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瞿秋白 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 （一九二六年四月七日）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月刊第四号。这里选录的是其中的第二、三部分。
中国各阶级力量之相互关系北京屠杀[1]之后，中国——尤其是北部的民众运动，自然要受着一时的压迫，而不能立刻有广大的发展。然而帝国主义的战略究竟有几分胜利呢，究竟能不能象他们的如意算盘，完全扑灭革命运动呢？真正相反！北京屠杀之后，第一，立刻看见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内开始分裂；第二，民众革命运动必然更加深入的发展，革命势力更在潜伏的增长，伟大的前途已经使国民革命的胜利不久便可以来到了。北京市民的血，也许是最后一次的“请愿血”。那革命战场的血，在最近的将来已经可以灌溉培植出平民自由之花呢！ 北京屠杀后，奉系军阀带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迅速地想掠取中央政权，可是李景林[2]暗联吴佩孚[3]的倾向，做了英帝国主义的工具，张、李内哄阻挡奉系军阀的前进。同时，吴佩孚的势力努力前进，河南寇英杰[4]、靳云鹗[5]的冲突虽然暗斗也很烈，但是靳军不久便到保定，并且已经遣派代表到北京和国民军[6]议和。张、吴之间的冲突已经开始。段祺瑞[7]在这冲突中间，又想利用机会联奉反吴。亦许英、日帝国主义为镇压革命（赤化）起见，暂时保持张、吴的联合而始终去段，然而就大势看来，张的势力在最近必占优胜，吴派的反张必不能免。而且张、吴内部的小军阀各自争功，冲突异常复杂。固然，吴佩孚的势力比较的扩大，他和孙传芳[8]开始接近，利用邓如琢[9]占江西；他还想利用孙传芳内部的冲突而发展其势力于长江下游。但是吴的湖北、河南，内部亦是非常不稳，湖南唐生智[10]驱赵，比较的接近广东政府，又添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最近贵州和江西方本仁[11]派也派代表到广州。固然，张的势力有称霸中央的趋势，但是张宗昌[12]、李景林的直鲁联军现在已经仿佛在奉系之外另树一帜，李景林和张宗昌的冲突虽然受“日本监督”的指挥而强迫的消弭下去，其他的冲突已经又在酝酿之中；况且张作霖[13]西有吴佩孚，南有孙传芳，北有国民军，将来局势的发展也难有全胜的希望。由此看来，帝国主义的自相冲突，军阀的崩败、分裂、互争，凡此一切，在稍稍战胜国民军之后，便渐渐的更明显的暴露出来。同时，国民军虽然败退，却因帝国主义工具的内哄，至此还能保持察绥、陕西、甘肃。广州国民政府虽经过反动分子的捣乱[14]，稍稍受伤，却仍旧有能力应付西南诸省，待时而动。无论英、日帝国主义者怎样急急乎要粘合张、吴，巩固反动政权，一致“反赤”，在这种形势之下，即使万一能成就这一计划，他的基础也是非常脆薄的。 再则，军阀——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也因战胜民众而开始暴露。李景林等一到天津，便强迫行使军用票，弄得商人罢市；他们更用飞机抛掷炸弹，想焚毁北京，弄得市民团体群起抗议。河南方面，吴佩孚军队一到便勒索军饷，山东更是久处于张宗昌铁蹄之下。固然，中国资产阶级化的士绅阶级，各地商阀这类的大人物——把持商会、农会、教育会的士绅政客，他们实际上是城乡贫民的最切近的剥削阶级，他们这少数人的利益不大受军阀的摧残，因此，他们往往以商会等名义代表人民欢迎这些反动军阀，替军阀包税包捐，设法剥削商民，从中取利。然而，士绅阶级内部在这种时期，不免也要互相冲突，而且他们的媚侍军阀到了现时分外的显露，甚至于要激起一般资产阶级群众的反抗。总之，帝国主义的互相冲突，军阀士绅之间的互相冲突，帝国主义、军阀、士绅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正因为镇压了民众和战胜了国民军，而不得不急剧的暴露出来。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便不能不开始破裂，帝国主义的文武两种大臣，军阀和士绅，已经不能不各自自相互哄，他们的压迫已经不能不使资产阶级都受着切身的痛苦，于是卖好于资产阶级的政策也不大行了。 反动势力方面的形势大概如此，我们再看中间势力的形势是怎样。 中国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里总是处于中立的地位，时而从中取利，时而背叛平民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五卅以来的事实都是证明（参看《新青年》第三期[15]）。