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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制宪国民议会致辞（节选）
蒲鲁东
1848年7月31日
大狗子 译自英文版《蒲鲁东选集》；英文由保罗·夏基译出
公民蒲鲁东：公民代表们，你们很没有耐心，以至不足以倾听我的演讲，好像它已经结束了一样。过去的二十年里社会主义曾令人民感到兴奋。社会主义曾带来二月革命：在这一点上国会的争吵无法搅乱大众的认知。革命的每一次行动都有着社会主义的特征：无论是在三月十七日、四月十五日还是三月十五日。当政治活动还在维尔酒店（巴黎著名建筑，距市政厅很近——译者注）里进行时，社会主义就在卢森堡宫开设了法庭。而国民工场是对社会主义的漫画式模仿，而不是它发展的一部分，它的失败没有给社会主义带来耻辱。社会主义是唤起现在的起义的一面旗帜，如果想要吸引工人的参与，那些奠基和开拓革命的人需要这项伟大的事业。那个你们想要通过逼迫它在这个论坛为它自己做出说明来撇清与它的关系的东西，正是社会主义。我也乐得和它撇清关系（疑似抱怨大会对这一话题的抵触——译者注），但鉴于你们向我保证过言论的自由，在这里我或任何其他人都没有结束社会主义或其他话题的义务。（长时间的咕哝）
以我能付出的全部专注，我倾听了财政委员会对我有幸提交的动议的评论；然后，以我所能付出的所有勤奋，我认真审阅了周三最后一场大会上你们听到的报告并且我得声明，读过以后，我认为为使之通过我已经做出了所能做的最大让步。〔…〕
其意图不过是以欺凌我的方式，来同时欺凌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欺凌来自无产者的抗议，并且在行动上向着另一条反动的道路迈出一大步（“继续讲！——好好听！好好听！——往下讲！”）
要明白：社会主义的力量不在于一个人的成功。但是，既然一项金融动议已经变成了党派争端，我也不会回避更广泛的辩论。今天的事实将证明，一些金融权贵在过去二十年里的无能，已经成为了可能导致我们毁灭的祸根。多亏了财政委员会，争论的焦点并不在我和公民梯也尔之间，而是在劳工和特权人士之间。〔…〕
公民代表们，摆在你们面前的议案，其重要性并不比——你们该了解这一点——二月革命低：而你们正将对前者做你们一堆后者做的事。你们对我的建议一无所知，就像你们对革命（的反对）一样，无论是其原则、目的还是手段，你们都一无所知。财政委员会，根据它的职责，本应让你们熟悉这些内容，但它对这些内容却只字未提。它对我的动议的全部怀疑，都是出于我动议具有的一点革命性。财政委员会还欢迎革命思想吗？它是否认为二月革命只是一场意外，只是一个可悲的事故？至于我自己，我是认真对待这场革命，并承诺将其进行到底的人之一。因此，各位公民，请允许我为解释我的动议而采取超脱于这一事件的看法。除此以外，我会只发表简短的序言。在93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共和国面临最可怕的威胁的时侯，国会对收入征收了三分之一的税。我不打算告诉你们此税是如何制定、如何受到欢迎、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想向你们指出的，也是现在唯一重要的是，在93年，财产为革命付出了应付出的代价。当时，当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时，财产——这是一件少见的事——为公共安全做出了牺牲；而这在人们的记忆中，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牺牲之一。从那时起，在期间五十六年的时间里，财产，我指的是净收入，对公共事务的贡献为零。（否认和笑声）省省你的笑声吧。
按比例征税，财产对公共事业做出贡献的唯一可能的基础，一直是完全由劳动者承受的负担。仅仅是劳动者——让我有意地再说一遍，以邀请任何可能反驳我的人——只有劳动者缴纳了税款，就像只有劳动者生产财富一样。1848年革命到来，他们的危险，他们的痛苦，尽管性质不同，却并没有比93年的时候少。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财产也好，净收入也好，所有在特殊于、分离于总产值的范围内的金钱，是否愿意为革命做任何事！93年革命反对的是专制和外国侵略。1848年革命的敌人则是贫穷，是把人民分成两种人，忍受它的人和不需忍受它的人的贫穷。，在不同的时期，对二月革命的目的有不同的描述，例如说是为了消灭贫困、为了组织劳动、为了劳资调和、或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最近的说法是工作权或工作保障。这个保护工作权或承诺提供工作的准则，就是你们在宪法草案第2条、第7条和第132条中所接受的，而且，我毫不怀疑，你们会坚持这一准则。（噪声消失）
