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俄〕普列汉诺夫 -> 俄国社会思想史（1909—1916）
第三卷
第三部分 彼得改革后的俄国社会思想运动（续）
第七章 18世纪的西方社会思想及其对俄国的影响（续）
I
温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仅仅法国人，他们对我国学术的促进作用，要比整个欧洲加在一起，还要大得多。这最少对我国18世纪的先进社会思想来说，是完全正确的。我国先进社会思想从法国影响中得到的教益，要比从其余整个欧洲影响中得到的多得多。实在说，当时，其余整个欧洲也都处于法国的有力影响之下[1]。因此，我们必须对那时先进法国人的意图、观点和爱好，作一些较为深入的了解。
我在提到法国启蒙思想家时，不只一次说过：他们是第三等级同僧侣贵族和世俗贵族斗争的思想代表人物。但是，就社会成分说，第三等级并不是铁板一块。属于这一等级的，既有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的那些社会成分，又有后来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些社会成分。当时在第三等级的内部，业已存在和逐步发展着各种经济矛盾。这些矛盾决定了下一世纪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进程。很自然，这些矛盾，在当时尽管还不很发展，但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全部观点——当然，首先是经济和政治观点，却不能不发生影响。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
18世纪的法国，对经济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马克思推崇法国重农学派，不是偶然的。但是，重农学派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为由自然界本身决定的。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文明社会的《自然的和必不可少的制度》。他们教导说，在这种社会里，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纯收入。这种纯收入就是剩余价值。到底哪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是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作了大量研究。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眼光的范围内分析资本”的功绩，属于重农学派[2]。
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是：生产资料不属于劳动者，劳动者所有的只是本身的劳动力，因而不得不在市场上把这种劳动力出售；生产资料属于企业家；企业家购买劳动力，迫使劳动者把它使用出来。企业家和工人组成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最主要阶级。除这两个阶级外，还有一个地主阶级。这个阶级有些地方，也扮演着企业家的角色。就是这样一个由地主、企业家和雇佣工人构成的社会，按照重农学派的学说，乃是一种自然的制度。这个学派的鼻祖魁奈证明，如果在法国建立这样的制度，则利莫大焉。诚然，在他认为农业劳动是唯一能够创造“纯收入”的劳动时，他所说明的，主要是——如果不说纯粹是——农业范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过，这是细节，完全不足以减少重农学派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特性[3]。
如果我们从经济学家转而看看当时一般称为哲学家[4]的作家，我们就可看到，他们都是把资本主义关系看作自然的生产关系的。例如，伏尔泰在所著《L’homme aux quarante ècus》（有40个银币的人）里虽曾机智地嘲笑重农学派的单一税要求，却在自己所著《哲学词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中十分坚定地说：
“人类就其现状而言，其存在是不能没有大量一无所有的有用的人们的，因为富人显然不会抛弃自己的土地去耕种你的土地；而如果你需要一双鞋子，则缝制它的，绝不会是多少有些社会地位的人们
[5]。因此，平等是一种最自然的东西，同时又是一种最难实现的东西。”
换言之，没有什么比权利平等更自然，也没有什么比经济平等的要求更不现实。这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共同观点。排除经济平等的资产阶级制度，达到这样à l’ordre du jour（议事日程）的阶段，甚至那些在理论上欣赏共产主义制度的作家，也都认为这个制度在现时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6]。
从这方面说，实质上，各式各样先进作家之间的差别，在于一部分人认为经济不平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从而力图揭示其有利于国民经济的优点，——魁奈及其门徒就是这样主张的；另一部分人则将这种不平等作为一种必要的邪恶而加以容忍，一方面指明它的有害后果，同时力图设想出一些能够减轻这些后果的措施。属于这后一类的作家，有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7]。
经济平等不可能的信念，从启蒙思想家流传到大革命的活动家。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巴贝夫及其同志），甚至最极端的革命派也认为经济平等是一种既不可能实现，又有害于他们事业的空想而加以否定。
不仅这样。18世纪启蒙思想家关于经济平等不可能的信念，更为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所继承。他们与共产主义者相反，也只是要减弱这种不平等，而不是取消它。
II
事物的自然秩序统治于一切地方，只要在这些地方它未为这样或那样的特殊情况所破坏。伏尔泰认为，甚至在“野蛮”社会，也存在着他坚信为文明国家所需要的经济关系。“我们的法律是谁制定的呢？”——在他的一篇著作里，野蛮人问道。“是社会利益制定的”，——野蛮人回答。“我想借此说明：那些占有椰子和老玉米的人们，禁止外人染指他们的这些东西；而那些没有这些东西的人们则必须工作，才能取得食用这些东西的若干部分的权利。我在我国和贵国所看到的一切都表明，其他法律精神都是不存在的（暗指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Esprit des lois））”。
自然的“法的精神”不仅应该决定公民权利，而且应该决定政治权利。伏尔泰也许会大吃一惊，如果对他说，“他的”弗尔尼庄园中的农民，甚至他的仆人，都应像他这位开明的弗尔尼庄园的地主以及其他“上流社会”的人们一样，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
狄德罗在他的《百科全书》里，表示支持代议制。但是，他只承认有产者的选举权。他说：“私有财产创造公民。任何在国内有财产的人，都会关切国家的幸福。”（“C’est la propriété qui fait le citoyen；tout homme qui possède dans l’état，est intéressé au bien de l’état”）由于在当时的国家里存在着若干具有一定政治特权的等级，所以狄德罗觉得必须说明：这些特权不应扩大到代表权上去。“无论某种相对的关系使人们处于怎样的地位，人们是作为私有主而取得代表权的。”[8]这就是说，政治权利应取决于人的阶级地位，而不应取决于他对这个或那个等级的隶属关系。当时，狄德罗在启蒙思想家中是一个极端分子[9]。
尽人皆知，后来法国立宪会议只承认适合一定财产要求的“积极公民”才有选举权。这表明，参加立宪会议的大多数代表都同意以财产为选举权来源的观点。
法国启蒙思想家由于是以第三等级思想家的身份发言，所以在这个等级的富有分子的利益与无产者的利益相矛盾时，他们是维护富有者的利益的。他们的思想解放斗争是在“资产阶级世界观范围之内”的斗争。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如果说他们在一切时候，一切地方都是有意识地维护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的利益，那也是极端错误的。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记》一书中精辟地指出：“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资产阶级民主派。——普列汉诺夫注）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10]
此外，马克思还补充说：“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如此。”[11]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启蒙思想家的改良意图没有超过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社会环境的范围。但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矛盾，当时暴露得还不显著。因此，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当然要显得比现时好得不可计量。可以进一步说，当启蒙思想家维护私有者的权利时，他们所考虑的不是剥削者，而是被剥削者。
试举一例，卢梭在他所著《爱弥儿》一书中说：私有观念甚至应在自由观念之前灌输给儿童。根据这点（此处原书有脱落——译者）……但请注意一读《爱弥儿》第2卷的有关地方，就可看到，这种攻击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应该怎样给儿童灌输私有观念呢？按照卢梭的意见，应该给儿童讲明，物品是用自己的劳动将其生产出来的人们的财产。请看，这全然不是资本主义的财产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如拉萨尔所精辟地表述，财产是一种异化的东西（Eigenthum ist Fremdenthum），因为富人的收入不是由他自己的劳动，而是由他人的劳动，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私有财产的主要基础是私有者的劳动。因此，珍视劳动群众利益的人们坚定不移地、热情地维护私有财产。然而劳动群众之受剥削，并不仅是通过雇佣。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劳动群众往往处于对统治阶层的法律附属地位，他们必须将其劳动产品的或大或小部分交纳给这个统治阶层。在这种情况下，“私有者”观念可能有双重意义。“私有者”既可以是那些有权向生产者征收一定贡赋的人们；又可能是那些必须交付这种贡赋的人们，即生产者。当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社会秩序趋于崩溃时，统治阶层的思想代表人物将贡赋收受者理解为私有主，而被统治阶层的思想代表人物则认为私有主是那些交纳贡赋的人们。在这后一阶层的思想代表人物捍卫私有权时，他们所维护的是被剥削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剥削阶级的利益。18世纪法国第三等级思想代表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当时的法国，资本主义关系尚未成为统治的关系；同时，某些对生产者的旧的、封建的剥削形式，仍然继续存在[12]。
剥削观念本身是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我在另一地方说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只知道两种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收入：地租和资本利息，而企业家的收入，在他们看来，则是劳动者报酬的一种形式。这一点必须记住，才能对法国启蒙思想家，最少是对他们的左翼的思想方式有所理解。
我指出了卢梭在许多方面与启蒙思想家有分歧。但在这个场合中，卢梭的观点，却是与启蒙思想家完全一致的[13]。我所以特别引述卢梭的话，唯一的原因在于我觉得他的范例是最明显不过的。
毋庸争论，当人们不超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围——在这里应该说，当人们没有客观的可能，因而也就没有主观的、心理的可能超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围，——而维护被剥削者的利益时，他们必然要陷于矛盾之中。法国启蒙思想家，特别是那些属于温和派的启蒙思想家，都陷进了这种矛盾。例如，怀疑论者的伏尔泰尽管同天主教进行过残酷的斗争，却竟然说什么生前作恶，死后报应，这同他的灵魂哲学观点是水火不相容的；而他所以这样说，主要是为了教训劳动群众。他经常坚决否定唯物论，而他所以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他未能摆脱唯灵论的物质观，而且是因为他对于唯物主义宣传给社会安宁带来的有害后果（les Conséquences dangereuses），深感恐惧[14]。他未能理解唯灵论观点的没有根据，也是因为这同一种（只是不自觉的）恐惧的缘故。对他说来，从资产阶级社会观点看来是有益的东西，比在理论意义上属于真理的东西更为重要。也许可以称他为现代实用主义者的先驱。不过，对他有利的是，在他和现代实用主义者之间，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在伏尔泰的时代，资产阶级制度不仅没有陈腐，而是相反，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生命力，越来越广泛地扩展了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方面。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只要它没有度过自己这一发展阶段，——如恩格斯在与杜林争论中所正确地指出，——即使在这个制度下注定要遭受不幸的人们，也会兴高采烈地欢迎它。如果某一作家以这个新秩序的思想代表人物的身份发言，有时虽是更多地以利益的考虑而较少以理论真理的要求为指导，但归根到底，这并不妨碍他为进步事业服务。因为他心目中的利益，说到底乃是社会利益。然而当代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生活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业已过时，业已成为“旧秩序”的时代，已经不能援引这一有利情况，而这一情况的重大意义，则是任何一个科学地认识社会思想史的学者所必须承认的。
III
黑格尔称法国启蒙哲学的时代为光辉的日出（ein herrlicher Sonnenaufgang）。这个时代所以具有这种特性，是因为它把一切旧信仰、旧传说、旧制度都召唤到理性的法庭之前，予以审判。尽管理性在对于这一切作出裁判时没有越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围。但是在当时，这个范围是这样广阔，用同一个黑格尔的话说，它使世界渗透了精神的热情。启蒙思想家是一切使用这样或那样方法去镇压旧秩序的人们的辩护士。为了深信这一点，必须对当时的，比方说，戏剧创作，予以追述。
哲学占领了舞台，将它转变为传播解放思想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我在前面已经不只一次指出，启蒙思想家曾同君主专制妥协。但是，他们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实行妥协。这个条件就是：君主专制必须为启蒙事业服务。伏尔泰的诽谤者们直到现在还时常攻击他曾给登位的国王献了无数颂词。但是第一，他们没有看到，伏尔泰所以奉承这些权贵，是因为他希望推动他们去同他所仇恨的偏见和制度作斗争。第二，他们忘记了他在所写悲剧里，曾给掌权者以怎样的教训。冯腾（А.Фонтен）将科尔尼勒（Корнель）所写的《奥狄浦斯》同伏尔泰所写的《奥狄浦斯》[15]加以比较，绝妙地说明了法国知识界情绪的改变。我们在科尔尼勒的作品里看到最能说明17世纪法国特点的语句：
相反，在伏尔泰的剧作里，奥狄浦斯却说道：
这是在君主对待臣民的关系的观点上的一个大变革。同时，在关于王权的法律基础的认识上，也发生了与此不相上下的变革。在《米洛卜》里，伏尔泰通过波里逢迪的口宣布：
君主的第一件事是做个幸福的士兵，
只要对国家有利，
就毋须恪守祖训。
关于国王，他的布洛迪说道：
背叛祖先，
他废止了我们的誓言；
依靠罗马法，
他就敢于做个不忠祖训的人。
罗马不再是奴隶，
他已独自成为叛徒。 |
对于天主教的僧侣，伏尔泰奉承的言论就更少了，当时谁都了解，他在下面所宣告的，主要是对这种僧侣的抨击：
我们的神父
不是虚无恐怖者所想象的那样，
我们的轻信
反把他们装扮成有才能的人。 |
至于他的《穆罕默德》就更不用说了。他在这里表达了当时统治于启蒙思想家之间的宗教起源观点。然而伏尔泰不是一人，追随着他的有许许多多作家，这些人虽然没有他那样大的天才，却都同意他的观点。在马蒙泰尔的剧作（La mort d’Hercules 《黑尔库力士之死》）里，第扬尼拉由于先知者宣布泽列拉要求以人作为供奉，向第姆逢特慨叹道：
你敢对我揭穿一个丑恶的神话吗？
嗯，一个相当凶狠的骗子
正在他们的庙里，
把灵魂交给上帝
就以上帝的口气说话。
你听到他的可怕的怒声吗？
现在剩下一条七头蛇
需要制伏，
七头蛇就是过错，
大胆地埋葬它吧！ |
这同伏尔泰的《ecrasons linfâme！》（раздвитегадину！不宽容！）简直是一模一样。
但是法国的古典悲剧，在其鼎盛时期，是贵族社会的概念和趣味的最鲜明表现。它已不完全符合与贵族进行斗争的第三等级的心理了。资产阶级的戏剧是这个等级的解放努力在文学上的成果，它的创作者之一便是著名的《百科全书》主编狄德罗。如果说，资产阶级戏剧没有显示出艺术的美，但它毫无疑问，对于传播解放思想，却大有贡献。它的创作，本来就是为了宣传这种思想的。当时的悲剧就凭如下这一点，已不能满足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需要：即按照旧的规章，只有位高望重的人物，才能成为悲剧的主角。梅西埃（S.Mercier）在1770年7月10日给汤玛的信中说道：“都以为悲剧应由国王来演，都把外表的伟大当作实际的伟大。诗人……使人们的认识走入歧途，——我敢说，他欺骗了我们。我想，应该向他们指明：勇敢、豪迈和德行都属于社会上的愚昧阶级（aux classes obscures de la société），每一个人，只要他完成了从他的社会地位中产生的义务，他就可以希望成为同代人和后代人心目中的英雄。人就是一切，刺激因素是无足轻重的。”[16]
天主教的僧侣坚称，人的本性遭到亚当和夏娃的罪恶行为的破坏。启蒙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却完全不同。他们当中有些人以为，人就其本性而言不恶，亦不善，他是随着自己发展的环境而变恶或变善的。另一些人则同意卢梭的意见，认为自然使人为善，人只是在社会里变坏的。无论如何，这两种人都坚决反对教会的观点。曾是最著名的资产阶级戏剧理论家之一的梅西埃说：“诗人应该相信，人生来就善……如果我认为他生而恶，我就会折断我的笔，让墨水在我的墨水瓶中干掉。你是谁，敢断言人是生而恶？魔鬼，谁教育你的？人们真正是生来就亲如兄弟哟！一切铺天盖地的巨大迫害，一切巨大的罪恶，都是为幽灵而作的。人们在想象中都充满了幽灵，并因幽魂而激动。”
所谓“幽灵”，应理解为宗教迷信；而所谓为幽灵而作的罪恶，则应理解为像巴托罗缪之夜[17]那样的血腥历史事件和一般宗教迫害。因此，梅西埃的愤激言辞，在这里是直接地、坚决地指向僧侣的。但是在18世纪的自由主义剧作家中，无论是他或别人，都毫不认为人类的本性只是在宗教“幽灵”的影响之下变坏的。资产阶级的戏剧对于那些并不包含什么“幽灵”的社会制度，对最高等级的任何特权，都提出了抗议。剧作家们将这些特权看为歪曲人性的根本原因。同时，特权的占有者被描写得比特权的受害者更坏（当然，这同实际情况是并不矛盾的）。格弗说：“在1760到1790年间，存在着两种关于人性的相反偏见：如果出现了两个出身不同的子女，那就可以相信，贵族子女会秉承种种可笑的姿态，种种巨大的缺陷乃至下流的恶行，而青年的平民知识分子却显示着最善良和最高贵的情操。”[18]
子女是在家庭中受教育的。毫无疑问，当时的资产阶级家庭是一个比贵族家庭更为健康的社会机体。因此，毫不奇怪，资产阶级的戏剧要对这两种不同的家庭关系，予以不一样的评价。它在描写贵族家庭时，总是迫使夫妇相互间不守贞操，迫使子女在没有道德规范中成长，模仿恶言恶行；而与此相反，对于资产阶级或农民家庭，则描写得既和睦，又幸福，其家庭成员之间，笼罩着相互眷恋的感情[19]。
我们在绘画中也看到同样的情形：格勒兹用画笔高度赞扬小市民和农民的道德。这引起了狄德罗和他的写作同人的热烈称许[20]。
至于喜剧，谁不知道莫里哀的《贵族中的小市民》一剧？这位小市民的学习优雅的贵族礼貌的可笑努力，现在还使我们心旷神怡。梅西埃责备莫里哀不该通过若尔当去嘲笑“简单而纯洁的诚实性格”，和“侮辱国家最受尊敬的等级，或者说得更正确些，侮辱那个构成国家的等级——资产阶级”[21]。所以，如果17世纪的法国喜剧给世界奉献了若尔当，那么，在下一世纪，它便会贡献出万德尔克——父亲，这个角色不但不使观众发笑，而且由于行为高贵，使他们深受感动，此外，他还几乎是令人鼓舞地宣扬了商业的道德优点[22]。
狄德罗由于非常明显的心理原因，一方面为西登的剧本感到高兴，同时却抱怨法国喜剧对仆人的不公正。后来，鲍马舍在所写剧本《塞维尔的理发师》（1775）和《费加罗的婚礼》（1784）里，为仆人进行了报复。他给仆人安排了比显赫贵族好得不可计量的角色，而且通过费加罗的唇舌宣称，如果按照对仆人的要求来判断，那就会找不出有多少主人配坐在主人的位置上。这虽是一句戏言，却是非常辛辣的。机智而欢快的费加罗还善于发表严肃的议论；而当他严肃地发表议论时，他的话往往带有威胁。
这种威胁，由梅西埃的《L’indigent》（《穷人》）一剧中的贫苦织布工约哲尔说出来时，显得更为响亮。约哲尔和他的妹妹住在一小间陋室里，他们拼命工作，想勉强度过艰难的岁月，此外他们还想把他们的父亲从监狱里赎出来。父亲入狱是因为他被当局指定出席纳税会议——即著名的“taile”（“人头税”）——但他不愿查封穷苦的欠税人的财产。雇佣他们劳动的承包商付给他们的报酬很少，而生活费用却很昂贵，所以约哲尔愤然写道：“我所以穷，只是因为富人太多了。”（“Je ne suis pauvre que parce qu’il y a trop de riches.”）
