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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斗争之意义与教训
彭述之
（1925年2月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向导》第101期，1925年2月7日，署名：述之。
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在中国近数十年来的革命运动史上，表现得最有价值而最可注意的，是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二七”斗争。在这四个运动中，“二七”斗争是最后的表现，而又是最进步的最革命的工人阶级斗争史上之第一次的表现。中国的工人阶级从香港海员罢工、开滦矿工罢工，直到“二七”斗争，已由经济的总同盟罢工，而直转为纯粹政治的同盟罢工（“二七”斗争纯粹起于要求集会结社自由），以至于以徒手工人而与封建军阀的武装军队格斗。这是中国工人阶级之最急进而最猛烈的表现。“二七”斗争是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史上最光荣，最伟大的第一页。从这一页最光荣和最伟大的历史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两点最重要的意义：（一）在这次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之伟大的团结与一致的精神。当郑州会议之时，不仅京汉路数万工人全体一致遣派代表出席，即各路工人如津浦、粤汉、京奉等几至全中国的铁路工人无不派有代表参加，并且其他武汉、上海、广东各地的工人团体亦多派有代表赴会庆贺。这已够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之团结与一致的精神了。到郑州会议被压迫解散，京汉路工会的总同盟罢工命令下时，全路工人几如响斯应，虽各地军阀走狗百般迫协利诱，然而全路工人始终服从总工会命令。至“二七”失败，各地各路更是激昂慷慨，愤起而与军阀抗争。道清、正太及津浦南段都一致罢工援助，其他工人都表示参加，惜均为武力压迫，未能成功。此外在湖北由全省工团联合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为京汉路工人之后援，当时曾经实行罢工的工团有粤汉路工人、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冶萍轮驳工人、扬子机器厂工人、丹水池工人，其他准备罢工而未成者有武汉电话、电灯、自来水及其他工人。同时上海方面许多工团亦有此运动，均为军阀严防不得实行。其余各地工团对于京汉被害工人救济，无不踊跃从事。总之，在“二七”斗争中，全中国工人阶级在行动上、在斗争上已很明显表现一致的团结了，已表现他们认识自己整个的阶级利益而一致地对付敌人了。这个意义是何等伟大而有价值啊！（二）在此次斗争中并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之最勇猛的奋斗精神和最伟大的牺牲精神。我们知道京汉路的工人阶级完全是在曹吴肖等野蛮军阀的武装监视之下，然而京汉路的工人绝不因此有所恐惧，只是勇猛地奋斗以期达到应有的集会结社等自由目的。当肖耀南军队以武装向江岸总工会进攻时，工人群众依然不退，竟以徒手与之搏战多时而不肯退。直到领袖们极力命令工人退避，才始走散，以致死伤百余人。尤其是江岸工会会长林祥谦临刑时之慷慨激昂，施洋同志之从容就义，其他各路及工团明知必被军阀资本家压迫失败而卒以同情罢工，表示愿意为阶级而牺牲。这种奋斗精神，是何等勇猛而伟大啊！
在“二七”斗争中，据以上两点最重要的意义之显示，很足以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不仅是能担负中国的革命事业，且证明能担负世界的革命事业。在以前“谁来担负领导中国的民族革命”似乎还是问题，到“二七”斗争之后，这个问题由事实教训我们完全解决了，担负中国一切革命事业——由民族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由“二七”斗争的证明，是中国民族革命之唯一先锋军、领导者，并且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军之一枝有力的军队。
但是这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二七”斗争，至今已历二周年，中国还很少有人懂得，然而这是无足为怪的。可是站在无产阶队伍的同志们，也对于这个斗争发生怀疑误解，这是我们在这“二七”斗争第二周年纪念日子不能不申辩几句的。据那些同志的意思，以为“二七”是当时指挥者的错误，以为郑州会议被解散后的总同盟罢工命令是不应该下的，以为江岸工人是不应与肖耀南的军队格斗或早须与肖耀南妥协的。甚或有人谓当时的工人群众太嚣张太野蛮的。其实这都是些带有机会主义的人们见斗争失败之自然的表露。当每一个斗争失败后，机会主义者总不肯从客观事实去分析事象的真原因，从斗争中去学到真教训，而只凭主观的见解，按照自己的畏缩心理去推测，事后去归咎群众，甚或认为历史之自身错误。