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俄〕普列汉诺夫 -> 俄国社会思想史（1909—1916）
第十章 专制政体问题——帕宁兄弟，谢尔巴托夫，克尼亚日宁，克列切托夫
I
波尔京引述先进法国作家，力图证明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俄国的沙皇制度之间，没有任何差别。至于君主独裁制度，按照波尔京的说法，就在土耳其也不存在。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述了当时法国最著名的作家——伏尔泰的一种表达很不恰当的意见。现在很难确切说出，波尔京的这种论点，对18世纪大多数俄国读者造成怎样的印象。但法国先进作家虽对叶卡捷琳娜说过许多恭维话，然而一有机会，他们都毫不掩饰地表示，法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纵然有缺点，毕竟比存在于君主独裁俄国的制度要优越得多。我们已经知道，雷纳尔怎样尖刻地谴责这一制度。狄德罗天真地赞赏过那些“毫无作为”的国家的幸运，但也认为“俄国女皇是一个君主独裁的女皇”，盖属定论；他问叶卡捷琳娜二世，她是否决心保持君主独裁制度，并将其传给她的继位者，或者，她愿意弃绝它？他在向女皇提出这一微妙问题的短简里，坚决表示，俄国比法国治理得坏些，并解释这是因为俄国毫无个人自由，而君主的权力则过于巨大[1]。叶卡捷琳娜认为这一切不过是一堆废话，既无知，又无理，且不审慎。如果波尔京有机会读到狄德罗的这一短简，他也可能要嗤之以鼻。然而尖刻的评价，本身是无说服力的。实际上，就是彼得时代的官宦，去到西方国家，也都感到在那里生活，要比俄国自由得多。毫无疑问，俄国人从对西欧社会生活的观察和从西欧政治著作的研究中所得印象，都促进了俄国政治思想的觉醒。这一事实已为安娜·伊凡诺夫娜即位时所发生的事件所有力地证明。但这些事件也证明在我国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不利于我国政治自由思想的发展的。第一，西方影响只能扩展到俄国人民中多少有些教养的部分，而我们在关于法典委员会的一章里看到，18世纪俄国所有各阶层中最有教养的贵族中，还有许多简直一字不识的人。第二，俄国政治思想的成就，受到农民和官宦等级间的对抗的极为强大阻力。官宦等级为求巩固和扩大其对农民的权力，不能不取得中央政权的支持。因此，他们不愿同后者进行斗争，限制其权力。后来，在亚历山大一世朝代，卡拉姆津在其给И.И.巴赫京的长信中关于农民生活问题说：
“在君主制的国家，所有各个部门都应是君主制的。同样的原则必须贯彻到这一伟大整体的各个分支部分，使它们保持巩固的联系；因此，农村幸福之需要地主，正如一般
臣民之需要国王。”
[2]
如果同样的原则必须贯彻到国家整个的各个部分，如果地主应该是所属农村的君主，则俄国实际上就应该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了。卡拉姆津是对此坚信不疑的。18世纪的整个俄国贵族也是对此坚信不疑的。但君主的权力可以是无限制的，也可以是被限制于一定范围的。卡拉姆津在幼年就喜爱西方的先进思想，就是在成年时期，也不反对“用法律来限制农奴的义务，并将政治上的单一权力置于受理性和良心的驱使而制定的、不可违反的规约的保护之下”[3]。但我国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贵族绝大多数，对此却另有想法。他们坚持一种信念，以为在农奴制的农村，地主的权力仍应不受限制，因而对于帝国的“单一权力，也就乐于妥协了”。俄国社会关系的客观逻辑对于俄国人的主观逻辑的影响是这样强大，以致在18世纪下半期，俄国贵族在政治方面比安娜·伊凡诺夫娜即位时变得更为保守。爱好揽权的叶卡捷琳娜深深懂得贵族的这种情绪，她一方面出卖农民，让贵族对他们任意处置，同时断然决定在自己的政治权力方面，不作任何让步。
这种让步的问题，在她刚想篡夺政权时，不得不考虑。那时在接近宫廷的人士和彼得三世的近卫军中，由于彼得三世的野蛮古怪行为引起了暗中的不满，H.И.帕宁伯爵曾同她谈到这一白痴皇帝被废黜的可能，主张在她的儿子保罗幼年时期，立她为摄政王。他同时希望限制年轻的国王的权力。大概，E.P.什达科娃公爵也有这个意思。B.A.比利巴索夫说，叶卡捷琳娜聚精会神地听取了帕宁的有利于保罗·彼得罗维奇的理由，但未承诺她自己将满足于充任摄政王。他的这个论断是以叶卡捷琳娜本人的谈话为根据的[4]。但她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话，是怎样也不能完全相信的。应该假定，她欣然承诺了帕宁所希求的一切，同时预先打定主意，一有可能，便违背自己的诺言。当这种可能真正出现，也就是当愤然反对彼得三世的近卫军欢呼宣布叶卡捷琳娜为专制君主时，她在7月7日的“详细”诏书里还是“最庄严地”允诺“使一些国家规定成为法律。按照这些规定，我们可爱祖国的政府，将使自己的权力有相当的界限，在子孙后代，每一国家职位亦将有其界限和法律”。那时，她还不知道帕宁的政治观点，在6月28日政变的参加者中流传到什么程度。所以，就是已经把政权篡夺到手后，她还是认为必须表示同意这个政权不得超出“相当的界限”。将权力纳入“相当的界限”，这就意味着限制它。然而叶卡捷琳娜是力求成为一个权力不受限制的君主的。为了消除这一矛盾，在“诏书”里顺便确定了彼得三世所错误地实行的独断专横政制和叶卡捷琳娜所约许的君主制的差别，叶卡捷琳娜将按照这种君主制的精神统治。由于叶卡捷琳娜已经掌握了不受限制的权力，所以帕宁兄弟和他们的同道者也不得不满足于这种distinguo（杰出的）事了。但正因为如此，他们都更坚决地争取“诏书”所允诺的使国家制度合法化，因为这些制度虽仍旧使俄国成为君主制国家，但可使俄国摆脱独断专横。叶卡捷琳娜故作姿态，表示她没有忘记她的诺言。同年（1762年）8月，她在关于恢复为她受过苦难的别斯图热夫-留明伯爵的爵位的“诏书”里写道：“任命他为皇帝的首席顾问和宫廷中新成立的皇帝顾问委员会的首席成员，以示奖励。”
受命起草新的皇帝顾问委员会草案的H.И.帕宁，没有浪费时间。他的草案在7月里即已完成并呈送叶卡捷琳娜。可以看出，帕宁是前述独裁政制和君主制的差别作为草案的基础的。
草案第4节规定：“所有按照国家规制和君主专制的实质，属于本人照管和决定的事务，概括地说，所有属于专制君主亲自照管的国家兴革事宜都列为皇帝顾问委员会范围。”为使“仁慈的”君主在其伟大不懈的劳作中“少犯人类难免的错误”，第4节所列各项事务分为4个部门，由专设的“国务秘书”领导。这些国务秘书，照草案的说法，应是“我们的活记录”，他们向勤奋的君主提出有关国家事务进展的准确报告，每一秘书各在所属部门“分担我们所关怀的事务的一部分”。顾问委员会除星期六以及星期天和其他假日外，应每天集会，在女皇出席的情况下，讨论工作。除领导外交部、内政部、陆军部和海军部的4个国务秘书外，草案还任命了若干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顾问的总数不得少于6人或至多8人。顾问委员会的最重要职责是：“在他们执行我们的命令时如果感到这些命令抵触国家法律或有损人民利益，他们有向我们提出报告的自由权。这当然还不是限制君主的权利。此外，在草案的第8节里断然写道，在委员会会议上，在各成员之间交换意见后，我们根据君主的命令通过最后的决议。”尽管如此，叶卡捷琳娜对于帕宁兄弟及其同道的这些实质上非常谦逊的愿望，还是感到不满。她怀疑按照草案起草人的主张，对独裁政制的限制将在事实上成为对君主制的限制。她的这种怀疑，可从草案附录报告的某些措辞中得到证实。
报告说到，整个国家的主要的、真正的关怀，的确都集中于君主一身。但H.И.帕宁立即补充说：“君主除了在选拔出来的少数辅佐人员之间进行合理分工之外，别无他法可使政权发生有益作用。”叶卡捷琳娜完全不愿同任何人——甚至不愿同她的儿子，“分享”她刚刚获得的无限权力。所以，她虽然一般批准了帕宁的草案，甚至拟订了皇帝顾问委员会8名成员的名单，但她对草案正文提出了无数修正，极力对这件她不乐意的事情，进行拖延，——如比利巴索夫所说，对草案实行了“皇帝的拖延”。但是像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拖延总有了结。在1762年12月，叶卡捷琳娜所能想到的一切修正，都做好了，剩下的只是签署成立顾问委员会的“诏书”了。叶卡捷琳娜在12月28日确实签署了这个“诏书”，但她没有把这份由她签署的“诏书”公布，而是撕裂了它。这样，H.И.帕宁的一切努力，尽付东流。
II
由此可见，以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代表，俄国的君主政权在18世纪之内，又一次击退了一部分欧化官宦等级把它限制于一定范围的企图。C.Г.斯瓦季科夫指出，帕宁兄弟的愿望远不如1730年枢密院成员和贵族的要求[5]。这里所用的“远”字未必恰当。帕宁兄弟的草案是再谦逊不过了。但是应该指出，如果1730年枢密院成员的“发动”，在当时留在莫斯科的贵族代表中引起某种立宪风潮，那么，帕宁兄弟的意图，却似乎没有在有势力的贵族阶层中获得任何支持。女皇的亲信，采取了一切办法劝告她不作让步。炮兵总监维尔博阿在研究H.И.帕宁所拟草案时写道：
“我不知道这个长篇大论的草案是谁写的，但我觉得，似乎他是在保卫君主制的姿态下，用巧妙方式，表达其实行贵族政体的倾向。这一强制性的，依据国家法律成立的皇帝顾问委员会的有势力成员（特别如果他们是任性的，爱好功名利禄而又机灵的时候）极易于成长为分夺政权的人物
[6]。叶卡捷琳娜正好有着同样的意见，所以在她确信帕宁兄弟一派的力量还很弱小时，决定不让步。这就是为什么建立皇帝顾问委员会的意图，在其仿佛很接近于实现时，却遭到了失败。”
