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萨文科夫（卡尔·拉狄克，1925年5月14日）

БОРИС САВИНКОВ

鲍里斯·萨文科夫

卡尔·拉狄克

1925年5月14日
Zveza 翻译

　　原文链接：http://az.lib.ru/r/radek_k_b/text_1925_savinkov.shtml

　　这个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用悲剧性的结局为他动荡的一生画上了句号，他的一生充满了意外，充满了浪漫的情节，充满了巨大的英雄气概和极端的堕落，同时却又和实际的革命内容格格不入。
　　萨文科夫出生在华沙的一个官僚家庭。他没有参加这个不属于他的国家的工人运动或者农民运动，但在波兰，沙皇制度的压迫比起在俄罗斯还要更强力、更卑鄙。尽管萨文科夫的家庭不敢反抗这种压迫，但他们也并没有容忍它。萨文科夫极其善良的母亲在他的灵魂当中种下了抗议的种子，让萨文科夫成了一名反抗者。波兰革命运动的反响传到了他那里，把他的心推向了革命道路。他在社会民主党的圈子里短暂地停留，随后就开始回避他们，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让他感觉很无趣。他奔放的性情需要一项“事业”，想立刻去进行有力的抗议。他不想浪费时间去做思想准备。马克思主义？对这个他必须与之战斗的现实做研究？这些对他有什么用？他只知道他必须要战斗，这就够了。约瑟夫·毕苏斯基的性格在很多方面和他类似，他在22年以前出版的简短自传当中就说过，他搞不懂为什么人们要对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做科学论证。“既然我想要它，那它就是必要的。”这肯定也是萨文科夫的想法。他宣称自己拥护的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些漂亮话，只是用来为“他不想要沙皇制度，他反抗沙皇制度”这个事实打掩护。萨文科夫在当时成形的社会革命党里找到了他所追寻的事业。鲍里斯·萨文科夫成了这支队伍里战斗组织当中最杰出的成员之一，并实施了一系列恐怖主义的刺杀活动，让自己的名字笼罩在伟大革命者的光辉之中。在这些刺杀图谋当中，他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革命浪潮的衰退让萨文科夫陷入了沉思。他在1909年出版的小说《苍白的马》（Конь бледный）可以证明，他已经在革命的风暴当中失去了自己年轻时的一切信仰。此外，他在本质上是一个感受不到社会联系的人。“相信基督复活的人是幸福的，相信拉撒路复活的人是幸福的。那些相信社会主义，相信人间天国的人同样幸福。但这些古老的故事对我来说荒谬可笑，每人分15俄亩土地这种话并不吸引我。我说：‘我不想当奴隶。难道这就是我的自由吗? 多么可怜的自由……我为什么需要它？我是以什么名义去杀人? 以血的名义吗？是为了流血吗？’ ”《苍白的马》的主人公问了这么一些问题，而这主人公正是作者自己。萨文科夫后来的发展证明，这部小说其实有着自传的性质。
　　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萨文科夫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上了战场，因为欧洲的现实、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卑劣不允许他打着资产阶级的旗号去作战。他需要一个让人安心的幻觉——那就是社会主义！但是，这个搞恐怖活动的人，他的工作和工人阶级没有联系，和斗争中的农民也没有联系，这个人理解不了工农斗争的意义，也没法吸收那能够鼓舞工人阶级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他是为了不挨饿而战斗的，然后把这个叫做社会主义。可是我，萨文科夫，又没有挨饿——那我难道能从中得到幸福吗？农民伸出手去，想要自己的土地——可15俄亩的土地有什么大不了的？法国的农民有土地，难道他们就把我萨文科夫的美梦变成现实了吗？萨文科夫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之后，就把对社会联系的一切感受统统抛弃了。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期间相信自己正在开创新的伟大事业，资产者曾经也有过这种感受。即使是到了现在，即使资产阶级已经浑身长癞、落到了要靠弗兰格尔和参可夫^[1]这种人的地步，它的许多领导人和战士还是相信他们的斗争有某种比保住政权、比单纯地大吃大喝要高尚的意义。只要读完舒尔金^[2]的书就能发现，资产阶级当中最优秀的人（阶级意义上的最优秀）依然坚信资产阶级制度是唯一一个可能的制度，坚信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混乱，会把世界和自己淹没在血泊当中。萨文科夫失去对资本主义的信仰之后并没有拾起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他仍然是个孤独的个体，仍然被那个想法折磨着：血，以什么名义流血？在他的《苍白的马》一书的开头，他放了一段《圣经》中的话做卷首语：“我就观看，见有一匹苍白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阴府也随着他。”死亡注视着他的眼睛，阴府在他的怀里统治。
