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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火星报》论文集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03年7、8月)
在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同志们！组织委员会委托我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的开幕。我把这一巨大荣誉只是理解为我所代表的组织委员会想向20年前即1883年第一次在俄国革命文献中开始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那个由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老战士们组成的团体表示自己的同志式的同情。对于这种同志式的同情，我以所有这些老战士的名义向组织委员会谨致衷心的同志式的谢忱。我愿意相信，至少我们中间某些人注定还要同新的、年轻的、越来越人数众多的战士—起长期地在红旗下并肩战斗，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党是如此有利，以致我们每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可以、而且也许已经不止一次地用一位人道主义骑士的话喊道：“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是愉快的啊！”是呀，既然要愉快地生活，那么打猎的人，用赫尔岑的话说，就不要进入矿物的—化学的王国，他就要想着为继续斗争而生活；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之所在。
我说过，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党极为有利。鉴于最近五年来发生如此强烈作用的许多混乱现象、纠纷和意见分歧，这些话听起来可能是—种夸大。这些混乱现象、纠纷和意见分歧无疑是很大和很可惋惜的。不过它们并不妨碍我们党成为——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俄国—切现存革命党和反对党中最强有力的政党。尽管我们存在种种意见分歧和纠纷，我们却赢得了不止一次光荣的理沦胜利，而且有许多重大的实际成就。30年前我们微不足道，现在我们已经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一一我这样说自然是就俄国范围而言。然而既然有相当的力量，就有相当的义务。我们是何力量的，而我们的力量是由对我们有利的形势造成的，这是形势的自发力量。我们应当把这种自发力量自觉地表现在我们的纲领中，我们的策略中，我们的组织中。这就是我们代表大会的任务，这次代表大会。正如你们现在看到的那样，面临非常之多的严重而困难的工作。然而我确信，这种严重而困难的工作将会顺利完成，这次代表大会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开创一个时代。我们是有力量的，代表大会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我们的力量。我现在宣布大会开幕，并提议进行委员会选举。(长时间地鼓掌)(第19——20页)。 [1]
关于党的纪律
叶戈罗夫同志的声明形式上显得温和，实质上却是尖锐的。如果我没有打断巴甫洛维奇同志的话，那么过错就会落在我这个主席身上。然而我之所以没有打断巴甫洛维奇同志，因为我不认为他的话违犯了纪律。我们这里没有要求绝对服从的委任状。而且在谈到党的纪律时，我们应当弄清楚与此有关的概念。每一个机构的纪律对局外人和下级都是必须执行的，但对上级则不是。我要问，第一，代表大会对组织委员会而言是局外人吗？第二，代表大会是否认为对组委会说来它是下级呢？不，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一级，而巴甫洛维奇同志向代表大会通报这一事件时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违反党的纪律。(热烈鼓掌)——讲到纪律，我不知道在俄国工作的同志们现在怎样看待它。可是我意识到，大多数同志都赞同我的意见。因此我想，不打断巴甫洛维奇同志是做得对的，因为他的话没有违反纪律。相反，叶戈罗夫同志的声明应该认为是对代表大会纪律的违反(第42—43页)。
叶戈罗夫同志说我向他提出了严厉的责备。但是毫无疑问，这一责备跟他向巴甫洛维奇同志提出的责备是同样严厉的。喜欢坐雪橇也得喜欢拉雪橇。我没有责备任何人，而只是作为允许发表似乎不适当的声明的主席替自己申辩。而在申辩时我本来应该说明我遵循的关于党的纪律的那些看法。阿勃拉姆松同志怀疑俄国的同志们和我在规定党的纪律方面是团结—致的。我想俄国的同志们和我意见一致，就像逻辑和我意见一致那样。下级的责任由上级控制。说到可悲的事件，我应该作如下声明：我们所有的人，和领导机构一样，都十分感谢组委会为代表大会的召开所付出的劳动，不过……“柏拉图是我的朋友，而真理是我更大的朋友”。现在组委会是作为对自己的活动作报告的团体而存在的。不能同时报告自己的活动而又继续活动。(第45页)