路易十四不能容忍荷兰的绘画。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同他的继位者不喜欢资产阶级戏剧一样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值得奇怪的是，特权社会对于第三等级思想代表的文学艺术倾向，不曾给予更猛烈的反击；就是对于他们的社会政治学说，也不曾给予有力的反击，而这种学说的逻辑结论，则是推翻旧秩序。贵族社会对于经常存在于社会生活的现象和社会意识的作品之间的关系，是很不理解的。
像格勒兹的绘画一样，资产阶级的戏剧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769年某一法国剧院的经理想演出《哈姆雷特》，他将这个打算通知了坐在剧院大厅里的观众。可是观众却高喊：“Point d’Hamlet！Le pére de famille！”（“不要哈姆雷特！要一家之主！”）[23]
IV
引起文学艺术新趋向的社会原因，造成了在总体上构成18世纪哲学的各种思想在法国的广泛传播。就其理论内容说，这个哲学是对等级君主制全盛时代风靡法国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直接和无情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在它的拥护者认为自己是唯物主义的敌人的时候，它也是唯物主义的。任何时候都坚决反对唯物主义的伏尔泰就曾像一个唯物主义者那样高谈阔论。每当他不满足于对一切学派的思想家发出俏皮轻薄的怀疑主义的批评和对《形而上学者》加以恶毒的嘲讽时，他总是不辞辛劳地严肃考虑一切哲学的根本问题：主观和客观，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他说：“我即身体，所以我思维；此外，我一无所知。”如果这是怀疑论，那也显然是这样一种怀疑论，这种怀疑论对于唯物主义者关于物质能够不要其他非物质实体的帮助而感觉和思维的学说，是不适用的。
如果他一方面接受唯物主义的前提，同时却否定唯物主义的结论，则他们这种不彻底性，如前所说，部分地是由于他尚未能摆脱长期以来蒙受的唯灵论概念的影响，部分地是由于我称之为他的实用主义的东西，也就是他不愿意支持在他看来有害于社会安宁的哲学真理。
伏尔泰所害怕的东西，很可能曾使许多第三等级的思想家害怕。作为结构严紧的体系的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在他们的心里占有统治地位。只有一些最勇敢的人们才公开和彻底地坚持它。因此，这些大胆的人们能够从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中得出在当时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条件下所能合理作出的一切结论。
必须记住，实际上，这些结论不仅具有理论意义。马克思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指出了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密切联系。他正确地指出，如果人是从外界得到一切感觉、知识等等，那就应该这样建立他周围的外部世界，使他能够从那里取得应该得到的印象；如果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一切道德的基础，那就应该使个别人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相符合；最后，如果人的自由不在于消极地逃避这样或那样行为，而在于积极地表现自己的个性，那就必须消灭反社会的犯罪根源，并在社会里为每一个别人的活动提供天地。
那种使个别人的利益符合全人类，最低限度，符合他的同胞的利益的社会组织，应该是怎样的社会组织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社会主义者是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有分歧的。可是，就在社会主义者营垒之内，也在这个问题上长期未能一致：不同的社会主义学派作出了不同的答案。尽管这样，完全无可争议的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学派在作出自己的特殊答案时，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英国，无不以18世纪法国唯物论的结论为依靠，尽管在依靠的同时，对于它的“无神”论和仿佛不道德的学说，有时又予以批驳。
法国唯物论者虽然没有从自己的理论中作出——在当时的条件下怎样也不可能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但是他们毕竟按照理性的要求，力图改造人们周围的“世界”——即社会关系。轰动一时，而且实际上也很优秀的著作《自然体系》（Systéme de la Nature）——人们称之为唯物主义的圣经——明确地说明，这一著作的作者都是些多么热情和勇敢的改革家。该书第2卷第24章对于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最有启发。这章的题目是“自然法典简编”（“Abrègé du Code de la Nature”）[24]。
《自然体系》[25]的作者从错误的东西不会对人们有益、有害的东西不会成为真理这个论点出发，猛烈地反对一切《幽灵》，因为“幽灵”使人类陷于谬误，而谬误又产生一切社会的恶。作者粉碎旧“偶像”。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使人们认识真理，不再忍受拖着锁链的奴隶的悲惨贫困生活。作者驳斥旧道德，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将道德科学建立在坚强的人性基础上。他们有时几乎很接近于共产主义。例如，他们用自然的名义对人们说：“自己享受，也让别人享受我给予所有我的子女们共同使用（que jai mis en commun）的财富罢！”他们大声疾呼，反对掠夺同胞，反对饱食终日、百无聊赖的富人。按照他们的意见，只有符合自然法典的社会制度才是公正的。我们已经知道，为了使法国社会政治制度符合法国启蒙思想家所理解的那些自然法典，必须完全革除旧的秩序。把它们革除是对最大多数法国人有利的。因此，《自然法典》的作者完全有权把自己看为人民的辩护士。
关于爱尔维修，情况也是这样。他的著作为俄国思想界，例如，拉季谢夫的莱比锡同学们所热烈传诵。尽管爱尔维修也将资产阶级所有制看为人类社会存在的自然和必要条件，但是在他的著作里，没有一个地方想证明，有产阶级的利益，在他看来，比人民的利益更为贵重。相反，爱尔维修坚定地反复说明：“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Salus populi suprema lex”），他认为民主的宪法是最符合人民福利的。按照他的意见，贵族等级统治的社会，是怎样也不能在其成员之间促进正义感和公民责任感的发展的[26]。他是一切特权的敌人，认为任何一种特权都是以不正义为基础[27]。
V
启蒙思想家着手出版其著名《百科全书》，开始了一件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著述事业。狄德罗所草拟的《百科全书》出版通告，就已发出了可以说是民粹派的民主呼声。通告写道：“《自由艺术》界专搞自由艺术，已经搞得够多了。现在是他们应该注意一下《机械》艺术的时候了；现在是应该结束对占国家大多数的手工业者、短工以及一般靠双手劳动过活的人们由于陈腐的偏见而采取的轻视态度的时候了。如果说他们是不幸的，那么，整个国家也都同他们一道不幸。”狄德罗向短工和手工业者发出呼吁，指出他们“所以认为自己应受蔑视，只是因为别人蔑视他们”，然而他们对自己是应有更高的估价的[28]。法国的知识界还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言辞向本国劳动人民发出呼吁[29]。
为了避免重大误解，我在这里必须附带说明：不要将事情夸大，以为法国启蒙思想家有意识地准备了18世纪末爆发的革命风暴。保守派顽固地拿这一点来攻击他们。可是，保守派错了。
当时，曾有某些新思想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等等），看出了人民已无法忍耐，也许会起来反对他们的压迫者。但是，他们既不拥护革命的行动方式，所以对于日益接近的革命爆发，他们感到害怕，而不是欢迎。他们从心坎深处宁愿和平的改革，而不要暴力的革命。革命观念宣传家们的这种和平倾向，无论在文学或在艺术上，都有鲜明表现。用典型来表现第三等级意向的资产阶级戏剧，完全没有战斗的主题。这样的主题在绘画，例如在格勒兹的画里，也是没有的。尽管启蒙思想家把第三等级的地位摆得比特权等级高得不可计量，他们在一致赞扬这第三等级的德行时，从不放弃机会突出贵族的恶行，但是他们对于贵族，仍然没有丧失希望，以为后者终将认识到自己特权地位的不当，从而力图至少也大大减轻特权地位对人民群众的有害后果。不是偶然，他们断言：“La raison finit toujours par avoir raison。”（理性到头来总是有理的）事实上，他们对于国王也抱有这种希望。他们以为，国王应该懂得，对于他们，统治自由幸福的臣民，要比统治被奴役的不幸臣民，舒服得多。在法国，这种希望在路易十六即位和杜阁改革开始时，曾活跃一时。但是杜阁当权不久，随着他的下台而来的是公开的反动。不言而喻，这不能不使启蒙思想家感到沉痛。他们的观点里浸进了沉重的悲观情绪。这一情况在当时尤为不可避免，因为前此在路易十五统治的最后几年，某些最敏感、最急躁的启蒙思想家，由于对法国政府完全失望，已开始极端悲观地看待法国。爱尔维修在我已不只一次提过的他的著作《论人》（这本书在他死后才出版）的序言里说道，他的国家业已完全陷于专制制度的压制之下而无法摆脱，因此它所能希望的只是外国占领罢了。由此可见，“失败主义”——读者会原谅我用了这个野蛮的名词，非常可惜的是，这个名词在我国已是很常用的了——并不像某些天真的“革新派”所想象的那样新奇。不难看出，爱尔维修的这种独特的“失败主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它是由两种心理原因造成的：即对法国政府的完全失望，以及对法国人民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击败君主独裁制度的毫无信心[30]。应该同意，无论对君主制的失望或对人民的无信心，在当时都是有充分的心理原因的。
关于第一点是毋须证明的；至于第二点，我想指明：人民群众当时尚未表明他们对解放思想的理解和对这种思想的同情。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启蒙思想家有时会对他们发出尖锐的批评。现在的反动派就是利用这类批评来证明启蒙思想家意图的所谓反人民性质。在法国知识分子中，早就有不少人以其政治见解的渊博和其热情维护人民利益的决心而出类拔萃。我在本书第一卷里摘录了商界领袖罗伯特·米龙在1614年国会演说的片段。在这些演说里已经发出了革命的语调。但国会的会场却被政府用一种难以置信的借口，说什么要用会场来举行舞剧演出啊，而被关闭了。议会的代表被遣散回家。法国的工人群众对此漠不关心。他们毫不理解，政府所代表的统治者给了他们多么蛮横的侮辱。1789年，他们对于国会会场被关闭，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Tempora mutantur！（形势变了！）但是在爱尔维修写他的《论人》一书序言时，他不可能知道1789年的事件会怎样发展（顺便指出，他不曾活到1789年），正如其他启蒙思想家也都对此未能预见一样。他们只能根据过去进行判断。
的确，在18世纪中叶，法国人民已开始逐渐觉悟起来了，逐渐变得更敏感，而且最主要地，逐渐变得更没有耐性了。这种情况在巴黎暴露得最早。1750—1751年间，在巴黎，由于警察的无耻横暴，发生了异常重大的骚乱。参加骚乱的人们甚至说，要到凡尔赛去烧毁“用人民血汗”建造的皇室城堡。这些骚乱像一道道闪光，向人们昭示着暴风雨的来临。在18世纪后半期，类似的现象愈来愈多。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巴黎的人民虽然反对行政当局，甚至严厉谴责国王本人，但在当时却全然不拒绝君主专制制度。在1757年的骚乱中，曾出现威胁处死国王的宣言。但是对路易十五除威胁外，还提出要奥尔良公爵即位[31]。在这以后很久，人民的思想也没有超出更换皇帝的范围。
这样，人民的情绪是不能促使启蒙思想家放弃其将改良的愿望寄托于“开明君主”善良意志的旧习惯的。保持了这个习惯，他们可以毫不背叛自己而交结他们觉得在当时多少有些善良愿望、多少能够实现他们的解放要求——哪怕只是其很小的一部分——的君主。
实际上，启蒙思想家的解放要求不是由国王，而是由号称制宪会议的法国国民议会实现的。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有革命才能实行本质上革命的要求。但是由于启蒙思想家在提出具有革命性质的要求时，企求和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联合“开明君主”去实现它们；另一方面，由于国王有时不得不反对特权等级的某些完全陈旧的封建奢望，所以有些国王便觉得同先进的法国哲学家们交游，是不无益处的。于是他们给启蒙思想家写些殷勤亲切的信，邀请他们作客，送给他们皮大衣，发给他们养老金，听取他们的颂词，甚至——尽管远非那么愿意，——忠告。
这一切在最初的革命风暴爆发之后，就改变了。甚至在革命前几年，在百科全书派影响之下发动起来革命的青年法国人，也都越来越多地表露出不同的情绪。他们兴高采烈地读着普鲁塔克的书，倾慕古代共和派。这种情绪的改变，在文学和艺术中都有表现。在先进等级中风靡一时的资产阶级戏剧和格勒兹绘画，现在已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现在所珍视的，与其说是在这些戏剧和绘画中所表现的资产阶级的家室美德，不如说是政治战士的光明正大的忘我精神。为了表现这种光明正大的忘我精神，试图重新复活古典悲剧[32]。这时，在绘画方面，格勒兹的地位与大卫相比，也大有逊色了。
要有新的雀儿，才会唱新的歌。不过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说。
VI
18世纪法国哲学所注意的主要问题是：根据理性的观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也就是说，所注意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制度问题。由于这一缘故，它才被称为解放哲学。
如果看看17世纪，则情形完全两样。按照笛卡儿的意见，同中世纪的哲学相比，新哲学的主要优点，在于它能够使我们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maitres et possesseurs de la nature）[33]。笛卡儿对于社会制度问题，是很不注意的。我们在英国所看到的情形，也完全是这样。培根·费鲁拉姆斯基所看到的新哲学的主要任务，同笛卡儿所看到的，完全一样。他说：“Tantum possumus quantum scimus”，所注意的也同样不是社会制度，而是增加人对自然的权力。
增加人对自然的权力，意味着增加人所支配的生产力。由此可见，在新哲学史中，曾有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新哲学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换言之，促进技术知识的积累。这是对于哲学任务的功利主义观点。因此，可以说，17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在关于哲学的任务的看法上，是同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一样的功利主义者。在这里，所有的差别在于功利主义的性质。
在培根和笛卡儿时代，先进欧洲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使增加生产力的需要变得特别突出。伟大的思想家们对于这一社会需要的反应是，给哲学以新的方向，这个方向曾对自然科学，并经过自然科学对技术，发生异常有利的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先进欧洲社会的内部关系。由于这种发展，第三等级在这种社会的生活里开始发挥前所不能比拟的、更为重要的作用。而由于旧的社会关系同他们的这种新的、重要得多的作用不相适应，所以他们便想把这些关系消灭掉。第三等级思想家所制定的18世纪解放哲学，表现了这个意向。他们所期待于新哲学的，已不是增加生产力，而是改造社会，使其适合生产力已经达到的水平。
现在看看俄国。前已指出，彼得卵翼下的小学生们主要是从直接和实际效用的观点来看待启蒙运动的。他们向西欧学习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在本国增加各种技术知识的储备。请回忆一下塔季谢夫关于科学与理论的利益的议论罢！
彼得改革给俄国生产力的发展以异常巨大的推动。如果说，改革后，俄国的生产力比改革前要发展得快得多，但是它毕竟还没有快到能使废除旧的社会制度成为18世纪俄国面临的问题。著名的叶卡捷琳娜新法典起草委员会再明显不过地表明，当时在俄国存在的那种《中等人》——俄国的工商界并未受到法国解放哲学的触动，并不想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种人是保守的，其一部分甚至是反动的：他们请求恢复旧秩序的一些方面，因为这些方面的崩溃（部分地是由于贵族特权的增加），对于他们的利益带来危害。至于贵族等级，他们的有学识的代表虽然很热情地阅读伏尔泰和其他流行的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但是作为等级，他们却未能笃信解放哲学的灵魂：即致力消灭一切等级特权，从而把劳动群众置于新的更自由的生存条件之下。贵族不仅情愿保存农奴制，而且如我们所了解，很成功地争得了这种制度的扩大。当时的贵族近卫军是能够轻而易举地迅速击败希图解放农奴的政府的。不言而喻，农民对于农奴制的沉重桎梏，是刻骨仇恨的，他们屡次企图摧毁它。但是，他们的企图本身，表明他们的力量是多么微弱，他们距离建立真正新秩序的意图有多么远。
从这一切得出的结论是：在18世纪下半期，接触西方影响的俄国人虽然大大减少了从直接和实际（技术）效用的观点看待启蒙运动的倾向，但是，在他们那里，还不可能对宣称必须进行根本社会改造的哲学理论，发生认真的兴趣。
VII
直到现在，人们还常说：虽然当时的俄国社会，不愿实行法国解放哲学的实际要求，因而也不曾对它发生认真的兴趣，但是当时在俄国，却有个别的人物极为认真地对待它，决心用一切办法促成它的实际结论的实行。在这种人物之中，叶卡捷琳娜二世被推到首位。这位女王的相当浩繁的文学著作，被认为是她真诚愿望将略通文理的俄国小市民提到18世纪先进概念和意图的高度的证明。在这里，她的著名的“敕令”赢得了最多的赞颂。
叶利谢耶夫伯爵在《敕令》刊布一百周年纪念时，在激进派的《祖国记事》报上写道：“《敕令》公布之日是我们真正开始欧洲生活，从内部靠拢欧洲文化之日。在这一天，俄国人第一次获得称为公民的权利。”按照一位现代学者的说法，在《敕令》里，“充满了孟德斯鸠、贝卡里亚、狄德罗等伟大思想家和高贵心灵的精神，后来许多代人都受到他们的影响。”[34]
对于这种极尽颂扬的评价，已到批判地对待的时候了。无可争辩，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在俄国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人物——暂时还只是个别人物！——能够热爱当代的先进解放意图，并为其实行献出自己的力量。尽人皆知，他们因为具有这种能力而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然而叶卡捷琳娜本人却不在这种人物之列。尽管她欢喜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某些观点和写作方法，——特别是伏尔泰的方法，但她从来没有认真地热爱解放哲学。叶卡捷琳娜把自己称为（也可能她真是这样想的）伏尔泰的学生。但正如米柳科夫所出色地指出：“她的伏尔泰精神散发着更多的轻薄的摄政王时代、而不是路易十六时代的气味。”[35]她在即位以前很久写的札记里，谈到她不受成见的约束。这是对的。她是没有成见的。毋庸置疑，伏尔泰对于陈腐概念的天才嘲笑，帮助她摆脱这种成见。但是，尽管摆脱了旧概念的影响，叶卡捷琳娜却一点也没有接受新概念的影响。像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和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一样，当新的法国哲学答应给她利益时，她便是这个哲学的拥护者；而只要哲学家们敢于向她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实际要求，与她的利益背道而驰，她便傲慢地付之一笑。列举这种例子并不费事。
在狄德罗盘桓彼得堡期间，叶卡捷琳娜时常同他谈到她所召集的法典起草委员会，当然，她没有放弃机会为她的《敕令》的自由主义而吹嘘。这位伟大的百科全书编纂人的一段札记表明，他的徒骛虚名的对话者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未为她的人民所理解的人物，似乎人民对于召集法典起草委员会所给予人民的恩德，未能予以重视。狄德罗注意地听取了他的殷勤的对话者的谈话，却按照自己的意见对事情作了解释。也许，读者还记得，克里扎尼奇一度认为俄国人民性格的一切缺点，都是由于“严厉的控制”所产生的。狄德罗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断定，俄国社会生活的万恶之源在于奴隶制度，而铲除这个祸害的最可靠手段则是自由。请注意哟！——自由，不仅是民事的自由，而且是政治的自由！在他看来，开明君主的任务就是要在自己的臣民之中发展自由爱好，养成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去安排自己的事业的习惯。狄德罗在理论上是天才，但在实践上却是幼稚的，他很认真地要求叶卡捷琳娜注意在“公正和开明的君主独裁制”中隐藏着巨大的危险。这位爱好自由的哲学家表示坚信：在这种君主独裁制的长期影响下，人民会陷入“甜蜜的，却是致命的梦境”。（un sommeil doux mais c’est un sommeil de mort）[36]为了抵制自己的开明君主独裁制的麻痹作用，自由主义的女王必须把她的法典起草委员会变成常设的委员会，并正式将她的一部分立法权力移交给它。为了促使她采取这一“异常慷慨的措施”（acte bien généreux），狄德罗要她相信，“倒霉的不是那些增加了人民权力的国家，而是那些国王权力变得没有限制的国家。”[37]叶卡捷琳娜亲切注意地听取了他的意见，这使他高兴。她也读了他的短简。但是，不用说，关于所谓无限制的君主权力的“倒霉”，她是坚持自己的看法的。某次，在对他的种种解放计划进行了争论之后，她对他说，他忘记了地位的差别，“您是在纸上谈兵，纸是什么都能忍受的；而我，一个不幸的女王，却是在同人皮打交道，人皮是要敏感得多啊！”[38]可是，狄德罗没有丧失说服她的希望。离开彼得堡，在回巴黎途中，他在海牙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在那里，很无礼貌地（用他自己的话说），手里拿着笔，读完了叶卡捷琳娜的《敕令》，说得简单些，就是在《敕令》上写了他的反对意见。就中第一条说：“除了人民，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国王。”