　　在他1912年出版的下一本书《未曾发生的事》（То, чего не было）当中，他这个死去的革命者亲手参与埋葬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尸体。革命究竟是什么？“没人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也没人能说要怎样才能让它发生……没人知道它以前如何发生的，也没人可以做出解释。”革命是一个“梦境”。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它为什么来、不知道它有什么内容、也不知道它有什么意义。既然萨文科夫对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农民阶级争取土地的斗争漠不关心，那么对他来说革命甚至都不只是梦境，而是毫无意义的梦境。要是说革命是毫无意义的梦境，那他曾经参加过、在它的旗帜下战斗过的那个革命党又能是什么呢？那就是徒劳无用、不值一哂——他把自己的党描述成一群匆匆忙忙的小人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很重要，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却完全没有任何分量。“博洛托夫亲眼看到，莫斯科正在发生一件庄严的、重大的、异常具有决定性的事件，这件事既不取决于他，也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个人意愿。他看到，让这人烟繁盛、富丽堂皇、精明强干而又和平安定的莫斯科震荡起来的既不是党的力量，也不是他博洛托夫的力量，而彼得堡的几场会议在这座城市看来更是微不足道、可笑之极。”既然他都认为把农民从地主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把工人从资本家的桎梏当中解放出来这种事并不重要也不能吸引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莫斯科的起义是个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可以看出，战斗的莫斯科工人身上的英雄主义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但这只是心血来潮和三分钟的热度，很快就消逝无踪了，因为这次事件并没有让他理解革命，更不用说党在革命中起到的作用。
　　好吧。莫斯科起义的组织工作确实做得很差：一般来说，领导革命工作是件难得要命的事情。但如果萨文科夫真的理解了革命的重要性和它的社会意义，他就不会觉得党的工作毫无意义，就不会在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满怀信心地说，他们的谈话会决定一千名士兵的命运”的时候感到惊讶。他也就不会像他过去写的这段文字一样对党内斗争不屑一顾：“三个派别互相争斗，这场争斗就是凶恶搏杀的根源。有些人研究了俄国的农工问题和经济关系，要求搞土地社会化；有人依靠这同样的条件，要求工厂社会化；还有人又读了几十卷书，对上面这两条都不做要求了，而是赞成强制赎买土地。对‘温和派’、‘右派’和‘左派’来说……这些分歧就好像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他们真诚地相信，在党内讨论问题——怎么问心无愧地分配土地、怎样左右俄罗斯的命运——会让力量增长、加速革命的进程、并且决定一个一亿人口国家的未来……却没有一个同志明白鲁莽的争执徒劳无功，所有人都只是急不可待地期盼着那个历史性的事件——全党代表大会。”这番长篇大论正是萨文科夫身为一个革命者签下的破产宣言。如果说革命是一片梦境，那党就是梦中的呓语，党内的生活和斗争就是在找寻出路——就像是睡梦中的人无意中做出动作，对着梦里的幻景微笑，又和梦魇搏斗。
　　萨文科夫对革命感到失望，又在发现阿泽夫^[3]背叛之后不再相信他的战友，他在巴黎的咖啡馆里蹉跎岁月，直到战争打响。大战的旋风吹动了腐朽资产阶级社会里这颗孱弱的原子。萨文科夫这个个体相信，他，萨文科夫，是一个可悲的自由人物，他不知道、也没办法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需要知晓生活的客观意义，随心所欲地生活，今天还可以为了某个陌生人冒生命危险，明天就因为“应该杀戮吗”这种疑问而想破脑袋——鲍里斯·萨文科夫不知不觉中成了俄罗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员。是的，也是国际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员。战争让萨文科夫振作起来，他当上了资产阶级报刊的通讯员，歌颂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意义，又夸耀战争牺牲者（他们其实并不情愿）的英勇功绩。只靠原子是没法生存的，实际存在的只有社会。它被阶级撕裂开来，而站在对面的人尽管不理解工农反抗奴役的斗争中所蕴含的伟大意义，也必须——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反对工农的斗争是极其重要的大事。
　　二月革命到来了。萨文科夫回到俄国，并且马上抛下他过去的身份，不再是革命的哈姆雷特。他这个个人主义的恐怖活动家曾经觉得那些关于土地社会化或是工厂社会化的争论、关于土地赎买的争论都是徒劳无功，可现在这些东西却有了意义。那些争论曾经只是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几个领袖在安全屋里探讨的话题，现在已经成了几百万人武装斗争的目标。工人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农民起来反对地主，资本家和地主要保护自己的财产，白卫军的将军站在剥削者一边，社会革命党则分裂成了两部分——这一切不再是学术书籍上的问题，而是血淋淋的生存问题。萨文科夫实际上把票投给了地主和资本家。他在最高法庭上受审的时候说（或许还相当真诚），他一直在为工人和农民而战。但这是自欺欺人。1905年的时候，他的英雄主义叛逆本性把他推向了反沙皇制度的恐怖活动，但那时他也没有为他们而战。他后来否认了工人和农民斗争的意义，已经是站在了地主和资本家一边。1917年，他身为助理战争部长积极地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披坚执锐、对抗群众，要求把不愿为俄罗斯帝国主义而战的人判处死刑。