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罢工、社会主义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

（载1903年9月1日《火星报》第47期）

　　众所周知，今年夏天的罢工不仅发生在南方，而且部分说来也发生在中部工业区。这些罢工再一次最鲜明最令人信服地表明，《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所捍卫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是何等的正确。这一策略的实质在于：作为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社会民主党利用工人同企业主的任何冲突以便尽可能更充分更全面地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主义者”却鼓吹所谓阶段理论，并且硬说，只有当政治要求在工人头脑中无需“革命霉菌”帮助而自发产生的时候才能开始同工人谈论政治，——捍卫相反的行动方式的社会民主党人则证明，工人同企业主的经济冲突在我国总是引起，而且不能不引起警察局的匪徒们出来保卫资本的神圣权利，同时我们党绝对必须（决不拖延地）支持工人们同这些匪徒进行必不可免的斗争，并利用这一斗争作为政治上教育无产阶级的不可替代的手段。一句话，具有这种思想方式的社会民主党人主动扮演“经济主义者”如此不明智地加以拒绝的那种“革命霉菌”角色。而这种角色原来是最有前途不过了。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社会民主党现在已经成为俄国社会发展有影响的因素。而且它越是热心地扮演自己的“霉菌”角色，它的社会影响就越是增长。不过为了能够扮演这种角色，我们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一度接受并久经考验的策略，以同样的努力既避免空想的“经济主义”的卡律布狄斯，又避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斯库拉【古希腊神话，斯库拉（Scylla）是福耳库斯和赫卡拉的女儿。这个怪物住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之间海峡中的一个洞穴中。她的对面住着另一个怪物卡律布狄斯（Charybdis）。航海者在两个怪物之间通过是危险的。但英雄俄底修斯却终于从他们中间通过了。——译者注】。

　　再说一遍，今年夏天的罢工再一次鲜明地证明我国革命社会民主党掌握的策略是正确的。就拿科斯特罗马的事件来说吧。在这里，运动的导火线是计件工资的降低，于是最初，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的群众开始骚动起来了。“应当指出，——我们的一位通讯记者说，——这全都是一些不为任何宣传所动的人，可以说是最原始的劳动者。他们受自发的经济力量的推动；他们想摆脱同新的规定的劳动报酬一起必然日益迫近的饥饿，而且他们还充满天真的信念，以为有人应当和能够替他们辩解，他们不停地寻找那些应该知道他们的人”。只有在两次徒劳的晋见省长和警察对这种“原始人”的无数挑剔之后事情才明显，——正如同一位通讯记者所说，——“省长不会帮助他们”，“应当靠自己的力量来制服固执的工厂主”。在刚刚形成的这种信念的影响下，工人们产生“走上街头，向整个城市宣告自己的处境和同工厂主开始的斗争”。由于我国的条件，这一行动必然会变成政治行动，而罢工者在市区的游行会变成政治示威。罢工者本人都或多或少清楚地懂得这一点：他们情愿同红旗走在一起，制红旗用的材料（一块红布）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按照我们这位通讯记者的话说——用最后一点值20戈比的东西买来的。光凭这一点，“原始的劳动者”事实上就肩并肩地同自己有觉悟的兄弟们站在一起了，而最近的事件只会巩固和扩大他同他们的精神联系。因此毫不奇怪，“不久以前对政治完全漠不关心的工人们争相阅读委员会出版的传单”（另一位通讯记者）。“革命霉菌”没有放过机会来影响罢工者的世界观，而以纯粹经济原因开始的运动便导致了科斯特罗马工人政治观点的扩大。这样就一定会实现在革命社会民主党不断影响下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

　　我们的科斯特罗马委员会在自己的6月1日呼吁书中说道：“政府是我们的敌人，同志们，应当像我们同我们的工厂老板作斗争那样同他们进行斗争。如果我们不进行反对专制政府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夺取政治自由，我们就决不会获得较好的生活，决不会从钱袋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我们需要自由以便组织罢工和要求自己的主人提高工资并改善劳动条件……我们需要自由以便组织大规模的工人会议和在会议上讨论自己的事务，讨论我们怎样获得较好的生活……我们需要自由以便组织经常性的工人联盟和工人协会，成立总金库来支持罢工工人，以便共同建立图书馆和购买书籍，这些书籍会向我们说明我们的处境和我们正在争取的东西，以便发给贫困的同志各种补助金……同志们，我们需要自由是为了提高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在政府和资本家面前捍卫自己的利益，力求建立这样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将不会有过寄生生活的资本家，人人都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以便有可能像人而不是像饥饿的狗一样生活。我们将齐心协力争取自由”等等。