因此，在各位接受将革命的核心概括为工作权的基础上，我将直接把话题引到我的动议上，我想知道：这种工作权的内容是什么，又如何才能实现？〔…〕
如果产品市场没有限制，工作就可以得到保证：这就是我的第一个论点。我不认为会有任何人在这一点上反驳我。总地来说，如果劳动，需求总是极大地大于供给，那么显然工作就会得到保障；这不需要国家的承诺；也不会损害自由或秩序。推导至此，好像没有任何困难阻止工作得到保障。那么，是什么阻止了我们保障这样的结果呢？是消费的力量，它在社会上，和相似地在个人身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如果最大的财富对一个懂得过日子的人来说都永远是不够的，在一个爱舒适、好奢华、向雅行的国家里，如果消费的能力是按需求的比例赋予，那么，消费怎能够停滞呢？难道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吗，如果我们不只有100亿的、仅仅带给我们每人每天75分钱的微薄的产值，而是有足够的财力去消费1000亿，即每人每天7.50法郎，我们会就这样使消费停止吗？（挪动脚的声音）我不是说我们现在有能力这样做；但我是说我们有能力花掉它们。（笑声）
所以，归根结底，缺少的不是消费意愿，因而也不是市场，而只是消费被病态地侍奉着。有什么东西在阻挠它，有什么东西在否决它。商店里的商品鼓鼓囊囊，但人民却赤身裸体；贸易停滞不前，人民被完全剥夺了生活！我们如我们所是的人那样生活着，我们这些人都是要先舒适才思奢侈的；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只要我们有能力，我们就会生产，只要我们有能力，我们就会做任何事情；财富就在那里等着我们，但我们却一直处在贫穷中! 如何解释这个谜题？使消费受阻，并作为必然结果否决工作的，是产品流通的受阻。而产品的流通也确实是受阻的：
1．由于以金银为专用交易工具。
2．由获取它们必须支付的利息或征费。
3．由于一切类似所有资本和生产工具（特别是土地）与流通工具——现金——之间的关系的机构，即各方面都在对劳动工具像对货币一样征税，使它们就其闲散的持有者而言，劳动工具基本上成为产生利息的惰性机构。
4．最后，由于对黄金的迷恋和垄断的蹂躏，其影响是，个人不是为了享受而生产，从而按劳动比例消费，而是为了积累黄金或资本而生产，并通过这种积累，要求免除劳作，有权不生产而生活，并剥削劳动者。〔…〕
人民，在这一点上抢先经济学家一步，开始掌握了这一点：工人阶级已经分析出了阻碍流通、关闭市场、必然导致停滞和罢工的秘密力量。在无产阶级的眼里，储蓄和退休基金相当于现代社会的恶人先告状（devil-take-the-hindmost）。金融家们对此一无所知，或者，即使知道，也要装作不知道；他们的特权在这里受到威胁。所以，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归结为建立某种不可能的共同体（communauté），也不归结为颁布一种不自由的、不成熟的平等的法令；它包括取消给生产、流通和消费带来负担的各种费用，我用“自由信贷”这个更技术性的、更有金融意味的准则来概括这种取消。（杂乱的插话）
自由信贷是将宪法草案中规定的这两个词翻译成经济学语言有保证的工作。现在，货币利息是特权的基石，也是所有高利贷（我指的是资本的所有收入）的调节器，因此，我们必须通过逐步削减货币利息来实现自由信贷，并废除阻碍流通和人为制造贫困的税收。这就是我们不久将实现的目标，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它的资本可能会提高到10亿或20亿，我在这里是按照金融学的通常的计算方法，它可以确保在理想的条件下进行贴现和支付佣金，但没有利息，因为一个社会从自己身上牟取暴利是存在一个隐含的矛盾的。因此，让我们拥有我们的国家银行，让我们组织公共贷款，除非我们想坚持并使特权和贫困永久化，否则，很明显，有了这家银行，撇开行政和办公费用不谈，我们将实现无条件的折扣，无条件的贷款，最后，是无条件的住房和土地使用权。（总的、长时间的嬉闹）
