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范畴，除了其中不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一套术语以外，在某些方面比其他范畴要简单明瞭得多。无论是资本一词，无论是积累一词，无论是利润一词，无论是我们所讲到的剩余价值一词，严格地说都不是无条件地适于用来说明国营经济内部的关系的。必须或者有条件地使用这些术语，或者在这些名词前面加上形容词如国家的资本，社会主义的积累等，或者预测发展的趋势，象我们对待剩余价值一词那样，用剩余产品来代替它。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等量资本的利润率平均化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生产力分配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试问，什么调节手段在国营经济中起着同样的作用呢？第一，国营托拉斯的利润率由什么来决定，第二，在国营经济各部门之间分配新资本时，什么制度在起作用？利润率平均化和生产价格规律的作用在这里由什么来取代？
当我们把我们的任何一个托拉斯同在充分的或有限的竞争自由条件下相应的一批资本主义企业相比时，国营经济中“利润率”的概念向新的生产和分配关系变化的程度有多大就很明显了。假如说，起作用的不是我们的国营机械制造厂联合公司，而是象布良斯克公司、索尔莫沃工业公司等等那样的几家资本主义公司，起作用的不是在交换领域由纺织辛迪加领导的纺织托拉斯，而是莫洛佐夫、科尔晋金等制造商行。资本主义机器制造企业和纺织企业在经济年度开始时，甚至既不能大致了解它们将比它们现有的固定定货多生产多少，也不能了解到原料的价格，不能了解到它们在劳动市场上会遇到什么意外情况，以及它们自己的产品售价，因此也不能了解它们可能得到的利润率。大部分“资本主义计划”因素是未知数。新的竞争者可能哄抬原料价格，压低售价，工人则可能搞个把月的罢工等等。因此，企业的平衡表在营业年度结束以后可能会有很大的意外性。它或者可能在利润栏里通知，在该年向该部门投入的资本比所需要的多，利润率的降低会反映出所通知的情况，或者由亏损来大声疾呼，或者正相反，由于企业产品的市场价格提高和其他原因而利润率猛增表明投入该部门的资本不足。由我们的莫洛佐夫商行，索尔莫沃工业公司等等组成的市场的自发势力，靠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目前情况下通过自发分配利润的方法，在各部门和企业的利润栏中指出各种数量，促使建立生产力分配中的平衡。尽管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部门中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有各种不同的比例，平衡将根据生产价格规律来达到，因为由于这一规律的作用，资本有机构成比较高而剩余价值率相应比较低的企业，由于利润率平均化，最终也象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企业一样得到了平均利润。
国营经济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国营机械制造厂联合公司预先知道自己的生产计划，它之所以知道，因为它的所有定货人也都知道自己的计划，纺织托拉斯也知道自己的计划，虽然在实现计划时波动可能比较大，因为其纺织品不仅在国营部门内部及其职工中间销售。但是只要对城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进行稍微可靠的统计，这个计划就不可能同计划设想有很大的出入；而在商品荒的情况下，整个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因为对全部产品是否能卖出去的担心已不存在了。这样，全部问题在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规模，这种规模的大小是计划完全能够计算出来的。其次，国营机械制造厂联合公司不可能遇到金属价格方面的意外情况，因为价格是国家自己决定的。纺织托拉斯不可能遇到设备价格方面的意外情况，因为设备是国营部门内部创造的，不可能遇到来自三分之二由国内生产的棉花以及亚麻、大麻方面的意外情况，因为它们的价格与其说是市场决定的，不如说是国家计划机构决定的，也不可能遇到工资方面的意外情况，因为工资水平是根据国营经济该年的储备有计划地确定的和通过集体协议来固定的。由于国营经济中以及国内工业原料市场上的计划因素的加强，利润和利润率平均化手段的实质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如果私人企业主只可能根据各种间接的标志来猜测他们将有怎样的平衡，那末，苏维埃托拉斯在经济年度开始以前以生产计划的形式确立的平衡已达五分之四，因为托拉斯的产品的出厂价格是有规定的标准的。有了这种规定的标准，价格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利润率就失去了对生产力分配的调节作用，因为这种分配不是通过迂回的、间接的、自发的方法来达到的，而是由该年总的经济计划直接规定的。这已经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利润率。这种利润率又要再分成资本化了的部分和资本家所消费的部分，从而会使再生产制度中的平衡大大复杂化。这是各该生产部门的社会主义积累率。各部门相应的积累率在生产计划各部分中都已作了规定，首先在出厂价格的水平上作了规定。由于工业的社会主义化和国营经济中计划因素的增长，首先是社会主义积累范围计划因素的增长，利润的范畴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分配关系，不仅随着资本家阶级的消灭而消失，而且作为在价值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集体国营经济各部门之间生产力分配的调节者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形。
