进行抵抗。警察所长出现了，命令人群散开。人群表示拒绝，这时就会召来巡逻马队，他们冲进人群，用皮鞭驱散犹太人。几分钟以后那里就出现了进行大屠杀的人们，而警察和巡逻队却销形匿迹了！在另一个地方，犹太人为了从受折磨的死亡中得救，沿着屋顶勉强走到警察分局，以为自己马上就会得救，然而人们立即把他们赶到街上，交给野蛮的人去蹂躏。浩劫之后，在花园里发现一份写得文理不通的传单，内容大概是这样的：“警察开始了抢劫，而现在得到了犹太人的贿赂，开始把我们坐进监狱”……人们在人民中间读文件，说根据上谕下令屠杀犹太人。花园里发现的这份文理不通的传单中的词句大概不会有什么夸大。带头发动抢劫的看来实际上是警察。刚才我们引证的一期《新闻》报道说，还在复活节前夕警察所长助理多勃罗谢利斯基来到宾杰尔斯基烟草店，肆无忌惮地把手伸进钱柜，从那里拿出五个卢布。他在回答感到惊讶的主人的抗议时说：“反正我们要在复活节把你们所有的人、犹太佬都宰掉。”然而这还不是一切。参加了大屠杀的农民索洛维耶夫来到警察分局，并且宣称，他杀死了一个犹太人。人们把他关进了拘留室，但是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他已经死了。无论如何不让他作证，对警察而言本来就是必需的。

　　这样做之所以尤其必要，是因为警察已经过于卖力气了，而且最高当局为了体面不得不追究它的责任。大屠杀结束之后在警察所长和监督者那里进行了搜查，而且在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那里都发现了抢劫来的黄金和白银。不用说，这些代表“秩序”的人都是好样的！显而易见，关怀备至的当局会做好一切来掩盖他们的罪行的痕迹。光凭那些本身就抢劫过犹太人的官员也参加了该案的侦讯这一点，就对此作了保证。

　　这以后要嘲弄司法机关是不可能的。再说一遍：沙皇政府从上到下，从内务大臣到基什尼奥夫最后一名密探都沾满了复活节那天受难的犹太人的鲜血。这一点现在所有的人都看清了，这一点现在连保守的西方刊物也在重复地说，政府方面的任何“解释”和“报道”都不可能掩盖事情的真相。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巧妙的诡辩家，能够抹去政府对组织白天的抢劫、对参与掠夺和屠杀的道德责任！

