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战争与和平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五日、十六日、二十五至二十八日
《统一报》第十四、十五、二十二至二十五号）
第一篇文章
几天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谢德曼和其他德国“布尔什维克分子”那一派的）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和平的决议。正象早就应该预料到的那样，这项决议在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上引起了许多议论。
这个决议值得仔细研究。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段话：
“德国社会党完全象所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正在进行反对幻想取得统治权、反对各国政府野心勃勃的沙文主义的斗争，力求迫使它们明确地放弃任何掠夺政策，并且在此基础上尽快开始进行彻底的和平谈判。”
“德国社会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这个斗争的呢？无论如何不是从战争爆发时开始的。一九一四年九月我在日内瓦（当时我住在那里）曾经见到一位相当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克瓦尔克。他到达那里以后，曾经向法国社会党成员爱德华·米利奥，向日内瓦社会党领袖让·西格，向我，以及向我国各民族其他一些同志解释了“八月四日策略”。
他对我们讲了一次相当长的话，归结起来简单的意思是说，他的党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了。如果战争顺利结束， 使德国获得比现在更有利的经济发展条件，那么这个党将会更加强大，所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将因此得到许多好处。
这意味着，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经有意识地支持过帝国主义的政策，同时他们天真地希望，其他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会顺从地赞成他们的侵略计划。克瓦尔克的公开承认是这样的突然，使得他的听众中的某些人感到惊讶和惶惑不安。其中有一个人不知道该怎样来理解克瓦尔克的话，他说，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克瓦尔克也许是对的，可是其他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不可能为这种理论而牺牲自己民族的利益。当时本文作者曾经要求发言，并且指出，他认为必须替克瓦尔克同志辩白，因为前面这位发言人诽谤了他，不过这种诽谤当然不是预先想好的图谋。
我说：“她把克瓦尔克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徒。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责难。克瓦尔克说过的话同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闸明过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没有任何共同点。他向我们描绘的远景完全是以一种也许只能称之为历史犬儒主义思想的预期胜利为依据的，而现代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就浸透了这种历史犬儒主义的精神。卡尔·马克思的范例最好地证明，事实的确如此。大家知道，马克思是侵略政策的坚决的敌人。他在他建立的第一国际的第一篇宣言里，曾经请求无产阶级把自己的国际政策建立在道德和正义的原则上。”
“犬儒主义”一词使克瓦尔克同志有些恼火，他毫不客气地反驳说：我的议论不科学，因为无可怀疑，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已经过时了，应该从每一个特定时代的需要的观点来探讨这个时代的各种问题。这种说法本身当然是对的。糟糕的只是从克瓦尔克往后的议论中可以比以前更加清楚地得出结论说，他坚持要通过德国帝国主义的眼镜来看当前这个时代的各种需要。
显然，继续争论是毫无用处的：我们这些记住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遗训的人，决不可能同这种人谈得拢来。我们也同样不可能继续把他当作自己的同志：我们站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立场上。我最后一次发言的时候，只限于肯定这样一个事实：克瓦尔克的议论明显地表现了现代德国修正主义的性质，同样也明显地表现了臭名远扬的“八月四日策略”的性质。为了替这个政策辩护，必然要宣布马克思的理论过时了。反之，为了继续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决拒绝修正主义，同时也必须拒绝“八月四日策略”。