现在我们来分析问题的另一方面：生产中新资本的分配方法，或者，由于讲的是国营经济，最好说是新资金、新的生产要素的分配方法。
在资本主义社会，那部分不能直接加入到运行的企业的资本中去的、用于生产的剩余价值，以股票形式在各种不同的生产领域进行分配。在银行的协助下或由银行建立股份公司以从事新的建设，这种公司发放股票，在拥有游资的商业企业、工业企业、其他企业或个人中间加以推销。集股的形式是把新资本聚集起来并在生产中进行分配的纯自发的形式，从这方面来说，它是符合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我们在这里不准备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给集股的做法带来的变化。在苏维埃经济中这个问题是怎样得到解决的呢？
大家知道，首先，我们已经有相当多的股份公司是纯国营的，为数不多的股份公司是混合的和私营的。我们在新的生产资金的分配和投放方面似乎在步资本主义的后尘。
但是，这种看法也许是对表面形式的认识而不是对问题实质的认识。更不用说，在我们这里通过集股的办法筹集的新资本是很小的一部分，拥有国家资本的股份公司的结构和工作方法同任何托拉斯的活动几乎毫无区别，而收集资本的方法就是国家机构为民营企业或公用企业（两者是一样的）或企业集团批条的方法。只有在那些既有国家资本的股份，又有私人资本的股份的地方，情况才有些不同。
没有加入到运行的企业的资本中去的新资本的主要分配形式，除了唯一的和应当认为并非永久的新工业建设的股份公司以外，是我们的银行系统：国家银行，工业银行和其他银行机构，而一部分工业资金是通过国家预算来分配的。这种分配不可能不是有计划的，因为下面这种看法是毫无意义的：国营工业和运输业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全部新建设等等在完成生产计划的范围内是有计划地进行的，而在问题涉及为扩大再生产收集资金的时候，也可能是没有计划的，可能是依靠国营经济内部的某种独立和自发的过程。但是在这里仍然应当顺便指出，我们的国营经济还没有从这方面找到令人十分满意的、为扩大再生产过程服务的组织形式，没有找到国营经济内部固有的同时又同目前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相符合的形式。
最后，还必须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的国营经济目前还相当自发地沿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作用的路线发展，这表现在下列方面：每年积累的平衡结果是由国营经济和整个经济的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私有经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规模、新建设的必要规模决定的，不是事先确定的，也不是有意识地、有计划地通过整个计划价格制度来进行的。可以认为，国营经济这个统一的托拉斯的生产价格的普遍水平，与其说是通过把必要的积累的总数分配到有关的生产部门而摸索出来，不如说是自发地更多地通过算术的加法而摸索出来。我们国营经济的现存结构往往比自己的经济领导制度更先进。
关于在苏维埃经济条件下生产价格规律的变化问题，我们将在第二卷中比较详细地分析。在这里只对这个问题在一般理论上谈一些看法。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率平均化的规律保证生产各部门之间劳动分配的必要比例，尽管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也就是说，尽管生产上所花费的每一单位资本摊到的剩余价值量各异。这种利润率的平均化一方面保证所有的资本家集团有大致相同的消费基金水平，另一方面保证它们有大致相同的积累水平。没有价格规律的作用，资本主义经济各部门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不可能的。整个调节过程是在竞争基础上进行的。这里同我们国营经济的情况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国营企业的利润并未分为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我们只有积累基金，其中一部分由财政人民委员部分去，这或者由于积累资金的相当一部分通过国家预算来分配在技术上有优越性，或者有时由于我们对我们所管理的经济的性质及其规律简直了解不够。
第二，整个积累基金不是把在工人和资本家为争取m 和v 的量而进行自发斗争的基础上得来的、然后根据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在资本主义企业之间分配的所有的剩余价值且加在一起而形成的，而正好相反。我们力求根据生产计划来预先确定必要的积累基金，然后明确其中哪一部分可以通过预算的途径来提供，哪一部分在价格政策基础上来提供。对整个国营经济说来是在价格政策的基础上建立积累基金的，而某些托拉斯的任务则在于用自己的利润来充作这一基金，这种利润在这样的制度下通常不会是平均的，并且国营经济在市场上调度愈成功，它愈不平均。结果在我们的经济中，代替生产价格规律的是受每年为作为统一经济的整个国营经济获得一定的积累基金的任务所支配的价格政策。某些托拉斯的价格水平和这些托拉斯的利润量同这个基本任务是相适应的。无论如何，趋向就是这样的，尽管它尚未被充分意识到并且没有经常在我们的价格政策上得到明显的反映。甚至常常完全相反，价格政策落后于这个方向而有害于扩大再生产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