　　然而，为什么它需要组织抢劫？它参与掠夺和屠杀给它带来了什么利益？

　　这个问题容易回答。

　　沙皇制度的奴仆们清楚地懂得，我国工人运动越是发展，我国“旧制度”就会变得更加不稳固，他们应为自己在俄国人民面前犯下的无数罪行而受惩罚的那一天将更加临近而恐俱。于是他们竭尽全力推迟这个审判日的到来。同不断增长的工人运动的斗争对他们所有的人说来成了为他们自身的生存而进行的绝望的斗争。所以他们使出只有拜占廷陷落这个最黑暗的时期才会出现的残酷而阴险的手段进行这场斗争。没有任何卑鄙的措施是他们在自己的“顽固守旧的”政治中会不敢采用的。起先他们力图通过派遣各式各样的暗探和奸细钻进正在产生中的工人组织来破坏这些组织；他们希望在这些组织中复活臭名昭著的杰加耶夫【杰加耶夫（Серге́й Петро́вич Дега́ев，1857—1920），彼得堡暗探局暗探、奸细、退役上尉。1878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82年充当暗探，同时还领导“民意党”的中心小组。1883年被揭露后隐匿起来。——译者注】的实践，——祖巴托夫主义【祖巴托夫（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Зуба́тов，1861—1917)，宪兵上校，莫斯科保安局长（1896年起）和警察司特别局局长（1902—1903）。祖巴托夫主义是1901—1903年沙皇政府对付俄国工人运动的一种斗争形式，是“警察社会主义”的变种。目的在于把莫斯科、彼得堡等地的合法工人组织置于警察监督之下，并向工人宣扬伯恩施坦主义和“经济主义”思想，诱使工人放弃政治斗争。发起人为谢·瓦·祖巴托夫，故名。——译者注】的第一时期。后来他们看到这种手段不会带来警察局的腐蚀专家期待于它的那一切成果；他们确认我国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不断向前迈出越来越新的步伐，社会主义运动越来越有成为群众运动的危险，于是企图通过答应给群众一些经济上的让步和在同资本家的斗争中给他们某种支持的办法，把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祖巴托夫主义的第二时期。伴随和补充这一企图的是：去年五月一日的鞭打，将引起无产阶级先进代表们的绝望并促使他们走上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恐怖的“恐怖”道路。最后，当这一企图结果也像在工人中间创立有影响的“独立”政党和阻止社会民主党取得成功的努力一样没有成效时，蠢才尼古拉的政府打出了自己最后一张牌：现在它力求模糊迅速成熟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办法是使他们感染种族仇恨和宗教狂热的病毒。在基什尼奥夫抢劫时刻俄国政府以自己的罪恶行径仿佛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说：你们想要唤醒群众；你们企图使群众成为今后俄国历史发展最强大的因素。很好！唤醒群众吧，但要知道，群众的觉醒对你们说来将会是不愉快的；请记住，群众是嗜血的野兽，当这头野兽从锁链中放出来以后，它就会残酷无情地撕毁它周围的一切，不分自己和异己，不分无罪和有罪。你们向群众大声疾呼，重复着自己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然而他们中间却燃烧着民族仇恨，同时俄罗斯工人会动手“砸碎”自己原来的同志，只要这个同志属于另一民族或信奉另一信仰。你们想唤醒群众。请看看他们的血腥勾当吧，请认清自己意图的疯狂吧。这就是俄国政府通过自己之组织基什尼奥夫抢劫，通过自己之参与基什尼奥夫屠杀所告诉我们的东西。同时应该承认，它的这些话不失为一篇生动有力的辞令。它们之所以好像有比较大的说服力，是因为80年代初伊格纳季耶夫【伊格纳季耶夫（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Игнатьев，1832—1908），俄国国务活动家，伯爵，步兵上将（1878）。1881—1882年任内务大臣。——译者注】伯爵成功地把迅速增长的人民不满情绪纳入了反犹主义的轨道，从而长期地阻碍着俄国的革命运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用更加生动有力的革命行动的辞令来回答反犹主义抢劫的生动有力的辞令。

　　我们一定会用事实使政府相信：时代变了；它不知道现今的俄国工人是什么样子。

　　我们这个领导无产阶级的党，应当指明，政府以为它能够用反犹主义的迫害来腐蚀俄国工人阶级是打错了算盘。它应当从工人群众自身中召唤出对抗反犹主义的力量。它应当靠自己的力量组织对“暴徒们”的还击。在这种或那种场合究竟要怎样做到这一点，自然是取决于各地的条件。凡是我们党已经非常强大，能够一有需要就派出几百坚定果敢的工人走上街头的地方，它都应该立即用实力镇压反犹“骚乱”的任何企图。凡是它的影响还不很大的地方，它就应该使骚乱群众的注意力离开犹太人，并且通过举行示威、通过袭击警察局大楼等等，使这些群众的矛头对准警察。最后，凡是连这一点也做不到的地方，我们的委员会就至少应该勇敢地和奋不顾身地站出来反对狂暴的人群而保护犹太人（以及普遍地说保护遭难的非俄罗斯人），而不在任何危险、任何荒唐的指责面前退缩 [2] 。他们应该记住，拯救遭难的人，也就是拯救自己党的荣誉，拯救俄国无产阶级的荣誉和我们整个运动的未来。

　　沙皇政府打出了自己最后一张牌。压住这张牌，从而截断它得救的最后一条路，就取决于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会神圣地履行自己对俄国工人阶级、对整个国家的义务。现在全世界社会民主党都在注视它。

[1] 没有必要说出编辑“比萨拉比亚人”克鲁舍凡的名字，他通过自己的文字宣传为袭击作了准备。即使没有这件事，他也是臭名远扬的。

[2] 据说在基什尼奥夫一些勇敢的人成功地守卫了整整两个街区。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把这种刚毅创举的荣誉让给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