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瞿秋白 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 （一九二六年八月） * 这是瞿秋白一九二六年八月在广州的演讲，瞿景白记录，原载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共党内刊物《我们的生活》第四期。作者自编论文集选录此文。收入本书时前面讲买办阶级的部分节略。
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应该是解除农民的苦痛，缴卸帝国主义的武装，压制买办与地主。 在各地县治或是农村，地主大半是兼为官僚，绅董或乡董要大地主才有资格做，县长面前也只有大地主才有讲话的机会。中国许多官僚，他们做过一任什么官之后，便刮了一层地皮去，回到家乡购置田产，这里证明了地主本来便是官僚。中国旧时的统治阶级就是他们——地主。 中国的农民要缴纳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五的田租，最少的也要缴纳百分之五十以上，加以苛捐杂税，每个农民最低限度的损失要百分之六十五，剩下来的只够他们吃饭，甚至饭也吃不饱，其他更是无从说起。农民到不能维持他们生活的时候，只有二个办法：一是借贷，因此受绅士地主的重利盘剥，往往会因债务的日积月累，结果成为债主的奴隶；二是典当，凡是押铺及当店也都是地主绅士等开的，同样是被地主剥削。在乡村及城市中，讲起某人如何富有（这些富有的人就是地主绅士），终是描写那人有多少田地房屋，几家钱庄，几家当铺，几家漕坊（酱园、酒坊等），几家米店，这些也都是地主剥削农民的工具。地主绅士们有了这些权利，便在各处握住了全中国的经济命脉，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 帝国主义没有侵入中国以前，地主绅士从农民那里剥削得来的钱财，除了供给自己享乐，间或做一些“慈善事业”之外，多余的金钱只能藏在地窖里，吃不了卖不完的米谷屯积在仓库中，很少有作用。及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地主们剥削掠夺得来的财富，除供给自己享乐外，并可以拿出来经营商业，以前屯积贮藏起的东西都可以卖给帝国主义者，不论是米、葛、麻、丝、茶叶……帝国主义者是没有一样不要的。譬如在苏常[1]、无锡一带的茧行，从前一共只有二百余家，现在已经增加到二千余家了。地主绅士等从帝国主义侵入之后，他们得到了很多利益，农民却因此更加痛苦，因为地主想从帝国主义者手里得到更多的利益，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 中国的农民受的痛苦最深，但他们的数目占全国人口的绝对大多数，农业亦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如果中国的农民永远受着这样重的压迫，中国的工业一定不会发展，因为大多数的农民非常的穷苦，没有钱购买货物，工业品无从得到广大的销售市场。社会进化的普通公律：封建社会的崩溃，跟着的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出现。中国的现象如何？一面工业不能发展，农业却又日益破产，农民都失业，不堪困苦，集聚到城中来，又没有这许多工厂容纳他们，于是便成为兵匪。这是农民问题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问题。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必定勾结地主、大商人来尽量的销售货物，并且经营工业。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有了几个资本家，可说是有了一些工业，但究竟太少太衰弱了。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2]、上海等处的纱厂等等，以及南洋、旧金山的侨商，可以说是中国工业或是中国的资本家，但是中国的关税不能自主，中国幼稚的工业遂处处受着限制、剥削。以致出品的成本昂贵，这样，如何能与帝国主义者进步的大机器生产，成品低廉又占着协定税则的便宜的货物竞争呢？如何能使中国的工业发展呢？帝国主义者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崩坏，建立了“帝国主义市场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民族”的资本主义社会却无从建立。所以中国社会进化过程，进到封建制度崩溃、资本主义的建立、稍稍有一点工业的时期，社会中阶级的对立成为特殊的现象：一方面是工农阶级，一方面是封建的余孽地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上畸形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掮客——买办阶级。 中国的革命势力——工人、农民、小商人，要推翻地主、买办、军阀、帝国主义，必需要明白这一个经济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军阀、地主、买办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我们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必需要知道帝国主义军阀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就是说要能够知道更具体的打倒他们的办法，要晓得他们如何能在中国生存。抽象的名词，空洞的口号是不能使他们受打击的。