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雷蒙·威廉斯 -> 《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1989）

一 界定民主文化


· 文化是平常的
· 传媒与社区
· 共同文化的思想



文化是平常的

1958
〔参考译本〕文化是通俗的（1958）


　　公共汽车站就在大教堂外面。我一直在看那张古地图，看着上面画 的几条从天堂流出的河，看着那个铁链图书馆[1]。几名神职人员不费任何口舌就进去了，可我等了一个小时，跟教堂司事说了不少好话，也没看见那些链子。马路对面那家电影院张贴着“六一五特别节目”[2]的广告 和《格列佛游记》的卡通画。公共汽车来了，车上的司机和女售票员彼此很投缘。汽车出了城，驶过一座古桥后继续向前，两旁是一座座果园、一 片片绿草地及正在耕种的红土地，再往前就是布莱克山脉。我们向山上行驶，看见陡峭的原野止于灰色的石壁，再过去就是原生态的蕨类、石 南和荆豆。东边的山脊上有几座灰色的诺曼式城堡，西边是山间要塞的围墙。我们继续向山上行驶，脚下的岩石起了变化。现在，这里是石灰岩，陡坡上是一排早期的炼铁作业场。不远处就是山谷中渐渐向远处延伸的农田，上面散落着一些白色的房子。在我们前面是一道较窄的山谷： 轧钢厂、煤气厂、灰色的平台，还有矿井的出口。汽车停下来，司机和售票员下了车，好像还是那么投缘。他们来这里是轻车熟路了，知道所有的参观程序。实际上，类似这种形式的旅行我们都经历过。
　　那次乘汽车曾途经我出生与成长的地方。那地方现在依然是个农耕的山谷，但是为了能行驶通往北方的重型卡车，穿过山谷的道路被取直拓宽了。就在不远处有个农场，我祖父曾是那里的农业工人，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被迫搬出自己的小农舍， 成了一名筑路工人。他的几个儿子都是十三四岁就去了农场，他的女儿都进了服务业。我父亲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十五岁就离开农场，到铁路上当了一名搬运工人，后来成了一名信号员，去世之前一直在这个山谷的小信号房里工作。我是沿着这条路去那里的乡村小学上学的，学校里有两个班，中间隔着一道布帘子——二班的学生最大的八九岁，一班最大的十四岁。我十一岁时去当地一所文法学校念书，后来上了剑桥大学。
　　文化是平常的：我们必须从这一点开始。在那样的乡村地区长大，就会看见一种文化形态以及它的变化模式。我可以站在山上，看着北方 的农场和教堂，或者向南看着那片烟尘滚滚、火光熊熊的高炉构成的第 二次日落的图景。在那样的家庭中长大，就能看见各种思想的形成：新 技能的学习、各种关系的变化、不同语言和思想的形成。我的祖父是个身材魁梧、埋头苦干的劳工，在教区的一次会上说到被赶出自己的小农舍时言词凿凿，声泪俱下。我父亲去世前不久，曾平静而愉快地谈到他 在村里组织工会支部和工党小组的情况，而且毫无怨恨地谈到新政治中的“娈童”。我使用的是不同的惯用语，但是想到的还是这些东西。
　　文化是平常的：这是个重要事实。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有其自身的形态、自身的目的及自身的意义。这些都要通过人类社会的制度、艺术和学问来进行表达。一个社会的形成过程就是寻找共同意义与方向的过程，其成长过程就是在经验、接触和发现的压力下，通过积极的辩论和修正，在自己的土地上书写自己的历史。这个不断成长的社会是一种存在，但它也在每个人的头脑中进行着塑造与再塑造，首先，一种思想的形成是对各种形态、目的和意义的缓慢学习过程，这就使研究、观察和传播有了可能。第二点也同样重要，那就是在经验中进行验证，进行新的观察、比较并建立意义。文化有两个方面：已知的意义和方向，这是要引导其成员学习的；新的观察和意义，这是要提出并加以检验的。这些都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通过程，而我们则是通过它们来认识文化的本质：文化永远同时具有传统性与创新性；它永远同时具有最普通的共同意义与最优秀的个体意义。我们运用文化这个词表达两层意思：表示一种完全的生活方式——这是普通含义；表示艺术和学问——这是发现和创新努力的特殊过程，有些作家对这个词的一种或另一种用法持保留意见《我坚持认为两种意思都有，并认为它们的连用也具有很大的意义。我提出的关于我们文化的问题既与我们的总体及共同目的有关，同 时也与深层次的个人意义有关。无论是在一个社会里，还是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文化都是平常的，我知道现在有两种文化感——带着两种不同的颜色——但是我不 愿意去研究。第一种是我在剑桥的一家茶馆里发现的，顺便说一下，我在剑桥没有感到压抑。我没有因为那些古老的建筑而感到沮丧，因为我来自这个世界上一个已经具有两千年历史的国家：我喜欢漫步穿过一个都铎王朝的庭院，我没有因此而感到不自在。我并没有因为一个学府的存在而感到惊讶；我对大教堂从来就不感到陌生。我现在坐在牛津大学从事研究，面前的书橱设计跟铁链图书馆的大同小异。在我们家里，学习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我在牛津大学是拿奖学金的；但我并不是在崭新的梯子上攀爬的怪物。学习是平常的事：只要有可能，我们都会学习。从这些散落分布的白房子里走出去的人，成了学者、诗人或教师，这历来都很正常。但是我们很少有人能免于直接参加工作；这样的学习是要支付费用的，而这个费用太高了，不是我们个人能够支付的。现在，我们能够共同支付，这就是一种美好、平常的生活。
　　大学并没有使我感到压抑，而那个茶馆则不同，它就像大学里一个 比较古老、令人肃然起敬的系。这里有文化，不是我所了解的任何意义上的文化，而是具有特殊的意义：一个特定的、有教养的民族所具有的外在的、特别明显的符号。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特别有学问；他们所实践的艺术只有很少几种：但是他们有艺术，而且还展示给你看。我认为他们依然在那里，依然在展示，即使他们肯定听到了来自外界的难听的噪音,来自被他们称为“愤青”——有个标签多舒服！——的少数学者和作家。实际上没有必要表现得那么粗鲁。其实很简单，如果那也是文化，那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看见过其他人的生活。
　　不过，它当然不是文化，我的有些同事不喜欢茶馆，就根据字面意思把文化说成一个肮脏的词，这是不对的，如果茶馆里的人坚持认为文化是他们行为举止中的细微差别，是他们说话习惯中的微小变化，我们是不能阻止他们的，但是我们可以不予理睬，他们没有那么重要，不能把文化从它所属的地方拿走。
　　但是，我读过一些作家的作品，他们大概也不喜欢茶馆，在我的头脑中，他们也属于这类人。我在阅读克里夫·贝尔的《文明》这种书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不同观点，而是麻木不仁。我在想，什么样的生活才能产生这种极端的挑剔，做出这种极端的决定，把某些东西称为文化，然后像公园里的围墙那样，把它们与普通人及普通工作隔离开来？在家里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演奏音乐，聆听音乐，朗诵诗歌，聆听诗歌朗诵，鉴赏优美的语言，自那以后，我听到过更动听的音乐和更优美的诗歌；我面临的是整个世界。但是，从最普通的经验中，我知道那里有令人感兴趣的东西，那里有做某种事情的能力，当然，离那次乘车旅行再远一点的地方，尽管这些东西曾经在那里有过自己的一席之地，那里的旧社会组织已经支离破碎。人们不得不集中去从事一些新的工作，建立一些新的关系；顺便说一句，工作曾经筑起公园的围墙，曾经建造了围墙内那些房子，现在它终于为人们建起了整洁、体面、配置家具的住房，不过茶馆里依然是一片牢骚怪话。文化是平常的：我们经历每一次变化的时候，都要紧紧抓住这一点，
　　我不愿意了解的另一种意义（或者叫色彩）则完全不同。英语中只有两个词是和“文化” （culture）押韵的，无独有偶的是，其中一个是“坟墓”（sepulture），另一个是“秃鹰”（vulture）。我们现在还没有把博物馆、美术馆甚至大学称为“文化坟墓”，但是最近我听到了许多关于 “文化秃鹰”（用在人身上也必须押韵）的说法，而且在类似的北大西 洋行话中，我还听到“空想的社会改良家”（do-gooders）, “高品位的人”（highbrows）和“商级道学先生” （superior prigs）这样的词。现在我已经不喜欢那个茶馆了，但是我也不喜欢这个酒吧。我知道有的人对艺术和学术毫无幽默感，我知道“真善”与“伪善”有区别。可是对这种不断扩散的行话——新无赖们的真正行话——中不断增加的含义，我是坚决不接受的，因为说实在的，一个人怎么能随心所欲、沾沾自喜地给“做好事的人”这样的词增加这种新的含义呢？ 一个人在谈及学术和艺术时，怎么能把自己降格到非使用这些新时髦词的地步呢？很显然，听到别人提及严肃的标准后，最初对“虚伪”或“自命不凡”（这个词本身就是双刃的）可能产生的感觉就会成为充满愧疚的痉挛，“文化”这个词在下列情况下就会大打折扣，戈林当时伸手掏枪；许多人伸手掏支票簿；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想使用最新的行话。
　　在这些圈子里，“好”这个词的许多含义已被釜底抽薪，它的伦理内涵以及对纯技术标准的强调已经被排除在外；做好一件工作（to do a good job）比做一个空想的社会改良家（to be a do-gooder）要好。但是，任何坏人都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做好一件工作，这一点我们还有必要提醒吗？对技术效率所做的天花乱坠的保证并不能替代对一个人完整的正面评价。但是那些曾经写过这种评价的人，那些曾经是或希望成为作家或学者的人，现在心满意足地做起了广告，搞起了宣传，他们的大名还上了小报。这些人获得了技能，获得了委任，厚颜无耻地干起了从没有经验的普通人那里捞钱的勾当，正是这些人——这个新生的危险阶级——创造并且扩展了这些行话，其目的是想影响普通人——这些普通人是干实际工作的，他们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有自己真正的标准——这些人知道并且放弃了这些领域的实际标准。市场上仍然有叫卖便宜货的老式流动小贩，他那些盒子里的金戒指和手表瞄准了乡村孩子手里的两先令六便士硬币。他认为那些受骗上当的人愚昧无知，但他们在生活，在务农，而他却在流动货架后面咳嗽。新式的流动小販是待在有现代装潢的办公室里的，他运用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只言片语来影响他心目中的大众心理，不过他也必须不断学习新东西才能前进，而我们不会受他那些行话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不去学那样的行话，文化是平常的。对学术或者艺术的兴趣是简单、快乐、自然的。希望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并且希望做好事，是人类的健康积极的本性。我们不会因为那些噪音就吓得不敢做这些事情。至于我们的文化有什么问题，现在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迄今为止，我只是试图清除那些垃圾，因为那些东西妨碍我们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到了剑桥之后，我曾经受到两个重大的影响，在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第二个是利维斯的教诲，尽管后来我对他们有许多不同看法，但我一直很尊重他们。
