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瞿秋白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锋》第一期，署名屈维它。瞿秋白是这个刊物的主编。一九二七年初，作者自编《瞿秋白论文集》（未出版）收入本文，个别地方有修改，并加了小标题。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一、帝国主义之投货、投资、垄断原料及文化侵略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十九世纪时已经形成世界的经济，渐渐撤毁一切“民族”的藩篱。因机器生产的发达，而各国自为一经济“地位”的状况，遂暴露其不可能的弱点。原来资本主义的经济根据乃在于商品，他必须有购买者，必须有市场。自国内市场之发展至于国外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力侵入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于是帝国主义出世，地球上遂有所谓殖民地。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之形式、方法可以因时因地而不同，然其最终目的都在于强合此殖民地于其自己的经济机体，其普遍性质又总是反乎一切“自由”原则的强权。自军事的、政治的以至于纯粹经济的，往往形式上愈缓和，而实际上愈狠毒。 列强先进各资本主义国家之商品生产日益扩张，他的国内市场已觉得不能消受；此处不但因国内人口有限买不了这许多商品，而且因为资本主义自身所惹起的种种社会病象：如经济恐慌、失业增多、民众破产等，所以国内人民即使不少，亦大多数没有购买力足以消受如许之多的商品。同时托拉斯等大生产的方法既减少国内的竞争，又大增商品制造的能量，于是不得不求扩张市场于国外，侵略弱小民族，有时简直公然掠夺。大资本国家相互之间因争夺市场而互斗，各自对于某种实业行关税保护政策，对于某种实业行奖励保护政策；各自借此政治方法而渐以“强权征服”代“自由贸易”于经济之中，于是殖民地更成列强互争“投货”之对象。列强各自既不易侵犯，则侵犯弱小民族，既而于弱小民族之国家里仍旧遇见竞争，则进一步而各谋吞灭此弱小民族，使为自己的领土。 再则，资本主义不但要求“投货”的市场，而且还必须有取得原料之来源；生产愈发达，需要原料愈甚。自己国内原料往往不足供给，或者虽有原料而太贵；于是资本主义国家必千方百计谋夺天产丰富而实业尚未开发的地方，或者强行占据，或者划入其势力范围。此等倾向亦为惹起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互斗的原因。殖民地的占定及势力范围之划出，一则为剥削该地起见，二则为防止其他强国与之竞争；然而“垄断原料”比“争夺市场”所引起之纠葛尤甚。因为争夺市场与割地占据还不十分密切相关，而“垄断原料”却至少要有势力范围。 其次，资本主义国家既已剥削自国的无产阶级，又掠夺各殖民地的劳动平民，其资本日益增长，而往往有很多的“多余资本”。于是此等多余资本又千方百计输入殖民地；其实是国内生产发达超过自国消费的能量，所有资本不能尽量容纳于生产机关之中，所以侵入殖民地。一则原料就近采取，二则工力价廉，企业容易发达，是为“移植资本”。（此等生产的移植资本，往往对于非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厉行保护政策的亦可以实行，因为行保护政策的国家，其资本主义必在当时为较弱，而境内的外货输入甚少，若资本主义较强的国家投资于此处，亦必能得利。）然而除此以外，资本主义国家尚有为纯粹不生产的投资，如政治借款、军事借款等，借此可以取得债权者的地位而干涉弱国财政，以至于取得其全国的经济权。各国“财政资本”发展的程度有高低，所以他们对殖民地投资的能力有大小，而所持的投资政策也有不同。财政资本能力大的，可以稍费军事侵略而总握殖民地之经济生活（如美国之于中国）；财政资本能力小的，就不得不常假暴力，或者特别划出较小的范围以便投资（如日本之于南满）。各国投资互相接触于一处时，又必发生冲突，于是大则战争，小则竞相干涉殖民地的政治，总以取得统治者之地位或“代理统治者（军阀）”之内应为目的。 最后，“移植资本”于殖民地，对于资本主义还有一种利益：就是殖民地没有资本主义，因此亦没有职工联合会的运动；行会组织[1]遇着资本主义立刻崩坏，资本主义至少在最初一期必能任意剥削，劳动条件、工厂设备都可以任意敷衍，工资及工作时间尤其没有阻碍，可以自由增减。他们还造作种种“学说”否认阶级斗争。至于借款投资等的进行，更因为殖民地人民的“办事技术”远逊资产阶级的社会，可以任意欺罔；而且殖民地旧治者阶级未受民权运动的损害，可以任意利用，蒙蔽人民。然而各国资本主义互相竞争，玩弄殖民地的民族感情，镇压殖民地的劳动运动，其方式虽然可以因时因地而不同，然而其自相排斥倾轧亦始终必至于冲突，间接即始终必引起殖民地平民之反抗。 