人们也许会对我说，无论当时克瓦尔克所说的想法多么值得加以谴责，也不能要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对这些想法负责。在答复这种说法时，我要指出我在自己的第一本《论战争》的小册子里曾经加以分析的一封由休特古姆发表的弗朗克的著名信件。我引证了一系列用帝国主义精神写成的、刊登在修正主义者的杂志《社会主义月刊》上的文章。我提到了博学的亨利·库诺在同考茨基论战时怎样十分明确地出来为帝国主义辩护。最后，我问道，德国的工会曾经毅然决然地和（正象所看到的那样）完全自觉地支持本国政府的政策这一事实，如果不用德国无产阶级充满帝国主义的意图来解释，又能用什么来解释呢？因此毫无疑问，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没有反对过本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反而支持过它。
是时候了，早就是大胆正视可悲的现实的时候了。不应该象鸵鸟那样只要闭起眼睛，把自己的脑袋钻进沙里，就以为使他慼到不愉快的现实不再存在了。对于我们社会主义者来说，不愉快的现实是：有组织的德国无产阶级曾经认为必须把德国放“在一切之上”，并且希望从这里为自己取得重大的经济利益。我们在当年的大不列颠就看到过某种类似的现象，那时英国工会从本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不过英国的经济垄断地位并不是依靠英国无产阶级自觉的努力而建立的，因为尽管垄断地位大大地阻碍了英国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但是它毕竟没有对英国无产阶级产生过那种腐化影响，即象德国无产阶级曾经有计划地支持过的帝国主义战争的胜利结局所一定会给予德国无产阶级的那种影响。仅仅根据这一点，每一个珍视社会主义利益、特别是珍视德国工人运动的成就的人，都不能不希望德国失败。
不言而喻，德国的失败同样也意味着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不过，只有在德国无产阶级抛弃了工人国际的旗帜而站到帝国主义者即剥削者的旗帜下的时候，德国的失败才会等于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同德国无产阶级作斗争乃是所有反对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同时也不能不反对一个国家剥削另一个国家的人的义务。
倍倍尔曾经说过，如果在战争的情况下我们不善于清楚战争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我们就会表明自己是很糟糕的政治家。
现在我们这里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表面上热爱“国际”实际上恰恰是这类糟糕的政治家，换言之，他们在使自己和别人相信，弄清楚当前战争的祸首问题是决不可能的。
这会使他们变得象把脑袋藏在沙堆里的鸵鸟。当存在着罪恶的时候，就不应该否定它的存在，而应该把它完全暴露出来。
谁不这样做，谁就是容忍罪恶，也就是象机会主义者一样行事。俄国工人（其他一切国家的工人当然也都如此）不应该听命于机会主义者。
这就是我认为必须就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的最重要之点所说的话。
在下一篇文章里我将要谈到同一个决议的另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二篇文章
这就是说，曾经有一个时期（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修正主义者”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意识地支持过帝国主义的政策。诚然，整个的党过去和现在都不是由“修正主义者”组成。可是，当目前这次国际冲突爆发时，修正主义者还是把党的多数派吸引到自己一边来了，而这就完全足以使他们能够确定党的全部政策的方向。这一政策变成了侵略政策。因此才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屠杀人类的事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双手沾满了鲜血。阿拉伯的一切香料都无法消除这种恶臭的气味。因此，当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向全世界的工人提出恢复国际的建议时，我就怀着痛苦的沉思扪心自问：难道我们又要同谢德曼、艾伯特、海涅、休特古姆之流的人物结为兄弟吗？
难道我们要去握他们那双沾满鲜血的手吗？难道国际无产阶级不懂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分子出席国际代表大会（不管这次代表大会将通过怎样的决议）就会是德国“修正主义”的胜利吗？要知道这种胜利会在长期内大大削弱国际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伟大意义。
有人说：不要分裂国际；要恢复国际。有人又补充说，只有依靠工人群众的国际才能促使无产者的国际友爱得到恢复，为了证明这个思想他们就援引马克思的话，说马克思在建立第一国际时曾经准备进行妥协，只要不使工人的队伍分裂[1]。所有这些议论里有许多正确的东西。遗憾的是不得不在这里写上“但是”这两个大字。
