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1] （1905年7月） 在出版我的《日志》第一号的时候，我曾预告过读者，我在《日志》中也将考察那些不仅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而且全世界社会民主党人都感到兴趣的问题和现象。这类问题中，毫无疑问包括有法国社会主义者爱尔威的那篇尖刻而又有些古怪的著名声明中所提出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2]。《La vie socialiste》杂志[3]编辑部就这个问题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要求各国社会主义者写出他们对这个题目的想法[4]。我也接到了这样的邀请。我的回答就包括在下述致该杂志编辑部的信件中。 亲爱的同志们！ 现在我才有些空来答复你们的问题。这实在太晚了。但是晚些总还比不答复好。你们的问题是这样： “（1）对于《共产党宣言》中说到工人没有祖国的那个地方[5]，您有什么想法？
我现在就依次从头谈起。（2）鉴于军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原因和结果，国际主义责成社会主义者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什么样的宣传形式？ （3）社会主义者在国际交往上（关税税则、国际工人立法等）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 （4）在发生战争时，社会主义者的义务是什么？” 有些人认为，你们所提到的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几行文字，与其说表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的真正看法，不如说表示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困苦境遇的愤慨。例如，饶勒斯在同爱尔威的论争中就把这几行文字称为是悲观主义的义愤之辞，他说这种义愤之辞在某种程度上——请注意，同志们，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起草共产党宣言时的情况来解释，当时经济危机达到了顶点，而工人被剥夺了起码的人权。伯恩施坦的观点也差不多。用他的话说，我们所注意的这个“论点”可以这样来“证实”：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这篇著名的《宣言》时，“工人到处被剥夺了投票权，即被剥夺了参加行政机关的任何权利”！[6] 我不能同意饶勒斯，也不能同意伯恩施坦。 如果他们对了的话，那末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当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有了它在1848年革命运动前夕所缺少的大部分政治权利，甚至俄国无产阶级也指日可望获得公民权利的时候，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界限应该缩小，而爱国主义的界限应该扩大。但是这就无异于说：国际主义应该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胜利而退却。我看，事情刚好相反，国际主义越来越深入无产者的心坎，现在它对无产者的影响比《共产党宣言》出现的时代更加强烈了。我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点”所需要的不是证实，而是正确的解释。 写“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是为了回答那些责备共产党人要“废除祖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7]。因此很明显，《宣言》的作者所说的“祖国”，是从完全确定的意义上，即从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赋予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宣言》声明，这样的祖国，工人是没有的。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在今天，当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享有了一定的、比较广泛、比较可靠的政治权利时，这仍然是正确的；将来，不管工人阶级将要获得的政治成果如何巨大，这也仍然是正确的。 同志们，实际上我希望你们没有忘记 ，饶勒斯在爱利萨—蒙马尔特大厅中如何描绘了在那个幸福的未来，即共产主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时的爱国主义。那时候，“祖国”只是作为“各民族”所固有的独特的精神特点的体现者而存在。“正像各具特点、各具其独特性的个体不会融化在社会主义组织中、而以最和谐的形式保持和巩固自己独特的本性一样，被称为祖国的历史个体也完全是这样：英吉利祖国、德意志祖国、法兰西祖国、意大利祖国、俄罗斯祖国、中华祖国（当黄种人摆脱白种人的压榨性的监护时）……所有这些祖国，连同其历史所造成的道德个性，语言，文学，生活观点，回忆，特殊形式的希望，特殊气质的欲望、灵魂、天才，——所有这些个体，将构成明天的伟大的共产主义人类”。这个长句子从逻辑观点看来不是毫无毛病的：个体是生物学的范畴；民族是历史的范畴。因此这两个概念是不能相比较的。但这是顺便说说的。