帝国主义的步骤：一、强辟商场；二、垄断原料；三、移植资本；四、文化侵略。各国依其自国资本主义发展之程度而异其侵略之方式，又依世界经济变更之动象而异其相对之关系；假使以中国所处国际地位而论，此种现象非常之明显。尤其是因为中国在地球上所处的位置，及其与欧美接触的时代刚刚不左不右不先不后，造成了“国际的殖民地”。于是列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方式各种俱施，列强互相排挤，而结果反维持均势，中国得以苟延残喘，因此经过的时期很长。所以列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方式变迁复杂，弄得中国平民眼花缭乱，不知是敌是友。实际上中国的所以不亡，仅仅因各帝国主义国家力敌势均，无一敢首先发难，而又互相牵制罢了。 二、列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方式帝国主义初入中国，实先及于边境各属地，当时承“寻觅印度”之商业资本之后，各国势力尚未甚接触冲突，所以第一期的“投货时期”其侵略方式纯是各行其军事的占据领土及强力开辟商埠。如鸦片战争[2]、英法联军[3]等役之逼开通商口岸；如缅甸、安南、台湾、琉球、香港等地之割让，其时中国对于列强仅是销货的市场。 西欧资本主义既发达至工业资本，需要原料渐急，中国的天然富源又渐渐为列强所发见，所以第二期的“投货时期”，其侵略方式已是列强争相以军力、以外交手段占据“势力范围”。如胶州湾、威海卫、旅顺、大连等之租借军港；长江流域、东三省、云南、两广、福建、山东等处，英、俄、法、日、德势力之划分；铁道、矿山之分配于各国。其通权为各国所时中国对于列强已成原料出产地，运输交必须，矿山为各国所垂涎，尤其是销售货物。势力范围之划定，正是列强分赃的办法。预备瓜分零碎脔割中国使成分属各国的完全殖民地，可以各在其势力范围内行其对于自国投货的保护政策；然那时国际局面已经复杂，美洲商业资本大膨胀，不利于中国之瓜分而失其广大之市场，于是提出所谓门户开放政策[4]。因此瓜分局面破坏，反成为犄角之势。 此两期中，因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式始终是很公开的掠夺、显而易见的军事行为与外交阴谋，同时又因为受列强余润的官僚资本家经济能力还很薄弱，所以自“平英团”[5]至“义和团”[6]，中国平民排外的运动虽然极蠢，而爱国的民族主义的社会意识却表示得非常清楚。而且此两时期中，表面上看来，列强侵略中国，做得穷凶极恶，而实际上中国的经济生活始终还能有几分独立；李鸿章[7]的北洋海军、造船厂、兵工厂等足以证明中国始终还有几分反抗列强的可能。中日战争[8]败后，财政上第一次受巨大赔款的打击，军事设备也一蹶不振；外债渗入中国经济生活，中央政府财政上收支不能相抵也从此起。至庚子赔款[9]几已将中国财政完全破坏。况且种种新政费用日增，而国内经济——农业、手工业破产不已，入不敷出，只有乞怜于外债。这都是受帝国主义侵略逐步发露的当然的病象。 嗣后日本崛起，能与欧美在中国商业上竞争，世界经济中就起一种变化；欧美先进国资本主义又已发展至财政资本（对内则银行资本渐集中而能掌握托拉斯等大生产的工业，对外则以放债攫取弱小民族之财政权），中国至此正需迎受外资以首先解决财政之困难，适应铁道矿山等事业之需要，所以就开始第一期的“投资时期”。其侵略的方式乃是争相放债以取得抵押品，取得债权，取得监督财政权为条件；如盛宣怀[10]经手之一千万元铁道公债之日款，美政府发起之四国币制借款一千万镑，粤汉、川汉借款六百万镑，民国成立后之六国银行团二千五百万镑大借款[11]，……于是关税、盐税等都入外人之手。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移植资本。因为此等投资大都是实际上非生产的外债的性质，对于政府的投资，无论如何必有极浓的政治色彩，因此，列强之间冲突时时暴露，如日本之“满蒙除外”问题等。 财政资本实际上有魄力的，始终要推先进的英美，力能笼罩全中国的经济生活（欧战[12]后的美国尤其有此等能力，且不得不注意于中国）。欧战期间，日本的资本在中国有畸重之势，引起中国单调的排日。欧战后，俄国社会革命引起中国的社会运动，中国军阀政治紊乱经济太甚；同时趁欧战的时机中国资产阶级亦始终稍有发展，所以能隐约开始第二期的“投资时期”。 其侵略的方式乃是暗助最温和的排日的民众运动，提倡裁兵运动，预备移植资本，自营（或所谓“合办”）实业于中国境内；华府会议[13]等类的骗局，整理内外债，整顿税则，增加关税等……以“非政治”的统一借款政策求攫得“共管”中国之权——整个儿的吞下去（美国）。提倡较温和的官僚资本式的民主运动，乃是抑制劳动平民的真正的民主运动之手段。其他“温和”的国际政策，亦无不是手段，目的却在于驯养中国“价廉物美的”劳动平民，令于外资正当输入经营工业时，能俯首听命，是为“文化的侵略”。此一时期尚在开始，并未完全实现呢。 此两期中，因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渐渐离军事行动，甚至要“公开外交”，很足以欺骗近视的中国资产阶级。