关于不策略和民族狂热
在继续开会之前，我要向代表大会作以下的说明。我已经有幸警告李伯尔同志，主席的确应当打断发言者，如果他在讲不策略的话。不过在这种场合裁判正是主席，而不是大会的某些成员。我作为主席，在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中没有发现任何不策略的东西。究竟什么是不策略呢？是他提到自己出身犹太人么，还是他提到自己的犹太人出身时指出他认为自己是犹太无产阶级的代表呢？至于谈到争论转移到民族情绪方面，那么，如果托洛茨基同志这个无可非议的声明能够煽动民族情绪．显然，这些情绪是很接近民族狂热的。
我可没有权利认为在座的任何人可能有民族狂热。不过既然毕竟在李伯尔同志的坚决要求中我看到对我的做法不表赞同，那么我就把这个问题拿到代表大会讨论，同时我本人提议向主席团表示信任，没有这种信任，我们无法使会议继续下去(第63—64页)。
自治还是联邦
李伯尔的实际提议可以归结为不通过原则性的决定。我对这一提议表示抗议。我不想出来反对崩得的明确的提议。我希望同这个党组织取得一致，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党的文献中出现了自治还是联邦的问题。这个问题看来对代表大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决定首先把它提出来进行讨论。而在两天的争论之后，在我们听完李伯尔关于联邦如何美妙的见解之后，不对我们取得的成果作出总结就会使人觉得奇怪。既然大多数人发言反对联邦制原则，那么不作决议就会是奇怪的、不适宜的和不合逻辑的；既然联邦制原则被认为是有害的，会导致解体、灭亡的，那就应该通过这样的决议，其中应该指出：我们否决联邦制。马尔托夫是对的，他说，我们不讨论章程的细节，在原则性的决议中我们应该说明：只要联邦制原则是崩得的同志们提议的那种形式，我们就否定它。虽然新的提案中有一些让步，但它的基础还是联邦制原则，——至少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如果我们发言反对联邦制，那么我们这样做也就是发言反对规定的各点，而把讨论所提出的章程的细节搁到按顺序该讨论议事日程第六项的那个时候(第99—100页)。
我对戈弗曼同志提出两点意见，第—点关于技术上的自治问题。我们认为一切超出这一自治范围的观点都是联邦主义，并当作这样的东西予以摒弃。然而技术自治的范围可宽可窄。我们并没有缩小其范围的意思。人们对我们说，我们改变了日程。事实上没有任何变化。人们认为变化在于我们要坚持原则性的立场。第二项议程的内容是：“崩得在党内的地位”；我们想回答说：崩得的地位不应该由联邦制原则来规定。这不是离题么？不，这是对日程上第二个问题的明白的、断然的和毫不含糊的回答。这样的回答崩得不喜欢，但我们没有义务讨它的喜欢，所以代表大会可以心安理得地通过提交给它的决议(第102页)。
关于纲领
我想请你们注意，特别是请马尔丁诺夫同志注意：他把争论转移到另外方面去了，争论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恰当的，这样的争论会徒然浪费精力。他对纲领提出的批评是针对纲领草案编纂人之一的一本著作中的一句话。我们甚至假定这句话是不妥当的。那么这似乎就因此证明了我们其余一切思想都是卓越的。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手法使我想起一位书刊检查员，他说过：“把《我们的天父》给我，让我从那里摘出一句话，我就会向你们证明，它的作者应当绞死”。然而，不止马尔丁诺夫同志一人、而是许许多多其他人都提出的所有针对这句倒霉的话的指责，是建立在误会的基础上的。马尔丁诺夫同志引用恩格斯的话说：“现代社会主义是现代工人运动的理论表现”。列宁同志跟恩格斯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如果他不是跟恩格斯一致，那就的确应当把他绞死。但是要知道恩格斯的话是普遍原理。问题在于究竟是谁第—-次确切简练地对它作了理论表述。列宁写的不是历史哲学论文，而是反对经济主义者的论战文章，这些经济主义者说：我们应该等待工人阶级不靠“革命霉菌”的帮助而自行得到的东西。其所以禁止“革命霉菌”向什么工人说话，正是因为他们是“革命霉菌”，即因为他们身上有理论意识。然而如果你们排除“霉菌”，结果就只会剩下没有觉悟的群众，应该把觉悟从外面灌输到这些没有觉悟的群众中去。如果你们愿意公正地对待列宁和细心地阅读他的整个的那本书，那么你们就会看到，他所说的也正是这一点。比方他在谈到工会斗争时所发挥的就是这样—个思想：广阔的社会主义意识只有超出争取改善出卖劳动力条件的直接斗争的界限才能灌输进去(第122一123页)。
阿基莫夫同志对贫困化理论的观点，合乎逻辑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导致机会主义。按照阿基莫夫同志的意见，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他，；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状况不仅不会绝对恶化，而且也不会相对恶化。阿基莫夫同志认为，现在社会已经有可能改善整个无产阶级的物质状况，而且工人阶级物质生存条件的这些逐步的改善可能导致社会主义。