让他做出这种决定性转折的背景就是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萨文科夫在1904年的时候就是一名爱国者，他因为俄国在满洲战败的消息感到痛苦。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他完全被这种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控制了。以爱国主义之名，以资产阶级俄罗斯祖国的胜利为名，他站在了劳动群众的对立面。萨文科夫试图用一些个人的惨痛感受来解释他在十月革命之后为什么要反对布尔什维克，他说苏维埃政权杀害了他妹妹的丈夫，一位同他很亲近的军官。这一点相当不对，他妹妹寄给《最新消息》^[4]的信件就可以证明。这种解释完全没有必要。萨文科夫不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他必须成为革命的敌人。同时他又是一个行动派，在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时候做不到取笑逗乐，而是会拿起武器，真刀真枪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于是他反抗了。从雅罗斯拉夫尔到波兰战争，萨文科夫参与了所有的反革命行动。他在这支队伍里看到的情况让他充满恐惧。1905年的时候，他的想法是这样：人们为了不挨饿而斗争是件好事，因为如果他们把自己的思想从饥饿的折磨中解放出来，也就有余裕去做些创造性的工作——但这种想法没能温暖他的灵魂。他又想到，地主和资本家的斗争是为了让千百万人继续饥寒交迫，这种想法让他更没办法振作起来去做反革命工作了。白军内部崩溃瓦解，小集团为了地位和财富互相争斗——这副景象让他感到恶心。白军没有能力战胜工农，这让他觉得自己像是和死人绑在一起。他这个爱国者终于确信，他们这些白卫军都是外国资本家手中的玩物，这一天，他的末日便降临了。他在共和国最高法庭上陈述了自己的供词，其中最悲惨的段落之一就是这样：他讲述道，英国的战争大臣丘吉尔在地图上把邓尼金的前线指给他看，然后说“这里就是我军的驻地”。俄罗斯的白卫军竟然是英帝国主义前线的一部分！萨文科夫又成了孤家寡人，只剩下心中的万千感慨。他创作了《漆黑的马》（Конь вороной），这部小说描绘了他对白军的彻底失望，但是，对于伟大的俄国革命的意义，这个人类历史新时代的开端的意义，他还是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理解。
　　那要怎么办呢？鲍里斯·萨文科夫没办法灰心丧气地留在巴黎。他被吸引回了俄罗斯。他想亲手触摸这个国家。萨文科夫的脑袋没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他必须亲眼去看。尽管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还是出发了：他也不清楚是要在农民运动中寻求支持来反抗苏维埃政权，还是要和苏维埃和解。随后他被逮捕，在法庭上忏悔并宣布承认苏维埃政权，这个时候大家都清楚，他说的这些话里没有什么政变的要素。毕竟他还看不见一个新的俄罗斯；毕竟他是在越过边境之后立刻被捕的。那他为什么要承认苏维埃呢？他是胆怯了吗？恐怕未必是这样。萨文科夫在沙皇的法官面前没有胆怯，在战斗当中也没有胆怯，又为什么会在革命的法庭前胆怯呢？他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革命的判决。他在沙皇的法庭那里可以从容地赴死，但是，因为他不再相信反革命，所以他害怕的不是刀剑斧钺，而是革命的判决。他在夜里备受煎熬，他试图克服自己的疑虑、试图相信革命，然后在判决下达之前，他站起身，对革命喊道：我相信你。这颗原子脱离了资产阶级社会，它找寻大地母亲，找寻或许可以归附的阶级，找寻可以坚信的事业，找寻一个机会，想要为了一个共同的伟大目标、值得为之生活的目标而团结起来。
　　他得到了赦免。革命不会处决那些已经放弃反对它的人。但这对萨文科夫来说还不够。他想要工作，他想要生活。他希望获释出狱，也期望参与生活，所以他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讲了这件事。那他为什么还没等回信就自我了结了呢？因为他在那些不眠之夜中思索大家为什么不相信自己，此时他不得不扪心自问：如果连苏维埃政权都相信他，放他出狱、给他工作，那么会发生什么——其他的人会相信他吗，他会在新生活里找到一席之地吗？他得出的看法是：不会！然后他就从五楼一跃而下，不再受那深渊的苦痛了。劳动群众中间没有他的位置。

注释：

^[1] 亚历山大·措洛夫·参可夫（1879—1959）是保加利亚的政治家，1923-1926年担任总理。曾于1923年推翻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伊斯基政府和镇压九月起义。民族主义者，极端反共分子。右翼激进民粹主义政党人民社会运动的创始人。——译注

^[2] 瓦·维·舒尔金（1878—1976）是俄罗斯保守派君主主义者、政治家和白军运动的成员。——译注

^[3] 叶·菲·阿泽夫（1869—1918）曾是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也是一名双重间谍。他既是社会革命党的暗杀组织者，又是帝国暗探局的间谍。1904年到1908年间，他不断晋升，成为社会革命党的恐怖行动分支——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领导人。1908年，弗拉基米尔·布尔采夫揭发了他的活动，阿泽夫逃到德国，1918年在那里去世。——译注

^[4] 《最新消息》（Последние новости）是一份白俄移民的日报，也是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它于1920年4月至1940年7月在巴黎出版，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