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装甲舰事件表明，我们对工人阶级觉悟发展正在发挥作用的思想影响吸引着越来越广泛的人民阶层。装甲舰事件还说明，我们在组织工作方面是非常薄弱的。……

    装甲舰的到来使我们几乎处于进退维谷的状态。领导无产阶级这一工作的是上面提到的3个调和分子[1]。我在生病，C·B大叔管财务工作。在我们这些左派党的拥护者中间只有季莫弗依一个人从事无产阶级的工作。这就造成了在装甲舰到来时避开我们而篡夺领导权的可能。

    整个事情是由米哈依尔领导的。他首先把由3个组织的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召集起来，把委员会中最没有才能的阿法纳西派到装甲舰上去工作。这个委员会根本没有工作能力。他们花费了10个小时去闲扯“崩得”为什么叫“崩得”或叫“犹太社会民主工人总联盟”之类的东西。然后该委员会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决定。它担心资产阶级的住宅区受损失，因而建议登陆前不要进行轰击，而只用大炮作掩护。它接受了装甲舰上全体成员的错误意见，指望整个分舰队向他们靠拢并转到起义方面来。这就证明委员会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也没有预见到政府接到关于“波将金”号消息的电报后会采取什么措施。 

    委员会采取了有害的等待的策略，拖延了时间，而当时每拖延一分钟都有可能遭到与“格奥尔基娅”号同样的命运。他们没有举行水兵的葬礼活动，关于葬礼的事我们和大多数工人都是一无所知。

    他们也没有预先采取措施防止抢劫和放火。装甲舰的全体成员做得对，他们不同意在登陆前不进行轰击的主张。在内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该舰全体成员不可能和军队对抗，而有可能转到军队方面去。开始时，应当通过轰击使本来已经混乱不堪的军队彻底紊乱。这样登陆和占领城市才会取得全面的胜利。

    由于被知识分子的“仁爱”所激动的3个组织的代表担心资产阶级的住宅区受损失，致使6月15日和16日两天夜里在港口的贫民群众遭到了枪击。如果水兵们轰击城市，那就会在资产阶级的住宅区打死几百个坏蛋。代表们的“仁爱”导致了5,000名贫民遭到枪杀。为这种“仁爱”所激动的代表们赞成给被俘军官以自由，尽管这些军官知道装甲舰的秘密：驱逐舰上并没有水雷。阿法纳西是个什么人，你们可以从即将得到的或已经得到的报告中想象出来。

    马霍夫[2]

（译自《1905－1907年中的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256－257页。蒋春雨、许立言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