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我们到底应该停止什么？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统一报》第十九号）
在刚刚出版的马·高尔基先生的《新生活报》的第一号上，约·哥登别尔格同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该停止了》，文章顺便向《统一报》发出了呼吁。我认为回答这个呼吁是有益的。
在约·哥登别尔格同志的文章里谈到《真理报》和《统一报》之间展开的论战。哥登别尔格同志认为，这场论战起源于恶劣的感情冲动，因此应该停止。可是停止这场并非由《统一报》发动的论战是不是《统一报》的事呢？哥登别尔格同志愿意作公正的人。这很好。然而要作公正的人，任何人都应该常常重视自己的记忆力，没有记忆力的帮忙是无法弄清楚“目前时机”的意义的。看来，哥登别尔格同志不认为有这样做的必要，因此他忽略了《统一报》上登载的论战文章是什么人和什么事情引起的。
我回到俄国的第二天，《真理报》写了一首很少会给它的文学风格与政治才能增添光彩的诗来欢迎我。读完这首诗我只耸了耸肩膀。 可是《真理报》不愿意让我过太平日子。它登了一篇文章，把我在一八九三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向读者作了一篇纯系虚假的报道。这么一来我就无法缄默了，因为俄国读书界对国际的历史知识太差了。于是我被迫写了一篇小文章替法国社会党代表团说话，因为《真理报》对他们也说了某些和实际情况不符的话。哥登别尔格同志本人应该会同意，我没有攻击过，我只是捍卫自己或自己在政治上的同志。我们的论战是《真理报》挑起来的，继续论战还是停止论战也要由《真理报》来决定。它宁愿继续论战，甚至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列宁为了一篇根本不是我写的简讯而猛烈地攻击我，并且断然宣布说，我完全不善于辩论。假使这种意见没有比我的辩论才能问题具有更加重要得多的那种思想作基础的话，我是决不会反驳的。《统一报》的一位记者曾经把列宁在国家杜马大厅举行的社会民主党各派联席会议上的第一篇演说称为梦话。列宁反驳了这种看法，说会议无论如何不会听取梦话式的演说。而他那个说我不善于辩论的结论，也就是以这种观点为根据的。我完全准备迎合列宁的心愿，随时接受关于我的文学才能的那种最不使人高兴的见解。但是为了维护真理，我曾经不得不提醒我的论敌说，往往有一些梦话式的演说不能不用极长时间给以很大的注意。为了证实我的话（这又只是为了维护真理），我援引了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和契诃夫的《第六号病室》。而既然列宁在他那篇的确是梦话式的演说中涉及了一些很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对他的提纲进行剖析。哥登别尔格同志也分析过它，虽然据我所知，他只是在讲话中，而不是在报刊上作这种分析的。而且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的结论几乎和我的结论一样是不利于这个提纲的。我认为，哥登别尔格同志出来批判提纲只是履行了自己的公民义务。我也可以大胆认为，我的公民义务也不允许我对它保持沉默。哥登别尔格同志能责备我什么呢？而且，我到底该停止什么呢？是停止我以政论家的资格敢于对他所不喜欢的那些意见进行批判的言论吗？唉！只有坟墓才能治好驼背。当我还能执笔的时候，我就不会放弃这些言论。向我提出这种要求无异于（请哥登别尔格同志原谅我）作出不可容许的不公正行为。
或者，也许哥登别尔格同志不喜欢我的批判言论的话调吧？对于这一点我要告诉他，我现在写文章的语调，也就是从《我们的意见分歧》的时代起我所写文章的那种语调。这种语调曾经引起了各方面的许多攻击。然而一想到哥登别尔格同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曾经认为这些攻击是可笑的和荒谬的，我就觉得十分愉快。看来，现在他本人却发现我的语调令人不愉快。这是他的权利。在这里我不想争论和反驳。我只要指出一点。我的文章里有不少嘲笑我的论敌们的话。然而我始终只是嘲笑那种见解。我从来不让自己进行任何人身攻击。我总是尽量让自己相信，我的论敌本身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好的人，而且
“虽然叫声有些刺耳，
但是到底不会使人兴奋”。
我最大的遗憾是往往发生这样的事，这些非常非常好的人不能驳倒我的观点，却疯狂地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这对他们更槽糕。
如果我谈到自己，那只是因为迄今为止我不得不比我的同志当中的任何人都更经常地反驳《真理报》的攻击。
我应该承认，在我们的机关报上有时也出现了一些写得相当尖锐、或者可以说是非常尖锐的文章。我自己也觉得，最好避免尖锐，因为冷嘲热讽总是比尖锐的攻击更强烈地影响读者。但这已经是气质和文学习惯的问题了。事实是：甚至在《统一报》的撰稿人反对《真理报》的那些尖锐的文章里，也丝毫没有对我们的论敌进行过任何人身攻击。而且无论如何其中决没有任何暴行的号召，这一点就连哥登别尔格同志本人也是同意的。为什么《真理报》要叫嚷什么暴行呢？完全不可理解。大概是为了使“文章华丽”吧。
哥登别尔格同志写道：“难道《统一报》不懂得，列宁过去和现在一直决定着《真理报》的路线，而且警察司名册上的奸细们已经沾了这条路线的光，就象如果命运使得《统一报》的路线有朝一日变成最激进、最左倾的路线的话，他们也会沾《统一报》路线的光？”
我要请问哥登别尔格同志：谁是最激进最左倾的政治活动家，是社会民主党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呢，还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约翰·莫斯特[1]？
如果哥登别尔格同志愿意严肃地回答我，他就会说，这里不可能有任何比较，因为李卜克内西的观点无法同莫斯特的观点比较。这样他就说对了。
然而尽管李卜克内西的观点和莫斯特的观点无法比较，但这没有妨碍警察从自己的特殊观点来确定它们的“价值”。它发现莫斯特要激进得多、左倾得多，因此它才重视莫斯特。俾斯麦有一次在议会里坦率地说过：“比起老成持重的李卜克内西来，我比较喜欢坦白的莫斯特得多。”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铁血宰相的警察局密探们对于钻进坦白的莫斯特的信徒们的小集团，比钻进老成持重的李卜克内西的队伍远要合乎心愿。德国警察局认为它的奸细们在莫斯特分子中间的活动将给现存制度带来大得无可比拟的利益，这不是没有根据的。
我还可以把这个寓言继续说下去，可是我生性谦和，我不愿意使鹅生气……
末尾，再问一句：
“我们到底该停止什么？”
[1] 约翰·约瑟夫·莫斯特（Johann Joseph Most，1846年2月5日——1906年3月17日）德裔美国无政府主义者、演说家和报纸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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