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瞿秋白 五卅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互争领袖权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 这是《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一文的第二节，原文载一九二六年三月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月刊第三号。标题是作者自编论文集时所加。
中国的劳工运动，自从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汉口的屠杀之后，一直到去年初，差不多全部在蛰伏之中；虽然上海、广州、香港等处，还时时有罢工的爆发，尤其是前年的沙面罢工[1]，然而概括而论，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始终因受直系军阀[2]及英、美帝国主义等强暴的压迫和屠杀，不能有勇猛突进的发展。直到北京政变[3]——两年来以无产阶级运动之酝酿为“底力”的国民运动之结果，社会上的革命力量才得着了一个开展的环境。尤其是无产阶级，处于严重压迫之下既如此之久，当然稍有可能便要乘机奋斗。北部铁路工人的组织正式的在北京、河南等处恢复过来，工会的自由，罢工的自由，成了全中国工人群众的要求。恰巧在这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趁着奉张势力的复盛，一面赞助他压迫国民军[4]，一面便因棉纱市场的恐慌，以增加工作、减少工资、裁减工人的方法向中国工人进攻。于是上海（二月初）的内外棉厂及其他日厂，青岛（三月间）的日商纱厂相继罢工。中国工人在这几次罢工里，都因组织巩固，得到相当的胜利。全国劳工运动从此又得了勇猛突进的形势，如北京三月间的印刷罢工，汉口五月间的英美烟公司的罢工等等。帝国主义者当然继续着以屠杀政策、威慑政策和中国人民相周旋。福州学生（四月间）抵制外货，美国军舰十二艘便抵厦门，以武力干涉。上海、青岛的日本资本家在第一次罢工之后，千方百计悔约、压迫工人，故意挑衅，要想趁势夺回工人的胜利。日商工厂里的压迫专制，向来便是绝无人道惨不忍闻的；工人所得的“罢工胜利”，也不过是比较上说，其实便是罢工之后，工人所受压迫，当然还仍旧是统治殖民地劳工的特别奴隶制度。日本资本家这样的手段，便使所有日本厂里的工人时时刻刻在愤激怠工之中，因此，日本资本家便任意的敲打强迫，结果，在上海内外棉厂里的工人顾正红，因要求发给欠薪而被杀（五月十五日）；在青岛，则日本人指使张宗昌[5]杀死工人二人，以武力强迫怠工工人离去工厂（五月二十九日）。 帝国主义者这种屠杀政策，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激。上海南京路上的五卅惨案，便因中国学生、工人的抗议这种屠杀和列强帝国主义的上海政府（租界工部局[6]）之印刷附律、码头捐[7]等而发生。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近年来国民革命运动的奋起时期中，看着他们向来利用军阀的间接统治制度逐渐动摇，便想以直接屠杀威慑的政策来扑灭“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会议”[8]等的“过激派运动”，并且想在上海直接统治地的租界上，钳制中国人的舆论，进一步的压迫中国人（如印刷附律、码头捐等）。然而现时的中国——从五四、二七以来的中国，决不是义和团时代的中国，可以用屠杀政策、“惩罚战争”征服的了！五卅的屠杀，立刻激起上海二十余万工人的大罢工，学生的罢课，商人的罢市。虽然帝国主义在六月初旬继续的施行屠杀，海军陆战队上岸，武装商团出防，军舰云集的来威慑，然而镇江、九江、汉口、南京、重庆、青岛、安东、广州等处的民众，都还是更加勇猛的一致起来和帝国主义者奋斗，尤其是国民政府之下的香港、广州工人。五卅运动实际上是开始中国从古未有的群众革命运动，而且处处都是工人阶级当先锋，以最勇敢牺牲的革命精神，以实际的群众团结的力量，来争平民的权利，争自己阶级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除上述各地外，还有济南、河南（焦作矿工、郑州路工）、唐山、北京、天津等处的工人，他们都在这一国民革命运动和阶级斗争里，团结集中自己的力量，各地（河南、北京、天津）都和上海一样，有总工会的成立。 五卅运动的意义，正在于中国工人开始执行他的历史使命——领袖国民革命以解放中国民族和自己。中国的国民革命从五卅开始了！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跃登历史舞台，使国民革命中充实了群众的革命力，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根本动摇。五卅运动的第一点特性，便是使中国的政治运动第一次群众化。列宁说，平时过问政治的只是几百几千至多也不过几万人，可是真正的政治运动，真正的“民权”，只有劳动平民的革命政治，只有几百万人几千万人所过问的政治。五卅以前，北京政变、孙中山北上以前，尤其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等运动，只有共产党努力去做，差不多连国民党右派——张继、谢持、邹鲁[9]等，都认为是过激派的赤化宣传，是离间国民党与“友邦”、“友军”的奸计。可是，到了五卅之后，一般民众以至大资产阶级的总商会，都觉国民革命的实力已经实现，或者存心利用以达自己的阶级利益（如大资产阶级），或者受着列强侵略的刺激和平民力量兴起的兴奋，都一致的趋于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 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响应。