经过这一失败，帕宁兄弟及其为数很少的同道们，不仅要对叶卡捷琳娜本人和她的无数宠臣的君主制，而且要对他们独断专横政权，俯首听命了。关于帕宁兄弟的小团体在保罗成年时阴谋推翻叶卡捷琳娜而立她的儿子（似乎他应先制定宪法）的消息，应该说是不可靠的。E.C.舒戈尔斯基发现的文件表明，这个消息所说的“宪法”不过是H.И.帕宁给他的学生保罗的政治遗嘱。这个遗嘱一部分是口授的，一部分是根据H.И.帕宁的指示而写的，在H.И.帕宁死后，由方-维津交给П.И.帕宁。П.И.帕宁不打算把他哥哥的遗嘱交给王位继承人，他在给保罗的信中写道，“因为不幸的是，根据我们祖国的可怕先例，只要对君主独裁制发出反对的议论（哪怕这种议论是以全部宗教法规和自然法律为根据的），便会给祖国儿女的整个世系，造成可怕的灾难。他认为更慎重的是在继位人成为君主之前，将这一危险的文件保存在自己的手里。由于他不希望活过叶卡捷琳娜，所以他采取了相应的办法，在他死后将H.И.帕宁的遗嘱连同上述信件一同交给收信人，在这封信里，他已称保罗为全俄君主[7]”。
这一切使我们有理由设想，帕宁兄弟经过1762年12月的失败，已不想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朝代实现他们的计划了。H.И.帕宁的遗嘱开始就叙明了我在论方-维津的一章里所指出的思想，即认为“授予君主以最高权力只是为了谋求他的臣民的福利”，而君主在这一真理的启迪下自己懂得，一个“作恶的政权”是多么不完善。遗嘱的作者继续写道：“直接的专权，只有在杜绝任何作恶时，才是真正伟大。”接着，H.И.帕宁断言，在国内尚无根本国家法时，君主和国家的地位，仍然是不巩固的。
他说：“没有君主和国家的共同力量所赖以确立的这个支柱，所有制定最有益的规定的意图，都是没有基础的。谁能维护它们的巩固性？谁能保证继位者不会在一小时内就将前朝的全部规定予以废除？谁能担保立法者自己由于受到掩盖真理的人们的纠缠和包围，不会在今天就毁坏昨天所创造的一切？”
H.帕宁认为，在独断独行统治着的地方，是没有巩固的社会（“共同的”）联系的；“那里有国家，但无祖国；有臣民，但无公民；也没有那种用相互权利和义务的纽带将其成员联合起来的政治整体。”他的这个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他对于“宠臣”统治所造成的社会道德风尚败坏的描写，也很不坏。按照H.И.帕宁的说法：“滥用权力在这里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在国家和国王、国王和宠臣之间，已经毫无差别。宠臣的专断决定一切。每一个人的财产和安全都动摇了。精神沮丧，心灵堕落，思想方式既低下又卑鄙。”可以看出，帕宁在这里是做了一幅写生画[8]。
为了避免发生上述一切，需要有些基本法律。但是帕宁不曾立即说明这些法律应该是怎样的法律，却长篇大论地讨论君主是多么需要保持公正和温良。他训导他的学生说：“公正使君主受到尊敬；而温良则使君主受人爱戴。”就其政治意义说，这种训导是毫无内容的。但当H.И.帕宁转而为“自由人”下定义时，遗嘱的语调重新在政治上变得严肃起来了：“自由的人是不仰承任何人鼻息的人；与此相反，专制君主的奴隶则对本身和财产，都不能处理；除君主的恩典和赏识外，对所领有的一切，都无任何其他权利。”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政治自由同财产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作者断言，不侵犯财产权，就不可能侵犯自由；相反，不侵犯自由也不可能侵犯财产。
所谓基本法律，按照他的理解，首先是对财产和自由作出“安排”的法律。他将“规定公共政权行使形式的法律”，也列入基本法律之内。
在谈过这些一般性观点之后，H.И.帕宁请保罗对这个最辽阔，而按面积计算又为世界上人口最稀少的国家略加思考。这个国家只有两个城市：“就中一个城市里，大部分住着穷人；而在另一个城市里，大部分住着穷奢极欲的人。”这个国家的强盛和光荣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但这同一国家可以在几小时内陷于灭亡的边缘，“庄稼汉只是在人的面貌上有别于牲畜，谁也不能领导”。“这个国家给外国提供了沙皇，但其自己的皇位，却听命于兽性暴徒的乌合之众（原文如此！），他们保卫着沙皇权贵。”在这个国家里，虽有一切政治等级人物，但按照帕宁的意见，没有一人有任何优点；他们相互间的差别，只在于空洞的头衔。在这个国家里，本应只能因对国家有功而取得，因而应成为高贵灵魂的唯一目的的贵族身份，已在“尽情争宠的宠臣面前黯然失色”。贵族阶层名存实亡，他们卖身给掠夺祖国的无耻之徒。最后，帕宁还将这个国家里人奴役人，以及某一等级的人可以成为另一等级的人的原告和法官等等情况，列为这个辽阔的，但世界上人口相对地最稀少的国家的弱点。H.И.帕宁完全正确地从这里得出结论：“因此，在这个国家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永远要么成为暴君要么成为牺牲品。”
这一关于两个等级的相互关系的卓越说明，是同帕宁关于在他所说的国家里所有等级的差别只在于空洞的头衔的意见，极相矛盾的。此外，这个说明使我们可以断定，他最少是反对当时统治着俄国的那种农奴对地主的依附形式的。
H.И.帕宁所描写的国家、很同波丹所描写的封君采邑君主制相似。但是H.И.帕宁未能给这种国家以确定的名称。按照他的说法，它不是君主制，因为它没有基本法律；但它又不是君主独裁制，“因为一个民族从来不曾让君主独断专横地进行治理”；又不能称它为贵族国家，原因是它的最高统治机关是一部没有灵魂的机器，是由君主的独断专横来推动的。最后，“一个使其人民在极端愚昧的黑暗中爬行，默默地负担着残酷奴隶制压迫的国家，是不像民主制的”。
由于我国的完全政治混乱，任何一个开明的有德行的君主，按照H.И.帕宁的说法，“都会利用确定不移的法律来保障公共的安宁”。
H.И.帕宁的见解就是如此。可惜，死亡使他不能草拟他所希望的俄国宪法草案[9]。他未及完成的事业由П.И.帕宁负责完成了。П.И.帕宁显然是完全同情他的哥哥的计划的。但是，这一著名的“平定普加乔夫起义的人物”所写的，却是一些不很明白的东西。
III
他起草了三种文件：1）对于帕宁伯爵部长死后遗留的意见的补充；2）在保罗依法登极后预定公布的两件诏书草案。
这第一个文件，只是明确地表明了一点：即“帕宁伯爵将军”完全不主张对异教的宽容。他的草案宣布东正教教会为俄国的统治教会，自不用说；但他还主张对吸收这个教会的教徒去信仰另一种宗教者，处以死刑。至于俄国各个不同等级的权利问题，则在有关的章节里，写得令人遗憾的简略。例如，在第15节写着：“关于贵族的权利”，第16节写着“关于宗教界的权利”，等等，直到第19节（这一节本应谈到“农民的权利”的），都是如此。但是П.И.帕宁究竟要求一些什么权利，——始终秘而未宣。
第一篇诏书最少比较详细地谈到最高等级。其第七点宣布高贵的贵族等级是国家的首要成员，是君主和国家抵御国内外敌人的支柱和防卫力量。但他们的优越地位只归结为一个权利：即“继承土地和臣民”的权利。关于贵族等级的政治权利，连提都不提，恰恰相反，贵族是君主和祖国的防卫力量这一事实，似乎表示作者对贵族业已获得的“自由”，对彼得三世业已给予他们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准备予以确认的免除强制兵役的自由，想要实行某种限制[10]。
最初，П.И.帕宁泛论贵族等级服兵役为道德上所必须。后来，为了准备根据，他在第11点里宣布，“以单一薪饷为生活来源”的贵族，非经父母允准，无权辞职。
第一篇诏书草案纵谈我国道德风尚的败坏，却完全不提基本法律。关于这种法律，П.И.帕宁准备在第2篇诏书草案里写，而这个草案，他在向君主提出时所用语调是最少信心的[11]。
但在第2篇诏书草案里，基本法律问题也是说得非常不确切的。读了这个草案，会以为最基本的基本法，是保卫专制君主权利的法律。
事实上，诏书第1条写道：
“所有未经本条明文规定，未在我们往后为祖国提出的基本法条文以及国家政体中明确规定的一切，都无例外地在依法行使权力的君主及其后的全俄王位继承者的全部统治期间，予以保留，并确认为不可改变，不可侵犯。”
在其余的6条中，有3条专谈王位继承问题，其余3条重复我们所熟知的关于基本法的必要性的理由，不过，这些基本法的措辞，在这里也是扑朔迷离，不可捉摸，这位一股劲儿想要克服其长兄遗作缺陷的作者，怎样也无法把它写得明确。
H.И.帕宁本人虽然真诚地仇视独断专横，并坚决地谴责了它，但他却无充分确定的政治思想方式。他不很明白，为了对独断专横加以限制并在我国建立西欧意义上的君主制度，到底需要一些什么。至于П.И.帕宁，他虽同情其长兄的政治观点，却在政治思想上更少明确性。他在这方面可能更为胆小。不管怎样，这位“平定普加乔夫起义的人物”，其政治创作结局是完全失败的[12]。
П.И.帕宁的失败使我们想起方-维津观点中的大量矛盾，这些矛盾我在专论他的一章里已予指出。方-维津碰巧做过H.И.帕宁的秘书。他根据后者的指示而写的那些论独断专横的危害的作品，是很欠思考的，这一方面是因为H.И.帕宁的不完全明确的政治思想，经不起逻辑的分析；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位《纨袴子弟》的作者对于政治完全缺乏修养。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给一位帕宁的信中说俄国制度优于西欧政治制度，而根据另一位帕宁的指示起草的文件，又宣布俄国是一个缺乏任何统治形式的国家[13]。
保罗在做了国王之后，当然立即看到了П.И.帕宁的这一失败的著作。但当他还是王位继承人时，他便常常听到帕宁兄弟谈论基本法律问题。这是可以从他对于我国缺少基本法律，时常表示惋惜中看得出来的。有一次，他把从帕宁兄弟那里听到的东西，回敬帕宁兄弟。例如，1778年秋，他在给П.И.帕宁的便条中写道：
