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1924年1月20日）
同志们，在目前我们党内发生的那些过程中，如果我们从最初就拒绝把这些过程同在我们社会经济环境中、在阶级间的关系中所发生的那些现象联系起来，那么我们什么也不会了解。在这方面，我们党有很好的传统，在遇到每个新的、任何急剧的转变时，在遇到党内外发生每个稍许巨大一点的事件时，党通常总是首先把估计总的情况放在第一位，然后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估计党内的情况。所以我不赞成斯大林同志提出不要涉及我们意见分歧产生的历史的建议，因为这个历史是（而且应当）与分析在我们国首先在工人阶级即我们成为其先锋队的那个阶级中所发生的一切过程互相密切交错着的。因此，我从这里开始自己的发言。
新经济政策新时期的实质
在1921年，我们已进入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我们党内，我们完全一致地转向了新经济政策。我们在列宁同志领导下完成了第一阶段，在列宁同志的领导下我们走完了新经济政策的第一阶段，但是，从1923年起，我们却进入了新经济政策的新时期，关于这一点，我们党内不应有任何怀疑。
什么是新经济政策新时期，它今后对我们党必然会逐月逐年地、越来越大地发挥哪些作用呢？这个新时期的实质是什么呢？
其实质就是：如果以前我们在我们经济方面完全自发地发展生产力，如果我们在我们国营工业方面放松了限制，使我们一些托拉斯本身能在市场条件下摆脱它们所处的困难境地，如果我们一般采取了通过各种经济形式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因为无论新经济政策时的资本或国营工业，或者小工业等都有宽阔发展的余地（当这些敌对的经济形式没有发生冲突时），——在这个时期，整个事业在颇大程度上是自流地进行的。
在这个时期，我们党的经济政策未能促使新问题的出现，因为在那个时间内，这在颇大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就这种意义来说，1923年却是转变的一年。在春季，我们有了首次销售危机的预兆。在1923年春季3—4月间，我们就有了十分明显的剪刀差标志，托洛茨基同志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一部分就是以此为根据的。可见，在这里我们就已进入了新时期，而我们党的任务也就在于：及时地了解这个新时期的一切趋势，并相应地使我们国内政策和党内政策都适合于这些趋势。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呢，这一切在党的决议中获得了哪些反映呢？
我们看到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工业的决议，这个决议考虑到了这个过程，考虑得很及时。往后又怎样了呢？我们是否考虑到了党内的这一切，是否考虑到了党内所应发生的变化呢？没有，没有考虑到。
列宁同志有一次曾经说过：转到新经济政策之后经过一两年，并由于党内统一的问题而将会形成一个新的局面。我认为列宁同志说“一两年”是正确地估计了情况。可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大多数人都认为要两年半。我认为列宁同志当时也不能预见我们在工业方面所获得的那些特别迅速的成就。
从这时起，党内政策与党在新经济政策情况下的任务逐渐地脱节，因为丧失阶级地位的过程开始终止，工人阶级开始成长起来，在这个过程的基础上，我们应当削弱官僚主义的倾向，而不是加强它。此外，在党外一些过程与党内工作条件对我们提出的那些任务之间也有了距离。
中央委员会的错误
这一点也就是中央委员会所犯的主要错误。从列宁同志不再视事的时候起，中央委员会犯了一些错误，其中也包括有重大的错误。这些错误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对于这些错误可以作一个概括的说明。对中央委员会错误的概括说明就是：中央委员会不像有列宁同志在视事时那样能够很早地预见到许多自发成熟的某些过程，不能够较早地指出这些过程进行转变并且使这些转变不致半途而废。
我可以用一些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
我们看到，什么终于会使我们摆脱这种酣睡状态，摆脱机关内的某种官僚主义的安逸情况，这种情况在不经讨论而有一致通过的决议时产生的，这些决议是上面事先决定好了的，关于这点季诺维也夫同志已经写过了。谁摆脱这种酣睡状态呢？是工人阶级。他们通过自己的罢工摆脱这种酣睡状态，换句话说，即党被自发地推动去改变自己的方针。这就是说（请原谅我作历史上某种比较），中央委员会在这个与转变到新方针有联系的基本问题上作了“尾巴主义者”，老布尔什维克都知道这是怎样一回事。是自发过程推动了党，而党却没有预见到自发过程。只是由于正在成熟和出现的危机，由于表现在“工人真理”派、“工人集团”等脓疮形式的危机，只是在有了这些过程之后，中央委员会才意识到改变我们党内工作方法的必要。