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的群众之明证！ 中国国民革命的经济基础，本来是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间之冲突，尤其是国外资产阶级与中国劳动平民之间的阶级斗争。如今帝国主义者因为不能痛快地继续他们的统治政策。不能如意地利用卖国军阀，直系势力一经摧败，奉系势力之发展又遇见国民军和劳动民众的障碍和抵御，于是从上海五卅起，竟实行大规模的屠杀，汉口（六月十一）、广州（六月二十三）、九江、重庆、沪州、青岛、福州、天津、安东……暴露他们向来的种种假面具，惊醒了一般民众。中国资产阶级之发展，早已使中国社会里发现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酝酿着三四年的国民革命运动，断然不能再容受这种强横的压迫。于是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实现，全国各阶级各自奋起而汇合成一空前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一次实现于实际行动上，这是五卅运动的第二点特性。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租界，收回治外法权等，从此已经为一般群众所了解，从此便有了实际上的意义。上海工商学联合会[10]的成立，他所提出去的条件，就足以证明联合战线的实现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口号实际上为一般平民所接受。五卅运动初起的十几天内，不但上海小资产阶级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11]积极的参加这一斗争，全国各地的平民商人，没有不赞成这些条件，同情这一斗争，就是半买办半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至少也以消极的态度参加这一战线。上海总商会的破坏联合战线，是从他表示参加运动，组织所谓五卅委员会起。他没有参加工商学联合会并且没有表示态度的时候，虽然可以说是有意的怠工，可是实际上是他没有影响总的运动，没有敢来争这一运动的指导权。上海而外，汉口有工学联合会的组织，北京、天津、河南等处也有类似的组织；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正在找寻他的政治的组织形式。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在头两个月差不多成了地方政府。其他各地，虽然组织上没有确定的形式，然而商会，教育会，教职员，甚至于省议会等官僚机关，无不随着五卅运动的总潮流而随波上下；可以说，这一开始于日厂工人的运动，开始于无产阶级全国大罢工的实际斗争，领袖着爆发的国民革命中之各阶级而前进，震荡了全社会的一切活力。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里无产阶级的领袖地位和政治指导，不但实现于实际行动，而且在这一斗争里证实了无产阶级是能解放中国民族的主要力量。再则，中国国民革命和世界的社会革命之联合战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联合战线也在这一次实现出来，苏联、英、法、德、日等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政党，共产党，都奋起援助。全国各阶级，如果能持久继续这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诚意的参加革命，承认劳动平民的一切罢工、结社的自由权，赞助上海、香港以至全国的工人阶级艰苦战斗，并且有国外无产阶级的援助，当然不难根本推翻帝国主义者的统治和他们的代理人——军阀。 现时帝国主义的世界里，如果失去中国这一大殖民地，决不是对于某一强国的打击，却是对于帝国主义制度的致命伤。因此，英、日、美、法等国都是想一致的进攻，他们不能不以种种卑劣欺诈的手段来破坏这一联合战线。可是，国民革命有巩固的联合战线，并且在无产阶级的指导之下的时候，革命潮流高涨到顶点，举国一致反抗帝国主义制度的统治，列强之间的一致进攻是不可能的；他们各国在中国的势力与利益各不相等，而且互相冲突，各自想保持自己的势力和“华人的同情”，不能为英国所牺牲。六月初旬至中旬的时候，除英国以外，都不敢公然进攻，无不竭力声辩，甚至于倡言赞成废除不平等条约，如六国委员[12]不一致，不肯公布调查结果，美国立刻解决蔡继贤案[13]，日本政府的非正式表示等等都是明证，这恰在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呼声最高的时候。再则，段祺瑞的军阀政府[14]，恰在这个时候（六月二十四日）正式以外交公文要求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种种方面表示自己的“爱国”；张作霖[15]原本在五月底要想进京攫取政权的，五卅运动一起，只能退出关外，张学良[16]到上海来镇压民众运动的时候，也不得不先捐给学生会两千块“买路钱”，表示是来防御外敌的。军阀的统治，在这时候显然是失去了自己的基础，至少也在极端动摇的状况之中。所以，五卅运动的第三点特性便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足以使帝国主义不敢一致进攻，使军阀统治根本动摇。 可是，这一联合战线不过继续一二十天之久，上海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商阀——总商会“积极”起来了。