在一条反驳意见中说：一部写得好的法典应该这样开始：
“我们，人民，和我们，人民的国王共同宣誓忠于法律。按照法律，我们都受同一法庭审判。如果我们国王破坏法律，因而成为人民的敌人，则人民完全可以不再信守效忠的誓言，而仇视我们，追究我们，废除我们，甚至在必要时判处我们的死刑。”
请看，这已经够激烈的了。但是，狄德罗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直截了当地、尖锐地说明了他对俄国政治制度的看法。他写道：“叶卡捷琳娜毫无疑问具有君主独裁制权力（est une despote）。她是想保持这一权力并将其传给她的继位者，还是想截断它呢？如果她想保持它，那就让她随心所欲地草拟她的《法典》罢，她是不需要国人通过的。而如果她想放弃它，那就要把她的否定意见写进文件。”[39]
狄德罗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将他的反驳意见寄给叶卡捷琳娜。可能因为他知道：骆驼穿过针眼是千难万难的。这些意见是在他死后才到达叶卡捷琳娜手里的。毋须补述，这位“伏尔泰的女弟子”丝毫没有同意这些意见。在给格里姆（M.Гримм）的信中，她评价这些意见是“真正的空谈，对事物无知，不慎重，无洞察力”。她补充说：“如果我的《敕令》适合狄德罗的胃口，那它就将一切都颠倒了。”[40]从那以后，在她同格里姆的通讯里，就很少看到这位鲁莽哲学家的名字了。
这一事例，显示了在18世纪先进法国哲学家和他们同代的“开明君主”之间的思想分歧。启蒙思想家中的优秀代表人物决心支持君主的专制权力，因为希望他们尽快地利用这一权力去解放自己的臣民，也就是去消灭专制权力。而“开明”君主则相反，他们讨好启蒙哲学家，是因为想在他们的帮助下更加巩固这个权力，消灭一切使这一权力受到约束的旧制度。在这样的思想分歧之下，要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他们相互之间尽管恭维备至，然而恭维愈多，对于双方的活动却愈少发生重大影响。
VIII
叶卡捷琳娜为了给自己的《敕令》辩护，反对忘恩负义的百科全书派的粗暴批评，在给格里姆的同一书简中写道：“我断言，我的《敕令》不仅是好的，而且甚至是卓越的，极合时宜的，因为贯穿其存在的18年，它不仅未产生任何的恶，而且一切由它引起的，有口皆碑的善，都来自它所确定的原则。”[41]
叶卡捷琳娜自己也承认，《敕令》中确定的原则，都是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抄袭得来的。既然这些原则都是“好的，甚至是卓越的”，那么，这就不是对她，而是对法国解放哲学的颂扬了。叶卡捷琳娜的荣誉，只是实施了这些“好的，甚至是卓越的原则”罢了。她是很了解这一点的。在给若弗莲夫人的信中，她写道：“请您告诉达朗贝，我很快就给他寄去笔记。他会从那里看到，天才作家的著作，只要愿意加以应用，就能产生多好的效果。我希望他会满意这一著作，虽然它是一位新手写的，但其在实践中的执行，却是由我负责的。”这里所说的就是那个《敕令》。尽管叶卡捷琳娜对《敕令》所根据的原则的实行，作出了保证，但是她深切知道，就在那时，她的实践已与原则分歧。“天才作家的著作”要求自由，而叶卡捷琳娜却在即位之际，就发布了1762年7月3日诏书，庄严承担保持地主对农民权力不受侵犯的义务。她甚至超出限度地履行了这个义务，因为她不仅保持了农奴制，而且大大地扩大了它的范围。
这一情况是达朗贝所不能知道的，正如他不能知道叶卡捷琳娜的自由主义《敕令》很快就被禁止——当然是在她的同意之下被禁止的——一样。1767年9月24日参政院的命令规定，向最高机关分发《敕令》57份；同时说明，《敕令》的内容仅供出席者参考，不仅对于外人，就是对于办公室人员，也都不准分发，不准抄录，不准阅读。与切丘林的意见相反，“统治着”劳动群众的，无论如何，不是启蒙思想家，而是他们的对立面：汉日希之流，斯科季平之流，普罗斯塔科娃之流。
在方-维津的剧作里，普罗斯塔科娃对于贵族不能随便鞭打他的仆役的思想，表示愤慨。她质问：“给我们发布的所谓贵族自由的诏书有何用处？”关于这个问题，斯塔罗杜姆幽默地指出：“这真是个解释诏书的能手！”在这里，援引有关贵族自由的诏书是不合适的。可是，这位开明的女王有先见之明，她还发布了大量的其他诏书，完全确认贵族有鞭打其仆役的“自由”。因此，普罗斯塔科娃并不像方-维津所暗示的那样的大错而特错[42]。
叶卡捷琳娜由于是在俄国生活条件之外受到教育的，所以对于统治着当时俄国的劳动剥削形式，自不能有何偏好。她是不反对减轻这种剥削形式的。但是，她从来没有对这一点费劲。同时，她很快就考虑到，这不为贵族所乐意，而她的一贯守则，则是避免不必要的惹祸。彼得三世被推翻不久，法国公使布列特勒评论她道：“很奇怪，这位一向号称勇敢的女王，在需要解决任何足以引起国内矛盾的极小问题时，却是那样优柔寡断。”她在新的位置上巩固起来之后，虽然年复一年地增加了自信，但是，对于她的贵族近卫军怎样也不会让她超越的界限，她都从来不曾忘记。她在同狄德罗谈话中提到的那张以极大的敏感为特点的人皮，是贵族的皮，而不是农民的皮。
每当提出改善农奴命运这个“该死的问题”时，贵族的皮确乎表现了巨大的敏感。这在极大的程度上解释了叶卡捷琳娜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显著矛盾。叶卡捷琳娜不是一个能让自身的实际利益去为理论而冒险的人[43]。
狄德罗以为她会为了对人民进行政治和道德教育而自愿放弃其无限的权力。他又是大错特错了。权力对于她像空气一样必要；为了权力，她可以无所不为。用布列特勒的话说，“伏尔泰的女弟子”只要看到哪怕是极小的危险，足以使她丧失她敢于夺取的东西，她的自由主义的本能，便会立即销声匿迹。
例如，在《敕令》里，叶卡捷琳娜追随贝卡里亚和其他启蒙思想家，谴责刑讯。毫无疑问，她发表对刑讯的理论谴责，远在制定《敕令》之前。但在处理古列夫和赫鲁晓夫等对她阴谋反叛案件时，她却违反先进的理论，甚至违反侦查委员会的决定，命令对被告人进行刑讯。“1762年10月6日，根据女王陛下的上谕，对彼德·赫鲁晓夫，违反审讯及对质所获真相，进行笞刑拷问”。西门·古里耶夫也受同样的刑拷[44]。孟德斯鸠，贝卡里亚和狄德罗，他们的伟大思想和高贵心肠，断然不会同意笞刑。然而开明的女王哪管他们！
人们断言，叶卡捷琳娜在其统治的末期，特别是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有很大的变化。的确，法国革命迫使她放弃以前乐于使用的自由主义辞藻。但是说她对其过去的观点业已失望，却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她有过什么失望，那不过是她已不能得心应手地把自己装扮为自由主义——有时甚至是“共和派”观点的坚决拥护者，同时却一贯力图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已。M.M.谢尔巴托夫公爵论及她时写道：“使她最为苦恼的是，当她听到关于某些案件的法律决定违反她的意志的报告时，她脱口而出地回答：‘难道我不能不顾法律而执行我的意志吗？’”她所以变成这样，全然不是由于任何失望的影响。她从来就是这样，无限的权力追求，——用谢尔巴托夫公爵的话说，独断专横的倾向使她成为这样。
她在1762年10月19日上谕中宣布：“秘密侦讯办公厅从现在起永远废除。”她的臣民热烈欢迎了废除可怕的侦讯机关。然而庄严宣布的改革，却只限于名称的改换而已[45]。
伏尔泰的女弟子对方-维津所提的问题：为什么过去打诨者，弄臣，小丑都无官衔，而现在却都有，而且有很大的官衔等等的答复，是人所共知的。她的答复是：“我们的祖先并不都识字。”这不明确。但是答复的下文却较明确：“这个问题是从自由谈论中产生的。我们的祖先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方-维津很懂得这些话的意思，因而决定“取消他准备提出的其他问题，以免给他人以发表鲁莽的自由谈论的借口”。也许可以说，叶卡捷琳娜在作出这个答复时，已是感到失望了。但是，根据她对自由谈论的批评，草拟一篇她自己称之为“关于缄默”的上谕，这篇上谕约莫于20年前发布了。
这篇于1763年6月4日在莫斯科街道的咚咚鼓声中宣读的上谕，通告全国说，在叶卡捷琳娜的臣民当中，有一些“道德和思想败坏的人”竟然议论与他们全然无关的事情。仁慈的女王劝告这种人缄默，专心致力于他们自己的事情。“如果我们这种慈母般的告诫和关怀不能对这些堕落腐化分子的心灵发生作用，不能使其走上真正幸福（原文如此！）的道路，那么，这种无知之徒中的任何一人都会懂得，我们那时将依法严惩，罪犯们将无可幸免地感受到我们雷霆之怒的严重后果，因为他们破坏安宁，蔑视我国陛下的意志。”[46]
这一严厉的“缄默”要求，是由于希特罗夫案件引起了纷纷议论，而向俄国小市民发出的。希特罗夫认为必须用一切方法来反对女王与奥尔洛夫伯爵结婚。
叶卡捷琳娜长篇累牍地谈到国民教育的必要，可是实际上，她为国民教育很少尽力。为了普及教育事业，她聘请了包括著名的塞尔维亚人扬科维奇-德-米里耶沃（即米里耶夫）在内的各式人物。但她没有邀请热情无私、主动自愿为这一事业工作的诺维科夫。对她说来，诺维科夫是一个过于独立自主的人物。
方-维津向《真事和谎言的作者》问道：“什么是我们的民族特性呢？”“作者”（即叶卡捷琳娜）答道：“我们的民族特性在于对一切事物的深刻而敏捷的理解，在于模范的服从，在于具有创世主给予人类的一切德行。”
伏尔泰女弟子的这个答复，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尼古拉一世所赞许的那种民族特性理解，而尼古拉一世却是对任何哲学都是没有兴趣的。
不要以为叶卡捷琳娜是由于受某种偶发的情绪的影响而这样回答方-维津的。否。她经常要求她的臣民“模范地”服从。至于她对这种服从怎样理解，可从她所说的皇太子费微的故事中看出。费微按照父王的命令，勤勤恳恳地给干枯的树枝浇水。对于嘲笑他的这种毫无意义举动的人们他驳斥道：“只有下命令的人，才能发表议论，而我们的事情，则是服从，驯服无怨地执行命令，不发议论。”
这就是叶卡捷琳娜所愿望的模范臣民！
如果我们注意到理论对于叶卡捷琳娜只是达到个人目的手段，则她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就毫不足怪了。
图马诺夫说得好：“她的政府措施的主要动机是个人虚荣，而不是考虑社会和国家利益的任何见解。”即使某些措施给国家带来某种好处，那也只是由于她“希望不仅使俄国，而且使整个欧洲对她表示热烈的称颂。总之，叶卡捷琳娜的所有哄传一时的堂皇创举，几乎从未贯彻始终。它们都失败得很快，就像它们开始得很仓促一样”[47]。
在叶卡捷琳娜的性格里，有许多使她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暴君相接近的特点：她同他们都一样有才华，一样没有“陈腐观念”，一样能够关切文化的成就，一样精力充沛，一样冷静自制，一样冷酷无情，一样追求权力，一样丝毫不择手段。谈论她的什么理想和失望，是同谈论某一路易·莫罗或某一恺撒·波尔吉亚的理想和失望，毫无两样。
IX
了解18世纪先进启蒙思想家的意图的俄国人，都看到叶卡捷琳娜的理论和她的实践之间的矛盾，并为此感到恼怒。可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很少的。最大多数的人看不到这种矛盾，即使看到了，也不认为必须把它消除。他们都满足了。
卡拉姆津后来写道：“如果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俄国时代加以比较，我们当中几乎任何人都会说，叶卡捷琳娜时代是俄国公民的最幸福的时代，我们当中几乎任何人都愿意生活在那个时代，而不是别的时代。”[48]
当然，这里所谓俄国公民，自应理解为俄国贵族。如果说，那时劳动群众的情况是很艰苦的，那么，贵族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确实生活得好些。叶卡捷琳娜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虽然很大，但为地主所喜爱，因为这意味着农奴制的保持和扩大。至于“独断专横”，那也必须记住，无论她是多么爱好它，但是，作为一个善于知人和极有分寸的妇女，叶卡捷琳娜处事面面俱到，既使狼吃得饱，又使羊过得不坏。她完满无缺地保持了专制权力，但对待贵族的态度，却与以前的皇帝或女王不同。在安娜女王时，切尔卡斯基公爵抱怨说：“现在活着危险，对所有人都随便无端猜疑。”在叶卡捷琳娜的统治下，随便猜疑没有了。谁对女王不违反她的意旨，谁遵守关于“缄默”的上谕不干预同他无关的事情，谁就可以平安无事。叶卡捷琳娜是善于矫揉造作的。同以前各个朝代相比，甚至与伊丽莎白朝代相比，她的统治也显得——仍然是对贵族而言——既温和又宽大[49]。颂诗作者热情地歌颂了这一变化：
欢乐的泪河，
从心灵深处奔流！
啊，温良的天使，
和平的天使，
您身披紫红色的霞光，
手持权杖，
从无际的天边下降，
人民幸福无疆！
在那里——
接谈时，
可以低声细语；
午宴上，
不祝福万寿沙皇；
不害怕杀头遭殃。
在那里——
女王的名字错写了可以刮去，
女王的肖像
也可以不慎落在地上。
在那里——
不流行丑角式的婚姻，
不使用峻法和酷刑，
达官们不吹胡子瞪眼，
公爵们不老母鸡似地咯咯有声，
宠儿不哈哈大笑，
煤烟不污损颜面。
……
耻辱啊，
把伟大的人物讹传为
可怕，可憎…… |
卡拉姆津在前引札记里更简短地表达了同一个思想。他写道：“叶卡捷琳娜使君主专制清除了暴政的杂质。”谢尔巴托夫公爵有好多保留地接受此说。他比大部分贵族等级要求严格得多。大部分贵族等级认为他们事实上已摆脱暴政。最高当局对他们的态度的改变，是官宦等级逐步解放的自然结果[50]。然而正是这一情况使对这一改变的精神需要，变得迫不及待。
正好，法国解放哲学对于俄国官宦等级的解放事业可以大有裨益。这个哲学在已将消除——哪怕只是部分地消除——“暴虐统治”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的一切地方，都是有利的精神武器。俄国贵族的思想代表人物尽管拒绝了法国启蒙思想家所有不与他们的特权协调的观点，然而对于那些可以用来“从君主制中清除暴君杂质”的观点，反而是欣然接受的。例如，他们很欣赏孟德斯鸠关于欧洲君主向臣民发出呼吁和亚洲暴君靠恐怖而统治之间的差别的议论。孟德斯鸠在确定这一差别时，发表了我们所熟知的波丹的观点[51]。可是，当波丹写成他的著作时，俄国的官宦等级还看不到欧洲的政治文献，所以当孟德斯鸠复述波丹的思想时，这个思想便深为这个等级的欧化分子所爱好。由于这个思想复述在《敕令》中，所以俄国贵族对于《敕令》大加赞扬，而且不能不大加赞扬。
《敕令》指出土耳其各国对臣民的财产、生命和荣誉很少注意，而且以“温和的国家”与之对立：指明在“温和的国家里，最下等的公民的财产与荣誉，也都受到尊重”[52]。俄国的欧化贵族深信，叶卡捷琳娜所谓下等的公民，绝不是农奴；所以对于将“土耳其各国”与“温和的国家”相对立，他们只能拍手称快。这种对立等于约许在俄国实行这些“温和的国家”所特有的政治体制[53]。
《敕令》说，在温和的国家里，“不伤害任何人的生命，除非祖国反对他。然而祖国是不伤害任何人的，祖国首先给他们以一切自卫的手段。”[54]事情不能再好了。俄国官宦阶级不是在俄国历史的莫斯科时期就已梦想这种温和的政治体制吗！在某些沙皇所颁发的证书里，所谈的就是国家管理体制而不是政体。证书里所说的最高当局的权力，仍旧是漫无限制的：只是采取措施避免滥用这些权力罢了。以往，由于官宦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即新兴贵族和大贵族之间的冲突，这种措施方案是不能实现的。但在现在，大贵族已不再是新兴贵族的威胁了，官宦阶级已可使用其各个阶层的联合力量去争取某些让步。他们感觉到这一点；他们愿望取得让步，因而对于女王自由主义言论中的一切让步暗示，都热烈表示欢迎。
叶卡捷琳娜装腔作势地承认，她在《敕令》里“剽窃”了孟德斯鸠。但是，不要以为她在“剽窃”时不是小心谨慎的。她在一切方面都有分寸，而且从来不忘记自己。
柳特什说得对，孟德斯鸠是有限制的等级君主制的拥护者，而“叶卡捷琳娜则信奉所谓合法的，但是官僚制的君主制理想”[55]。这里有着巨大差别。然而俄国贵族的政治要求并不苛刻。他们准备满足于“合法性”。
X
喜剧《啊，时间！》的作者在给《绘画》杂志出版人（诺维科夫）的信中，对于这一喜剧所引起的社会评论，作了有趣的“注释”。剧中人之一受到殴打。剧作者（叶卡捷琳娜）承认：“我听说，某些评论家对于剧中猥亵地安排菲尔利弗留什科夫先生由于说了些下流话（由于多次不如约偿付赌债——著者）而受到鞭挞，有所议论。他们说：‘怎么！贵族竟因不名誉的事情而受鞭挞？’”[56]叶卡捷琳娜为了辩解，援引刑法典说：‘批评家先生可从刑法典中看到，人们由于下流的言论和游手好闲，会受到怎样的处分。’但是，这样的援引不能使贵族满意，因为他们的新的意图已非旧法律的范围所能包括。叶卡捷琳娜懂得，在这样的情形下，必须让步，也可以让步。在颁发给贵族的特权证书里，她豁免了对他们的体罚。
对贵族施用笞刑，——尽管只是由于不名誉的事故，——毫无疑问，是与贵族荣誉的概念不相称的。但这一概念在俄国贵族庸人的头脑中缩小到什么程度，可从以下一个例子中看出：
卢金写的喜剧《慈爱的阔人》，其主角多布洛舍尔多夫——一个轻率的，但并不凶恶的人——在谈到他的仆人华西里时说道：“尽管他是一个好的庄稼汉，却仍存留着凝结于他们那类人身上的仇恨和恶意。”后来，他相信，在忠于他的华西里的心灵里，既无仇恨，也无恶意，又赞叹道：“至于你，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在你们同类人中所罕见的品德。不要怜惜我罢！请揭露，控诉，斥责，制止我的傲慢和骄横罢！”激动的老爷甚至想给自己的农奴以自由，而当农奴表示拒绝时，老爷的惊异是无限的：“啊！这样善良的人真少见哟！你的德行使我惊奇。”
这样的恭维比辱骂还要难受。为什么激动的多布洛舍尔多夫甚至在想恭维他的奴仆时也使奴仆难受呢？涅泽列诺夫教授对这一点的解释是：利用剧中主角发言的卢金，是一位“受了欧洲教育”的人。这是毫无道理的。这位笃信宗教的学者对于法国解放哲学（虽然，他对这个哲学是毫无所知的）的“坏的方面”作过长期不懈，但是很不成功的揭露；然而他并不了解，当多布洛舍尔多夫——或者，也可说当卢金——谈论德行时，他所提出的观念，显然也是从“受过欧洲教育的人”，即孟德斯鸠那里抄袭过来的。可是，两人的话虽一样，意义却并不一样。孟德斯鸠所谓德行，是指激励贵族服务国家的那种立功意图[57]。他全然不是把这种意图拿来与非特权等级的“缺乏荣誉感”，或其他类似的“僵化”品质相对立，而是拿来与他认为是东方君主独裁制国家居民所特有的对荣誉和功业漠不关心相对立[58]。因此，很显然，在多布洛舍尔多夫（卢金）的头脑里，那种毫无疑问是从“受过欧洲教育的人”那里抄袭来的荣誉观念，却有着与当时的欧洲教育风马牛不相及的特征。如果说，在俄国，贵族的荣誉观念是以农奴仆役的屈辱观念为补充，则其来源不是别的，而是由于人民的被奴役。卢金不满意俄国作家为剧院写出了一些“不表现我们的德行”的剧本，在这个场合里，给自己的主角提示的“恰恰是表现我们的生活”的议论[59]。
如果法国思想解放的著作受到了资产阶级眼界范围的限制，——当时，在18世纪，资产阶级的眼界要比现在广阔得不可计量——那么，俄国的这种著作却为贵族的眼界所局限，同时，由于农奴制的存在，这个眼界在当时比现在还要狭隘。因此，就在俄国欧化贵族所能接受的这一极小部分西欧解放学说里，也可看出带有我国乡土风味的大量“残暴”杂物。
与贵族—君主制的俄国，社会力量的对比使地主对农民的“残暴”和最高当局对地主的“残暴”，并行不悖。贵族的解放过程不能使统治阶层限制君主的权力。农奴主感到这一点，因为在提要求时，很是拘谨的。他们——就其绝大多数说，——都满足于叶卡捷琳娜给他们作出的微小让步，而并不要求重大让步。当叶卡捷琳娜命令俄国居民在向最高当局上书时签名不称奴隶而称臣民时，书报上发出了一片欢呼声。此前不久在所写《农奴颂》中为农奴制之推行于小俄罗斯而痛心疾首，眼泪滂沱的卡普尼斯特，现在为“俄国消灭了奴隶称呼”而欢喜欲狂。他的喜悦的心情竟然如此热烈，似乎可以设想，俄国真正变成自由的国家了。
啊！这一天——
比胜利之日还要光明灿烂，
从天上——
女王下降到人间！
不自由的沉重枷锁，
已被砍断。
俄罗斯呀，
你现在自由啦！
欢呼罢，永远欢呼罢，
欢呼叶卡捷琳娜福寿无疆！
她重新给了你生命，
上帝的慈悲，你应看见，
在未来的全部时间里，
幸福与自由将紧紧相连！ |
“奴隶的称呼”在某种意义上，是与俄国名门贵族的权利、自由和财产特权状况相对立的。因此，新兴贵族为这一称呼的取消而欢乐，是有根据的。科斯特罗夫，如所共知，是经济农民出身[60]，他比卡普尼斯特“歌唱”得更为响亮：
已昭告：
再不是奴隶，
而是祖国的子孙，
是英雄，
是缪斯[61]的爱好者
是值得称赞的公民。
用全力履行自己的职责哟，
对于我亲切的不是称呼，
而是您对我的慈爱的心！
已昭告：
崇善去恶，
做一个善良的人，
从今后叫我做母亲……
请原谅罢，女神，
我这里泪落满襟，
您的神圣的言辞
盛情心领！
啊！用欢乐的眼泪……向您问讯：
你的神殿在何处？
你的祭坛、神香何处寻？
它们深藏在俄国人的心灵！[62] |
不用说，不一定要做了贵族才会对自己免除了屈辱的奴隶称呼而感到满意。但是如果只是保持着俄国当时的贵族概念，那就会易于忽视“在俄国消灭奴隶称呼”并不曾使俄国农民摆脱奴隶地位。对于平民知识分子科斯特罗夫似应期待对这一改革采取更多的怀疑态度，可是，统治阶层的礼赞欢呼，也感染了他。
XI
由于法国解放哲学促使俄国君主制清除“暴政的杂质”，所以对于它的影响——无论其范围多么狭小，应该承认是卓有成效的。对于这一点，就是像涅泽列诺夫教授那样的学者，他们尽管讨厌法国启蒙思想家，也都不能否认。但是，只要问题涉及这一哲学对于18世纪俄国人的道德影响，情况就会迥然不同。除对解放哲学不甚了了却公然仇视这种哲学的涅泽列诺夫教授外，许多其他学者也大都认为这一哲学以其“坏的方面”对俄国社会施加了坏的影响。这个问题是值得细心探讨的。
看来这里没有什么可以争论：既然这一哲学有其“坏”方面，——请问哪个哲学没有坏的方面？——则很自然，在其所渗透的一切国家里，它都会由于这些“坏”方面而产生坏影响。不幸的只是，这种简单的见解，由于内容贫乏而极端简陋，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
毫无疑义，法国解放哲学也像任何其他哲学一样，是有其“坏的”方面的。但是，试问这些“坏的”方面都是些什么呢？只有下工夫对它作过研究的人，才能对此作出较为严肃的回答。然而在谈论解放哲学的人们当中，却有许多人并没有下过工夫。因此，他们对于这一哲学的所有各个方面，既包括好的，也包括“坏的”，都一直茫然无知。在对问题采取这种态度的情形下，要胡诌些经不起任何轻微批评的东西，自属轻而易举的事了。