这种中间势力，以前在革命斗争中往往可以举足重轻，因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统治着一般小资产阶级，他的动摇，足以影响到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如今这一势力是否能满意帝国主义的让步，而完全倒到反动势力的怀抱里去呢？上海的资产阶级比较的最有力量，五卅之后，总商会居然办了自己的英文机关报（《中国公论周报》）；他还在努力着鼓吹虞洽卿[16]先生的“国家主权民族平等”，并且说：“凡此情状，非由人民自身推翻军阀政治制度不可，吾谓此言，盖指将来必更有一新革命，……必置国家工商于暂时流离颠沛之境，实则最后所得，必能偿此牺牲……”（第三期——三月二十七日）虞洽卿更明白对帝国主义说：中国人虽爱和平，对于外国压迫仍要反抗。汉口英界的华董已经到手，上海仿佛也有这个可能，可是关税管理尚且没有，更不用说关税自主……，凡此一切都还不足以使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满意。所以他们还继续着强硬态度，高唱革命。至于资产阶级对于军阀——帝国主义的工具，那么，上面已经说过，在现时的政潮里，双方的斗争只有格外剧烈起来。除天津、河南以外，汉口吴佩孚抽捐勒饷，盐斤加价，上海闸北市自治备受孙传芳的摧残；军阀于战胜革命民众之后，为发展自己，实行封建地主式的政策起见，有时不得不勾结士绅压迫商民。比较有力的资产阶级只有因此而更加反抗，更加觉悟。譬如奉天军阀失败，忽然提倡省宪，得胜又立刻取消；孙传芳初到江苏，敦请上海商人江政卿去做警察厅长，民众革命潮流稍稍低落，立刻进攻，摧残自治。总之，帝国主义既然还没有真正的让步，中国资产阶级暂时不能完全变成反动；军阀战胜民众而更加压迫，便使资产阶级与军阀的合作（如上海总工会被封后数月之情形）渐不可能。资产阶级之中，在这种时期便会发生较左的派别，不但对帝国主义军阀进一步的要求，“多讨些价”，并且反对买办士绅的政治势力——霸占商会、自治会等的大人物。 可是，在暂时的局面之中，资产阶级固然还没有完全反动，帝国主义离间国民运动之诡计，固然还没有完全奏效，然而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可以领导国民革命运动，还能诚意的再站到革命方面来。只能说，这种“中立势力”现在还在徘徊犹豫之中，暂时没有增加反动势力的力量。如果帝国主义方面，有这么小小的一个真正的让步，中国资产阶级立刻便可以完全背叛平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亦许会利用军阀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对于资产阶级再让一步，而诿罪于军阀。那时，或者又成更进一步的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局面。《中国公论报》的第四期（四月三日），便已经歌颂汉口、上海、香港帝国主义的让步，自称华人容忍镇静之得策，还说外国人若知中国心理，就“一经尝试便不能舍”。他们已经只要求帝国主义实行允诺的几件事（会审公廨[17]、华董等），赶紧想解决五卅案（四月十五日上海华董三名已通过于上海国会（西人纳税会），资产阶级虽在力争，可是力争的方法，是研究修改上海宪法（《洋泾浜章程》）。“民族立宪派”的形成已露端倪，只求限制帝国主义的治权，而不求民族独立的倾向已经暴露了。——四月二十日注）。反对军阀的运动，在资产阶级也是这样妥协的想头，譬如闸北市自治问题，已经有一派只要求官厅勿干涉闸北，闸北以外的新辟市面，完全可以由官办。他们只求这一些让步，便可以在“华人”之中撇开大多数不能直接纳税的中国市民，更可以在“市民”之中再撇开许多工人劳动者。收回租界的“国家主权”，民众普选的自治制度，都可以不顾了。 那么，假定资产阶级现在再妥协——更妥协一步而加入反动势力，是否还有从前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是否因此而劳动阶级完全陷于孤立，而使国民革命受长期的挫折呢？帝国主义军阀每行一次改良政策而又欺诳一次，足以在群众之中打击首先与之妥协的士绅阶级之政治威信一次；资产阶级领袖加入这种“妥协同盟”一次，也足以使自己受打击一次。如今全国民众，经过五卅怒潮直到北京屠杀，已经增高革命的觉悟不少，资产阶级更进一步的妥协，适足以解放小资产群众于他们的政治思想之下。现时上海的各马路联合会，江西的商帮协会，以及其他各地的小资产阶级组织，都渐渐的昂起头来，渐渐的站到革命方面来。何况，一方面，北方及内地士绅土豪阶级把持的商会等，媚侍帝国主义与军阀，上海、汉口等买办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商会等，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而实行改良派式的卖国行为，小资产阶级商人因此备受压迫和剥削；别方面，广州劳农平民为主干的国民政府确能为国家争主权，为人民谋幸福，不但小资产阶级倾向革命，便是广州总商会也与革命政府合作，如抗议封锁粤海关等。