其次，至于经济问题，情形也完全是这样的。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通过了关于工业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预见到以后所发展了的意见分歧，预见到有必要转向计划性。但是，在实际领导方面的情况仍然是同这个时期以前一样，一直要到有了自发性的危机以后，党中央才觉得必须更加坚决果断地走上经济计划化的道路。关于这一点，至少昨天在代表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中是这样说的。
关于四十六人的文件
同志们，在这里，请允许我来谈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个错误，这个错误恰恰是它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上犯的。我应当指出，对于签署了四十六人文件的我们来说，在我们签署这个文件以前，情况就已经十分明显。我们认为没有早这样做是自己的错误。如果我们早这样做，这在我们党内就会起着有益的影响。但是，你们在评价这个文件时应当记住一点，就是：当时我们是处在怎样的条件下。是处在危机日益增长的条件下，而且危机的范围是谁也不能预见的。以后，我们的党组织脱离了工人群众，这种情况被罢工、特别是莫斯科的罢工无情地揭露了，并表明了对广大工人群众中时而发生的主要过程熟视无睹的那个守法的委员会对党有怎样的价値。有怎样的价值？七月和八月的事件以及以后发生的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发表四十六人的文件时，就清楚而明确地提出了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关于转到实行工人民主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使我们经济转到更加有计划的制度的问题。
首先，我应当坚决地抗议不仅在莫斯科一些会议上、而且在政治局的正式文件中所作的与四十六人文件有关的那一种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歪曲。在政治局正式文件的34页上，你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大体上重复着托洛茨基同志一封信的话，并在提交中央委员会以前让托洛茨基同志事先知道的那个四十六人声明，说中央委员会使党和国家走向毁灭。”
在括号内援引了引文。在我们的文件里没有这些话。在正式文件里决不能这样引用。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同志在历次会议上到处引用这些话，好像这出自我们的文件。
我们就工人民主问题向全会提出了一定的决议。为了明白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上所谈论的是什么，如果从实际、而不是从形式上来判断，那么所谈的就是下面的。关于工人民主的问题，我们曾经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提议要通过一项决议，这个决议以更确切、更肯定和更鲜明的说法包括在12月5日的文件中。
那么，在这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表决这个文件时会在一两票赞成、五六票弃权的情况下被全体否决呢？为什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没有通过我们的提案呢？这个提案是什么呢？
我们观察了我们党内的许多过程，对于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我们表示担忧。请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已形成的情况，请听听我们，听听我们的提案。有12个人邀请了我们，听完了我们的提案，而这个提案被绝大多数几乎一致否决了，并作出了各种谴责的冗长决议。同志们，难道党中央应当这样对待许多负责同志的提案？这些同志，这四十六个布尔什维克的党龄并不少于整个中央委员会的党龄。当党内发生了波动的时候，当危机正在成熟的时候，难道应当可以如此对待吗？这时任何一个尊敬自己的布尔什维克要是看到了这些情况并想名符其实地配得上共产党人或布尔什维克这一称号，就应当到中央委员会来说：我有怎样一种忧虑，我从哪里找到一条摆脱现状的出路？
当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否决决议而作出谴责决议时，就否决了我们当时的主要提议：通过在上面争论的办法不要惊动全党而实行向新方针的整个转变，这就是我们全部发言的基本意思。我们曾经在这个全会上说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德国的事件正在酝酿成熟），我们不能拖延这种措施，因为在这些对于德国革命最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将没有足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闵为这是不合时宜的。中央委员会摒弃了这种提法，这是一个错误。