关于法国18世纪哲学，在我国是更多地用德文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我国学者迄今还常常引用著名的赫尔曼·赫特纳（Herman Hettner）的著作，以他为这一哲学的真正权威。但是，第一，他对法国18世纪哲学的了解是很肤浅的；第二，他缺少一个历史学者在同革命时代作家打交道时所必需的思想勇气。赫特纳能够用来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无畏逻辑相对立的，往往只是一种市侩的愤怒。在法国唯物主义者企图解决新的理论课题的地方，他看到的却是不道德的宣传。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否定态度，从他那里传授给许多俄国学者。我们有一切根据设想，当已故佩平批评《自然体系》的唯物主义是“粗鲁的”唯物主义时，他是师法赫特纳的；而佩平却毫无疑问是我国一位最严肃认真的文学史家。佩平尚且如此，则从涅泽列诺夫教授那里还能希望什么呢？既然决心不加批评地重复对解放哲学极端代表人物的学说的否定意见，那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它里面发现任何数量“恶的方面”，而且把许多同它毫无因果联系的东西，强加给它。
在为叶弗列莫夫主编出版的方-维津文集写的序言里，皮亚特科夫斯基正当地指出，18世纪的俄国作家，往往不善于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学说，作些深入的思考。他还说：
“如果我们在那时的文艺活动家身上极少看到彻底性，但在日常生活中，法国的影响却产生了《旅长》一剧中的大量旅长子弟，——伊瓦努什卡之流，他们胡诌一些关于婚姻和对父母态度的不可理解的词句，说这些词句是从熟悉法国思想家的流行观点的人士中听到的。伊瓦努什卡之流关于尊敬父母的谈论，用喜剧的形式表达了爱尔维修的思想。”
这里的话，句句皆错。何谓法国影响？法国贵族社会发挥的是一种影响，而法国百科全书派和一般第三等级的思想代表的影响，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巴黎逗留过若干时日的伊瓦努什卡所接受的是什么影响呢？他说（见《旅长》，第1幕，第3场）：“书呆子以为……脑袋必须从内部、而不能从外表进行修饰。全是废话！鬼才会看见什么东西藏在内部，而外表却是人所共见的。”解放哲学的拥护者难道会说出这种话？不会。他们的见解完全不同。如果荒唐的伊瓦努什卡能够抄袭法国人的论点来反对从内部修饰脑袋——对于这一点完全可以怀疑，因为这里的荒唐达到夸张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那么，难道这种论点只能从与哲学素无渊源的法国上流社会的那些虚伪无聊之辈中抄袭得来[63]！伊瓦努什卡的婚姻观点也是从法国上流社会抄袭得来的。他承认，固定的妻子使他“产生恐惧”，因而发誓，如果他的未来的妻子是固定的，他要同她离婚。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在法国贵族中广泛流传的那种偏见，尼维尔第拉肖塞（Нивелль-дела-Шоссэ）在1735年所写剧本《流行的偏见》中即已对这种偏见表示反对。启蒙思想家是一点也不赞成这种偏见的。如在前章所述，他们是乐于用资产阶级家庭关系的稳定性来同贵族家庭的动荡相对立的。由此可见，这里完全谈不上什么伊瓦努什卡的偏见是从“熟悉法国思想家的流行观点”的人士中听到的[64]。
关于儿女对父母的关系问题，伊瓦努什卡在与他的父亲争论时是这样说的：“既然狗崽仔不定规要孝顺生它的那只老狗，难道我就应该对您有任何孝顺？”[65]
在亚里斯托凡的喜剧《云》里，斐吉皮得在同他的父亲斯特里卜西亚得争论时，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其相似之逼真，不禁使人发生这样的疑问：即方-维津在这里是否效法亚里斯托凡呢？——特别因为他，如所周知，一般说来，是大量抄袭外国作家的。但是，无论如何，当皮亚特科夫斯基说“伊瓦努什卡关于孝顺父母的议论是以喜剧的形式表述爱尔维修的思想”时，他是大错特错了。这些议论之不能反映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思想，正如斐吉皮得的主张并不表述苏格拉底的唯心主义思想一样。
XII
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承认法国唯物论的“粗鲁”，关于18世纪解放哲学的“坏的方面”问题，就意外单纯地解决了。这个哲学的所有接近“自然体系”粗鲁理论的东西，都是坏的。由于这种著作在当时的俄国获得了许多读者，所以，为什么法国哲学能够对俄国人发生坏的影响，也就完全明白了：这就是因为它在俄国人之间传播了粗鲁的唯物论原则。我们知道，伏尔泰没有放弃同唯物主义者的论争。然而就是在他的哲学学说里，也易于发现极为明显的唯物主义影响的痕迹[66]。因此，他的学说也必然会动摇俄国读者大众的道德观念。涅泽列诺夫在贯彻这个结论方面比其他俄国学者更为勇敢。他几乎将18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有他不喜爱的东西，都归罪于解放哲学——特别是唯物主义。在他的眼光里，整个法国哲学都是极为丑恶的。按照他的意见，在法国哲学里，“邪恶的原理遮盖了真理的光辉”[67]。
涅泽列诺夫教授断言，法国解放哲学促使俄国文学传播肉欲、轻浮和对生活邪恶的姑息。毋庸解释，一种哲学，当它本身就是第三等级同旧秩序的生活邪恶斗争的思想表现时，是不可能对生活中的邪恶采取姑息态度的。同样，任何人都会同意，著名的《百科全书》完全不能说是轻浮的文学遗产。把讥讽当作轻佻，等于把学究气混同于深思。这正如马克思正确地说，正是嘲笑可笑事物的人，才会认真地对待可笑事物。
关于肉欲的指责，情况却不是这样。实际上，乍看来仿佛涅泽列诺夫和其他同意他的观点的学者——他们是多不胜数的——并非完全不对。在伏尔泰的长篇小说和狄德罗的某些短篇故事里，无疑地有些如果不是肉欲，也是接近肉欲的成分。这种成分是从哪里渗透进伟大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这些著作中呢？
狄德罗在逗留彼得堡期间为叶卡捷琳娜写的一篇札记里，开玩笑地说，如果他一旦成为君主，他会颁布哪些法律。他在这篇札记里还说，他决不反对在“德尼皇帝”[68]的臣民之中传播奢侈豪华，因为这是臣民经济昌盛的成果。他预见到卫道之士会要反对，所以提问：这种奢侈豪华对人民的道德风尚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他作了一个绝妙的回答。他说：“犯罪会停止（plus de crimes），可是会发生许多被神学称为淫佚和极尽丑恶的过失。”在这些过失中，他把肉欲的享受，放在首要的地位[69]。
这算什么？是宣传淫乱吗？不尽然。“德尼皇帝”希望在他的国家里，停止犯罪。很显然，如果他的愿望得以实现，则道德风尚的收获，会是非常多的。这样，这位想象中的哲学家皇帝愿与神学所说的致命罪恶和过失实行妥协，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基督教道德的抗议。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在基督教道德里，有许多与古代道德水火不容的禁欲主义成分。作为对这种成分的反动，在第三等级的思想代表人物的世俗道德里，出现了肉欲成分。然而不是任何肉欲都应受到指责。基督教道德中的禁欲成分是对肉体的自然的不可抑压的权利的否定。对于这种否定的否定，正好是这些权利的恢复，它是健全的道德的必要条件之一。任何人，只要他认为反对基督教道德的禁欲成分便是致命的罪过，都一定会觉得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学说是充满了不道德的。这里的问题决定于观点。谁要是对法国解放哲学由于它否定禁欲主义而加以指责，他便不应忘记，完全相似的否定，渗透了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西欧一切先进文化倾向。例如，文艺复兴时代的全部艺术史，都是用健康的肉欲所表现的审美观念，与在病态的基督教禁欲主义基础上成长的观念进行斗争的历史。
方-维津在从国外寄给帕宁伯爵的一封信中指出：“就我所知，现代哲学家（即启蒙思想家。——著者）的整个体系，就是要使人们无论信仰什么宗教，都有德行。”方-维津在这里给启蒙思想家的哲学理论规定了一种过于狭隘的内容：不能将这个理论的内容全部归结为宣布道德不决定于宗教的独立性。但事实上，这个理论是坚决宣布了这一独立性的。这是它的最主要特点之一。完全可以理解，这个特点是怎样形成的。一个同政教两界贵族进行不妥协斗争的等级，其思想代表人物如果不力图结束人民对僧侣的道德从属关系，是不算彻底的。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在这种从属关系里教育成长的人们，都会觉得启蒙思想家的世俗道德是宣传不道德。学者在当时的文学著作中发现对解放哲学家提出道德败坏的攻击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一心理现象。
XIII
在研究18世纪的俄国文化时，尤其需要这样的小心谨慎。在彼得改革前的罗斯，道德是听命于宗教的。彼得改革不可能立即结束道德条规对宗教教条，乃至对仪式的这种从属关系。我们知道，“学术侍从”对于这类问题的态度就已远远不够彻底；至于分裂派对于西方影响的反应，就更不用提了。
即使在塔季谢夫的思想里，世俗的因素居于统治地位，然而就是塔季谢夫，也毕竟未同宗教决裂。至于康捷米尔，尽管他常常乐于谈论道德，他不像莫斯科的学究们那样引述圣者传，而是引述世俗的，甚至多神论的思想家；然而宗教对于他的头脑却保持了巨大的权力。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在同僧侣等级斗争中开始达到的结论，他是望而生畏的[70]。完全可能，在康捷米尔看来，狄德罗也是一位对于道德非常危险的无神论者。然而塔季谢夫和康捷米尔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人物啊！在比他们落后的人们中间，莫斯科的道德服从宗教的习惯，一定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保全。而且，不仅在18世纪上半期如此。诚然，在叶卡捷琳娜时代，俄国贵族的欧化阶层，确曾以巨大的猎奇心理倾听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反宗教宣传。对于这种宣传的爱好，甚至多多少少成为一时风尚。但是在这种时麾爱好后面往往发生怎样的反应，是可从洛普欣的例子中看出的。
他曾短期间爱好唯物主义，甚至为了进行宣传，还翻译过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第2篇最后一章[71]。但是他刚刚译完，便感到沉痛的后悔，一夜没睡，将他的无神论的手稿焚毁了[72]。
方-维津在青年时期醉心自由思想，但他很快恢复了宗教信仰；根据他的“真诚坦白”，他回忆同自由思想者的交往，不能不感到害怕。
如所周知，他后来瘫痪了。人们传说，有一次他坐在莫斯科大学教堂里对学生说：“以我为鉴罢，我是因自由思想而受惩罚的。”这种传言可能失实，但是这里丝毫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把疾病当作惩罚的观点，是方-维津青年时期所反对的观点之一。
那些不再把宗教看作道德的必要基础的人们，洛普欣和方-维津自然会认为是不道德的人们。但是，如果我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他们对这种人的评价，那就犯了很大的错误。方-维津在其《真诚坦白》里谈到他结识一位“公爵，青年作家”，这位作家带领他同一批在“渎神及亵渎活动中”混日子的无神论者相会。在渎神及亵渎行为中混时间，意味着浪费时间，也就是做一个没有真正职业的人。我们如果相信方-维津，那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的这位自由思想传导者的特点，纵然不是道德败坏，无论如何也是空虚无聊。另一方面，这同一方-维津在忏悔以前写的一封致亲友书里，却把这位公爵描绘为具有严肃理论兴趣的人物[73]。此外，根据其他证明，他原来还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人。《叶利谢伊》的作者马伊科夫喜爱这一青年伏尔泰信徒的“开明思想和高贵品格”[74]。方-维津在恢复其童年的信仰以后，认为不仅俄国的“伏尔泰信徒”，而且所有先进的法国人，都是不道德的。他在1778年9月18/29日从亚亨发给帕宁伯爵的信中写道：“达朗贝之流和狄德罗之流，就其本质说，同我每天在林荫道上所看到的江湖骗子，完全一样，他们都为金钱而欺骗人民。在江湖骗子和哲学家之间的唯一差别，仅在于后者除了爱财如命，还兼而无比地追求虚荣。”你们会同意，这些证人的供词是不足为信的。可是这样的证人还有不少呢！无论在当时的文艺作品或在关于他的回忆录里，都充满了对伏尔泰信徒的否定态度。西波夫斯基说得对，这种情况使我们深信，整个地说，俄国社会几乎都是敌视他们的[75]。这就是说，整个地说，俄国社会甚至对于有关他们的完全不符事实的传说，也都欣然信从。
假定我们的证人的证词，值得更多的信任。赫尔岑本人便认识很多俄国伏尔泰的信徒。他说，他所遇到的一些老年人，“即使不是共济会会员，也是伏尔泰的信徒或唯物主义者。”然而这位当然值得重视的证人也认为在彼得堡，与在法国相反，18世纪哲学是多少有些有害的影响的。按照他的意见，这一差别的形成，是由于在法国，新学说在使人们摆脱旧的成见的同时，还给人们灌输了更高的道德意向，“使他们成为革命者”；而在俄国，新学说徒然破坏了束缚着半野蛮人性的最后纽带，没有用任何东西去代替旧信仰和旧道德观念。俄国的伏尔泰的信徒竞相响应生活享受的号召，但是在他们灵魂里听不到呼吁人们夺取伟大再生的庄严警钟[76]。
对于这些证词是不能置之不理的。我在前面谈到赫沃罗斯季宁公爵时就已指出，拄着宗教的拐杖才能行走的道德，在被夺去这些拐杖时是要倒塌的[77]。某些欧化的俄国人利用新学说作为麻痹自己的良心的手段，也就是替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作自我辩解，有时还要在人前作为替自己辩解的手段。这样的假定是没有什么不可信的。很可能，在俄国重演了法国在百科全书派时代以前很久就发生过的事情。有些法国自由派习惯于将自己头脑中有关道德戒条的概念同他们对于宗教和教堂的概念联系起来，出于对僧侣等级的憎恶而破坏这些戒条。一位法国学者说：“他们由于反宗教而道德败坏。”[78]温斯基说：在他的俄国同代人之间流行着不遵守斋戒，不履行教堂规定的仪式，“对僧侣和教规发出自由评论”。官宦阶级和僧侣的冲突，在莫斯科罗斯时代就已经存在。如果在当时，这种冲突能够促使官宦们吸收宗教异端的理论，那么，在彼得后的俄国，这种冲突就能够促使某些为数很少的贵族对一般宗教采取否定的态度。既然对一般宗教采取了这种态度，那么，在俄国就必然要出现由于反宗教而产生的道德败坏。
但是这种道德败坏通常仍是异常表面的：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与其说是罪恶的真正爱好者，不如说是“罪恶的夸大者”。我们知道，“罪恶的夸大者”往往比罪恶的告发者表现出无可比拟的更高情操[79]。18世纪俄国统治阶级所特有的“道德败坏”——如谢尔巴托夫所鲜明描述[80]——并不是由于百科全书派的影响。它在文化不高的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宫廷里，就已经使人强烈感到。就是那些法国启蒙思想家，尽管人们都将道德败坏归罪于他们，然而就是他们也曾提出一些共知的意见，有助于了解道德败坏的根源。爱尔维修很不错地阐明了奴隶制一方面与专制独裁制度；另一方面与某些道德沦丧的因果联系[81]。
还须考虑到，那些在俄国揭发“伏尔泰的信徒”道德败坏的人们，往往本身就在道德上极为可疑的。只要提出捷普洛夫就够了：重新回到笃信宗教的道路上的方-维津，同他有过一次关于信仰的富有教益的谈话。尽人皆知，罗蒙诺索夫从这个坏透了的“书吏和滑头”那里，曾经得到多少东西。
在俄国贵族的狭小眼界范围内，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学说，有时是会采取荒谬的形式的。这是很自然的。法国解放哲学的俄国追随者，是很不讨人喜欢的。他们有时简直令人发笑。但是在他们中间也有些真正悲剧性的人物。如果他们的灵魂听不到号召人类争取再生的警钟，那他们也由于这种充耳不闻而首先付出了代价；而他们所以会充耳不闻，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过失。他们的理解一直是很片面的，然而尽管他们的理解很片面，但他们毕竟比他们周围的人们要高出得多。他们厌恶这个环境，正如青年的奥尔金-纳晓金和赫沃罗斯季宁的《杜克斯》厌恶改革前的莫斯科一样。他们同样遭受着沉重的精神痛苦。但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没有受到这种痛苦。1793年，雅罗斯拉夫尔的一个富有地主奥波琴宁决定自杀，在遗嘱中写道：“死不过是从存在转变为完全的死灭……我是没有任何截断自己的存在的理由的。就我的境况说，未来对于我是一个逍遥自在和美好如意的存在。然而这种存在是会转瞬即逝的。”这篇遗嘱似乎可以使人假定，我们通过奥波琴宁看到一种人，这种人由于丧失对死后存在的信仰而失去了生的意志。也许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新哲学未能锻炼欧化俄国人的毅力，相反，由于他们缺少掌握某些科学真理的素养而削弱了这种毅力。但是请读读奥波琴宁处理他的书籍的遗言罢，你们便可看到，事情并非如此。
他写道：“书，我的心爱的书呀！我不知道留给何人。我相信这里谁也不需要它们。……它们是我的唯一宝藏。在我的一生，只有它们哺育了我。最后，如果没有它们，我的生命便会陷于无限的悲痛，我就会早已轻蔑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由于精神孤独而造成的自杀，这种精神孤独难道不就是精神痛苦的最可怕形式吗！自杀者正是这样说的：“最后，对俄国生活的真正憎恶，这就是迫使我主动决定自己命运的真正动力。”
古罗马的斯多噶派哲学家就是这样割断他们的血管，以免看到奴隶制度和道德沦丧的。很可能，奥波琴宁周围的谎言与罪恶的黑暗王国，很有可能把他看为道德败坏的典型。
人们说，在我国18世纪自由思想家的面孔上，有着某种潦倒沉沦和精神分裂的烙印。这是否由于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都遭遇过导致奥波琴宁死亡的悲剧呢？
我国的自由思想家没有听清楚唤醒他的同代文明人类的钟声：“俄国的伏尔泰的信徒”对于政治往往是完全漠不关心的。但是宗教的自由思想，——当然，只要不是简单的盲目模仿——由于推动了思维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政治的自由思想铺平了道路。西波夫斯基写道：“如果18世纪主要是无神论的世纪，那么，20世纪初期和亚历山大一世王朝初年和20年代，在我国思想史中便是自由主义——主要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时代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自由主义者——空想家已经没有以往的祖传信仰：政治自由主义和宗教自由主义并行不悖。”[82]
这里需要略加限制：并非所有亚历山大时代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宗教的自由思想家。已故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令人信服地指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通过18世纪哲学，亦即通过唯物主义，确乎达到了政治的自由思想。按照他的正确见解，19世纪20年代的典型的先进思想代表人物，是“受过启蒙时代法国著作教育的政治家和唯物论者”[83]。
不仅这样。我们很快看到，就在18世纪，那些由于先进政治观点（不是由于误会）而受到迫害的人们，也都是受过法国解放哲学的教育的。
更有进者：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第三等级的这种意识形态，甚至在俄国官宦阶级的解放过程中，就已经是一种异常有用的武器了。如果此外还再补充指明，叶卡捷琳娜时代文学所吸收的人道主义的崇高的、尊贵的一切，也都应归功于这一意识形态，那就不难理解，当时法国影响的积极方面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比消极影响更为重要了[84]。
B.B.西波夫斯基在我所引用的论文里提出了不少资料，有助于对这种富有成效的影响作出正确的估计。但是他也“从法国史学家莫里逊”那里抄袭了关于伏尔泰学派的极端偏颇的——在消极的意义上——评价。顺便指出，他所引述的史学家实际上不是莫里逊（Morisson），而是诺里逊（Jean-Felix Nourisson）[85]。这个史学家是现时的一个保守派，而保守派对伟大的18世纪启蒙思想家在欧洲思想发展史中的革命作用，是不能轻予宽恕的[86]。我国的“伏尔泰的信徒”真倒霉哟！
XIV
法国启蒙哲学教导：就其本性而言，人非善，亦非恶，他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变善或变恶的。从这里自然而然地得出的结论是：必须使这个环境成为尽可能更合理，也就是尽可能更符合人民的利益。因此，旧的秩序被确认为不合理，必须予以革除。诚然，卢梭和他的思想同道者们并不完全是这样说的。他们无条件地认为人性本善。但这在实际上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即为了预防，或最少，减弱被歪曲了的人性，必须断然革除社会制度的缺点。
这一结论在法国是符合第三等级的情绪的，他们迅速着手在实际上实施。我们知道，俄国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等级，还不能使先进法国人关于人性的学说符合他们的情绪。因此，这一学说虽被移植到俄国土壤，却不能不经受实质性的改变。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如果人成为好或坏取决于他们所受的影响，那就很显然，人性是由教育决定的。18世纪的法国人，赋予教育以巨大的意义。爱尔维修写道：“教育万能”（L’éducation peut tout）。在俄国，叶卡捷琳娜和那些负有使命执行她的观点的社会活动家，都非常乐于复述这个思想。别茨基写道：“显然，一切恶与善的根源在于教育。”我们看到，这同法国启蒙思想家所说的，完全一模一样。但是下面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了使年青一代受到良好教育，需要一些什么呢？
根据别茨基的意见，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选择直接的根本的手段以外，别无他途。就是说，首先以教育的方法产生所谓新的良种，或新的父母，他们能够将获得的直接和根本教育移植到自己的子女心中；他们的子女又将这一切传授给自己的子女，就这样，在未来的岁月里，代代相传。基于这一目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政府，开办了各式各样的——虽然，为数不多的——教育机构。