至于我认为主要的东西是，饶勒斯给我们描述的未来的“祖国”，完全不像攻击共产党人的资产阶级政论家所指的和马克思恩格斯反驳这些政论家时所说的祖国。饶勒斯描述中的未来的许许多多和形形色色的“祖国”，无非就是民族而已。假如《共产党宣言》的作者说，工人不属于任何民族，那么这就不是什么“悲观主义的义愤之辞”，而简直是最大的荒谬了。但是他们说的不是民族，而是祖国，不仅如此，而且不是像饶勒斯所说的在共产主义的幸福王国中将要存在的祖国，而是目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压榨统治下存在的祖国。而这个祖国，如我所说，具有一些特点，使得它不怎么像饶勒斯娓娓动听地描述的未来的“祖国”。这是些什么特点呢？饶勒斯本人也指出来了。 用他的话说，在“彻底的完全的社会革命”（la révolution sociale complète et definitive）之后，“作为不信任、排外、互相压迫的力量”的祖国就不复存在了。这就是说，目前，在资本主义王国中，“祖国”不仅是各个民族的精神特点的表现，而且也——首先——是民族排外性、民族间互不信任和一个民族压迫另一民族的表现。有觉悟的无产者对于这样的资产阶级祖国的态度应该怎样呢？ 《共产党宣言》说，无产者没有这样的祖国。难道它的作者说得不对吗？ 他们的回答不仅不是“悲观主义的义愤之辞”；不仅无需“证实”，而且应该作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整个国际政策的基础。 大家知道，马克思说过，德国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承继者。饶勒斯喊道：“不，康德及其自治，费希特及其绝对意识的骄傲，黑格尔及其革命辩证法，只能被这样的工人阶级所理解和想象，只能在这样的革命的无产者阶级中体现：这个阶级要解放一切意志，把自然界仅仅置于意识的道德准则的支配之下，并给永恒的辩证法开辟人类无止境革命的新远景”。 我不知道，把自然界仅仅置于道德准则的支配之下是什么意思，恐怕革命无产阶级永远解决不了这个伤脑筋的任务；虽然如此，我还准备给饶勒斯同志的演说鼓掌。但是我不了解，他的演说的这个娓娓动听的地方在什么意义上能够动摇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的思想？ 饶勒斯接着说：“这就是对那些人的回答，他们向工人阶级说，它可以不去管与祖国有关的事，不去管整个民族传统”。这话又令我惊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向工人说，他们“可以不去管与祖国有关的事”。但是，管这些“事”并不就是爱国者。政权，阶级专政，毫无疑问是与“祖国”有着很密切关系的事，而《宣言》的作者总是向无产阶级指出夺取它的必要性。饶勒斯认为否定祖国这个观念就等于漠视人民的文化成果，这是毫无根据的。正是文化的成就使人们理解到这个观念的狭隘。 饶勒斯责备爱尔威在诡辩。在这里，爱尔威有权把这个责备奉还给他，并且说，他的理由很像那些硬说消灭资本就等于消灭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采用的诡辩术。资本是一回事，而生产资料完全是另一回事。同样地，某一民族的文化成果、文明是一回事，而“祖国”则是另一回事。资本主义存在的必要条件是绝大部分居民没有生产资料。与此相像，爱自己祖国的必要的心理条件，是饶勒斯本人称之为排外心理的对别人祖国的权利的不尊重。如果革命的无产阶级真的应该“解放一切意志”，那么仅仅由于这一点，它就应该升高到祖国的观念之上了。 饶勒斯指出法国复辟时期的著名政论家阿尔芒·卡莱尔，这个人在法国发动对西班牙的非正义战争时敢于反对自己的国家[8]。还可以补充一个事实，在1863年波兰革命时，有些俄国军官，由于不愿意充当屠杀争取自由的邻国人民的刽子手，转而加入了波兰“起义者”的队伍。我认为这些事迹是英勇的，是给法兰西人和俄罗斯人增光的。但是从爱国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事迹却是最可耻的罪行：叛国行为。 尽管饶勒斯能言善辩，他的“论点”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为人接受，也不过因为他没有把以下这两个观点区分开来：他把现在是什么样子的祖国同在他看来应该是和将来是什么样子的祖国混淆起来了。用这种方法，不管什么东西都完全可以证明。但是这种混淆概念的做法，却丝毫无助于说明问题。 我再说一次，祖国是历史的范畴，即按其实质来说是暂时性的范畴。正如种族的观念被祖国（起初限于城市公社的范围内，后来扩大到现在的民族范围）的观念所代替一样，祖国的观念也应该让位于更加广泛得多的观念——人类。保证这一点的，就是爱国主义思想所由以形成和变化的那种力量本身：经济发展的力量。 祖国的观念，在涉及一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相对立的）的一切事情上，用团结一致的密切联系，把该国的人们结合在一起。屠格涅夫的一本小说中的主人公保加利亚人英萨罗夫说道：“在保加利亚，最贫苦的庄稼汉，最卑微的穷人和我——我们都怀着同样的愿望，大家都抱有同一个目的”[9]，即争取保加利亚独立的目的。当然，这样的目的是理应得到力求解放一切意志的阶级的完全同情的。但是，应该记得，土耳其的爱国者们也是同样忘掉了一切阶级差别，齐心协力地争取达到相反的目的：维持土耳其在保加利亚的统治。1897年克里特岛上起义[10]时，在日内瓦出版《Osmanlis》［注：《土耳其人》——译者］杂志的青年土耳其党人[11]写道，根据征服法，克里特岛属于土耳其。这是纯粹的、而非诡辩的爱国主义的结论。 但是这种纯粹的爱国主义只在两种条件下才有可能。第一是阶级斗争没有充分展开，第二是两个或几个“祖国”的被压迫阶级的地位没有重大而明显的相似之处。