“国内的安宁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人的安宁。为使每一个人都得到安宁，必须制止对他本人和与他类似的人的折磨；除了依靠法律，还能依靠什么来制止呢？他们彼此连结，所以必须考虑公共安宁的这一基础”
[14]。
这里一眼就可看出H.И.帕宁所津津乐道的一些思想。有趣的是，保罗没有说出所谓基本法律究竟是指哪些法律。似乎他这样作是出于慎重的考虑：他不允许自己“更多地谈到这一问题，因为这会使我不知不觉地接触到法律的稳固性和不可动摇性所赖以决定之点，断言每一个人及其世系的存在和状况永远不变”[15]。然而可以设想，如果事情真是接触到这一非常重要之“点”，则皇太子会比H.И.帕宁伯爵将军更加束手无策。后来，这位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太子非常令人信服地表示，他所重视的只是两个基本法律：1）直系继承皇位法，他是通过自己的沉痛经验才对这个法律有所理解的；2）关于一切人都须柔顺地服从他的君主意志的法律。这后一个法律，他在他的短促统治的整个过程中，都坚决贯彻执行。然而正是这一法律，在实践上取消了君主制和独断专横之间差别，而这一差别则是保罗的教养者H.И.帕宁在理论上规定的（不过并无充分根据），并且基本法律的要求，也是根据这一差别提出的。
1778年秋，保罗将他豁免贵族服兵役的下述看法通知了П.И.帕宁：
“自由当然是任何人的最宝贵的东西，但对它应有真正的理解，这种理解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获得，又只有通过基本法律才能加以控制（使其为善）。由于没有基本法律，所以不可能有像样的教育，从而产生了对事物的种种不正确理解，产生了滥用权力以及种种怪事。”
[16]
这种看法所以值得注意，因为第一，它重复了当时在欧化贵族中相当流行的所谓教育农民的思想，以为这是解放农民的先决条件。很显然，贵族所以保持这种思想，是因为他们并不想在他们的农奴村庄，颁布任何基本法律。
此外，保罗的看法的特点还在于它表明，在他的头脑里，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对他至关重要的兵役问题。
帕宁兄弟在说服王位继承人相信颁布基本法律的必要时，也许过于迁就了我刚刚指出的保罗的心理特点。最低限度，就П.И.帕宁说，这一假定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1778年秋，保罗一方面不很合时宜地引述基本法律可能产生的利益，同时又在给П.И.帕宁的信中，对俄国贵族滥用其豁免兵役的自由，表示不满。而在1784年秋，П.И.帕宁为了补充其长兄的政治遗嘱，在筹备保罗登极大典时，起草了一篇诏书草案，除了颇为含混地谈论基本法律的利益外，完全确定地提出必须收回贵族豁免服役的自由，或予以某种限制。因此，不禁要问：谁对谁更有影响？是П.И.帕宁对保罗，还是保罗对П.И.帕宁？
这样，帕宁兄弟的政治反对派立场在实际意义上是极端脆弱的，在理论上也是殊少令人满意的。这一切都很显然。尽管这样，这种立场对于俄国解放思想的发展，却不是没有积极影响的。我们不要忘记，某些同代人，特别是后代人，都把它看得比实际上更有力，更活跃。
十二月党人M.A.方-维津的父亲，对他谈过我在上面提到的所谓以推翻叶卡捷琳娜和拥立保罗为目的的密谋，以及保罗发誓要颁布宪法，等等。关于密谋的消息是不可信的。但是关于密谋的各种传说，却给十二月党人以模仿的榜样（虽然，这只是为数颇多的榜样之一）。我们知道，许多十二月党人读过Д.И.方-维津所写的H.И.帕宁的政治遗嘱[17]。由于M.A.方-维津从他的父亲那里听到的有关密谋的传说，那篇谦逊的遗嘱遂成为他们的完备的制宪法案的导言，似乎这个法案是参加密谋的人们所草拟，并经保罗签字的[18]。这当然可以增强他们的立宪意图。如果我们将亚历山大时期的这些活动家的观点拿来同帕宁兄弟的意图作一比较，则政治思想的继承性就会显得更加明显了。
IV
在叶卡捷琳娜时代的俄国贵族中，帕宁兄弟及其关于基本法律的巨大意义的观点，虽然是少见的，但毕竟不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所熟知的谢尔巴托夫公爵也想过这种法律，并称之为根本法。他认为“根本法律是君主制”[19]区别于独断专横或君主独裁制的必要特征，后者只是听凭自己一人的愿望，……而“破坏一切法律”。谢尔巴托夫一般说来，是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天才的政论家的。关于独断专横或君主独裁制，他写过一些真正优秀的篇章。
按照他的说法，君主独裁制“毫无顾忌地……在一切方面扰乱每一公民的生活和安宁。只要碰上这一肮脏的东西，便会中毒，便会成为社会危害。君主独裁制甚至不能称为政体，因为它是一种折磨，除了独裁君主的愚笨的刚愎自用之外，别无任何法律和规章的。在专横的政体里，人民是为君主而创造的”。为了造福于自己的人民，专制君主必须首先消灭“独断专横”。谢尔巴托夫问道：“实际上如果人民只是在专制君主让他们享用自己的生命时才有生命，那么，怎样的法律才能加惠于这种人民呢？”
谢尔巴托夫把呻吟在独断专横压迫下的人民比作在狂风恶浪中乘船航行的旅客，桅杆倒了，风帆和罗盘都没有了，“船仍在行驶，但制不住暴风的狂吼，不知道哪儿是浅滩，哪儿有暗礁，也不知道漂流的地点”。就令它达到了码头，这也只是一种幸运的偶然，而不是常规。独断专横的统治者不奖励有功，反而嫉妒有功的臣民。在封官时，他只是一意孤行，随心所欲。卡里古拉封他的马为执政官。谢尔巴托夫挖苦地说：“也许很多比马还不如的人，独断专横的君主也要任命他们为最高官吏罢！”在君主独裁制的国家里，德行不受尊敬，因为有德行的人本身便是对独裁君主的活针砭。在那里，理性被迫害，“因为它有害于专横独断，因为谁要探讨那些构成社会基础的外来道德风尚，他就会用聪明的眼光观察自己的情况。”谢尔巴托夫认为“君主独裁制”的危害已是这样明显，所以它不可能在开明的国家中存在，或最低限度，不可能在这些国家长期存在。“因为事实上，任何人只要考虑到自己对神圣的法律，对祖国，对自己，对家庭和亲属的义务，都会认为他的责任和幸福将驱使他去推翻这一没有任何巩固基础的偶像。”
这样，在建立了专横统治的国家里，居民不仅有权，而且有义务尽可能迅速地推翻它。在较为开明的人们看来，同它实行任何妥协迁就，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请问，在把它推翻以后，应该建立什么政治制度呢？
这位世袭名门贵族的思想家不可能是民主制的拥护者。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不错，他承认，初看来民主制是一种最符合自然规律的政体。“既然人都是同样的父亲所生，难道他们不应求得在现社会中已被铲除的地位平等？”然而，谢尔巴托夫保证说，如果仔细考察，则民主制是一种最难使人满意的政体。它为不断的派系斗争敞开大门；在民主制下不可能保持国家机密；人民利用其政治权力拒付国家必需的税款；而且由于不能重视真正的功绩，把不值得尊重、但善于钻营的人提居高位。
看来，谢尔巴托夫出于对贵族世系的同情，是要以贵族制为最好的制度了。他的确承认贵族制有许多优点。他写道，例如在贵族政体下，国家事务的进行不是以一个人（君主）的专断，而是以国家最有聪明才智的人们的最健全的考虑为根据；阿谀奉承在这里不能得逞；军队不是由善于钻营的宫廷贵胄，而是由最老练的又最勇敢的指挥官来统领；青少年受到社会公德规章的教育。贵族制的这些优点，都是很重大的。但虽然如此，贵族制也有它很大的弊病。如果在贵族制里，事情是由大多数决定的，那就不应忘记，“多数并不经常都更优秀”。此外，由于在贵族制下无可避免的争论，事情办得很慢，这在战时是很危险的。个别的达官显贵由于追求私利，“力求永远保持爵位和财富”。总之，在贵族制下，易于发展过分的享受追求，给国家带来危害。
关于政治权力的起源问题，谢尔巴托夫和他的有教养的同时代人一样，都主张契约论：人们牺牲其原有自由的某一部分，是为了保证安宁地享受其余的部分。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按照谢尔巴托夫的意见，决定于我们现在称之为不同社会阶级力量的那些力量。君主制是从家长权力中产生的。同家长在重大事情上与他的长子和最聪明的儿子商量一样，君主在自己的周围设立一个“由他的人民中最明智、最博学的人们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会向他提出能够造福于国家的建议，劝阻他实行有害于国家或具有专横性质的措施。这种顾问委员会的存在和基本法律的存在，就是使君主政体区别于“独断专横”的两个最主要的特征。当君主消灭顾问委员会的权力时，他便成为暴君。反之，当顾问委员会剥夺君主的权力时，就产生了贵族政体。除前面所说贵族政体的优点和弱点外，还须补充指明，如我们的名门贵族思想家所承认，贵族总想压迫劳动群众。他说：“卑贱的人民，在哪儿也不像在贵族政体下那样不幸。”有些古代作家在观察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时得出结论，认为卑贱阶级的人民同压迫他们的高贵阶级的斗争，使贵族制度为民主制度所代替。这一为18世纪许多作家所具有的观点，亦为谢尔巴托夫所赞同。他断言民主制的产生是人民遭受达官显贵“折磨”的结果。
由于对民主制毫不同情，谢尔巴托夫以为一个国家如果建立君主制度，为利至大。通过以上所说各节，不难了解，他对俄国建立起来的制度，是不会误解的。他坚决不承认它是君主制。他在《为我的思想和我过分勇敢地发表过的言论而辩》一文中写道：“我指责我国政府的成分，说它是完全独断专横的政府成分，那里虽有成文法，但都屈从于国王和达官显贵的权力。”而且就是“这些成文法也都是在国王的办公室里撰写的，人民疾苦的真实情况完全不能渗透进去”[20]。因此，这些成文法也受到谢尔巴托夫的“指责”。他说：“我指责我们的法律，因为它们的制定不惟未经人民的同意，而且未经主要政府的同意。我指责现已明白显示的事实，即在制定这些法律时，对于人民的状况、利益和需要，既不了解，又不关切。”
