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转向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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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转向西方

I

　　在混乱时代以后的3年中，莫斯科国的内部关系愈来愈多地呈现出东方大专制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性质。社会存在的这种发展过程，必然要影响于社会意识的发展过程。我们在事实上也相信，当时莫斯科人的政治概念是具有明显的东方色彩的。但在这同一时期，莫斯科国最初是非常缓慢地，后来却越来越迅速地转向西方^[1]。这种转向也不能不影响于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如所周知，一个国家在思想发展方面的对立影响的斗争，总是要给这个方面增添一些相当大的紧张因素。我们马上就可看到，十七世纪莫斯科罗斯的社会思想史就不是没有这种因素的。然而为了更好地阐明在思想发展方面的两种对立影响斗争的社会历史条件，最好再次探讨一下，为什么莫斯科罗斯恰好在其内部关系的性质比任何时候更为接近东方，而且仍在继续接近东方的时候，即为什么在它看来应该愈加对西方不感兴趣的时候，却开始转向西方。

　　不久以前，我国著名史学家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再次提出——虽然措辞不同——这一重要问题。他断言，他的许多先行者在这个问题上都抱着一种不恰当的方法论观点：“俄国因为终于认识到教育的利益，而开始向西方学习。俄国人开始到外国去（这时经常传说着一些笑话，表明他们当时是多么可笑），外国人也开始来到莫斯科——由于问题在于教育，所以外国人中以医生、药剂师、艺术家以及各种技师为主；逐渐开始了“文化交流”，在彼得时这曾顺利地使莫斯科的野人剃去自然长在下巴的胡须，而增加了大量头发，蓬松起伏，俨若假发。他们同时建造了舰队，最初开办初级学校，后来开办科学院，在这以后，前来俄国的，就不仅是药剂师和医师，而且有欧洲科学界的名人了。”^[2]

　　波克罗夫斯基预防人们责备他是进行讽刺，所以建议他的读者读读已故布里克涅尔的大量著作，因为在他的著作里，“大量的——有时是很珍贵的——实际材料，便是根据这一观点汇集起来的”。他还说：甚至索洛维约夫“也距离这种幼稚的学究气不很远”。

　　现在且对波克罗夫斯基的这一初步评语，做些研究。这种认为一个国家所以向另一国家学习，只是由于认识到教育的利益的观点，应该说是一种什么观点呢？这是一种典型的十八世纪启蒙学者的观点，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所以，许多研究俄国欧化问题的作家，都是唯心论者。这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说布里克涅尔到老还是抱住唯心主义观点不放，也是正确的；可以说，他的唯心主义观点时常是“幼稚的学究气”的观点^[3]。不过，我们即将看到，布里克涅尔自己在说明俄国欧化的过程时，并未能经常成为一个彻底的唯心论者。至于索洛维约夫，虽然对历史唯心主义时常作出很大贡献，但恰恰在俄国欧化问题上，与波克罗夫斯基所见相反，远远离开了启蒙学者的“幼稚的学究气”。

　　他写道：“俄国人民经过在八百年的东向运动之后，开始急剧地转向西方；经济和道德的破产要求转向，要求给人民生活以新的道路。”^[4]这几句话已充分明确地表明，索洛维约夫是根据俄国人民的经济需要，求得其从东方转向西方的最深刻原因的。用一个民族的经济需要来解释其历史的最重要转折时代，是没有历史唯心主义错误的。当然，他也提到莫斯科国的道德破产。但这也是无可否认的。此外，请注意，索洛维约夫指出“经济的破产”，先于道德的破产的。我们据此可以断言，他在研究俄国的欧化过程时，是接近于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历史观的。很可能，他自己并不明确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这一历史观。而且我们也没有根据认为他是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的。但是无论如何，在他尽管是不自觉地抛弃了唯心主义而接近于唯物主义观点的地方，责备他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那是不公平的。