　　马克思主义者们说过的东西很多，不过真正重要的只有三点。第一，他们说对一种文化的最终解释必须考虑到与之相关的基本生产体制。我在其他地方曾对此进行过理论探讨——它比表面上看起来困难得多——但是我仍然接受它所强调的观点。我是在边界乡村长大的，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把我引向这样一个重点：一种文化就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而艺术则是一个明显受到经济变化剧烈影响的社会组织的一部分。我对现行经济体制不满，而这并不是别人教我的，但是要用这些术语来表述对我们文化的种种疑问就说不清楚了。据说这是一种由阶级主宰的文化，在使大众处于无知状态的同时，故意限制一个地位低微的阶级的共同继承权，我所接受的限制事实是，只有那些值得帮助的穷人才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这一点现在依然十分明显，我在剑桥大学校园漫步的时候，丝毫没有因为自己被看成是值得帮助的人而感到高兴：与我的乡亲们相比，我不比他们好，也不比他们差。正因为如此，一听朋友们谈到无知的大众，我就很生气：有一类共产党人总是这样说，但他们在波兹南和布达佩斯得到了自己的答案[3]，就像持同样想法的帝国主义者在印度、印度支那和非洲得到的答案一样。具有强大的教育、文学和社会机构的英国资产阶级文化与实际权力中心的联系十分密切。大多数劳动者都被排除在外，这样的说法是不言自明的，不过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之下，
　　那些大门正在慢慢地打开，但是如果接下去还说劳动人民被排除在英国文化之外，那就是胡说八道了：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不断发展的种种机构，很多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文化，无论如何也不是他们想要的，英国生活方式的很大一部分，它的艺术和学术中的很大一部分，从任何可能的意义上来说，都不是资产阶级的。有些机构，有些共同意义，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是商业中产阶级的唯一专利：艺术与学术是共同的英国传承，是多种不同的人创造的，其中不乏许多憎恨这个现在正自豪地享受这种传承的阶级、憎恨这个制度的人。资产阶级给了我们很多东西，包括一个有限但很实在的道德体系：这一点至少比他们之前的宫廷统治者要好。资产阶级得到的休闲给了我们许多文化价值。但这并不是说当代文化就是资产阶级文化：从保守党人到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大家都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工人阶级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我就很看重它——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我在这种生活方式中长大，因为我知道，在有些方面现在的生活不一样了。我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强调的是邻里关系、相互责任以及生活的共同改善，这些在伟大工人阶级的政治和工业机构中都有表达，实际上也是英国未来社会最好的基础，至于艺术和学术，它们都是某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传承，是（或者应当是）任何人都能享有的。所以，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死亡的文化中，说大众是无知的，那我就不得不问他们，而且我当年就这样问过：他们究竟生活在哪里？我所知道的，我所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正在死亡的文化，也不是什么愚昧无知的大众。
　　那么，我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论调为文化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是受限制的这一说法，其他的东西我都不接受，同时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三点我也不接受：既然文化和生产是相关的，那么倡导一种不同的生产体制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化指令，它不仅指向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指向新的艺术和学术。我在参加共产党的十八个月中，写过一些东西，并或多或少发现了一些问题，而且在英国和欧洲的其他作家看来这些问题还比较严重：这种理论上的错误导致了实践上的后果，在这方面，我看到了未来，发现这行不通。只要马克思主义者还保留（其实他们不需要保留）这种指令元素，坚持认为如果你真心实意地拥护社会主义，就必须以某种既定的方式进行写作、思维和学习，那么他们对文化的解读就永远不会被人们接受。文化是共同的意义，是整个民族的产物，但也有个体的意义，是一个人全部个人和社会经验的产物。认为这些意义可以用某种方式来规定，那就是既愚蠢又傲慢了；这些意义是在生活中铸成的，而且经历着铸造与再铸造的过程，其方式也是我们预先不知道的。想提前进入未来，以某种方式假定自己就是未来，那简直愚蠢透顶。预测是另一码事，是提出某种意义，但是英国的生产方式已经社会化，关于它的文化，我们只能说，应当疏通并打开所有的表达渠道和传媒渠道，这样就能使整个实际生活产生意识和意义，虽然这样的生活我们事先不可能知道，虽然我们就生活在其中，但也只能知道其中一部分。
　　利维斯从来就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者，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可悲的，因为他对现代英国社会及其近代历史的了解远远不如他们。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了解艺术与经验之间的真正关系，这是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都望尘莫及的。在这个方面，我们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我们也了解了他对英国文化问题出在哪里的说法。他的诊断是激进的，而且很快成了正统的。曾经有过一个古老的、以农耕为主、具有很高价值的传统文化的英国，但它已被一个现代的、有组织的工业化国家所取代。这个工业化国家所特有的机构故意贬低我们自然的人类反应，把艺术和文学变成了绝望的幸存者和目击者，而一个新的、机械化的粗俗不堪的东西则气势汹汹地进入了各个权力中心。教育领域成了唯一的防御阵地，因为它至少能保全某些东西，而且至少能在少数人中培育起思维和感觉的方式，使他们能理解正在发生什么，并保持最良好的个人价值观。我没有必要赘述这种诊断现在波及多大范围，不过人们还在给利维斯以很少的但已足够的感谢。至于我自己，我对他的诊断印象很深，深得足以使我个人处于多年的危机之中，但我最终还是否定了它。
　　因为，显然，他的诊断与我的经历好像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它并没有说我父亲和祖父是无知的工资奴隶；它并没有说那个精明、忙碌的商业性文化（我接触它的时候对它还很陌生，以至于多年来我经过伦敦，看见地铁广告和晚报的时候，总感到很头痛）是我必须尽快了解的东西。有一次上课，我像往常一样提醒说，现在“邻居”这个词和莎士比亚说的不是一个意思了，但我又说——设想一下！——我认为还是原来那样，这就使我成了别人的笑料，或者使我不得不这样想。（那一年，我父亲快去世的时候，有个人到家里来给他的园子松土；另一个人装了一车枕木送来给他当柴烧；还有一个人来把枕木劈成柴火；另外有一个人——我至今也不知道是谁，而且从来也没有人说起过——在后门口放了一袋马铃薯：有个妇女到家里来，拿走了一篮子要洗的衣物。）不过即使这个也不难解释：我来自一个旧的传统社会，但我的未来却在瑟比顿[4]（过了好几年我才找到这个地方，在那里好好地看了看，但它在很大程 度上只是一个象征——我没有在那里住过，不知道说得对不对）。我到了那里，一切似乎都还合适。
　　但不是一切。一旦离开之后，我曾经想了想，其实也不是真的那么合适，有一点我知道：在国内我们都为工业革命及随后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感到高兴。的确，我们曾经生活在非常美丽的、以农耕为主的山谷地区，我们能看见石灰岩那边的山谷非常丑陋。但是那里有个极其重要的馈赠，一个我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去获取的馈赠，这就是能源，因为对于靠双手干活的人来说，它就意味着一切。这个能源及其各种效应姗姗来迟，但是蒸汽的动力、汽油发动机、电力，对于这些东西和以商品与服务形式出现的大量产品，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尽快得到它们，而且非常乐意。我看见所有这些东西都在被人们使用，我也曾见过被它们所取代的那些东西。我没有耐心去听人们讥讽的列数——你知道那些讥讽管道、贝贝奥斯汀车、阿司匹林、避孕药物、罐头食品的话。不过我要对这些伪君子们说的是：不干净的水、铲斗车、每天上下班来回步行四英里、头痛、身无分文的妇女、饥饿，还有饮食单一。我们社会中的进步不只是机械方面的、外在的，而是真正地为生活服务，可是一些描述对此不以为然，所以无论是城镇的还是乡村的劳动人民都不愿意听这类描述（我支持他们）。此外，在新的条件下，我们生活中有更多真正的可以支配的自由，有更多真正可以由个人掌握的东西，有更多真正的话语权。对我们文化的任何阐述，无论是公开地还是隐蔽地否定工业社会的价值，实际上都是没有意义的：即使再过一百万年，你也不能迫使我们放弃这样的能源。
　　所以，这件事的社会基础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一个相当作家、学者、老师的人能够对把新文化指责为粗俗的说法不闻不问吗？难道人们能够因为管道、拖拉机以及药品问题，就对黄色小报、日益增多的质次价廉的商品和胡乱折腾的小事不闻不问吗？事情有轻重缓急，如果有必要，那是可以的：但是难道反应能力降低真是能源价格降低造成的吗？表面上看是这样，我知道，但是难道我们真的只能说到这一步吗？我认为，在未来半个世纪中，我们这个社会的中心问题是运用我们的新资源去创造一种良好的共同文化：对于造就良好的富庶经济的手段，我们早就理解了。我认为，良好的共同文化也是可以造就的，但是在能够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必须摆脱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的那些批评家们的说教——两个错误的等式、一个错误的类比、一个错误的命题。