有些地方，阶级斗争具有尖锐的、革命的性质，动摇了以往世世代代因袭的陈旧观念，除此之外，被压迫阶级比较容易相信，它的利益与别国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很相似，而与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对立，——在这样的地方，祖国的观念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自己原来的魅力。古希腊就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那里下等阶级的公民感到自己同别国下等阶级公民比自己城邦的上等阶级更加团结一致。伯罗奔尼撒之战这个席卷了当时希腊世界的大部分的、民主派和贵族派之间的战争，可以作为明显的证据[12]。在近代，我们从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所引起的某些国际冲突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东西，虽然规模比较小。对于这些现象，每一个想要认真了解爱国主义观念的历史意义的人都必须加以注意。但是，不管这些现象多么重要，在同我们当代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所看到的东西相比之下，它们却是微不足道的。 资本主义，按其本性来说，必定会力求超出一切“祖国”的范围，而深入到卷进国际交易的每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因素，它动摇和瓦解着曾经由它引起的祖国观念（现代意义上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因地方不同而有许许多多、而且往往是很重要的差别，但就其实质来说，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是一样的。因此，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觉悟了的无产者，都感到自己同其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比同本国的资本家要亲近得多。而既然按现代世界经济的条件来说，结束资本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是国际性的[13]，所以在觉悟了的工人的心目中，祖国（把社会所有阶级都联合在一个团结一致的、充满“排外性”的整体之中的祖国）的观念，必然要让位给一个无限广泛的观念——革命人类即“全世界无产者”的团结一致。现代工人运动的巨流愈宽阔，爱国主义心理在国际主义心理面前就退却得愈远。 在希腊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动摇城市公社的爱国主义的时候，雅典公民把斯巴达公民看作是异邦人，他们可以这样或那样地——例如通过贸易或临时政治同盟——剥削斯巴达公民，至于后者的利益则是不足关切和珍视的。站在现代爱国主义的观点上的现代雅典人，则把拉栖第梦[14]看作自己祖国的一部分，而对于祖国的利益，在祖国存在的整个时期内他是始终都珍爱的。这就是说，现代希腊的爱国者已经完全没有城市公社的爱国主义所固有的那种“排外性”。但是这绝不是说，他们敌视或者（哪怕是）漠视自己本城的“事”。不，他们的爱国主义同对自己本城的“事”的最热心最勤奋的服务是完全相容的。这种爱国主义所不容许的，只是这个城市对祖国的其他部分的剥削。对于这样的人来说，salus patriae——suprema lex［注：{祖国的利益是最高的准则}］。同样，现代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同为祖国利益所做的最热心最勤奋的工作也是完全相容的；但是，在祖国利益同革命人类即同现代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也就是同进步的利益发生矛盾的地方，它同维护祖国的决心是完全不相容的。这个运动的利益，是不愿意背叛自己观点的现代社会主义者在估计一切国际关系（不管是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或是关系到一般贸易政策特别是其中的“殖民主义”）时所应该具有的最高观点。对于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来说，salus revolutiae——suprema lex［注：{革命的利益是最高的准则}］。 我很了解，这些话只是一般的公式，其中不包含对每个特殊情况的现成答案。但是，马克思说得好，我们的理论绝不是使我们逃避仔细研究各种个别社会现象的必要性的 passé-partout［注：{万能钥匙}］。现代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革命的代数学，它能够给我们提供的只是代数公式。为了在实践中遵循这些公式，我们就应当善于用一定的算术数值来代替公式中的代数符号，为此就必须注意每个特殊情况的一切特殊条件。只有这样来运用这种公式，它们才会保持自己的生动的、辩证的性质，而不致变成僵死的形而上学的教条…… 例如，关于社会主义者必须反对任何战争的意见，就具有僵死的教条的性质。我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写过，这样绝对化的论断是毫无根据的；他肯定地说，马拉松之战[15]是人类历史上最有益的一次事件[16]。关于我们社会主义者只能同情防御性战争的意见，也是同样教条式的。这样的意见只有从保守的suum cuique［注：{利己的}］观点看来才是正确的，而国际无产阶级应该彻底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情一切可以消除社会革命道路上任何重大障碍的战争——不管是防御性战争也好，进攻性战争也好，都是一样。 