其次，中央委员会也驳斥了关于加强经济计划性这一问题的提法，把我们的发言称为，我现在记不起李可夫及其它同志用了哪些字眼，但是，我要重复一遍，所说的话令人很不偷快，例如，把我们的发言称为学究式的、中学生的发言等等，而后来又把我们所提出的四分之三的东西采纳到自己的决议中去。
我们向中央委员会提议，不是惊惶失措，不是从下面施以压力，而是提议要它从上面、极有组织地进行这种转变。中央当时驳斥了这种提法，后来事件就自发地发展起来，因为我们已经说过并对党中央提出了警告。
在政治局委员们对托洛茨基同志的答复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正遭受着日益迅速增长的党内危机”托洛茨基同志认为这种情况已经是不言而喻和无须乎证明的事。同志们，写这些话时我们已经预告说在哪种情况下党内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却乐观地肯定说根本谈不上有任何危机，这种乐观情绪在列宁同志离开我们后在中央委员会估计情况时滋长起来，它对我们党是很危险的。
同志们，决不能犯这样重大的政治错误。这里所发生的事，是一个政治上的重大错误。在进行这种争论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央委员发表了一系列的声明：党遭受着危机，党在发烧等等。这是在12月里说的，可是在10月却是绝对地否定。能不能这样缺乏远见呢？而这是有过的事，我们指出这一点。
事情后来又怎样发展了呢？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开始了我们党内的争论、公开的争论。此后，各地方对这篇文章出现了一系列反应。另一方面，在莫斯科开始分区讨论这个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里能够看到那里所表现的、也完全出于我们意外的那种情绪的增长。
（喊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文章呢？”）
我也有一篇文章。我的文章就是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生那种情况的同一天发表的。
事情后来怎样发展下去呢？发言的内容，你们都是知道的。当时并没有否认党内有了某种完全出于中央委员会意外的变动。加米涅夫同志在巴乌曼区作报告，除6票反对外，全体投票赞同我们所提出的决议案。
这样一来，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才确信事情是严重的。以后，一切事情开始自发地发展起来。中央委员们认为时机已绝对成熟，就对开始风起云涌的党内舆论抛出了12月5日的文件。这个决议早就可以作出，这个决议可以在10月里作出，那时如果进行这个转变，则受到的震荡要小得多。但是，就在这里，中央委员会也等待自下的推动，在这里又要请你们原谅我的说法：中央委员会实行了有点尾巴主义的政策，在这里形成了由于这种争论而更加紧张一些的情况。
关于争论今后旳发展
事件今后将怎样发展呢？在莫斯科，我们可以赞同、也可以反对―切提议，这样，莫斯科组织就能够尽量听到各种观点，并能够估计自己的情绪和意见。但是，至于外省则没有这种情况，而“真理报”的报导和我们党中央机关报从争论一开始所提出的那些口号却对外省起了重大作用。
在这里，下面这样的问题具有巨大的意义。在发生争论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对下列方面负有重大责任：它对这种争论提出哪些口号，它自己怎样判断情况，它自己又怎样说明党内已开始了的运动的特点呢？今后一切都取决于此。而我们看到，处于相当混乱状态下的党中央对于莫斯科组织内发生的事情提出的口号后来在全部讨论过程中起了最坏的作用，这个口号吓唬了党，使党不能完全客观地分析党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个口号本身实际上令人注意到中央机关内部和外省党机关内部所犯的许多偶然的次要的错误。
正如你们对我们的评价一样，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紧要的和严重的关头。在如何确定所谓反对派的社会基础这个问题上意见纷纷和糊涂不清的现象颇为严重。中央委员会提出口号说这是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上的孟什维主义倾向，这个本身就值得争论的口号的提出是为了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克服并击溃党内的反对情绪。这种口号同实际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是一种完全不容许的论战方式，这种口号本身以后被人理解为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项指示。