从阿基莫夫同志的这些声明中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否定“雇佣劳动对资本依赖性的增加”，否定“剥削程度的提高”；从阿基莫夫同志的声明中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否定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增长，否定生活没有保证，否定失业现象的增长等等。实际上，如果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的存在不会导致劳动群众状况的相对恶化，甚至绝对恶化，如果它们不会一方面导致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另—方面则导致规模越来越广泛的人民大众的无产阶级化，如果这是对的，那么请问，为什么在工人阶级中间不满的精神状态、革命的情绪会增长呢，为什么各阶级间的敌对现象会发展呢，为什么阶级矛盾会尖锐化呢？否定贫困化理论无异于默默承认机会主义理论。像巴师夏那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比如吉芬【吉芬(Giffen，1837-1910)。英国经济学家——译者注】或勒鲁瓦—博利厄【勒鲁瓦—博利厄(Letroy—Beaulieu．Pierre paul，1843—1916)法国经济学家。—一译者注】和他们的门徒们，在反对革命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首先要证明的就是阿基莫夫同志向我们所证明的东西，即否定贫困化理论，并且硬要我们相信劳动阶级状况日益改善等等。资产阶级的作者们正确地理解这一理论具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对这一理论的否定把伯恩施坦和他的拥护者们引向伯恩施坦主义和饶勒斯主义，即引向机会主义。实际上，如果工人阶级状况逐步得到改善，如果这种改善现在对于越来越广泛的群众是可以达到的，那么自然，社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就会有一切机会和一切权利成为无产阶级利益真正的表达者和捍卫者，而革命社会民主党就只好站在机会主义旗帜下。但是不行，阿基莫夫同志，我们不会到那里去；越来越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所处状况的不断发生的相对恶化和绝对恶化号召我们站在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我们现在就站在而且会始终站在这面旗帜下(第127——128页)。
李伯尔同志问，会不会有—个什么社会阶级整个地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这好像是要反驳我们纲领中所说的观点。然而我们的观点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它是有条件地说的：我们无产阶级政党邀请劳动居民中—切其他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只要他们转到我们的观点上来。李伯尔同志以为，在这里我们表达得不够确切。但《共产党宣言)也是这样说的；—切其他阶层只有当他们转到无产阶级观点上时才是革命的：李伯尔同志想成为比马克思本人更加正统的人。就个别人说这是可能的，但对整个党而言毫无这个必要。我们的表达相当确切，足以把自己的观点同比方社会主义者—革命者的观点划清界限。这些社会主义者—革命者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却不要他们转向无产阶级的观点；我们则说：农民只有在抛弃自己的农民观点的场合下才能和我们一起走。这是把我们同社会主义者—革命者区别开来的主要特点。——至于阿基莫夫同志，我要指出一点。他硬说我们的整个草案都充满着这里那么多次引证过的列宁的话的精神。然而只有既不理解列宁这句话又不理解我们草案的人才会这样说。实际上，构成我们纲领基础的是什么思想呢？构成它的基础的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根本思想，——这个思想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而生产关系的发展本身又决定社会的整个发展。这跟列宁的话有什么关系呢？总的说来阿基莫夫同志的发言使我惊讶。拿破仑有一种使自己的元帅跟他们的妻子分手的嗜好，某一些元帅向他作了让步，虽然他们热爱自己的妻子。阿基莫夫同志在这方面像拿破仑，——他千方百计地想使我跟列宁分手，然而我表现了比拿破仑的元帅们更多的个性；我不会跟列宁分手，而且希望他也没有跟我分手的意思。(列宁同志笑了，否定地摇了摇头。)最后来谈谈马尔丁诺夫同志。他说：社会主义是由整个无产阶级铸造的，这里也包括它的有觉悟的部分，就是说社会主义使所有那些转到它这方面来的人都心明眼亮。如果马尔丁诺夫同志想说的是这个，那么我不仅看不出跟列宁分手的理由，也看不出跟他分手的理由。在这种说法下，无产阶级也包括著名的霉菌，——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那时剩下的只是转向阿基莫夫同志，以便他彻底地向我们说明，应当用哪一格【俄文名词有六个格，即主格、所有格、与格、受格、造格和前置格。同一名词在不同格的形态上其语法意义是不相同的；——译者注】。来谈论整个无产阶级，特别是霉菌(第132—132页)。