国民党的右派“站起来”了。总商会的积极，立刻擅自修改代表上海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市民的工商学联合会的对外要求，抹杀工人的罢工结社权利，取消撤退外国驻华武装势力的条件，出卖平民的权利以谋与帝国主义者妥协，破坏国民的联合战线。一般高等华人，不用说研究系的梁启超[17]、丁文江[18]等卖弄他们的“学问”，主张妥协和平渐进，甚至于反对抵制外货。就是所谓“站起的”国民党右派，如戴季陶[19]先生等，在浙江国民党临时省党部通过反对阶级斗争的议案之后，立刻公布他们单独对英的主张，希望日本“回东方来”（见戴季陶之《中国独立运动之基点》）。五卅运动的发展到七月中便完全陷于“单独对英”的对日妥协运动之宣传里；理论上既有戴季陶先生的高论，以及北京一般反动的大学教授和国民党的种种右派的宣传，事实上便有上海总商会方面的买办分子竭力压迫上海总工会和日厂谈判。如此四方八面——戴季陶、大学教授、反动的右派、买办资产阶级、交涉员等，以强迫恐吓欺诈种种的手段对付上海总工会，结果竟使日本厂的罢工工人不得不屈服而上工（八月十二日）。这种现象，显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想在国民革命中争得指导权以停止革命的解放运动，而用妥协策略取得自己的阶级利益。帝国主义者在这时候，一方面驱使奉系军阀到处开始屠戮革命的平民（青岛、天津、上海、南京等）；一方面便因为中国国民运动的目标单集于英国，其他各国无所顾忌，正可一致进攻，同时利用机会以稍稍挫折英国在远东的气焰，而且用空口的人情诱惑中国的高等华人以破坏联合战线，于是所谓关税会议[20]、法权会议[21]的提议都通过了。威慑劳动平民、利诱高等华人以一致进攻而破坏革命联合战线的帝国主义政策，便在总商会、国民党右派的妥协之后完全实现了。并且奉系军阀也是同样的政策，他们（七月间）封闭工商学联合会，不久又准许启封，以示恩威于小资产阶级，同时极端戒严，压迫工人。在帝国主义军阀的这种离间政策和资产阶级自身的妥协策略之下，上海总商会第一步修改条件（六月十三），第二步先行开市（六月二十五），第三步压迫日厂工人上工（八月十二日），第四步与十一国上海侨商商会妥协而暗示军阀使封闭总工会（九月十八日）。全国小资产阶级遂渐受军阀、资产阶级的暗示和压迫，一方面倾向于妥协，别方面畏怯革命的斗争，于是部分的退出革命战线——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在总工会封闭之后，自行取消工商学联合会。这时候，帝国主义者的列强，自然可以安心的一致进攻，沪案重查[22]便公然实现，英、美、日三国一致判决五卅以来所杀的人都是该杀的。五卅重查的提议（使团领袖的照会）还远在十月一日，即离上海英厂工人上工不过一星期，离总工会的被封不过两星期而已。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革命里的领袖地位之必要，是何等的明显呀！同时，上海总商会在总工会被封后的第三天（九月二十三日），便开始募集所谓爱国募金，名为接济英厂工人，实则五卅以来总商会所经手发出的罢工维持费，大部分是各地捐来的，小部分是总商会办事人垫出的，爱国募金的作用，不过是为这些办事人弥补自己的“损失”罢了。况且到九月二十七日，上海的英厂工人，已经因总工会被封，没有革命行动的公开指导机关和自己的组织，因为总商会克扣募金，不发维持费，横被反迫、“调停”而上工了。资产阶级的妥协当然再明显也没有，外交部、总商会口头上尽管抗议沪案的司法重查，实际上他们每一步的行动都是成就这一沪案重查的；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退缩、懦怯，当然也是资产阶级策略的实行中所必要的助力，因为他们可以减杀革命派方面的势力。所以五卅运动的第四点特性，是在经验上证明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同时，也就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 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是中国一般平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斗争，目的在于解放中国民族，当然就是解放平民；如果资产阶级阻挠障碍压迫这一斗争，否认工人的罢工结社自由，保留外国驻华军队以备压迫平民，强制群众对日妥协，而只想借对英罢工之力达到仅仅利于高等华人的工部局董事位置及中国轮船公司和英、日竞争的优势等等，劳动平民的反抗目标自然同时要注射到中国资产阶级方面来。帝国主义者方面的毒计，在七月四日停止供给马达电力于中国工厂（上海租界的电气处本是垄断上海的电气业的），这当然不是使中国资产阶级更加愤激的反抗，而是使他们急速的倒到外国资产阶级一方面去，帮同着压迫工人阶级。短视的浅见的中国资产阶级，为了保持几万元（就算他几十百万元！）的利益，居然甘心卖国卖民，实行摧折上海总工会。五卅国民革命运动的过程里，无产阶级的势力在政治觉悟上、在组织上都是非常之膨胀的时候，资产阶级的这种态度只有使无产阶级得到更深切的觉悟——阶级的觉悟：“压迫禁止我们的自由结社，克扣我们的工资，保持租界制度……的，不仅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而且还有中国的资产阶级！”况且中国劳动平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原因，本在于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增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五卅以来中国华商工厂里的罢工，突然由对外示威的性质变成切实要求经济政治地位改善的罢工。