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勇敢的俘虏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八日《统一报》第一六七号）
米·伊·捷列申柯（象法国人所说的）没有得到好评[1]。他在共和国议会里的发言使任何人都不满意，还引起了嘲笑。人民自由党彼得格勒的机关报把他的演说比作“绑着眼睛在一些鸡蛋之间跳舞”。
这是不幸。不过我认为，对他的演说持这种态度，有很多不公正的地方。要评论这篇演说，必须考虑以这位外交部长为发言人的我国政府的处境。政府早就（从四月底开始）处在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最强大的影响下了。而从最近一次内阁改组的时候起，政府就完全成了他们的俘虏，并且在自己的声明中正式答应要坚持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的国际政策。人人都可以看得清楚，既然做了俘虏，也就不得不如此。但是，用过分严格的态度对待米·伊·捷列申柯的第一篇国会发言的政论家们正是忘记了这一点。
如果注意到我国外交部长同“拯救革命的政府”的其他成员一起陷入了俘虏的困难处境，就必须承认，他表现了不小的勇气。
实际上，政府看到自己不得不“象老爷吩咐的那样跳舞”，就庄严地 urbi et orbi（向全世界）宣布，在国际政策中它将坚持齐美尔瓦尔得的公式。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它援引了这样一个情况：出席盟国代表会议的俄国代表团中要有一位革命民主派的代表。说到做到。代表选出来了：他的同志们为他写了委托书。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要认为，政府只会对代表本人以及为他起草的委托书感到高兴。然而结果并不如此。外交部长向共和国苏维埃暗示说，委托书远没有使他满意，即远没有使其他部长们满意；他还暗示说俄国代表团在盟国代表会议上发表声明时不能以这份委托书为指针。还能要求更多吗？
诚然，米·伊·捷列申柯在演说时用一种已故的安·巴·契诃夫曾经称之为恭敬得发酸的语调谈到了委托书。他甚至发现必须“欢迎”其中“把和平公式具体化的初次试图”。但是欢迎之后跟着来了一个批判：由于他和整个政府至今都处于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的俘虏地位，这样的批判本来的确是难得的。
真了不起！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的俘虏居然敢说，在委托书中有“许多对俄国的利益说来不妥当的（即显然有害的——格·普·）地方”。为了论证自己的这个（发酸的，但已经是完全不恭敬的）意见，他引证说，俄国的国家利益同让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得到完全自决的权利是不可调和的。我认为这个理由不象米·伊·捷列申柯所武断的那样具有说服力。当然，拉脱维亚完全独立会使俄国失去一个出波罗的海的不冻港，会使它回到彼得大帝以前的时代去。
我已经在《统一报》上说过，如果我国丧失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它就会倒退到这样的时代去。当然，外交部长有责任提醒共和国苏维埃注意这个威胁着我们的危险。可是还不知道拉脱维亚人是否愿意在同俄国实行国家分离的意义上享受自己这种完全自决的权利。有一切理由可以怀疑这一点。如果米·伊·捷列申柯是自己的听众注意到这样一个根本不容置辩的情况：即当委托书的作者们开始谈论德意志帝国的时候，他们就立即忘记了他们在谈到作为俄罗斯国家成员的各民族的地方记得很清楚的自决原则，——那他就会做得比较正确了。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需有勇气，而要从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的傀儡政府的成员身上找到这种勇气，那是不合理的……。
我们感到满意的是他关于奥匈帝国所说的那番话。
他关于我国经济利益所说的话也很不错。在谈到这些利益时，他认为连顺便提一提那份为马·伊·斯柯别列夫准备的委托书都不必要。十分明显，从这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说，米·伊·捷列申柯是不赞成委托书的。看来在讨论米·伊·捷列申柯的演说时经济问题会再一次地提出来。那时我将对它作比较详细的探讨。现在我且把上面说过的话作一个总结：我重申，我们的外交部长发表了一篇一个处境极其困难的人所能发表的全部演说中最勇敢的演说。
[1] 原文是：иметь дурную прессу。这句话是普列汉诺夫从法语成语：Avoir une mauvaise presse直译过来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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