革命的成功是最高的法律
我完全同意波萨多夫斯基同志的话。对于每一个特定的民主原则，我们都不应该就其抽象性自在地加以考察，而要从它同可以称之为民主主义基本原则的那个原则、即同Salus populi supremalex【Salus populi supremalex，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译者注】。原则的关系上来考察。翻译成革命者的语言：这意思就是，革命的成功是最高的法律。而如果为了革命的成功需要暂时限制一下某个民主原则的作用，那么在这种限制面前停步不前就会是罪过的。作为个人意见，我要说，甚至对于普选权原则也应该从我指出的基本民主原则的观点去看。假定我们设想这样的场合：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发言反对普选权。意大利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有个时候曾经剥夺属于贵族阶级的人的政治权利。革命无产阶级可能会限制一些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就象上层阶级当年限制过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一样。这种措施是否适当只有从Salus revolutiae suprema lex【Salus revolutiae suprema lex，革命的成功是最高的法律。——译者注】。这一准则的观点出发才能判断。在议会存在的时间问题上我们也应当站在这个观点上。如果人民在革命激情爆发中选举了很好的议会——自己的chambre introuvable【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议院，指1815-1856年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译者注】——那么我们就应该力求使它成为长期议会；而如果选举不能令人满意,那我们就应该力求不超过两年把它驱散，如果可能的话就在两周内驱散它。(鼓掌，一些座位上发出嘘声，有人喊：“你们不要嘘！普列汉诺夫：“为什么不呢？我务必请同志们不感到受拘束！”叶戈罗夫站起来说：“既然这样的发言引起掌声，那我就一定要嘘”)(第169页)。
关于免费教科书
在马尔托夫之后我只好补充说，如果一提到穷人就令人难过，那么实施所得税应该觉得不好意思。普遍教育完全不需要以免费教科书为前提，这一点从瑞士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来。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之一。我在瑞士生活过；缺乏免费教科书在那里给穷人带来许多屈辱。关于食物我要指出瑞士学监舒勒的证词。用他的话说，穷人的孩子常常要饿着肚子去上学。教育问题我认为是基本问题，这是无产阶级权利的保证(第18l页)。
关于割地和赎金
【赎金：指l861年所谓农奴制改革后沙皇政府为地主阶级利益规定农民赎取份地必须支付的赎金。——译者注】
在自己的10分钟内，【代表大会规定，讨论问题时发言人每次讲话的时间不得超过10分钟。——译者注】我自然不能反驳这里所说的一切。我首先回答马尔丁诺夫同志。他的发言很机智。他给我们的辩论带来令人愉快的活跃气氛，他问我们，我们怎么对待路易十六【路易十六(l754一1793）1774一1792年为法国国王。法国大革命中为起义的人民推翻，后被处死。——译者注】，如果资产阶级没有清算他的话。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如果资产阶级没有砍掉路易十六的脑袋，我们稍迟一点就会把这件事做完。不过我们作另一种假设：路易十六留下来了。在我国王位上有两个路易，十六和十八。一个是现代的立宪制度的代表，另一个是封建制度的代表、过去时代的象征。在这种场合我们怎么办？我想，我们首先会清算旧事物的传统，清算路易十六，然后继续坚定不移地同路易十八作斗争。我们在我们的纲领中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力求使我国社会现代化。请看一看普鲁士、奥地利，匈牙利吧。它们中间每一个国家在1848年都不得不清算没有为先前的各种改革所排除的那些历史上的对待农民的不公正现象。这纯粹是实践问题；我国农民的双肩上压着桎梏，它损伤他们的肩膀，它应该打碎。所以我们希望打碎它。马尔丁诺夫同志说，割地并不是到处都有同样的意义，因为有的地方地主们特别依靠赎金。然而在这里我们要在双脚钉上马掌【在双脚钉上马掌，俗语，意为作好准备以便顺利地进行工作。——译者注】，因为我们既要求归还割地又要求归还赎金。就债约关系是从事物现状中产生的而言，同这些关系作斗争的方式则由纲领的另一部分指出来了。最后，人们对我们说，我们的要求是渺小的。