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一九一七年四月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发表的演说[1]
同志们，请允许我这个还没有从旅途的极度疲劳中恢复过来的人，对你们给予我的这种热情接待，向你们表示衷心的谢意（热烈鼓掌）。我不把这种热情接待看做是对我个人的接待，而是看做对整个革命的一代的接待，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红旗下进行斗争，对俄国人民没有丧失信心，对革的成功没有丧失信心，尽管反动势力有时气焰嚣张，但整个俄国却不支持革命，反而象诗人所说的：“低下头，为沙皇祈祷”。起初，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为数很少，我们受人讥笑，我们被称为空想家。然而我用拉萨尔的话反驳说：“我们人是少，可是我们很会跑哮，以致大家都以为我们人很多。”而且我们真的多起来了（笑声和掌声）。
当我在芬兰车站踏上俄罗斯土地的时候，同志们主要是把我当作在科学社会主义领域中活动的一个著作家来欢迎的。的确，在我的著述活动中，我的努力的主要任务是使自己领会并对别人讲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那时人们责备这个著作家，这个无可救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有两个空想。
人们责备我的第一个空想是我们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发展。人们之所以把我们叫做空想家是因为我们说过（顺便说说，在一八八九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上我就这样说过）：“俄国的革命运动将作为工人阶级的运动而胜利，否则它就永远也不会胜利。”这个论点曾经被许多真正拥护进步与革命的俄国人看成是空想，一些对我怀着真诚的善意的人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您这是说的什么呀？难道真能相信俄国工人阶级吗？可以相信俄国知识分子——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俄国知识分子有知识，对事业忠心耿耿。可是要说相信俄国工人阶级，那除非是故意叫人生气。”人们还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您这样一位并不是没有某种文学才能的人，却有这样一种不幸的性格：似乎是故意叫人生气才不断强调俄国工人阶级，不断证明在俄国只有工人阶级才是真正进步的体现者。”同志们，时间过去了，以前似乎是空想的东西，已经成了真实的真理。我们的敌人曾经这样地谈论我们：“这些人的特点是性格很使人讨厌”。同志们，我们的讨厌性格就是：当我们受到攻击时，我们总是尽力予以还击。而且往往在我们还击时，我们的敌人就摸一摸后脑壳，避开我们了（喊声：“妙啊，笑声，鼓掌）。我曾经在一个德国老学者卡尔·福格特的一次讲演中听说过一种现象，不过这种现象发生在和政治毫不相干的领域中， 现在这种现象又在我们眼前重新出现了。卡尔·福格特叙述说，当达尔文出版自己的著作时，一些墨守成规的学者十分忿怒，其中有一个学者这样写过：“对，您是正确的，说出这些东西的人是混蛋，不过最糟糕的是，这个混蛋却是正确的”（哄堂大笑，全场鼓掌）。有些人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他们说：是的，这的确是一些空想家，是一些性格非常讨厌的人，这是（还用了一句法国话）凶恶的野兽，当人们向它进攻的时候，它竟然要自卫（笑声和掌声）。但是形势的进程逐渐表明，我们观点的正确性越来越得到证实。而现在，当我幸运地呆在自由的彼得格勒并且向俄国无产阶级讲话的时候，我想问问你们，同志们，人们责备我们的那种空想在哪里呢？对无产阶级的信心原来不是空想，而是现实。每当人们对我谈到空想时，我就这样回答自己的论敌：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空想，就是明天的现实。现在，明天变成了今天。在这欢乐的“今天”，我要向俄国无产阶级、这个在解放了自己之后还解放了整个俄国的阶级致敬。同志们，它不仅解放了自己和整个俄国。在完成了革命之后，它根本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就连战争最可能的结局也将具有另一种面貌。
人们责备我们的第二个空想是，当某些性急的同志大声叫嚷武装起义的必要性时，我们说过：“没有军队就不会有胜利。在士兵们和军官们没有充满革命感情之前，你们的所谓武装起义就不是武装的起义，而是没有武装的起义。请把你们的力量用来向军队灌输革命思想吧。”俄国早已形成这样的局面：可以说是被蠹虫和蛆虫完全蛀空了的旧的沙皇制度、即蒙受了史无前例的耻辱的制度，所依靠的仅仅是士兵的刺刀。但是随着士兵觉悟的提高，刺刀变得越来越锋利，我们的沙皇坐在刺刀上感到非常痛苦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全场大笑并热烈鼓掌）。
