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瞿秋白 中国革命中之共产党党内问题 （一九二七年二月） * 本文节录自《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五章，标题是原文的副题。
中国从辛亥以来，一直是在革命状态之中，中国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率领农民的中国“民族”，革那官僚买办地主阶级的命，亦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领导着中国无产阶级革那世界资产阶级的命。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到胜利的道路上去。无产阶级应当首先联合工匠、农民、兵士的小资产阶级，领着一般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反对那妥协卖民的民族资产阶级，以此正确的策略日益组织团结更广泛的群众——这样去领袖中国的革命。而无产阶级需要共产党之领导，所以实际上领袖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那么，这应当领导中国革命的人又怎样呢，他们的健康怎么样呢？ 老实不客气说：他有一点儿病，亦许不止一点儿罢！ 去年七月中央扩大会议[1]便决定开放国民革命问题的讨论，最近中央政治局又通告讨论国际的议决案，说：“与其由盲目的一致而弄到实际不一致，不如由意见的不一致而求得实际的一致！”因此，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的说出来。我肯定的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如果有人说：“党内发生派别了”，那么“大家”一定说：“照列宁主义的规定，共产党是不应当有派别的，因此中国之党既名为共产党，便决不会有派别。你这小子造谣惑众，应当按照列宁主义的纪律第一千零一条，推出辕门斩首：看刀……！”是的，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式的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第二国际主义[2]之雏形。 我们党是有病，病的名词叫做彭述之主义[3]，随便称呼也不要紧，他的实质是从我们实际工作和策略，零零碎碎汇合起来，不自觉的形成一个隐隐约约的系统。可以说并非彭述之一人的独创，亦许彭述之自己将要反对彭述之主义了。然而彭述之主义者还是很多；我们必须指出这彭述之主义，实在是孟塞维克主义[4]在中国的化身，因为群众和革命如此教训我们：如果再不明白的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 彭述之主义的策略是甚么呢？ 书生式的革命观与政客式的政变观。开始是“先宣传，再组织、然后暴动”死公式。好象画着图样造房子似的。他们（彭述之主义派）认为不是如此纯粹“特别改良”西洋式的革命，便不算真革命，而只是“畸形混沌”的中国货。因此，看轻中国革命中之“土匪头儿的南方军阀”之作用。这又是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自以为是“教师”，可以教一切人以“科学的革命方法”。于是日常工作之中，不论是在何种人之中：国民党、军队、商人、学生、工人……他们都以教师面孔对人。开会有一定公式……睡觉有一定姿势，上毛厕有一定步骤。如果人家不大懂得他们“所教的书”，他们便说：你不懂科学的革命方法，你是反革命。他们几乎要说：“广东军队中某某军官不姓托洛茨基[5]，所以他决不是革命军，而是土匪头儿的南方军阀。”他们觉得中国的事处处不合他们的公式。但是等到军事运动的作用超过了他们的头，他们大惊奇之后，“恍然大悟”了：原来在中国运动小军阀，很可以革命，于是专心致志想着怎样使靳云鹗[6]、叶开鑫[7]……倒戈，使阎锡山[8]改变态度……而自己不做群众工作。从书生式的革命观又渗杂着政客式的兵变观。此其一。 彭述之主义的革命组织方略怎样呢？ 孟塞维克的独立观。无产阶级要独立的斗争，不能受资产阶级的恶化，要有独立的政党，独立的阶级意识。这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然而彭述之主义机械的了解这些真理。最初只要做劳动运动，不要国民革命；进而要做国民革命，可是不要加入国民党；进而自己可以加入国民党，而工人不要加入，南方可以加入国民党，北方不可以加入；进而产业工人不要加入；进而加入了不要做军事行动，还要教中山停止这种运动；进而自己只要独立政治主张，给别人看看我们比国民党好些，只要批评国民党，只要分辨我们不是只做国民革命，还在准备第二次革命；进而主张戴季陶[9]有些理由，小资产阶级可以独立，我们也可以独立，两相方便最好；进而主张让国民党左派右派多做些事，我们不要引起他们共同的嫉妒，落得来做自己的事；最后进而竭力劝告忠告新右派领袖左倾些，我们自己右倾些，大家将就将就。这是一条路：从“本能的自我保存”走起，不知怎么样越走越不对，走到几乎要将革命的命运交给右派资产阶级！总之，是唯恐自己堕落在“民族陷井”里忘了阶级，目光只注在怎样保存“阶级”，而没有注到怎样使这阶级领导得起民族。因为自己心上以为工人阶级天然是领导者。孟塞维克反对列宁之加入“临时政府”的主张时，也说恐怕工人阶级加入民权政府要恶化，要晦蔽阶级意识，不能做“清高的”在野党极左派了。 