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
（一九一七年四月九——十二日《统一报》第九——十一号）
列宁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一文（《真理报》第二十六号）里叙述了自己的后来的著名的提纲，末尾他认为必须对我抨击一番。为什么他要这样作，我不知道。不过且看一看他是怎样气势汹汹地向我发起自己的骑兵式的攻击的：
“普列汉诺夫先生在他的报纸上把我的演说叫做’梦话’。真是好极了，普列汉诺夫先生！但是请看看，你自己在论战中是怎样的愚蠢和笨拙。假使我讲了两个钟点的’梦话’，为什么几百个听众会听得下去呢？其次，为什么你的报纸竟用整栏篇幅来评论’梦话’呢？这是你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
[1]”。
列宁硬说。我在论战的时候愚蠢和笨拙。如果这是真的，那对他倒是有利的。然而，我们来分析一下。我的愚蠢和笨拙究竟表现在哪里呢？我的放肆的论敌问道，几百个听众怎么能听上整整两个钟头的梦话呢？其次，他不明白为什么《统一报》竟用整栏篇幅来评论梦话。
首先我要指出，我从未评论过列宁的演说，也不在他的听众之列。把列宁的长篇演说叫做“梦话”的是《统一报》的一位记者同志。当然，他的评论可能有错。但是我可以说，他的错误总不会成为我论战时的愚蠢和笨拙的证据。其次，列宁的演说是给绝大多数听众，而不是只给《统一报》的记者同志造成了梦话的印象。假使列宁发现后一种情况是我缺乏文学才能的新证据，那末我耽心就连《真理报》的天真无邪的读者恐怕也会觉得有愚蠢和笨拙的特征的恰好就是他这个列宁。再说，我的论敌以为“梦话”不可能吸引听众的注意达整整两小时之久，甚至两小时以上，这是没有根据的。他同样没有根据地硬说， 仿佛报纸不可能腾出篇幅来评论这样的梦话。梦话在精神病学上或政治上有时是颇有教益的。所以研究精神病学或政治的人情愿为它拿出许多时间和篇幅来。试以契诃夫的《第六号病室》为例。它是小小一本书。书里讲的是断然无疑的梦话。然而致力于描写这个梦话的却是一位大艺术家、一位很大的艺术家。而且当我们阅读这位大艺术家的这部作品时，我们并不会去看表，也丝亳不会抱怨它占用了好几个印刷页。我们反而会惋惜太快就看到了它的最后一页。这个例子有力地证实梦话尽管是梦话，可是从许多方面来说却可能是值得注意的。
或者我们拿《狂人日记》来说吧。果戈理的这篇东西就艺术方面说比《第六号病室》要差一些。但是它读起来也满有味道，谁也不惋惜它占了好几“栏”。列宁的提纲亦复如是。我们读完提纲以后只可惜作者没有把它叙述得更详细一些。这当然不是说我把列宁同果戈理或契诃夫相提并论。不，——请他原谅我的坦率。这种坦率是他自己引得我如此的。我只是把他的提纲和这两位大作家的精神失常的主人公的言论比较比较，并略予欣赏。同时我认为，这份提纲恰恰是在这位狂人写他的一页日记时的那种状态下写成的。这种状态的特点可以用下面的记述来说明：
“日期不记得。也没有月份。鬼才知道什么目子
[2]”。
列宁的第一条提纲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政治眼界由于热爱国际而模糊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而且也不想）了解，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这次战争的责任。这些人的议论总是使我想起格列勃·乌斯宾斯基一篇短篇小说里的一个小市民，他硬说，仿佛有这样的条文：“互打耳光和互相侮辱没有罪”。当我听到这种议论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用同一篇短篇小说里的一个身体粗大的商人的话默默地喊道：“我们全都象最坏的坏蛋一样打过架，可是走出去却又全都象无罪的婴儿一样。”乍看起来很难理解，一个没有完全失去健全理智的人，怎么能够设想现代社会主义的国际法中存在着上面所指出的这种条文。但问题是这样解释的，说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责任由人的身上推卸到生产关系的身上去。罪过完全在资本主义，因为它发展到最高阶段一定要成为帝国主义。这个论据本身什么也没有说明。它的依据就是科学上称为 Petitio principii[3] 的那个逻辑错误。换言之，它恰恰把尚待证明的东西看成是已经证明了的东西。也就是说，它认为所有参加战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每一次特定的帝国主义战争都要负同等的责任这一点是已经证明了的。这个论据能安慰“不接受战争”的国际主义者的良心，因此往往被那些甚至生来很不愚蠢的人不加批判地加以接受。
列宁从来不是一个以逻辑见长的人。但是他似乎也看到了这个论据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从他的第一条提纲的下面一段话中可以明白地看出来。
“这次战争从俄国方面来说，即使在李沃夫之流的新政府的条件下，无疑地仍然是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因为这个政府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战争的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
[4]”。
老实说，列宁的逻辑比根据“互打耳光的人”没有责任这个信念而发议论的人的逻辑更使我高兴。他不拒绝考察责任问题：从我引用的他的这段话里，必然要得出责任正是应当由俄国承担的结论，因为掠夺的意图是从俄国方面表现出来的。但是，他的逻辑恰恰是一个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下大发议论的人的逻辑，波普里申[5]用如下的话精采地说明了这种状态：
“日期不记得。也没有月份。鬼知道是什么日子。”
谁不知道不是俄国对德国宣战，而是德国对俄国宣战呢？不错，贝特曼—霍尔威克曾经硬说：俄国进行了动员，这就迫使德国对它宣战。可是难道列宁能够认真地接受德国宰相这个当时就被著名的《J’ accuse》[6]一书的作者胜利地驳倒了的论断吗？根本不可能这样设想。问题完全不在于列宁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一或那一个别事实，他熟悉还是不熟悉这个或那个论断以及对于这个论断的这种或那种反驳。他不顾地点和时间的情况发表议论。他只是在卖弄自己的一些抽象公式。假使这些公式和事实相矛盾，那就该事实倒霉。但在既没有日期，又没有月份，而只有某种纯属幻想的东西的地方，事实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列宁硬说，革命护国派的广大阶层确实是真心诚意地不愿意任何侵略，因此必须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错误。从他的这句话里首先可以得出结论：俄国的居民群众希望保卫自己的国家，也就是说，他们拥护我们的观点，而不是拥护列宁的观点。对于再一次确认这一点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可是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并问问自己：应该向打算保卫自己国家的群众说明什么错误呢？