可是，毫无疑问，现在文明民族之间的战争，在许多方面严重地危及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一阶级的觉悟了的成员，都是最坚决最可靠的和平拥护者［注：毫无疑问，资产阶级“祖国”的殖民措施也已经给国际无产阶级提供了足够的资料来对它加以坚决的谴责。关于这一点，只要回忆一下最近几次国际代表大会[17]的决议就够了。］。 对于相互交战的国家的无产者应该怎样行动的问题，同样也不能做出一成不变的回答。大家知道，这个问题早在1893年的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18]上就出现了。多美拉·纽文葛斯当时就提出了爱尔威现在所作的那个建议：他断言，对宣战的回答应该是反战罢工[19]。作为战争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人，当时我坚决地反对了这个建议[20]，当时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大力支持我，对充斥那次代表大会会场的各色各样半无政府主义分子和半资产阶级分子表示了极大的愤慨[21]。我现在还认为，反战罢工的思想是很不妥当的思想。试想在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其中一个国家里有着一个影响颇大的工人政党，而在另一个——很落后的——国家里，工人运动几乎还没开始。如果社会主义者号召无产者进行反战罢工，而无产者对他们的号召有没有置若罔闻的话，结果会怎样呢？这是不难预料的。先进的国家就会战败。落后的国家就会取得胜利！这对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是否有利呢？不，很有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反战罢工也是有害的。 但是爱尔威可能认为，反战罢工只有在工人运动都相当发展的两个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才是适宜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反战罢工不会有我在上面所指出的那种缺点；但是这里又会有另外一种反对意见。 爱尔威本人承认，反战罢工只有作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才是有意义的。这是对的。但是要知道，革命无产阶级始终（甚至不论有无战争）都应该力求革命。为什么它（打一个比方说）此刻没有革命呢？显然，这是因为它还没有足以进行革命的力量[22]。既然情况是这样的，那么争论的问题就势必归结为另一个问题，即宣战是否给予无产阶级以进行革命所必需的力量？对于后一个问题，自然不能用适合于一切国家和适用于任何时候的刻板公式来回答。仅此一点，反战罢工就不可能被国际无产阶级接受作为万灵的战略药方。当然，国际无产阶级是绝不会给自己开这样的药方的。 如果某一国家的有组织的工人政党在这个国家宣战时发现社会革命的时刻到了，那么它在各种用来达到自己伟大目标的手段中，也可以采取反战罢工一途。但是那时候，关于这种罢工的“论点”应该根据当时当地的一切条件加以全面的讨论。如果事先就采取这样的决定，那至少是冒险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1891年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至今仍然保有它的全部深刻意义[23]。必须承认，反对军国主义的最好手段，不是工人阶级的这种或那种可能的——或假定可能的——行动，而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成就的全部总和。我们的反军国主义的斗争根本不可能安排在某一个别行动的时刻。这是个完整的过程。 对于你们提出劳工立法问题，我想可以很简单的回答一下。我们国际社会主义者，谁也不会怀疑这种立法应该是国际的。只有在说到落后国家要求较低的无产者在出卖劳动力时同先进国家要求较高的无产者竞争的时候，才可能有怀疑。我们的某些同志由于这一点产生了禁止性立法的思想。我认为这种思想是与国际社会主义的原则矛盾的。根据我的坚定的信念，我们应该采取另一种方法来克服上述竞争。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应该力求在来自落后国家的竞争者的心中唤起阶级意识，把他们组织起来共同向资本进行斗争，而不应该用边防警备队来防御他们。 同志们，以上就是我对你们提出的问题所能做的答复。请原谅我过久地打扰了你们。 你们忠实的 格·普列汉诺夫 来源：《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第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7月第1版 [1] 《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是普列汉诺夫对《La vie socialiste》（《社会主义生活》）杂志在1905年6月发起的调查所作的回答。这篇文章写于日俄战争之时，文中包含了对军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反军国主义斗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普列汉诺夫在分析《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工人没有祖国这个提法的时候，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这同他后来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年代所采取的立场完全相反。 