谢尔巴托夫将这种立法方式的责任不仅归之于国王，而且归之于他们的亲信顾问，这些人忙于从事宫廷阴谋，不愿了解国内真情实况和人民的需要。
在《致国家的达官显贵统治者书》中，谢尔巴托夫对于那些实际上掌握着俄国命运的人们，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我看到被你们践踏的人民，看到你们把法律变成具文；看到公民的生命财产化为乌有（原文如此！），看到你们的傲慢和残忍使人民丧失了朝气；公民的自由徒具虚名，甚至受害者也不敢提出申诉。”
达官显贵在社会阶梯中爬得很高。但社会地位的高低，不应在机械的意义上，而应如谢尔巴托夫所说，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去理解。从机械的意义上说，甚至粪便也可升得很高，——例如，升到高塔顶上。但只有机械的上升是不够的。谁的官衔比别人高，他的德行也应比别人高。由于俄国的达官显贵完全不能满足这后一要求，所以谢尔巴托夫把他们比作爬上高塔的粪便。他不以这种侮辱性的比喻为满足，还用嘲弄的口气质问国家的统治者：“你们这种人，这种优雅的人，是否像蛆虫生活在粪堆里一样，生活在罪恶之中呢？”
我们的作者提醒达官显贵要记住他们对国王、对人民的义务。国王用“人民的财宝”来养肥他们，他们应该对国王说真话，即令这种话可能使国王不愉快。至于对用自己的财宝来养肥他们的人民，他们应该对人民“宽容，关怀人民的幸福”，以为报答。只有在这种条件之下，他们“才配称为人民的恩人”。
我们在这里看到“知识阶级对人民有责难”的萌芽，我们在19世纪的俄国先进著作里，还将碰到这一理论。不言而喻，由于时间的推移，这一理论的内容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它在向在学青年发出呼吁的拉夫罗夫笔下所取得的形态，与它在向“国家达官显贵统治者”发出指责的谢尔巴托夫笔下所取得的形态，是迥然不同的。
谢尔巴托夫提醒统治者们记住他们对人民的责任，这表明农奴制观点并未妨碍谢尔巴托夫——亦如其未妨碍苏马罗科夫一样——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谋取人民的福利。作为一个拥护教育的人，谢尔巴托夫认为必须把教育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当然，他的方案给教育以等级的性质。奥菲尔国[21]的每一个有教堂的村庄，都有学校。儿童在那里学习读书、写字和算术。在城市的学校里，——为市民和商人子弟开设的，——除上述课程外，还学习工艺。贵族学校学习“绘画、数学、初等几何、舞蹈和武器操练”。在初级学校之上，设有省立学校，在这里除几何外，还讲授军用和民用建筑，历史及“部分物理”。最后，在学院里，教授高等数学和自然科学。
此外，不妨补充一点，即熟悉当时我国法庭审判情况的谢尔巴托夫认为，必须讲授公开诉讼程序。这当然不只是对贵族等级有利。
V
抨击“国家的达官显贵统治者”，如果孤立地看，是意义不大的。叶卡捷琳娜的讴歌者有时也大声疾呼，反对达官显贵。请看他的以下诗句：
你，这第二撒旦拿巴尔！
整天在想些什么哟？
是不是想让你的年华，
在游嬉、懒散、欢娱中流逝？
……
这广阔的世界对于你，
是否只为了看到奴颜婢膝，
只为了在你的难以侍候的午宴席上，
珍肴满桌，
醇酒盈樽，
东方现星光，咖啡多油腻？
是否只为了不从事劳动，
刹那间，
你孤独无依？等等等等。 |
姑且不说杰尔扎温对于这些“撒旦拿巴尔”歌颂过，而在其他诗篇里又大声疾呼地攻击过，然而这种攻击的本身却是他对叶卡捷琳娜进行歌颂的一种手段。他坚信叶卡捷琳娜是不像这些鞑靼贵族的。谢尔巴托夫对于俄国国内生活问题的态度，却是严肃得多。他虽然也对叶卡捷琳娜说些恭维话，但从来不愿同“独裁制”迁就妥协。在所著《俄国史》中，他使人理解到，独断专横在我国的建立，是违反我国人民的意志的。他说：“值得指出，诺夫戈罗德人民在选出三名公爵（即吕里克、西涅乌斯、特鲁沃尔——著者）为君主时，并未给他们以无限制的权力，而只是托付他们保卫国境不受敌人侵犯。……但后来吕里克取得了这样的权力。”在同一著作的最后一卷里，谢尔巴托夫竭力赞扬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因为他同意对自己的权力加以某种限制。按照他的意见，舒伊斯基“由于在其领土上既博爱又仁慈，赢得了好声誉，得到了最高贵的美好结局。”在所著《俄国道德风尚的败坏》里，他在论及安娜朝代时指出，在她即位时，达官显贵们预定了“一种宏图，……要给国家制定根本大法，规定由参政院或议会（原文如此！）限制君主的权力”。我们的作者在这里只是惋惜傲慢和虚荣使这一美好的宏图未能实现。这些根本法律规定剥夺君主的某些“过多的权力”（谢尔巴托夫本人的用语），而将其赋予若干名大官显贵，“从而使大批贵族世系大为伤心；同时，又规定用许多君主来代替一个君主”。最后，在他的政治小说（《奥菲尔国游记》）里，皇帝也受法律的限制，法律阻止皇帝滥用权力。奥菲尔国的居民认为，由于沙皇既不是手工业者，又不是商人，也不是诉讼代理人，他们感受不到其臣民所感受到的需要，所以他不宜于自己制定法律。这再一次指明，谢尔巴托夫所希望的宪法应能极大地限制君主的立法权力。但怎样限制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他那里没有找到确定的指示。
正如上面业已指出，他认为在君主的周围，应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或参政院，这个顾问委员会“不仅应制定根本法律以规定国王的权力，而且应根据根本法律为他补充一些人员，使他能够保证履行交给他的职能”。像帕宁兄弟（以及保罗）一样，谢尔巴托夫认为在各种根本法律中，王位继承法应居首要地位。在另一点上，他也与帕宁兄弟一致，即尽管他是自然神论者，但他并不是无条件地主张信教自由。他虽然也说，对于分裂派教徒不能用惩罚，而要用训导来进行斗争，但在他所建议的反对分裂派的办法里，我们却看到使他们受“损害和羞辱”。他想使分裂派教徒支付更高的税款，负担更大范围的宿营义务，丧失包工的权利和出庭作证以及充任保证人的权利。最后，他建议对分裂派教徒恢复彼得一世在1722年法律中规定他们必须穿戴的特殊服装；这似乎就是为了通过“羞辱”对他们施加影响。谢尔巴托夫对回教徒也不反对加以约束[22]。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他坚信“统一的法律”可以增加国家的力量。从这一切也可看出，如果我们根据他对专断独裁的厌恶（这种厌恶无疑是真诚的），便把他看作百科全书派的学生，或者认为他具有在19世纪即已最后形成并取得自由主义称呼的那种思想形态，那我们就犯了很大的错误。谢尔巴托夫很熟悉与他同时代的西欧著作，他不是，也不可能是解放哲学的彻底拥护者，或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和解放哲学都是反对“旧制度”的斗争的思想成果。而谢尔巴托夫则是一个顽固的农奴制拥护者。就这方面说，他显然大大落后于H.И.帕宁，因为帕宁最低限度强烈地谴责了使一人成为另一人私产的社会制度。奥菲尔国的“最高政府”是纯粹的贵族政府。尽管在某一个部——“房屋建筑、国家收入和商业部里，也有15名商人代表，但组成这个政府的贵族代表，为数却大得多（75人），因而国家权力完全集中在贵族阶层的手中”。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在国家机关供职，在那里也成为贵族的特权。
对于谢尔巴托夫，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下述情况：
1785年叶卡捷琳娜发给贵族的特权状完全未能使他满意，因为照他的意见，特权状赏赐给贵族的权利，是微乎其微的。他对它写了一篇非常尖锐的批评。例如，关于贵族向最高当局提出有关自己的需要的申请权问题，谢尔巴托夫指出，贵族应有权“向政府提出，何时何地的政府法令给他们增加了负担”。关于自己需要的申请权，他批评特权状只不过允许贵族“在挨打时可以尖声喊叫”[23]。按照特权状，总督对于贵族会议的权力是这样大，以至贵族在前来参加这种会议时，只不过成为他们本身遭受压迫的见证人，而这种会议的场所则变为贵族受压迫的纪念馆和他们的自由的监狱。贵族特权状的其他条文，也都在同样的精神上受到谢尔巴托夫的批评。
另一方面，同年发给商人的权利状，谢尔巴托夫认为最低限度在当时文化条件下，在某些方面未免过于广泛。他写道，当然，由与自己平等的人审判，是至为珍贵的，但不宜将“勉强识字”的商人选为法官。他觉得最好是将贵族或同商业无关的人选入所有商人法庭。“为了对商人表示尊重”，他觉得在商人法庭里，只要有一名商人代表就够了。
不仅这样。如果奥菲尔国任职国家机关是贵族的特权，那么，那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不属于贵族家庭的人们才能迁升到最高官级。总之，谢尔巴托夫是反对“平等的幻想”的，甚至对于贵族，也是如此。他的政治幻想，没有超过由世袭贵族取得政治权利的范围，在法典委员会里，他已是这种贵族的思想代表了。