按照列宁的说法，我们应该“说明资本与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什么样的资本呢？既然掠夺的意向正是“从俄国方面”表现出来的，那就应该认为这一次战争要由俄国的资本负责。
可是这一结论是和下列见解相矛盾的。
现代帝国主义的政策，是那些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高阶段的国家的产物。俄国不是那样的国家。我们都知道，按照马克思著名的说法，俄国的劳动居民不仅吃资本主义的苦头，而且也吃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苦头。因此俄国的资本绝不可能扮演最大的和最危害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代表那种角色。
而如果它不可能扮演这种角色，那么认为它是这次国际冲突的主要祸首就是荒谬的。更何况我国劳动群众简直不相信那些“不偏不倚的”鼓动家，他们企图对群众“说明”，战争的责任主要（如果不是唯一）应该“从俄国方面”去找寻。似乎列宁本人也觉察到了这一点。至少他有这样的打算，即只限于“说明”，“要用真正民主的而不是强制的和平来结束战争，就非推翻资本不可”。
这个意思是很明显的：首先推翻资本，然后人民再参加保卫国家。古斯塔夫·爱尔威在突然变为民族自卫的露骨的狂热者之前就完全是这样议论的。这里当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就象那些根本不考虑时间和地点的条件的人所发表的议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一样。无政府主义者在一八八九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个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曾经声称，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他们也说过：先推翻资本，然后再保护劳动。如果我着手向他“说明”真理不在无政府主义者方面，我就会得罪现代的读者。
列宁认为，他那令人惊异的和纯粹无政府主义的进步公式，不仅应该在劳动群众中广泛宣传，而且还应该在作战部队中广泛宣传。这是容易理解的。往往正是最丑陋的孩子得到双亲最大的喜爱。可是列宁的第一条提纲的结尾部分完全令人莫名其妙。它只由一个词构成： “联欢”。和谁联欢？在什么情况下联欢？这仍然是无人知道。但是，考虑过第一条提纲的原则以后，就可以对这一点作出相当可能的假设。
正因为这一次战争迄今为止“从俄国方面”来说仍然是掠夺的帝国主义成争，所以，我们所有不赞成掠夺的俄国人（当然，也还有我们在前线的战士们）都应该和德国人联欢；他们说，善良的条顿人啊，请你们原谅我们，因为我们的掠夺意图使你们向我们宣战，使你们占领了我国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土，使你们傲慢而残暴地对待我们的被俘的人，使你们抢劫比利时并把这个一度繁荣的国家变成一片血海，使你们经常破坏法国许多省份的经济，以及其他等等。我们的罪过啊！……我们的大罪过！
只要德国人听到这种动人的忏悔的哭声，他们就会深受感动，流下欢乐的眼泪，投入我们的怀抱，那时候就会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说的：出现“ eine allgemeine liebensduselei”（普遍的爱的接吻）[7]。
列宁的第一条提纲，充其量是在一个既没有日期，又没有月份，而只有鬼才知道什么日子的幻想世界里写成的，这一点难道还不明显吗？
列宁的其他几条提纲
马克思在著名的《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同样著名的序言里说：
“社会的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和它们向来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现存
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或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
[8]。
现在试问，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情况如何？我们有没有根据断言，我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也就是说，它达到了这样一个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它不再促进本国生产力的发展，相反，而是阻碍它的发展呢？
前面我说过，俄国不仅吃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苦头，而且也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够发达的苦头。俄国那些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中间从来还没有什么人反驳过这条无可争辩的真理。如果它需要新的证实，这次战争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经验，它表明，象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很有变成象德国那样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残酷剥削的对象的危险。如果事情是这样，那就十分明显，我国那些虽然也懂得一点马克思学说的人，是不可能谈论社会主义变革的。