关于我在上面刚刚引述的别茨基的教育观点，卡拉什指出：“一目了然，在这段愤激的议论里，新的理论既有其强的方面，也有其弱的方面。对于公共幸福的真诚预望，提高祖国道德水平的爱国意图，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方法的天真，幼稚的乐观主义。似乎建立新的良种会是那样容易。”[87]
对于这种观点是不能同意的。别茨基的愤激之谈，远远不是什么既有强的方面，又有弱的方面的新理论。在它里面，恰恰没有强的方面。
法国启蒙思想家丝毫不认为建立人的新良种，是像别茨基所描绘的那样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证明可以援引同一爱尔维修的见解。
他写道：有两种教育：第一，儿童教育（Celle de l’enfance）；第二，青少年教育（Celle de l’adolescence）。第一种教育是由学校给的；第二种教育是由青少年周围的社会生活给的，或按照我们的哲学家的说法，是由政府的形式和人民的习俗给的；而后者又决定于政治制度。如果第二种教育与第一种相抵触，那它就会完全破坏它的影响。
“假定我从童年起就给我的儿子灌输对祖国的爱，教导他将自己的幸福同善良的，即同对大多数人有益的行为联系起来。但是如果我的儿子在走进人间之后看到爱国者生活在受轻视、贫困和压迫之中；如果他知道，善良的公民受到权贵和富有人们的敌视，在城市里只有很坏的声誉，此外有德行的公民被剥夺了进入宫廷的途径（这一恩典、荣誉和无疑地构成真正幸福的财富的来源），那就可以稳操胜算地打赌：他会把我看成一个无知的浮夸者和草率的狂人；他会蔑视我，这种蔑视也推广到我的为人；他会沉湎于政府形式和同胞的道德风尚所促使流传的一切罪恶。”
[88]
按照爱尔维修的意见，在君主专制的土耳其，是谈不上任何好教育的。的确，有些专制统治者十二分热烈地赞扬哲人的中庸之道和古代英雄的高尚品德。但是这种赞扬是谁也欺骗不了的；因为尽人皆知，这些统治者说的是一回事，而做的又是一回事。在他们统治的国家里，也不能对学校和家庭教育，抱有任何希望[89]。
如果我们考虑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是那种言行不一的统治者中的一个，那我们就会明白，爱尔维修对于别茨基所谓在当时的俄国可能建立人的新良种的欢快自信，是断然不会同意的。根据爱尔维修的理论，任何认真的道德教育改革，必须以同样认真的法律和政体改革为前提[90]。既然对于当时俄国国家制度的改革不可能抱有任何希望，所以爱尔维修不仅不会为别茨基的乐观主义所感染，相反，他会对俄国情况表示完全悲观的观点。试回想，他甚至对于法国的情况也是用悲观的观点去看待的。当然，不是所有法国启蒙思想家都像他那样彻底。思想的不彻底，使人有时甚至在理论上预示着暗淡结论的地方，也怀着光明的希望。但无论如何，所有法国启蒙思想家都以政治社会改革为教育改革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是无可争议的。
XV
我们已经看到，在别茨基关于建立人的新良种的种种议论里，毫未提到国家改革的必要。在当时俄国的最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的议论里，也都毫未提到这一必要。他们谈到教育时，总是仅仅注意到家庭和学校教育。爱尔维修可能说，他们说的只是儿童教育，而未提青少年教育。然而即使他们不提青少年教育，儿童也不会因此就不逐渐变为青年，而青年的性格也不会不在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俄国的启蒙思想家不能否认从法国哲学家的人性理论中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按照这个结论，人的性格只能在社会环境良好的地方，才会成为良好的。他们还同意一个观点：只有社会环境的组织本身能够说服个人相信他们的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一致性时，这个社会环境才是好的。按照法国哲学家的理论，这样的社会环境就是在文明世界的最先进国家里，也还不曾存在。问题就是要经过社会和政治改革建立这种环境。企求实行这一改革，这就是法国解放哲学的革命实质。
就其最大多数而言，俄国启蒙思想家是不同意这种企求的。他们还未认识到，俄国现实需要根本改造。试问他们怎么能够希望俄国居民周围的社会环境会使他相信他的个人利益同整体利益的一致呢？对于这个问题，方-维津在所写《纨绔子弟》一剧第5幕第1场里，作了答复。
普拉夫金在这里发表意见说，人的成为不幸是由于自己的罪过，是自己堕落的结果，但他愿意知道使人们变为善良的办法。斯塔罗杜姆细想普拉夫金的话，对于这一点表示了下列坚决信念。
“它们（即办法。——著者）掌握在君主的手里。只要人们看到：没有善良的品德，谁也不能成长为人；任何卑贱的服务，任何金钱，都不能买得因功绩而受到的奖赏；人们是被选择去任职的，职位不是人们攘夺得来的，——那时，任何人都会感到品德优良的利益，任何人都会变得善良。”
大家都看到，问题的解决在斯塔罗杜姆的脑子里要比在法国哲学家的脑子里简单得不可计量。如果法国哲学家们向开明君主发出呼吁，那他们所期待和要求于君主的，便是认真的改革（例如，狄德罗向叶卡捷琳娜所提建议，便是如此）。这种改革，必须将公民的个人利益与国家的总利益联系起来。但斯塔罗杜姆的要求却缓和得多。他的愿望只是要君主不将他的那些没有“高尚品德”的仆人列入“人”的范围。君主只要坚决遵守这一完美的规章，那时任何人都会成为善良的：因为任何人都会感到做一个善良的人，是有利的。斯塔罗杜姆深信，君主是能够很顺利地遵守上述规章的。他说：“请相信我，我的朋友，在君主想到，在他知道什么是他的真正光荣的地方，人类的权利就不会不归还人类，在那里，所有的人都会很快感到，每一个人必须按照合法的途径去寻求自己的幸福和利益。”
在斯塔罗杜姆的头脑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观点完全丧失了革命的内容，而获得了保守的性质。这些观点，在斯塔罗杜姆的对话者普拉夫金——剧作者对他也非常欢喜——的头脑里，也获得了同样的性质。普拉夫金说：“真是的，任何身份的人都必须有适当的教育。”同我们在爱尔维修著作里所看到的相反，教育在这里不仅不以根本社会改革为前提，而倒是完全适应于现存的事物秩序。
当方-维津想要出版（1788年）《诚实人的朋友或斯塔罗杜姆》杂志时，他在《给斯塔罗杜姆的信》里这样解释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名称：“我必须承认，为了我的喜剧《纨绔子弟》的成功，我应感谢您这个脚色。我根据您同普拉夫金，米龙和苏菲的谈话，编写了整整几场戏。观众直到现在还愉快地观赏着它们。”观众对这几场戏，甚至比对方-维津表现出无疑的巨大讽刺天才的那几场戏，还更乐于观赏。这表明大部分欧化的俄国人是同意斯塔罗杜姆和普拉夫金的观点的。既然如此，则俄国当时的一般文学著作，特别是讽刺作品，除开少数例外，无不以宣扬“高尚品德”为特点，便不足为怪了。1769—1779年间的讽刺杂志，对于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某些个别现象，曾群起而攻之，——有时还攻击得相当勇敢。它们显然不怀疑，这些现象同当时事物秩序的最深刻基础，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试为举例说明：
一些最好的讽刺杂志曾对残酷无情的地主发动攻击。在诺维科夫的《雄蜂》里，塑造了一个叫别兹拉苏德的人物。他坚决相信农民不是人，而只是农民。当他看到他的农民“按照东方的方式”向他跪拜时，他想：“我是主人，他们是我的奴隶。把他们创造出来，就是为了使他们忍受任何穷困，日夜工作，完整地交纳租赋以执行我的意志。他们记住我和他们的身份，应该对我望而生畏。”此外，关于农民，他还说过：“诚惶诚恐地把你的粮食送来。”[91]
涅多乌姆伯爵夫人的情况也不比别兹拉苏德好一些。“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提到小市民或农民，他会立即打寒战，发哆嗦。他不用流行的语汇，给他们以下流的名称，但究应怎样称呼他们，却是他50年白白虚度的生命中所未能想出来的。”[92]
在同一年的《雄蜂》杂志第26页和第30页上，刊登了一名村长给地主的《复文》和地主给农民的命令，对于当时的农民情况，作了极好的描述。按照讽刺作家的安排，村长将在村会上实行体罚和对一名在给地主的呈文里称地主为父而不称为老爷的农民罚款5卢布等等，向地主报告。村长在报告里补充道：“他说他是由于糊涂才这样称呼的，以后他再不敢称呼您老爷为父亲了。”[93]
在同一个诺维科夫的《绘画》里，刊登了《И***Т***两地游记》的出色片段。作者在总结他的旅行印象时写道：“在农民的形象里，我到处看到了贫困和奴役。荒芜的土地，粮食的歉收，都向我表示，这些地方的地主对土地没有热情。那些用薄板支架起来、上面盖着禾秆的小小茅舍，院子围着篱笆，不多的存粮，极少数的牛马，往往都证明贫穷户是多么贫困，然而整个国家的财富和伟大却是由这一切构成的。”[94]这些片段是同拉季谢夫的著名《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游记》极相仿佛的。我们知道，这些片段当时在读者中造成强烈的印象。人们对诺维科夫说，“我们的许多贵族对贵刊第五印张（即刊登了这些片段的印张——著者）表示不满。”与此相反，另外一些读者却“因为同一印张而表扬了诺维科夫”[95]。但是《游记》的续篇，没有发表。这显然是由于当局采取措施，取缔了它的刊行。
诺维科夫辩解说，《游记》的作者所攻击的，不是整个“贵族团体”，而只是那些滥用权力的贵族。对此，当时就很少人相信，现在也很少人相信。
有些学者断言，诺维科夫反对的是整个农奴制，而不仅是地主的滥用权力[96]。诺维科夫可能在灵魂深处确乎谴责农奴制本身。但是在刊物上他却只是谴责了坏地主。人们说，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我国众所熟知的“种种不能由编辑部门做主的情节”。这也是可能的，但这却未获证明。不仅如此，我们有理由设想，诺维科夫不仅在变成神秘主义者之后，就是在出版《雄蜂》、《绘画》和《钱包》时期，也没有在原则上谴责农奴制。我们不要因为在这些杂志上时常看到关于“农民也是人”的议论而陷于错误。谢涅卡不是也曾写过：奴隶也像他的主人一样是人吗？[97]然而对于作为社会制度的奴隶制，他却从未表示反对。此外，那些认为诺维科夫对农奴制进行原则谴责的学者，都忽视了一件刊载在《钱包》第6页（1774年度）上的异常重要的文件。我所指的是独幕喜剧《民间歌舞》。
在这个喜剧里，似乎是为了教训坏地主而描绘了一个好主人托尔斯托苏姆，把他描绘为“一个父亲而不是一个老爷”。这个好主人的臣民之一说：“看到他的农民，心里真高兴”；又说，“如果好主人的农民贫困了，那他就得责备自己，或者他是一个懒汉，要不然就是一个酒鬼。”显然，这远远不是对农奴制的原则谴责。然而这还不是一切。好主人托尔斯托苏姆的同一忠实奴仆还发表了下述非常有教益，同时也很能说明问题的见解：“忠诚的奴仆不仅要讨好主人，而且有时还要恭恭敬敬地向主人报告他的不对的地方。善良的主人从来不为此发怒，有时虽然生气，但不会持久；后来就自己承认不对了。这种情形，我在向老主人作报告时经历过很多次；为此，他豁免了我的一切，并给我赏赐。”
请注意，喜剧《民间歌舞》是预定演给来自人民的观众看的，按照《钱包》杂志出版者的意见，它应该给这种观众带来益处。然而上述见解的“益处”，难道不就是保护农奴制本身吗！
托尔斯托苏姆的另一农奴，他的儿子的仆人华西里说，农民都很爱老地主，“由于他的缘故，也都爱青年的地主，尽管他对农民还未做过任何好事。”但这同一华西里在同他的年轻主人一道纵酒狂欢时，很害怕事情会为老地主所知道。“无论他对我们多么仁慈，只是我的背脊将为此受到惩罚；在这种饮宴之后，我的剧烈的醉后头痛，就是一年也忘记不了。”从这里可以看到，理想的地主托尔斯托苏姆关心他的农奴的良好道德品质，是不惜实行非常严厉的体罚的。
诚然，前面研讨的喜剧不是诺维科夫写的。谢缅尼科夫认为，喜剧很可能是公爵夫人达什科娃根据叶卡捷琳娜的旨意写的[98]。但是，诺维科夫不仅出版了它，并且在它的篇首写了一些完全同情的意见。如果他不同意送给他发表的这篇喜剧的根本思想，他会采取这种行动吗？毫无疑义，这个根本思想，就是要说明地主应该，而且也能够关心自己的农奴；而农奴则应该，而且也能够真诚地爱自己的地主。这同农民解放的思想，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诺维科夫在出版《雄蜂》、《绘画》及《钱包》时期，是最先进的俄国人物之一，这是绝对毋庸争论的。但是，这一在当时异常先进的人物的观点，是多么温和，可以从他对出版自由问题的态度中看出。同他的所有欧化的同代人一样，诺维科夫赞扬叶卡捷琳娜给了自己的臣民以思想和言论自由。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十分内行地（Ex professo）注意尽可能扩大这种自由的范围。但他却从未想到可以完全取消书报检查。按照他的意见，国家的安定和公民的安全，都要求“禁止出版反驳神圣法律，反对君主专制和祖国的书籍。这种著作都是有毒的和有诱惑性的，它们能够危害青年的灵魂，纵容恶行”。写这种书的人不配称为作家，或照诺维科夫的说法，不配称为创作者，而应被指为“有害的败类”。为了预防这种“败类”对社会的有害影响，政府必须检查新出版的书。而且诺维科夫认为，在新书检查中，精神检查应起首要作用[99]。如果我们考虑到，诺维科夫在俄国讽刺杂志出版人中，可能是一个最有主见，也想必是一个最光明正大的人，那我们就可相信，当时我国讽刺作家的要求，事实上是非常低的。尽管如此，他们当中的优秀人物在自己的写作道路上，还是遇到了种种不可克服的阻碍。
如所周知，按照时间顺序，第一个讽刺杂志是《万有》（1764年）。它是按照叶卡捷琳娜的意旨并在她本人的领导之下，由科济茨基出版的。在这本杂志的某期，刊登了一篇对报刊的热情颂词：“啊！报刊！自然，是上帝自己启发了那个发明你的人！由于你，保存了人类伟业的记述；由于你，人类的思想从东方飞向西方，从日中飞到午夜；你消灭危害人类的偏见，真理由你而发现；由于你，沙皇和大臣们从事例中学会保卫祖国，统帅们学会军事艺术，法官们学会探求真情实况。你极大地促进着人类的福祉！”然而，在这件事情上，也像在所有其他事情上一样，叶卡捷琳娜的实践是同她的理论背道而驰的。
叶卡捷琳娜所以要由她自己领导《万有》杂志，所以要鼓励其他定期刊物的出版，显然是抱着一种希望，以为俄国的定期刊物会只限于热情歌颂新女王。然而无论俄国新闻界人士的社会意图多么温和，他们毕竟对于自己的任务有了严肃得多的理解。他们认为他们有权进行批判，然而叶卡捷琳娜却认为他们必须歌颂。从这里，自然要产生分歧，严重地影响了讽刺刊物的命运。
在1769年度的《雄蜂》第2页上，刊登了一位将军给他的逃避兵役的侄儿的一封信。这位关心子侄的伯父大惑不解地问道：“你为什么讨厌服役呢？如果你以为根据现时的命令，服役没有好处，我的朋友，那你可错了。的确，就现在说，是今不如昔；但是即使这样，经过10年，还是可以赚得一个好好的庄园的。可往年是多富有啊，你自己去核计罢，现时的各种敕令夺走了我们的多少粮食呀！”
叶卡捷琳娜认为这封信得罪了她。于是，她御用的《万有》杂志，立即开展了一个反对《雄蜂》的运动。
“伏尔泰的女弟子”的杂志证明：法院和法官并不像前引一信作者所想象的那样坏，尽管有时官吏会在事实上受贿；但是在这种事情上有罪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行贿者自己。《万有》杂志写道：“还有一点要问，如果他们周围少一些引诱者，那么，对他们的控诉是否会少一些呢？”这一意外的、真正别出心裁的意见，受到其他杂志的坚决反击。
在《杂俎》杂志里刊登了一封信，尖刻地挖苦“祖母”[100]对刀笔吏的维护。祖母说过，最好是少打官司，多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杂俎》反驳说，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谁也不会因为小事去打官司。如果大家都是有良心的，如果大家都遵守法律，那就既不需要法院，也不需要法官。但实际上非有法院不可，所以必须设法使刀笔吏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一封写给《杂俎》编者的信写道：“请求你们拒绝祖母的意见，因为她现在说的是简单的神话，从而表现其智力的昏庸。”[101]《地狱通信》要求祖母想想受到人们尊敬的古代讽刺作家，提醒她：讽刺作品的存在就是为了嘲笑罪恶。这个意见是针对《万有》主张对人类的弱点必须抱着仁爱和宽恕的态度而发的。祖母不断宣扬说：“善良的作家很少谈论罪恶，以免由于某种事例而侮辱了人类，但应运用其他教范，通过各种品德完美的人，也就是通过既高尚又正直的人，来描写对信仰和法律的坚决维护，歌颂热爱国王，热爱社会的祖国儿女，描写爱好和平的公民，真诚的朋友，圣礼的护卫者”，等等等等[102]。
这里几乎是第一次在俄国文学中提出了我们所熟知的一种保守派理论，以为最好是提出正面的人物，而不是提出反面的人物。这一理论后来多次被人们重复，“伏尔泰女弟子”的喉舌也断言，作家们所以习于描绘事物的消极方面，是由于在他们的心里缺少善心。《万有》杂志在答复《雄蜂》杂志第5页发表文章，对它进行反驳的一位“真理爱好者”时，写道：“他的良心不懂得宽容在什么地方是必需的；他的智力可能不理解这种道德教导。应该假定，他是想用笞杖去制止一切的。无论如何，在将他交给公众审判时，我们会劝他治病，使他不再拿起纸来胡乱涂鸦。”[103]事实上，这位“真理爱好者”是最不需要治疗的，因为他对事物的观点毫无残酷之处。当他说，残酷的不是那些反对违法乱禁的人，而是那些同违法乱禁实行妥协的人时，他是完全正确的。他写道：“许多缺少良心的人从来不明确指出罪恶，并不是更为仁爱。他们说，普通的人都良心脆弱，必须用仁爱来包含罪恶；因此，他们将罪恶缝在仁爱的长衣内。然而这种人的仁爱，应该更合适地称之为爱罪恶。照我的意见，改正罪恶的人比那些宽恕，（或用俄国话说）纵容罪恶的人，是有着更多的仁爱之心的。”[104]
女王的御用刊物有意纵容罪恶，这是洞若观火的。然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完全不是因为这个刊物接受了“唯物主义或否定论”的影响（如机灵的涅泽列诺夫所想象的那样[105]），而是完全另有原因。
叶卡捷琳娜在登极后三星期，发布了一个关于《贿赂》的上谕，用极为鲜明的色调描绘了俄国社会生活中这一根深蒂固的积弊，语调之尖锐激烈，也许为她那个时代的一切讽刺刊物所罕见[106]。但是，这个上谕正因为是在新女王登基以后不久发布的，所以它是对以往朝代的指责；而在这位女王即位后五年开始出版的讽刺刊物，对于受贿者发出的攻击，则只能理解为对她本人的指责了。叶卡捷琳娜便是这样理解的。她无限度地追求虚荣，希望她的臣民真正信服颂歌作者的保证，说自她即位以后我国业已形成普遍幸福。后来，在《俄罗斯语言爱好者的对话》（1783年）里，她把那些认为在俄国尚未肃清贿赂现象的人们嘲笑为陈腐的怪人。她以《真事和谎言》作者的名义，提出作者祖父的一位老友为类似的怪人之一。这位老人欢喜读书。但是，第一，其弱点是无批判地接受写书人所说的一切；第二，关于事物的思想和概念在40年前是怎样，现在也还是那样，虽然事物在实质上变化甚剧……他直到现在还抱怨督军和他的属员的不公平，然而这种不公平已经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了。这样，叶卡捷琳娜想使《对话》一书的读者相信，只有落后的人们才会抱怨行政机关和法庭的不公正。她关于这位她所不满意的老人写道：“当时这种人号和机灵和博学，但在现在，由于事物改变了，思想开展了，他的概念也就落后了，而他却囿于这种概念，没有前进，他谈论现在正如在40年前谈论当时一样。”
事实上，在《对话》出版时，就已经没有督军，也没有督军的办事机构[107]。然而贪官污吏的数目，却并未因此而有所减少。这一点是尽人皆知的。可是叶卡捷琳娜却对此听都不听。她的自满自负真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她用《真事和谎言》作者的祖父的名义，坚决强调：“请记住我的话：所有现时的罪恶都没有什么关系，它们有如奔流着的涨水。但水一旦达到以前的界限和堤岸，便会重新比以前更自然地流去。”
方-维津过分颂扬叶卡捷琳娜的文学天才，当他劝她——其实是劝《真事和谎言》的那个作者——用讽刺作家的鞭子鞭打昧良心的法官时，她代那个作者说：“在‘真事和谎言’里不包含使人厌恶的下贱东西，在那里严格排除了不具备欢乐的精神和不合乎我的祖先爱好的一切，强烈的悲剧使人产生索然无味之感，尤其是产生痛苦和眼泪。抨击讼棍和贪污，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连文法都不甚了解，哪能写出什么教训呢！”
叶卡捷琳娜喜欢具有“欢乐精神”的著作，而不喜欢讽刺作品的“下贱”和“索然无味”。但是既然完全不要讽刺作品又不可能，所以叶卡捷琳娜对讽刺作品提出了第一，我们都知道的要求，即仿佛对有罪恶的人应抱着人道主义的态度，第二，——这是对第一要求的完全自然的补充，——她希望讽刺作品不要牵涉个人。与此相反，诺维科夫在他的最初的讽刺刊物上，便证明必须“指名道姓地批判”。这又是一个异常重要的分歧。
1769—1774年间，这位最优秀的讽刺杂志的出版者对于“不顾情面的批判”是怎样理解的呢？
我想，这最好用事例来说明。
在1769年度《雄蜂》杂志第25页上，讲了一个叫普罗拉兹的人的故事，他是一个卸任“官吏和挥霍游荡的人”。他欠了一个商人的钱。请看他怎样想法赖债的。
“碰巧他们两人一同作客。商人有些喝醉了，普罗拉兹有意激怒他，说不给他还钱。如果他要控告他，那他就什么也得不到。商人把普罗拉兹痛骂了一顿、而普罗拉兹什么也没有回骂，只说请大家注意听着，次日便向法院递了呈文。最后，他没有还债就将他的借据取了回来，上面说明钱已收到，而且这笔钱是为了在来年冬天给妻子购买皮大衣的。普罗拉兹清偿了债务，而商人却由于把懒汉骂作骗子，丢失了钱财。”
诺维科夫深信，嘲笑罪恶，比往往只能引起索然无味之感的训诫，更能减少罪恶的作用。但是如果讽刺作家仅限于一般地嘲笑某种罪恶，那么，在染有这种罪恶的人们中，便会没有一人将这种嘲笑算在自己的账上：任何人都会以为这是指的别人。因此必须给以暗示，使某一犯了罪过的人由于这种暗示而理解到作者所说的就是他，而不是任何与他相近的人。“真理爱好者”在描述前面所说的官吏普罗拉兹的行为时写道：“我断言对人而发的批评更能改正罪恶。”但是就这样，也要做得十分谨慎。必须使对某一人，对某一犯了罪恶的人所发的暗示，不为大家所了解。“不然的话，如果把这人写得这样明显，以致所有的读者都知道是他，那时，这犯有罪恶的人便不会改正，而会除了旧恶之外，增加新恶，亦即增加仇恨。”
从这种实在说是很幼稚的意见里，可以看出诺维科夫和他的思想同道们所谓“指名道姓的批判”只是单纯地揭发个别人的不道德行为。官吏普罗拉兹的例子和在《雄蜂》、《绘画》等杂志上看到的许多其他例子证明，“指名道姓的批判”主要是要暴露“掌握权力和滥用权力”的人们。“真理爱好者”要求对被揭发者保持慎重态度，也许不只是表示他们担心为大家所了解的暗示会产生过于强烈的心理作用，而且表示他们害怕被揭发的达官大吏会进行报复。
讽刺作品在其发展的初期到处都是“不顾情面的批判”。但是，无论其最初的步子或其进一步的发展，都依据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取得了不同的形式。众所周知，阿里斯托凡的喜剧，也是“不顾情面的批判”。但他生活在民主制的雅典共和国，享有极大的言论自由，不怕对犯有恶行的人提出指名道姓的批评。相反，在叶卡捷琳娜的俄罗斯，对于当权的达官大吏的哪怕是极为小心的暴露，也会给揭发者带来巨大的麻烦。像女王一样，达官显贵们都认为一般描写罪恶，比“指名道姓的批评”好，而且比具有“逗笑精神”的著作则差得多。当然，讽刺杂志自应招来发自他们的巨大不快。