同时又因为中国官僚资本家之私人经济力已有发展，尽是依赖外国资本的，往往无意之中代表欧美资本主义的利益说话，很足以混淆视听。所以辛亥革命[14]以来，革命党向来以“保护外人利益，决不破坏条约”为天责。五四运动虽有伟大的成绩而后来每况愈下，往往只替“国际联盟”[15]、“国际协会”、“华府会议”做宣传，民族主义的社会意识，日渐隐晦。而且此两时期中虽然表面上看来列强之对于中国：山东问题亦有人替我们伸冤，治外法权都有人肯退还。实际上，中国私人经济愈发展，则其依赖英、美之财政资本也愈甚，国家经济力薄弱至于极点，已离破产不远。即使军阀的兵都裁掉，财政理好，内外债都有保证，然美国处于债权国之地位，又能输入大宗资本于中国实业之中，即“无政权”，而全中国亦已完全在其掌握之中。将来弄得无一工厂无美国资本，无一银行不受美国支配，中国的小工业、小商业必不能与之竞争，势必全中国都成美国之“雇佣的奴隶”。这是假使不颠覆帝国主义所必有的结果。 历史的观察大致如此。与中国接触之资本国家，本不是同一的程度，所以上述四期，不必拘泥，同时同地亦可以有错综互用的现象。如今且说最近几年帝国主义侵略方式之国别的差异。 欧战之后，世界资本主义经受一次大“危机”：世界市场缩小，生产事业破坏，革命潮流汹涌，只剩得中国还是一片好市场（军阀虽作乱，而商业尚有畸形的发展；工人农民最受苦痛罢了。这是统计表上可以看得出来的）。各参战国家之中，欧洲只有英国受伤较小，然而已经负债不少，失业工人有加无已，经济力稍弱。至于日本、美国却坐收渔翁之利。于是美国以世界第一的资本国家，财政资本发达至于沸点，全世界都是他的债务国。他要恢复欧洲经济，欧洲又太残破，况且决不能象中国这样容易欺侮，所以只得注全力于东亚，以求复兴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日本资本主义本来幼稚，是个暴发户，外强中干的；欧战之中，偏又在中国占了些便宜，国内经济力暴涨，生活程度加高，极力要想侵略中国。日、美的冲突必不可免，中国是他们一个最大的祸源。他们侵略的方式却各不相同，胜败的形势也就可以逆见。 日本资本主义刚发展的时候就不得不倾向于帝国主义行侵略政策：一则因为日本地域狭少；二则因为防御欧美资本的东侵（英、法资本主义先进，所以当初能从容发展，日本却一出世就遇强敌）。他战胜中国之后，第一步侵入中国的资本主义还很幼稚；战胜俄国后虽稍强，而他的经济力始终只能经营小商业、小工业。对中国投货，如南满的经营，到如今还只有商业占势力（矿业、铁道除外）。他的人口又太多，不能不行强力侵占的移植政策，日本的小商人，甚至于工人，充牣于南满、山东；加以他的商货又便宜又恶劣，刚刚宜于中国人的购买力；凡此一切都直接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初步发展相冲突。他第一次勉强向中国投资（一千万之铁道公债），就是捉襟露肘，向欧美诸国转募来的。他本不能投资，不过因欲与欧美列强竞争，竭蹶争先而已。他的财政资本的能力，本只能应付一隅——满蒙特殊利益，然而趁欧战期间，穷形极相的想垄断全中国，不得不急功近利提出所谓二十一条[16]；此后继续向中央的投资也是急于见效，专做“政治的投机”，安福借款[17]等公然贿买中国政府，凡此一切更显而易见其侵略的阴谋足以做中国民族运动最明显的目标。欧战之后，他既以强力夺取山东而未成，又被英、美（吴佩孚[18]）赶出中央政府，二十一条差不多只剩一条：续租旅大。他已受国际政策上的许多打击（如华府会议等），至此不能不誓死力争；于是满洲侵略遂成日本最近的目的，甚至于与张作霖[19]的官僚资本（他以前所利用的）都冲突起来。他已由全体的侵略缩小至于地方的侵略，凡此一切往往极易授列强以口实，尤其为美国宣传的资料，以引起中国仇日亲美之心。可见日本的能力还远不足以为“文化的侵略”呢（虽有日华文化同盟等类东西，丝毫不能得中国人的同情）。 美国却不然。他在战后一跳而为世界第一工业国，本有魄力极伟大的财政资本。他投资之最终目标必在于经营工业于中国境内，运用财政资本于生产，如新银行团[20]的大计划；他本是就近采取原料，使用价廉的工力，决不带着美国有工会的人来，如美国财团与中国周自齐[21]、王正廷[22]、张謇[23]等组织的大公司，特订契约：“用中国工人”；他现在所输入中国的货物因成本太大不宜于中国人的购买力，或者所运都是大工业生产（机器、火车、铁轨）等的附件及奢侈品；凡此一切都与中国现时小小的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冲突不甚显著，而又能收买汇集中国的官僚资本。他代英国而起握世界金融的总枢纽，即使不立刻取得中央政府的财政权，也已经能置全中国商业资本于掌股之上，很可以从容不迫的看风色放稳债。他的财政资本力能把持全国（英国或者要替他冲突），他不得不要外债统一，关税整理，掌握财政实权，不屑轻于冒险；况且他因此必须打破势力范围，扼制军阀就范，俾得“和平发展”，放“统一后方借债”的谣言，倡导“点名即是裁兵”论调；凡此一切都是暧昧不明的政策，欺罔中国平民，诱惑“大资产阶级”的假民主运动。