然而无论谢尔巴托夫的贵族意图仿佛距离自由主义有多么远，但事实是，他对当时存在于俄国的政治制度不仅不满，而且深切憎恨。当一个人憎恨他周围的秩序时，他是会想方设法去革除它的。革除这种秩序的最自然方式，是由受到它的折磨的社会阶层起来同它斗争。看来，谢尔巴托夫是懂得这一点的。他写道，如果独断专横在“俄国畅所欲为，则这一切都会从我国奴隶的卑贱屈从中产生”；他希望能使他的同时代人抱有坚定的信念，“一同热爱祖国”，尽力给他援助。值得注意的是，奥菲尔国最高权力虽受到根本法律的限制，根本法律虽有力地限制了他们危害公民的可能，但仍有两个皇帝被推翻，死于狱中。作为一个18世纪的俄国人，谢尔巴托夫不能跟着这种范例走得很远。但他很知道，当时俄国的政变不是用贵族世系的力量完成的，官吏并不支持门阀的政治欲望。不仅这样，谢尔巴托夫显然也意识到一个真理，即被奴役的农民和奴隶主贵族（不管是它的哪个阶层）之间的对抗，是对“君主独裁制”的最有力支持。这一点必须予以假定，因为奥菲尔国的普通老百姓是禁止向国王致贺的。这一禁令的理由是：“人民一般在任何地方都少受教育”，“因为人民所表达的欢乐和热忱，实际上毫无意义，却可能使某些国王感到骄傲，仿佛以为他们为人民所热爱，从而产生有害的后果。”然而奥菲尔国不是俄国。更确切地说，只有在俄国实现了谢尔巴托夫的政治主张之后，才能说奥菲尔国是俄国。在真实的俄国，贵族不能使最高当局与人民隔绝，人民是把最高当局看为自己的关怀者的。这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政权的政治地位。一些在奥菲尔国可以设想的事情，在真实的俄国却成为不可能。谢尔巴托夫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他一方面咒骂“奴隶的卑贱屈辱”，同时却以使俄国从君主独裁制的国家转变为君主制的国家为自己的实际目的。他的论道德风尚败坏的文章，结尾时希望以后我国会出现这样的国王，既能通过自身的优良典范，又能特别是通过根本法律的颁行，恢复优良的道德风尚。当这样的国王出现时，“那时，被放逐的美德将离开冷落的荒漠，而在城市和宫廷里建立自己的统治；法庭将不因收受贿赂和畏惧强暴而裁判不公，对达官显贵的逢迎畏缩将被消除；对祖国的爱将重建在公民的心中；受到称赞的将不是生活豪华和财富，而是公正，功业和无私”。关于这种能够完成这一良好的革命的国王的出现，他认为只应“祈求上帝”。
在等待这种国王的出现时，做些什么呢？努力服务国家，适应现存的秩序，并且在适应过程中有时应该走得远一点（按照我们现时的尺度说）：所以，他向在《论道德风尚败坏》一著中称之为顽固的“君主独裁制”顽固维护者的女皇，提出了他本人的请求。而当他看到祖国的大量灾难，感到痛心疾首时，更在充满愤慨的尖刻论文中倾吐所怀，……虽然事先他就知道，这些论文不会刊行。谢尔巴托夫的政论文章直到19世纪50年代末还是被束之高阁，未获刊行问世[24]。用赫尔岑的俏皮话说，谢尔巴托夫公爵作为政论家，是当时的一个“多余的人”，一个“聪明的废物”。对于叶卡捷琳娜，杰尔扎温基式的颂歌要比对独立的政论家的论文更合口味。
VI
我们长期以来都认为克尼亚日宁是独裁政治的敌人，因为他写过一部悲剧《诺夫戈罗德的瓦丁》，一度在“上流社会”中造成混乱。据说，达什科娃公爵夫人由于出版“瓦丁”而被革去了俄国研究院院长的职位，而克尼亚日宁本人则受到著名的舍什科夫斯基的传讯，并于其后病死[25]。这不合乎事实。克尼亚日宁死于1791年1月，而《瓦丁》的出版则是1793年的事情，不可能给它的作者造成任何不幸。由于这部悲剧，克尼亚日宁的儿子和其他与剧本有这样那样牵连的人，受到了警察的侵害。剧本本身受到取缔，不许发行。
科佐达夫列夫当时任研究院顾问，在其送给达什科娃的关于《瓦丁》的报告里，说《瓦丁》作为一部创作，是不包含任何危险的东西的。他还指出，《瓦丁》的结局是国王平定叛乱，这是正确的。如果认为克尼亚日宁的不幸的悲剧是共和制观点的表现，那会是莫大的错误。何况克尼亚日宁从来不是共和派。他怀着忠实臣民对女皇的真挚情感。尽人皆知，他的第一部悲剧《狄东》就是献给女皇的。在献词里，他向叶卡捷琳娜说：
你把权力的系统变得自由、温和和严整，
你是第一个给了我们幸福的平等，
你无例外地将幸福生活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
他在“致达什科娃公爵夫人书”中称叶卡捷琳娜为欢快的女皇，不仅是所有臣民的慈母，而且——当然，更高颂扬地——甚至是缪斯。他又一次肯定：
当然，可以假定，在克尼亚日宁写《瓦丁》时，他的政治观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了证明这一假定，也许可以说《瓦丁》所以写于1789年，即写于法国大革命开始时，这不是偶然的。可是，这一假定是没有根据的。
法国的风暴当然只是使克尼亚日宁特别谨慎。我们从他的儿子那里了解，1789年这里所说的“悲剧，已交剧院上演，角色也已分派；但不久法国革命爆发了，克尼亚日宁看出，他的剧本不合时宜。他将剧本收回，摆在书房里的书桌上，直到他死去”。
悲剧的内容也完全不能证明作者有反君主的情绪。如果谢尔巴托夫在所著《历史》中断言吕里克是违反诺夫戈罗德人的意志而取得专制权力的，那么，在《瓦丁》里，吕里克的权力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来源。他不是篡位者，而是人民的忠实仆人和恩人。
瓦丁在战争发生时一度离开了诺夫戈罗德，因而不知道诺夫戈罗德的情况，他的朋友共和派维戈尔向他说道：
战争刚一开始，你就离开了这个国家，
达官显贵不择手段地作恶多端。
强大的祖国只是受灾受难，
城市里但见傲慢、嫉妒和叛乱。
宁静的茅舍沦为地狱，
神圣的真理从这里远远离去。
自由在动乱中日益沦丧。
内讧带来了野蛮的毁灭，
在同胞的尸骨上建造起死亡的宫殿。
要使全体人民都沦为贪婪乌鸦的食物。
为了选拔暴君疯狂地搏斗。
整个沃尔霍夫，血雾弥漫。 |
我们看到：自由沦丧不是由于吕里克的任何阴谋，而是由于达官显贵的傲慢、嫉妒和凶恶。吕里克应戈斯托梅斯尔的邀请前来援助，他只求在诺夫戈罗德恢复秩序，或如维戈尔所说，只想给诺夫戈罗德人民恢复他们的幸福生活[26]。
他完全不想给自己保持权力。但戈斯托梅斯尔接受经验教训，在临死时认为必须立吕里克为公爵。
他嘱托人民要使吕里克保持权力，
来结束人民的呻吟痛苦和灾难。
我们的人民为他的伟大功绩所感动，
将救星立为自己的统治者[27]。 |
瓦丁的女儿拉米达在同她的亲信谢列纳在谈论吕里克时说道：
你记住，
他是多么光荣和不可战胜，
他所求只是要造福于我们。
他为此在心灵里得到鼓励，英勇无畏，
停止了我们哀怨和呻吟，
但他放弃了这里一切人所羡慕的王冠。
这时——
人民害怕贫困灾祸的重临，
泪水润湿了这位英雄的脚印，
整个城市普遍存在深沉的痛苦，
仿佛我们的末日已在临近[28]。 |
的确，拉米达是爱上了吕里克的。但这位钟情的少女的倾诉，在这里是同坚定的共和派的证词，完全吻合的：专制权力不但不是吕里克夺来的，而是由人民交托给他的，可以说，是由人民强加给他的。他当然不会忘记这一点。他对拉米达说：
显贵和人民在这里给了我王冠，
由衷地服从我的法律，
他们认为我的权力高于自由[29]。 |
人民认为高于自由的权力，不能不是很巩固的。这一点，吕里克本人和诺夫戈罗德的共和派，都很明白，他们当中的一人（普列涅斯特）向瓦丁解释为什么他们迄今尚未起来反对吕里克的缘故：
瓦丁啊，你自己明白，
吕里克的王位是唾手而得的，
它来自人民的要求，
要推翻它有多么困难！
你会看到，
他的美好的权力将取代他所夺来的自由，
他的权力将是多么受到尊敬。
祖国的真正儿女，——
能够痛切感到奴隶制的耻辱，
能够为世界上有人掌握着他们的自由、生命和光荣
而引以为愧的，
为数毕竟寥寥。 |
此外，还可补充，吕里克的温良和公正，越来越巩固了诺夫戈罗德人民对他的依恋。由于瓦丁起义给予他的深刻印象，气量豁达的公爵，尽管爱上了瓦丁的女儿，即前面所说的拉米达，却仍然决定放弃王位。然而人民跪着请求他不要放弃。这时吕里克痛苦地，同时又是自豪地向瓦丁说：
你既然认为国王的权力应受惩罚，
那就请看我的公民在心中怎样为它辩护罢！
你对此还能有何话说呢？[30] |
瓦丁“刺死了自己”。他的女儿拉米达也是这样。这当然就是答复。如果说，这个答复使我们对瓦丁和他的儿女的德行肃然起敬，但这种答复怎样也不能算是胜利：因为瓦丁和他的同志们的起义所代表的人民，表示反对他们。当然，克尼亚日宁并不是为了减少观众对吕里克的同情而在悲剧收场时让他发出如下的感叹：
啊，号角！啊，可怕的号角！啊，正直的天主！
……
我的尊荣对我只不过是负担！
纵然受苦受难，
我也定要为这个国家，
为我——一个痛苦的监护人——的职责，
不计牺牲。
我应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统治者，
我将不迷失路途前进！
天主啊，无论你在哪里，
我将为你而复仇！ |
这是对权力——虽然不受限制，却是根据人民的意志而存在，并完全为人民的幸福而行使的权力——的尽情歌颂！吕里克是18世纪法国解放哲学代表人物常常寄予希望的理想统治者之一。叶卡捷琳娜为什么感到气愤呢？难道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吗？
VII
我们知道，苏马罗科夫就很喜欢利用悲剧主角的道白向观众发表他对一般人类的“职责”，特别是对国王的职责的看法。又知道，观众很喜欢从戏院舞台上发出的训导式言论。《纨袴子弟》一剧所取得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如果不说最大部分）应归功于斯塔罗杜姆的台词。训导式的台词是当时的风习：法国启蒙思想家利用剧院作为传播他们思想的手段。克尼亚日宁没有任何理由不模仿这一流行的习惯。他的主角是比苏马罗科夫的主角更情愿谈论“职责”问题的。《罗斯拉夫》一剧的命运表明，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论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在为1817年出版的克尼亚日宁文集的序言中写道：
“在这部悲剧上演时，许多观众非常热烈地接待了伟大诗人的这部卓越创作。可以说，每一首诗都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罗斯拉夫》有许多充满高尚情操的诗段。它的主角宣称：
灵魂卑弱的暴君，爱情、奴隶的英雄，
幸福与职责既不相配称，
追求幸福，
定将恶贯满盈。 |
同一悲剧的另一地方，罗斯拉夫向赫里斯季耶任说：
你有责任迫使我背叛，