　　要摒弃那个错误的命题并不难，新的能源带来了令人可恶的东西，这是一个事实：煤炭带来了粉尘，工厂造成了拥挤，通信技术带来了乱七八糟的线路。但是，如果认为丑恶是我们为发展经济力量必须支付或者拒绝支付的代价，这样的命题已经未必正确了。实际上，新能源、新生产方式、改善的交通与通信系统可以使英国再度成为一个清洁宜人的地方，而且使能源变多了，而不是变少了。新出现的任何可恶的东西，都是由于愚蠢、冷漠或不协同配合所造成的；与新能源必然会产生噪音、肮脏及破坏相比，这些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那两个错误的等式比较棘手。一个是普及教育和新商业文化之间的等式：后者是前者不可避免的产物，有人说，只要让大众介入，就必然得到这样的结果。这个问题显然是很棘手的，但是我却不能接受这个等式，理由有两条。首先是信念向题：我认为一般普通人实际上并不像通常对大众的描述：品位和习惯比较低俗、不上档次，我想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众，只有把人看成大众的方法。由于产业主义的到来，旧的社会组织大量土崩瓦解，我们不断见到我们不认识的人，这就成了个人经历中的一桩难事，因为我们总想在自己的头脑里把他们归类为“其他人”。在工业城镇里，人们再次聚集到一起，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结构（我们的社会阶层中的一些名称以及“阶级”这个词本身，都起源于工业革命）。由于大众传媒的改善，尤其是新闻和娱乐多种传播模式的出现，造成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无法称合的鸿沟，这再次导致受众被说成是无知的大众。“大众”变成了代替“群氓”的新词：那些其他人、无闻之辈、平头百姓、难以接近的群氓。把这个准则作为了解其他人的方法显然是很荒唐的，但是在新的条件下，这似乎是一个有效的准则——唯一可能的准则。当然，使用这个准则的是有钱人，因为有钱才能使用新的通信技术；有些人动辄说其他人的品位与习惯低下，而这种低下则被认为是一座桥梁。这种新的文化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准则的基础上；我不接受这个准则，我坚持认为普通人身上的这种低下素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你可以对我的观点不屑一顾，但是我还是要继续坚持这一点。从自身的经历中，我知道有一种不同的准则，而且得到的会是截然不同的回答。
　　我的第二个理由是基于历史的：我认为普及教育与商业文化不是因果关系，我可以证明这样说是有道理的，我在其他地方说过，1870年的神话确实很神奇（据说随着教育法颁布后那些孩子的成长，廉价而讨厌的新报纸也出现了）。其实早在1870年前，识字的人数就足以支撑廉价的报纸了，而且在1870年教育法颁布之前，就有大量廉价、低劣的报纸在销售。这个可恶的新商业文化产生于产业主义的社会混乱之中，产生于这个混乱中的“大众”准则的成功，而不是产生于大众教育。诺斯克利夫子爵[5]所做的烂事莫过于创造这样的神话了，因为虽然低劣文化与产业主义的社会混乱有着重要联系，说它与大众教育有联系就别有用心了。顺便说一句，诺斯克利夫革命是报业金融结构上的一场剧变，它的基础是一种新的收入——19世纪90年代新出现的大量广告——而不是因为有了廉价的大众报纸，而且在报界成功超过他的大有人在。但是我实在不愿意做这样的说明。大家都愿意相信诺斯克利夫。但是难道就没有人读过最普通的、随处可见的报业历史，连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的人也没有？如果人们真的读了这段历史，那么关于大众教育和商业文化之间的错误等式就会不攻自破。大众教育产生于另一个阵营，而且产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
　　第二个错误的等式是：许多广泛传播的大众文化中存在着明显的糟粕，而这才是对其消费者的基本生活质量、心境与情感的真实导向。有太多的好心人跟我说对此要轻描淡写，但是在证据面前，我不能接受这一点。从印刷品、影视作品中不难收集大量令人咋舌的粗俗情感和愚蠢论点。由此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同时代人的实际生活格调日趋低下。但是在我们与人们接触的时候，发现这一点得到证实了吗？当然，这里再次出现了 “大众”：我们接触到的人并不粗俗，可是上帝呀，想一想布特尔、瑟比顿和阿斯顿吧！这几个地方我都没有住过，你们呢？但是几天前，我在一幢房子里见到一个旅行推销员、一个卡车司机、一个泥瓦匠、一个女售货员、一个装配工、一个信号员、一个尼龙操作工、一个家庭帮工（也许，亲爱的，她就是你所钟爱的人）。我不喜欢用这种方法来描述一个人，因为他们是我的家人和朋友，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个问题，现在他们也读到，看到了；他们当中有些人持相当挑剔的态度，还有一些人则相当高兴。好吧，我阅读的东西不同，观看的娱乐节目也不同，它们为什么比以前好，我心里相当清楚。但是我能够坐在那幢房子里，编造出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准则吗？你知道，不是羞耻感在阻止我；谢谢你，我已经学会如何做人。但是与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交谈，像我们那样谈论生活，谈论人生，谈论情感，这时候我能发现我们所谈的东西没有品位吗？说实在的——我当时是想有所发现；我受过的训练为我完成了这项工作。我只能说，我当时的发现和我在其他地方的发现相同：自然的美好情感、敏锐的分辨能力、对自已经历范围内的思想的明晰把握。我对此并不完全理解，不过我确实也没有感到惊讶，显然在文字和图像心理学中有一些我们谁也没有很好理解的东西。这个等式看上去很有道理，可是把它放在经验中去验证的时候——你没有其他地方可以验证——却发现它是错误的。我知道批判与睿智的阅读方式具有保护作用：例如我父亲，他是《每日先驱报》的满意的读者，他在阅读公司的各种报告时，根据那些名称，就能清楚地了解英国工业中快速发展的所有权的合并和连锁：我有了这些内容，就比较容易地写出了两三篇学术文章；后来他又根据报纸上刊登的几篇关于工业所有权的文章中的观点，进一步确立了这样的事实，这我理解；尽管没受过全面训练，但那就是睿智。不过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那些个人生活质量很高的人，显然从报纸上 素质低劣的情感和见解中得到了满足。确实，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依然生活在极端封闭的个人天地中，比起我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的一些个人观察却非常仔细。也许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适合这些显见事实的新等式。
　　现在来谈谈那个错误的类比，它也是我们必须摒弃的，在讨论文化的时候，人们称之为“格雷欣法则”[6]。就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低劣文化会驱逐高雅文化，而且据说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正在发生，如果你不能立刻看清这个类比的错误，你那个同样有效的答案也将成为历史。因为，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们身边有很多不良文化，很多很多；现在，要传播这样的文化也比较容易，因为人们接受它的闲暇时间多了。但是，把这种说法拿到你喜欢的任何领域去验证一下，看看与此同时人们对公认的好东西的消费是不是在减少。优秀文学作品的编辑出版量比以前多了很多：高雅音乐的听众比以前多了很多；欣赏优秀可视艺术作品的人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多。如果根据某种所谓“格雷欣法则”，低劣的报纸会驱逐优秀的报纸，那么尽管人口有所增长，为什么《泰晤士报》的销量是1850年它作为独家垄断报纸时的三倍呢？我怀疑的只是这样的法则，而不是这些总体上的事实。我们不说“格雷欣法则”，它用正统的现代乌托邦[7]式的梦魇让人无法入眠，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说，以便更符合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扩张的文化中，这个文化中的所有元素都在向外扩张。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有关扩张的相对速度问题；由此引起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有关社会和经济答案的问题。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继续我的那本《文化与社会》的思路，尽量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谈谈我们这个正在扩张的文化的本质和状况。如果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者和利维斯那里学到一些东西，我是不可能开始这本书的写作的；如果不对他们以及其他人留给我们的思想进行大的修改，我也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我为自己许下三个心愿，分别针对我刚才在湖上看见的三只天鹅。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们工人阶级运动时代精神的一部分，我所希望的是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人性来实现这些愿望。很自然，我希望的只是我自己兴趣领域的东西。
　　我希望，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教育是平常的：教育首先是这样的过程：向社会普通成员传授这个社会的所有共同意义和修正这些意义的技能，使他们能根据自己个人和共同的经验去这样做。如果从这一点着手，我们就可以去除其余的限制，并进行必要的变革。我说的不仅仅是金钱方面的限制，虽然这种限制无疑很荒唐，必须取消。我说的还有思想方面的限制：例如，坚持认为真正能够从大学教育、文法学校教育或者任何全日制文科学习中受益的人数是非常有限的——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他们对我们说，这不是一个我们个人喜好的问题，而是人的理性问题，这是由生物学和心理学证明的冷峻严酷的事实，不过我们还是坦率一些好：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都致力于扩张，而不是搞阶级僵化），接受过相应阶段教育的人数要多得多，这个很小一部分也要大得多，难道这两个国家的生物学和心理学有什么不同吗？或者说英国人在理性方面的排名要落在后面？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教育体制，包括它的那一小部分精英，与我们的社会体制何其相似——领导层在上，管理层居中，庞大的操作人员垫底。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教育是工作培训，或者是为了培养有用的（也就是能够适应这个社会的）公民。教育是一个社会对它的共同意义的认可，对修改这些共同意义的人类技能的认可。工作是这种认可的产物：工作目的，然后是工作技能。我们正进入一个需要许多受过更高教育的专门人才的经济时代。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求进行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产生凝聚力的共同教育，防止这个社会分化成一系列专业部门，防止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公司。