他能有这么大的“度量”放弃庚子赔款，无意之中造成亲美派留学生的政治势力，遍处设立教会学校，办他那假惺惺的慈善事业；不但现时他能够控制中央政府做侵略全中国的事业，而且还能改制中国人的心肺，贿买整个儿的阶级，预备做他将来的“代理统治者”；他能有很大很多的机关报，“洋大人”的舆论每每足以影响中国日常的政治生活；凡此一切都大足以“威临中国之人心”，挟制日本，卸罪于日本，诬蔑赤俄，灭杀中国真民主派的势力。英国今年以来，也渐渐觉悟，替他竞争。英、美帝国主义强盛的趋势，较之日本帝国主义可怕万倍，“文化的侵略”可谓帝国主义最新的形式，比军事的侵略狠毒得多！（可惜！上海三育学校是美国教会办的，他那师范部主任夏威尔拍桌蹬地骂学生：“既入教会读书，应当断绝国家关系，‘爱国’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一语道破这种“文化”的黑幕。但是上海总商会为了临城案[24]还恨不得要请美国公使代理中华民国大总统呢！——看上海《申报》[25]五月十七日。） 中国处于此种任人戏侮欺罔统辖共管的国际地位，若是没有正当的民族民主运动，永世只能做人家的炮灰。门户开放的恶果，祸发既缓，为害更大。国内因帝国主义的影响，内乱不止；国外因互争中国权利而时有第二次大战爆发的危险。日本困兽必利于速斗，日本若胜，美国必不干休；美国若胜，英、美之间又当再起冲突。如此永永不止，或且全世界各国滚入大战，世界经济再经一次大破裂。英国统一党议员柯埃说：“中国之统一和平与真正之自由及繁荣，乃世界之和平、世界贸易之发展、世界资源之增殖所必不可缺。”帝国主义者看得真准！殊不知道国际间因帝国主义之存在决不能和平，中国国内因此亦决不得和平：帝国主义的冀望必不能达！帝国主义侵略之种种方式无一不侵害中国之经济发展。每一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只限于一定限度之中，只能做帝国主义之下的不独立的附庸！ 只有与苏维埃俄国联盟，实行经济协作；只有自立平民的政权，平民的共和国，方能达到此一目的。 三、军阀与帝国主义及反帝国主义之运动普通殖民地因帝国主义的占领，政权完全丧失；领有殖民地的宗主国便能任所欲为，或行保护政策，或行自由贸易政策，然大致必竭力隔离此等殖民地于国际贸易之外。独有中国因列强均势之形成，而得偷生；一部分政治权虽不能入民主派之手，却为暴发的军阀所攘，并未完全归于帝国主义的某国，所以成其为半殖民地。因此，列强关于中国问题，互相猜忌，知道一国不能自私，乃赞成门户开放，这是经济侵略的特别方式，已如上节所述，其势亦必紊乱中国的经济生活。 既如此，则政权并未归定一国（虽有势力范围而为门户开放政策所破），各国利益冲突，各国资本主义的程度不同，其所需要的“代理统治者”亦相异。本来殖民地的上层阶级可以纯粹为宗主国所收买，而中国以半殖民地的地位，宗主国不止一个，“一国三公，无所适从”。因此，帝国主义所引起的政治上的纷乱，尤甚于完全的殖民地。况且经过五、六十年长期的帝国主义之发展，每一强国对于中国“治者阶级”的态度亦历有变更，于是纷乱更甚；然而“帝国主义者各为私利替中国择主”之一原则却是不错的，这又是政治侵略上的特别形式。 庚子八国联军入京之前，德皇谕遣发赴华的军队说：“朕对于处分中国问题，以镇定暴徒、惩罚元凶、恢复秩序、设立足以维持公法之强固政府为目的；其政府以何人组织，则非联之所敢知。”伦敦《泰晤士报》说：“各国若谋中国问题根本解决，则勿使守旧政府返北京，而另组织新政府。”俄国、日本却争着迎清帝的和议使臣。 辛亥革命，各国看着孙文[26]、袁世凯[27]不知谁好，且首先截留关税、盐税，自保债权，使南北不得不议和；孙文不致于“跋扈”，袁世凯不得逞雄心。 二次革命[28]时，五国银行团之大借款二千五百万镑[29]，适供袁世凯镇压国民党之用（美国不在内），后来日本另施狡狯手段，索性以二十一条与袁皇帝交换承认。 其时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均势还勉强维持，然而能力较大的总有想换一个“代理统治者”的意思，能力较小的则趁此市惠于守旧的“治者阶级”，却已看得出来这种倾向。 欧战起后而日本大施野心，势力膨胀，他独挑着一个“代理统治者”段祺瑞[30]。欧战终了，英、美回顾东方，不久就挑着一个吴佩孚。从此日帮段，英美就帮直、奉[31]；日帮奉，英、美就帮直。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反映于中国政治日益明显。 最近一期国民运动随着经济上可怜的发展而兴起，劳动运动亦就乘机涌起。直系吴佩孚已成为最反动的势力，孙文又起而反抗；英、美有经验的政治家、外交家知道军阀统治不但激使中国群众左倾，而且也对于他们不适用，不如辅助“士绅的资产阶级”稍挫军阀，缓和革命；所以也和着说裁兵、理财、制宪。日本到如今只能用现钱贿买三、四个卖国贼，英、美却有能力以支票贿买整个儿的阶级（果真不错，中国人只闹旅大问题，不管威海卫，不提克门案[32]）。 