由于讽刺作家（如果不辜负这个称号）是很难用“逗笑的精神”来写作的，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俄国讽刺—暴露作家的处境，很快就变得十分艰难。1769—1774年间讽刺杂志在许多场合里由于不由自主的情况，一个又一个地停闭了。不言而喻，它们的消失，不能使它们所代表的社会需要得到满足。因此，由于对讽刺作品的需求没有消失，遂不时出现了新的讽刺刊物。但是它们所遇到的困难，并未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减少。相反，由于伏尔泰的女弟子愈来愈加明白法国新理论的实际意义，这种困难是愈来愈多了。当革命的风暴在法国勃然兴起时，事情变得完全不可收拾。这时，俄国一些作家受到凶残的迫害。诺维科夫和拉季谢夫的命运，是人所共知的。至于女王的不满，波及当时还很年轻的克雷洛夫，这一事实却不是那样为人所知的。
XVI
克雷洛夫后来说道：“我的一篇在印刷所里业已排好了字的小说，被女王叶卡捷琳娜要去了。手稿没有归还，就此丢失了。”[108]克雷洛夫甚至似乎被抓去“关了禁闭”，并且被禁闭的，还不只是一人，而是一批人。事情发生在1792年，其时，他同德米特里耶夫斯基、普拉维利希科夫、克鲁申等人出版了讽刺杂志《观众》[109]。这整个事情的经过，迄今尚未完全弄清楚。可靠的是，克雷洛夫并未马上被制服。次年，他同克鲁申着手出版新杂志《圣彼得堡的信使》。尽管《信使》上的讽刺作品远远不像《观众》上的讽刺作品那样色彩鲜明和勇敢无畏，但这新的杂志也使它的出版者遭受迫害。克鲁申在杂志的第三部分写了一篇关于克尼亚日宁的悲剧——《瓦丁》的研究。如所周知，这篇文章极为女王所不满。《信使》的出版受到申斥。结果，克雷洛夫逃避到一处乡村，而克鲁申则远游国外[110]。从那以后，克雷洛夫长期停止了写作。而当他重新拿起笔来的时候，他对讽刺作品，已无兴趣。他只是偶尔写些寓言，尽力避免激怒有产者当局，始终记住了：最好是紧闭牙关。
B.B.卡拉什说：“俄国的生活挫折了克雷洛夫这一俄国最伟大的讽刺作家，把他的讽刺禀赋限制在狭隘的轨道上，而不让其正确发展，甚至在许多方面歪曲了它。……真正的克雷洛夫，就其对俄国文学可能作出的贡献说，最多地，尽管也并不是完全地，显现在他的讽刺文章里。这就是这些文章的巨大历史和文学意义。”[111]
我们业已看到，俄国现实生活的不良条件非常独特地改变了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抄袭来的人性论。这种改变也影响了俄国讽刺作家的观点。我们已经知道，方-维津通过斯塔罗杜姆发表了改正俄国道德风尚的意见。在克雷洛夫同拉赫马尼诺夫在1789年合办的讽刺刊物《神灵的通讯》里（按照卡拉什的正确评价，这个刊物给我们恢复了诺维科夫式的讽刺作品的最好传统和传说），发表了一篇《魔术师马利库尔姆尔克给安姆彼多克洛》的信，信内写了如下颇有特色的见解：
马利库尔姆尔克说：“在古代哲人所提出的全部证明中，没有一项证明比一位学者提出的所谓大部分人都是凶恶和堕落更为明确和逼真。”当然，这一悲观的意见只适用于“现代的人”，所以许多法国启蒙思想家也可能会同意这个意见。不过，他们会补充说，凶恶和堕落，主要盛行于特权等级之中，为了改正道德，必须废除特权。俄国的作者[112]却有不同的见解。在他的心目中，“堕落的最深刻原因不是社会制度，而是人的欲望”[113]。
这个见解的本身是值得批评的。然而最值得注意的却是从这里得出的关于讽刺作家的任务的结论。
马利库尔姆尔克继续说：“现代，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陷于非常重大的灾难，或陷于完全破产，他们不了解，或不重视我在这封信开头所提出的定则。”（即关于人的凶恶和堕落的意见。——著者）讽制作家必须警告他的读者，——特别是缺乏经验的青年，——使他们不致陷入给他们撒下的罗网。
“轻佻是缺乏经验的青年人的通病；因此，必须时常告诫他们，毫无戒心地进入社会，希望在社会里找到公平和正直，等于不带地图和指南针而漂洋过海，盼望经常遇到顺风，盼望在停泊的任何海岸，都可找到平静的码头。”
在这些意见里，已可看出后来使克雷洛夫对任何社会问题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的那种悲观主义的萌芽[114]。
可是问题在于，这一悲观主义并不是我们未来的伟大寓言作家的个人特点。我在谈到俄国伏尔泰门徒时，即已指出，在18世纪后半期，在俄国优秀人物中间，随地都可看到一些悲剧性的人物，他们认为他们的处境几乎是或完全是绝望的。毫无疑问，当时这样的人要比同一世纪的前半期多得多。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在这样一个产生了大量极为令人喜悦的希望的朝代里，哪里来的悲观主义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从我在上面已经多次指出的叶卡捷琳娜的理论和她的实践之间的矛盾中去找。
理论产生了令人喜悦的希望，而实践却使这些希望归于破灭。当然，不是在所有人那里，因为大多数人是满足于叶卡捷琳娜的活动的，而只是在要求严格又极为敏感的人们那里。这些人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但是这微不足道的少数，却走在前列。他们为俄国社会思想探求新的道路，因此，他们感到的失望，是当时俄国社会心理中一个极堪重视的事实。
克里扎尼奇将他的进步希望，寄托于自上而下的广泛改革。他把君主制看为“摩西权杖”，能够从不毛的峭岩里，找到欢畅的源泉。“彼得卵翼下的小学生”更相信“摩西权杖”的神奇力量。“学术侍从”不只是由于恐惧，而且是赤胆忠心地为君主制服务的。彼得一世以后掌握最高权力的人们的行为，似乎应使先进的俄国人大大减少其对君主制的进步意义了。但是先进的俄国人，却习惯于将彼得继承人的恶行，看为偶然的例外，而不是看为一般的通则。他们期待着，以为就在今天或明天，这些例外会成为痛苦的回忆，而一般通则会终于显示富有成果的力量。当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时，他们以为，现在“摩西权杖”会比彼得一世时还要工作得好些。然而，当他们看到这个权杖有两端，其用以打击过于热衷的启蒙思想家的一端，要比用以对付过于愚钝的守旧派的一端坚决有力得多的时候，在他们的心灵里产生了种种为彼得时代先进人物所未曾有过的疑惑：18世纪后半期的“学术侍从”——我所指的是当时的知识界的最先进部分——开始逐渐丧失其对君主制的信仰。
我不是说已经丧失，而只是说开始丧失，而且只是逐渐丧失。这种丧失是一个长期过程，它包括19世纪的一部分，有时加强，有时减弱。完全可以理解，各种不同的思想家都屡次经历了这一过程，他们在这一过程的影响下得出了种种极为不同的结论。我们很快便可看到，这一过程怎样影响于他们当中某些最显赫人物的世界观和情绪。在这里只要指出，这个过程在这一世纪里，不只是已经开始，而且在文学著作中已经有所表现。
XVII
方-维津（1744—1792年）
1
克雷洛夫禀赋了巨大的讽刺才能。但是，这种才能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挥。在18世纪下半期，方-维津是我国最大的讽刺天才。
B.Г.别林斯基用不多的话卓越地阐明了方-维津的著作生涯的真正意义。他指出，《旅长》和《纨绔子弟》不能称为喜剧（就这个字的艺术意义说），它们更多地是俄国讽刺作品力求成为喜剧的努力的成果。但是，别林斯基的这个评语，并不妨碍他确认这些喜剧虽然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却毕竟是优秀的文学创作，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宝贵史篇”。此外，还应补充，当时的我国社会生活可从方-维津本人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得到颇为鲜明的说明。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我国当时的启蒙思想家的工作——就其本身来说是异常有益和光荣的——是在贵族眼界的范围内完成的。他们当中只有不多的人抛弃了贵族的观点，而比较坚决地转到当时西欧先进启蒙思想家所保持的第三等级的观点上来。拉季谢夫便是这不多的人们当中的最优秀人物。
然而如果只有不多的人能够达成从一种观点到另一种进步得多的观点的转变，那么，在其生命过程的一定时期不断动摇于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人们，却是为数颇多了。对于某些人，——尽管不是对于所有的人，——这种动摇是一个极为艰难，有时简直是极为悲剧性的过程。在动摇，并且由于动摇而饱受折磨的人们当中，最突出的要算诺维科夫了。方-维津也属于这一类型。
他自己以恐惧的心情回忆他接受自由思想者科兹洛夫斯基公爵的影响时期。我已说过，对于在方-维津的《真诚坦白》中看到的关于科兹洛夫斯基公爵及其小组的评价，应该批判地对待[115]。但是，到底是关于这个小组的哪些回忆，引起了我们的讽刺作家的恐惧心情呢？确定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
按照他的说法，科兹洛夫斯基公爵的小组，热衷于渎神言论和亵渎活动。我们的讽制作家写道：“对于渎神言论，我从来没有参加。当我听到无神论者的咒骂时，我直哆嗦；至于渎神行为，我却起过不是最小的作用。……那时，我写了一篇致舒米洛夫的信，其中某些诗作表明我在当时的错误认识。”[116]
这封《信》里有许多饶有趣味的东西。但是信里所表明的“错误认识”，并不像方-维津在恢复其旧时信仰以后所感到的那样重大。所谓“错误的认识”全部包含在《信》的最末一行：
“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世界是为什么而创造的！”
这里很少可怕之处。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怀疑论的最低发展阶段而已。显然，方-维津的怀疑论是由于直接间接接触伏尔泰的著作而引起的。如所周知，这位费尔涅教长的怀疑论世界观并不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观点的最极端表现。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当中，有好些勇敢得多和彻底得多的思想家。当然，从方-维津的家庭所坚决维护和他自己在脱离科兹洛夫斯基小组后所恢复的那些旧概念的观点看来，对于创造世界的真正目的的任何怀疑，都是可怕的罪过。在伏尔泰的怀疑论和对美好旧时光的天真信仰之间，有一个很广阔的距离。所以，毫不奇怪，方-维津在倒退到他的笃信宗教的祖先所遗传的思想方式，走完这一距离之后，便感到他是一个逃出了致命危险的人了[117]。
值得指出，方-维津虽然同伏尔泰一样，拒绝解答世界是为什么而创造的问题，但在这封《信》里，对于涉及人类相互关系的一切方面，却比伏尔泰还要怀疑得多。他在《信》[118]里称呼的人物之一——他的农奴凡尼卡的说辞，毫无疑问，表达了自己的主人的思想：
四顾环宇，
我到处看到的只是蠢事。
我还察觉——
世界长期靠谎言生活，
再没有这样的神仙，
能使世界充满真理！
教士尽力欺骗人民，
宫廷的仆役——贵族的主人，他们
相互欺骗，而达官显贵，他们
又往往欺骗君主！
任何人都想塞饱自己的腰包，
说的是福利，
干的却是欺骗。 |
伏尔泰尽管是一个怀疑论者，但他相信，将来理性会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占优势，虽说他的未来的理性胜利，不能与他的崇拜者和传记作者，例如，康多尔塞（Кондорсэ）的那种洋溢的光明希望相结合。这就是说，在伏尔泰那里，怀疑论与颇大一部分乐观主义和睦相处。但在《给仆役的信》里，完全没有乐观主义。人们都是贪婪、狡猾，惯于欺骗。他们的相互关系是不合理的。方-维津尖刻地嘲笑了这一切。但是，这一切永远不变吗？难道不能希望将来文明的人类会变得更合理些？会更好地安排自己的命运？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显然，在《给仆役的信》的作者那里，就连这个问题也未产生。这同我们在伏尔泰那里看到的情形，是有重大差别的。当然，这种差别是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
在法国业已成长了一种可为启蒙思想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靠的力量，而在俄国，这种力量暂时却还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启蒙思想家有培养欢乐希望的心理可能，——虽然我们知道，当他们看到可悲的现实的时候，他们也常常变得消极（如爱尔维修），——而他们的俄国追随者要感染这种乐观情绪，却是困难得多了。
但是，毫无疑问，任何正常的人，特别是一个愿望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人，是很难带着《给仆役的信》中所表达的那种对人类关系的极端悲观的观点生活下去的。正如黑格尔在所著《精神现象学》中说过：怀疑论能够导致忧郁的情绪（das unglückliche Bewusstsein）。这种情形，我们从那些往往自愿结束生命的俄国“伏尔泰门徒”的事例中，也可看到。然而不言自喻，自杀并不是摆脱忧郁情绪的唯一手段。而且这个手段，一般地就其性质而言，只能为个别人所选择。其他的人则用各式各样的古怪行为来解闷；最后，第三类的人则及时到童年信仰的平静滩头，从而顺利地摆脱了忧郁的情绪。可能，这类人要比所有其他的人多得多。
2
方-维津在其宗教自由思想的不很长久的年代里，在上述这封《信》里，询问他的一名仆役，为什么他们注定要在“沉睡”中度过一生。那时使他感到奇怪的，——如果不说愤慨的，——是在世界上竟然有人在奴役中度过一生，而且方-维津觉得，他们甚至毫不怀疑他们应该“永世成为奴仆”。他对此感到奇怪，——这一事实表明了他所受到的“伏尔泰主义”的影响。的确，在这一方面，也如像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伏尔泰主义”对他的影响是并不很大的。在《信》里，他粗暴地嘲笑了他的农奴仆人。他虽然想说明，他的仆人之一对于创世的目的问题，曾经有所考虑，但是写道：
“他的怀疑触动了根本，
他愁眉苦脸，浑身打着寒噤！” |
我们看到，自由思想没有使他了解法国启蒙思想家具有的对仆役的人道主义态度。但是自由思想毕竟使他对于农奴制的优越性发生某种动摇。在他结束其宗教自由思想之后，他的这种动摇也似乎结束了。他开始坚信不疑地重复着农奴主关于俄国农民的奴隶地位的益处等等流行议论。他在1778年3月20/31日从巴黎写给帕宁伯爵的信里说：“我参观过兰格多克，普罗万斯，多芬内，里昂，波尔贡，沙姆畔等省。前两省在这里，在全国被认为是粮产最丰裕和最富有的地方。如将我国最好地区的农民同那里的农民相比，我发现我国农民的情况，公平地说，是比较最幸福的了。”同一封信的下文表明，他在这里所指的只是农民的经济地位，而忘记了法律地位。
当时法国农民的经济情况是很坏的。方-维津也许没有过分夸大地说：“在这个果实累累的边区，在每一个邮站，我的马车经常被穷人包围着，他们时常向我们乞讨的不是钱，而是问我们是否带有一块面包。”在懂得本身利害关系的明智的俄国地主那里，农民当时在经济上是生活得好一些。但是，明智的地主当时是否很多呢？在讽刺杂志上刊登的一些论文——可以设想，方-维津是不会不知道这些论文的——使我们有根据断定，他们是不多的。这些论文证明，在俄国先进人物看来，甚至俄国农奴的经济情况也是阴森暗淡的。不仅这样。无论当时法国农民怎样穷困，但他们的绝大多数早已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这就是他们的地位同俄国的“神圣所有制”相比的极大优越性。然而，在方-维津的眼光里，这一优越性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不过，这只是根据他的通讯而言。其他的一些资料则对此产生疑义。
谢梅夫斯基认为我在前面提到的《法国贵族自由和第三等级利益简释》一文，是方-维津写的。尽管该文作者实质上也是完全站在贵族的观点上，但他是18世纪俄国欧化人物中的一员。这种人物为在俄国建立“诚实和开明的市民阶层”而钻营奔走。按照他的见解，市民阶层是“社会的灵魂”。他懂得（尽管是部分地），第三等级在一个以生产者被奴役为基础的国家里，是很难发展的。他的研究的结论是：“在俄国应使1）贵族完全自由，2）第三等级完全解放，3）从事农业的人民虽不完全自由，但最低限度，在他们（农民——著者）将来成为能使农村或主人的作坊趋于完善的农民或艺人时，应有自由的希望。”[119]
对谢梅夫斯基所说上述见解出自方-维津手笔的假设有利的事实是：最低限度，他有时关切这一见解中所涉及的社会问题。
在他所翻译的作品中，有一部的标题是：《经商的贵族与军人贵族的对立，或关于贵族经营商业是否对国家幸福有利的两种见解》。收进这部译本的两位法国人的著作，都写于1756年，其时经济问题引起了法国读者的深切注意。第一篇著作的作者，坚决主张贵族从事商业。这一职业一点也不降低最高等级的地位，却能改善它的物质状况，并给法国生产力的发展以新的推动。这位法国作者逐一分析了妨碍贵族经营商业的种种偏见，而且为了给商业辩护，有时讲些粗野的语言。值得指出，这位法国的商业辩护士，像俄国见解的作者一样（谢梅夫斯基认为这种见解出自方-维津的手笔），也将商人称为一切社会集团的灵魂。同时，关于法国贵族过去对人民的态度，他是这样描写的：
“首先，法国贵族不努力从事他们农村土地的耕耘；他们有的是听从命令的奴隶。人民摆脱了这种桎梏，而取得了某种自由。现在贵族想收获粮食，那就得雇用工人并用金钱迫使他们工作。”
[120]
接着又说，为了种好自己的田地，贵族需要金钱，而向他们提供金钱的是商业。总之，法国作者把自己表现为浸透了第三等级新意图的作家，他们深切了解以雇佣工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比生产者受法律奴役为基础的封建关系高超不知多少。他甚至对英国革命表示——虽然不是直截了当地，而是躲躲闪闪地——同情，以为这个革命以“受咒骂的”“不公平的统治者”克伦威尔为代表，注意商业，就像注意“生命之树”那样[121]。这一切都是如此明显，读者是不能不一目了然的。如果方-维津在读到这种见解之后仍然认为必须将其译成俄文，那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认为这种见解的趋向，并没有使他感到害怕。
不仅如此。还可设想，法国作家关于贵族经商给国家带来巨大利益的见解，对于方-维津主要喜剧中的那一好发议论的主角——斯塔罗杜姆的性格，也不是没有影响的。
事实上，斯塔罗杜姆的发家致富，不是通过军职，而是通过在西伯利亚的某种工业经营（可能是开采金矿），“他在那里赚了金钱而不用良心去换取金钱，不从事卑鄙的勾当，不掠夺祖国；他在那里向土地要钱，而土地比人公正，不讲情面，只是诚实地、慷慨地给劳动以报酬。”[122]
当然，斯塔罗杜姆对社会生活的观点，同先进的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是很少共同之处的。我已指明，法国哲学家关于社会制度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的学说，在他那里取得了怎样独特的形式。最后，他直截了当地表明，他害怕现时的哲人在根除偏见的同时，会从根本上，用他的话说，收回德行。如果甚至保守的斯塔罗杜姆，其性格的颇为重要的特点之一，确乎是来源于我在上面引用过的那部讨论贵族经商的著作的爱好自由的作者，则这一著作在我们的讽刺作家的头脑里留下重大影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既然如此，那就完全不可理解，方-维津怎能说服他的尊贵的通讯人，要他相信俄国的制度优于法国制度和一般西欧制度了。但他却恰恰是要他相信这一点，这是从他在1778年9月18/29日给他的信的下述一段里可以看出的：
“诉讼的事情在法国也同在我国一样不幸，唯一的差别是，在我国诉讼的花费不像法国那样漫无限制。……在法国，断案以前必须作好许多烦琐的手续，……而在我国，最少这是一个优点，动作要灵敏得多。只要有某一与宠臣有瓜连的半个贵族出来过问，案件立即出现转机而接近于了结。”这真是一个可疑的优点！可是，即使对于这一优点不加怀疑，方-维津也应记得，偏袒是“独断专横”的产物，任何一个宠臣总是有“做坏事的巨大权力和可能的”。
在写给帕宁的另一封信里，方-维津“真诚地坦白”（这是他的原话）说：“如果在我的理性健全的年轻同胞当中，有人因为在俄国看到舞弊和混乱而发生愤慨，并在心里开始与俄国离异，那么，为了使他热爱祖国，除了更快地将他送到法国之外，别无更可靠的方法。在了解了这个国家的情况之后，对现实不满的俄国人即使相信，那些谈论法国的“完善”的人是在撒谎；无论在俄国的生活有时是多么坏，但是，如果心安理得地，如果用理性统治想象，而不用想象统治理性，则在那里，可以像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幸福。”[123]看来，作出这样的结论的人，从精神状态说，是不可能图谋政治改革的。
彼得时代的俄国官吏去到外国，——到威尼斯或巴黎，——都迅速看出在西欧各国，要比在俄国有更多的自由。方-维津也看出了这一点，因为毕竟他比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的俄国人更有观察外国生活的素养。但是，在他总结他对这一生活的观察时，却出现了意义深长的保守主义的保留。
他写道：“在研究法兰西民族的状况时，我学会了区别法律上的自由和实际上的自由。我国人民没有第一种自由，而后一种自由则享受很多。与此相反，法国人虽享有法律上的自由，却生活在真正的奴隶制度之下。”按照他的正确的意见，法国人的实际被奴役是由于“国王虽受法律的限制，却掌握着践踏法律的一切力量”。从逻辑上说，按照宪法草案序言的精神，由于国王对法律的践踏，应该作出结论，确认必须制定“根本法”，以结束国王的专横。但是方-维津避开了这个结论。他满足于对法国秩序的笼统谴责，并提出一种叫人感到欢喜的思想，以为俄国人民大量“享受着”即使不是法律上的自由，也是实际上的自由。他在其他信里断言，俄国秩序全然不像它的不公正的诽谤者所说的那样坏，可是一般地说，“铃鼓总是远方的好听。”
别林斯基赞扬了方-维津的国外通信，因为，照他的说法，信里精辟地指出了法国旧秩序的缺点。他认为这些信比卡拉姆津的《俄国旅行家通信》高。然而方-维津虽是比卡拉姆津更确切地指出了当时法国秩序的某些弱点，可是，对于这样或那样致力于根本改革这一秩序的一切，他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在这里比卡拉姆津显得还要目光短浅。的确，他的艺术嗅觉不时提醒他，在法国发生着某种在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暂时还不存在，或暂时还很微弱的新运动。但是他对这一新运动的模糊认识，只是增加了他对法国的反感。由于对这一运动的否定态度，他甚至相信在法国，“人们的生活和享受并非真正的幸福，而且对幸福，并无最低的认识。”[124]前此数月，他在一封写给亲属的长信里，坚决表示：“在俄国，各州府的贵族要比这里好得无法形容；此外，这里的空谈有着较好的外表。”对于这种说法，俄国的斯科季平之流和普罗斯塔科夫之流，是会欣然同意的。