　　这一切都是对的，这一切原本也都是应该对工人们说的，但我们要指出，这里涉及未来社会制度的那些话中有某种不明确的地方，由于这种不明确，这些话中所包含的思想大概不会对读者的理智产生应有的印象。同一个思想本来可以，也应当用另一种方式和更确切些表达出来，从而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把生产资料转为社会所有制。这个目的应该为无产阶级清楚地意识到，而且我们必须在劳资冲突的一切场合都指出这个目的，在所有这些场合工人们都情不自禁地开始考虑自己在现今社会中所处依附状态的原因。无论向工人说明政治自由的伟大意义对我们何等重要，我们都不应忘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的目的，任何政治运动都作为手段从属于它”，同时，如果在我们的书籍、小册子或呼吁书中目的在手段面前退居次要地位，我们就很难使工人们明白这个对他们极其重要的真理。诚然，在科斯特罗马委员会的传单中，人所共知的一些政治权利对工人的意义，也是从某些局部的、次要的经济目的的观点来说明的。但我们考虑的不是局部的和次要的目的，而恰恰是“伟大的目的”，即不是工人阶级依据自己的政治权利迫使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的那些改革，而是他们为了夺取政权而进行的、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那种革命。只有这种革命才会使工人阶级获得彻底的解放。然而遗憾的是，科斯特罗马委员会的呼吁书只是用不明显和不确切的说法对这一革命作了暗示。这份呼吁书的缺点也就在这里。我们必须避免这种不明显和不确切，因为如果它们在我们的文字宣传和口头宣传中成了习以为常的现象，那么区别革命社会民主党与那些想用关于社会改革的甜言蜜语来回避社会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分界线就会变得几乎看不出来。

　　在我国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社会运动越是有力地增长，这些资产阶级政党就会更多地发展起来，他们想模糊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自然而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意向就会更加坚决和对我们更加危险。这种意向的第一个（同样不可避免和自然而然的）表现是企图证明现在谈论社会主义是不适时的，因为现在应当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争取政治自由和争取工人局部的经济要求的斗争上面。

　　《解放》杂志通过它在敖德萨的那位通讯记者，已经部分地实现了这种企图。

　　这位记者在结束自己（刊登在该刊第4期（28）附录上）对敖德萨最近一次罢工的描述时写道：“呼吁社会支持罢工者以‘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结束。正是在这种呼吁书中这一口号未必是恰当的：可能有善良的公民和充分同情现今工人运动的人，然而他们不会完全赞成社会主义学说，也不会为这种学说牺牲金钱；应当找出一切人共有的、产生同情的基础，但未必可以认为无论对社会大多数人或者对大多数罢工者都不明白的社会主义思想是这样的基础”。

　　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了这位记者先生，那么“正是在这种呼吁书中”本来就不该谈论社会主义，主要因为社会主义思想是大多数罢工者不明白的。但是要知道，政治自由的思想大概也是那些按其智力发展还继续属于“原始劳动者”的罢工者不明白的。由此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正是在这份呼吁书中”原本同样不该提到政治自由思想呢？既然如此，“正是在这份”不幸的呼吁书中究竟原本可以提到什么呢？

　　按照记者先生的意思，社会主义思想也是“上流社会”大多数人不明白的。这自然是公正的。但该“上流社会”不明白这一思想远不等于这一思想是该“上流社会”所理解不了的。如果“上流社会”还没有理解它（虽然按其地位是能够理解它的），那么先进活动家的任务就在于帮助“上流社会”去掌握它。为此先进活动家不仅可以、而且一定要提到它，并在自己的呼吁书中说明它。自然，如果这一思想不符合“上流社会”的状况，如果它比方同“上流社会”的利益背道而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场合它对“上流社会”始终会是“不明白的”，既不会鼓舞“上流社会”的斗争渴望，也不会鼓舞它的自我牺牲精神。应当承认，《解放》杂志这位记者先生所指的恰恰是这种场合。大家知道，我国的“上流社会”是由所谓“上层阶级”的人们所组成，他们由于自己的那种地位注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明白”。正因为如此，这位记昔先生才发现在向这个社会呼吁时谈论社会主义是不适当的。但是第一，通讯记者先生忘记了，社会主义者也像其他凡人一样有要求真诚坦白的权利，因此他们能够认为对自己的真正意图保待外交式的沉默是有损于自己和自己党的。第二，那些不同情社会主义的“善良心肠的公民”中任何稍有理性的人都不难懂得，支持由于同企业主和警察局匪徒们的斗争而导致贫困的罢工者的家庭，还不等于促进社会主义立即胜利。如果这些可敬的公民如此“善良”，以致仅仅关于社会主义也许能够在多少遥远的将来取得胜利的思想就会打消他们作牺牲的任何兴致，那么，一个尊重自己和自己事业的党就完全不应该向这样的先生们吁请援助。至于靠忘记社会主义来找出“一切人共有的、产生同情的基础”的善良建议，那么这种基础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解放意向的基础，我们在自己的鼓动中是不能站在这个基础上面的，除非实行我们对之没有丝毫爱好的自杀。鉴于这一切，《解放》杂志推荐的这种外交手腕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我们的同情。革命社会民主党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沙皇专制制度最危险的敌人：唯有它能够培育、而且正在培育一支保证政治自由在我国取得胜利的社会力量。然而这个社会民主党在引导无产阶级进行同沙皇制度的斗争时，时刻不要停止在工人头脑中提高他们的利益跟剥削者的利益敌对对立性的鲜明意识。它坚定地确信，只有意识到这种对立性即转到社会主义立场的那个无产阶级，才有能力坚毅地和成功地同时捍卫自己本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自由的利益。而且它不怕大声地说出自己的这一坚定的信念，不管这一信念多么强烈违反某些“善良公民”的社会政治观点。自由事业现在同社会主义事业很紧密地联系着。而且这种联系自然不会被资产阶级外交家关于必须找出“一切人共有的、产生同情的基础”的多少机智的议论所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