马克思建立第一国际时准备进行的妥协完全不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妥协，即如果我们决定去握谢德曼先生及其同伙的沾满鲜血的双手我们就应当去进行的那种妥协。马克思所写的第一国际的章程不同于《共产党宣言》（大家知道，《宜言》也是出于同一位马克思和他的朋友恩格斯的手笔）的地方首先就在于：第一国际的章程里没有从自己牢固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中得出某些结论。马克思认为：只要站在国际的旗帜下工人自己就会在经济发展的客观逻辑的影响下逐渐得出所有那些从上述前提中推断出来的结论。他只是力求缩短国际无产阶级对这些前提进行思考的推理过程，及时地在国际总委员会会议和（通过该委员会）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必要的解释。但是在本身无可争辩地包含着某种没有说出来的东西的第一国际章程里，根本没有任何思想会同《共产党宣言》中确定不移前后一贯地阐述过的那些原则发生丝毫的矛盾。一般说来，我们要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求这一类的矛盾，那是徒劳无益的。这是一个完全没有自相矛盾这种劣根性的人。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劣根性在人类中散播得极为广泛。同时我们要指出，如果我们想同谢德曼以及他的天使们结盟，大自然就会用这种劣根性大大地嘉奖我们。
这些先生正是把马克思用来给国际奠定基础的那些原则当做无用的破布，当作无法实现的空想而加以抛弃。马克思号召全世界雇佣工人齐心协力地团结在反资本斗争的旗帜下。恰恰相反，谢德曼一伙人则有计划地把德国工人阶级推上了剥削其他国家工人的侵略政策的道路。
即使我们有一分钟想假定马克思能承认这些人是自己的同志，那也是对于纪念马克思的侮辱。不管他多么讨厌那些老是提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分裂工人而不是团结工人的主张的宗派主义者，但是他却善于坚决地摒弃那些他认为不可能和他们达成协议的人。他就是这样抛弃那些号召工人放弃政治活动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只要他一看到（要知道他有非常敏锐的眼光）今天德国的“多数派分子”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奴仆，他完全会同样地抛弃他们。
其次，我们有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谢德曼和他的天使们的真诚呢？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复：我们没有丝毫理由相信这一点。
德国的多数派分子（他们的意图至少是在某个时期决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活动）自觉地支持了帝国主义的政策，同时还拚命叫喊，说他们的目的只是保卫似乎有受外国侵略的危险的祖国。
他们在著名的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德国国会会议上就发表了这样的言论。这些言论里充满着伪善（而且还是有计划的、德国式的一本正经的伪善！），所以他们现在开始谈论他们爱好和平时，如果我们用轻信的态度对待他们的保证，我们就会暴露出自己政治上的幼稚。
谢德曼在上届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上说：“当然，我们希望普遍和平，但是如果办不到，我们将接受单独媾和”。同谁单独媾和呢？这一点从谢德曼后来的一些说明中可以看得十分消楚，他指的是俄国。这就是说，德国多数派领袖表示，如果俄国向德国提出单独媾和，它准备宽宏大量地接受这种和平。居然能够向我们国家表示这种态度，这一点本身就是对我国的严重侮辱。当然，如果谢德曼的这套议论不是根据耶稣会教徒那条“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老规矩，那么他决不敢对革命的俄国说，它可以背着自己的盟国去干对自己有利的卑鄙勾当。
不过我们且忘掉这套议论所产生的愤怒情绪，让我们看看如果我们听从了这位爱好和平的德国雅各[2]阴险的劝告会发生什么事情吧。德国可以轻易得多地对付自己的其他敔人。而且它可以同样轻易实现自己的帝国主义意图。而这些意图的实现反过来又会帮助德国多数派分子实现他们的“社会改革”计划，那些计划是他们近年来完全根据下面这个假定而建立起来的：如果德国在这次战争中取得胜利，它就可以把经济剥削的绞索套在被它战胜的各国人民的颈上。换言之，谢德曼一伙人现在还认为这些计划是十分诱人的。如果他们开始承认大概最好是放弃这些计划，那只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德国会取得胜利。
怎么能够靠这样“现实的政治家”的殷勤帮助来恢复国际呢？
有人对我们说，可是要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并非只有一个多数派。那里还有反对派。这个反对派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因此按照福音书的说法，很快最后的会变成最先的，而最先的则变成最后的，换句话说，多数派会变成少数派，而少数派则变成多数派。
关于这个问题下一篇文章再谈。
第三篇文章
谁仔细考虑一下我国当前的形势，他很快就会相信，战争问题现在在我国是比其他问题更引起社会的注意、比其他问题更强烈地激起社会热情的那些问题之一。几天以前我们所经历的事件[3]就是和这个问题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在一个正和组织得很好而又残酷无情的敌人作战的国家里是毫不奇怪的。谁生什么病，谁就老谈什么病。但是战争也同社会生活中其他一切事情一样，一定要根据它的各种现实条件来研究，而不要根据在变成了偏见的忠实奴隶的人的幻想中所产生的那种人为的、虚构的环境去研究。不是思维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思维。忘记这一点，我们就很可能陷入种种荒谬的、有时也是可笑的矛盾的迷宫，怎么也走不出来。