所以国民革命必需要是革地主买办的命，就是掘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命根——他们的经济基础。 在政治上，国民革命的工作，打倒军阀，不仅只打倒袁世凯，打倒吴佩孚等几个人，要看清楚了现在军阀在中国所以有政治势力的根源，然后才能给他们以重大的打击。 中国的军队与外国的军队同样是武装的组织，可是他们的作用不尽相同。外国的军事领袖无论他有多大的武力，但他不能有很多的政治作用，不会成为中国式的“军阀”。中国的军事领袖却不然，是握有政治的大权，成为特权阶级——军阀了的。我们要了解中国的政治问题，就必定要明了为什么中国的军事领袖是如此，他们代表什么阶级。 中国本来是地主阶级统治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国家，在事实上各地或各省都是独立的，因为经济上没有更广大关系的需要，如象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经济关系。因此也用不着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庞大的军备和统一的指挥。所以历代名义上虽然有一个皇帝，实质上是并不统一。在太平天国以前，各省的军队不满六千人，只有北京的御林军的人数才有一万以上。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如此的经济力量，不能养活许多兵，并且是无须乎这样。到现在不同了，因为农业的破产，很多困苦的农民，客观上的革命势力，成为土匪。有了很多土匪，于是必需要有武力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强盛的军队由此就渐渐的发生了。中国没有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政府，因为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受了帝国主义的压制不能强大起来，还不能掌握政权保护他们自己，因此也不得不乞援于军人，于是政权便落于军人的手中。中国的社会依然是封建的形式，但封建制度却又因为帝国主义的侵入坠落了他的声威，破坏了他的道德，没有什么君臣之礼了，独一无二的军人遂能操纵一切成为军阀。因为军阀是封建社会的余孽，他实是代表地主买办阶级，他的力量也必然用以保护地主买办的利益的，所以，我们往往听见军阀士绅也常常乱叫“维持安宁秩序”，这所谓安宁便是帝国主义买办地主的安宁。 在五卅之后，国民军倾向于一般民众（小商人，工农阶级）的一方面来，帝国主义者固然是惊骇相告，要张、吴[3]攻打国民军，买办地主也是同样的明里暗里帮助张、吴打国民军，说是因为国民军赤化了的缘故。实际上他们是向民众进攻，向大多数的农民进攻，保护他们自己（地主阶级，及脱胎于地主的买办阶级）的利益。讨赤战争时期的北方农民的苦痛：无限耕地的荒芜，千百万难民流离的那种现象，是很明显的例证，证明了这种战争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的武力向农民的进攻。这种灾难，地主们是受不到什么损害的，他们可以跑到天津或别地的租界里去，很逍遥自在的过他们的生活；大商人、买办阶级是更积极的帮助张、吴，如北京总商会帮助张宗昌发行军用票。在平时，军阀也是在各处与当地商会领袖、买办阶级，或是教育会领袖、绅士等勾结的。军阀要商会捐款等，并没有要商会的领袖们自己腰包里的钱，都是摊派给各小商人的。大商人与地主虽然不自己掌握着政权，但是军阀掌握着，照样是保护他们的，虽然也有时对他们有些微的威迫，这不过是如同大家庭中的忤仆一样无关紧要的，因为忤仆无论如何的不好，他终是要依靠着主人才能生存，他们——地主与买办是军阀的命根，是军阀的经济基础。 我们还有例可以证明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地主、买办阶级。许多由官僚告老或其他原故还乡后，他们时常在他们家中私刑拷打农民，没有人能够干涉，在广东或者不同，是用民团来压迫农民。许多小县分中，绅士、商会会长等有至高无上的威严。民治主义的国家是无论什么人都没有随便逮捕他人的权力，可是中国各处绅士、商会会长的一张名片便可以捉人，农民更是随时随地可由他们逮捕、拷打、囚禁。现在没有什么皇帝或是公侯等爵位，地主、绅士都同他们是一样的东西，买办也同样是帮助地主压迫农民的。在长江南岸有很多沙田，本来农民可以用很少的代价向官署领到这些土地，现在都被大地主仗着他的威权，以他的金钱侵占了这几千万亩的沙田。这件事证明了政权被地主们掌握着；另一方面表现将渐渐进入大农业生产，慢慢的展开资本主义的农业，也就是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们准备夺取资本主义时候的政权。最明显的例就是南通的张謇[4]，他开办工厂，工厂工人的宿食及宿舍内的市场也完全是他包办；南通的市政、司法、教育一切的行政设施都得受他的节制，就是游艺，都要干涉。他是地主、大资本家、官僚，他是中国统治阶级本身形态的写真。中国的资本家大多数是地主，完全没有脱离地主的地位，如上海纺织业资本家穆藕初[5]、聂云台[6]等，他们都是兼为大地主的。在各县各村可以看出政治的半独立或完全独立的性质，掌握政权的便是地主。在事实上地主阶级是军阀的主人，所以我们要打倒军阀，必须打倒地主。 在政治上、经济上可以见到帝国主义及军阀在中国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有这些反动阶级做他们的经济的政治的命脉，我们的结论因此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必需打倒地主与买办阶级。打倒陈炯明之后的广东农民仍旧感觉许多苦痛，就是因为没有很决断地割断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命脉，严厉地压制地主与买办。