同志们在我第一次对解放了的、自由的俄国无产阶级讲话的时候，有制订了欧洲最民主的宪法的国家英国的代表们，和进行过伟大革命的国家法国的代表们在场，我感到非常荣幸。而这一次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全欧洲的革命者都上过的一所学校，说全欧洲还不够，这是全世界的革命者都上过的一所学校。现在，当我到达芬兰车站的时候，我听到了什么音乐呢？马赛曲！这里说的是什么话呢？是在同一个法国首先说过的那些话。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在另一种环境下，在另一些时间条件下当然也在那里发生了。但这毕竟是法国大革命所播种的东西（热烈的掌声）。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是法兰西思想的实现，这些思想在法国大革命过了一百多年以后，在欧洲的另一端发了芽。穆特同志说过：“你们应当把你们从我们那里拿走的东西还给我们。”同志们，对于这种可以说是高利贷式的要求（全场大笑），我要以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名义，以在这里的俄国革命军队的代表们的名义回答穆特同志：对，穆特同志，对，法国同志，我们会把从你们那里拿走的一切都还给你们， 而且还要连本带利还给你们（热烈鼓掌）。
同志们，主席没有告诉我，我能占用多少时间（所有在座的人都喊道：“请讲吧，请讲吧”）同志们，我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什么可以讳言的话。当我今天第一次对你们讲话的时候，我不能不想起俄国的报刊曾经不止一次地把我称为社会爱国派。法国人说：不在场的人总是错的。当我不在这里的时候，尤其是在当时的报刊条件下，我不是随时都能答复这些责难的。现在，当我荣幸地站在你们面前的时候，我希望你们会允许我坦率地、毫不讳言地说出我关于俄国公民对待俄罗斯国家的责任的想法。
人们把我叫做社会爱国派。社会爱国派是什么意思呢？是具有某些社会主义理想，同时热爱自己的国家的人吗？对，我热爱过自己的国家。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且从不认为需要掩饰这一点（热烈鼓掌）。当我现在直率而且公开地说出这一点时，我确信你们中间谁也不会站起来说：应当把这种感情从你的心里除掉。不，同志们你们是无法把这种热爱灾难深重的俄罗斯的感情从我心里除掉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同志们，现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而俄国过去也是文明的社会，尽管我国旧制度曾经竭尽全力使它停留在野蛮阶段上，——现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划分为各个不同的阶级。我过去和现在都清楚地知道，俄国有剥削者，也有被剥削者。同志们，就我的出身来说，我可能属于压迫者，我可能属于“寻欢作乐、游手好闲、双手沾满鲜血”之类的人。我之所以转到被压迫者的阵营，是因为我热爱受苦受难的俄国群众，是因为我热爱俄国农民和俄国工人。当我承认这种爱情的时候，难道会有谁责备我犯了罪吗？我们中间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人……（热烈鼓掌）。我向来主张把俄国劳动群众从国内剥削者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可是当我十分消楚地看到，霍亨索伦分子急忙加入，德国人急忙加入罗曼诺夫分子的行列，加入他们的走狗的行列，加入所有那些纷纷渴望靠拢王位的人的行列，加入俄国人民的压迫者的行列时，我说过：我的责任是保卫全体俄国人民不受德国人的侵犯，保卫他们不受霍享索伦分子的侵犯（热烈鼓掌）。同志们，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说德国话的剥削者应该比说俄国话的剥削者受到我们某种宽大。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我们希望俄国摆脱一切剥削，无论剥削来自何处。自由的、独立的、摆脱了国内外敌人的剥削的俄国万岁！
同志们，有一个时期人们似乎认为保卫俄国就意味着保卫沙皇。这是错误的，因为沙皇和他的走狗们处处都背叛了俄国。他们破坏了国防。现在我们完成了革命，我们应当记住，假使让德国人战胜我们，那就不仅意味着把德国剥削者的枷锁加在我们身上，而且很可能会使旧制度复辟。所以必须用一切办法进行斗争，既反对国内敌人，也反对国外敌人（暴风雨般的掌声并且高呼：“好啊”[2]）。
[1] 格·瓦·普列汉诺夫过了三十七年流亡生活之后，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夜间回到了彼得格勒。同他一起到达的有他的夫人罗扎莉娅·玛尔科芙娜以及法国和英国社会党代表卡申、穆特、拉丰、奥特烈迪、维尔托伦和桑德斯。布尔什维克报刊在普列汉诺夫即将到达的时候发表了粗暴的和不成体统的狂妄言论来反对他，但是，这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在芬兰车站受到了工人、士兵、社会团体、报刊和苏维埃的许多代表团的盛大的欢迎。普列汉诺夫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受到了暴风雨般的和经久不息的鼓掌的欢迎，他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下面的演说。这篇演说和下一篇会设闭幕时所作的演说一样，是根据《统一报》第五号和《言论报》第七十八号上登载的原文排印的。——原编者注
[2] 这篇演说讲完之后，全场一齐鼓掌，并唱《马赛曲》，尼·谢·齐赫泽、格·瓦·普列汉诺夫、伊·格·策烈铁里、卡申、穆特和奥特烈迪互担握手。——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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