II

　　的确，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自己也承认，俄国史学家很快便不再满足于将莫斯科罗斯比作一个中等学校的班级，而感到不得不“在莫斯科的土壤上探求欧化的具体明确的根源”。但他认为这些探求也都非常失败。“变革的客观需要第一次被说成是军事-财政的需要。俄国必须成为欧洲，因为不这样它便经不起同欧洲国家的竞争：这样可以简略地归结出新公式。留心的读者已可看出，在这个公式里还留下了什么奇切林—索洛维约夫式的形而上学。预先假定俄国为了某种目的而必须存在，这便是世界过程的目的之一。但是在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过程的计划，甚至在我们有重大的根据来怀疑这个计划的存在的时候，任何解释都是浮在天空的。任何解释都有如同义字的反复。俄国安然无恙，因为它能够成为欧洲，而它所以成为欧洲是为了要安然无恙：鸦片能催眠，因为它具有催眠力，如果它没有这种催眠力，它便不是鸦片了。”^[5]

　　老实说，尊敬的学者的这种推论，对我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他完全正确地指出我们有重大的根据来怀疑任何世界过程计划的存在，但不能据此便断定，用军事财政的需要来解释俄国的欧化，是“浮在天空”。这是不够的。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逻辑错误，并不是什么同义字的反复。根据波克罗夫斯基所说的情况，他们的错误是所谓循环论证（circulus vitiosus）。如果他们说：“俄国安然无恙是因为它能够成为欧洲，而它所以成为欧洲是因为它安然无恙。”我们便可以责备他们犯了这一逻辑错误，——与同义词反复有实质性差别的错误。然而根据我们作者的说法，他们的推论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说：“俄国安然无恙是因为它能够成为欧洲，而它所以成为欧洲，是为了要安然无恙。”这两句话在这里用一个语气词“而”连接起来，就内容说，其远非循环论证是同下面的两句话完全一样的：“焦万尼安然无恙，因为他在地震以前便离开了米新那，而他所以离开米新那是为了要安然无恙。”换言之，焦万尼预知灾难的到来，因为害怕罹难而离开了米新那。如果我是这样说的，那读者便可以问我：焦万尼是否真正预知地震的发生呢？在那样的条件下，他能否预知地震的发生呢？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必须对事情详加研究，才能解答。研究的结果可能暴露出我的错误，也许焦万尼离开米新那是由于其他目的，在他离开米新那的时候，一般不可能预知地震的发生。然而就令我在事实方面犯了错误，读者也完全不能说我的错误是违反逻辑。那些用军事—财政的需要来解释俄国欧化的史学家，也是没有犯违反逻辑的错误的。这里也只能提出事实问题：是否出现过这种需要呢？是否有了这种需要便足以使莫斯科罗斯转向西方呢？

　　我们现在便研究这些问题。但是预先必须指出以下情况。

　　按照波克罗夫斯基的说法，索洛维约夫和奇切林都想用“模糊的形而上学”把自己从“幼稚的学究气”中解救出来。毫无疑义，一个史学家如果说俄国的存在是世界过程的目的之一，那他便是陷进了“模糊的形而上学”。但索洛维约夫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只是指出，莫斯科罗斯因为想保持其生存，才学习西欧的技术。我在这里一般地没有看到形而上学，特别是没有看到模糊的形而上学。当然，关于事实，这里可能有可疑之处。可以设问：莫斯科罗斯确切地需要保持其生存么？这个问题是可以简单地解答的，除了一般的理由之外，还可举出一切共知的情况。试一回忆混乱时代——顺便指出，这个时代是同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俄国欧化过程开始的时期很接近的，下诺夫戈罗德的军人和地方人士在致各城市的文告里便写了下面的内容：

　　“许多假基督徒利用基督的话起来了。我们全国都受到他们的诱惑变得一团慌乱。内讧在俄罗斯国爆发了，而且持续了不少时间。反对我们自救的强盗——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看到我们之间的这种内讧，妄图摧残莫斯科国，而且上帝也让他们干出这种毒辣的阴谋。莫斯科国的所有城市休戚相关，在看到他们悖于真理的时候，发誓自强，——我们所有东正教的基督徒要团结相爱，不发动过去的那种内讧，把敌人从莫斯科国清除出去，等等等等”^[6]。

