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一九一七年六月
轻率的对比
（一九一七年六月一日《统一报》第五十三号）
两天以前我分析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对德国东方战线总司令的电报的答复。在该苏维埃的同一号（第七十六号）《消息报》上登载了一篇旨在说明苏维埃对兴登堡的答复的意义的文章。文章也同样叫做《我们的答复》。我在分析那篇答复时，由于篇幅不够，没有谈到这篇文章。而且总的说来，这篇文章也不是那么有内容，值得对它进行研究。不过其中有一个地方使人产生令人失望的思考。我想在这里就谈谈这个问题。
文章的作者十分正确地指出，德国总司令很想“在需要把部队从东方（德国——格·普·）战线调到西方战线的那个时候”促使我们悄悄地、秘密地单独停战。狡猾的德国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意图引起我们作者的愤慨。他断言：俄国革命不会落入这种“粗野地装上了休息、半作战、半停战之类的诱饵的圈套”。
真是豪言壮语。但是这里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间题：目前我国前线的状态，如果不是“休息、半作战、半停战”那又是什么呢？要是知道我们的作者以及一般而言整个《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编辑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倒是很有趣的。不过这是题外的话。此刻我感到兴趣的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作者对兴登堡企图用“休息、半作战、半停战”诱惑我们感到愤慨，他写道：
“德国总司令就想不起这个例子了吗：在亚历山大一世时，我们和拿破仑一世结过盟，由于条约规定，我们应该同奥地利作战，而且我们装出了一副似乎在作战的样子：时而稍微进攻，时而稍微后撤，而更多的是原地踏步，因为亚历山大一世皇帝私下已经盘算将来同自己的同盟者拿破仑一世作战以及将来同他不得不对之作战的那个奥地利结盟了。然而德国总司令不妨知道，如果他还不知道这一点的话：革命的俄国不是能够弄虚作假和准备随时玩弄两面手法的沙皇俄国。”
这就是我所说的轻率的对比。
不错，我们过去作为拿破仑一世的同盟者对奥地利所进行的战争决不能证明当时我国君主是坦率的。同样不错，在这次战争的整个进程中，我们只是装成似乎在作战。七月二日在波德古日发生了一起被认为是一八〇九年俄奥战争时期所有战役中最重要的战役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两名哥萨克兵死亡，两名军官受伤。这使人想到目前我们和德国人的联欢。可是为什么在那个战争时期我们的部队和奥地利的部队举行了联欢呢？
我们的作者喜欢用沙皇俄国所固有的虚伪作风来解释这一点。但这是万分肤浅的解释。虚伪一向是沙皇俄国所固有的，然而这个俄国远不是一向都以它在一八〇九年战争中所表现的那种令人惊讶的热爱和平著称。此外，作者说，亚历山大一世当时已经在盘算自己将来同拿破仑的冲突以及将来同奥地利的结盟了。正是这样。可是这也仍旧不足以说明问题。试问：是什么驱使亚历山大一世盘算同自己当时的同盟者拿破仑决裂呢？
驱使他这样做的首先是贵族阶层暗中反对，因为同拿破仑的联盟不利于这个阶层的经济利益，因为这个联盟使俄国的原料几乎无法向英国出口。但是亚历山大早在那个时期即所谓“改革时期”就很少有心绪去理会自己国内的舆论。
一八〇九年他已经不象他初登上沙皇宝座时那样害怕贵族阶层的反对了。同拿破仑的联盟之所以不合他的心意，主要是由于这个联盟和他那种想在欧洲扮演持久和平的“奠定者”的角色的意图相抵触。
为了说明这种谋求“持久和平”的意图不切实际，只要指示它引起了俄国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所进行的几乎大多数战争就足够了。但是这一点必须承认：这种意图就其本身说是真诚的。如果说他只是用来掩饰俄国皇帝的侵略计划，那是不公正的。有例为证。俄国和它的当时的盟国普鲁士之间的巴尔腾什坦协定，答应给英国和奥地利新的土地（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割地”），假使它们参加俄普同盟的话。至于俄国，那么俄国政府预先就放弃了它可以得到的任何利益。亚历山大一世满足于“持久和平”的奠定者的角色，甚至同意宣布当时俄国正好对之作战的土耳其的完整和独立。读者可以看出，即使亚历山大一世还没有想出“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公式，那也很接近一百多年以后成为这个公式的基础的那个思想了。接近其实是在、而且只是在谈到它自己国家的利益的那个地方。然而毕竟是接近。
后来他就不再害怕“割地”了（即使不是“赔款”的话）。
在维也纳大会上，他以应该得到更好用场的顽强精神竭力使华沙公国并入了俄国。可是就在那时他也是遵循着自己固有的概念、理想和感情。在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的路线时，他根本没有考虑过俄国人民的实际利益。这一点西欧外交家们了解得很清楚。
一八〇七年斯塔季昂对拉祖莫夫斯基说过：“你们在为普鲁士作战”。他说得再正确不过了。
从这一方而说，亚历山大一世在俄国君主中间并非例外。他的父亲就欣赏过关于俄国军队是“高尚事业的伟大军队”的先锋队的思想。而他的继承人、不惜镇压匈牙利“暴动”的尼古拉一世则慷慨地拒绝为自己的部队从奥地利政府那里领取免费的食粮。于是，多灾多难的俄国农民就必须为自己高贵的君主们的理想的冲动付出代价。
这是可以理解的。沙皇们从小就养成了一种信念：即人民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古怪念头而存在的。不过《我们的答复》一文的作者把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政策和现时我国革命民主派的外交政策加以对比毕竟是轻率的。这个民主派的某一部分（可惜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就象亚历山大一世一样实现不了俄国人民的迫切利益。他们象亚历山大一世一样，也丧尽天良地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这些利益。不言而喻，他们的理想和亚历山大一世的理想并不相同。在某一方面这两种理想是互相对立的。然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它们产生的过程中对于俄国实际情况及其迫切需要和合理要求的分析甚至没有起过最小的作用。比方说，一种理想是在波茨坦、在腓得烈大帝灵柩旁和在普鲁士王后露伊莎美丽的眼睛的强烈影响下产生的，或者，至少是加强了。另一种理想则是在格里姆和拉狄克二位“同志”同样美丽的眼睛的磁力作用下在齐美尔瓦尔得问世的。在这两种理想中的每一种理想看来，俄国部队应该成为“高尚事业的伟大军队”的先锋队。然而这两者都同样是空想。这两者都同样地脱离生活。这两者的基础都是极端忽视俄国军队为“高尚事业”服务对我们祖国劳动人民今后的经济和政治命运会发生怎样的影响这样一个问题。
命运真是奇怪地作弄人！既然我国齐美尔瓦尔得分子空想的理想在俄国部队中散布了影响，所以部队开始装做在作战，实际上只是原地踏步，而使我们的盟国陷于绝望。
这种原地踏步的作法可能使我们遇到新的、严重的军事困难。那时即使这两种理想本身不完全相似，它们的实际后果也将完全相似。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的作者所作的对比是轻率的。由于这种对比，齐美尔瓦尔得的空想就以对它十分不利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