前不久我回到俄国以后，曾经不止一次地遇到一些在战场上证明他们具有极英勇的精神的军人。可是真奇怪！这些勇敢的人不敢大声地说出我们要把这一次战争坚决进行到彻底胜利为止的愿望。他们不怕敌人的刺刀和炮弹，而怕一句话：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看来，“彻底战胜敌人”这句话表明俄国怀有某些恶意的、对于全体进步人类极端有害的野心。但是要知道这完完全全没有根据。
一个由于这种或那种想法而“不接受战争”的人，也会拒绝“接受”作战到彻底胜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里有自己的逻辑：谁说了“一”，谁就应该接着说“二”。可是如果我们说了“一”而害怕说“二”，那只是表明我们不善于作合乎逻辑的推论。
对于我们来说，这次战争（其实任何其他战争也都如此）只有四种可以想象得到的结局：
一、我们取得彻底胜利；
二、我们遭到彻底失败；
三、我们取得的胜利仍然是不彻底的；
四、敌人使我们遭到不彻底的失败。
只要不是失败主义者（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看不见失败主义者了：他们不是由于自然的死亡而绝迹，就是获得了新的“保护色”），谁都不可能希望俄国遭到彻底的或不彻底的失败。这就是说，在四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战争结局中只剩下两种：
一、彻底的胜利；
二、不彻底的胜利。
试问，怎么能得出结论说，希望俄国获得不彻底的胜利的人比力求使俄国取得彻底胜利的人具有更好的愿望呢？正常的逻辑认为：决不能得出这种结论。
如果我为正义的事业而斗争，那么，我越是努力争取彻底的胜利，我对这一事业所作的贡献就会越大，而且也越会令人信服地证明自己意图的良好。为什么我要削弱自己的打击力量呢？为什么我要饶恕敌人呢？为什么要陷入即使意味着同邪恶部分地和解的机会主义呢？
也许有人会说，就是自己的敌人也应该饶恕。这是对的，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只有在敌人手里的武器已经被打落，而不再危及我的事业的时候，怜悯敌人才是适当的。
难道德国是处在这种情况下吗？决不是！威廉及其走狗手里的武器不仅没有被打落，而且德国军队很快就能在俄国战线上转入进攻， 使我们受到这样的打击，结果我们和我们的盟国最后也许连对于中央王朝的任何不彻底的胜利也都得不到。这就是说，现在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饶恕敌人，而是拯救俄国土地和年轻的俄国的自由不受敌人的侵害。换言之：为了不变得自相矛盾，为了不破坏自己的努力的意义，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地争取彻底战胜敌人，把关于不彻底的胜利的一切论据当作可笑的和可怜的诡辩加以摈弃。
整个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事业称做正义的事业？我们能不能认为它是那种应该为之奋不顾身地坚持到底，坚持到最后一口气的事业？
这个问题已经由生活本身确定不移地解决了。的确，请看一看各民族的这场大冲突现在具有什么意义吧。
一方面是欧洲的民主国家，它们是整个文明世界在卓有成效的政治进步事业中的教师。和它们并肩战斗的有刚刚把本国旧制度打得粉碎的革命的俄国。曾经用自己的独立宣言宣布人类历史开始了解放的新纪元的伟大的北美民主共和国，也越过辽阔的海洋向他们伸出强有力的援助之手。
反对他们的则是现在成为半专制制度的支柱并且同真正代表着社会停滞和政治野蛮势力的土耳其结成盟国的中央王朝。
怎么能有即使是片刻的怀疑呢？怎么能不希望奥国和德国彻底失败呢？怎么能不希望俄国及其民主的盟国取得同样彻底的胜利呢？
的确，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引证说，德国有一个党对威廉的同谋者的侵略计划采取反对立场。这就是哈阿兹、伯恩施坦和他的同道们的党，这个党现在已经组成一个特殊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不能不希望它获得成就。不能不希望它推翻威廉，就象俄国推翻了尼古拉一样。当电讯给我们带来它获得了这个伟大成就的消息的那一天，全世界一切真正进步人士都将一致高呼：现在可以结束可怕的流血事件了；现在应该同革命的德国达成协议。可是这个欢乐的日子什么时候才会来临呢？可惜，我们不知道这一点！我还要说：我们甚至不知道将来它是否会来临。但是在太阳升起之前，露水是会伤坏眼睛的。在哈阿兹和伯恩施坦的党打倒威廉之前，后者会给俄国及其盟国造成许多灾难。德国以及同它结盟的那些击溃了比利时、塞尔维亚和部分罗马尼亚、蹂躪了法国、波兰和部分俄国西部地区的强国，可能在摇篮中扼杀我国新生的政治自由。我们全部应该清楚地懂得和牢牢地记住，今后俄国在和德国的冲突中所遭到的军事失败，将会动摇刚刚奠定基础的新制度，增加旧制度复辟的机会[4]。
由此可见，我们在这方面目前只能有一个口号：
“坚决把战争进行到彻底胜利”。
没有必要重复我以前不止说过一次的话：如果我们想给德国安排好它如此有计划地给俄国和它的各盟国准备过的那种命运，我们就会背叛自己原有的理想。我们不希望破坏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我们不希望把经济剥削的桎梏加在它身上。我们只希望获得建立在各民族自由安排自己命运的绝对权利的基础上的和平。
只有不可救药的空想家才会以为：似乎除了采取坚决有力的军事措施，彻底战胜德国、奥国和土耳其的反动势力以外，还有别的办法可以保证获得这种和平。
第四篇文章
正象我在前一篇文章里说过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们这里完全听不到关于失败主义者的话了。然而如果现在我们这里没有失败主义者了（更正确地说，如果他们不愿意以自己的“真面目”出现），那么拥护不彻底地战胜敌人的人就多得象海岸上的沙子一样，而且他们可以毫不困难地提出任何一种奇怪的论据来捍卫自己的不彻底性。