临城案发生，益发暴露军阀的不善经纪外国人的财产（中国），英、美又生气要替我们另选一班“代理统治者”：《字林西报》[33]说：“吾人共拘拿曹锟[34]上将及其二三负责之领袖，迫彼等以自己荷包中付给赔款，然后免其官职永不许再入政界，于彼等未付款之前必须囚之外国狱中……。”（新式的治外法权）美国公使休门更教训上海总商会道：“（一）勿拘‘在商言商’不问政治之恶习，因商业实包含于政治之内。（二）余深信贵国商人，能以实力建设一强有力之政府，不仅是以拯救中国现状，且确能增进中国自古之荣誉。” 中国商人要狗仗人势才敢反对军阀，要土匪碰伤了他们“洋大人”，再趁势请外国不承认北京政府，要外国人来教训他们建设政府，因为这种政府连国都不会卖了。这是自然的倾向，中国的大商阶级做的都是外国生意，自己没有独立的生产能力，中国的劳动平民、小商人、农民，受帝国主义经济上政治上的恶果，失业破产，一时还没养成伟大的组织力，所以任他们横行。 中国经济发展既为帝国主义所扼，生产权、财政权眼看得都到外人手中去了；中国社会发展就为帝国主义所扰，失业游民遍地，早已成兵匪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种种方式逐步纷乱，东拉西夺，永世没有清明之日。统治者及国家制度，都得让外国人来替我们定。假使果真能假外力来驱军阀，政权那有不完全落于外人之手，做完完全全的殖民地奴隶！况且列强要有军阀，好来抑遏中国自己的生产事业之发展，直接向他们买中国；同时列强亦要利用中国商人，好来稍稍恐吓军阀，使他们好好的代理统治；列强决不肯尽力驱军阀，亦决不是真心帮助商人。必须劳动平民尽量发展其“社会力”，颠覆军阀及帝国主义，才有真正的民权主义。自己没有力量，就想依赖“善邻”的美国，避开劳动平民，人家见你无群众的后援，一步一步逼上来，弄到象朝鲜人一样，那时连临城的土匪都不如了。 《东方杂志》[35]第二十卷第四号上幼雄君说：“他（赤俄）不得不议定‘开发特许’、‘食料特许’的规则，以为诱引外资投入之计；正所谓‘以敌国之粮养我之兵’的一个恶计。”又说，“劳农俄国并不诚心履行那些条约，屡屡取消，可见他的居心实在想把这些利权做一个饵物，引起列强间的抗争罢了。”幼雄君说赤俄不诚心，有恶计，请问中国现在敢不诚心、能怀恶计么？不敢。因为不敢，所以听了威尔逊[36]的“妇人之仁”的话，不但要想“读《孝经》退黄巾”[37]，而且还想请“豺狼哺子”。你诚心待人，就恐人家不诚心待你。现时诚心不诚心都由不得我们自主，帝国主义发展到“文化的侵略”，始终还是不脱“强力”的性质，他能弄得你不进教会学校不成，良心都不自由了。要知道：必定要有了自主之权才讲得到“善恶”；必定要显示权力之后才有公理。赤俄对外条约履行与否，以有利于无产阶级国家为标准。中国现在能以人民利益为标准而对外吗？赤俄引起列强间之抗争即从此开始破毁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国能吗？中国人民居然妄信美国的“人道主义”，只做傻子。因侵略形式之不同，竟为所迷惑而单只反对日本。可以醒了！！ 只有俄国社会革命的发展，中国国民运动的奋起，世界无产阶级与各殖民地劳动平民携手，“用一切方法，从最强的着眼”，共同颠覆所有的帝国主义、所有的军阀制度，方能得世界经济的发达，人类文明的再造。 [1] 行会，又称行帮，是封建社会中城镇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同行业组织。 [2] 从十八世纪末叶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中国扩张，它们（特别是英国）首先向中国输入鸦片。鸦片贸易不仅严重地毒害了中国人民，也危及到清朝政府的统治。一八三八年底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严禁鸦片，一八三九年六月，在虎门销毁英美烟商鸦片二万余箱。一八四○年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即鸦片战争。一八四二年八月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赔款及割让香港，并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从此，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3] 英法联军之役，又称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五六年十月英国借口亚罗号船受到攻击，进犯广州，被当地军民击退。次年，英法组成联军，十二月攻陷广州。一八五八年五月，英法舰队在俄、美支持下，攻陷大沽口炮台，逼近天津，六月请政府分别与俄、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一八六○年八月，英法联军一万八千人再向大沽口进攻，九月侵入北京，十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分别签订《北京条约》。