　　我的意思不仅仅是对特种教育的入学进行重新组织，但是我欢迎并关注在这方面进行的试验。我的意思还包括要对教育的内容进行重新思考，这一点更重要。我有幸在这样一个组织里工作过，实际上是工人们修订了英国大学教育的课程，这个课程现在还是和过去一样，它的缺点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它对我们的文化严肃性将是一次检验，看我们在未来一代人中是否能够重新设计我们的课程，使之达到完全与人有关、与管理有关。我希望看到有一个小组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它自己的结论。我们没有必要害怕变革；古老也许与之有关，也许无关。我来自一个古老的地方；如果有人告诉我说他的家族是随同诺曼人渡海过来的，我会说：“是啊，真有意思；你喜欢这个地方吗？”古老是相对的，许多“非常古老”的英国传统，就像这个一样，都是19世纪杜撰出来的。那个重要的世纪为其自身需要所做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为自己的需要来做；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20世纪的教学大纲。我的意思并不是只要更多的技术；我的意思是，要给我们社会的每个成员以全面的文科教育，然后根据我们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进行全面的专门培训。如果我们的专业分工出自共同的文化背景，而不是与它有明显的区别，那我们的专业化将会更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的文化正出现极化，这一点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高级文学正在扩张，这与特殊的教育机会有关，它与普通文学之间的差距可能扩大，这对于两者都是极大的伤害，而且会产生极大的后续紧张关系。我们要强调的应当是普通的公路，而不应当是阶梯，因为每个人的无知都会使我变得更渺小，而每个人的技能则是大家共同的收益。
　　我的第二个愿望是补充性的：要向公众提供越来越积极的艺术和成人教育。现在我们每年向所有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交响乐队、艺术委员会和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提供的经费为2000万英镑。与此同时，我们每年花在广告上的费用高达3亿6500万英镑。如果把这两个数字交换位置，我们就可以说自己在比例与价值方面有了一些认识。如果做不到，那么当局就不要奢谈什么唯物主义：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看一看吧。（但是他们并不感到羞耻：多年来，他们自己的孩子都在上学，他们却向工人阶级中的母亲们大谈所谓家庭生活道德观：这是一个类似的例子。〉
　　关于要求增加经费，我有三个前提。首先，这不应当是一种伪装的继续消费方式，而是实实在在要做的事情。上届工党政府中有一个大臣说，在电影业我们不需要什么天才；可想而知，他只需要保持票房价值。对这种说法的简短回答是，我们不需要在工党领导层有沃德尔大街[8]的思想家。我们需要社会的领袖，而不是这种文化经济的修补匠。
　　第二个前提是，显然我们必须保留和拓展大的全国性机构，但同时又必须采取措施逆转这部分文化的过于集中的状况。我们应当欢迎、鼓励并培育正在出现的地区性娱乐的趋势：因为文化是平常的，无需到伦敦去寻找它。
　　第三个前提是有争议的，我们不要把一种现成的文化提供给不知情的大众。应当坦率地承认，如果要把我们的文化提供给他们，就要对它进行改造：有些部分应当抛弃，有些部分则要进行彻底批判。应当这么做，因为我们的艺术不可能一成不变地永远持续下去，我们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但是也有低劣作品，还有基于价值观的作品（如果它在英国堂而皇之地出现，是不会被人们接受的〉。要把我们的艺术作品拿给新的受众，肯定要先对它们进行多方面的改变。对于这种改变，我就不害怕。我不会指望英国劳动人民支持那些虽然经过精心准备但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作品，真正的发展将是缓慢的、不平衡的，不过坦率地说，在这方面国家提供的经费应当有所增长，但不要用公众的钱来保护某种固定的、带偏见的文化。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理解什么是文化的发展，就应当知道要提供让大众接受的作品，就要细水长流：因此就不能提前确定向他们提供什么，而要让所有的渠道畅通，要准备提供各种作品要注意给困难留下充分的余地，给创意留下充分的时间，这样就会有真正的发展，而不只是对旧规则进行更宽泛的认定。
　　当然，现在我们应当听听那并不陌生的反对声：不要支持那些赔本的买卖，再说一遍，这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公司。议会的运作就是赔本的，但是我们需要它，而且如果运作得好，再多损失一点，我和其他人也会心甘情愿地去承担。乔治·马蒙勋爵却问道：为什么要让我支持许多令人怀疑的艺术家？明克夫人问道：为什么要我花钱，花我的钱来培养很多不负责任、不知感恩的国家学者？亲爱的先生，亲爱的夫人，回答是，不是你们在支付。你们掂掂自己的分量——靠你们自己的力量，你们实际上什么也干不了。我们现在所谈的是一种为公众服务的公共支付方式；我们自己也要支付。
　　我的第三个愿望是在相关的领域，一个被诸多“大众文化”机构主宰的领域。抱怨“亏本经营”的，往往是这些机构的头面人物。不过就办报而言，一些主要大众报纸是亏本的。一些独立的电视公司原本就是打算亏本经营的。我说的不是暂时补貼，而是从根本上向这些机构提供资金。报纸的经营亏本很厉害，但却从广告收入得到了补偿——这就是说专门动用了我们普通工业产品的一部分。亏本经营，然后用这种收入来补偿，是这类文化机构的本质，完全体现了我们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大众文化机构整体强势阵容的基础是：广告收入。让他们不要在亏本较少的文化机构面前洋洋得意，用共同产品的其他部分来补偿亏损吧。
　　那么我希望的究竟是什么呢？抽掉这块基石？不，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指出我们自前的大众文化组织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考虑其中一个组织的前途时，不能不考虑另一个组织的前途。我认为，现在的广告，有很大一部分仅仅对我们现在这种经济体制才是必要的：剌激与特定产品和公司有关的消费，往往不是真正的广而告之，因为它不是采用普通的公告形式，而是采用一些很离谱的手法。在社会主义经济（这是我和其他一些人想要的）中，这种虚假广告整个都是很离谱的东西。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的希望是，我们也许能解决那时候会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时候像报纸这种必要的东西是真正在亏本经营，既没有必要用超常的手段为它们定价，也没有必要把它们置于被控制或者标准化的危险中（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多样化的报业，而不是相反），这将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认为，我们还不至于一点创造力也没有，只能拿出一两个毫无生气的选择：要么就继续这种疯狂的叫卖，让报纸上出现新闻与见解和市场叫卖声纠缠在一起的情况，随后带来大量新的出卖人格的奴隶和妓女；要么就是沉闷的、受一家之言控制的体制，让新闻和见解成为处于统治地位的政党所赐的礼物。现在，我们应当考虑支付我们共同的服务费用，这些服务将保证那些实际提供服务的人以适当的自由，同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保护他们和我们，以对付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少数人。我想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民主，那么办法还是有的。
　　但那是最后的问题：我们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相信民主？资本主义者不相信：他们正在巩固在议会变化之后能够继续存在的权力。许多工党策划者不相信：他们把它解释成由专家管理的社会，为的是一个被称为公众利益的抽象概念。在茶馆里的人也不相信：他们认为这不会是什么好东西。还有其他人，那些新的异见人士呢？使民主思想的自然支持者中一些人的民主思想变味，使他们蜕变为愤怒的自我流放者的，主要是那些普通的、占压倒优势的文化问题：我们的文化发生明显的分化，—方面是遥不可及、自我同情的诡辩，另一方面则是受蒙蔽的大众。这样一来，谁还相信民主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在英国工作和感受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但是他们至今还没有得到民主，变革的能量仍然像以往一样存在着，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要像他们历来所做的那样：批判禁锢这种能量的枷锁——首先在工业关系方面、公共行政方面以及教育方面：在其自身的领域中，想办法聚积和培养那股已经释放的能量。采用技术手段比较困难，但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在思想深处如何接受他们所依赖的价值观，即：应当由普通大众来理政：文化和教育都是平常的：不存在什么需要拯救、俘虏或引导的大众，只有在瞬息万变、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扩张过程中的庞大人群。作家的工作具有独特意义，他们要普及这些意义。我在这种扩张中发现了这些意义，在这个旅程中，各种必要的变化都纷纷书写在这片土地上，虽然语言发生了变化，但是声音并没有改变。