例如他们有时说，当然必须保卫自己的国家，但是不应该转入进攻。有时甚至士兵们也发表这种思想，不过他们把问题看成这样：他们坐在战壕里防御着向他们进攻的敌人，可是自己却拒绝转入进攻。
这使我回忆起我国革命运动的民粹主义时期的历史中的一段故事。
大家知道，七十年代的民粹主义者曾经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分裂派教徒和教派分子身上。他们希望，那些和占统治地位的教会决裂甚至受到它的追害的人将会理解革命者，并且支持他们争取美好未来的斗争。当时著名的亚·季·米海洛夫特别强烈地充满了这种信念，并且采取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措施同分裂派教徒取得密切的联系。有一次他遇到了几个我已经不记得究竟是哪一个反神甫“教派”的代表。他们在同他谈话时表明自己是当时存在着的制度的死对头。这使得我们这位民粹主义者又高兴又惊讶。他急忙作出结论，并且向对方说，既然如此，他们应该参加革命运动。
他们反驳说：“不，我们认为要用言论来战斗，而革命者却想用武器进行战斗。”
米海洛夫提醒他们说，索洛维茨的长老们曾经在好几年里用武器同莫斯科沙皇的特种常备兵进行过战斗。但是这个例子丝毫没有使他们感到不安。按照他们的说法，索洛维茨的长老们只允许自己把特种常备兵赶离寺院的围墙，他们自己从来没有攻击过这些士兵。这种说法和现在流传得相当广泛的那种关于防御战策略的简单化的概念如出一辙：我们要把德国人赶离我们的战壕，可是自己决不能转入进攻。
无庸赘言，从军事观点看来这种策略简直是荒谬的。很容易理解，即使在防御战中进攻也是必要的。然而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情况：现代国际主义者中间有些人居然产生了只有在愚昧的“崇古派”分子落后的头脑中才是适当的那些思想。
不言而喻，这种思想一般说来同国际社会主义，特别是同马克思的学说完全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当时一位同马克思通讯的人在普法战争时期问他是不是认为受到攻击的国家有权采取进攻策略的时候，马克思曾经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马克思在给另一个通讯人的信里曾经告诉他这个问题，并且补充说，所有这一类的怀疑和议论都表现出缺少辩证法。缺少辩证法的确是他们的主要特点。人们都按照“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之外，都是鬼话”的公式进行推论。他们没有能力研究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转化；对他们来说，思想的细微差别是不存在的，他们拚命地砍，有时甚至砍断他们本来想要坐在上面的那根树枝。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经常尖锐地自相矛盾，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有人说：“必须恢复国际”。这当然正确：一定要恢复国际。可是谁特别热心特别卖力地为恢复国际而奔走呢？有时恰恰是否定它的根本原则的那些人。
大家知道，瑞士社会主义者普拉廷（列宁一伙人路过德国的臭名远扬的旅行就是他安排的）在一次演说里曾经直接地公然宣称，第二国际建立在腐朽的基础上。他把无产阶级在自己国家遭到攻击时有责任保卫祖国这个原则看成是第二国际的腐朽的基础。由此可见，当普拉廷“同志”谈论恢复国际时，他的意思就是完全而且彻底地破坏国际。不错，他想在国际的旧大厦的原址上建立起风格完全不同的新大厦。不过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事实终归是事实：普拉廷对于无产阶级国际政策的要求和第二国际对它的要求是针锋相对的。因此当普拉廷谴责我们背叛国际时，我们完全有权回答他说：
不必去细数朋友了，
顶好还是先瞧瞧你自己吧！
[5]
这一点也可以用下面这个不知人们为什么至今一直很少加以注意的事实来证明：上面这些西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这些真正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奠基人，由于自己对待当前战争的态度受到了纽文胡斯精神上的子孙们的种种责难。受到这些责难的有法国的茹尔·盖德、西班牙的伊格列西亚斯、英国的海德门、格鲁吉亚的饶尔丹尼亚等等。
国际的拯救者们力图破坏它的真正的基础，——这真是大笑话，不过我们倾听从现在的所谓国际主义者中间发出来的各种口号时应该注意这个大笑话。在这些口号里无政府主义要比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和实际活动而形成的那种形态的现代国际社会主义多得无可比拟。
如果需要新的例子来证明这种说法，那是无需到很远的地方去找的。被殷勤的普拉廷送回俄国的列宁，在自己的《提纲》里曾经宣布说，应该“联欢”，即俄国士兵同德国士兵联欢。列宁笔下的这一条提纲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但是它却适合许多坚决反对《真理报》现在这位领导者的其余几条提纲的人的口味。《工人报》开始用同情的口吻谈到了俄国士兵同德国士兵的“联欢”，而且（纸里包不住火！）在我国西线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实行联欢了。