两方面的比较，尤其使全国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潜移默化的日渐趋向革命，尤其使他们容易觉悟妥协政策之卖国卖民。所以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化，正在迅速地伏流昂进。 中立势力内部的分化，资产阶级妥协而政治威信坠落，小资产阶级感觉压迫而倾向革命，都是无疑的。我们再看革命势力方面怎样。 小资产阶级倾向革命，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去年一年来中国部分的受帝国主义封锁（广州）和全国军阀战争的扰乱，买办阶级运贱价的原料出洋，甚至于粮食，弄得中国市场上米麦等项都需要再从国外高价的输入，再加以湖北、湖南、直隶等处的大荒歉，全国的生活必需品；如米、柴、肉等的价格，都是飞涨，尤其是上海。这种广大普遍的经济紊乱和生活增高，使一般人民感受到非常的压迫。帝国主义可以“贿买”少数高等华人，却决不能“贿买”大多数濒于饿死的人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化是无可遏制的。然而革命的主力还决不在此。 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农民，他们的劳动差不多百分之七十都被士绅、土豪、买办、军阀、帝国主义剥削了去，这是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的经济基础。五卅之后，不但广州、湖南的农民组织发展起来，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锋，并且一般的经济恐慌，预征田赋和灾荒，使农民的地位窘迫到万分，反抗运动自然而然到处的爆发。农民群众自己又继续中国向来所有的秘密组织，如红枪会（河南、山东等省），大刀会[18]（江苏、安徽等省）等，虽是迷信，虽是无计划无策略的组织，然而一有些须组织，便不能不暴动起来。国民革命之中，如今已经有无产阶级领导，又有真正革命政党的工作，这种农民运动如果纳入农民协会的轨道，有相当的农民政纲，立刻便可以成为极伟大的革命力量。不用说耕地农有的运动，便是减租减税的运动，直接就是给地主土豪，间接给军阀帝国主义以极大的打击。这一革命的伟大力量正在滋生猛长呢。 至于工人阶级，在上海、天津、河南、唐山、铁路、海员、粤港、湖南、湖北各方面，无论是受压迫不受压迫，他们一年来的组织工作和斗争经验，自然使他们积极的准备自己的力量，继续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何况经济恐慌和物价高涨使五卅以来所争到的加资，事实上已经等于没有，再加以反动重来所受的政治压迫，尤其是使他们不得不更加努力的奋斗。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正在更加集中训练，去和农民携手。这工农联盟的革命力量，在这北京屠杀高压重来的时候，愈益要迅速的伸长。 再则，就是知识阶级和游民阶级，虽则都是游离势力，可以为革命所用，亦可以为反革命所用，然而大多数的力量总在革命方面。尤其是在现时的局势之下。固然，知识阶级之中分化最为剧烈，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自捞取小部分的力量来做工具，但是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然倾向革命。固然，游民阶级会受买办土豪的雇用，武装起来——如商团、民团、团防、工贼、流氓，来屠杀工人农民，红枪会、大刀会等旧式团体，也会受人运动，甚至于还有大多数在军阀的军队里，但是，这是因为以前没有政治上组织上的宣传训练。这些土匪式首领，往往只知私利，或者浪漫，或者妥协，如岳维峻[19]的军队，一方面容受吴佩孚遗孽扰乱人民，一面又仿佛站在民众革命方面。可是，如果组织他们在革命军里，与以国民革命之政纲策略的正确领导，这极大多数的民众，可以造成殖民地革命所不可少的力量。因为：一则他们本是破产失业的农民，革命的需要非常之强；二则现时的军阀层层崩溃，帝国主义者没有这个能力和本领，完全收容雇用安置这些日益增多的游民。革命方面的实力，却因广州政府的确立而逐渐增加，国民革命的政纲策略愈益鲜明，足以团结组织这些力量。 因此，北京屠杀之后的革命势力，不但日益团结集中扩大，并且迅速地武装起来，革命的政纲和策略——农民、工人、军事等各方面，都更加深切而明显出来。尤其重要的，便是工农的革命同盟立刻有切实建立起来的希望，做国民革命的主干。 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的战略中，反动势力已经又开始崩败分裂；中立势力虽有一部分要妥协而反动，然而一大部分迅速地革命化；革命势力更加扩张集中而且强固起来。