我认为在中央委员会内部惊惶失措的这个时期，当在中央委员会以完全不能容许的、在我们党内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上未曾采用过的方式对我们进行攻击的时候，由于同志们提出了跟中央委员会不同的提议，从而斗争便尖锐化了。至于以后的事件完全不是像斯大林同志所说的那样发展的。他认为发表了12月5日文件之后已经没有任何意见分歧了。我完全不同意这一点。如果拿12月5日文件来说，除去完全不合乎工人民主精神的任命条款以外，那么我们这里几乎是没有任何意见分歧的。但是，主要的并不在于这一方面，而在于我们以后将怎样共同进行工作。斯大林同志在这里引用我在圆柱大厅所提出的决议为例，并表示惊奇（我不知道这是当真还是开玩笑），为什么这项决议没有被通过。我应当指出，这也就恰恰表明了事物情况。既然在这个文件发表之后由于中央机关的这种指示而产生对同志们的那种态度，即在争论中把他们看作对方，那么就必然产生中央委员会逐渐地迫使他们形成集闭、迫使党内一部分人形成集闭的结果。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同志们，进一步发生的事情只是这种状况合乎逻辑的发展。因此，我对中央委员会在托洛茨基同志发表公开信以前所犯的错误可以作出概括的说明。对中央委员会所犯错误的说明是这样的：中央委员会在列宁同志不能视事的情况下表现出严重的保守，对党内正在成熟的过程估计不足，同时，在通过这方面某项决议时有点畏缩。
你们应当加以讨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后来在争论过程中我们的关系如何。总之，抛出了关于反对派、孟什维主义等等的口号，后来这种说法被更加发展了。随之出现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公开信。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委员会做了不应当做的事。在这里，中央犯了以下对党有害的错误，其后果，我们目前还不能加以足够的估计。中央委员会既然认为托洛茨基同志违背了协议并作了与12月5日决议不一致的那种说明，那就应当完全从形式上摆脱既成的局面。中央委员会应当召集政治局作出关于这方面的正式决议，并通知全党。我们看见在这里事件是怎样自发地发展的。斯大林同志发表了一到信。谁也不知道，他是以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身分或者作为一个普通的老布尔什维克发表意见的，中央委员会对于这种言论的正式态度怎样。后来剥去每一个党员的衣服以及在最近6―7年内所积累的汗马功劳这一过程开始发生了，接着斯大林同志的发言，开始剥去了中央委员会其它委员的衣服，重新提起十月革命时的错误等等。结果，产生了个别中伤的情况。为什么必须这样呢？难道你们就不能按照中央委员会正式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中央委员会所做的事是一个错误。
我现在来谈一谈政治局在对于托洛茨基同志个人的态度上所犯的主要错误。我认为政治局在对于托洛茨基同志个人的态度上所犯的主要错误，就是攻治局在我们之中把托洛茨基同志作为一个陌生人来蔑视。在这种关系下，合作共事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是必须要清楚而确切了解的。在我们党内，对于那些起着重大作用、现在对党还很需要的同志们，要像列宁同志在类似情况下看待他们一样，必须把他们看作是政治活动家和党的领导者，不要把他们看作为党史硏究所的成员。我们这里看到的自发性比对党的领袖作出政治上的估计要多得多。列宁同志在他的一封直到现在党还不知道的信中曾经就民族问题写道：政治上的怨恨是最不应当的。
在这里，我们面前有了自发性，但这是另一方面即相互关系方面的自发性，这种关系终于产生了贯穿着这个文件的整个语调，这种语调对普通党员必定会产生可怕的印象。
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倾向
争论所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组织问题上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倾向的问题。这个问题应当完全弄清楚。这里为了争论目的所采取的办法完全同我们党的历史相反。目前我们在争论中对党的历史旧事重提实际上是为什么？同志们现在进行争论的目的，是要证实：1923年我们机关内的官僚主义可以引用我们党的历史来解释，可是我说，我们党的历史是坚决摒弃官僚主义的。我们在地下组织里有过什么官僚主义？一点官僚主义也没有。官僚主义是什么时候滋长起来的呢？第一是在战争时期，第二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有许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保守的同志把我党历史中的这个时期看成为我们党内组织方面的理想，而完全曲解了历史的远景。这种看法是对布尔什维克党的诽谤，是必须加以坚决反对和摒弃的机关保守思想的一种表现。