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如果整个俄国军队同所有正对着俄国战线的德国和奥国士兵进行联欢，那么，这就无异于俄国同德奥单独媾和。我们那些国际的拯救者是不是希望这种和平呢？不，他们肯定地说，他们中间谁也不希望这种和平。可是既然他们不希望这种和平，那么他们就不应该鼓吹“联欢”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如果完全实现，结果恰恰就会出现这样的和平。
然而不完全地实现“联欢”思想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德国总参谋部利用俄国人在“联欢”时的麻痹大意，获得机会把自己相当大的一部分力量调去对付英国人和法国人。换言之，不完全地实现“联欢”思想等于部分地实现我们那些国际的拯救者自己所鄙弃的单独媾和的思想。由此可见，在我设想的这两种情况中，“联欢”思想都应该当作一种按其内容毫无根据按其实际结果则极其有害的思想加以摒弃。
多美拉·纽文胡斯在一八九三年苏黎世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曾经建议，如果发生国际冲突就举行军事罢工，而军事罢工的一种形式就是列宁和所有半列宁所如此盼望的“联欢”。代表大会是怎样对待纽文胡斯的建议的呢？它把这个建议当作经不起社会主义批判的东西而加以拒绝。
我要请我国社会主义者中间那些没有彻底陷于《真理报》的列宁和《工人报》的半列宁辈的影响下的人记住这一点。
第五篇文章
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一种参战者不谋求和平的战争。整个问题在于，参加这次战争的人同意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缔结和约。
重复说“德国当权的统治阶层”（与那个著名的公式相反）希望强迫协约国接受附有“对自己的帝国有利的”大量割地以及也是对它有利的巨额赔款条件的和平，是没有好处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长时期来根本不反对德国“统治阶层”所制订的仁爱的计划。相反，他们自觉地和顽强地支持了这些计划。现在他们想使我们相信，他们被人误解了，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背叛过国际的原则，他们丝亳没有怀疑过每个民族自由安排自己命运的权利。如果这不是伪善，那就很好了。
我决不赞成马·高尔基先生的《新生活报》宣扬的那些关于战争的观点。在这里我要愉快地指出，就连这家机关报也不相信德国多数派分子的“国际主义”。
斯捷克洛夫同志在第七号《新生活报》上就谢德曼的党所拟定并由丹麦社会主义者柏格别尔格通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和平条件提出了以下的意见。
他说：“根据丹麦同志的报告判断，谢德曼分子大体上准备以《告世界人民书》所拟定的原则为基础。似乎为了满足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要求，他们并不为自己的建议保守秘密，而声明同意公布它，这就使它具有一种积极的性质。只有一点不明确：他们打算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自己的和平纲领。大家知道，这个纲领远没有得到德国帝国主义的领导集团的赞同。后者大概不会自愿放弃自己的侵略意图，而谢德曼分子迄今没有表示过同自己的政府反目的特别决心。因此对这样重要的问题保持沉默不能不认为是他们纲领的一个相当严重的缺点。”
对于这个意见只有一点使人遗憾，就是：
斯捷克洛夫同志的这个实质上正确的思想，不知道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种温和的表现形式，从而大大地降低自己的分量。
谢德曼分子迄今没有表示过同威廉二世政府反目的特别决心！这句话说得太外交辞令化了。他们的确没有表示过同它反目的任何决心。这种情况证明他们的“纲领”毫不中用，而不只是其中有“相当严重的缺点”。而且，如果我们不希望在象“谢德曼分子”的和平纲领这样重要的问题上把俄国无产阶级引入歧途，我们就必须直接地和明确地向它指出这一点。
斯捷克洛夫同志继续说道：
“不过这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行动纲领的唯一缺点。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已经指出，谢德曼分子口头上所承认的民族自决权在进一步具体说明他们的和平纲领时受到很大的限制。社会主义者一般公认，民族自决权包括政治独立和国家独立的权利。但是上述纲领把民族自决权仅仅归结为民族文化自治的权利。不言而喻，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发表了《告世界人民书》的俄国革命民主派，大概不会同意对这一概念作这种限制性的解释。”
对的就是对的！革命民主派（特别是革命社会民主党）决不能容忍对这个成为而且一定要成为整个国际政策的基础的概念作限制性的解释。凡是这样或那样力求对这种概念作限制性解释的人，都会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而背叛国际。而背叛国际乃是一种应该无情地公开揭露的严重罪行。在这种场合下，玩弄外交辞令本身就是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圣灵的一种不小的罪过。