因为自己以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的革命方法”好，所以以为自己天然是指导者，故意与人立异，你只知道军事行动，我却知道宣传组织；随后军事行动“已成事实，不便反对”，那就索性说：你会军事行动，我也会军事行动。广东国民党会做革命中心，我们北京共产党也会做中心。何苦如此呢？因为我们无产阶级是独立的呵！阶级应当和中国民族对立的呵！ 如此，共产党内自己的组织纪律又怎样呢？ 官僚式的纪律观与流氓式的纪律观。亦是公式！“先宣传，后组织，再暴动”，这不可移易的步骤。那么，区归区，地方归地方，农委归农委，工委归工委，妇女归妇女，小孩子归小孩子。一层层，“秩序井然”的公式放好在头脑里。这亦是不可移易的。按公式，一切服从党，党即区委，区委即书记，书记即……。按公式，某机关服从某机关，某级工会归某级党部管理，例如，如果某一工会在杭州有重要的活的作用，应加入杭州总工会，然而在组织系统上应属于江浙区委，并应加入铁总[10]，那末，怎样办？自然是服从区委，否则“破坏组织系统”或“违背党”。按公式，讨论某种事务，应经某某手续，如果为革命策略应付起见，忽略了这一手续，那亦不问有利于革命与否，一概推翻，“推出辕门斩首”。总之，不知道活用，于是根源于书生主义而发生官僚式的纪律观。党的“命令”自然是很尊严的。但是何以常常不解释理由，而只是军事式的命令呢？因为下级人员不应当问“为什么”。这仿佛是为秘密起见。下级人员不准讨论政治问题。某种机关只准讨论某种问题，这也是公式的。于是群众同志习惯如此，便缺少建议力，甚至缺少革命意志。他自视如一兵士，要人家一拨一动的，他如何敢积极。何以如此？仿佛我可以找着一个经典：布哈林[11]曰：“国家者阶级的也，故政治者，阶级专政也，阶级者服从党之指导者也，故阶级专政即党的专政也，党者党部指导者也，故即党部专政也，党部者由某委书记负责者也，故即书记专政也。”这亦是死公式。推演这种公式于党外群众，所以会在罢工之后颁布如此之纪律，“工人不准……不准……不准”。这仿佛是流氓团体出布告：“一切游民乞丐人等不准在此滋扰。”这种流氓式的纪律，是除为资产阶级保护神圣的私有财产外，别无他用。我们用于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之下，却也有些用处！ 总之，没有积极的纪律，而只有消极的纪律。没有“不准不做某事，不准不讨论，不准不提议，不准不反问上级命令的理由”。却只有“不准说，不准问，不准讨论……”。再则，只有组织手续上的纪律，而没有政治上的纪律。区委对地委责备是常有的，但是真正纪律，政治上的纪律差不多没有。区委违背中央命令，违背政治议案而对之怠工，对于这些同志，却无所谓纪律。即使无命令无通告，如果负政治责任的同志有不好的倾向，有不适当的策略，也应当指出，使同志甚至于群众知道，然而这在中国，大半为保存面子起见，不宣布、不直说的。殊不知道真能保存威信，并且使党前进的，正是自我批评。“家丑不可外扬”和“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的办法，如今行不通了，宗法社会已经崩坏了。 其次，宣传教育又怎样呢？ 童子师式的宣传教育方法。我们的对内教育，大半是注入的，而不是启发的，本来“好为人师”的书生，一则喜欢打人家手心，二则喜欢充博学。所以如果有人捉他的白字，他一定要反脸的。小学生问三问四，尤其是他所讨厌的。他知道有这么一个公式，譬如说：“先宣传，后组织，再暴动”，那么“小学生们，拿这个公式去读熟，快来背罢”！如果学生问他：“为什么，怎么样……那是什么，这是什么？”那么，他必定再摇头晃膀子，大背其他的公式，甚至于所答非所问。最后他说，这是列宁说的，“我即列宁，我难道会错吗？”这种教育当然不能使群众迎受下去。至于对外宣传，也是看轻群众。“群众只要简单的口号。不好一次太多了，分着几个阶段来。”这种公式，第一是不能指示前途，而只是逐段应付环境，群众反易拘泥；第二是不切事实。工人群众尤其在革命行动时，他们的问题多着呢。五卅时，我看见小沙渡工人站着读墙上贴着的《商报》长篇大论的记载；他们心上要知道：“咱们的工友打伤几个，怎样打死的，如今怎样了……商人怎样办法，工会怎样办法，‘学生先生’怎样办法。英国要不要再开枪，再开枪怎样的对付，不开枪又怎样对付。”我们却说他们简单。如果我们还是这样看轻群众，我们的鼓动是收效很少的，这不是提高他们阶级意识的办法。再则，中央机关报上的政治鼓动，却也太“复杂”了。其实也不“复杂”。不过总是多“分析”、“研究”，而没有鼓动性。例如“分析”靳云鹗怎样要倒戈，怎样暂时不能倒。研究北洋军阀官僚出身是山东、直隶、安徽人居多，而南方军人、政学系[12]、联省自治派[13]之地主土豪代表，都是湖南人居多，革命党人都是广东人居多等。总之，偏重于多闻多见学博才高之表现居多，而鼓动群众，激刺群众太少！或是忠告右派的口气太多，而激刺一般右派群众的太少。至于理论宣传，简直不必谈起。除译书外，主观上没有真正分析中国实际状况而宣传主义的意志。根本上不愿意适合一般文化程度，而自己用真正中国文来宣传主义于一般能读些书的群众之中。为什么？因为“我即列宁，我即主义，我已经懂了，放在肚子里，逐段的抽出来，按公式教导党部下级人员及群众，以至于孙中山，如此这般，革命自然成功。至于他们那些人，没有功夫来懂得全部理论和主义。”至于工人群众中宣传主义，简直大家默认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知识很浅。再则，工人只要实际行动中生出阶级觉悟来好了！ 总说起来，我们党的主观上的程度，很不能与客观职任相称，现在决不是历数“家珍”以自慰藉的时候，我们应当严格执行政治纪律，暴一暴“家丑”，以极紧张极积极的努力，迅速的改正我们的错误，至少使个个同志知道“为什么”这是错的，然后能够增高党的斗争力，然后能够保证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尽我们伟大的使命。