传媒与社区

1961


　　近年来出现了非常活跃的激进抗议活动，针对的是我们社会中传媒的某些错误、传媒的某些滥用以及对我们文化的某些明显的歪曲。这些问题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并有非常多的文字记载，我不希望再次专门提到它们。因为我的印象是，这个抗议活动现在面临着一堵坚实的墙，开始的时候只要发生一点事情，只要有人想去抗议，兴奋情绪就会出现，经历了对开始那些小冲突的阵阵兴奋之后，我们现在正逐步接近现实，并且逐步意识到，如果要使这样的抗议有意义，就必须正视眼前的这堵墙。
　　即使审视这堵墙也是很有趣的事。从根本来说，墙上的石头就是权力。在我们的社会中，如果最终不讨论权力问题，就不可能讨论传媒和文化问题。权力可分为现行机构的权力和日益増强的金钱的权力，而在整个社会中，钱的力量造成了一些非常强大的传播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堵墙非常自信，正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这些在它前面小打小闹的小丑。
　　感谢主席，他说我的朋友理查德·霍加尔特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一些人都是英国文化中的重要人物，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说法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在英国文化中，重量级的人物是罗伊·汤姆森先生、塞西尔·金以及诺曼·柯林斯[9]。相比之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他们对英国文化的影响比我们要大得多。要从这堵墙下面站起来，要意识到它的高度，就要尖锐地提醒自己：你有多大的能耐，你目前在什么位置，你必须干些什么。
　　然而，现在不仅是这堵奇怪的墙，这些代表权力的石头。因为把它们凝聚起来的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即奇怪的、反对理论的英国氛围。最近我对此深感惊讶：现代英国人的思维中有一种内在的理论恐惧——人们觉得有这样的恐惧也不错，感到洋洋得意，所以它就更加危险。英国人喜欢讲究实际和具体的东西，于是这种对理论的恐惧就被理性化了。对这种英国式的嗜好，我的体验是，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沉溺于其中。因为在某个时候，在考虑这种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超越那种随心所欲、大而化之的评论，超越那种附带的观察和批评，可是迄今为止这个文化批评运动一直就是这样。你必须超越它，要从某种理论的角度来认识，看清正在发生什么，解释正在发生什么，当然还要有未来发展的方向感。
　　我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在大约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有些人心安理得地对被他们称之为大众文化的东西进行乐此不疲的批评。这几乎成了一种职业，对这种地位的结束，他们也许甚至会感到有些遗憾。假如没有《每日镜报》，没有独立电视台，他们就不可能进行那些俏皮的、随机的评论。他们的地位得来很简单，把持也很容易，我认为这种态度和这些人是权力石块之间的灰浆，因为他们抱定了这样的态度，所以什么变化都不会发生了，附带的批评、随机的评论动不了我们面前这些困难一根毫毛。我们绝对需要找到一种传播理论，并弄懂传播与社区是什么关系，与社会有怎样的联系，明白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传播体系，它们如何向我们报道这个社会，我们能看到的未来的合理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只有通过理论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只有通过抽象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做到这一点，而抽象是现在英国人头脑中决心要排除的几个怪物之一。只要把“抽象”这个词读出声来，就感觉到它的不好，我觉得有责任详细弄清正在发生什么以及自己的体验。体验包括思想，思想包括抽象，而抽象实际上是人类思维中了不起的活动之一。你能清楚地观察到具体事物、直接细节，但是如果没有抽象，它们将永远是一个特写镜头，你无法真正进行解释，也无法真正加以改变。
　　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进入理论、必须进入抽象的地步。我们可以感到高兴的是，另一项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希望它将来继续有人来做，希望人们继续进行目前已经很普遍的附带式批评。如果我们是认真的，现在就必须超越这一点，我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因为要理解传播确实决非易事。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有关传播的一些思想，我认为这些思想总体上是对我们的误导。我们认为它是在重要事情发生之后的一种活动。不妨这样说，传播是事件发生后的新闻，是重要事情发生时的信息传递。传播是第二位的，就像人们认为艺术是第二位的一样，是一种边缘活动，因为首先要有真实的生活，然后才有艺术。首先要有现实，然后才有关于现实的传播。但是这种观点从总体上来说是一种误导，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层次上对它加以纠正，我们就不可能对其他任何东西进行纠正。我们首先必须努力看到，在我们的头脑深处，在我们的社会形态中，就存在着某些传播模式，而我们意识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传播模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是人为造成的，是可以改变的，是随时可以批评的。此外每一代新人都必须重新学习这些模式。
　　最近一些神经学家对传播进行的基础性研究给我印象很深。他们对我们说，我们甚至有必要学会如何观察：如果我们还没有在头脑里建立任何解读规则，只要睁开眼睛，世界就在眼前，可是我们认为很普通的视觉活动却不会发生。眼睛不是照相机，即使是照相机，也是结果有待开发的照相机，这样的开发要由人脑来完成，当然，人脑是经过无数代演变才形成的，但同时也是在我们的儿童时期和长大成人时期形成的，是根据我们社会的各种规则，在我们所处的各种关系中形成的。这些规则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决定着我们能看见并能形容的事物。
　　我们研究传播必须从这样一个基础层次上开始。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出生在一个现成的世界中，他们与这个世界有着正常的关系；认为他们对世间事物的描述完全是个人的选择，而且还认为传播首先是在个体之间进行的，确确实实，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传播都是在特殊个体之间产生的，我们都学会了思考这个问题的方法，可是这些方法使我们无法把问题看清。实际上，作为个体，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在这个社会的种种规则中长大，然而这些规则影响很深，它们包括一些观察世界的方法以及探讨这个世界的方法。人们不断降生到一个社会中，看见展示在面前的东西，被告知该如何谈论这些东西，可是，后来——而这也是最根本的——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就有能力把一种规则与另一种规则进行比较，把看到的一种事情的结果与另一种事情的结果进行比较。我们有能力进行独立的批评，我们也能发现新的东西——这是最困难但也是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我们可以学会用新方法来观察事物，用新方法来描述它们，并向其他人进行传播。如果我们的社会不先对我们进行训练，不把我们的思维装备的很大一部分给我们，我们就不可能开始这个进程。当我们作为个体能够重新回顾这件事情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试图以新的方式观察这个世界，以新的方式讨论这个世界，这部分的学习和传播是同样重要的。
　　每个社会都有传播体制，可是我们最初也许根本就没想到它们就是传播体制。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的某些明显特征。想一想，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地方，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用某个标志性建筑、某座小山、某种自然或者人造的地貌特征来表达呢？我们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生活在那个地方、那个建筑附近、那种地貌特征附近的意义，我们往往觉得自己属于那个地方。人类某些最深层的情感就是对那种地方的情感，因为这总归是他们的社区、他们的社会，然而，小山丘并没有说什么。当然，那座建筑物是专门建造的：把它建在那里，往往是为了表达这个社区的自身存在感，表达他们共有的某种价值。由于它将长期存在，它会继续表达这样的价值，后来的人看见它，能从它那里得到其建造者赋予它的同样价值。如果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来看它，有时候或许能得到一种新的价值。但是，这些东西就在那里，就镶嵌在那个人们觉得属于某个群体、属于某个社区、属于某个社会的建筑中。
　　当然，后来有了比较正规的传播体系：这个群体的语言以及所有的机构（宗教机构、信息机构——有时候是指挥机构、劝说机构、娱乐机构、艺术机构〉，所有传播体系都以几乎同样的方式——在简单的社会中，这些都一目了然——在那个社会成员的心目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只要看一个社会的传播机构一人们相互间如何看待，他们觉得什么最重要，什么要予以特别强调，什么可以忽略——就很容易看清那个社会的人际关系。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能认为传播是第二位的。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边缘的，也不能把它看成是事情发生之后才发生的，因为我们自身的现实、我们社会的现实都是通过传播体系才形成并得以解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写关于传播文章的人成了社会批评家，虽然从某种意义上他并不想这样。他开始写的是关于语言的使用，或者关于报纸、电影、现代大众小说，或者关于戏剧或电视，你继续听下去就会发现，他所谈的根本不是什么第二位的活动，他在谈社会，他在用另一种方法看社会，他也许正在发现与社会有关的、但用老的政治和经济描述方式根本发现不了的事情。我不想贬低政治和经济描述的重要性，但是这种方式有时候也许舍弃的东西太多。人们相互之间以怎样的方式说话，在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问题上他们遵循怎样的常规，在保持相互接触的机构中他们对这些问题怎样进行表述：这些事情都很重要。它们对个人来说很重要，对社会来说同样很重要。当然，在我们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种情况很容易被忽视，很容易把报纸、电视或者广播作为孤立的事物来进行探讨。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一开始就提出那种批评，因为这项工作很多都是随意的、分散的、大而化之的。因为我们研究传播体系的最终目的不是对它说三道四，而是要以新的方式来看待我们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的种种关系、这些关系的走向及其可能的未来。