　　我们看到，撰写和散发这一文告的人士是坚信“俄国必须为了某种目的而存在”，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不难猜想，究竟为了什么目的。为了使俄国居民——即那些撰写这一文告，散发它或同情它的人们——不致受外国人的压迫和本国“盗贼”的摧残。既然他们有了这种出于最自然的生存愿望的信念，则我们为了说明俄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军事—财政需要的意义，便没有任何必要去求助于“世界过程的目的”，——事实上，这种目的根本就不仅是令人怀疑的。很可能，绝大多数莫斯科人——甚至那些出力恢复莫斯科国的阶级，——他们对于这个国家必须存在的信念，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变得明确，而在通常情况下，这种信念仍旧超出了他们的意识的范围。但是在他们之中的少数人中——即那些统治着国家的人们中——这种信念就在普通情况下也是明确的：因为他们的事情，就是要同国内外对国家有威胁的各种危险进行斗争。

III

　　我们知道，伊凡三世已邀请外国专家来俄国。如果我们说，他这样做是出于对教育的偏爱，那我们就是犯了米·尼·波克罗夫斯基所讥笑的那种方法论错误。但我们不那样说，因为我们从俄国史学家那里知道，他这位大公对教育的偏爱是由于哪些“具体和明显”的需要。例如，由于俄国史学家，我们才知道，最初伊凡三世派当地石匠在莫斯科建造乌斯彭斯克大教堂，但是这些石匠手艺不高明，建筑物在开始接拱顶时便倒塌了。于是，大公根据他的妻子索菲娅的建议，求助于威尼斯。从威尼斯聘来的亚里士多德·费奥拉文蒂（或费奥拉万蒂）顺利地建成了大教堂。这件事向我们明确地表明，意大利专家应召来到莫斯科，并非由于莫斯科居民对教育的不明确爱好，而是由于莫斯科的统治者有“具体和明显”的需要。学者们为了说明莫斯科大公求助于外国人而指出这种需要，难道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吗？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方法是同形而上学的方法直接对立的。

　　其次，费奥拉文蒂不仅建造了乌斯彭斯克大教堂；他还在莫斯科铸造了货币和大炮。他的这种活动同样满足了国家需要，指出这种需要是毫无形而上学之处的。在这里，一切都是再“具体”和“明显”不过的了。莫斯科国需要石造的建筑物和大炮；它需要铸币；最后，它的“统治者”有时需要医药帮助。于是，莫斯科政府从外国招聘“聪明的”石匠，“慈善的”药剂师，善于“攻占城市和大炮射击”的专家，等等。为要招聘外国专家，只需要一种先决条件：即政府相信外国的专家比莫斯科的“更聪明”，外国的药剂师比莫斯科的“更慈善”。在这一点上，政府是不难相信的：它在这方面从生活里获得了许多明显的教训，并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特别在军事方面。在伊凡雷帝的朝代里，莫斯科罗斯在东方及东南方获得许多很重大的胜利，但是当伊凡四世与西方邻国较量时，他却一败涂地。难道他不能懂得他的失败是由于西方军事技术优于莫斯科的军事技术吗？我不这样想。

　　波兰国王西吉兹蒙德—奥古斯特写信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说：“莫斯科的国王由于取得了运到纳尔瓦的物品而每天都增加其实力，因为运到纳尔瓦的不仅是商品，而且是他前此所未知的武器。他们运到那里的不仅是艺术制品，而且艺术家也来到了，他利用他们得到了战胜一切人的手段。陛下并非不知这一敌人的力量和他用以加诸本国臣民之上的权力。我们迄今所以能够打败他，只是由于他没有教育，不懂技艺。但如纳尔瓦继续通航，则前途如何，殊难逆料。”

　　我们是否说，西吉兹蒙德-奥古斯特感受到和表达了这种担忧，便是陷于“模糊的形而上学”呢？我们说，相反：他在这里表现为一个灵敏的实践家。但是我们要补充一句：莫斯科国王在这方面的灵敏度也不亚于他。如果他担心莫斯科国王在学到西方技术后会变得过于强大，那么，从莫斯科国王方面说，他是懂得了学习技术实为增加其强大程度所必需。索洛维约夫和其他同一流派的史学家所指出的也就是这一点。由于他们指出了这一点，他们便与形而上学风马牛不相及了。