这很像无政府主义者对我们提出的反驳，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对我们说，类似例如缩减工作日那样的要求是十分渺小的。按照他们的意见，应该从生产资料社会化开始。但这自然只是可笑的。当人们指责我们，似乎我们反对把土地变为社会所有的时候，他们忘记了，我们的最终目的恰恰在于把全部生产资料转交社会所有，而在通往这一最终目的的道路上，我们力争取得一系列局部的改革。归还割地的要求就属于局部的要求。但它有一个特点。它的目的是使我国社会现代化。我们的土地纲领本身所包括的只是这样的一些要求。当问题谈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我们坚持考茨基的观点，我们不认为必须制定一个特殊的土地纲领。我们离a la Darvid【大卫式的。David．Eduard(1863-1930)，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之一——译者注。】机会主义是遥远的。
现在转过来说李伯尔同志的反驳。是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有那些不得不在特殊条件下工作的组成部分，部有权提出这些条件所提出的要求。然而我们这些起草纲领的人应该以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观点来评价这些要求，根据它们是否符合这些原则来接受或者不接受它们(第198-199页)。
按照马霍夫同志的意见，归还赎金不仅是不适当的措施，而且是蛊惑人心的措施。为了让他放心，我提醒他注意1848年马克思在《Neue Rheinische Zeitung》【《新莱茵报》——译者注】上提出的要求，归还西里西亚的数十个亿的要求。因此在回答所谓机会主义的指责时，我只要说，这个指责也是针对马克思的。同时在马霍夫同志的论据本身中并没有暗示这种措施是蛊惑性的。甚至可以让农民互相分享所获得的金钱。我看不出用几千个亿来改善农民的经济有什么坏处。当然这种改善只会扩大农民之间的分化，但是我们不怕这个。至于李伯尔，那应该说，他的第二个发言不像第一个。开始他向我们谈到对待农民的总的要求，随后就指责对农业无产阶级没有提出要求，即要求具体化。我们当然不认为我们的纲领没有漏洞，但李伯尔同志没有指出这些漏洞。
转过来谈谈著名的黑土重分问题。人们对我们说：你们提出归还割地的要求时应当记住，农民走得比这些要求远些。这丝毫吓不住我们。实际上：我们懂得黑土重分的意义。恩格尔哈特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有趣的：“在农村，——他说，——最起劲地宣传黑±重公的正是很有钱的富农，他们指望从地上那里没收的土地将‘凭金钱’分享，即转到财主手里”。确实，这种拥护重分的运动乃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运动。我们当然没有义务积极地为资产阶级提出纲领，但如果在反对农奴制关系残余的斗争中农民走上了这条路，那么我们就不要去阻止这个进步的运动。我们的作用只在于：跟我们那些认为它是社会化起点的论敌社会主义者—革命者不同，我们把一切力量用来不让无产阶级对这个运动的结果留下任何幻想，用来揭露它的资产阶级性质。我们承认这种运动的可能性，我们要告诉自己：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不会阻止这个进程，像当年阿基米德对罗马军人叫喊的那样对它喊道：“停住，你会损坏我们的公式！”(第204页)
关于边区
我们的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主要着眼于俄罗斯的各种关系。这种情况的发生部分因为参加我们党的只有与农民没有关系的崩得以及还没有对这个问题作过任何考虑的高加索。自然，纲领中可以写进有关个别边区的问题。每个边区的同志们尽可以详细拟定自己的要求，只要它们不违反我们的一般原则，也不是过于琐碎，我们都会满意地把它们纳入纲领(第220页)。
关于自由主义者
发言中提到的说法几乎逐字逐句引自《共产党宣言》。并且我们认为我们的纲领中重复这种说法是有益的。我们之所以认为这是有益的，因为我们希望强调自已的观点同民粹派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的区别。民粹派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发表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的言论，他们确信政治自由的胜利会巩固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我们准备支持这一运动，因为它会帮助我们自己同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然而我们是按照同一本《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原则来支持这一运动的，我们一刻也不停止在工人头脑中提高他们的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敌对的对立性的意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它的支持本身不包含任何有害于我们的东西的缘故(第226——227页)。