帝国主义胜利的希望能有多少呢！ 国民革命之前途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策略，虽然在北京屠杀的时候，得到最胜利的形势，但是，恐怕这就算这次联合战线中最一致的共同胜利——从帝国主义直到国家主义都内外一致的喊杀民众领袖，当然亦就是最后一次的胜利，过此之后，他们自己已经开始分裂而冲突了。帝国主义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策略，做到北京屠杀和改良政策，至多也不过吸引买办士绅的资产阶级，可是就此打破他们对于群众的魔力；结果，大多数民众更急剧的革命化，民众联合战线，要更加广大的扩张，不过在帝国主义军事上战胜的局势之下，暂时只是潜流猛进罢了。从此一切改良妥协避嫌等的幻想，在革命的政党，一般民众及其他方面，都更加容易要逐渐的打破。革命势力的扩大和深入，客观上使国民革命的成败渐渐逼近了生死关头。总之，客观上的革命条件无疑的日益完成。只看革命政党主观上的领导力量是否能执行这个历史使命。 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已经明显的指示出来：虽然在中国范围内，这一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国民革命的使命，是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使他脱离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剥削。但是，因为：一、中国农民占极大多数，并且是帝国主义剥削的最大的对象和最深的基础；二、中国资产阶级大半只能做买办事业，搜刮农民原料，推销外国商品，经营投机的金融事业等等，他绝不能有独立的政治势力；三、中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机器工业的发展）异常困难，一方面有帝国主义的极重的压迫，别方面又有宗法制度的束缚，士绅阶级的障碍和过剩劳动的充牣；四、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经验里，很早便有了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的能力；因为有这些特点，中国资产阶级非常之懦怯、畏惧、妥协、软弱，他宁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丧失巨万资本，却不敢牺牲几分钱去接受工人的要求，对工人让步。所以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 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一革命的主要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便是民权主义的自由和民族经济的解放，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条件。可是，何以胜利又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呢？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有很深的经济基础。如果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他很快的便和敌人妥协，五卅以来一直到现在，逐日都有事实可以证明。胜利，真正革命的胜利，始终是不会有的。 因此，客观上工农群众已经要求革命，积聚实力，准备决死的斗争，自然而然，只有工人阶级与农民联盟来做国民革命的先锋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政党，尤其是共产党，应当深切的了解这一革命的性质和主力。所以在现时——北京屠杀后，一切革命势力是迅速的增长凝聚的时候，不要放过这个历史时机：第一、坚决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关税自主等等，暂时特别要注意加入一切的地方政治斗争，在每一实际问题上指示群众以革命的前途，打破“民族改良”的幻想；第二、努力参加一切民权主义的斗争，不论是全国的、是地方的、是乡村的、是都市的国民会议，地方自治等，总要力求深入群众，在实际斗争中争取资产阶级反动派改良派蒙蔽之中的群众；第三、努力组织农民，指出耕地农有的目标，指导减租、减税、合作互助的运动，使农民群众在反对士绅军阀的斗争里，和城市工人以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结合巩固的同盟；第四、巩固发展工人的组织，在不断的日常改善生活的斗争里，指示工人阶级的总要求——八小时工作，按物价递加工资等，一直到一般劳动平民的政权。