斯捷克洛夫同志说得很对，例如他说，谢德曼分子慷慨地让俄属波兰充分自由地选择如何安排自己的命运。但是对属于德国和奥国的那部分波兰，他们的纲领却保持着明智的沉默。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对，这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同自己的政府反目的特别决心（并不总是温和的斯捷克洛夫同志说得多么温和啊）。为了不刺激德国帝国主义这只鹅，“谢德曼分子”（他们自己过去是而且今后也会真诚地为它服务）居然牺牲其他民族……所热爱的原则和权利。如果他们不敢直接地和明确地说：“亚尔萨斯和洛林可以按照它们的愿望进行安排”（这一点也没有逃过这次甚至表现得温和的斯捷克洛夫同志的注意），那么这又是因为他们早就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国际政策的基本原则当作无用的破布抛弃了。终于是明白地认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是坦率地、不转弯抹角地说出这一点的时候了！
根据斯捷克洛夫同志目前的整个思想方式判断，我认为他应该同情柏格别尔格公民所捍卫的关于召开斯德哥尔摩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的方案。不过我要问问他：谢德曼的党出席这次代表会议会有什么意义呢？他是否认为，公开承认各民族自决的充分权利的社会主义者能够使谢德曼分子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呢？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只有坟墓才能医治驼背。然而如果不能使谢德曼分子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那么为什么要邀请他们出席代表会议呢？为什么要装做我们没有看到他们背叛了国际的基本原则呢？为什么要把天鹅和虾子套在一辆车上呢[6]？
谁希望恢复国际，谁就应该从国际中清除所有否定它的指导原则的人。谁没有这样做的决心，谁就最好不要去着手恢复国际，因为从他那儒弱的企图中是得不到什么好结果的。
只有当斯德哥尔摩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的发起人有勇气不邀请谢德曼的党出席会议的时候，这个会议才会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益处，只有在那个时候它才会使和平早日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多半会在代表会议上看到比利时社会党、法国社会党多数派以及有组织的英国无产阶级的代表[7]。不过，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组织者的机会主义精神太十足了，他们不敢采取我指出的这个步骤……
第六篇文章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根据自己的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决定负责召集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它号召无产阶级国际的一切派别和政党都参加会议。这就是说，也号召谢德曼的党参加会议，这个党所奉行的“策略”否定了这个国际的基本原理：一切民族都有充分的和自由的自决权利。
执行委员会引证了什么论据来证明自己的建议呢？
这个题目的报告人斯柯别列夫同志在自己的结束语里说，为了恢复国际和停止战争他准备和任何人会晤。
真奇怪。
争论的问题是：谢德曼的党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会不会促进国际的恢复。一些人说会；另一些人（例如和我志同道合的人）说不会。可是斯柯别列夫同志预先假定问题得到了肯定的解决，并且根据这个未经证明的假定郑重地宣布，不应该不让谢德曼的党出席代表会议。老实说，只有思想根本不开窍的人才会认为这种诡辩是可信的，要知道从远古以来所有逻辑学教科书都揭露了这种诡辩的真正本性。
斯柯别列夫同志还引证了已故的倍倍尔的一句名言：如果有必要，我将同魔鬼甚至同魔鬼的外婆一起行动。
我不知道在斯柯别列夫同志看来谢德曼的党究竟是什么人：是魔鬼呢还是魔鬼的外婆。但这并不重要。主要问题是：在这种场合下引证倍倍尔经不起任何批评。
这位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具有那样深刻而正确的政治本能，他在说明自己的思想时曾经补充说，我们每个人在和魔鬼打交道时首先应该问自己：谁骑谁，我骑魔鬼，还是魔鬼骑我？如果发现被骑的是我，而不是魔鬼，那我就一定要拒绝和他打交道。不用说，倍倍尔对于和魔鬼的外婆打交道也作了同样的保留。由于他这样谨慎，他才掌握了真正明智的策略，在这种策略里既没有狭隘的宗派主义，也没有模糊的机会主义。这种明智的策略使得他根本不可能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或者同修正主义者“联欢”。然而，只是偶然听说倍倍尔发表过一个什么思想并且对这个极为深刻的思想只理解了一半的斯柯别列夫同志并没有想到要问一问自己：究竟是谁骑着谁到斯德哥尔摩去：是他骑谢德曼还是谢德曼骑他。
由于就代表会议问题作报告的人头脑迟钝这个值得深深惋惜的原因，现在已经十分清楚，扮演马这个角色的注定是他斯柯别列夫同志，而扮演骑手角色的将是谢德曼或他的外婆。
请回想一下哲学班学生霍马·布鲁特（果戈理的《地鬼》）是怎样背走老太婆的吧（应该认为，她就是魔鬼的外婆）。
“老太婆向他走来，把他的双手交叠在一起，使他的头偏倒，象猫一样迅速地跳上他的背脊，用扫帚往他的腰眼里打，于是他就象一匹骏马似的，把她背在肩上跳了起来。这一切发生得这样快，哲学班学生好容易才清醒过来，双手抱住自己的膝盖，想把两条腿按住；可是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两条腿竟不听使唤，腾空跃起，比契尔克斯产的骏马跑得还要快
[8]”。