现在广东农村中许多问题，也便是因为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巩固广东革命的基础，乃至完成中国的革命必需要是很决断、很彻底、不稍姑息地解决这一个问题，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生存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买办阶级。 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地主买办之后，即刻建立一个人民的国民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必要给农民以参加政权的自由。 中国的革命史应该是从陈胜、吴广[7]那时候写起，随后便是由赤眉[8]、黄巾[9]至“流寇”[10]，最近的是白莲教[11]、太平天国[12]、义和团[13]。从来一般人认他们是“匪徒”，这是与现在说农会便是“土匪”同样。中国的经济发展得非常迟缓，在历史的过程中因为人口增加而发生问题，每一个时期都是如此，而有农民反抗运动的发生，再有新的建立，所以以前中国革命史是农民革命史。 每次的农民革命成功之后，政权都落到别人手里，农民自己并没有得到成功，这是因为有下列的缺点： （1）没有良好的组织。 （2）没有民权主义的实力，于是握取政权者成为皇帝。 （3）迷信，如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都有宗教的力量为他们的维系，这是因为农民很少团结力。每次运动往往成为暴动，如其没有宗教将是散漫不可收拾，从过去的义和团到现在北方的红枪会都是如此。 （4）没有强有力的革命阶级做他们的领袖，如现在的中国无产阶级。 现在的农民就不尽如此了，其所以不同的缘故，因为现在资本主义渐渐的发展，在大城市中间已经有了工人，无产阶级已形成一种力量，农民可与工人联合奋斗，农民得到这支生力军的辅助，形势当然不同，不象以前那样的原始暴动而为有组织的斗争了。农民也已经知道在革命的行程中，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必需要有团结与组织，并且知道要得胜利必定要与工人联合。 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各阶级的，工人、农民、城市中的小商人（有时大商人也来参加），以及革命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各阶级的人们都需要这样的革命，这一个革命工作必定要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民的一切苦痛才能说是国民革命成功。 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战线，是一方面为工、农、小商人，一方面为地主、买办、军阀、帝国主义。在这样形势的战阵中，革命的队伍里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他们是与买办阶级不同，需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可是与工人、农民大不相同。工农及小商人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目的是在于：群众的团结，一切自由、一切权利的获得，在政府里有各界的代表，他们这些目的是很正确，如能依照这目标去做，国民革命才有真正的胜利可以得到。资产阶级不然，他们恐怕工农的力量大了，他们将因此受害，不能尽其所欲地来剥削工农，因此他们对于革命终有些疑惧。买办与大商人更是一种反动的力量，是非常讨厌的东西。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他可以表示些倾向改良政策的论调；到反动时机到来时，他立刻会压迫工、农、小商人等革命分子。譬如上海五卅运动开始时，上海总商会也能在势所必然的强迫之下发出罢市的命令，也能够提出十三条要求，虽然是修改了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团体（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十七条。到了末后反动局面开始后，上海总商会即刻改变其态度，嗾使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以至于秘密枪决刘华[14]。可是从这买办阶级里，在经济上可以稍稍发展出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在政治上这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便是新右派。他们渗入国民革命的战线而力争其领袖权，凭借军力，实行其扼制工农、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妥协之政策。 中国国民革命的意义，是在解放农民，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从帝国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建设资本主义的中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人并不怕资本主义的强大，资产阶级却在怕工人势力的增强，这是必然的；所以在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参加，工人也参加，但是国民革命的指导权必定不能使之落入资产阶级的手里。