八月中旬上海邮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罢工，便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对外妥协对内压迫之答复，随后全国电报局的罢工，天津、河南、山东的中国纱厂罢工，都是同样的性质。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市侩，是中外资本家走狗的工贼，是大名鼎鼎的戴季陶先生，是所谓国家主义者……他们只准工人为着争民族利益国家体面而罢工，不准工人要求加几分工钱、承认工会而罢工，此等论调，决不能使工人相信的。赞成国民革命而反对阶级斗争这种“学说”，假使对于资产阶级的学者是天经地义，那就对于无产阶级是极端的荒谬：一方面要求工人为“民族”而流血牺牲，别方面这个“民族”又不许工人加几分钱几角钱的工资，不许他们结社罢工的自由，不承认工会，这是何等的矛盾！无产阶级正因此而要扩大自己的组织和奋斗力，在五卅运动对外因资产阶级的妥协而渐次失败的过程里，国内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内部的阶级分化，自然而然格外暴露的急速。五卅以后，全国罢工波及中国企业的潮流，不仅是简单的经济斗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中国工人阶级在这次总的民族斗争里锻炼自己的阶级意识，扩大自己的组织，集中自己的力量，以备后来更伟大的斗争里，整个儿的负起解放民族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五卅运动的第五点特性，是在经验上证明：国民革命的过程里，阶级斗争和阶级分化的必然性；并且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巩固扩大，阶级意识明确坚决之后，才能引导一般平民达到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工人阶级的自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争来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革命斗争去夺来的。” 五卅运动的发展，开始于中国工业中心的上海，波及全中国的穷乡僻壤；开始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震荡到了大资产阶级，甚至于官僚军阀。不但全国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一开始便站在革命派势力的一方面，直接参加这一斗争，甚至于河南、陕西、湖南、湖北、直隶、江苏（苏州、角直、宜兴、江阴乡下）等处的农民，也都渐渐的开始活动，成立农民协会，反对苛税杂捐及预征漕粮，反抗地主；有些地方农民的运动往往是工会或学生会引起的，这亦是五卅运动间接的影响。总之，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极重大的关键，他引起了一般下层的民众的积极斗争。可是，不用说，许多小城市里的五卅运动，往往限于抵制英、日货，或者捐款援助工人。抵制英、日货的运动在上海就受买办资产阶级的怠工，内地（如太原、福州等处）甚至于因此而引起学生会、国货商和洋货商的武装斗争。捐款虽然有些力量，始终便宜了上海买办阶级，使他们可以不出一钱而坐享“盛名”。因此，我们要知道：中国现时资产阶级内部虽然还是买办分子占优势，而在五卅运动后，大部分小商人之中，反对把持包办商会、总商会的少数买办分子之对抗派，也在逐渐发生。革命运动自从五卅之后，冲破了思想上政治上的万里长城，深深的渗入工人群众、农民、学生、小商人之中，是绝无疑义的。然而，一则各地的罢工运动之第二次起来：如八月十一的罢工，八月中唐山罢工的爆发，南京八月初工人的流血，北京英使馆八月初六的罢工，以及其他地方，都在上海日厂罢工结束之际，上海工人阶级已经疲于应付帝国主义者、军阀、资产阶级、买办、工贼等四方八面的压制、逼迫、捣乱的时候；二则农民的运动还在刚刚开始，不能和五卅的总斗争合流并进；三则各地的小商人，真正能为民族利益争斗的资产阶级分子，还在买办或士绅包办的商会势力之下，不能脱离妥协政策的影响和卖国政策的蒙蔽，以致不能诚意的彻底的和无产阶级合作；四则各地工商学各界的联合斗争，还只是所谓纯粹对外的反抗宣传，没有能力推翻当地的军阀政府，处处受军阀政府的压迫而零零碎碎的摧败。再则，一九二五年的世界史上虽然要以“中国革命运动”占第一等重要的位置，可是同时还有埃及的解散国会问题[23]（三月二十三日），印度的纱厂罢工[24]（九月十六），非洲丹吉尔地方的罢市[25]（七月三日），摩洛哥战争[26]（六月二十七），叙利亚革命[27]（八月六日），波斯政变[28]，殖民地革命已经开始世界的发展，而中国的五卅运动却还不能和这些地方的革命运动直接联合，互相呼应，始终还是各干各的。所以五卅运动的第六点特性便是在实际行动上证明：无产阶级的全国指导要更加集中统一，无产阶级与农民运动虽开始联合，还要有百倍于现在的深切关系之领袖地位；五卅运动实际的具体的提出革命平民的政权问题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各国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互相联合的问题；只有工农小商等革命势力巩固的团结，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作战在各地直接的组织武装势力，推翻军阀政府，才能使民族解放运动胜利。 帝国主义者在伟大的五卅运动的时候，自己觉着对中国的统治和他们走狗的军阀政权日益动摇，他们的屠杀政策实际上不过是自杀政策而已，于是一转变而注全力于宣传反赤化反共产的政策来，并且用种种方法破坏联合战线。