我不懂我们究竟在争论什么。马尔丁诺夫同志说，我们应该支持的只是民主主义运动。喏，怎么处理种种自由主义运动？出来反对它们？我们不能这佯，不要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如此辛辣地嘲笑的那些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马尔丁诺夫同志说，我们不应该支持自由主义者，并对此作了解释。我们应该批判他们，揭露他们的不彻底性。这是对的。但我们也应当这样对待所谓社会革命党人。我们应当揭露他们的狭隘性，他们的局限性；我们应当告诉无产阶级，真正革命的现在只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然而在揭露除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外一切其他运动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时，我们必须向无产阶级说明，同专制制度相比，甚至不给普选权的立宪制度也是前进了一步，因此无产阶级不应当认为现存制度比这种立宪制度好。再说一遍，支持旨在反对现存制度的运动，不意味着对无产阶级说，这个运动是足够宽广的，我们的纲领决不说这个话(第228页)。
我可以简短，因为最后的反对意见没有给我们很多新东西。马尔丁诺夫同志提到可能处在革命和事物现有秩序之间的那些反政府阶层的存在。他向我们指出，我们应当在无产阶级心目中揭露这些阶层。我要问，值不值得在代表大会上讲如此众所周知的事情？代表大会应该珍惜自己的时间。向无产阶级说明我们党必须存在的那种宣传的第—句话应该是对其他一切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党和反对党的批判。拒绝这种批判对我们说来意味着签署死刑判决书。如果1793年的山岳派现在从棺材里站起来，那我们也一定会从我们的原则立场批判他们。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该在他们同现存制度作斗争时支持他们。马尔丁诺夫同志说，我们应当使自己同资产阶级政党对立起来，——这是无可争论的。整个问题在于我们将怎样做这件事。空想社会主义者，比如所谓“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就把自己同资产阶级政党对立起来了。他们向无产阶级证明说，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这样说就意味着把自己跟自由资产阶级对立起来，但不是支持它，而是支持警察国家。而我们的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就恰恰是用这种方式把自己跟自由资产阶级对立起来。我们把自己跟它对立起来的方式则不同。我们在支持自由资产阶级的同时要向无产阶级证明，自由资产阶级给予无产阶级的那种政治自由，对无产阶级虽然不无益处，但不是充分的．因此，无产阶级自己应当武装起来争取它所需要的权利。举例来说明我的意思。设想一个街区的、具体化的警察国家，同时设想一个跟城市警察分局局长进行斗争并希望从他那里为自己而不是为工人阶级夺回权利的资产者，最后设想一个注视着资产者同城市警察分局局长的斗争并问自己“我该怎么办？”的无产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回答说：“不要干预这场斗争，这是你的敌人们的家庭纠纷，——他们中间无论谁获胜。你都不会得到什么好处，或者甚至会失掉许多东西”。我们站在现代科学社会上主义立场上对无产阶级说：这场斗争的结局对你并非无关痛痒的，城市警察分局长从资产者那里遭到的每一个打击都是进步道路上向前迈进的一步。因此它会给你带来好处。不过资产者在同城市警察分局局长作斗争时考虑的不是你，而是他自己．况且它也对付不了警察分局长．因此你应当自己参加斗争。武装——用法国人的说法；——到牙齿，以便不仅推翻城市警察分局长，而且在资产者想夺走你的胜利果实时有能力给他以还击。这就是一切。如果(用李伯尔同志的话说)在我们党的传单中对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性强调得不够，那么在谈到我们党的刊物时，我们对此进行了讨论，这一指责同纲领没有丝毫关系。可以怀疑对我们和其他政党之间存在区别企图避而不谈的在任何场合下毕竟不是起草纲领草案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人们如此经常地在报刊上，在通信中，在会议上责备我们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太爱好辩论。那么究竟为什么我们这样爱好辩论呢？因为我们给自己许下了诺言，按照拉萨尔的说法，要用智慧之棒敲击任何—个站在无产阶级和鲜叫的无产阶级自我意识之间的人。因此没有理由担心我们对妥协的所谓爱好。我们的纲领草案从头到尾都是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精神的真正革命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可以完全心安理得地通过它的缘故。(第230-231页）