我们和民意党人（如所周知，他们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之间最重要的意见分歧是：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应该把政治的因素（即推翻沙皇制度）同社会因素（确切些说是社会主义因素）结合起来；和他们相反，我们证明了，俄国经济的落后使得这种结合不可能。按照我们的观点，争取政治自由应该是，而且只能是为在多少遥远的未来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的必要条件之一。
迄今为止，任何一个俄国马克思义者都没有反驳过这个原理。顺便说说，就连列宁也没有反驳过它。迄今为止，他都不时地回忆起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个普遍的信念。他在第八条提纲里说：
“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
列宁在这里不得不迁就他过去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可是他一方面迁就这个观点，另方面又力图取消它。当然，实行社会主义是一回事，监督又是一回事。但是请问：列宁究竟想对什么进行监督？答：对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可惜！这是非常含糊的回答。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而且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可能的。这次战争也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如果说列宁的第八条提纲对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只有含糊的回答，那么他的第一条提纲则十分明确地要求“真正同一切资本利益完全断绝关系”。凡是真正同一切资本利益完全断绝关系的人都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由此可见，第八条提纲里的保留条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监督等等）不过是我们的“共产主义者”安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良心的一种软弱的企图而已。实际上他是同（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政策的一切前提以及自己的一切强有力的论据完全断绝关系，而转入无政府主义者的阵营，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总是不断号召各国工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从不过问这一或那一个别国家究竟处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阶段。
以马克思的学说为依据的社会主义政策当然有自己的逻辑。如果一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本国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高级阶段，那末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就是荒谬的。徜使号召我刚才列举出的那些人去推翻资本主义是荒谬的，那末号召他们夺取政权是同样荒谬的。我们有一位同志在工兵代表苏维埃里反驳过列宁的提纲，他曾经提醒列宁注意恩格斯的一句十分正确的话：对于一个阶级来说，最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灾难莫过于由于不可克服的客观条件而不能达到它的最终目的的时候就夺取政权。不用说，这样的提醒是不可能开导具有现代无政府主义情绪的列宁的。他把所有那些在工兵代表苏维埃里反驳过他的人一概叫做接受资产阶级影响并把这种影响带给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这又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口吻。如果读者愿意费一点气力翻翻米·亚·巴枯宁的《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这本旧书的话，那就会看到，这位俄国无政府主义之父曾经把马克思本人看作是接受资产阶级影响并把它的影响带给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 而且也不能不这样。无政府主义也有自己的逻辑。列宁的全部提纲完全符合这种逻辑。整个问题在于：俄国无产阶级是否同意接受这种逻辑。要是俄国无产阶级同意接受它，那就不得不承认我们三十多年来在俄国努力宣传马克思的思想这个工作是没有成效的。然而我坚信，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国工人会看出，列宁关于和德国人联欢，关于推翻临时政府，关于争取政权等等的号召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换言之，他们会看出，这些号召乃是在俄国土地上散播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的一种极其有害的疯狂企图。
俄国的无产阶级和俄国的革命军队不会忘记，如果他们不立即坚决地和严厉地对这种极其有害的疯狂企图进行反击，那么我们政治自由的幼小而娇嫩的树将会被它连根拔除掉。
[1] 《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5—6页。——译者注
[2] 参看《彼得堡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183页。一一译者注
[3] 预期理由。——译者注
[4] 《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1页。——译者注
[5] 果戈理《狂人目记》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6] 《我控诉》。——译者注
[7]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6页。——译者注
[8]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2页。——译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