但我啊，
将光荣地为社会牺牲！ |
被戴上枷锁的罗斯拉夫在同留波米尔谈话时豪迈地说：
我蔑视暴君的迫害，
为了社会，
我戴上了沉重的枷锁！ |
叶卡捷琳娜是不反对这些诗段的，这里面没有任何足以危害她的权力的东西。反对爱情，如果它妨碍履行对社会的责任，或妨碍为祖国而自我牺牲，这是君主政权的绝对拥护者也都能做到的。据说，在法国革命开始前，叶卡捷琳娜也不害怕在舞台上发表政治言论。当时，人们指出Н.И.尼古拉耶夫的悲剧《索列娜和扎米尔》上演的经过：
莫斯科总司令禁止（1786年）上演这一悲剧，认为剧里有些反对君主专制的尖刻言论。当时，女皇写信告诉他：“作者所反对的是专制暴君，而你们却是称叶卡捷琳娜为慈母的哟！”这几句话可能感动了当时的许多天真俄国人。这些话是写得很聪明的。然而一些学者却每每夸大了这些话的意义。实际上，《索列娜》的经历要比克尼亚日宁在更早以前所写的悲剧《弗拉季米尔和雅罗波尔克》的经历好得多了。
这部悲剧原定在宫廷舞台上上演，但后来“由于许多剧场的故障”，“摆了下来无人过问”。根据斯托佑宁的假定，叶卡捷琳娜认为，弗拉基米尔公爵在舞台上以多神教徒的身份出现，是不合适的。这可能使人感到意外，因为这里所说的是伏尔泰的女弟子。但是如果注意到这位伏尔泰的女弟子，如同一斯托尤宁所提及，在即位以后写过：“当剧情涉及偶像受牺牲的那个时代的时候，我在剧院里看到后老是感到痛苦。”[31]在《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波尔克》问题上，叶卡捷琳娜除了笃信宗教之外，还有其他动机。在这部悲剧里，有许多类似以下的独白：
俄罗斯啊，
你被自己的执拗的王公的情欲现在搞成什么模样啊！
你的命运决定于娇妻的眼色，
英雄的国家，在今天——
已沦为情欲的游乐场地哟！ |
在多情的叶卡捷琳娜的朝代，这样的台词可能在来到剧场的观众中，造成不利于女皇的构想。因此，最好是将克尼亚日宁的创作摆起来不问。但不管怎样，叶卡捷琳娜显然在法国革命以前很久，便已在她认为需要时，对文学创作实行严格检查了。
此外，还须记住，克尼亚日宁在《诺夫戈罗德的瓦丁》一剧中所安排的几个共和派，他们所反对的，不仅是“专断独裁的暴君”，而是整个君主专制的权力，无论皇帝慈父或女帝慈母，都是一样。地方行政官普列涅斯特承认吕里克是宽宏大量，温良公正的，但他对吕里克仍抱着不可克制的猜疑态度。他深信，吕里克一俟王位巩固，便会改变自己的行为。
现在他守法，
在一切方面都同我们平等；
但在往后，
他将把一切法律和我们一同践踏在脚下。 |
吕里克戴着假面具。纵令不是这样，纵令他是真正公正，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权力也定将使他变坏。
哪一个戴上王冠的英雄不失足？
不陶醉于自己的至尊至大？
哪一个穿上龙袍的沙皇不腐化？[32] |
这样理解君主权力对于君主道德的影响，使真正忠于人民幸福的人们不可能与君主达成任何妥协。正因这样，瓦丁和他的朋友，事实上，怎样也不愿同吕里克妥协。就这点说，克尼亚日宁剧中的主角，同科尔涅尔剧中的阴谋家钦纳是完全相反的。
当叛卖向奥古斯特揭开了阴谋的全部线索时，皇帝宽宏大量地向钦纳建议友好：
Soyons amis，Cinna，c’est moi qui t’en convie…
（钦纳，让我们做朋友吧！提出这个请求的是我……） |
钦纳赶忙握着罗马统治者向他伸出的手。他深受感动，高声说道：
O vertu sans exemple！O clémence qui rend，
Votre pouvoir plus juste et mon crime plus grand！
（啊，这无与伦比的美德，它使您的权力更正当，使我的罪恶更深重！） |
同这样的阴谋家尚可和解。但是同瓦丁是无法可以和解的，因为他是在手里拿着武器时被俘，因为他虽处在吕里克的权力之下，却对于吕里克的和解建议答复说：
你？戴王冠的？成为我的朋友？
别再迷惑人了，
还是使天堂与地狱相连接，
比这更容易[33]。 |
当人民再次将吕里克刚刚拒绝过的权力硬加给他的时候，瓦丁看到他自己已被外在的条件所击败。他对吕里克说：
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共和制信念。他用无限轻蔑的言辞辱骂他的跪倒膜拜的同胞：
啊！卑鄙的奴隶，
为自己请求枷锁！
啊！耻辱，
公民的精神从此毁灭！
瓦丁呀！这样的社会，
你竟是它的一员！ |
在克尼亚日宁的悲剧里，冲突是以瓦丁和他的女儿的自杀来解决的。在当时俄国的现实条件下，对于这一冲突，谁能作出哪怕是部分地与此相似的解决呢？“鞭刑刽子手”舍什科夫斯基会根据叶卡捷琳娜的指示，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悲剧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冲突的。任何其他的解决都是叶卡捷琳娜所不能同意的。既然如此，她自不能同意在俄国剧院的舞台上出现像瓦丁、普列涅斯特、维戈尔这样的不肯悔改的共和派。我们假定，在克尼亚日宁那里，他们都遭到失败，并且受到人民纵然间接、却是极为坚决的谴责，而人民的幸福，他们是愿意维护的。可是克尼亚日宁将他们描绘得那样高贵，那样无限忠于自己的思想，所以就令他们遭到完全失败，他们也还是危险的人物。对此，叶卡捷琳娜不仅在法国大革命开始，法国国王的脑袋落在断头台下以后，就在她即位之初，也都不能同意。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讽刺刊物，还不曾贸然美化不肯悔改的君主政权敌人，而叶卡捷琳娜却已迅雷不及掩耳地将它们关闭了。为了博得她的赞同，必须使瓦丁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大家都知道，在她模仿“莎士比亚”写作的剧本《吕里克生平》里，对于瓦丁的传奇式起义，是怎样作了说明的。
剧本开头便认为瓦丁的图谋等于背叛[34]。此外，还说他的“背叛”不是由于对共和制自由的喜爱，而是由于对吕里克的嫉妒，“自己想坐上祖父的王位”[35]。最后，当胜利的吕里克向他告别时，瓦丁跪下来温顺地说：
“啊，国王，你是天生的胜利者，你的仁慈征服了一切敌人，制止了粗野无礼！……我永远是你的忠诚臣民。”
[36]
这就是叶卡捷琳娜所需要的历史剧。我们的剧作家在描绘现存政权的敌人时，不能越出科尔涅尔在《Cinna，ou la clémence d’Auguste》[37]一剧中所塑造的典型。然而克尼亚日宁超越得太远了。所以，《诺伏戈罗德的瓦丁》，引起了叶卡捷琳娜的强烈不满，尽管它的作者想要描绘的是君主政权的胜利。以瓦丁、维戈尔和普列涅斯特为代表，在俄国舞台上出现了一批对俄国居民发生有害影响的角色。他们的范例在任何时候都是危险的，而在法国革命的时代，就更危险了。毫不足怪，叶卡捷琳娜认为《瓦丁》的出版是对她本人的侮辱。她质问达什科娃公爵夫人：“你发行这样有害于我和我的政权的条规，我什么事情得罪了你呢？”达什科娃想向她证明，克尼亚日宁的用意是极为善良的。但她只能平息叶卡捷琳娜的情绪，却未能使她回心转意。我们看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38]。
VIII
不能把剧中主角所发表的观点当作剧作者的过错。这里的问题只能是性格描写的艺术真实，——因而也只能是观点的艺术真实。这是无可争论的。可是，叶卡捷琳娜完全是从另一方面考虑这个问题的。她可以说：“就令瓦丁、维戈尔、普列涅斯特所说的台词符合他们的性格，但其政治内容也会给我造成危害，对我的臣民发生于我不利的影响，因此我宁可禁止《瓦丁》的发行。”按照她的考虑，她也许是对的。
我已经不只一次说过，当时俄国的经济制度使俄国不可能发生像18世纪解放哲学那样的比较认真的运动。我们知道，甚至我国的“伏尔泰门徒”也未能很好地吸收这种哲学思想，但是先进的法国学说一经进入俄国，总还对俄国思想界有所推动。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谢尔巴托夫公爵在社会方面是一个大的保守派。但他对“君主独裁制”的憎恨，却显然是在法国著作的强烈影响下产生的。克尼亚日宁很可能到死还是相信叶卡捷琳娜二世给整个俄国人民带来了幸福的。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君主派。但是他剧本中的那些桀骜不驯的共和派，他们的那些显然从法国人那里抄袭来的演词，是可能引起或巩固读者或观众心中的政治反抗的。如我在前面一章中所说，问题在于叶卡捷琳娜二世王朝是我国先进知识界历史的新时代的开始——尽管这个开始还很微弱。这个先进知识界对于过去因受彼得改革的直接影响而忠心耿耿地服务过的政权，业已开始采取否定的态度。
康捷米尔时代的“学术侍从”把专制制度看为“摩西权杖”，认为可以利用它，也只有利用它去克服莫斯科的野蛮愚昧。这批人远远没有立时承认自己的失败。但在18世纪下半期，已经不用担心俄国会回到彼得前的旧时代了。当然，颂歌的作者——由于《瓦丁》的创作而引起叶卡捷琳娜不满的克尼亚日宁也包括在内——“歌唱”：“愚昧无知的针芒现在已是完全软弱无力”[39]，这是违反真实的。愚昧无知虽然放弃了彼得前的某些旧阵地，然而依靠一大批斯科季宁之流和普罗斯塔科夫之流，它仍旧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因此，先进的俄国知识界热烈欢迎了政府一切这样或那样反对愚昧无知的措施。他们决心用一切力量支持这种措施。然而痛心的是，他们开始觉得愚昧无知每每受到开明的叶卡捷琳娜的政府的支持。因此，在他们中间，渗进了不满情绪，在他们的某些代表人物中间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如果‘摩西权杖’不过是停滞的工具，那该怎样办呢？”这时，他们开始谈论和写作一些引起“慈母——女皇”的最强烈愤怒的东西。