我们的决议指的不是《解放》杂志【《解放》杂志，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刊物。1902-1905年在斯图加特—巴黎出版。主编为彼•别•司徒卢威——译者注】，而是特定的自由主义流派，它的机关刊物就是《解放》杂志，——没有别的流派。工人对待这个派别的态度应该是鲜明的和确定的。在顽固保守分子的决议中恰恰没有一般原则，而是主要把注意力转向可能的协议，似乎这样的协议成了当前还没有的要务(第358页)。
关于党纲的意义
同志们，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党从现在起有了自己的纲领。针对纲领的某些部分提出了相当多的反对意见。代表大会没有同意其反对意见的那些同志仍然服从多数。我党党员必须尊重党纲。这当然不是说，一经通过的纲领是不能受到批评的。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承认批评自由。然而凡是希望仍然成为党员的人，都应该即使在自己的批评中也仍然站在纲领的基础上。不管怎么样，如此长久使我们全神贯注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所通过的纲领给了我国无产阶级一件牢固可靠的对敌斗争的武器(第234—235页)。
关于章程
我对所讨论的一条章程没有先入之见。还在今天早晨，听了对立双方的意见以后，我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关于这个问题谈得越多，我对发言人的讲话听得越是仔细，我心中就越是牢固地形成一种信念；真理在列宁一边。全都问题都归结为．怎样的分子可以加入我们党。按照列宁的草案，只有加入这一或另一组织的人才能视为党员。反对这个草案的人确信，这样会造成某种多余的困难。然而这些困难在什么地方呢？据说有些人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加入我们组织中的一个组织。然而为什么不能够呢？作为亲身参加了俄国革命组织的人。我要说，我不认为对于这种参加构成难以克服的障碍的客观条件是可能存在的。至于那些不愿意的先生们。我们也就不需要他们。这里有人说，某一类同情我们观点的教授可能觉得参加这个或另一个地方组织有损自己的尊严。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起恩格斯的一句话，他说，当你同教授打交道时，应该事先作好最坏的思想准备，(笑声)实际上，例子是极不妥当的。如果哪个古埃及学教授根据他熟记所有法老的名字和知道埃及人向公牛阿匹斯【阿匹斯(Apis)，古埃及宗教的公牛神。古埃及语作“哈匹”。阿匹斯原是尼罗河哈匹的化身，起初大概是专司繁衍牲畜的丰产神。其形象为一公牛，两角之间夹太阳张翼之徽。充当神牛的公牛必须黑色，前额有白色斑点。——译者注】提出的一切要求就认为加入我们的组织有损他的人格，那么我们不需要这种教授。说到党对站在组织之外的人的监督，这等于玩弄词句。事实上这样的监督不可能实现。阿克雪里罗得引证自己在70年代的流放生活是不对的。那时存在着组织得好和纪律严明的中心，在它周围存在着由它创立的各级组织，而在这些组织之外则是混乱、无政府状态。这种混乱状态的组成分子都自称是党员，然而事业并没有因此得到好处，而是遭受了损失。我们不需要效法70年代的无政府状态，而要避免它。马尔托夫草案的拥护者们说，自称党员的权利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如果在什么地方想起70年代的例子是有益的，那恰恰是这样的场合。当热里雅波夫在法庭上宣称他不是执行委员会成员，而只是它的受到第四等信任的代理人时，这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著名委员会的魅力。现在也将是这样。如果某个人说．他同情我们党，却不属于党，因为遗憾的是他不能满足党的一切要求。那只会提高党的威信。
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人们认为列宁的草案一旦通过就会对许多工人关上我们党的大门。希望入党的工人不怕加入组织。纪律对他们不可怕。害怕加入组织的是许多渗透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然而这正是好事。这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通常也都是各种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我们应该使他们离自己远些。列宁的草案能够成为防止他们闯进党内的屏障，光凭这一点所有反对机会主义的人都应该投票赞成这个草案(第249—246页)。
[1] 这里引用的页码指俄国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的页码（日内瓦1903）。——《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