一旦我们达到这一点（更多的笑声），激励商人和实业家的原则已经改变，对舒适和有效享受的热爱已经取代了野心和贪婪，成为辛勤工作的动力，对黄金的迷信已经被生活的现实所取代，储蓄让位于互助，而资本形成是通过资本交换本身来实现的，消费和享受将减轻所有的负担。（冗长的中断。笑声和各种感叹声）
因此，我承认，而且我在作出这一声明时没有丝毫困难。我承认并确认工作保障与保留既定的流通税和收费 以及劳动工具和财产的领地权是不相容的。（感叹）
那些自称不是这样的人，可以把自己说成是傅立叶派、吉伦特派或山岳派；他们可能是非常诚实的人，也是优秀的公民——但他们肯定不是社会主义者；我还要进一步说，他们不是共和主义者。（进一步的感叹）
正如政治平等与君主制或贵族制不相容一样，流通和交换的平衡以及生产和消费的均等——换句话说，受保障的工作——也不能与现金的君主特权或资本的贵族地位相协调。既然这两套观念在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我们就不得不再次得出结论：财产或净收入的存在完全依托于奴役，而奴役在共和国中是不可能的；于是只有两种情况之一：要么财产将压倒共和国，要么共和国将压倒财产。（笑声。一阵阵骚动）
公民们，我很遗憾，我说的话竟然会引起你们如此大笑，因为我在这里说的话将是你们的死期。(“哦！哦！”——新的笑声)〔…〕
〔…〕
让我再说一遍：二月革命没有别的意义。（窃窃私语）除了以最快的速度逐步取消所有这些对劳动是负担、对流通是阻碍、对支出是障碍的世袭权；然后，作为必要的后续行动，激发出永不满足的需求，开辟一个无底深的市场，并把工作的保障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在不深入探究由此构建的社会的新形式的前提下，这就是我所看到的立即和实际解决社会问题的机会。这就是我所说的，也许说得不恰当，废除财产。因为，请记住这一点，在这里，我们没有征用，没有破产，没有土地法，没有共同体，没有国家干预，也没有对继承权和家庭的侵犯（欢笑声此起彼伏）；而只有通过国家银行的竞争这一方式来消灭净收入，这消灭也就意味着，自由，只有自由。（中断）〔…〕
公民代表们，你们刚刚听到了我的信仰宣言。为了让你们理解我的动议的意义，这是很有必要的，而向你们宣读的报告使这一点变得更加不可或缺。有人指责我掩饰自己的意图，或者不敢在这里陈述过去十年来我在小册子和报纸上的文字。今天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你们可以证明我是否在掩饰，我是否害怕在法国面前说出我的信念和愿望。是的，我谋求废除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财产；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本论坛谴责的一篇文章中，写下了这句话。财产收入是一种不劳而获的特权，社会应该取消这种特权。[1]但正如我向你们指出的，取消这种特权可能是突然的、暴力的，简而言之，可能是以一种理智的人可能会说是对愤怒的赞美的方式进行的，但同样也可能是分阶段的、和平的方式。作为人民的代表，因此，我铭记我有义务照顾每一种利益，我今天在这里呼吁你们，下令进行这样的废除，无论既得利益者可能希望怎样缓慢的步伐和安排，都要进行，并且要有所有有产者们可能坚持需要的安全保证。(偷笑)
正是为了探讨这种废除的方式和方法，而不是为了立即的效果，我才提出动议，要求暂时征收特别税，即对收入征税，通过这种方式，国家将渡过危机，劳动者和主人将恢复到革命前的状况；折旧的财产将恢复其价值；公共贷款将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推出。
那么，这里就是〔…〕我的动议背后的含义。
1．阐明二月革命对财产和资产阶级的意义和目的。
2．向有产者发出通知，说明着手改造社会的意图，并在这期间请有产者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有产者要对其拒绝的后果负责，不排除任何情况。（大声打断）
多名议员：什么！不排除任何情况？解释你的话！
公民杜宾（代表涅夫勒省）：有多清楚呢？不过是“要钱还是要命”!