我很快就要详细论述18世纪先进知识界的两个最大代表人物：A.H.拉季谢夫和H.И.诺维科夫。现在我想用两三页的篇幅一谈不很出名，但却才华出众，不很显赫，但却真诚坦率，笃学深思，饱经患难的费多尔·克列切托夫。他的榜样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克列切托夫，贵族出身，但似乎景况不很富裕，最初在卡拉切夫斯基省长办公厅任司书（1761年）。后来，他在陆军总司令拉祖莫夫斯基的司令部、司法部任抄写等职。1775年，他在迁升为少尉后辞职，但数年后，他又从军，被任命为少尉，并被派到最高权力机关参政院贵族铨叙局工作。他在官级上的缓慢迁升到此结束。在其后的时日里，等待着他的只有失败和残酷迫害[40]。
克列切托夫在他的办公厅同事中仿佛是一只白色的乌鸦，迥然与众不同，因为他博览群书、努力思考，甚至提出了广泛的写作计划。
后来，他被关进秘密审讯处，讯问他为什么从讨论政治问题的著作中作了许多摘要。特别使秘密审讯处注意的是《论国家政体》一书的摘要。这些摘要所以引起注意，不仅是根据教区管理局的观点。
摘要说，社会有权按照自己的需要建立政府，并对它进行任何变革；任何政府的主要目的应为谋求人民福利[41]，而最大的“人民福利便是自由，社会构成国家，社会的自由有如人体的健康”。接着，摘录里还记录一种见解，认为法律无论如何应该制止统治者的傲慢骄横，以及需要一种威胁贵族的临时或经常政权。
在科罗尔科夫论文所引述的摘录里，没有看到共和派的观点。摘录甚至说，善良公正君主的统治，也可能带来黄金时代。不过又补充说，“如果不是这样的君主，则本应提高臣民精神状态的根本基础，亦可转化为卑鄙下流和奴隶制”。这当然是秘密审讯处的官员所不乐闻的。很显然，克列切托夫的思想已不满足于流行的政治权力概念。但这还不是说，克列切托夫已吸收了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政治学说。应该记住，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学说的种子，已经落在有了特殊准备的土壤上了。
克列切托夫幼年很少学习。他受的是“家庭教育”，这种教育所用教科书，按照那时的旧习俗，是赞美诗集和其他圣经。这位好学的少年极为勤奋地读了这类印行的作品。它们给了他深刻印象，就是成年以后，也常吸引他的注意。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所形成的观点，表现为先进的法国哲学思想和或多或少经过独特诠释的基督教学说的混合体。
然而这些混合的——直截了当地说，混乱的——观点最初并不包含任何反对派的东西。克列切托夫长期相信，叶卡捷琳娜是一个能够带来黄金时代的君主，他决心竭尽所能，促进她的开明计划的实现。他想建立一个“全民的自由恩惠及于一切人的团体”，这个团体的目的是建立学校，以便在俄国普及法律知识。作为一个根据本身经验、深切了解我国司法可怕的人，克列切托夫认为对人民实行法律教育，是保障人民幸福的最必要条件。他天真地以为叶卡捷琳娜的政府只会赞同他的善良意图，便向女皇本人，以及东正教最高会议、主教和其他达官显贵，发出请愿书，竭力证明尽快组织他所计划的那个团体的必要性。同时，他在时而发给一般公民，时而发给妇女，时而发给僧侣的宣言里，大谈教育的利益，最后，还写了诗，再次说明公正审判对于社会是多么重要[42]。
长篇诗《卡米洛娃五梦》包含着整个历史哲学。克列切托夫在那里叙述了各种权力的产生过程：
社会实行法律才有了法官，
要在许许多多对象中选出优秀的人们充任。
从各式人等中选出来的法官进行会审，
他们根据真实……
会比所有的人更合理地裁判。 |
最初，案件都是由人民自己审理的。后来，“由于很难将人民召集到法庭”，所以决定给最聪明的人以元老称号，委托他们裁决“一切争论”。但是，元老们开始滥用赋予他们的审判权。出现了谎言、纠纷、争吵、斗殴。因此，公民们对自己说：
……我们将选出国王，
又将选出长老给他帮忙，
这长老应给所有人以公正的审判。
让他们都向我们宣誓：
国王将成为我们的慈父，
长老将是（温顺的）绵羊的善良牧人。 |
请注意，这里将君主制描写为同灾祸斗争的手段，而灾祸是由于元老院，即贵族制的建立而产生的。克列切托夫是完全不同情门阀贵族的等级意图的。在门阀同官吏的论争中，他是站在官吏方面的。他写道，光荣应归于对国家有功绩的人，而不应归于贵族祖先的子弟：
这对国家有何补益：
如果他做了五百年贵族，
对社会未做任何好事，
却享有他祖先所享有的同样权利。 |
我还可进一步指出：在他的摘录里，看不到他对于摘自《论国家政体》一书中的思想，即需要建立一种使贵族畏惧的政权的思想，不敢有任何反对的意见。
在克列切托夫那里，君主的世俗权力是由长老的宗教权力来补充的。至于民主制，则一字未提：民主制由于一个非常单纯的理由，即所谓“人民召集”很难，而宣告结束。作者的政治自由思想，只不过表现在对法律——即帕宁兄弟所说的基本法律，而谢尔巴托夫则称之为根本法律——有所暗示：
在俄国要使良好的道德风尚取得成就，
必须建立普遍的规章制度：
使善良的子弟不因有了坏的父亲而惨遭杀戮，
使坏人不因祖先的善良而把尊荣享受。
对任何人，
都给予应有的权利。 |
这几行诗里所包含的暗示是这样微弱，断然不能成为其作者的革命情绪的象征。而且对于一个恰好在写作长诗《卡米洛娃五梦》时又写出《叶卡捷琳娜明智统治颂》的人[43]，也不可能怀疑他有这种情绪。
由于在1787年前，在他的大量著作中，只是出版了一部小册子《不是一切，也不是乌有》，所以在这一年，他想用特殊的期刊形式，将这些著作出版。关于出版这个期刊的通告，也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行，题目为：《新刊物的发现；使用者的心灵；关于一切和为了一切；关于告知所有人的所有一切，或俄国爱国者和爱国主义》[44]，但是，他在这件事上没有成功。
彼得堡的总主教认为这一新小册子的标题可疑，因为“关于一切和为了一切”等语句，是在做弥撒时唱的。他通知警察局长注意他。警察局长同教区管理局进行洽商。教区管理局在对病中的克列切托夫进行审讯后，认为这个案件不能受理，便将原案转送下纳德沃尔法院。总而言之，如果戈里所说，整个官僚机构都转动起来了。这个总主教向官僚机构使尽全身解数的结果，是禁止克列切托夫从事“这种不能许可的著作”，禁止“任意”刊行。
这意味着：停止著作生涯。这对克列切托夫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开始痛恨女皇，虽然不久以前，他还曾在颂诗里过分誉扬过她。他开始对她，对一般俄国制度发出尖锐的批评。这便给他带来了新的、比以前更不愉快得多的官僚机构的压迫。
IX
1793年4月，有一个叫马列涅斯基的人，——塔季谢夫的家庭理发师，当时克列切托夫就住在塔季谢夫的家里，——给彼得堡省长写了封告密信，说“他（即克列切托夫——著者）愤恨当局无法无天，反对滥用职权，主张恢复人民的权利”。告密信里附有给女皇的呈文，报告她：克列切托夫“辱骂和责备”她，“咒骂皇太子和国家”，“骂整个元老院是贼和强盗”。最后，这个叛徒报告说，“克列切托夫要开化俄国，使人民摆脱沙皇的枷锁，要通过总的立法，使法律成为不可侵犯”[45]。
马列涅斯基的告密，为一个名叫斯克沃尔佐夫的人、特别是为登记员奥库洛夫的供词所证实。奥库洛夫是克列切托夫的朋友。除对女皇、皇太子、总主教等的尖锐批评外，秘密审讯处还听到奥库洛夫说，克列切托夫在谈到法国革命时曾补充说，这样的爆炸也可能在俄国发生。进行侦审的官僚们开始明白，他们所处理的是一个很危险的罪犯。
作为一个“道德恶劣，灵魂肮脏”的人，作为一个“无可救药的暴徒”，作为一个“人类的恶魔”，打算“在俄国建立一种足以毁灭国家现有一切完美事物的政体”的克列切托夫，被判在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克要塞监禁，“非经皇上赦免不得释放”，也就是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决书上写了无定期，并不是因为法官认为可能在往后释放这个犯人。不是的！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克要塞决定将他关押到“赦免”，还有另一理由，“因为更重要的是”——判决书承认，——“有时会接到一些通知，要对他进行侦查”[46]。
这个理由很快就得到证实。被判刑一月后，克列切托夫再次被转押到秘密审讯处，因为案卷里发现了他的凶恶意图的新证据：在他的一节札记里说到必须“阐述彼得三世事业的伟大”。叶卡捷琳娜政府想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事业。克列切托夫解释说，这里所指的是两道“上谕”：“第一，关于贵族自由的上谕”，第二，关于不得将诉讼人交给他们所控告或检举的人审讯的上谕。其后，还向他提出了若干类似的问题。例如，在另一札记里，可以看出，他准备——只是准备——写些关于宗教信条的新解释。他的这个意图也被指为犯罪，因为旧信条是“大批殉难者用血写成的”。这些罪名不能认为是严肃的。更重要的是克列切托夫对于女皇的下述评价。他们问他：他所说的一种思想——也是写在案卷里的——认为耶稣是全人类的君主，是什么意思？法官气冲冲地补充道：“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还有许多君主；君主的称号，是指经过加冕的君主制元首。”克列切托夫答道：“我想只承认耶稣基督一人为君主，至于加冕登极的元首，我认为只不过是法律的维护者和执行者而已。”
他的万恶的意志，现在当局看来是比以前更加不容怀疑了。检察长在关于他的案子的新报告里写道：
“根据他的思想和他所发表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不愿有君主，而更关心的所有一般人的平等和自由；因为他说过，既然给贵族以自由，为什么不把自由也推及农民呢？他们也是人呀！”不能不承认，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贵族政府看来，这种思想不能不是“肮脏卑鄙的”：关于贵族自由的诏书发布后，农民发表的意见同克列切托夫在这里所发表的意见，完全一样。他们在一些地方拒绝服从地主。必须把发表这种主张的“恶魔”更远地囚禁起来。根据叶卡捷琳娜的命令，克列切托夫被转押到什利谢尔堡要塞