　　在彼得取得政权以前，军事需要即已引起改革的思想，这是可从费多尔·阿列克谢维奇统治时发给戈利岑大公的指令里明显看出的，这个指令为索洛维约夫所引用：“伟大的国王知悉，在以往的军事冲突中，敌军在与国王的军队战斗时，显示了一些新的军事设想，他们想借此搜索，压倒国王的军队。对于敌人新想出的狡猾办法，必须在军人中加以研究并作出最好的安排，使他们在与敌人作战时有适当的戒备与防卫；过去的军事安排，凡在战斗中显得不利者，应加改善；其在对敌作战中显得适当者，则不要改变。”^[7]

　　在写这一指令的时候，莫斯科人必已深切了解，西方的“敌国”能够在军事上教给他们某些新东西。他们密切注视西方。但情况使他们与中国发生冲突，1687年10月，侍臣Ф.戈洛温在与中国谈判阿尔巴金问题时接到下述命令：“切实侦察和研究中国作战人员的情况，他们的战斗力如何，人数多少，民兵及部队编制如何，他们用的是野战战术还是水战战术，或是攻陷城市及要塞的战术，他们最欢喜和最习惯于哪种战术，他们在军事行动上同哪一民族相类似。”^[8]对于当时的“军事需要”的态度，可说是不能更审慎了。

　　由于“军事需要”这一莫斯科罗斯改革的根源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克柳切夫斯基说彼得改革，就其最初的设想而言，实质上是为了改造军队和扩充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只是逐渐地扩大了它的纲领，并“搅动了”俄国生活的全部陈腐霉菌，“激发了所有社会阶级”^[9]，这个思想，是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的。按照这个思想，可以明显地看出，彼得改革虽然从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看，乃是一种非常幸运的偶然性，但它始终受着社会政治生活客观逻辑的支配。这个思想是同形而上学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IV

　　在1639年用沙皇米哈伊尔的名义发给亚当·奥列阿里的文书里，我们读道：“我们获悉你对天文、地理、天体运行、土地测量及其他许多必需的技艺才智，很有造诣和素养，而我们，伟大的国王就需要这样的专家。”如果考虑到在这次正式承认“天文”、“地理”等科学的重要性以前两年，根据同一国王的指令，曾从拉丁文翻译了宇宙学著作，我们似乎会得出一种论断，以为莫斯科的统治者是由于对教育的抽象爱好而招请西方专家的。然而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他们所以要招请外国专家，是因为他们适合于满足伟大国王的某些实际需要；而在同他们有了更切近的认识之后，更可了解他们所以比莫斯科人更“伶俐”，乃是因为他们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莫斯科的统治者对这一点的了解是极端迟钝的，而且他们关于科学的概念也极为模糊，以致把科学的名称都曲解了。但是他们毕竟多少了解一些东西，所以开始谈论天文学，并命令翻译宇宙学。这距离采取认真的措施在莫斯科国普及自然科学认识，还是很远的^[10]。但关于这一点，现在不感兴趣。对于我们，在这里以及在克柳切夫斯基关于彼得大帝改革的见解里，重要的是指出了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一定的具体需要迫使莫斯科的统治者求助于外国专家，而同这些专家的更切近的认识使他们相信——如果相信了的话——莫斯科国同样需要理论知识。我们应该感谢像索洛维约夫这样的一些学者，是他们指出了这一点的。为什么要在他们背离形而上学的地方，责备他们陷于形而上学呢？

　　如果由于指出军事—财政需要，便以形而上学相责难，那就应最低限度同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位奠基人之一，即恩格斯加以同样的责难。请看他关于克里米亚战争对我国内部生活的影响是怎样说的：

　　“战争证明，甚至根据纯粹的军事观点，俄国也需要铁道和大工业。因此，政府开始关切资本家阶级的繁殖。……新的大资产阶级在铁道特权、保护关税及其他优越待遇的温室环境中得到尽力的培养。所有这一切既在城市也在农村引起了最完全的社会革命，在这种革命之下，思想运动一经开始便不可阻遏。年轻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在自由主义的立宪运动中得到反映，无产阶级的产生在通常称为虚无主义的运动中得到反映。”

