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关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在最后关头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统一报》第一二二号）

　　谢徳林曾经抱怨说，他的同时代人会忘记某些话。我们现在说得这样多，以致我们必需有大量词汇，而且我们只是忘记其中极少数的话。但是我们这里发生了比忘记所说的话更坏得多的某种现象。我们记得这些话，我们不断地说它们，而且……我们几乎不使它们同任何确定的表象联系起来。“俄国在危险中！”这句话就是如此。我们反复地说这句话，而且还是多么经常地重复说啊！并且心情几乎是这样的平静，就象清晨望着窗口说：下雨啦。一般说来，市民觉得晴天比雨天好，而且当他看到潮湿的街道时，这会使他产生某种不偷快的感觉。但是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很少使他不安，也不会改变他习惯了的行动方式，除非他走出房子，不拿手杖而带雨伞。“俄国将灭亡，俄国在危险中！”这种话对绝大多数俄国人大体上也是起这样的作用。当然，它不会使任何人高兴，或者更确切地说，谁也不会允许自己在听到这种话时表现出高兴的神情。但是怎么也看不出有很多的人对它表示过痛心。它不会激发我们改变我们平日消磨时间的方式。我们或者去干私人的、“庸俗的”勾当，或者，如果我们有可能不问国家大事自由自在地生活，我们就逛大街、蹓马路，无聊时“嗑瓜子”和无所用心地东瞧西望。最后，如果由于我们的生活环境，使我们感到嗑瓜子并不是美好的消磨时间的方式，我们就从事政治活动，我们经常把这种政治活动理解为用语言编造出一些抽象的公式，而这些抽象的公式，是没有经过任何多少严肃的、对于它们同现实生活及其迫切需要的关系的分析就被我们接受了的。我们经常地说呀，说呀，说呀，完全不是为了说出什么道理，而仅仅是为了不做哑巴。我们揭露别的政党；暗中伤害我们自己队伍里的“异端分子；提出决议；作修正；欣赏自己的“国际主义”；全心全意地关心使我们的演说和建议里看不出任何“右倾”；主张俄国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德奥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计划使它所遭到的那种苦难。好象除了国内全体公民的力量以外，不管哪个国家都可以有别的力量似的！
　　我们没有忘记“俄国在危险中！”这句话。但是这句话没有使我们产生符合它的悲剧意义的印象。这是我们所能遇到的一切糟糕事情中间最糟糕的事情。国家实际上处在千钧一发的危亡关头，然而公民们在听到和重述可怕的危险威胁着国家这个消息的时候却漠然无动于衷。
　　亚·费·克伦斯基在莫斯科会议开幕式上也说过，必需有超人的语言才可以表达我们处境的全部可怕性，和落在我们每个人肩上的任务的全部艰巨性。也许超人的语言对我们会很有益处。但是从哪里去取得这种语言呢？只有古代犹太预言家这些严厉、坚强、勇敢的揭发者才善于用超人的语言说话，这些揭发者在和他们精神上相同的米开兰基罗的壁画中曾经得到如此巧妙的描绘。要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里出现了这样一些巨人，该多么好啊。但是暂时我们俄国政论家们仍然得使用普通的——人的——俄罗斯语言，来确定威胁着我们大家的这个局势的历史意义。尽管关于我们祖国临近灭亡的可怕言论也曾“在耳旁刺刺不休”，然而实际上灭亡到底是越来越近了。也许——谁知道呢？——这个已经完全无可争辩的非常临近灭亡的形势，终于会促使我们的这些同时代人真正切实地认识到，在决定性的时刻不能玷污公民的称号……
　　敌人在我国南方战线和西南战线使我们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以后，大有占领敖得萨和完全把我们同黑海切断之势。另一方面，他们占领了里加。我国某些军事长官说，里加失守的心理意义比军事意义大得多。我想，他们这样说是希望防止张惶失措的现象。但是应该正视危险。而凡是正视危险的人，都不会看不到，敌人在渡过德维纳河和占领里加以后，就有可能严重地威胁彼得格勒。这件事本身就是重要的，因为彼得格勒至今仍然是俄国的首都。但是除了军事观点以外，可以而且应当从政治观点，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说，从历史观点来看问题。早从伊凡雷帝时代起，莫斯科国家就力求给自己打开出波罗的海的通道。这反映了伟大的文化需要和确定不移的经济必要性。最初把注意力集中在亚速海即集中到南海的彼得一世，很快就把自己敏锐的视线转到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俄国开辟通向这个地区的道路乃是实现彼得改革的绝对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无论我们怎样对待彼得一世这个用鞭柄下诏革新的暴君，我们谁也不能否认，彼得大帝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乃是我国国内生活中所有那些本身决定着俄国革命运动产生的变化的久远的原因。无怪乎先进的俄国人，除了极少数例外，从来就是彼得的热烈崇拜者（请回忆一下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吧）。
　　没有彼得改革，俄国就不可能产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然而现在，德国帝国主义取得了胜利，它要把我们同波罗的海和黑海隔开。它想使现代的俄国局限在旧莫斯科国家的版图内。假使它顺利地实现了自己的计划，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命运就决定了：除了衰落以外，它不可能指望有任何未来。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首先要求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如果德国把我们挤出海洋，迫使我们大约退回到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维奇沙皇时代去，那么这些条件就不会存在。
　　凡是不愿意我国经济发展开倒车的人都必须竭尽全力来破坏德国帝国主义者的计划。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最多地和最坚决地在这方面做工作；我们一想到不仅俄国无产阶级在人数上和文化上的发展会停止，而且（作为我国经济倒退的必然结果）某一部分俄国无产者正在开始逐渐变成流氓收容所里愚昧无知和腐化堕落的居民，就不能不浑身发抖。俄国现在所进行的战争是防御战争，而不是侵略战争。参加防御战争，无论对于第一国际时期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或者对于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都是义不容辞的。我们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击败敌人。
　　就在前几天，策烈铁里同志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说过，我们应该象以前一样进行争取和平的战争。但是，不为和平而进行的那种战争是没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问题在于：第一，交成的一方希望怎样的和平；第二，它用什么手段来取得这种和平。
　　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除了建立在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的基础上的和平以外，不希望别的和平。而俄国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是例外。可是，如果德国帝国主义者蓄意反对俄国的那个计划实现了，俄国的自决权就会受到残酷的破坏。所以说，必须战斗。
　　怎样战斗呢？用俄国还能有的一切力量。我们越是坚决地战斗，公正的和平就到来得越快。为了使俄国坚决地进行战争，我们社会主义者应当在自己的宣传和决议中，清除可能削弱我国军队战斗力的一切言论。
　　我们俄国革命者不可能，也没有权利使我国革命成为反对彼得大帝改革的反动运动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