根据方-维津的书简判断，他对很少受到解放运动波及的德国，比对法国要喜爱得多。他给妹妹的信中写道：“说真的，德国人比法国人单纯，但无可比拟地更值得敬重。我千百倍地宁愿同德国人住在一道，而不愿同法国人住在一道。”但在地球上，绝对的东西是没有的。如果住在德国比住在法国要好得多，那么，住在俄国又要比住在德国适意得多。方-维津在给他的亲属的信中写道：“一般地，我可以公正地说，从彼得堡到纽伦堡，我们祖国的包袱是越来越重了。这里的一切，一般比我们差：人、马、土地，必需食物的储藏，总之，我们的一切，都要好些，我们的人也比德国人多。无论别人怎样说，这种信念总是牢固地扎根在我的心里。”[125]
在这一切里，没有自由思想的痕迹。是啊，自由思想有什么意义呢？“法律上的自由”有什么用处呢？如果“在人们的心坎里，没有第一条法律，没有人们之间的第一种联系——即善良的信仰，任何政治方面的改革又有什么用处呢？”[126]
方-维津在结束了宗教自由思想，回到他的童年信仰以后，仿佛还保持了，最少是有时还保持了感染政治自由思想的能力。但在他第一次国外旅行期间（我所摘录的那些书信就是那时写的），他连政治自由思想也放弃了。这是有其不可争辩的逻辑的。合乎逻辑的是，方-维津既然拒绝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宗教和政治观点，便同时放弃了他们的所有社会政治改革计划的出发点：以前他同他们一道，都是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出发的，即人们的行为决定于社会制度；现在他却以为制度无关重要，重要的是善良的信仰了。如果彻底地发挥他的这一新观点，他便应得出这样的论点，即天国就在我们的心中。可是，他的彻底性没有保持多久。
他在1777年翻译了《马尔库·阿弗列里约赞词》一书。这本书是法国研究院院士汤玛斯写的，而且用这样的想法粉饰，例如：
“自由是人的首要权利，是服从统一的法律的权利，除了这种统一的法律之外，别无什么可以害怕的东西。害怕说出自由这个名词的奴隶多么可怜呀！谈论法律有罪的国家多么可怜呀！”
又如：
“永远仁慈的自然，按照自由和平等的精神创造了人。暴政的出现，造成人的弱点和不幸。这时，少数人占有了一切，等等。”
按照一位学者的意见，如果方-维津通过他的译文发展并补充了他自己所谓更好的政治制度的思想，则通过同一译文，他也否定了他自己的所谓政治改革无用的思想。
不用说，在《马尔库·阿弗列里约赞词》里，过于细腻的学院式的雄辩是多于对自由和平等的坚强的爱。但是作为《赞词》的基础的思想，毕竟与我们的讽刺作家在其国外来信中所表述的那种箴言，是极其矛盾的。
同一学者又认为，“1785年8月，方-维津患脑溢血，这结束了他自童年以来所坚持的自由思想的意图。”的确，方-维津为波将金逝世（即1791年）而作的《论虚度的人生》一文表明，疾病造成了他心灵的完全悲观情绪。他在文中坚决谴责了他以前“对理性的狂烈向往”。但是，我们看到，关于“对理性的向往”，他在70年代第一次出国旅行时，便已经几乎是像患脑溢血后一样坚决批驳过。此外，在他为他的——未经警察批准的——杂志《诚实人之友或斯塔罗杜姆》所写的文章中，有一篇在1788年2月刊登的莫斯科来信，这封信表明，方-维津在病中有时还受到政治自由思想的冲击。
这封来信谈到在俄国妨碍辩才取得成就的原因，是方-维津用斯塔罗杜姆的名义写的。他说：我们缺少演说家并不是由于我们禀赋的弱点，而是由于缺少“使辩才能够表现的机会”。在其他政治条件之下，情况就会完全不同。“我们的大主教加夫里尔，萨穆伊尔，普拉东就是我们的迪洛特逊和布尔达鲁；耶拉根就其职位编写的各种意见和主张也充分证明：如果我们有了讨论法律和租税的讲坛，如果我们有了判断掌握国家政柄的部长们的行为的场所，俄国的辩才会发挥多么大的力量。”[127]
在这里不提出普拉东、加夫里尔、萨穆伊尔以及……耶拉根的辩才实际上有多大的问题，但是不能不看到，疾病缠身的方-维津在这里仍旧是完全根据政治自由思想的精神立言的。按照这种精神立言，须以一定的“对理性的向往”为前提。
这就是最主要的东西。方-维津的观点是彻头彻尾地互不协调和自相矛盾的。他能够几乎同时发表直接相反的意见。这一点对于社会思想史的重要性，不仅因为方-维津在俄国18世纪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因为18世纪后期的许多有学识的俄国人，都在这方面同他相似。
但是，必须记住，在我们的讽刺作家的世界观里，保守主义几乎经常占着优势。叶卡捷琳娜看错了，她抱怨说：“我活得别扭！就连方-维津也想教训我怎样统治国家。”
方-维津不能够给她造成任何真正的政治麻烦。说到底，他在实践上保持了斯塔罗杜姆所表示的那种欢快的信念，即君主掌握着使人们幸福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只对确切达到“善良操行”要求的官吏，才按照职务，给予好处。就这点说，他也与他的许多开明同胞所见略同。
1784年3月，病危的H.И.帕宁伯爵（方-维津自1769年起即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向他口授了自己的政治遗嘱。这篇遗嘱包含以下的内容：
“授予国王最高权力，是为了谋求其臣民的一致幸福……没有必要的国家法律，则无论国家的状况或国王的地位，都不巩固。……没有公正温和的神圣品质，而实行侮辱、强暴和苛政的任何政权，都不是神授的政权，而是人授的政权。这种政权纵容人的不幸，向实力让步，贬低人类的尊严。处于这种毁灭状态的民族，会找到各种手段，用加于他们的同样权力，摧毁镣铐，是否出乱子是心甘情愿的。……国王与臣民之间的义务，都是……自愿的。”简言之，Н.И.帕宁伯爵的遗嘱，是以“法律上的自由”的优越性这个思想为基础的，而这一思想，方-维津在其从国外寄给H.И.帕宁伯爵的兄弟——П.И.帕宁伯爵的书简里，已予批驳了。必须记住，П.И.帕宁是完全同意他的哥哥的观点的。我们往后还将对这些观点进行探讨。这里只要说明，从П.И.帕宁伯爵为庆祝保罗·彼得洛维奇亲王即皇帝位而写给亲王的信中可以看出，方-维津是完全赞同帕宁兄弟的政治倾向的。这怎么能同前面摘录的他的国外通讯相调和呢？
不仅如此。在方-维津按照H.И.帕宁伯爵口授写成的政治遗嘱的一个地方，谈到“一些人成为另一些人的私产的国家”，即存在着农奴制的国家；在评价这种国家的时候，发出了近乎鄙视的遗憾。而在П.И.帕宁伯爵所写的遗嘱“补充”里，更要求关于农民对地主的“义务”，作出法律规定[128]。这同方-维津所谓俄国农奴的令人羡慕的命运的意见，怎能协调呢？我们是否有权假定，方-维津的晚年，在社会政治方面又传染了某种自由思想呢？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这样假定。
3
康捷米尔抨击了“诽谤者的言论”。方-维津也抨击了以普罗斯塔科夫之流和斯科季宁之流为代表的诽谤者。康捷米尔写了讽刺作品《品质恶劣的贵族的骄傲和妒忌》，方-维津也不放弃机会去触动“品质恶劣的贵族”。苏马罗科夫暴露了“芝麻绿豆小贪官”，方-维津对于这种小贪官也不宽容[129]。康捷米尔（在第一篇讽刺文里）挖苦了梅多尔，因为他力言用于印书的纸张太多，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卷发。在康捷米尔的第二篇讽刺文里，菲拉列特申斥叶夫根尼只关心外表，所以长年在外国旅行，除了完备的时髦知识之外，什么也不曾得到。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讽刺作家，还将各式各样的讲究穿着的男女，绑在耻辱的柱上[130]。总之，讽刺作品所涉及的问题的范围，在整个18世纪，没有改变。
所以这样，有两种原因：第一，叶卡捷琳娜的无比虚荣心，不允许设想在她的光荣的王朝里，能有任何比较沉重的社会溃疡，所以她极度压制了讽刺作家的揭发活动。我们知道，当时的讽刺刊物都是寿命不长的。第二，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讽刺作家，仍然用该世纪上半期讽刺作家的眼光来看待俄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最主要基础：他们都嘲笑旧事物的辩护士，而在对这些最主要基础的态度上，却仍旧是从旧事物中继承下来的现秩序的拥护者。他们的暴露式的眼界，极大地受到他们本身的保守主义的限制。
然而生活是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的。彼得改革的后果显露出来了，因而讽刺作品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即使没有扩大，但对其中某些问题的态度，却部分地改变了。
梅多尔和叶夫根尼使康捷米尔感到愤慨的是，他们对启蒙事业的利益漠不关心，而把时间——彼得卵翼下的真诚小学生总是非常珍惜时间的——耗费在时髦的琐事上。康捷米尔从未想到责备他们轻视俄国和俄国的习惯。在他那时候，有多得无可比拟的理由为相反的极端担心：这就是对西方和对西欧生活方式的轻视。因此，对他说来，维护俄国启蒙事业的利益，意味着同守旧的俄国人的民族特殊论进行斗争。在18世纪下半期，情况已变。那时谈不上恢复彼得前的旧事物了。俄国的统治阶层业已与彼得改革完全妥协。不过，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同它妥协，是很自然的。
俄国统治阶层利用彼得改革来巩固和扩大其对劳动群众的统治和摆脱义务兵役。摆脱义务兵役可给他们以空余时间。他们把这种时间部分地用来安排他们的经济事业。然而系统的坚持劳动，从来不合乎这一阶层的习惯。他们的某些代表人物分散到农村，与其说是从事农村经济，不如说是从事狩猎和纵酒狂欢。至于他们的另一些代表人物住在首都继续服务公职，但全然不像对各式娱乐那样热衷于业务。在首都的贵族中，孳生出大批讲究服饰的男女，为讽刺作品提供了大量的“人证”[131]。这些贵族等级的上流社会分子，迷恋外国时装和习惯，不仅达到了像康捷米尔笔下的梅多尔一样可笑的极度，而且轻视自己的祖国。讽刺作家就是这样证明的。
方-维津在《旅长》一剧中迫使伊万努什卡（伊万的小名）向他所追求的顾问夫人说：
“我的一切不幸只在于你是一个俄国妇人。”她用同样的精神回答说：“当然，我的天使，这是我的可怕的毁灭！”
既已决心模仿外国人，俄国的贵族等级很快懂得，最好的模仿样板是法国贵族，因为他们最雅致（“人情味”），而且欧洲大陆所有文明国家的贵族都在模仿他们。在18世纪下半期，按照外国方式教育青年，意味着给他们以法国教育。那些由于轻视俄国而受到我国讽刺作家抨击的花花公子，力求尽可能更多地模仿法国人。
在《旅长》一剧中，伊万努什卡对他的父亲说：
“我亲爱的父亲，听说您要给我讨个俄国女人？”
他的父亲问他：“是啊，难道你想讨个法国人？”
他答道：“我的躯壳生在俄国，这是对的，但我的灵魂属于法兰西王国。”
为了向喜剧的观众们解释，伊万努什卡对法国人的这种可笑的偏爱是从哪里产生的，方-维津觉得必须由伊万努什卡本人来说明。这一年轻的糊涂虫在去法国之前，曾在法国马车夫的宿舍里学习，马车夫给他灌输了对法国的爱和对俄国的冷淡。他说：“如果我就学于一个爱国的俄国人，也许我就不是这样了。”
在这里，如果回忆一下别林斯基的卓越评论，会是有益的。他说，方-维津的戏剧创作，与其说是本义上的喜剧，不如说是使俄国讽刺作品变成喜剧的努力的成果。在这些作品里，除了喜剧的成分外，还有许许多多漫画的成分。漫画的生命在于它对其所描绘的实际生活特征，作有意识的夸张。因此，必须有保留地（Cum grano Salis）接受我们在方-维津的喜剧里和其他讽刺作家的作品里所看到的当时俄国生活的画面。实际上，我们的时髦男女也许并不曾像《旅长》一剧中的伊万努什卡那样表现出对俄国的无限轻视，也不曾像他那样迷恋顾问的夫人。但是类似的轻视，毕竟在极大的程度上是他们的特点，这也毕竟是无可疑义的。追求时髦的俄国人，由于极端迷恋法国人，甚至不加批评地对待那些不成体统的法国男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讽刺作家不断地嘲笑了俄国人对法国人的轻信态度。诺维科夫在他的讽刺刊物里把这种轻信当作巨大的社会恶行来抨击。按照他的意见，在所有外国人中，只有法国人才是尽力利用了轻信的俄国人民的。在他所出版的《钱包》里，有一个法国人指出俄国人的极端淳朴，说“他们过于相信诚实，而不能区分真诚和狡猾；同时非常值得指出，尽管德国人和英国人不欺骗他们，而是公平诚实地对待他们，但他们却不喜爱他们，也不接受他们的风俗习惯。如果这些人想欺骗他们，那是怎样也欺骗不了的。与此相反，俄国人的心灵深处都是向法国人敞开的”[132]。在克雷洛夫的作品里，一个迁居俄国的法国时髦女人告诉她的从法国逃亡出来的刑事犯兄弟说，美国人对于最初到达美国的英国人，远不及俄国人对于法国人的尊重：“英国人用武器征服了美国人，而我们却用机灵巧计征服了俄国人。”[133]
在我国讽刺作品反对法国对俄国影响的坚决攻击中，可以很明晰地听到一个被侮辱的民族情感的呼声。被侮辱的民族情感一定要引起，而且实际上已经引起俄国作家把俄国和俄国人民的性格理想化的企图。这一企图，可以部分地解释我在前面指出的方-维津在其国外通讯中一般贬低西欧的秩序，特别是贬低法国的秩序，而对俄国秩序则过分地加以赞扬。这一企图使诺维科夫得出一种自我宽慰的意见，以为“俄国人都崇尚德行”[135]。他们以前尤其富于德行：“我们祖先的德行更百倍于我们。我们的土地不曾培育既不喜欢德行，又不热爱祖国的极端邪恶的恶魔。”[136]
这种对俄国民族性格和俄国旧事物的理想化，是后来构成斯拉夫主义的因素之一。米柳科夫认为，对采纳新文化的反感，以及为了故意中伤新文化而颂扬古代的单纯道德风尚，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在彼得朝代及其继位者时代，就已看过了。这是正常的。然而问题在于彼得时代反对采纳新文化的人们所颂扬的是彼得前的罗斯，反对的是彼得改革，而在18世纪下半期，他们所颂扬的却是彼得时代。
诺维科夫在所著《俄国作家历史辞典试编》里，认为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的特殊功绩在于他是“彼得大帝的光荣事业的捍卫者和颂扬者”。在方-维津的著作里，对彼得时代的理想化，更为显著。他的斯塔罗杜姆说：
“我的父亲按照当时的方式教育我，我不感到要对自己进行再教育。他是为彼得大帝工作的。那时都把人称为你，而不是称为你们；那时还未曾使人们沾染一种习惯，使任何人都认为自己代表许多人。而在现在，就是许多人也抵不上一个人。”……“那个时代的宫廷官吏都是军人，虽然军人并不都是宫廷官吏。父亲给我的教育是那个时代的最好教育。那时教育的方式很少，而且还不善于将外国的思想硬塞进空洞的头脑。”
[137]
正是由于那时在俄国“教育的方式很少”，所以彼得才尽力想将外国的思想——即西欧的思想塞进俄国人的头脑。这就是他的改革的意义。由于忽略了这一点，方-维津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的确，彼得所极端重视的那种“外国思想”，同叶卡捷琳娜时代贵族出身的“空洞头脑”所极端推崇的那种外国思想，是迥然不同的。它在衣冠楚楚的“纨绔子弟”的头脑里，是断然不存在的。但是，如上所述，“纨绔子弟”之出现于俄罗斯，乃是彼得改革的逻辑结果。几乎是完全用贵族的力量完成的改革，扩大了这一等级的权利；而由于为这个等级保证了一定的空闲时间，便在这个等级的某些部分造成了对上流社会的娱乐和外国时装的极端爱好。如果由于某种奇迹，俄国重新回到叶卡捷琳娜朝代的斯塔罗杜姆之流所颂扬的彼得一世时代，社会生活的客观逻辑，也会重新迫使俄国遭受彼得改革的全部后果；而贵族的法国狂，便是这种后果之一。可是对于这种逻辑，尊敬的斯塔罗杜姆之流是一窍不通的。同样，他们也不懂，只有前进的，怎样也不倒退的运动，才能使俄国摆脱这种法国狂。
在1741年的政变将最高权力移交叶卡捷琳娜时，她郑重宣布将按照她的父亲的精神进行统治。这一诺言掩盖了她自身缺乏任何确定的政治纲领。同样，我们的讽刺作家所以要把彼得时代的旧事物理想化，只是因为他们对于怎样反对他们所指出的社会缺点，以及彼得改革的内在逻辑会使俄国走向何处，全然没有明确认识。
俄国“纨绔子弟”所想仿效的法国方式，是属于法国上流社会的。当时这个社会的主要成分是特权等级的成员（贵族和高级僧侣）。法国第三等级的运动，其目的在于反对贵族和僧侣等级；运动的思想代表人物就是所谓“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派”不仅不迷恋法国贵族社会的生活方式、嗜好和习惯，恰恰相反，他们猛烈地谴责这一切。对贵族习惯、嗜好和生活方式的反动，在法国文学和法国艺术的一切新流派里，都跃然纸上。这种反动产生了格勒兹的绘画和狄德罗的伤感主义戏剧。18世纪末，这种反动的最新成就，是旧秩序的被废除，贵族一切特权的被消灭。但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里，只有法国能够产生这种成就。德国刚刚开始的第三等级的运动，没有超出列辛（Lessing）所完成的文学改革的范围，这一改革既是对当时贵族所特有的迷恋法国文学概念的抗议，又是对他们膜拜法国道德的指责。但是，必须记住，列辛之完成文学改革，也是模仿英、法两国第三等级的思想代表，特别是模仿狄德罗的。他对狄德罗是非常推崇的。因此，他对法国狂的抗议并不是对法国解放思想的抗议。列辛没有走得像18世纪先进法国人那样远，但他毕竟同他们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然而，我国法国影响的敌人，却也是法国先进哲学的敌人。
诺维科夫在其所出版的讽刺刊物里，往往这样表示，似乎在他看来，当时的法国自由思想家同“卷发学院”的教授们毫无二致。几年之后，在为所出版的《俄国古迹讲述》一书写的序言里，他猛烈抨击那些他所谓感染了“法国自然体系的书籍的毒害，传染了香粉、香膏、纸牌、游手好闲，表面装饰和无益打扮等恶习的人们”[138]。所谓“自然体系的书籍”自然应了解为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所以，结果是霍尔巴赫和狄德罗应对上流社会轻薄少年的游手好闲，对他们的香粉、香膏和纸牌负责！不能比这种概念混淆走得更远了！然而这种混淆，不仅为诺维科夫一人所独有，在方-维津的例子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方-维津在把彼得时代理想化的同时，也对法国的新思想鼓吹者（对所谓“学术界的撒谎者”）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方-维津之过分赞扬俄国社会生活而贬低法国社会生活，部分地是出于对俄国上流社会的法国狂的反动。现在，我补充指出，将俄国欧化贵族的这样那样缺点的责任，诿诸法国第三等级的思想代表人物，只能是俄国社会关系不发达的结果，这种不发达妨碍俄国讽刺作家去了解西欧社会生活和思想生活的现象。
米柳科夫说得完全公允：由于西欧文化仅仅为贵族等级所享有，所以对于他们的外表文明的攻击，就同对他们的特权地位的攻击交织在一起。可以补充说：从西方无神论作家那里抄袭得来的进步思想，其内容就是对贵族等级的特权地位的攻击，而把彼得时代旧事物加以理想化的笃信宗教的人们所攻击的，正是这些无神论作家。正因为把旧事物理想化的人们所厌恶的，是勇敢的革新家，所以尽管他们从这些革新家那里抄袭了进步思想，但他们并没有好好吸收它；同时，他们对贵族等级特权地位的攻击，由于同对这个等级的文明外表的攻击交织在一起，所以，不能不是极端无力和极端表面化的。此外，这种进步思想有时完全被冲淡了，而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宣扬——即利用都会中的道德败坏来宣扬外省贵族的“纯朴”道德——所代替。
然而，尽管对彼得时代旧事物的理想化在理论上毫无内容，尽管讽刺作家对贵族等级的外表文明的攻击在内容上贫乏无力，但是应该承认，这两者在当时都是值得注意的旗帜：它们表示，俄国在彼得改革的基础上应对西方采取什么态度问题，业已产生。在本书往后的一章里，我们将看到，为了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或者，——如果在这里可以使用我国在下一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流行的表达方式——为了寻求我们的进步方式，18世纪已经作过值得重视的努力。我们将在这一章里看到，方-维津在这个问题上就发表过后来在19世纪风靡一时的思想。
[1] 意大利人贝卡里亚说，他“在一切方面都得助于法国书”；科西嘉人曾请卢梭为他们写一部宪法，波兰人也请他写宪法，等等。
[2] 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斯特列尔斯基译，普列汉诺夫校订并作序。第35页。
[3] 魁奈提出如下论点：“农民穷，则王国穷；王国穷，则国王穷。”这个论点使人想起俄国波索什科夫关于“农民的财富是沙皇的财富”的见解。由于波索什科夫的见解写在魁奈之前，所以在俄国，人们都跟着波戈金说，波索什科夫预告了最伟大的西方经济学家的发现。我在本书第二卷（第三章）对于这个意见作了仔细分析，现在只是补充说明，波索什科夫怎样也没有想支持魁奈所宣扬的那种经济制度。按照魁奈的观点，农民的财富必须以先有富足的农场主为前提，农民是在他们那里从事雇佣劳动的。这一论点，在魁奈的论文《农场主》（Les fermiers ）和《谷物》（Les grains ）里，都明确提出和详细论证。在这两篇论文的第1篇里，他写道：“农人愈富，则他所增加的土地生产力和国力就愈大。而由贫穷的农场主耕作土地，则只会使国家受损失。”（《Encyclopédie》，《百科全书》，第14卷，第49页，瑞士版。）在这两篇论文的第2篇里，他声明：“所谓富有的农场主，不是指亲自耕作自己的土地的农民，而是指领导企业，并以自己的聪明和财力支持企业的企业家。”（《百科全书》，第16卷，第447页。）因此，魁奈的上述论点可以表述如下：王国穷则国王穷；农民穷则王国穷；而农民在成为独立的业主的地方，都穷。显然，波索什科夫没有，也不能提出类似的见解。
[4] 不过，人们也称重农学派为哲学家：“les philosophes économistes。”
[5] 伏尔泰说：“un maitre de requètes。”（一个行政法院的查案官）
[6] 马布利写了整整一本书来捍卫“财产公有这一令人愉快的观念”，以反对重农学派。但是他也声明：私有制的弊病，现在业已过于根深蒂固，不可铲除。（参阅他所著《Doutes proposès aux philosophes économistes sur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A la Haye，1768，p.15 et 24《就政治社会的自然根本秩序向经济哲学家质疑》，海牙1768年，第15及24页。）卢梭也是这样想的，尽管他认为文明社会生活的一切消极方面，都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原始平等的消失而产生的。
[7] 我们在霍尔巴赫的著作里，看到一种后来为圣西门所详细发挥的思想。他说：政府以及所有正直的人们，必须经常关怀尽可能更多居民的福利，而不要为了某一阶级将他们牺牲。（《Système Social》 etc Lomdres，1673，t. 3，p. 74）（《社会体系》，1673年版，第3卷，第74页。）爱尔维修认为，为了人类的幸福，必须减少一些人的财富，而增加另一些人的财富（参阅他的《全集》，巴黎版1848年，第2卷，第430—431页）。更详细地关于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请参阅我的著作《Beiträgc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Holbach，Helvetius，Marx》，Stuttgart 1895（《论唯物主义史——霍尔巴赫、爱尔维修、马克思》，斯徒加特1895年版），载全集第18卷。这里再补充一点，即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在阐述其关于财产不平等的危害的观点时，从来不曾从资本主义关系中举例说明。这是当时先进法国作家的思想方式的特点。