　　恩格斯在这里所使用的方法，恰恰就是索洛维约夫、克柳切夫斯基和其他俄国学者在力图对彼得一世的改革作社会学解释时所使用的方法。

　　历史的过程用唯物主义来解释，要比用唯心主义来解释好得不可计量。为求表达得更明确些，应该说，历史过程的科学解释，只有在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时，才有可能。然而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眼界不能只限于经济。它不仅看到，而且一定要看到整个“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上产生，又经常对经济基础发生或大或小的强烈反影响。如果唯物主义者不愿考虑这种反影响，那他便违背了他自己的方法：从自己的眼界里取消“上层建筑”，并不等于从经济基础解释“上层建筑”的产生和“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影响。

V

　　我们不知道有这样的文明社会，它们可以不与邻邦发生接触。每一个文明社会都有一定的历史环境，这种环境必然影响于它的发展。每一个文明社会的历史环境都是互不相同的。这便给历史运动的过程带来多样化的因素。这便在很大的程度上解释了何以没有，也不可能有两个发展过程完全相同的社会。某一社会对另一社会的影响——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不是“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者”的虚构，而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事实。社会学家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有无这种相互影响，——这是无可怀疑的——而是这种影响首先通过什么途径发挥出来。以“见解”为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彻底唯心主义者认为，某一社会首先是通过自己的观念（“教育”）来影响另一社会的；这就他们的观点而言，是完全正确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丝毫不否认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思想影响。但是，根据他们的科学信念，思想影响的途径是由各国人民物质需要所制约的各种国际交往准备出来的。物质需要促使他们相互交换其经济活动的产品。人种学证明，这种交换在很低的经济发展阶段即已发生。但是，除了交换——交换本身在某些时候是时常与掠夺相结合的——物质需要也可引起社会之间（部落、城市、人民之间）的军事冲突^[11]。这种军事冲突逐渐产生一定的军事组织，其性质取决于这个社会所达到的经济发展程度。军事组织一经产生，便使一部分社会劳动脱离其原始的使命：为直接满足社会成员物质需要和为制造生产资料而生产各种产品。如果这个社会同处于更高发展阶段，因而具有更完善的军事技术的民族发生冲突，则在完全失败和丧失独立的威胁下，这个社会便不得不掌握这种更完善的军事技术。这种掌握的可能性以及其或多或少的特殊进程和掌握过程的速度，取决于落后社会的经济及在这种经济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关系。但更完善的军事技术是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产生的。因此就会掌握了更完善的军事技术，而落后国家的政治代表也会感到必须注意国内提倡一些生产和建立一些制度，这种生产和制度，若在其他条件下，是会完全不需要，或只有小得多的需要的。换言之，如果落后的国家没有一个由于更高的经济发展而具有更强大的军事技术的邻邦，其经济政策便不会采取这样的姿态。统治者开始创办工厂，采取发展贸易和工艺的措施，——总之，促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一个社会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军事需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这个基础的继续发展是有其巨大影响的。这一情况可在某些西方国家里看得很明显。普鲁士政府在同被革命的风暴振兴起来的法国进行较量、惨遭失败后，便实行许多改革，大大促进了这个国家的进一步经济发展。在莫斯科罗斯，也可看到同样的情况，只不过程度更大而已^[12]。

　　在类似的情况下，落后国家的政府必然起着或大或小的进步作用，这种作用使它能在一定时间内得到国内先进思想界的同情。只有彼得改革的进步意义才能解释别林斯基赞美彼得的观点，把他看作“使我们重获生命”的“神”。落后国家先进思想家和其政府的分歧，只是在政府完全放弃了进步作用以后——有时是在相当长久以后——才开始的。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历史辩证法，我们便对俄国社会思想史的整整一个时期不能理解。

　　波克罗夫斯基对于史学家一方面指出军事财政需要为彼得改革的原因，同时却不曾适当注意十七世纪莫斯科国民经济状况，表示不满。这一责备不是没有根据的。必须承认，直到现在，俄国（而且不只俄国）史学家都未充分注意研究经济关系的发展。直到现在，在他们的见解里每每对精确的政治经济知识表现出非常值得惋惜的匮乏。波克罗夫斯基以为，不预先研究十七世纪莫斯科国的经济，便不能理解彼得改革。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他本人也很难说完全精确地说明了这方面的情况。试举一例：

