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葬礼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们的统一报》第七号）
本月二十七日是尼·阿·涅克拉索夫逝世四十周年。先是，即还在节日[1]以前，某些报纸写了一些专门的论文来纪念这位“复仇和忧郁”的诗人。我也想同读者谈谈这位诗人。不过我认为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回到他在俄国诗史中所起的作用问题上来。关于这种作用本来可能说的一切主要论点都已经说过了。因此我宁愿在这里叙述一下以“土地与意志”社为代表的七十年代革命民粹派分子是怎样参加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葬礼的。
其实，不止有这个社。当时，彼得格勒（当时叫作彼得堡）举行了南俄“暴动派”不少最卓越的代表的集会。在场的有弗罗连柯、沃洛申科、瓦列里安·奥新斯基、丘巴罗夫（“大尉”）以及许多其他的人。所有这些都是“非法的”、勇敢的、坚决的、很好地掌握了武器的和酷爱冒险发动的人。“土地与意志”社得到这些久经考验的英雄们协助的保证以后，决定代表革命社会主义组织公开出席葬礼。为此他们定购了一个题有“社会主义者赠”的花圈。我想不起来到底是谁去定购的，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它是定购的。南俄的暴动派分子、土地与意志派分子和当时就经常在彼得格勒各工厂和制造厂的工人小组的成员们一起团团地围住了社会主义者的花圈。暴动派分子和土地与意志派分子身上都带了手枪，如果警察忽然想来强夺花圈，他们就决心使用这些手枪。
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警察猜想到革命者举行示威的意图时已经太晚了，他们没有作好反击的准备）警察没有试图夺取社会主义者的花圈。花圈顺利地送到了沃尔柯夫墓地，只是在把涅克拉索夫的尸体送进当地教堂举行安魂祈祷的时候，才由于我们的花圈而发生了某种混乱现象。
我不知道这种现象怎么来的，因为我们只有少数人走进了教堂。所有其余的人，除了在警察想逮捕紧随花圈的人时应当报警的一些“信号员”以外，都出发到涅克拉索夫的墓地去了，并且排着密密的队伍站在坟墓的周围。我们都知道，在涅克拉索夫墓前将要发表演说，“土地与意志”社也认为必须提出自己的演说人，演说人应该不因为秘密的和公开的警察在场而感到拘束，把当时革命的知识分子对这位《铁路》的作者的看法说出来。人选落在本文作者身上。我不记得在我之先讲话的人多不多。只记得他们中间有査苏狄姆斯基和陀思妥也夫斯基。
民粹派分子查苏狄姆斯基的演说充满了对涅克拉索夫诗篇的最崇高的同情。我们完全具有这种同情，但是我们对待查苏狄姆斯基的演说相当冷淡。这篇演说按形式说是不成功的。他莫名其妙地说什么，涅克拉索夫对我们“是宝贵的，因为他讨人欢喜而他之讨人欢喜，因为他是宝贵的”。他怎么也不能摆脱心理动机相互影响的死胡同。可是费·米·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演说却使我们很振奋。
大家知道，自从费·米·陀思妥也夫斯基登上文坛以后，他很快就同也包括涅克拉索夫在内的别林斯基小组发生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这些事情在陀思妥也夫斯基同整个小组的关系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同时亳无疑问，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赞成涅克拉索夫诗才的倾向，也不能没有极重要的保留。只要回忆起这样一点就够了：他衷心赞赏《弗拉斯爷爷》一诗，却深恨涅克拉索夫在这首诗里用来结束对于说呓语的弗拉斯想象到的地狱苦难的描写的那两行：
但并不是一切都叙述到了。
拜神者、聪明的娘们可能说得更好。