[8] 《百科全书》，第28卷，第366页。
[9] 卢梭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同。但是他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同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有分歧的。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52页。——校者
[11] 同上。
[12]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著作能在心理上充满那样高贵的热情。
[13] 参阅爱尔维修的《论人》（De l’Homme ）第10编，第7章。
[14] 详请参阅Y.Җ.白里西埃：《Voltaire philosophe》，Paris 1908,pp.173—175。（《伏尔泰哲学》，巴黎1908年版，第173—175页。）
[15] 奥狄浦斯，古希腊神话中特维城王子，其父深信自己将被儿子所杀的预言，把他弃在野地。他长大之后，偶然杀了一个人，以后做了特维城的王，娶了该城王后。后来才知道被他杀死的是父亲，所娶的是母亲。他就把自己的双眼弄瞎以赎大罪。他曾猜出怪物所出的三个题，因此他的名字成了很有智慧会解决难题的人的代名词。——译者
[16] Sébastien Mercier sa vie，son ocuvre，son temps，par Léon Béclard. Paris 1903，pp.790—791.（《塞巴斯蒂安·梅西埃其生平、著作与其时代》，巴黎1903年版，第790—791页。）
[17] 巴托罗缪之夜，指1572年8月24日的前夜，巴黎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大屠杀。——校者
[18] 《18世纪的法国戏剧》（Le Drama en France au XVIII secle ），巴黎1910年版，第364页。
[19] 同上书，第36页。
[20] 关于格勒兹在这方面的艺术活动，请参阅Louis Hanteconur Greuze，Paris，1913（路易·汉德逊：《格勒兹》，巴黎1913年版）。
[21] 格弗：见前书，第91页。
[22] 万德尔克父子——西登所作剧本Le philosophie sans le savoir 《没有学习的哲学家》（1765）中的角色。
[23] 格弗，见前书，176页，附录。狄德罗的剧本《Le pére de famille》（“一家之主”）在艺术成就上并不出色。
[24] 我们在下面就又看到，这一章对于俄国读者也有强烈印象。
[25] 尽人皆知，这部书是由整个霍尔巴赫一组人写的，天才的狄德罗也参加了这个小组。
[26] 《全集》，巴黎1918年版，第2卷，第236—237页。
[27] 同上书，第3卷，第308页。
[28] Diderot par Joseph Reinach, Paris 1894, pp.43—44.（约瑟夫·赖纳赫：《狄德罗》，巴黎1894年版，第43—44页。）狄德罗在另一地方（《百科全书》第III卷《艺术》条）对轻视机械艺术的人们进行了抨击。他说，这种偏见是那些寄食于愚昧无知的渺小暴君之门的寄生虫和说教者在城市中散布的。狄德罗说到这一切时服从于一种情感，就是在这种情感的影响下，法国史学家们后来完成了历史科学的整个变革。奥古斯丁·梯也尔在1818年写道：“当野蛮人在欧洲到处横行的时候，我们当中有谁听说过那种为人类保存工业艺术和劳动习惯的人们呢？这种人经常受着征服者和统治者的压迫和掠夺，过着艰苦的生活，从劳动中得到的报酬只是这样一种认识，即他们的行为是光明正大的，他们为自己的儿女，为全世界拯救了文明。我们就是那些受尽征服者无情摧残践踏的农奴、纳贡者、资产者的后代。我们赞美了一切，研究了一切，只是对他们所完成的事业，没有赞美，没有研究。”狄德罗的祖先也是那些受尽征服者和征服者后裔压迫的纳贡者和资产者。
[29] 这里所引述的狄德罗的言论，使我们想起革命时期所传唱的一篇歌词。歌词写道：“Les grands ne nous paraisoent grauds que parce que nous sommes à genoux；levons nous！”（大人物显得伟大，只因为我们是跪在地下，让我们站起来吧！）
[30] 爱尔维修这样谈到法国人：“Nulle crise salutaire ne leur neudra la liberté。”（任何单纯的危机都不会给他们带来自由）
[31] 参阅马尔西勒·罗弗的一篇有意义的文章：《Les mouvements populaires》（《人民运动》），载论文集（La vie parisienne au XVIII siècle），Paris1914（《18世纪巴黎人的生活》，巴黎1914年版）。
[32] 参阅谢涅为所写悲剧《Charles IX ou l’école des rois》（《查理九世或保皇派》）而作的序，这个剧本是献给“法兰西国家”的，在1789年11月4日演出。序写于1788年8月22日，就是说，在革命之前就已写成。
[33] 《Discours de la méthode》6-e parti（《方法论》，第六部分）。
[34] H.Д.切丘林：《俄国立法文献——叶卡捷琳娜女王二世的敕令》，1907年版。序言，第11、6页。
[35] 《俄国文化史纲》，圣彼得堡1908年版，第2辑，第398页。
[36] Maurice Tourneux，Diderot et Cathérine II（莫里斯·图尔努：《狄德罗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巴黎1899年版，第144页。
[37] 同上书，第150页。
[38] 她后来将她的这一看法转告了塞究尔（Ségur）。
[39] 图尔努：《狄德罗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第563—564页。
[40] 同上书，第519—520页。
[41] 同上书，第320页。
[42] “在《纨绔子弟》初次上演那年（1782），整个农业人口的一半以上（53％），都登记为贵族所有”——克柳切夫斯基在所写《方-维津的“纨绔子弟”》一文（见《随笔和演词合编》，莫斯科1913年版，第304页）中，很恰当地指出了这一点。
[43] 叶卡捷琳娜即位后，慷慨地奖赏了她的支持者，给他们分发了农奴和金钱。呼吁她“迅即登上俄国王位，借以挽救祖国于危难”的40人，获奖52万6千卢布及18000名农奴。在废黜彼得三世的上谕里，把事情说成这样，仿佛这些人是以被忠实臣民选出的人民身份来谒见她的。这样，对“当选者”的奖赏，就是将他们的“选民”的一部分发给他们做奴隶。对于选民，新女王也未忘记。她给他们的奖赏是降低盐价，每普特10戈比，比利巴索夫说得好：“必须吃掉一普特盐，才能感觉到女王的10戈比的恩惠。”（见《叶卡捷琳娜二世传》，第2卷第92页。）
[44] B.A.比利巴索夫：《叶卡捷琳娜二世传》，伦敦1895年版，第2卷，第174页。
[45] 叶卡捷琳娜统治下，秘密侦讯办公厅改称秘密审讯处，其主持人为笃信宗教的舍什科夫斯基，此人于审讯被告——甚至“知名人士”时，曾用棍棒打击下巴，以致牙齿碎裂，甚至脱落。
[46] 比利巴索夫，见前书，第267—268页。参阅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5卷，第1457页。上谕在帝国所有城市中公布。
[47] 《18世纪下半期俄国文学的影响》，载《俄国语文分离论文集》（Влияни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VIII века ） в （Сборнике отделения русск.языка и словесности ），帝国科学院出版，第75卷，第9页杰尔扎温的评语：“她更多地按照政治或她的意志，而不是根据神圣的真理来管理国家和一般司法”，《全集》，科学院版，第6卷，第626—627页。我们为了对杰尔扎温表示尊敬，有权补充，他的这个严格的评语是在他写了颂扬叶卡捷琳娜的颂诗以后作的。他自己说过，当他写这些颂诗时，他还不知道女王的性格。
[48] 见札记《论古代和近代俄国》。
[49] M.M.波果斯洛夫斯基说：“整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从上到下，都打上了农奴制的烙印，因为所有的社会阶级都被奴役了。安娜和伊丽莎白时代的皇宫，按照西方样式安排陈设，以外国式的豪华富丽而令人惊叹。在俄国社会中，它成为西欧情调的传导处所，而究其实，它不过是一处广阔的地主庄园。这两位女王都是18世纪的典型俄国地主——农奴主。”（见《18世纪上半期俄国贵族的生活和道德风尚》，《科学论坛》，莫斯科1904年，第6卷，第37—38页。）在这里，叶卡捷琳娜可以完全不放弃她的无限制的权力，而轻易地扮演一个自由主义的角色。
[50] 对官宦等级人物的态度改变，从以下情况中已可看出：这就是叶卡捷琳娜把她推翻彼得三世说成是对饱受暴政灾难的俄国人的真正悲天悯人的丰功伟绩。她在1762年7月7日上谕中写道：“大权在握的君主，独断专横，不以爱人类的善良品质来限制自己，这是一种巨大的罪恶，是造成许多灾难后果的直接原因。”因此，她必须表明：她虽取得君主权力，却善于克制自己。
[51] 像波丹一样，孟德斯鸠（见《法的精神》1，XV；章VI）说，“莫斯科人”是一个受制于君主独裁制的民族。
[52] 《敕令》，第113、114章。
[53] “地主的仆役都无私产，他们所有的财物，都属于主人。在18世纪，还有什么比贵族的财产、动产和不动产更无保障和更不稳固的呢？他们的财产是每分钟都可以被没收的。”（博戈斯洛夫斯基：见前书，第41页。）
[54] 《敕令》，第114章。
[55] 《十八世纪俄国的总结》论文集（Сборник （Итоги ХVIII века в России ）），莫斯科1910年版，第16页。
[56] 《画家》，1772年，第1部，第7章，着重点见原稿。
[57] 孟德斯鸠说：“La nature de l’honneur est de demander des préférences et des distinctions。”（人的天性是要求特惠与荣誉）（见《法的精神》VII第1.111章。）
[58] 他说：“Les hommes y étant tous esclaves，on n’y pent se préférer à rien。”（既然人在这一点上全是奴隶，对这一点我们也只可最不喜欢。）
[59] 请回忆法国启蒙思想家怎样责备法国的旧喜剧对仆役的不公道。
[60] 1764年前教会、修道院所属的农奴。——校者
[61] 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美术科学的女神之一，给诗人灵感的诗神。——校者
[62] 《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王即位全民欢庆节日书简》。
[63] 刊登在诺维科夫主编的《晚霞》中的一首诗《北方的拜兰节》里，通过年轻的花花公子说道：“贵族生来就与哲学无缘。”伊瓦努什卡无条件地与他有同感。
[64] 刊登在诺维科夫同一刊物里的另一首诗里，劝告趋慕时髦的人，按照贵族的风习，在结婚后立即与妻子离异。诺维科夫的同事们比皮亚特科夫斯基更懂得这类问题。
[65] 《旅长》第3幕，第1场。
[66] 解放哲学的毫不妥协和极为彻底的敌人约瑟夫·第-麦斯特尔建议对所有虽非唯物主义者，但却“过于”推崇物质并损害“真理原则”的名誉的哲学家都给以唯物论者（“Matérialiens”）的称呼。（《Examen de la Philosophie de Bacon》.Bruxelles 1844，t.1，p.263《培根哲学的考验》，布鲁塞尔1844年版，第1卷，第263页。）伏尔泰很推崇物质，因此无疑地属于唯物论者（matérialiens）。
[67] 见《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文学流派》，第46页。无情地攻击理性时代的涅泽列诺夫教授，也指责它……不尊重理性啦！我不是开玩笑。他于阐述载在诺维科夫出版的某一定期刊物上的一篇教育论文的内容时，赞扬论文作者不同意当代的一些观点，因为按照这些观点，智慧是一种无关宏旨的存在，其发展应放在最不重要的地位上（《杂志出版家——诺维科夫》，圣彼得堡1875年版，第329页）。下面我还要对这种令人惊奇的概念混淆，进行分析。
[68] 狄德罗的全称为德尼·狄德罗，这里所说“德尼皇帝”，即作者自称。——译者
[69] 图儿努：见前书，第238—239页。
[70] 见前书，卷二，第84页。
[71] 这一章题为“Abrégé du Code de la Nature”（“自然法典概要”），洛普欣译为《自然规章》。
[72] 塔特利娜（П.Н.Татлина）有类似的经历。伏尔泰的著作给了她最强烈的印象。她说：“但是旧的概念没有在新事物面前退却，读完伏尔泰的著作之后，我感到这样害怕，想把它投到火里烧毁。可是这些书都不是我的。”塔特利娜与洛普欣不同，她克服了自己的恐惧，更理智地对待了危险的作者。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意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73] 这里所指的是科兹洛夫斯基，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后来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服役，在切斯明斯克战役中阵亡。
[74] 参阅纹格罗夫论文集《俄国的诗》第268页，Л.Н.马伊科夫为В.И.马伊科夫文集所写的序言。
[75] 参阅论文集：《18—19世纪俄国思想史纲》（《俄国的伏尔泰学派》）——（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XVIII—XIX в.в. ）《往事余音》——《Голос минувшего》，1914年版，第1卷，第125页。
[76] 伊斯坎德尔：《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A.Iskander：Du développement des idées révolutionnaires en Russie ），巴黎1851年版，第46—48页。
[77] 见前第1卷，第267页。
[78] 路易·杜克罗：《百科全书派》（Louis Ducros，Les encyclopédistes ），巴黎1900年版，第22—23页。
[79] 在亚历山大时代，普希金便一度做过“罪恶的夸大者”，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比他的严厉的告发者和惩罚者高贵得不可比拟的人物。赫沃罗斯季宁公爵抱怨莫斯科国家的居民，“在地面上种的是黑麦，而生活却靠谎言”，尽管也许他并非不“夸大”，甚至在道德观念上还多少有些摇摆不定，但在道德上他却比他的同代人要高尚得多。
[80] 难道只有谢尔巴托夫一人谈到这点？方-维津在1773年写给他的妹妹的一封信里，也说道：“关于这里的道德沦丧，是毋须描述了。我对上帝别无请求，只请求让我光荣地离开这个地狱。”见《方-维津文集》，第403页。
[81] 《论精神》（De l’Esprit ）第III篇，第XVIII—XXI章，《论人》第X编，第IX章。
[82] 论文见前，《往事余音》，1914年，第1卷，第126—127页。
[83] 见他的优秀论文《20年代的唯物论者》，首次载在杂志《往事余音》（1907年6月），其后收进他的论文集第2卷。
[84] 赫尔岑同受过18世纪法国哲学教育的老年人的会见，可能发生在他一生中的什么时候呢？很显然，主要发生在他的青年时期。但他在青年时期的一些年月里，爱好过神秘主义。老一代的“伏尔泰的信徒”的观点，自然应使他激怒。他的一位被称为化学家的表弟，显然是一个合乎18世纪标准的唯物主义者。赫尔岑（在《往事寻思》中）直截了当地说：“他的唯物主义使我愤慨。”但是值得提出的是，从赫尔岑本人的谈论中可以看到，这位“化学家”对待他的农奴的态度，要比其他农奴主好些。后来，赫尔岑完全摆脱了神秘主义。但是旧的印象在他关于法国哲学对叶卡捷琳娜时代俄国的影响的评价上，仍然留下了痕迹。
[85] 见他的著作《伏尔泰和伏尔泰学派》（Voltaire et le Voltairianisme ），巴黎，P.Lethilleux（勒提勒克斯）（avant-propos，前言标明为1896年）。
[86] 诺里逊关于卢梭也写过同样仇视的著作《卢梭和卢梭学派》（J.-J.Rousseau et le rousseauisme ），巴黎1903年版。
[87] 卡拉什：《学校和教育简史》，莫斯科1902年版，第134页。
[88] 《爱尔维修全集》，巴黎1818年版，第2卷，第595—596页。
[89] 《爱尔维修全集》，第596—597页。
[90] 《爱尔维修全集》，巴黎1818年版，第2卷，第598页。
[91] 《雄蜂》（Трутень ），1769年，第24页。着重点见原文。
[92] 《雄蜂》，第23页。
[93] 《雄蜂》，第24页。
[94] 《绘画》，1772年度，着重点见原文。
[95] 同上，第13页。
[96] 参阅涅泽列诺夫：《诺维科夫——1769至1774年间的杂志出版家》，1875年，第153页等。
[97] 见他给洛皮里伊的一封著名的信。信里指出：必须人道地对待奴隶。
[98] 《1769—1774年间的俄国讽刺杂志》，圣彼得堡1914年版，第58页。
[99] 《绘画》，1772年，第20页。
[100] 当时这样称呼杂志《万有》，因为它的出版要比所有其他杂志为早。
[101] 《杂俎》杂志，第11页。
[102] 《万有》杂志，1769年，《闹钟》杂志新版，莫斯科1893年，第48页。
[103] 《万有》杂志，第39页。
[104] 《雄蜂》，第5页。
[105] 《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文学流派》，第78—80页。
[106] “我们早就听到，现在更从事实本身看到，在我们的国家里，贿赂现象增长到了什么程度，几乎在最小的政府职位上，神圣的作用（法庭）都传染了这种祸害。谁要谋得职位，谁就得付钱；谁要辩诬，谁就得用钱；谁要对人进行诬陷，则所有狡猾的诉讼都靠礼物来支持。许多审讯人员本应在自己的神圣职位上进行公正裁判，却相反将它转变为市场，辜负了我们授予他的无私和不徇情的法官称号，似乎给他的收入是为了补益家庭，而不是为了对上帝，对我们和对祖国有所服务。由于贿赂而对正确的告密进行诬陷，破坏国家收入，有时还使贫者暴富，而富者变贫。”（比利巴索夫：《叶卡捷琳娜二世传记》，第2卷，第19页。）
[107] 以前督军为一府之长。但自有了省的建制以后，省直接划分为县，府的建制取消。
[108] 见卡拉什编辑出版的《克雷洛夫全集》第1卷附录：传略，XLII页。
[109] 卡拉姆金在1793年1月3日给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的信中问道：“我听说，《观众》的出版人似曾被捕‘关禁闭’，这是真的吗？为什么呢？”
[110] 《克雷洛夫的杂志出版活动和他的讽刺作品》，前引《克雷洛夫全集》，第2卷，第301页。
[111] 《克雷洛夫全集》，第2卷，第301页。
[112] 可能就是克雷洛夫本人。
[113] 《克雷洛夫全集》，第3卷，第196—197页。
[114] 按照格涅季奇（Гнедич）的意见，克雷洛夫在晚年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相信眼前的事情，“既然同意现存的秩序是与罪恶相关联的，但又用一种思想聊以自慰，以为要建立其他的秩序，是不可能的。”（见《克雷洛夫全集》，传略，第108页。）
[115] 对于我在前面引述的有利于科兹洛夫斯基公爵的证词，还可补记远非自由思想者诺维科夫的评价。在所著《俄国作家传记辞典试编》里，诺维科夫说：“科兹洛夫斯基公爵由于对语言科学的极大爱好，他的最大愿望就是通过他的著作所获得的智慧，增进启蒙作用。”
[116] 《方-维津文集》，版本同前，第542页。
[117] 他说，他的父母都是笃信上帝的。他刚一识字，他们就强迫他读教会的书。
[118] 信的全称是《给我的仆役舒米洛夫、凡尼卡、彼得鲁什卡的信》。
[119] 《沃龙佐夫公爵的档案》，第XXVI卷，第324页。
[120] 《方-维津文集》，第600页及第579—580页。
[121] 同上书，第581页，着重点见原书。
[122] 《纨绔子弟》，第3幕，第2场。
[123] 就是在这封信里，方-维津断言，“在较好地区”的俄国农民，要比法国农民容易生活。
[124] 从巴黎寄给妹妹的信，1778年4月（原信未写明日期）。
[125] 1778年8月29日，9月9日的信。
[126] 1778年1月15/26日给帕宁的信。
[127] 《方-维津文集》，第248—249页。
[128] 参阅E.C.舒米戈尔斯基：《保罗一世皇帝》，圣彼得堡1907年版，第53页，附录第4、7、12、17页。
[129] 参阅杂志《斯塔罗杜姆》资料中的七等文官弗兹亚特金给皇帝陛下的天才信简。《旅长》一剧中的女文官说（第1幕，第7场），她的丈夫是在“关于贿赂”的上谕发表后辞职的，因为他相信，他在委员会里再没有什么可干的了。顺便指出，对于上谕的这种援引，除了嘲笑贪婪的官吏之外，还巧妙地恭维了叶卡捷琳娜。
[130] 有时，仿佛他们在嘲笑贪官时有意模仿康捷米尔。（作为例子，可以指出1772年度的《绘画》杂志第一部分，第3页和第4页。）但在康捷米尔那里，没有猪仔、猪猡等等一类的粗犷语汇，而这种语汇，甚至在诺维科夫那里都可大量看到。
[131] 叶卡捷琳娜时代讽刺刊物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对“纨绔子弟”的抨击。在一封写给《绘画》杂志出版人的信里（《绘画》，1772年，第二部分，第12页），有一个叫胡里亚科夫的人说：对于诺维科夫的这一刊物，不分男女“交相”“不断”赞扬，他们说：“多么聪明的绘画！他对于现时装模作样的彼得堡时髦男女的腐败习俗作了这样色彩鲜明的针砭！除了他，迄今更无别人作过这样生动的描写。他真是一个正直和聪明的人啊！”云云。当时的讽刺作品大量讽刺“纨绔子弟”。
[132] 《钱包》（Кошелек ），第3页，《德国人和法国人的谈话》，续篇。
[133] 《地精[134]佐尔给魔法师马利库勒莫尔克的信》，见《克雷洛夫文集》，第3卷，第139—140页，《灵魂通信》。
[134] 地精（гном），西欧神话中身量很小的守护地下宝物者。——校者
[135] 见《俄国人和法国人的谈话》，《钱包》杂志，第2页。
[136] 同上。
[137] 《纨绔子弟》，第3幕，第1场。
[138] 见涅泽列诺夫：《H.И.诺维科夫》，第220—221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