　　为了描述我心目中的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些模式，我想先介绍并描述一下对我们可能会有所帮助的术语。传播有一些根本不同的组织方式，如果我能对这些方式进行描述，并把它们浓缩成某些我将来可能提到 的术语，那就会有所帮助。在我看来，在一个社会中，组织传播的方式大体有四种，即独裁式、家长式、商业式和民主式——我将分别加以论述。
　　对独裁式的描述也许最为简单。人们认为，在独裁体制中，统治集团——必然是少数人——控制着社会，它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渠道保持对社会的控制，使人们的行为和思想符合那个体制。它将确保所有传播机构都处于它的控制之下。它将排除可能妨碍独裁体制的各种思想，对于任何企图建立自己的传播体制的个体和群体，它都会做出强烈反应。独裁式传播体制的本质是垄断——不是唯一的垄断，而是那种垄断——不仅垄断控制权，而且垄断通过控制来获取的东西：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一套价值观念。
　　大多数的社会都已经经历过这种独裁阶段：有些社会依然处于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往往会造成非常整洁的文化；这种文化容易描述，因为它只强调一种思维和感觉方式，比较容易辨别。采用这种集权方式，它甚至能获得一定的力量——我是作为这种体制的坚定反对者说这种话的。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邪恶的制度，因为它否认关于人类及人类生活方式的一些事实，到最后，它总是基于一种傲慢的假定，认为事实是尽人皆知的；认为只要把事实真相传播给其他人就行了；认为对事实的种种威胁都是危险的，对事实的种种批评也都很危险，所以为了大家的利益，应当消灭这些威胁与批评。几乎所有的独裁体制都用上述理由为自己辩护。不仅“我们是少数，你们是多数，你们能看什么将由我们来决定”，而且“我们是少数，但我们知道什么对社会整体上有好处，所以我们要保护这个社会，反对那些坏东西”。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也有这些东西的残余，但是不多了。如果你看一看世界，你就会发现有许多不同的体制，包括许多非常强大的体制，它们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这样的独裁体制。
　　我把第二种体制称为家长式的，它在很多方面与独裁体制十分相像。家长式的体制是有良心的独裁体制。它们的实际不同在于统治集团对大多数人的态度。在独裁式的体制中，不管怎么说，统治集团是把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当成臣民来对待的。在家长式的体制中，统治集团把大多数人看成是落后、贫困的，有很多特点像孩子，在许多方面是不幸的、能力不足的。但它从根本上来说对人民有（或者自称有）一种仁慈的态度，而且总是希望（当然非常缓慢是不可避免的）自身的优势会消失。这种家长式体制有许多优点。它肯定是非常负责任的体制，掌管这个体制的人对于像职责、责任还有公共服务这样的思想都有强烈的意识。正因为他们对这些东西有强烈的意识，正因为他们常常为这样的思想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如果有人说他们的体制不是理想的体制，他们就会暴跳如雷。由于这些都是他们精心搞出来的，所以他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带领那些落后的人们前进，如果那些人当中有人站起来说“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就会以明智而坚定的家长式声音说：“不，还没有；过一段时间再看那样的东西，或者看我们的版本，或者说你正在经历一个阶段，当然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回到我们的思路上来，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的 思想都比较活跃”，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我来给你们举个家长式体制的例子；这也许比泛泛的描述更容易理解。我认为英国广播公司成立之初就是你能找到的家长式体制最好的例子，而且具有这种体制的所有优点和缺点。如果再追溯一下历史，你会发现它深深地植根于整个英国的贵族式传统之中：他们确实曾经把世界的其他部分，包括他们自己同胞中的大多数，看成是贫困的，他们对这样的贫困感到内疚（一个独裁式的统治集团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但他 们很清楚其他人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非常清楚，其他人肯定会变成和他们一样，这毕竟是每个社会和每个家庭都在奋力争取的，这也就对家长式体制造成了特殊的压力，与独裁者相比，家长式的人处境更加危险，更容易受到攻击，因为独裁者对世界所持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说是僵化的，而且对人民总是比较厉害的。独裁者们会说“因为我们最了解情况，所以你们必须服从”，而不会说“稍等一下，你们就会理解的，先试试这个，然后试试那个，然后再回来问我们接下来该阅读什么”。如果说我太侧重于家长式体制的弱点，这几乎违背了我的意愿，因为我的确希望再次强调它的优势。这种体制确实导致人们的忠诚，确实导致人们艰苦努力地工作，确实经常引导人们去争取某些肯定的优势。然而，在某个阶段，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我一直想描述的某种危机。
　　现在来谈谈与独裁式和家长式截然不同的商业式体制，这是我们有必要非常深刻去理解的体制，因为从总体上来说这是我们现在的体制。
　　如果我出生在两百年前，我知道自己肯定会反对上述两种体制，支持商业式体制。因为商业式体制认为：一个集团的人有什么权力来决定别人阅读什么，看见什么或者思考什么？至于他们的意图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还是为了提供某种善意的指导，以达到他们自己所希望的未来，那都无关紧要。为什么少数人竟然有这样的权力？让人民从总体上拥有自由。让我们拥有市场，我们不要垄断，一个人想写什么就让他去写，一个人想买什么就让他去买。一个人能说什么就让他去说。让人们自己选择是否去听。让这个东西公开。让它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吧。让我们摆脱由少数人控制整个体制的思想吧。
　　直到本世纪，英国传媒的全部历史基本上就是这种商业利益之争，或者说是利用商业手段来结束独裁式和家长式体制的利益斗争。英国的报业历史是一个反对各种形式国家控制的长期斗争史，从早期由皇家垄断印刷，到对报纸和广告课税，经历过贿赂、腐敗、压制、迫害：这就是英国的报业史。直到距今大约一百年前的1855年，对报业的最后一项课税得以取消，它才真正获得了自由。是人民说出了这样的话：“市场体制优于独裁体制和家长体制：最好的向导最终是市场”；实际上是市场取得了突破，建立起我们的各种机构以及我们关于传播的各种思想方法。
　　现在，每当我参加关于传播问题的讨论，我都觉得自己是在一台时间机器上，能听到一些类似1780年前后的人表述的论点，别无二致——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对这些规则的了解非常透彻：国家控制是很糟糕的；我们应当让市场来决定。拿这个问题去问任何一个英国人，得到的都将是这样的回答。那么我为什么不把这一点作为我论述的高潮呢？我为什么不说这个体制已经达到完美了呢？唔，得出这样的结论将会是很了不起的抽象化，那我们不得不再看一些例子。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组织方法中，究竟是什么使它最终成为一个糟糕的体制，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体制呢？这为什么是一个不好的体制呢？因为它虽然反对过独裁式或家长式体制，确立了出版自由和阅读自由，但最终却在进行新的控制。由于受到市场法则的束缚，它现在强调的已经不是允许说什么，而是怎样说才有最大的利益。
　　这就是本世纪我们面临的情况，在传媒的开放市场体制下，我们看到独立传媒机构实际上在萎缩，控制传媒的手在减少。我们实际上看到了传媒方面的权力在集中，尽管这已经开始使人们感到惊讶，但是我们并没有看见它有任何终结的征兆。那就是那堵完好无损的墙，因为即使人们看见这种权力的集中，也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沾沾自喜坐在这堵墙上的是我先前提到的那些人，他们说：“毕竟，要想有一个体面的传媒体系，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市场自由运作：你们总不想倒退到独裁式和家长式体制的年代吧？ ”如果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进展。
　　即使现在媒体变得很有油水，只有极少数人控制着我们的大多数报纸，只有极少数人控制着我们的广播和电视，而且这个人数有可能变得更少，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总体的答案。你可以找到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人，他们不仅决定我们的报纸、杂志上刊登什么，而且决定什么样的报纸、杂志能够存在下去，你不仅可以把他们请到这个大厅里来，而且可以请他们到前排就座。如果在一个拥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中，它的传媒体制存在着这种情况，我们对最初争论的这种体制的优越性还那么有把握吗？当年在与家长式体制、独裁式体制相比的时候，它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体制，一个自由的体制，可是现在，用不同的方法观察，发现它已经产生了非常类似家长式和独裁式体制的结果，因为我们现在毕竟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情况：一份有一百多万人购买的报纸可能在一夜之间被关闭，而它的读者和作者将永远不会再有人去过问。市场机制的思想在其早期曾经充满了各种个人主义、奋发进取和自由的口号，曾在许多方面有很大的吸引力，可是现在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危机，这个危机不仅仅出现在报业，而且正在向我们所有的文化机构扩散，这确实是非常可悲的。
　　现在，在英国，我们仍然有独裁式体制的残余，我想这么说是公平的，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家长式体制的例子，我们还有一个作为主流的商业式体制，而且正在取得成功。去年秋天在老贝利（伦敦中央刑事法院）这种独裁式体制的残余就登台亮过相[10];它们在张伯伦勋爵的办公室亮相——它们散发出不可否认的守旧思想和毋庸置疑的陈腐气息；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家族中的传家之宝，我们觉得它们不是1961年的型号。这意味着它们不会就此退出。这样的事在英国不会发生，但是你不能真的就这么举出这些例子说事：你看，英国有一个独裁式的传媒体制。这些东西还存在着，不能把它们忘了，但是它们是分散的，没有特征的，许多方面都在萎缩。
　　家长式的体制呢？好吧，再看一看英国广播公司。我特别喜爱那张1908年巴利奥尔成人教育的照片，照片上有个戴草帽的年轻人，是个辅导老师，站在草坪上，在他下面的长凳上——我很遗憾，这一点再现了这次讲课的所在地——坐着三个穿着得体的工人（当然没有他穿得体面），手拿铅笔，抬头看着他。我漫步于巴利奥尔、观察成人群体的时候，经常想起这张照片。我知道现在要区别学生与老师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根据相反的衣着标准，我也知道，在一般的成人教育课堂里，如果出现这种身体上或精神上的接触，或者使这种接触保持长久，会发生 什么情况。英国广播公司显然一直就像这样——里思[11]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觉得有了这样强大的新体制，英国的美德和特点就全靠他了。所以我们对公共服务有很完美的想象，对道德有很完美的想象，对英国的星期天也有很完美的想象：从总体上说这种情调是显而易见的，但商业电视台的人最近不友好地把它说成是金色孩童情调，或者叫贵族情调，说他们将对英国人民进行教育和启蒙，但要按照他们的办法。
　　我想说的是，在现代英国的正常文化发展进程中，英国广播公司是个了不起的（不管其他方面怎么样）而且很幸运的例外。它之所以是个例外，是因为人们认为它对于国防和国家安全来说至关重要，而一旦涉及这些东西，就可以有例外。但是在过去一百年中，它是逆着我们其他所有机构的普遍趋势而行的。它是一座孤岛；十年前有谁会想到这是一座将来会被海水淹没的小岛，一座甚至会受到侵蚀威胁的小岛？人们觉得：呃，那是在英国。虽然这个公共服务机构有它的劣势，但是它还坚强地屹立在那里。他们已然忘了变化有多么快，因为实际上当有人提出搞商业电视并积极为它造势时，商业电视就通过了审查，好像英国的家长式体制就此随着大英帝国的旧思想一起荡然无存了。也许这不是悲剧吧。它至少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究竟在哪里。它向我们表明，家长式体制有这个致命的弱点，即它知道对人民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因为这就是人们为商业电视进行的辩护；现在为它进行的辩护也是五花八门：“人民需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吧”，“为什么要让一个集团为他们作决定”，“为什么要让他们来为我们作决定? ”于是，在批评家长式体制（当然肯定也在批评独裁式体制）的人中，不管怎么说，出现了思想上的僵局，但他们也看出了有些商业式体制论点的力量，非常清楚地看到商业式体制最终 会导致什么结果。这个僵局依然存在着。