那彭述之主义是：在中国国民革命之中，表面上只求工人阶级的独立，甚至于高叫领导权天然在工人阶级手里，同时又说还要准备第二次的“永续革命”，实际上是忽视农民、兵士及革命军之作用，抛弃小资产阶级群众，其势不得不与民族资产阶级妥协，而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时，又误认他是买办阶级，因此不能辨明军阀卖国主义与民族改良主义之区别，只知道谁不向我进攻，即认为革命派而与之联合，其结果纯为与资产阶级联盟之战术计划，于是一切策略错误随之而来，直到卖阶级卖革命而后止。至于党内官僚主义、书生主义之组织上宣传上的缺点，尤其是政客主义的投机与流氓主义的纪律，皆含有蔑视群众畏惧群众之心理，抑制实际斗争中之自动创造力，利用落后分子之盲从。凡此一切，皆与彼孟塞维克主义式的战术相发明，而形成似无实有之一种主义。彭述之亦许应当研究研究自己的主义，然后再能明了“实成其为”一种主义。其余的彭述之主义派，或者各自取他的一部分，或今天如此明天如彼，虽然同取之于一个主义，而可以前后矛盾。这是因为彭述之主义，本是唯心主义的多元论的敷衍涂砌的实验主义的；他可以今天说：“这人没有，已经成鬼”，明天又说，“这人确有，然仅系其思想存在。”如此合成其有鬼论。既如此，他的害处，比马尔托夫[14]公开的孟塞维克主义更大。因为人人于无意之中不自觉的中他的毒。片段的看来，仿佛亦是马克思主义，不觉得他可怕。其实合拢在一个线索上，不但是非马克思主义，并且客观上简直是卖阶级。所以我们的党，必须毅然决然和这彭述之主义奋斗。如今病还浅，革命时机紧迫，赶快医治，还可以治好！为医治起见，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我们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 注 释 [1] 七月中央扩大会议，即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 [2] 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党的国际性联合组织。一八八九年七月在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成立。在恩格斯的领导和影响下，第二国际初期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促进了各国工人运动的广泛开展。恩格斯逝世后，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迅速增长，第二国际内部逐渐分化为三派：一是以德国伯恩斯坦为首的右派；一是以德国考茨基为首的“中派”；一是革命的左派，以德国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为代表。右派和“中派”占据了第二国际组织的领导地位，推行机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大多数党公开背叛无产阶级，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沦为社会沙文主义政党而陷于破产。 [3] 彭述之主义，实际上是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4] 孟塞维克主义，见本书第330页注[10]。 [5] 托洛茨基，参见本书第330页注⑨。 [6] 靳云鹗，见本书第279页注⑤。 [7] 叶开鑫，见本书第295页注⑦。 [8] 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字百川，山西五台人。长期统治山西的地方军阀。当时任山西省督军兼省长。 [9] 戴季陶，见本书第199页注③。 [10] 铁总，即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一九二二年十月筹备，一九二四年二月在北京成立。 [11] 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八），一九○六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九一七年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等职。一九二九年以反党罪名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一九三七年被开除出党，次年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名被处决。 [12] 政学系，即政学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个官僚、政客集团。袁世凯死后，国民党籍议员多数反对北洋军阀，反对段祺瑞。张耀曾、李根源、谷钟秀等，于一九一七年组织政学会，支持段祺瑞，力主对德宣战。段非法解散国会后，张等南下参加孙中山组织的护法政府，进行护法运动，后又与滇、桂军阀相勾结反对孙中山，被称为政学系。 [13] 联省自治，见本书第330页注[12]。 [14] 马尔托夫（一八七三——一九二三），俄国社会民主党早期的活动家。在一九○三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带头反对列宁的建党原则，成为孟什维克的代表人物之一。十月革命后对苏维埃政权采取敌对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