同时，这所谓“资产阶级的中国”在国民革命真正胜利之后，他必须加入社会主义的经济联盟，即与苏联联合反抗世界的帝国主义。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在这世界社会革命的时期，是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的。从事于中国革命的，不论共产党或是国民党，都应为着创立民权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为着解决农民问题，使农民所受的剥削减少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用种种方法——减租、免税、改良种子、兴办水利等等达到这个目的，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其收获之百分之八十。达到了这个目的之后，农民然后能安居乐业，实业才能发展，工业品才能在农村中找到销路。减少农民的剥削就是减少地主的收入。这一层资产阶级的新右派是很难了解的。他们所以至多只能结合少数富农，而不能解决农民问题。 国民政府能够得到农民，则国民政府才能巩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才能得到胜利；真实拥护工农的党，才能够领导中国革命。 在事实上，谁能代表工农利益，谁能给工、农、小商人以政权，那末，谁就能够解决农民问题。必需要压迫地主使其减租，打倒地主势力，才能获得农民群众，革命的基础才能巩固，才能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权力。如其怕农民组织的强大，怕农民暴动而畏缩，不敢提出为农民利益的政纲，不实行为农民利益的政纲，必定因此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且要受农民的攻击和反对。总之，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 五卅运动的一大狂澜，因为缺少农民参加（虽有红枪会等起来，但是太少，太迟了），致五卅运动没有结果。农民运动到现在已日益高涨了，很急切的要一个保护农民的政纲及农工势力的结合。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劣绅。不要忽视了，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 最具体的办法是： （一）解决农民经济的束缚，用政治势力切实解决之；明定“耕地农有”的标语。 （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他有自己的武装保护他自己的利益。 （三）农民参加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的也要有农民代表；凡是行政，要有农民与一般人民代表会决定后才能实行。 （四）严厉的无情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之反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 注 释 [1] 常，指江苏省的苏州、常熟。 [2] 洋兄弟烟草公司是旧中国华侨资本经营的最大机制卷烟企业。一九○五年创办于香港，以后又在上海、汉口等地设立了分厂，并在河南、安徽、山东设立烤烟厂。后因受英美烟公司压迫，业务衰退。 [3] 、吴，即张作霖、吴佩孚。 [4] 謇，见本书第42页注[23]。 [5] 藕初，见本书第199页注⑧。 [6] 云台（一八八○——一九五三），湖南衡山人。买办官僚家庭出身。清末继承父业，任复泰公司经理、恒丰纺织新局总理，并经营大庄园。一九一七年与黄炎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临时干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筹建吴淞大中华纱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又与张謇等筹建纺织、贸易公司等多处。一九二○年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一九二三年后，聂云台所经营的企业遭受巨大损失。一九二六年，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顾问。 [7] 胜、吴广是秦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领袖。 [8] 眉是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 [9] 巾是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军。 [10] “流寇”，指唐末黄巢起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他们率领的起义军从北到南，从南到北，流动很大，被统治阶级称为“流寇”。 [11] 白莲教是起源于宋代，而在元、明、清三代在民间流行的一种秘密教派，因依托佛教的白莲宗而得名。这里主要是指清嘉庆年间及其后爆发的白莲教农民起义。 [12] 太平天国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反对清政府的农民革命，奠都南京，称太平天国。 [13] 义和团是十九世纪末华北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见本书第40页注⑥。 [14] 刘华，见本书第264页注[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