　　他写道：“罗曼诺夫家族的几个最早的沙皇，实际上垄断了所有最贵重的市场销售物产。长期住在俄国的柯林斯说：‘沙皇是本国的第一商人。'沙皇垄断的清单给我们提供了俄国输出贸易集中的一幅很有意义的图景，这种贸易为土著商业资本主义的成长建立了基础。”^[13]这幅图景的确是很有意义的。但它完全不是以证明莫斯科商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状况。沙皇为本国的第一商人，这一情况指明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很低及其社会关系与东方专制国家的社会关系的接近^[14]。在古埃及，国家元首也是第一商人。关于十七世纪莫斯科罗斯的经济不发达，波克罗夫斯基并未充分明显地加以说明^[15]。他说，十七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对于莫斯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都有极大的影响。这是对的^[16]。但他却未必充分注意到这种影响是在怎样的社会政治关系之下发生的^[17]。正由于他对于这种关系没有充分注意，所以他认为我们前此所述财政需要，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东西。事实上，完全可以理解，这种需要在一个以国王为第一商人的国家的往后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沙皇垄断本身是满足莫斯科国财政需要的一种手段，而这种需要的产生又是由于军事需要。由此可见，莫斯科政府的“商业资本主义”同军事财政需要有着密切的因果依存关系，将两者对立起来是没有根据的^[18]。

VI

　　无可争论，这一军事财政需要决定了在莫斯科国占上风的那种教育的影响。

　　以前，俄国书生都以认识自己对东正教的忠诚为满足。“不懂雄辩学、修辞学和哲学，但胸有基督智慧”。可是在十七世纪，莫斯科的东正教维护者却碰到一个可以用来识别“胸有基督智慧”的人们的准则问题。他们看到，莫斯科教会的礼仪与希腊教会的礼仪有许多不同。希腊教会不只一次对此提出责难。在尼空就任总主教职位以前不久，雅典教会的僧侣便宣布莫斯科用二指画十字为异教，烧毁了莫斯科的祈祷仪式书，甚至由于过度的宗教热情，要烧死保存这种书的僧侣——塞尔维亚人达马斯金。不仅如此。在斯拉夫文本的祷告和祈祷礼仪书里，发现了与希腊文本不同之处。为了决定这些偏差是否可以准许，为了研究清楚教会礼仪问题，必须求助于神学，而神学又依靠“雄辩学、修辞学和哲学”等辅助科学。总之，必须学习^[19]。对于教育的需要的认识，必然因当时历史环境的作用而加强。在十七世纪，东正教的莫斯科国家积极参加了东南罗斯反对天主教波兰的斗争。如果说军人用武器作斗争，那么，东正教的僧侣们便不免要同天主教进行思想斗争了。这一斗争在西部罗斯早就开始了；尽管莫斯科人对于西部罗斯东正教的主张的精微奥妙不感兴趣，但在十七世纪中叶，他们已不能对之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了。最后，如果莫斯科的牧师想要防止他的精神羊群受“异教”的侵害，而这“异教”的代表者又是政府招聘到莫斯科的外国人，那他们在这里也是不能没有“雄辩学、修辞学和哲学”的。所以我们看到，莫斯科在招聘西欧造炮专家和采矿师的同时，还召集了一些有学问的希腊人和西俄人，责成他们教育莫斯科的青年人。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菲拉列特总主教便在楚多沃修道院设立了一所学校，称为总主教学校。四十年代末，大贵族勒季谢夫在安德列耶夫修道院设立了一所学校，交给西俄的有学识僧侣主管。1679年设立了一所学校，称为埃林—希腊学校，后来改称斯拉夫—拉丁学校，再后又改称为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在这所学院里，讲授文法、诗歌、修辞学、雄辩学、哲学、神学、宗教法和民法。学院的章程草案是莫斯科教育史上声名赫赫的西俄人西梅翁·波洛茨基写的。