　　现在我想介绍一下我的第四个分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没有看见过民主的传媒体制，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构想出这样一个体制，如果我们不能着手考虑它的细节，目前这种状况仍然会继续下去；家长式体制中的好东西迟早会消失：商业式体制中的坏东西必然会继续发展。还会有报纸被关闭。极少数人会继续有效地控制人们的所见、所闻和所读。新的领域将受到侵犯——我认为现在要关注的是图书，因为图书已经达到相当于大约五十年前报纸的发展阶段，现在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读到图书，而图书销售是有钱可赚的，特别是在简装本图书发展起来之后。对于了解报业发展史的人来说，看到现代出版业正在发生的情况——合并、收购、控制的集中、新资本的进入并不会感到惊讶；这些资本原先对图书毫无兴趣，其实现在也不感兴趣，因为那不是投资的原因。所有这些根本不是什么暂时事件，而是我们不希望再度发生的偶发灾难，但现在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一股潜流，如果没有更好的概念和更好的体制，终将无法阻挡。你们看，至于家长式体制是不是要好一些，我也没有把握，而且不管怎么说，家长式的概念能在英国得以被采纳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太大，它根本站不住脚。我们必须寻找一种新的体制，民主的体制。
　　那么在民主传播体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无疑，这样的传媒是属于整个社会的，如果它是健康的，它就必须依靠社会中最大程度的个体参与。传媒是人类成长的记录，它必须多样化。它必须扩散到许多不同的、独立的体制之中，然而，所有这些体制都必须具有足够的安全性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它必须抛弃这样的思想，即认为传播是少数人教训、指挥、领导多数人的思想，它必须最终抛弃我们现在所接受的错误的传媒思想，因为这是那些对传媒感兴趣，但却把它看成控制别人或借以牟利的人的思想。
　　有一种可怕的思想，认为传媒中的大部分实际工作现在都靠广告商来完成，目的是找到更有效的办法推销广告客户的产品。同样糟糕的是，我们在谈论传媒时，所使用的术语几乎全部来自美国，而在美国的确有一些比较好的社会学，但还有大量没有根基、受雇于人的社会学。在那里是没有“影响”（effect）或者“印象”（impression）的，他们总是使用“冲击” （impact）这个词。甚至连“人民”也不是人民，而是“广大受众”，是社会经济群体，是标靶，这些术语中的锋芒，“冲击”这个词中的锋芒，“标靶”这个词中的锋芒，都属于那些有控制欲的人咄咄逼人的表达方式。但是，民主体制的基础是普通民众，他们应当把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应当成为任何人的标靶。
　　我认为，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一种与商业式体制截然相反、与国家控制格格不入的体制。社会主义本应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是它现在做不到，因为在人们头脑中,它与中央集权和新闻检查密切相关。这不仅是敌对势力宣传的结果：这也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方法，以便真正分散对传媒的控制，并真正打开参与的通道，我本人的观点是，我们不要再从全国性的体制上来考虑问题。我们当然也不要再考虑什么理想的全国性体制。相反，我们能不能进行这样一个简单的测试：在特定情况下，这样一种表达手段能不能被使用它的人所拥有？有些表达手段是可以的。如果你是作家，攒钱攒了一段时间，你就可以拥有一台打字机；如果你是画家，攒了很长时间的钱，或者省吃俭用，你就可以得到画笔，你就可以作画。对许多个体工作者，对许多个体画家来说，这些东西都可以为自己所拥有。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我认为，为了确保他们能得到更多必要的东西，这应当是公共责任——地方当局修建绘画工作室，然后租给画家们使用，或者举办各种展览会和艺术节。在这样的场合中，成人教育运动就可以一展身手，可以使艺术家在不受商业式体制干预的情况下把他们的作品拿来展示，但是如果你应用这样的标准——这样的手段能为个人所有吗？——你立刻会意识到，在这一领域的大多数地方，人们所应用的有些方式永远不可能是个人所有的，甚至不可能 是集体所有的：一家报纸、一家广播电台、一家电视台，甚至于一家真正的剧院或者电影制片厂,或者一个电影放映网络。这些东西永远不可能直接被使用它们的人所拥有。至少，我现在还看不出来。在能做到的地方，那好。在做不到的地方，我们必须试行这种新的体制，传媒工具将由社会拥有，作为实际生产者的托管财产。所以不要以公有制为中心建立大型的中央组织，要鼓励组建各种独立群体，这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公共拥有的工具将租赁给这些群体。我说的是演员剧团，一家公共拥有的剧场可以租借给他们使用若干年，我说的是广播电台，也许它是当地的信托，但可以租借给职业制作人公司。我说的是报纸，我认为它最终必须由各种不同的组织对它实行某种形式的公有，但是它也可以租赁给愿意保证对报纸政策进行控制的记者工作群体。还有电影制片厂可以长期租给独立的电影制片人群体使用，在公共所有制中，如有必要，都可以用这些方法，实行放权的总政策，把制片的决策牢牢把握在那些必须制作影片的人手中。因为，在我们任何一个传播体制中，无论与什么人交谈，问他们为什么它会以这种形式出现，他们会说：“不要问我，老伙计，它还没有出现之前我就说过了。”这个系统中的人敏感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他们和他们想做的事情之间有个东西，尽管它与任何一种自由都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服从这个东西。
　　我知道这个新的概念会遇到多少困难，但是我同样非常清楚，已经不可能再退回家长式体制，而商业式体制的运作显然也是不行的，但是却无法改革，因为它在坚守，而且必须坚守自己的原则：说出来有利可图的话才是可以说的话。所以我认为，无论有多困难，我们都必须设法使这个新概念的骨架上长出肉来，设法为一个民主的传媒体制进行细节设计。说实在的，我认为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做不到。人们善意地说，我们当中些人已经有了突破，突破了那堵墙-我的印象只是擦破了指关节上的一点皮，我不是唯一这样说的人。我想说的是：我环顾四周，想看看阻力来自何方，结果发现它不仅来自那些即将失去很多东西的人——那些积极的投机者，而且来自许多即将获得一切的人，可是这些人学会了一些关于传媒问题的教条，并机械地运用这些教条，这些人不太愿意直面我们现在的真实情景，但又希望一切都能像变魔术那样变好。我在20世纪50年代就说过报纸将会逐渐衰落，还说一些大报纸将会倒闭，我知道这种说法使人感到很悲哀。当《新闻纪事报》被关闭的时候，当一系列倒闭突然开始的时候，我百感交集：看见正在发生的一切，我感到很难受，但我也产生了一种轻松感，因为这件事终于明朗化。这是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显而易见的，是将要发生的，现在显然还将继续发生，这件事的轮廊已经很清晰，可供人们观察与思考。突然，我们的面前出现了这堵墙：终于清晰可见了。我认为现在到了我们拆除这堵墙的时候了。只要我们有勇气去尝试，我们就可以把事情办得更好。