[47]。
克列切托夫直到亚历山大一世即位后，才从监狱获释。释放了许多被叶卡捷琳娜判罪的人，却不愿宽恕他，可能是因为克列切托夫尖锐地批评女皇的时候，不曾饶恕这一王位继承者的缘故。
在总结这一饱经患难，对叶卡捷琳娜深感失望的失败者的观点时，必须首先指出，他的观点是很温和的。克列切托夫虽不否认他对女皇的尖刻的批评，并企图用他在病中易动肝火来解释这种批评，但他对于奥库洛夫说他同情当时在法国发生的事变，却是矢口否认的。根据他的解释，可以看出，他认为革命是“最大的罪恶”，俄国能够，而且必须通过及时的改革来避免它。在法国的恐怖开始前，可能他对革命的态度曾经有所不同；但恐怖吓坏了他，正如它吓坏了在法国和在法国以外的所有反对旧制度，又希望不费巨大代价换取自由的人们一样。我们在下面就将看到，许多十二月党人也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革命是罪恶，应该用及时的改革来阻止它在俄国出现。
不仅如此，克列切托夫尽管在这里同人民想到一处，认为贵族的自由应该逻辑地导致农民从奴隶依附中解放出来，尽管他也仿佛同意应该有使贵族畏惧的法律，但是他对于人民，还是抱着一种鄙视和不信任的态度。他否认强加给他的所谓通过武装叛乱以解放农民的意图，力言他“不可能有这种思想”，因为他知道，“群氓的解放会给社会生活”带来怎样的灾难。他坚信给粗鲁无知的人以自由，“等于给儿童利刃以代替玩具”。他在发挥这一思想时还说，“自由的真正力量，就是有知识的人也不都知道，而我国人民的很大部分，却是连字都不识的”[48]。
如果“群氓”的解放是一种对社会生活极为危险的事，如果另一方面，掌握国家命运的人物又对“群氓”的幸福极为鄙视，那就没有出路了，那就毫无希望了。克列切托夫有时不由自主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他停止在这种结论上，所以他就不得不情绪悲观了。
一个愿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人，如果把人民只看为一群没有历史能动作用的乌合之众，那必然感到自己力弱势孤。先进的俄国知识界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越来越坚决地（有时甚至不惜自欺地）绞尽脑汁，考虑出另一种对于劳动群众的观点，使他们能够相信，这种乌合之众尽管没有知识，却既能理解和保卫自身的利益，又能理解和保卫与自身利益相符合的整个社会利益。
我们在拉季谢夫著作里，已可看到这种观点的萌芽。[49]
[1] M.Tourneux，《Diderot et Catherine II》（图尔努：《狄德罗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第564、567页。另参阅谢梅夫斯基的论文：《论18世纪和19世纪最初25年俄国国家制度的改革》，见《往事》1906年第1卷，第9页。这篇论文是同一作者的《十二月党人的政治社会观点》一书的第1章。圣彼得堡1909年版。
[2] 《俄国旧闻》，1871年，第3卷，第338页。着重点是原书的。
[3] 这一切都是他本人的说法。
[4] 《叶卡捷琳娜二世传记》，第2卷，第3页，以及该书注释5。
[5] 《1700—1895年间的俄国社会运动》，顿河罗斯托夫1905年版，第23页。
[6] 比利巴索夫，书见前，第2卷，第136—137页。
[7] 信写于杜金村，注明日期为1784年10月1日。
[8] 当时，最少在首都，对于宠臣的痛恨是极为强烈的。1774年3月，П.И.帕宁伯爵为波将金晋爵事写信给А.Б.库尔兹金公爵说：“现时如果不是全体公众，也是公众的很大一部分，都极为痛恨和憎恶宠臣。所有接受这一称呼，或希图获致这一称呼的人们，除了让所有俄国人看到他们受到正义的裁判，成为老弓箭手射击的目标外，不能有其他希望。”（《俄国旧闻》，1873年9月，第342页。）
[9] 他生于1718年，死于1783年3月31日。
[10] 《诏书草案》是П.И.帕宁在1784年写的，而叶卡捷琳娜发给贵族权利证书，则是1785年的事情。
[11] “如果可能，请在即位时首先只批准这里所写的七条，这便是为诏书提出的格式。”
[12] 有关H.И.帕宁政治遗嘱的问题，请参阅舒米戈尔斯基所著《保罗一世皇帝》一书，第53页，及附录。
[13] H.И.帕宁不患那种寒酸的爱国主义的毛病，他没有夸耀俄国的秩序而贬低西欧秩序，这还可由下列事实来证明。某次，他在同他的学生保罗·彼得罗维奇共进午餐时提到托尔涅奥，并对这个城市作了不好的评价。亲王问道：“那里的国王比我们坏些，还是好些？”H.И.帕宁答道：“国王 ，当然是我们的好些。但是，老兄，谈什么都不能拿来同自己比。可以认为那里的国王不好。这很好。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都行。我们会在这种比拟中迷失方向的。”（《波罗申札记》，第2版，圣彼得堡，1887年，第175页。）
[14] 科别科：《保罗·彼得罗维奇皇太子》（Кобеко：Цесаревич 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圣彼得堡1887年版，第175页。
[15] 同上书，第175-176页。
[16] 同上书，第179页。
[17] 见谢梅夫斯基：《十二月党人的政治社会思想》，第231页。
[18] 见方-维津：《俄国政治生活现象述评》，重印于《十二月党人丛书》，第5卷，莫斯科1907年版，第30页及以下各页。
[19] 他写道：“君主制必须有根本法律，必须保持一切已有的规定。”
[20] 在同一论文的另一地方，他说：“我指责女皇所写的法律，这些法律是在她的阴暗的办公室里写的，而她却想利用它们来达成不可能达成的愿望，医治她所不了解的创伤。”
[21] 空想政治小说。——校者
[22] 必须指出，谢尔巴托夫是共济会会员，有些学者认为共济会会员是竭力主张信仰自由的。
[23] 《祖国的忠诚儿子对诏书上贵族权利的注释》，《谢尔巴托夫全集》，第1卷，圣彼得堡1896年版，第300页。
[24] 在本世纪50年代，这些政论文章开始在各种不同的历史出版物中出现。论道德风尚败坏一文在1858年于伦敦出版（上面的摘录，引自1870—1871年，《俄国旧闻》的较为完整的版本）。《给国家的达官显贵统治者的信》，在1872年《俄国旧闻》中出现。90年代，在И.П.赫鲁晓夫的编辑下，谢尔巴托夫全集第1卷（圣彼得堡1896年版）和第2卷（圣彼得堡1898年版）出版。研究谢尔巴托夫的最详细的著作《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贵族政论家》，是B.A.米亚科京写的，收入他的论文集《俄国社会史》中（见该集第102—166页，圣彼得堡1906年版）。
[25] 在A.C.普希金的《历史述评》里，甚至说“克尼亚日宁是在树条抽打下死去的”。
[26] 这使我们想起叶卡捷琳娜，因为克尼亚日宁说过，她“无例外地将幸福给予我们每一个人”。
[27] 第1幕，第2场。
[28] 第2幕，第1场。
[29] 第2幕，第1场。
[30] 第5幕，第3场。
[31] 见B.Я.斯托尤宁的论文：《作家克尼亚日宁》，《历史通报》，8月号，1881年，第443页。关于克尼亚日宁，另参阅Ю.韦谢洛夫斯基的论文：《叶卡捷琳娜时代的卓越剧作家克尼亚日宁及其悲剧》，见《文学概论》，第I卷，莫斯科，1900年，第319—379页。
[32] 第2幕，第4场。
[33] 第5幕，第3场。
[34] 第5幕，第2场，地方行政官多勃雷宁的台词。
[35] 第1幕，第5场。
[36] 第5幕，第5场。
[37] 《钦纳或奥古斯特的仁慈》。
[38] 《诺夫戈罗德的瓦丁》由达什科娃公爵夫人以单行本印行，后来收进《俄国剧院或俄国剧作汇编》第39编，其后又在1871年8月号《俄国旧闻》中重印。我在上面所引述的《瓦丁》是根据这个版本的。1897年，A.Л.布尔采夫在所编《俄国珍本书概述》中，重印了这部悲剧。
[39] 克尼亚日宁在给达什科娃公爵夫人信中的用语。
[40] 见Г.M.科罗尔科夫的论文《费多尔·克列切托夫——18世纪的什利谢尔堡囚犯》，1906年8月号《往事》杂志。
[41] 这很像爱尔维修。爱尔维修证明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科罗尔科夫有可能了解克列切托夫的案子，可惜从他的论文里看不出谁是《论国家政体》一书的作者。我们只能了解到，在这本书里发表了当时的先进政治观点。
[42]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国17世纪的讽刺作品多么无情地同“贪官污吏”进行斗争。
[43] 在科罗尔科夫的论文里写明，这篇颂词写在1775年，但根据叙述的过程，这是误植，颂诗是在1785年，亦即在写完《卡米洛娃五梦》后一年写的。
[44] 标点符号的安排均按原稿。
[45] 《论国家政体》，第47、48、49页。
[46] 《论国家政体》，第58页。
[47] 《论国家政体》，第60页。
[48] 《论国家政体》，第57页。
[49] 就此一提：克列切托夫同奥库洛夫谈到拉季谢夫被捕时，虽然谴责叶卡捷琳娜对拉季谢夫的残酷态度，但断言“拉季谢夫的书是胡闹和乱扯”。（《论国家政体》，第52页）这一尖刻的否定批评所根据的是什么，完全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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