普列汉诺夫对《社会主义生活》杂志的调查的回答，刊登在1905年7月20日这家杂志的第18期（第65—76页）上。在这以后，才用俄文发表在1905年8月出版（于日内瓦）的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二号上。后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又在1906年作为《日志》的一个单行本专册出版。在1906年，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出版社没有通知普列汉诺夫也印行了这本小册子。在1905年这篇文章还曾用保加利亚文发表过。普列汉诺夫好像还曾打算出版一个《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集；普列汉诺夫纪念馆中保存的“公益”出版社在1905年9月21日给他的信件就是一个证明。 所有各次版本中，只有日内瓦发行的初版经过普列汉诺夫亲手校阅，这里发表的也就是以这个版本作蓝本的。——第94页。 [2] 法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古斯达夫·爱尔威当时以一个热狂的反战者的面貌出现，因而受到政府的迫害。但是他的出发点是形而上学的，他认为既然无产阶级没有祖国，那末一切战争都只是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的。因此他得出的结论就是，对于任何战争，无产阶级都应当用总罢工和起义来回答。 列宁曾经尖锐地批评爱尔威的观点，他写道：“臭名远扬的爱尔威为他的完全站不住脚的论点辩护，他不善于把战争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把反对军国主义的鼓动同整个社会主义的工作联系起来。爱尔威的草案……表明他完全不懂得，采用哪一种斗争手段不取决于革命家事先的决定，而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客观条件。”（《列宁全集》，第13卷，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4页）。——第94页。 [3] 《La vie socialiste》（《社会主义生活》）——巴黎出版的双周刊，由普列桑斯主编，是一家没有什么定见的刊物。根据编辑部的声明看来，这个刊物的主要任务是促进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因而为它撰稿的有社会党各派的代表人物。该杂志第1期于1904年11月5日出版。——第94页。 [4] 1905年6月5日《社会主义生活》第15期刊登了普列汉诺夫所提到的这份调查表。各国各派的社会主义者对这次调查的回答由该杂志分数期连续登载，这里面有倍倍尔、拉法格、瓦扬、考茨基、海德门等人的回答。 第16期上刊登了爱尔威的回答，开头是这样几句话：“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能够相容吗？也许能，就像水火能够兼容一样”（《社会主义生活》，1905年第16期，第970页）。——第94页。 [5]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87页。——第94页。 [6] 伯恩施坦在回答《社会主义生活》的调查时表示了这种意见。伯恩施坦根据这种（即普列汉诺夫所提到的）论断得出了一个结论：《共产党宣言》关于“工人没有祖国”的这样一个论点，在当时已失去意义（参看《社会主义生活》，1905年第15期，第897页。——第95页。 [7] 《共产党宣言》中在“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前面还有这样一句话：“……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什么他们要废除祖国，废除民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87页。——第95页。 [8] 这里说的是1820-1823年法国对西班牙的武装干涉；这次行动是由神圣同盟决定采取的，目的是要扼杀西班牙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人阿尔芒·卡莱尔在1823年作为志愿兵参加西班牙方面作战。——第98页。 [9] 参看《屠格涅夫全集》，十二卷集，第3卷，1954年俄文版，第66页。——第99页。 [10] 在1669年土耳其占领克里特岛以后，岛上的希腊居民就没有停止过反抗征服者的武装斗争。到了十九世纪，这一斗争在希腊展开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影响下达到极为尖锐的程度。1897年土希战争结束后，克里特岛获得了自治权，但仍留在土耳其帝国内。——第99页。 [11] 青年土耳其党人是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其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着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的利益。这一运动肇始于十九世纪末，在1908年爆发了靑年土耳其党人革命。——第99页。 [12] 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撒之战，是斯巴达的奴隶主专制派和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派之间的战争。这一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转化为内战的趋势。