　　在希腊教育家和西俄教育家之间时常发生不协调和竞争。在建立学校的时候，关于学校应接近哪个类型：是接近希腊类型还是接近西俄类型问题有许多争论。

　　换句话说，在为了满足道德及宗教需要而进行的学校教育事业上，也发生了东方（希腊）影响和西方（基辅）影响的斗争。但是这种在同一思想领域里发生的两种影响的斗争，若与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两种知识部门——即技术部门和文学—神学部门——之间发生的两种影响的斗争相比，其历史意义是微不足道的。尽管莫斯科的僧侣极端需要充实他们的知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甚至本领不高的大炮技师和采矿人员也比最有学问的神学家和最慷慨激昂的“雄辩家”对莫斯科无比重要^[20]。莫斯科显然意识到这一点。克柳切夫斯基说：“基辅的学者所得到的奖偿，不及德国雇佣军官所得到的优厚。”^[21]我国为什么归根到底取得断然胜利的不是希腊的影响，也不是基辅的影响，而是西方国家的影响——尽管在莫斯科，人们由于天真糊涂，真正相信西方国家的基督居民是“非基督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异教”影响战胜东正教影响的社会学原因，索洛维约夫作了很好的说明：

　　“首先，必须摆脱经济不富裕状态，必须增加财富和加强力量——通过发展商业和各种企业来增加财富；必须获得海洋——而要获得海洋便须手中握有武器；必须放弃旧的打算，免除用礼品名义到克里米亚向鞑靼人交纳贡赋，为此必须掌握作战艺术，学会建造和驾驶船舶，建筑要塞。为了发展商业和增加财富，必须学会敷设道路，开凿运河——必须学会一切艺术和工艺”^[22]。

　　借写这几行的机会，我想再说一次，不能不作重大保留便将索洛维约夫算作历史唯心主义者和模糊的“形而上学者”。但是关于这一点，已经谈够了。

^[1] “罗斯从东方走向西方”……（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798页）。

^[2]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古代史》，第3卷，第76—77页。

^[3] 试举一例：布里克涅尔说，在鞑靼人入侵后，俄国社会政治关系开始呈现出东方的性质（orientalischer Charakter des Staats）。但是他用鞑靼化（Tatarisierung）一词来表示这种接近，却是完全错误的。他称鞑靼人为“草原骑士”，即游牧部落。因此，如果俄国“鞑靼化”了，则居民的职业及其相互关系便应愈来愈加同游牧民族所特有的那种职业和相互关系相类似了。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完全另一种情况。不错，东北罗斯从鞑靼人因袭了某些语词和习惯。但这种因袭只是表面的。大俄罗斯国的内部生活所模仿的不是游牧部落的生活，而是东方大农业专制国家的生活。这些专制国家也都遭受“草原骑士”的折磨，而且在“文化”方面也都从他们那里有所因袭。然而毫无疑义，所有东方专制国家同“草原骑士”冲突的影响下，都愈来愈加发展了距离游牧部落所特有的那些社会政治关系愈来愈远的社会政治关系。布里克涅尔所以没有看到这一情况，就是因为他虽然想用“文化”发展过程来解释历史的过程，但他对文化发展的动因的一般观点，却仍旧是纯粹唯心主义的。他是这样推论的：鞑靼人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由于他们的入侵，罗斯便比以前更不开化了。这就是说，罗斯是“鞑靼化”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布里克涅尔显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无所知的——游牧部落对于农业民族的内部关系发展过程的影响，是要复杂得多的。

^[4] 《俄国史》，第3卷，第803页。

^[5] 《俄国史》，第3卷，第78页。

^[6]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2卷，第1012页。

^[7] 《俄国史》，第3卷，第876页。

^[8]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1029页。

^[9]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4卷，第291—292页。

^[10] 在米哈伊尔朝代，曾正式承认伟大的国王需要懂得天文的专家。但在“百项决议集宗教会议”上，沙皇却说天文学是一种“异教徒的智慧”。莫斯科的奥勃洛莫夫（冈察洛夫小说中主角，指委靡不振。——校者）特性，毕竟前进了，虽然前进得非常缓慢。

^[11] “你们是否同邻近的部落打仗呢？——斯坦利曾问赤道非洲一个部落的代表。这位代表答道：不打，不过有时我们的小伙子到邻近部落的森林去打猎。有时我们的邻人也到我们森林中来。这时我们便打起来了，不到他们打胜或我们打胜不止。”（斯坦利：《在非洲的愚昧中》，（Stanley，Dans les ténèbres de l'Afrique. ）巴黎，1890年，第2卷，第91页）“所有的非洲战争都是为了达到两种目的之一抢夺牲畜或劫夺俘虏。”（白尔敦：《东非大湖旅行记》，（Burton Voyage aux grands lacs de l'Afrique Orientale. ）巴黎，1862年，第666页）俘虏以奴隶身份为主人工作或被出卖。