这两行的语调同其余整个诗的语调当然是相反的。用艺术性的要求的名义来谴责它们本来是可以的和应该的。但陀思妥也夫斯基却认为它们是不尊重他所珍爱的人民的宗教信仰。在这方面，他和我们那些接受了在别林斯基活动最后几年中形成起来的世界观的作家之间，也不可能有任何一致。
但是，陀思妥也夫斯基这一次看来想坚持“对死者应该说好话，否则就根本不说”的规则。他只提出涅克拉索夫诗篇的优点。他又说，按其才华，涅克拉索夫不比普希金低！我们觉得这句话是令人愤慨的不公正。
我们众口一词地大声喊道：他比普希金高！
可怜的陀思妥也夫斯基没有预料到这一点。他顿时不知所措。但是他对普希金的热爱太深了，他不能同意我们的意见。把涅克拉索夫同普希金摆在一般高，他已经做到了对“青年一代”让步的尽头。
——不高，但也不比普希金低！——他转身对着我们不无气忿地回答说。我们坚持自己的看法：“高，高！”陀思妥也夫斯基显然相信我们不会再说了，于是继续自己的演说，不再评论我们的意见了。
我清楚地记得，在送殡回来以后，我就把我在涅克拉索夫墓前发表的那篇不长的演说记录下来了。但是我怀疑它在什么革命刊物上登载过。至于它出现在合法刊物上那更是谈不到的。我强调说明了涅克拉索夫诗篇的革命意义。我指出，他用怎样鲜明的语调描写了受政府压迫的人民的困难处境。我也说明了，涅克拉索夫第一次在俄国合法刊物上颂扬了十二月党人、现代革命运动的这些先驱者……。
这就是保存在我记忆中的这篇演说的全部内容。是全部内容，不过除了一个细节，对于这个细节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在这里提一提。
我开始自己的演说时曾经指出，涅克拉索夫没有局限于歌颂脱西库[2]的脚，而是把公民的情节写进了自己的诗篇。含意是十分明显的。我也谈到了普希金。不用说，我对他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普希金不仅仅是歌颂了脱西库的脚而已（顺便说说，他还附带地提到脱西库的脚）。但我们当时的情绪就是这样。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地同情皮沙列夫的观点：他在著名的《普希金和别林斯基》一文中把我们这位伟大的诗人“痛骂了一顿”。
我之所以在这里引用我的演说的这一段话，因为我想表示忏悔：迟一点比没有好。不过在忏悔自己的过错时，我认为必须引证下面这个能起缓和作用的情况：当时远不是我一个人犯了错误。
无论我这篇演说的内容如何，事实还是：我曾经用警察完全不能容许的语言说过话。这一点，参加葬礼的群众立即感觉到了。我不知道，警察为什么没有企图逮捕我。他们做得很对。把我围得水泄不通的土地和意志派分子和南俄暴动派分子会一齐拿出手枪来回答警察的暴力。这是举行葬礼的前一天晚上清楚决定了的……。
在我以后，一位工人讲了几句话，——十分可惜，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他谈到：通向这位伟大的人民庇护者的坟墓的道路是不会长满杂草的。
当时的革命者们在自己心爱的诗人的坟墓前就是这样追念他的。但是他们仍然不满足。他们希望对他说更多更多的话。结果，自然而然的，没有任何预先想过的计划，我们中间许多人都聚会在离墓地不远的一家小饭馆里。在那里人们又开始听到了关于涅克拉索夫诗篇的革命意义的演说。皇家剧院的一位男演员带着强烈的感情朗读了《大门旁的沉思》。他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大家都充满了旺盛的战斗情绪。
当时最谨慎的“秘密工作者”中有一个人说：“如果当局派士兵包围小饭馆，并且逮捕在场的人，那怎么办呢？几乎整个俄国革命司令部岂不都会落在当局的手里”。
这是对的。但是当局没有想到来包围小饭馆，而我们则完全忘记了威胁着我们的危险，却专心于谈论涅克拉索夫。尽管查苏狄姆斯基发表了很奇怪的议论，但他的话是对的：涅克拉索夫对我们说来既宝贵，又讨人喜欢。
[1] 指圣诞节。——译者注
[2] 脱西库（Terpsichore英文），希腊神话中九个缪斯之一，歌舞女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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