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政治策略的基本原理
（供有相当年龄的孩子们参考，而且适用于现在）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三日《统一报》第一一五号）
根据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深刻的见解，任何一个阶级最大的政治上的不幸莫过于它不得不在还不能有效地利用政权的时候就夺取政权。在我国，列宁的门徒过去和现在都忘记了这一点。不过半列宁分子是一直记得这一点的。他们反驳列宁分子说：在俄国，无产阶级政治专政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他们这个正确的意见说明他们的策略观点整整一半没有列宁的色彩。但是由于他们身上的同一些观点的另一半浸透着列宁的精神，所以半列宁分子尽管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不合时宜，却不敢直接地和大声地承认这个阶级同资产阶级必须达成政治上的协议。他们的胸膛里，象浮士德的胸膛里一样，跳动着两颗心。一方面，他们不反对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这可以拿他们接受联合政府的思想作为证明。另一方面，他们虽然接受了这个思想，却采取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步骤使“资本家部长”的处境变得极端困难。他们虽然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暗中怂恿“全权的民主制机关”，采取只有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变成了目前最迫切任务的那种情况下，才是适当的那些政治活动方式。在半列宁分子的胸膛内，跳动着两颗心。每一颗都同自己的邻居不断地发生争论。很容易明白，从这种争论中是不会产生什么好结果的。俄国工人阶级还远没有成熟到在政治上可以进行统治，所以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本来是绝对必要的，既然不这样做，结果就是同资产阶级越来越疏远。
这种情况会产生什么后果呢？除了内战以外，不会产生别的后果。然而内战又会有什么结果呢？最好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夺得攻权。可是夺得政权又会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已经知道这有什么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我国工人阶级所能有的最大的政治上的不幸（参看本文开始时我引证的恩格斯的话）。
假使这种说法是对的（而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那么，一面否定列宁的“口号”、同时又没有患半列宁分子所固有的双重人格的毛病的那些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到底在哪里呢？责任就在于相信无产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必须互相妥协。
既没有沾染列宁分子气味也没有沾染半列宁分子气味的社会主义者，不会对这样的论据感到不安：谁宣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协议，谁就是背弃阶级斗争的原则。再没有比这种经常把我们许多同志弄糊涂的论据更加错误的了。
阶级斗争不是目的本身。它只是保卫阶级利益的一种手段。只有认为原则是一切，而阶级利益微不足道的唯心主义者才能有另外的想法。
假使阶级斗争只是保卫阶级利益的手段，那么，任何社会阶级如果认为自己的义务就是在阶级斗争不仅不利于而且有害于本阶级的利益的时候进行这种斗争，就将是极不理智的行为。
我们是否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历史条件的结合：这时从特定阶级利益的观点看来，开始斗争会有危害，反之，放弃斗争则有好处？
自然不能不这样！上面我们已经不得不承认，现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内战的最好结局，即全部政权过早地转到它手里来，对于这两个阶级中的前一个阶级说来也是一种大不幸。要知道内战只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一种非常情况。可见……，不过为了避免重复，我让读者自己从我这里所确立的逻辑前提中作出结论。
其次，认为仿佛凡是达成协议的人都会放弃保卫本身利益的斗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不，如果他正确地给自己规定了协议的条件，那么达成协议并不是放弃斗争，而只是认为斗争不可以超过界限，否则他就会变成软弱无力的人。任何协议都是一种力的平行四边形。不过力的平行四边形是各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其中一种力量消失的结果。
总之，内战即使在最好的结局下也会给俄国无产阶级造成严重的损失。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应该力求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然而如果它应该力求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那么试问：
它的有觉悟的代表们应该用什么语言同工商业阶级说话呢？
明理的人只要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就会毫不犹豫地立即回答说：
他们应该严肃认真、平心静气地说话，竭力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引起完全不必要的激动情绪的那些说法。有些社会主义的代表一方面根本否定列宁的策略，并且承认内战是极有害的，另一方面居然认为必须用斯克沃兹尼克—德摩汉诺夫斯基[1]式的语言同资产阶级说话：“茶壶匠、奸商、头号骗子手、老奸巨滑的家伙、海上骗子！”等等。对于这样一些代表，我们有什么想法呢？对于他们至少必须说，他们的语言是他们的目的的敌人，他们本来想走进一间房子，却大有走进另一间房子的危险。
我国某些至今——据我所知——都不赞成列宁的策略、也不愿意内战的机关报，正是认为自己必须用斯克沃兹尼克—德摩汉诺夫斯基的这种语言同资产阶级说话。
我指的是《日报》，它显然自命不凡地挖苦说，我用英国人的语调同资产阶级说话。
我觉得遗憾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我用英国人的调子说话的能力，就象某个安东诺夫在我身上发现的女性气质一样，是同样薄弱的。不过我用严肃认真、平心静气的求实精神的语调同资产阶级说话，这恐怕是不能反对的。而且我因此感到自豪。
谁希望避免内战，谁懂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协议是这两大阶级和整个国家的利益所必需的，谁就不应该用另一种语调说话。当然，用斯克沃兹尼克—德摩汉诺夫斯基的“莫斯科河南岸的”风格谈话，在某些集团中是容易获得大激进派的荣誉的。这种荣誉真正说来不过是一阵烟。为它而牺牲祖国和革命的利益是可耻的。
现在，莫斯科会议开幕了，它可能成为朝内战方向前进的新的和巨大的步伐。所以趁这个时机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是有益处的。
[1] 斯克沃兹尼克—德摩汉诺夫斯基（现在一般叫斯克沃兹尼克—德穆哈诺夫斯基）是果戈里戏剧《钦差大臣》中的市长。——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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