我们再进一步来谈一谈问题，我们真实地提出关于我们党的历史的问题，我们这里在1923年就反对官僚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将证明在这里存在怎样的矛盾。布尔什维主义接其本质来说是跟官僚主义相矛盾的。布尔什维主义联系群众，它积极行动，它不能容许在发生罢工时我们所表现的那种僵化现象。由此可见，这种官僚主义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是与我党实质相矛盾的。这个论据说明，人们同我们进行斗争，引用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历史是为了替我们机关里的几百个官僚主义者作辩护。你们就是这样提问题的。列宁同志曾经在我们党内教导我们说：不要孤立地、脱离其它事物来看任何一个真理。这可能是真理，但是，如果你这样提的话，使真理辩护谣言，那就要打倒它。而你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曾经从上到下选出我党的骨干，这是完全正确的。有过这种双重的过程，但是，如果选出这些骨干是为了在1923年证实为几百个官僚主义者作辩护，那么我们的事业就糟了，我们反对这种提法。这是带争论性的甭曲，它使我们的党对事情的真实情况具有最不正确的概念。要知道，外省充满了这种情况。
关于党内统一的问题是这样提出的，仿佛我们是一些应当被驱逐的分裂分子。你们就是这样提问题的，实际上是把外省引入迷途，吓唬我们全党。其实，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容许的。
远景
现在，我来谈一谈最后一个间题，即关于远景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威到十分明显的是：中央委员会想要犯的新错误正在成熟，代表会议对于这种错误无论如何也不应迁就。这种错误如下。为什么我们过去会脱离工人群众呢？这是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有任其自流发展着的经济，而我们党组织内部却又产生了官僚主义。斯大林同志谈到了这种官僚主义，这种使我们的党和党组织逐渐适应苏维埃国家机关的情形。如果斯大林同志坚持他在这里所说的（对他的报告的第一部分绝对没有反对意见），如果他坚持说（他坚信这绝对是真的）我党从党的集中制建立国家机关的集中制后，我们党本身会在这种机关的压力下而逐渐蜕化，如果这是对的，那么我要警告你们，你们目前对于所谓反对派所实行的政策完全会使你们重新陷入我们已经摆脱的那种状况。
按照所有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的逻辑来说，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我们此刻是处于这样的情况，如果代表会议同意发表斯大林同志所讲的决议中的那一条，如果代表会议同意向那里放出形式上是反对反对派，而实际上是反对12月5日文件、反对转向新方针和转向我们谁也不偶像崇拜的党内民主的一切实际努力的大炮，那么会得到以下结果：我们会使党重新陷于沉默状态。因为当每个发言的人即使与反对派并无任何联系（即使在思想上的联系）而可能被看作反对派分子，当他受到追问，当人们从这个文件在某种形式下对他是否适合的观点来对他作鉴定时，那么我们会使党陷于“风平浪静”的状态。12月5日在党面前所提出的任务将被无定期地拖延下去。
其次，谈一谈我们的机关。党脱离工人群众和工人下层的现象，将不会削弱，而会更加厉害。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很多次会议上都列举了我们党的成分，指出大量专业化的情况，指出党的成分从各方面来说都过于复杂。同志们，我对你们说，在前一个时期我们已经有了18,000个参加机关的党员，除去未起重大作用的以外，他们恰恰是在按专业化方面要对全党负责，对一切组织负责。结果，他们不仅脱离了其它普通党员群众，而且也脱离了其它专业工作的负责党员。这种过程是极其有害的过程，并且由于你们为了向反对派作斗争所拟定的路线必然会使这种过程加强起来：而不是削弱下去。党中央委员会在向反对派放炮之前就开始实行免职政策。这是一个特征，即你们是从末尾开始，从调动工作开始，这就是使我们遭到七八月罢工和党内新危机的那种整顿工作。我们完全公开地说明这一点。在这种制度下。12月5日的决议在党内是不可能贯彻的。我们自己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远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建议执行12月3日的决议。此外，我们建议要申斥在这个争论时期内所出现的一切意味，我们机关内的官僚主义者反对我党的成长和发展的斗争方法。
（译自1924年1月20日“真理报”第17号）
来源：《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24—1927年）》，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2月第1版
录入者：路人韦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