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聪明的话听起来也愉快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统一报》第七十七号）
十分遗憾，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被迫出来反对我国劳动部长的某些言行。因此，有机会对他的告全俄工人书说几句十分真诚而且热烈的赞扬的话以表示欢迎，我更觉得高兴。
可以用两种语言对工人阶级讲话：第一种是蛊惑家的语言，第二种是认识到自己对工人阶级的伟大责任的、工人阶级的真正朋友的语言。
蛊惑家奉承工人阶级，力图用逢迎谄媚来确保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好感。他们不是去消除工人阶级的偏见，而是通过逢迎谄媚日益巩固这些偏见。古代的希腊人早就清楚地了解这一点。阿里斯托芬曾经辛辣地嘲笑过雅典的蛊惑家。在他的喜剧《骑士》里，他描写的一个厚颜无耻的蛊惑家克勒翁同某个由于更喜欢进行蛊惑宣传而出名的腊肠贩进行了一场滑稽可笑的比赛。
克勒翁喊道：德谟斯，我答应白给你“津贴”，什么事情也不你作。
腊肠贩喊得比克勒翁还响：
——我给你一瓶药，抹在你的腿疮上。
克勒翁：我要把你的白头发拔掉使你返老还童。
腊肠贩：这儿，请接受这一条兔子尾巴，揩揩你的眼屎。
克勒翁：德谟斯，你擤鼻涕，就在我的头上揩揩手指头。
腊肠贩：在我的头上，在我的头上！[1]
在另一场，腊肠贩对老百姓说：“让我们赛跑，谁先跑到你跟前，就说明谁更爱你”。
建议被接受了。两个蛊惑家争先恐后地跑了起来，德谟斯看到他们那样热心，满意地言自语说：
——这就是我的崇拜者，有了他们，我可以成为最幸福的人……[2]
在我国这样的人民崇拜者是多么的多啊！他们多么愿意在人民面前赛跑啊！而且有时他们多么顺利地蒙骗了人民啊！要是阿里斯托芬能够复活，而且住在彼得格勒，照旧从事喜剧作家的工作，无需在他的《骑士》上花很多气力就可以把它改写成十八世纪我国所谓“代表我们行为”的一部喜剧。当我阅读我国某些“著名”活动家的文章和听到他们的演说时，我的头脑里往往产生这种想法。
斯柯别列夫同志的功劳（现时的一件大功劳）在于他完全掌握了工人阶级严肃的思想家具有的那种同各式各样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毫不相干的语言。他在告工人书中既不奉承工人的偏见，也不玩弄他们的偏见；相反，他竭力警告他们避免他们中间某些人在蛊惑家的影响下可能产生的（而且是正在产生的）那些关于革命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的偏见。他提醒他们注意我国严重的经济情况以及他们对国家的责任。
他说得万分正确：“工厂的生产率急剧下降，必需品的生产更加减少，农民始终没有工业品，新的粮食危机益逼近，人民更加贫穷了。”
我们向来就贫穷。可是由于我国劳动生产率现在已经开始猛烈下降，所以我们很快就得真正背起讨饭的袋子。然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最必要的条件是生产力的增长。因此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努力使自己的劳动尽量更多地成为生产劳动。斯柯别列夫同志也说到这一点。
他在告工人书中写道：“集中你们的力量尽可能迅速地修复几千辆坏机车和车厢，尽可能供给国家更多的煤、金属以及其他各种必需品吧。”
产品一旦制成，它的价值就在参加生产过程的那些人中间进行分配。工人们力求（当然也应该力求）从自己的劳动产品中获得尽可能较大的一份。他们同企业主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就在于此。不过这个阶级斗争随无产阶级本身的觉悟程度而具有种种不同的形式。无产阶级的觉悟越高，阶级斗争就越具有更周密、更有组织和更有计划的性质。觉悟工人不会向自己的企业主提出由于时间和地点的种种客观条件而无法实现的那些要求。斯柯别列夫同志提醒俄国无产阶级注意这一切的时候没有忘记指出，现在俄国无产阶级的行动并不完全象国家利益、同样也就是他们自身利益所要求于他们的那样。
我们在告工人书中读到：“自发的发动往往占了组织性的上风，而且你们有时不顾国家的一切条件，不考虑你们的企业的情况，采取损害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步骤，力求增加工资，可是工资的增加会破坏工业和使国库空虚，因为现在你们所生产的物品大部分是由国库的经费支付报酬的。”
其次，我们的劳动部长极其正确地指出，工人对待职员和经理的暴力行为是同革命民主派的称号根本不相称的，这种行为会使反革命阵营中的人很为高兴。他坚决要求工人们不但应该记住自己的权利，而且也应该记住自己的义务，不但应该记住自己的愿望，而且也应该记住每一个觉悟工人为了巩固革命和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应该作出种种牺牲。
我知道，斯柯别列夫同志的这些论断会受到我国那些在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借口下模糊这种觉悟的蛊惑家的强烈谴责。他们会说，他把自己出卖给资产阶级了。不过我希望，蛊惑人心的攻击不会吓倒斯柯别列夫同志。要为无产阶级服务，首先必须对蛊惑家充满蔑视的感情。对他们充满蔑视的感情就是在政治上的明智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所有严肃的无产阶级思想家都会兴高采烈地欢迎斯柯别列夫同志这篇聪明的告俄国工人阶级书。
除了这篇告工人阶级书以外，还应该提到策烈铁里同志六月十六日关于邮电部门为什么陷于完全混乱状态的通告。策烈铁里同志也警告自己这一部门的职员不要进行损害公共事业的轻率的发动。用他的话说，参加这些发动的人会专横地限制革命民主派所委任的部长的权力。
聪明的话听起来也愉快。
革命的政权是一种不能同损害革命事业的、专横的和没有秩序的发动和平相处的力量。它越是坚决地谴责这种发动，越是有力地同这些发动作斗争，它就能更好地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
[1] 参看《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130页。——译者注
[2] 参看上书第141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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