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工人武装暴动失败之后，俄国少数党的态度就是如此。蒲列哈诺夫批评莫斯科工人武装暴动说：“不该去拿武器”。其实当时工人要拿武器去起暴动，已经是革命潮流急趋直下之必然的表现，已绝不是事后用“不该”两字所能否认。所以列宁答复蒲列哈诺夫说：“恰好相反，应该更坚决地、有力地、进攻地去拿武器，应该向群众解释，仅仅一个和平的总同盟罢工是不可能，必得要一个严刻的和残酷的武装斗争”。我们须知道，群众的革命潮流一起来，尤其是无科学组织的群众，到了某程度，绝不能受指导者之如意指挥，只得由群众之自然的要求向自然的方面进展，必至达一定的目的或为敌方所压迫时，才能终止。所以莫斯科工人之武装暴动，是群众的革命潮流已到一定程度非如此表现不可的。“二七”斗争事件也是如此。受数重压迫与剥削——军阀、官僚、走狗、帝国主义者、各铁路的高等管理员、工程师之均为外国人（京汉路则纯为法比两国人）——的京汉路工人，一旦见有机会可以得到一点自由，可以从此争得一点应享的权利，一转瞬间又被人夺去，怎由得他们不狂争疯斗！所以当郑州会议被解散之后，当时的工人群众，当时的工人代表，尤其是京汉南段的代表，差不多已愤不欲生，所以在代表会议上决定总同盟罢工时，虽有些分子主张暂时不发罢工命令，然而潮流所趋，此种老成的主张已完全失其效力。至肖耀南向江岸工人进攻时，工人亦决无他法可以免避，而工人之所以冒死徒手奋斗亦完全为一种积久的愤气之所致，一切常态的理智那时均失其作用。至说在事前不与肖耀南妥协，殊不知吴佩孚肖耀南早已准备着一网打尽之计，哪里容有妥协之余地？何况群众至此，已走极端，在客观上已不能随便回头了。至谓当时工人群众之嚣张与“野蛮”，殊不知道正是群众到了革命潮流高涨期中之本色。我们遍观一切革命史，如法兰西大革命、俄罗斯十月革命都是如此，何况京汉路工人并不那样。总之“二七”斗争不是偶然的，不是人为可以使之产生或阻止的，是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经济政治所养成的，即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所逼成的。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用不着并且不应该事后用主观的见解去推测，因失望而去归咎别人和群众。我们的责任是在找出真正的客观原因来，从这种观察中得着真实的教训。我以为“二七”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一）以前在京汉路上（各路亦然）主持工会的人所作的工作，偏重在表面，只专注意于分工会总工会之成立，而来不及注意到下层的组织工作，如工厂支部的工作，没有切实去训练过工人群众，所以工人一暴动起来就显出原始的状况，而不容易制止。待到失败之后，工人已有的上层组织即完全瓦解，前功尽失（以前各地的工人运动都有此种现象），这是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教训。（二）工人阶级的政党没有与工人群众发生最密切的关系，无产阶级之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组织还没深入到工人群众去，如果京汉各路的工人群众当时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握住了真正的指导权，在京汉路作指导工作的人都受党的支配，那“二七”斗争的失败绝不至于如此。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二个教训。（三）工人群众以前对于军阀吴佩孚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没有认清，总以为吴佩孚不至于如此枪杀工人，因此没谨慎的防备，以至过于夸张。殊不知军阀与工人阶级在其阶级利益上，已是绝对不能调和的仇敌，若遇到真正的利益冲突时，不是你死，必是我亡。这是从实际上给了群众一个教训，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之点。然而以上原因完全客观的，因为中国劳动运动历史如此之短，那里就能免除我们现在指出之错误？
譬如共产党与工人群众之关系，其实那时共产党的自身还在组织时代，何能深入于工人群众之中？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指出这些客观的失败原因来——这是我们最可宝贵的教训。现在压迫“二七”工潮的万恶曹吴军阀已倒了，杀工人的刽子手肖耀南也在地位摇动之中；另一方面又值新军阀尚未能巩固其地盘与势力时，京汉路工人乘着这个机会又居然能在郑州——以前被吴佩孚压迫的地方——团结全路工人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会议了，这是何等可贺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可贺的热泪声中，很诚恳地希望京汉路工人先进分子来注意我们所指出的“二七”斗争的教训，将这些教训变成京汉路将来进行工作上之实际生活，才不至再蹈以前的失败。我们更敬告京汉路的工友们，你们的前途还是多么险阻！你们的仇敌还在那里虎视耽耽，祝你们好好地记取“二七”斗争的教训，审慎地努力奋斗，得到最后胜利。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