共同文化的思想

1968



　　我们开始思考我们生活在哪里，而此时此地，我居然考虑起文化问题来，其实这毫不奇怪，因为文化是我和其他许多人所共享的特殊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一代人所关注的，教育的过程。文学的体验以及一个出身工人家庭、又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所感受到的不平等，都是文化的表现方式。在不同的情况下，其他人更加直接体会到的是经济或政治上的不平等，而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主要的自然体验就是文化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显然也是无社区的[12]。我认为这仍然是关于文化争论的最重要的途径，因为无论在哪里，尤其在英国，文化都是阶级（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主要区分）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
　　然而，我认为，我经历了很长时间（回想起来，似乎长得有些荒唐）才懂得文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有不同的含义，对这些不同含义，一个人几乎会同时做出反应，但这些含义又是必须明确加以区别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认为文化问题似乎主要是作者和受众的关系问题——是写作上的关联问题——我发现我讨论文化的第一种方法就符合这样的情景，是由作者和受众关系的思想决定的，但我现在认为这种看法似乎有局限性。我当时使用的术语是“情感共同体”、“进程共同体”：当时我认为作者与受众之间存在着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联系发生在写作之前，但它又促成了写作行为，而对写作行为的反应又在这种联系中得以继续。现在我认为，用这些术语来描述文化似乎并不特别令人满意；它们不可避免地要加以发展，要考虑整个具体的社会，要把文化看成是考虑社会本身的最直接可行的方法。
　　这一发展的个人方面不应当过分强调：但是，阶级之间、生活境况之间及生活方式之间的变动并没有使高等教育有多大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实，这些变动主要集中在文化思想方面，可以把被人们看成是普遍经验的生活所有其他方面都融合在一起。确实，如果不是因为某个特定的英国社会思想传统中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实际上是一场关于文化本质的辩论），人们也许会更多地考虑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阻碍与失败。这场辩论的内容十分复杂，涉及来自许多不同社会和政治传统的人和他们的态度：但是从19世纪初——从工业革命后的那一代人——开始，关于文化的思想就一直集中在特定社区能有怎样的生活质量问题上，成为质疑主流社会简单的物质进步或简单的社会信心的一种方式。在关于文化思想与普通社区性质关系的辩论中，大部分基本上还是英国式社会思维；对于一个研究文学的学者而言，这不可避免地将成为他与关于当代社会及其问题的思维过程的第一次重大接触——这样的传统就在身边。
　　在最近期的同时代作者中，我们肯定会想到三个人，他们都是这场文化辩论中的重要代表人物：艾略特、利维斯，还有马克思（他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但我们却不能这么说）。我们发现艾略特采取的是保守立场，他担心一种不同的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也许还有城市和工业生活的发展，当然还有民主的发展，会不可遊免地冲淡并毁坏文化的意义，我们发现利维斯没有专门研究过这种系统的个案，但却同样勿庸置疑地强调了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少数人的文化价值观。在上述发展问题出现之前，这是研究文学的学者们捍卫的价值观。在这里，利维斯不像艾略特那样坚决反对文化传统的发展，但却强烈怀疑这种可能性，认为首先出现的肯定是其他东西。马克思——起初其实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文化与我们整个生活的性质是密不可分的，认为在一个有阶级的社会中，文化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内容和阶级方向，并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一种文化必然会随着人际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用这个复杂的思想组合可以回答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纳入现在这个被称为关于文化的辩论之中。看了这些问题之后，我认为我们必须突出重点，要真正不同于上述三种方法。艾略特的立场我不可能接受，因为从本质上看，它所认可的是一个在其他方面根本无法接受的社会——其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同时它还企图保持一个控制传统机构的阶级社会，可是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正在改变传统文化的世界上，这种企图无论如何都是不现实的。从简单的层面上来说，艾略特的要求是难以想象的。利维斯的方法乍看之下有较大的吸引力，因为它强调文学的优越地位，这是人们非常乐意接受的：它号召人们略有所为（附带说一下，是进行阅读而不是从事写作），并积极支持对现代文明中一些问题的兴趣和参与。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把这个问题作一个概括，他所强调的少数人的文化，最终会像艾略特所强调的内容一样，遭到人们的反对。确实，如果我们发现艾略特更讨厌，那只是因为他说的话前后一致：他对自己所说的意思从不回避，总是勇于承担。在我看来，利维斯的立场直接导致了这样一种社会立场，但是他在走出最后一步的时候有些犹豫不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据说这样一种社会立场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有人还赞扬了这种不必要，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文化立场必然会包含这一点，而且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至于马克思，我们接受他所强调的历史、变革以及阶级与文化之间必然的密切关系，可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它的发生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在这个立场当中，一方面有对经济生活的极端化和抽象化，另一方面又涉及文化，我认为这既不符合其他人所体验的文化社会经验，也不符合人们想亲自体验的文化社会经验。
　　于是，人们谈到一种共同文化或者共同的文化（这个短语现在对我来说似乎有了不同的含义），把它作为探索另一种强调重点的方法，作为在这个复杂领域寻找立足点的方法。与这个强调相关的是一个肯定的说法，即文化是平常的：无论是从一般意义上说，还是从艺术和信仰这个特定意义上说，创造意义和价值观的都不是某个特殊的阶级或群体。这种创造机会不可能专门留给少数人，无论他们有多大本事，而且实际上也没有这样留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特定生活形态的意义似乎来自他们共同的经验，来自他们复杂的总体表达。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意义和价值观就不是部分的，而是广泛的创造（人们首先用到的例子就是语言，语言不是哪一个人的创造，虽然某些个人拓展和深化了种种可能性），接着有必要谈谈文化共同体的一般事实，并肯定共同文化的必要性，用它来评判强加给人们的东西，评判某些特定社会的结构总体所发生的情况。人们在谈到共同文化的时候，首先就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但它也是那些特别有才华的知名人士的重要和特殊贡献，人们在运用文化——其共同体——的共同元素思想，用它来批判我们实际拥有的这种被分割与肢解的文化。
　　如果意义的创造真是所有人共同参与的活动，那么一个社会在非常明显的文化活动中压制一些群体的意义和价值观，或者剥夺他们表达和传播这些意义的可能性，这个社会肯定令人感到震惊，人们想说这正是当代英国的情况，尽管这时候有人安慰我们，用往常那种欢快的语气回顾说，大部分社会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恰恰相反，十分明显的是，虽然人民中的大多数人像人民一样生活着，在创造自己的价值观，但是由于教育体制的本质，他们被关在门外，无法接触他们的先人在这里创造的全部意义，同时由于整个传媒体制的结构——其物质所有权的特征及其对社会构想的限制——他们也被排除在外，无法充分参与随时都在进行的意义的变革与发展进程。因此，人们不仅承认有一个普通的真理（我认为这个真理独立于任何特定历史阶段），即（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文化共同体；而且批评某个特定的社会，因为它限制并从多方极力阻挠这个共同体的自我实现。
　　正是在这里，一种以文化形式开始的批评自我延伸成为适当的社会和政治批评。我不妨把这一点说说清楚，因为我认为，一个特定群体 （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是一个统治群体）中少数人的价值观，不可能仅仅通过一次延伸行动就传递给其他人，出现我所说的共同文化，如果以某种特殊方式表述的经验中的某些现存部分，被延伸到——或者被传授给——其他人，并被这些人共同拥有，那也许可以被称为“共同的文化”，但却不是共同文化。从原先所强调的观点来看，下面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由它的全体成员在生活中来创造：一种共同文化不是少数人的意义或信念的一般性延伸，而是创造条件，让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到表述意义和价值观的活动中来，参与到其后对这样和那样的意义、这样和那样的价值观的决定之中来。在现实世界中，这就要涉及清除对这种参与形式的所有障碍：这将是将来对传媒机构产生兴趣的基础，而现在的传媒机构是由资本或者国家权力控制的，它确立了由少数人向多数人进行传播的思想，根本不把那些对传播做出贡献的人们放在眼里，认为他们仅仅是可传播对象，而不是传播者，同样，这还将意味着改变教育体制的主导模式，即从很小的年纪就把人分成“有教养的人”和其他人（或者换句话说，传播者与接受者）的模式，使教育成为确定意义和价值观的连锁过程，其中每个人既是贡献者，也是接受者。
　　在批判传媒机构和分类教育的方法时，人们十分清楚地看出，这些都要依托交换手段中异常坚固的私人财产社会结构；人们还看出，这种私有财产从总体上阻碍人民全面接触它的管理机构，主要以对工作进行控制的形式来控制社区的活力。劳动手段方面的私有财产导致的结果是：在严峻的、往往难以抵御的压力下,大多数人的活力被引向由少数人决定的结局；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在我们生活的中心部位，它必然会影响到意义与价值观的创造和交换进程。
　　那么，我们在谈共同文化的时候，是在以批评的眼光来谈那个可以被归纳为阶级社会的东西；但是我们也正面地谈到一种社会思想，它至少听起来不同于当代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定义。无论在哪个阶段，我都毫不怀疑地认为，改变这种社会的手段将是社会主义的手段，或者说，导致产生一个不同社会的机构将是社会主义的机构，但是，首先，由于我们所说的是社会和社区总体上的性质，人们针对一个不同社会的思想，首先会提出的问题就是共同生活的人们对这个中心过程的参与能力问题。“有教养、参与式民主的思想”这个短语是我曾经为此下的定义，这个短语后来被人们广泛引用，有些引用我并不太喜欢，但在我看来它至 今仍然很重要。参与式，其原因我们已经谈过了；有教养，因为必须要这样：人们考虑和评价的整个传统，是被抽象化的、为少数人拥有的传统，但它实际上是共同的人类传统，没有这种传统，任何人的参与都将受到削弱并处于不利地位。从教育的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不会觉得自己只是在让一个特定的传统得以继续，只是在接受某种特定思维方式的教育，可是当下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却被看成是这样；问题是，如果不让普通人接受教育，如果教育不向人们提供直接的手段（培养说话、写作和阅读能力），不让人们接触到迄今为止在这些争论中所使用的术语，他们就没有充分的资格参与到这一积极的过程之中。所以说共同文化是一种有教养的参与式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则是牢牢建立在这些价值观基础上的。绝对不能简单地把关于文化的争论当成关于政治的争论；但是如果一个政治案例是用这些术语来表述的，那它总是想把自身建立在这些新创的价值观念之上。
　　我认为，在考虑共同文化的某种可能的意义时，必须记住一个重点：价值观和意义是相互确定的。如果认为共同文化就是所有人说着同样的东西，重视同样的东西，或者在通常对文化的抽象中，对这么多文化财产的平均占有，这样的看法是危险的。对一种共同文化的需求，可以用上述任意一种方法去理解，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在跟踪这场争论的全过程，那么说实在的，我认为就不可以了。这种对共同文化的看法也许用“一种共同的文化”来描述更为恰当，但是这种论点无论如何都是不实际的。在我们可能进入的社会里，首先，情况可能相当复杂，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人都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占有文化财产”；人们不可避免地 具有文化方面的差异，他们会放弃这个而选择那个，会关注这个而忽略那个。如果这是一种选择行为，那就太理想了：但如果是其他人在选择要什么和忽略什么，那么我们当然会反对。这不仅因为社会将是复杂的：人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以平等和统一的方式来共享它。同时也因为，从任何意义上说，共同文化的思想都不是一种简单的“意见一致的社会”的思想，而且肯定也不是单纯的“步调一致的社会”的思想，我们再一次回到最初所强调的一点上：共同意义是由所有人来决定的，但在一个没有具体终点的进程中，他们有时候作为个体在行动，有时候则作为群体在行动，而且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为这个进程最终已经自我实现，或者说已经完成。在这个共同进程中，唯一绝对必要的是保持传播渠道和机构的畅通无阻，这样所有人都可以做出贡献，或者在帮助之下做出贡献。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有些批评家的那些奇妙的空想，认为共同文化将成为一种统一和一致的文化，或者像某些朋友所表述的担心，认为要获得共同文化是难上加难，因为要让那么多人取得一致意见是不可能的，这两种观点似乎都站不住脚。在谈到共同文化的时候，我们所要求的是一种自由的、贡献式的、创造意义和价值观的共同参与过程，而这正是我一直想加以界定的。



[1] 古时图书馆用长铁链把书拴在书架上，以防被带出。——译注

[2] “六一五特别节目” （Six-Five Special）是1957年2月推出的一档电视节目，当时英国的电 视和摇滚乐都还处于起步阶段。 ——译注

[3] 这里指的是1956年6月发生在波兰波兹南的工人罢工事件和1956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发 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武装暴动事件。——译注

[4] 瑟比顿是伦敦的富人居住区。——译注

[5] 诺斯克利夫子爵即英国著名的报业大王哈姆斯·沃思（1865—1922），是《问答》周刊、《勿忘我》、《每日邮报》、《每日镜报》的创始人，后买下《伦敦晚报》并获得对《泰晤士报》的控制权。——译注

[6] 格雷欣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顾问，创建了伦敦皇家证券交易所，提出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即两种实际价值不同的金属货币同时流通时，实际价值较高的良币必然被实际价值较低的劣币所排挤。——译注

[7] 威廉斯把科幻小说分为三类：“现代乌托邦”、“世界末日”和“太空人类”。他说:“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SF... These are what I will call, for brevity, Putropia, Doomsday, and Space Anthropology.” “现代乌托邦”指的是20世纪堕落的乌托邦故事。他的原话是：By Putropia I mean the characteristic 20th-century corruption of the Utopian romances.    ——译注

[8] 沃德尔大街是英国电影业的代名词。——译注

[9] 1961年，他们分别担任：汤姆森组织的主席（利益群体：《星期日泰昧士报》、几家苏格兰报纸以及一些郡的报纸、一家连锁杂志以及在苏格兰电视台55%的股份）：《镜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席（利益群体：三家全国性的报坻，对英国期刊杂志市场占主要份额 并持有联合电视台30%的股权）；联合电视公司副主席并兼任ATV新闻网和独立电视新闻董事长。——编注

[10] 这里指王室根据1959年淫秽出版物法案进行的一次不成功的起诉，指控企鹅出版社全文出版D. H.劳伦斯的小说《査莱泰夫人的情人》，该案于1960年10月20日至11月2日在伦敦的老贝利刑事法院进行审理。出庭作为辩护证人的有作家、批评家和公众人物，威廉斯是其中之一。——编注

[11] 约翰·里思（1889—1971）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创始人。——译注

[12] 即上层阶级主宰的个人主义文化（英文释义：the dominant  individualistic culture—or uncommunity—of the upper class）。——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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