对于谢德曼的目的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每一个活过二十岁的人都懂得，谢德曼力图对“不割地不赔款”的公式作这样一种解释：受德国人控制的民族今后继续要受他们控制，而被德国军队从他们所占领的地方的居民那里征收去的赔款不是根本不归还给他们就是仅仅归还一部分[9]。
至于德国在巴尔干各国所取得的而且可以导致“柏林——巴格达”这个帝国主义计划的实现的地位，谢德曼（他拒绝把亚尔萨斯、洛林、波兹南、西里西亚等地从普鲁士德国的鹰爪下夺出来）当然会根据同一个“不割地的和平”的原则来捍卫它。我认为斯柯别列夫同志根本没有考虑过问题的这一方面。
斯柯别列夫同志也许会反驳说，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出席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将不只是谢德曼一伙人。据说，一些谴责谢德曼的策略的社会民主党人将派遣哈阿兹、伯恩施坦、霍夫曼和考茨基到斯德哥尔摩去。可是即使我非常尊敬考茨基，我也不能对他的毅力寄予过高的希望，因为他在这次战争期间的行为恰恰是以极其缺乏毅力著称。至于德国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他是谢德曼的接受忏悔的牧师），那我宁愿对他保持沉默，虽然他有某种前后不一贯的功绩。我也不会谈到把刀子交给贝特曼—霍尔威克去屠杀毫无罪过的比利时的哈阿兹。
无论如何，只要法国的多数派[10]、英国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比利时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及相当大一部分俄国社会主义者〔换言之大概是多数派）不出席，代表会议就必然会具有对德国有利的那种片面的性质。所以我再三说，不是斯柯别列夫同志骑着魔鬼的外婆到斯德哥尔摩去，而是魔鬼的外婆骑着斯柯别列夫同志到斯德哥尔摩去。
《工人报》讥笑我对待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态度同列宁一致。可是我并没有被派别精神支使到当列宁说二二得四的时候也要加以反驳的地步。其实，我只是在对德国多数派的看法上和列宁一致。在对待法国问题的观点上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不过如果必须在列宁和《工人报》的和平爱好者之间进行选择，那么我宁愿选择列宁这个更大胆和更彻底的人。
拉萨尔曾经对进步党党员们说过：我坚持同俾斯麦的观点直接对立的观点。但是我仍然不能不承认，俾斯麦是一个有毅力的人，而你们则是一些老太婆。
鄙人不想仿效拉萨尔说刻薄话，我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我要这样说
我的观点同列宁的观点是正相反的，但是我不能不看到，他是一个完整的典型，可是你们这些《工人报》可敬的同志们，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旧只是……一些半列宁。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由于接受了自己执行委员会的建议从而大大地违背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
[1] 参看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四日的《工人报》——著者注
[2] 雅各——圣经中的人物，惯使阴谋诡计。——译者注
[3] 指四月二十日的事件。——原编者注
[4] 在写完这几行以后，报纸上出现了由二十五个德国最大的农业和工商业协会就和平条件签署的声明。
声明说：
“本身不包括割地和赔款的和平，不会改善德国人民的经济状况，而会长时期地加剧粮食的困难。领土的获得和赔款将保障帝国的优势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著者注
[5] 参看《克雷洛夫寓言》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160页。——译者注
[6] 参看《克雷洛夫寓言》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126页。——译者注
[7] 大概将出席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所谓英国独立工党，从西方的观点看来实际上不是一个党，而只是爱好和平的宗派主义者一个不大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久以前还被“阶级斗争”一词吓破了胆。——著者注
[8] 参看果戈理：《密尔格拉得》孟十还译，第257页。——译者注
[9] 我国某些爱好和平的人说，受到敌人侵略的国家的损失应该由所有愿意缔结和约的政府负责赔偿。我不理解，为什么梁赞的农民要对威廉二世的士兵的功绩付出代价，即使是付出部分的代价吧。难道是由于涅克拉索夫下面这个具有讽刺意义的说法：“不要紧，庄稼汉会忍受得了的，因为这是支配我们的天命所指示的，而且他已经习惯了”——著者注
[10] 格·瓦·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把以盖德和托马等人为首的法国社会党多数派的拥护者叫做法国的多数派。必须指出，普列汉诺夫常常在这种意义下使用“多数派”这个名词：例如，他把谢德曼的拥护者称为德国的多数派。——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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