这一战争逐渐延及希腊全境；连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也被卷入。——第99页。 [13] 在这里，普列汉诺夫也像当时的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所根据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在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适用的论点，即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在许多国家发生。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几个乃至一个国家内发生的思想，是首先由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而提出并加以发挥的，这一思想通过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得到光辉的证实。——第100页。【本条注释所述，实际上是曲线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其作用是为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辩护。——上传者注】 [14] 拉栖第梦——古希腊的贵族奴隶占有制国家，一般称为斯巴达。——第100页。 [15] 马拉松之战是公元前500—449年希腊—波斯战争中的第一次大会战（发生在公元前490年）。这次战役中，由于希腊军队组织上的优势，特别由于为祖国独立而战的希腊士兵斗志昂扬，希腊方面获得了胜利。——第101页。 [16] 参看《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1947年俄文版，第208页。引文的全文见本选集，第1卷，中文版，第638页脚注①。——第101页。 [17] 这里指的是第二国际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1年）和苏黎世代表大会（1893年）。——第102页。 [18] 第二国际的苏黎世代表大会在1893年8月6—12日召幵。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是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第102页。 [19] 多美拉·纽文葛斯代表荷兰人提出的一项建议，在代表大会《记录》中是这样记载的：“大会决定，建议国际工人政党作好准备，一旦政府宣战，立即举行总罢工；凡是工人能对战争起影响的国家里，工人应一律拒服兵役”（参看《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4卷附录，第329页）。——第102页。 [20] 普列汉诺夫当时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参加苏黎世代表大会的唯一代表。他的代表证书是彼得堡小组和“纽约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协会”授予的。《记录》中代表名单上普列汉诺夫的名宇旁边注明了这两份证书。普列汉诺夫参加了代表大会的战争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并代表该委员会向大会全体会议报告军国主义问题。这篇报告在1893年10月号的《L’Ere nouvelle》（《新时代》）杂志上用致编辑部的信的形式发表。报告的俄文本发表在《普列汉诺夫全集》（第4卷，弟161—165页）、《普列汉诺夫遗著》（第8集，第1册，第136—139页）和《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22年第5—6期）上。——第102页。 [21] 参加代表大会的二十个国家的代表中，赞成荷兰代表的决议案的只有六国，其中包括法国；但会议以大多数票通过了比利时代表对这一决议案所作的重大修正：“……议会中的工人代表应当投票反对任何军事预算，并坚持普遍裁军”〈《……记录》，第30页）。——第102页。 [22] 普列汉诺夫在苏黎世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荷兰代表的建议——战争时期举行反战罢工——无非是一种空想。事实上，要实现这个建议，就需要有力量，有很大的力量，需要军队都听从社会民主党。然而，一旦我们拥有这种力量，我们就无须乎放下武器了：我们的义务将会是给武器另找一个用途，这个用途的性质是不难预见的”《普列汉诺夫全集》，第4卷，俄文版，第161页）。——第103页。 [23] 布鲁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普列汉诺夫的《1891年工人运动》一文（刊登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杂志，1892年，第4卷）中曾经引用过（参看《普列汉诺夫全集》，第4卷，俄文版，第109~110页）。这一个由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被称作是“德国的”决议，虽然它受到法国代表瓦扬的热烈支持。苏黎世代表大会战争问题委员会的讨论，是以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德国”决议和号召总罢工的纽文葛斯的荷兰决议作为基础的。——第1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