沙俄趁火打劫，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 [4] 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于一八九九年九月提出的。要求列强开放在华租借地及“势力范围”，使其分沾侵略利益，还要求中国内地全部开放，使外国人享有投资权利。以后，美国一直利用“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排挤其他帝国主义。 [5] 平英团指一八四一年鸦片战争中广州城郊三元里一带人民自发的武装抗英组织，曾给予英国侵略军以沉重打击。 [6] 义和团原是山东、直隶等地农民、手工业者及其它劳动人民的民间秘密结社。原名义和拳，一八九九年改称义和团。一九○○年（庚子）春在华北、东北及京津一带以“扶清灭洋”为号召，进行了激烈的反帝斗争，引起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惧。六月起，英、法、美、日、俄、德、意、奥八国组成侵略联军，以保护使馆为名，进攻天津、北京。八月十四日攻陷北京，清政府向帝国主义乞和。一九○一年九月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 [7] 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一），字少荃，安徽合肥人。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起家，先后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两广总督，长期掌握清政府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大权，曾代表清政府多次签订卖国条约。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办军事工业，七十年代开始编练北洋海军，逐步扩大其所谓“求富自强”的洋务活动，是洋务派的首领。 [8] 中日战争，指一八九四年即甲午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赔偿军费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人可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等。 [9] 庚子赔款，指《辛丑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共计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二百余万两。自一九○九年起，美、英、日、法先后“减免”其所得大部赔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停止对战败的德、奥支付赔款；苏俄于一九二○年宣布中止对俄赔款。但是，截止到一九三八年，帝国主义已从中国掠夺赔款银六亿五千二百余万两。 [10] 盛宣怀（一八四四——一九一六），字杏荪，江苏常州人。近代买办官僚，先后得到李鸿章、张之洞信任，把持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总厂、汉冶萍煤铁厂矿、铁路总公司等实业大权，并多次出卖中国路矿主权。一九一一年任邮传部大臣，策划“铁路国有”，酿成“保路风潮”，武昌起义后被革职。 [11] 一九一○年以后，帝国主义者为了包揽对中国贷款，控制中国财政，曾有四国银行团、六国银行团、五国银行团之组织。一九一○年五月，袁世凯为取得帝国主义支持，打败革命党在南方的势力，曾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多次商借债款，未成。一九一二年四月，日本、俄国加入，变成六国银行团。一九一三年三月，美国退出，又变成五国银行团。宋教仁案发生，袁世凯急于筹措战费，与五国银行团交涉，于一九一三年四月达成大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二千五百万英镑，四十七年偿清，本息共达六千七百八十九万多英镑，合银元八亿一千七百余万元。这项借款因以办理“善后”为名，故又称善后大借款。 [12] 欧战，指一九一四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13] 华府会议，即华盛领会议，亦称太平洋会议。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美、英、日、法、意、中、荷、比、葡九国参加，次年二月缔结了《九国公约》。提出“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在华利益“机会均等”，反映了美、英与日本争夺中国殖民地的矛盾。 [14] 指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热烈响应，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但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这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很不彻底，革命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 [15] 国际联盟，又称“国际联合会”，简称“国联”。一九二○年一月成立，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实际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对殖民地进行再分割的工具。一九四六年六月宣告解散。 [16]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全文共五号，二十一条。前四号主要内容为：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以及日本在南满和东蒙的特权。第五号则要求控制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军事、财政等权。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袁世凯除对第五号声明“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由于中国人民一致反对，日本的阴谋野心未能得逞。 [17] 安福借款指段祺瑞政府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本的多次借款，达数亿元之多，其中仅由日本侵略分子西原龟三经手的借款就有一亿多元，即所谓西原借款。 [18] 吴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直系军阀首领之一。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三省巡阅使，驻洛阳。一九二三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军及国民军打败。一九二六年又联奉攻国民军。在北伐战争中被国民革命军击败。 [19] 张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字雨亭，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打败直系，把持了北京政权。一九二六年宣言“反共讨赤”，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派兵包围苏俄使馆，逮捕共产党员李大钊等六十余人，二十八日杀害李大钊、路友于等二十人。一九二八年六月与蒋介石作战失败后，乘火车撤回关外，至沈阳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死。 [20] 一九一八年六月，美国向英、日、法等国提议，由四国组织新银行团，承受中国一切经济借款与政治借款。一九二○年九月，美、英、日、法四国新银行团成立。但因帝国主义之间，特别是美日之间的矛盾，新银行团并未发生实际的作用。参见本文注[11]。 [21] 周自齐（一八七一——一九二三），山东单县人。曾任袁世凯内阁度支部大臣、山东都督兼民政厅长，靳云鹏内阁财政总长、币制局总裁、国务总理等职。 [22] 王正廷（一八八二——一九六一），浙江奉化人。曾任唐绍仪内阁工商次长、参议院副议长、后专任上海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一九二二年十月任外交总长兼代国务总理。一九二八年后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 [23] 张謇（一八五三——一九二六），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甲午战争后，在南通兴办实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一九○一年后从事立宪运动，为国内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后任袁世凯政府农林、工商总长。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时辞职。 [24] 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山东土匪孙美瑶在津浦路临城劫持火车，掳去中外旅客百余人，被称为临城案。案发后帝国主义乘机要挟，甚至扬言要直接出兵干涉。 [25] 上海《申报》，一八七二年四月创刊，一九四九年五月停刊，是旧中国历史最久的著名大报。 [26] 孙文，即孙中山。 [27] 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头子。辛亥革命后，依靠反革命的武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利用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篡夺了总统职位，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称帝，遭全国一致反对。一九一六年六月忧惧而死。 [28] “二次革命”，即讨袁之役。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凯指使亲信赵秉钧派人在上海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力主武力讨袁，因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未能及时发动。六月，袁世凯又下令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派兵南下，发动内战。国民党人被迫于七月起兵讨袁，不到两个月即告失败。 [29] 指善后大借款。一九一○年以后，帝国主义者为了包揽对中国贷款，控制中国财政，曾有四国银行团、六国银行团、五国银行团之组织。一九一○年五月，袁世凯为取得帝国主义支持，打败革命党在南方的势力，曾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多次商借债款，未成。一九一二年四月，日本、俄国加入，变成六国银行团。一九一三年三月，美国退出，又变成五国银行团。宋教仁案发生，袁世凯急于筹措战费，与五国银行团交涉，于一九一三年四月达成大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二千五百万英镑，四十七年偿清，本息共达六千七百八十九万多英镑，合银元八亿一千七百余万元。这项借款因以办理“善后”为名，故又称善后大借款。 [30]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辛亥革命后，历任袁世凯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袁死后，把持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二○年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打败下台。一九二四年十月北京直系政权垮台后，被奉系张作霖和冯玉祥推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 [31] 直、奉，指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 [32] 克门案：克门是美国资本家、走私商。一九二三年一月，他和美国领事索克宾偷运银元六万出境，被中国关卡发现后，竟开枪射击中国士兵。中国士兵被迫回击，将他击毙，从而引起中美间严重交涉。 [33] 《字林西报》是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 [34] 曹锟（一八六二——一九三八），字仲珊，天津人。直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年七月直皖战争后，与张作霖共同控制北京政府，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把持北京政权，一九二三年以五千元一票收买国会议员，当选为总统。次年十月“北京政变”被冯玉祥撵下台。 [35] 《东方杂志》，一九○四年三月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是大型综合性刊物，商务印书馆出版。 [36] 威尔逊（一八五六——一九二四），美国民主党人。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一年任美国总统。 [37] 见《后汉书》卷八十一《向栩传》。向栩，河内朝歌（今河南安阳）人。在黄巾起义时，他向朝廷上书言事，认为只要在黄河岸上面朝北读《孝经》，黄巾军自然会消灭，颇有讽刺朝臣的味道。中常侍张让攻击向栩不愿令国家派大将出师，怀疑他同黄巾首领张角同谋，想作内应。朝廷遂将向栩逮捕入狱，后将他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