许多的声音：议长先生，请这位议员解释一下！
公民发言人：议员已经听到了问题，我想请他自己来解释。
公民蒲鲁东：财富与责任是相辅相成的，我的意思是……
几名议员：我们知道你的意思！
公民蒲鲁东：意思是说，如果有人拒绝，我们会自行在没有你们的情况下进行清算。(愤怒的咆哮)
众多的声音： 谁，“你们”？你又是哪种人？（兴奋）
公民欧内斯特·德·吉拉尔丁：你是在说断头台吗？(小声议论——一些质疑从几个地方向发言人传来)
公民发言人：我请在座各位保持沉默。请发言者发言，以便他解释他的想法。
公民蒲鲁东：当我使用“你们”和“我们”这些代词时，不言而喻，当时我是把自己认定为无产阶级，而把你们认定为资产阶级。(进一步爆发)
公民圣-普里斯特：这就是社会战争!
一位议员: 在6月23日发动了！（指法国工人于该年6月22日发动的起义——译者注）
几个声音：让他说！听着！听着！
公民蒲鲁东（继续）：我列出我的手段的目的是要告诉你们 我的议案也保护了财产的利益，这对革命的目标是如此的重要。我的议案最令人气愤的地方是，从结果上看，它永远不会失败；在金融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议案；最重要的是，它不是一段翻译，也不从英国人那里借过来的。没有人敢反驳说对收入征税是不公平的；这种人会被科学大师、税收的秘密誓言和英国的例子所反驳；他们会让大众的意见排起队来队反对他们〔…〕
这是自征税表决成为议会特权以来，征税第一次被指责为劫掠行为！对收入的征税是劫掠？那我们该把对劳动者的征收叫做什么？谋杀？〔…〕
只要把事情说清楚，就可以向任何一个有诚意的人证明，这种财产如此可笑地变成了所谓家庭和文明的基石，就算有些人可能仍然希望维护它，但它命悬一线，用不了多久就会断裂。任命一家国家银行无异于将财产一笔勾销，无需争论或吵闹。
一个声音：听见了吧，我们死了就没有麻烦了!
另一个声音：把这篇演讲稿发表在《箴言报》（Le Moniteur）上！把它的作者拖到查宁顿（Charenton）去！[2]
[1] 蒲鲁东使用的是“rente”一词。这可以翻译为年金——即以一系列定期付款方式支付的资本投资收入。由于他反对一切形式的非劳动收入（租金、利润、利息等），所以指的是一切形式的由所有权产生的收入。(《蒲鲁东选集〔英文版〕》编者)
[2] 查宁顿是一家疯人院，1645年由神父的慈善机构在法国查宁顿-圣莫里斯（Charenton-Saint-Maurice，现在的圣莫里斯，Val-de-Marne）建立。(《蒲鲁东选集〔英文版〕》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