^[12] “彼得需要钱，必须开辟国家收入的新财源。对充实国库的关怀，沉重地压迫着他，使他想到只有根本改善国民经济，才能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彼得认为发展民族工业和贸易便是达到这种改善的途径。所以他利用他的整个经济政策来促进贸易和工业的发展。”（普拉托诺夫：《俄国史讲义》，第488页）波克罗夫斯基却恰好把下述见解说成是历史唯心主义：“因为问题涉及教育，所以在外国人中，将医生、药剂师、艺术家和各式各样的技术人员提到首要地位（着重点是著者所加）。”这里的“因为……所以”使我感到惊异。历史唯心主义提到首要地位的不是技术、医学、药房，而是人们的“见解”，即他们的一般宇宙观。药房和技术则是有着强烈的唯物主义气味的。

^[13]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史》，第3卷，第91页。

^[14] 莫斯科国的经济落后一方面使俄国商人对外国商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同时又巩固了莫斯科商人等级观点中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就可看到。

^[15] 他自己就公正地指出，在这种情形下，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所引述的基勒布格尔的意见，以为俄国人从上层到下层都爱好商业，是什么也不能证明的（波克学夫斯基：《俄国史》，第3卷，第79页）。他还可补充说，根据外国旅行家的证词，中国的城市居民是向来喜欢经商的。“他们是真正天生的商人”，——埃·科尔洪在谈到中国城市居民时说：——“在生活的一切场合里，甚至在最少涉及商业的场合里，他们，如果可以这样说，也想的是钱”……（引自埃利泽和奥·列克柳：《中国帝国》，第520—521页）。但是，尽人皆知，商业的爱好并没有妨碍中国人在“商业资本主义”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欧。基勒布格尔说，莫斯科的商店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既小又窄，卖主在里面很难转身。在爱好商业的中国，大多数商店的情况直到最近也是这样。“商业爱好”本身什么也不能证明，还可从这样的事实中明显看出：即某些勉强达到中级野蛮状态的非洲部落，也是爱好商业的。

^[16]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史》，第3卷，第101页。

^[17] 这种影响怎样巨大，可从下述事实中看出。荷兰人安德列·温尼乌斯于1632年获得在土拉附近建造工厂的租让权；为了保证工厂对工人的需要，遂指定宫廷所属的一整个乡区为这些工厂提供工人。西方的工厂工业是在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产生的。顺便指出，土拉的工厂是在同波兰作战以前建立的，其创办人有廉价向莫斯科政府提供大炮、圆形炮弹、武器及各种铁的义务。由此可见，政府在支持温尼乌斯的企业时追求何种目的。

^[18] 沙皇的贸易垄断不仅为莫斯科国的经济落后所产生，而且支持了这种落后。普斯科夫的编年史家抱怨1636年剥夺了普斯科夫人经营亚麻贸易的权利。“派来的莫斯科客人，奉命按照莫斯科规定的价格为国王收购，寺院和所有的人都受到很大亏损，货币奇劣，价格不自由，收购不受欢迎，一切都很可悲，说不出的仇恨，到处受到约束，谁也不敢买卖。”（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2卷，第1340页）

^[19] 我们前已知悉的加济主教派西·李加里德说，异教——即分裂教派的运动——所以在崇奉基督的俄国泛滥，是由于缺乏国民学校和图书馆。他还说，如果有人问他：“教会和国家的支柱是什么？”那他会回答说：“第一是学校，第二是学校，第三还是学校。”莫斯科僧侣们的无知，是在“百项决议集”的宗教会议上就被公认的。

^[20] 叶皮法尼伊·斯拉维涅茨基在他的一次布道中对东正教听众叫嚷：“要把我们心地残酷的硬化粉碎，要对发射器摆脱我们旧的罪恶，要把我们的聪明耗尽不结果实的田地，扼杀者的罪恶使我们的灵魂发出恶臭，要抛弃热情，我们要从灵魂的死亡中解放。……”在当时教会修辞班上这也许是漂亮的，但从国家需要的观点来看，这也许不值得好好地写。

^[21] 《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356页。

^[22]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2卷，第8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