这种政策在中国北部似乎稍稍有些成绩，可是在南部却完全失败。杨、刘[29]、唐继尧[30]等里应外合的进攻广州革命政府失败之后（六月十三日），不过一星期，英帝国主义者已经用离间政策，挑拨许崇智[31]和蒋介石，使许崇智宁可放弃潮汕与陈、林[32]妥协（六月十七日）而回广州与蒋介石争权。可是，五卅运动爆发于广州（六月二十一日罢工，二十三日沙面屠杀）之后，民众方面既然一致对外，内部的冲突自然不易暴露。国民政府的成立（六月二十五日），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成立相差不过六七天；这亦是一种联合战线的形成。国民政府之政治的内容，便是代表农民、工人、大多数小商人的利益，而且有革命的武力——国民革命军。他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和上海总商会共同管理对外斗争的差异点，就在于他——国民政府，有农民群众和革命武力的赞助，而上海是总商会的武力（保卫团）和军阀相勾结；并且国民政府之中是劳动平民占优势而不是买办分子占优势。广东的农民、工人，不用说是争得了阶级斗争的自由和集会、结社等的自由；就是大多数商人，自从商团叛国之后，渐渐觉悟买办商阀的罪恶，而自己组织起来，尤其是革命政府肃清内部反动军阀之后，他们都一致的拥护这一政府。广东国民政府和香港罢工委员会在这种环境之下，当然能以全力坚持五卅运动的总罢工，予香港以空前的打击（外国新闻记者詹密士的谈话，说香港因罢工而损失的每月在七千五百万元以上），尤其是黄埔的开港，足以争回中国的经济独立和交通独立。虽然帝国主义者和上海一样的勾结军阀、妥协派、右派来破坏这一联合战线，可是四五次的尝试无不失败：八月二十日廖仲恺[33]先生被右派军阀刺死；九月十五日许崇智完全放弃潮、汕，陈炯明因此复图侵袭广州；九月二十日许崇智部下莫雄、郑润琦[34]又在广州谋叛，私自释放刺廖要犯；十月三日熊克武[35]叛谋发觉……随后，段、张[36]派永绩等军舰，帮助邓本殷[37]从南方与陈炯明（东江）及熊克武部下（江北）三方夹攻广州（十一月间）。然而广州的国民政府不但没有推翻，并且已经统一全粤，把这些反动军阀完全肃清：努力消灭苛捐杂税、烟、赌、拉夫，农民协会、工会有充分的斗争自由，财政军政统一……将成为模范的国民政府。对外的交涉，虽然沙基惨案[38]还没有最终的胜利，然而日、美等国看见这样的巩固的国民政府，境内的革命运动又的确有明显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目标，自然都软化下去，不敢与英国一致进攻。美国煤油税问题，黄埔戒严区域枪毙违法的日本水手问题，汕头日人行凶问题，广东政府都得到中国自有外交以来所未有的胜利。就是英国，现在也已经不能不俯首求和。香港罢工不但没有失败，并且还有中国商人预备以罢市促港督的觉悟（今年一月）之消息。固然，广州的国民政府，种种方面的革新计划和建设事业还做得很少，内部也许还有种种缺点，可是在二三十年骚扰压迫的中国政局之中，他实是唯一的一线曙光。中国的人民现在没有不希望在全中国有这样的中央政府的。五卅运动的一九二五年中，只在广州一隅给了一个民族解放运动里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会流并进的联合战线而后能胜利成功之缩影：打倒代表买办土豪阶级的右派，肃清反动军阀，然后劳动平民工农小商的联合战线才能巩固，政府的武力才变成平民的武力，然后对外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才能充分的发展，而得着胜利的形势。 [1] 一九二四年七月，英帝国主义在广州沙面租界颁布侮辱中国人民的“新警律”，规定中国工人出入租界均须带执照，但外国人可自由出入。七月十五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沙面工人举行大罢工。英帝国主义被迫取消“新警律”。 [2] 直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之一。先后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 为首领。在一九二○年直皖战争和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相继打败 皖系和奉系军阀，把持北京政权。一九二四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一 九二六年盘踞长江中下游的直系势力吴佩孚和孙传芳部，被国共合作的北 伐军打垮，次年被消灭。 [3] 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率部从前线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因之垮台。这次政变称为“北京政变”。 [4]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将所部军队改称国民军，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 [5] 张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山东掖县人。曾先后投靠直系、奉系军阀。一九二五年四月被段祺瑞执政府任命为山东军务督办，成为山东的地方军阀。一九二五年五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授意下，调集三千余军队，残酷镇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杀伤工人二十余人，造成青岛惨案。 [6] 工部局是帝国主义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立的行政统治机构。 [7]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提出“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等四提案。这些提案有损中国主权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激起上海各阶层人民的反对，成为五卅运动爆发的原因之一。 [8] 国民会议运动——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三年发表的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中提出：由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代表，共同举行国民会议，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后来形成为反对军阀的国民会议运动。。 [9] 张继、谢持、邹鲁，均为著名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他们参与组织“西山会议”，联合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 [10]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工商学联合会，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的联合战线组织。由上海总工会发起，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分别推举代表组成。 [11] 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是上海各商店中、小资本家的组织。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在工人、学生的影响下发动罢市，并参加工商学联合会。 [12] 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向各国公使团提出抗议。于是，英、美、日、法、意、比等六国公使团组织所谓“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同赴上海调查五卅真相，只活动了几天，便偃旗息鼓。在五卅运动遭到军阀镇压时，他们又提出所谓“沪案重查”，炮制了一份开枪有理的调查报告。瞿秋白曾写专文进行批判。 [13] 蔡继贤案，指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美国水兵开枪打死怡和纱厂工人蔡继贤的事件。事发后，美国领事怕引起反美风潮，即致函北京政府上海交涉员，希望单独解决，勿与五卅惨案连在一起。 [14] 指当时得到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所支持的段祺瑞北京临时执政府。 [15] 张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字雨亭，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打败直系，把持了北京政权。一九二六年宣言“反共讨赤”，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派兵包围苏俄使馆，逮捕共产党员李大钊等六十余人，二十八日杀害李大钊、路友于等二十人。一九二八年六月与蒋介石作战失败后，乘火车撤回关外，至沈阳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死。 [16] 张学良，一九○一年生，辽宁海城人，东北军将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任国民党西北军“剿总”副司令时和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被蒋介石长期扣押。 [17]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明争暗斗。旧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以研究宪法相标榜，积极支持段祺瑞，当时被称为研究系，以后研究系分子即在各派军阀之间进行活动。梁启超虽然表示脱离政界，在大学教书，但仍经常发表政见。 [18] 丁文江（一八八七——一九三六），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一九二三年春夏间和胡适一起与张君劢等展开“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认为“科学”题。实质上是以马赫主义的唯心论来反对张君劢的直觉可以解决人生观问主义的唯心论。 [19] 戴季陶（一八九○——一九四九），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逝世后，曾进行一系列活动，歪曲孙中山学说，反对三大政策，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思想上的准备。以后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戴季陶在五卅运动中极力散布阶级调和论，宣传所谓“诱发资本家的仁爱性能”。在反帝斗争问题上，他还提出所谓“缩小范围”，“法律解决”，“单独对英”，“劝日本回东方来”的错误主张。 [20] 关税会议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举行。参加者为北京军阀政府的代表与英、美、法、日、意等十二国驻华使节。军阀政府利用五卅运动以来广大群众所提出的关税自主的强烈要求，提出至迟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前实行自定关税税率，在实行前，先行对进口货物征收附加税。各国为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表面上同意中国实行关税自主原则，但要求中国裁撤厘金，并反对在实行前对进口货物征收附加税。 [21] 法权会议，指一九二六年一月至九月在北京召开的关于取消列强在华治外法权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北洋政府外，还有英、美、日、法、意、比、荷、葡、瑞典、挪威、丹麦、西班牙等国代表，在当时全国反帝高潮压力下，各国表面上赞成取消领事裁判权，但又借口中国司法“不独立”，不作具体规定。 [22] 沪案重查，又称五卅重查。参见本文注。 [23] 一九二五年三月，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华夫脱党再次在议会选举获胜，其领袖柴鲁尔出任众议院议长。埃及自一九二三年宣布为独立的君主立宪国后，仍保留英国的种种特权。华夫脱党坚持要求英军撤离埃及，抵制亲英政府的所有措施，因此由该党领导的议会被政府宣布解散。 [24] 印度纱厂罢工，发生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印度孟买纺织工人为反对降低工资举行了总罢工，有十五万二千工人参加，罢工坚持了将近三个月。 [25] 非洲丹吉尔地方的罢市，发生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三日。 [26] 摩洛哥战争，指一九二四和一九二五年摩洛哥里夫部族军民反对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军的战争。 [27] 叙利亚革命，指一九二五年七月至一九二七年六月，叙利亚人民在苏勒坦帕夏领导下举行的反法大起义。 [28] 波斯即伊朗。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波斯议会宣布废黜两年前出亡欧洲的国王，拥立反对英国势力的礼萨•汗为国王，建立了巴列维王朝。这就是波斯政变。 [29] 杨、刘，指在广东的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他们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在广州发动叛乱。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革命军很快把杨刘两部歼灭。 [30] 唐继尧（一八八二——一九二七），云南会泽人，云南军阀。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唐派代表与驻在广州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以及英港当局代表密议，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六月，杨希闵、刘震寰叛乱被平定，已进占南宁、柳州的唐继尧部亦退回云南。 [31] 许崇智（一八八六——一九六五），广东番禺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广东国民政府委员、粤军总司令。 [32] 陈、林，指陈炯明及其所部重要将领林虎。一九二四年冬，陈炯明准备进犯广州，林虎为右翼主力。一九二五年三月，被广州革命政府东征军击败。十月，广州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陈炯明部全部被歼灭。 [33] 廖仲恺（一八七七——一九二五），广东惠阳人，国民党左派。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先后兼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广东省长、财政部长、军需总监和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年八月在广州遭国民党右派暗杀。 [34] 莫雄、郑润琦，当时均为粤军许崇智部师长。 [35] 熊克武（一八八一——一九七○），四川井研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起兵讨袁。一九二三年任四川讨贼（曹、吴）军总司令，次年五月兵败后入广东。以谋叛罪被蒋介石囚禁于虎门。释放后，参与反蒋军事活动。 [36] 段、张，即段祺瑞、张作霖。 [37] 邓本殷，陈炯明部将领，当时盘踞在广东南部。一九二五年九月，陈炯明率部进攻广州，邓本殷配合进攻。广东国民革命军在进行第二次东征的同时，进行了对邓本殷的南征。 [38]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工人、学生、农民等十万人在广州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屠杀。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面的沙基时，英法等国军队开枪射击，群众死五十余人，伤一百七十余人，造成继“五卅”之后的另一次大惨案，称为“沙基惨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