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雇佣劳动的世界性节日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五日《统一报》第十四号）
五月一日向来都是全世界觉悟的无产者的节日[1]。这当然丝毫也不奇怪。这一天，每一个文明国家里的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特别具体地感觉到他自己是和他有同样觉悟、共同追求一个最终目标的劳动者的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这种感情使他不再陷于日常生活忙碌的平淡无味，而变得高尚起来；这种感情使他的心灵充满了如此崇高的自豪心理，同时也使他的心灵充满了如此广博的人道糈神，这些都是节日情绪的真正源泉。如果将来的历史学家想说明目前这个历史时期最重要心理特征是什么，那么他一定要研究一下全世界雇佣劳动者在五月一日这一天所具有的庄严的节日情绪。以前的历史时代没有过任何与这种心理特征类似的东西。
自从社会产生了划分为阶级的现象那个遥远的时代以来，就有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辉煌的文化（各个近代的民族都要多多感谢这种文化）完全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在中世纪逐渐建立了农奴制的生产方式。无论是古代的奴隶或者是中世纪的农奴，都常常手执武器起来反抗自己的主人。
不过这些起义很少是自觉的。它们的视野非常狭窄，所以在这种视野的范围内不可能容纳关于全世界被剥削者解放运动的伟大思想。而且在当时的经济关系下也不可能产生这种思想。只有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近的历史时期才建立了迅速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只有在这个时期内才可能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著名的口号。当发出这个口号的时候，当先进国家的工人们加入马克思所建立的国际的队伍来响应这个口号的时候，人类的精神史上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从前民族概念是人们在逐渐超越了自己个人的利己主义利益以后所想到的那些概念中间最广泛的概念。现在民族概念为更广泛的国际概念所补充，也就是为每一个文明国家的每一个觉悟公民对于所有其他国家的种种义务的概念所补充。有些人非常错误地以为，似乎只要一个人成了国际主义者，他就没有任何民族义务了，因此他的民族是独立生存还是处在外国侵略者的桎梏之下，大概对他来说反正都是一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国际”一词本身就会失去任何意义。就象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的体系都要以各个民族的存在为前提一样，国际也同样要以各个民族的存在为前提。国际主义者不是那种从自己的心灵里除掉一切民族感情的人，而是善于使这种感情受自己的、提高到国际概念水平的理性控制的人。
一个视野局限于民族概念的人，即使在自己民族侵犯其他民族的权利的时候，例如在破坏它们独立生存的权利的时候，也会甘愿支持自己的民族。这种人的格言是：“我的国家对也好不对也好，它是我的，所以我要跟它走”。
相反，一个善于使自己的民族感情受更高的国际概念控制的人则要区别正当的行为（在国际方面）和不正当的行为。当他的民族打算压迫自己的一个或一些邻居时，他不仅不会支持这种意图，而且要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同胞拒绝它。所以往往发生一些极端的情况：即如果自己的国家不倾听他的呼声，而坚持它那不正当的意图，那时他就会反对它。
早在国际工人协会产生之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例如大家知道，一八六三年有些俄国人在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的宣传影响下加入了企图使自己的祖国获得独立的波兰起义者的队伍。可是在国际产生以前的时代，这样的情况乃是只证实一般规则的一些例外。撇开这些少有的例外，就不得不承认，各文明国家所有其余的居民当时都支持了上面所提到的那句格言：“我的国家对也好不对也好，它是我的，所以我要跟它走”。只有国际产生以后，越来越深入到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队伍中去的国际观念才开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一九〇六年在里摩日举行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就战争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说，任何一国政府如果没有犯下反对另一个民族、 反对它的工人阶级和反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罪行，就不可能威胁另一个民族的独立。
在这些值得注意的话里非常恰当地表现了国际无产阶级认识到在涉及争取各个民族的独立的斗争的问题上它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里摩日决议中谈到“独立遭受危险的国家的人民和工人阶级一定要保卫这种独立，并且有权指望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援助”[2]的这几行话也同样值得注意。法国社会党在里摩日通过的关于战争的决议，对于其他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当然不是秘密。然而除了象古斯塔夫·爱尔威（第一种式样的）及其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少数信徒这样一些乌托邦式的怪人之外，社会主义者中间谁也没有反对过这个决议。里摩日决议恰当地表现了在国际无产阶级先进代表的头脑里开始建立起来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那种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即当里摩日代表大会之后不久瑞典想用武力征服脱离它而独立的挪威的时候，瑞典社会主义者曾经用总罢工来威胁自己的政府，而挪威社会主义者则声明自己准备手执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两国社会主义者都采取了符合里摩日决议精神的行动。而且瑞典工人表示决心按照这项决议的精神行动这一事实，乃是现代文化史上最令人可喜的现象之一。这个事实说明，整个国家（在这个场合就是瑞典）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能够把觉悟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使得对祖国的责任感受到对其他国家即对全人类的义务的认识的控制。无产阶级怎么能不以自己的国际而自豪呢？ 它怎么能不把使它想到它的国际权利和义务的五一这一天当作自己的节日呢？
但是，从一九一五年开始，五月一日已经不能成为国际无产阶级节日情绪的源泉了。
去年八月，一个被认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且拥有最强大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党，背叛了国际的事业，决定支持德国容克地主和“工业舰长”即大企业家的侵略计划。
它在自己的国际政策中接受了这种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的格言：“我的国家对也好不对也好，它是我的，所以我要跟它走”。上层阶级的思想家们指望德国党的这次背叛会给国际社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这当然是错误的，是历史条件的力量把德国垄断组织在世界市场上的诱人前景放在德国无产阶级面前，从而将后者推入帝国主义者的怀抱，也正是这种力量会迫使德国无产阶级觉醒过来，并且回到旧旗帜下（顺便说说，这要通过党的分裂）。然而暂时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由于德国无产阶级的背叛而受到损害，所以应该用适当的行动来回答这种背叛。
无论如何决不能把有助于停止战争的宣传算作这样的行动。立即缔结和约将会是对于那些轻率地高喊“打倒战争！”的人希望与之斗争的那个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次最大的效劳。在当前作战地区力量对比的条件下缔结和约，并不是和平，而只是对一九一四年遭到德国侵犯的那些国家极端危险的休战。它会使德国军国主义得到机会恢复元气和重新组织必要的力量再度试图实现侵略计划。这就是说，“打倒战争”的口号按其实际后果而言完全等于“德国军国主义万岁”这个早已成为一切军国主义典范的口号。
为了用持久和平结束当前的战争，必须根据各国人民能够自行处理其命运的条件实行和解。然而威廉及其帮凶暂时还十分强大，而不会同意类似的条件。只有盟国坚决地继续作战才能迫使他们接受和解。
这就是俄国工人在自己每年一度的节日这一天所应该考虑的问题。国际团结是伟大的事情。可是那种对和平的愚蠢爱好（按其本性来说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则是根本不伟大和极端有害的现象：这种爱好将使国际无产阶级的概念混乱，妨碍它对横在真正实现国际团结道路上的障碍给予坚决的武装反击。
[1] 我说的只是从一八八九年起到目前这次战争开始时为止的那一段时期。——著者注
[2] 关于这一点详见我的小册子《国际主义和国际》。——著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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