这种革命政纲，才能巩固结合工农的革命联盟，强大国民革命的主力军，集中提高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于全国；才能组织训练革命的军队，吸引敌人军队的群众，扩大武装势力，才能武装工人农民，实行革命战争；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才能真正以解放一般平民为使命，全国民众对他的响应可以在最短期间颠覆军阀统治，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 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小小胜利——北京屠杀，开始暴露自己之间的破裂，暴露中国各社会阶级力量的移转，更明显的更深切的拥出工农联盟的国民革命主力军，并且更紧切的逼得民众不得不力求武装——军队和工农军，准备直接革命。国民革命的前途已经放着伟大的光明，照耀那北京屠杀中的血痕！ 注 释 [1] 北京屠杀，即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日本帝国主义军舰掩护奉军进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被国民军击退。十六日，日本联合英、美、法等七国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无理要求。十八日，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领导下，北京广大爱国学生和市民群众举行集会游行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命令卫队开枪，打死打伤学生、群众二百余人，造成三一八惨案。 [2] 李景林，见本书第225页注⑤。 [3] 吴佩孚，见本书第41页注[18]。 [4] 寇英杰（？——一九二七），河北利津人。曾任湖北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第一师师长。一九二六年三月入河南，任河南军务督办。 [5] 靳云鹗（一八七九——一九三五），山东邹县人。直系军阀将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退踞豫鄂边境，一九二五年拥吴佩孚再起，次年夺取开封，任河南省长。 [6] 国民军，见本书第170页注⑧。 [7] 段祺瑞，见本书第43页注[30]。 [8] 孙传芳，见本书第264页注[12]。 [9] 邓如琢，安徽阜阳人。曾任江西赣北镇守使。一九二五年代方本仁任江西军务督办。 [10] 唐生智（一八八九——一九七○），湖南东安人。一九二三年任湘军第四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一九二六年春取代赵恒惕，任湖南代理省长，后响应和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 [11] 方本仁，见本书第170页注[11]。 [12] 张宗昌，见本书第225页注④。 [13] 张作霖，见本书第41页注[19]。 [14] 指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分子，在蒋介石指使下制造中山舰事件，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 [15] 指一九二六年三月出版的《新青年》月刊第三期，其中载有瞿秋白的《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前文第二节和后文第一、二节均收入本书。 [16] 虞洽卿，见本书第178页注[10]。 [17] 会审公廨，见本书第109页注①。 [18] 红枪会、大刀会，是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民间结社，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参加者多为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 [19] 岳维峻（一八八三——一九三二），陕西蒲城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任国民军第二军总指挥，一九二五年四月继胡景翼为河南督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