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张维桢同志谈上海“五卅”运动 原编者按：这是1978年5月张维桢同志在一个座谈会上谈的有关上海“五卅”运动的情况，现征得本人同意，将记录发表于此。
我是1925年5月15日到上海的，那天正是顾正红被打伤。任弼时同志介绍我住在上海党的地委，地址在闸北香山路八号。地委书记是庄文恭。组织部长是谢文锦，后来牺牲了。宣传部长是谁不记得了。那时上海地委工作人员很少，一共只有四人。陈独秀、李立三经常到地委去。 上海总工会刚成立时是秘密的，地址在宝山路宝山里，王一飞在那里（浙江人，以后他到苏联去了）。5月30号以后，上海总工会在中华新路公开挂了牌子，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长，实际上是秘书长，交际部长是赵子敬，下面有刘贯之、郭尘侠。何松林管组织（后来改名汪寿华，“四·一二”时牺牲）。管宣传的名字记不得了。总工会下面设五个办事处： （一）第一办事处在浦东区。主任张佐臣，副主任陈之一，现在叫陈钧，在国务院任参事。 （二）第二办事处在沪东杨树浦。主任是谁，记不清了。 （三）第三办事处在沪东引翔港区。主任是谁也记不得了。 （四）第四办事处在小沙渡，主任是刘华，刘华病后由项英接替，我是秘书主任。 （五）第五办事处在沪西曹家渡。主任董星吾，已经死了。 南市没有办事处。 顾正红惨案发生前，我们党已经在纱厂工人中开展了工作。1923年底或1924年初，项英同志和孙良惠同志在小沙渡成立了沪西工人俱乐部，并建立了党的组织。1924年下半年党派刘华同志到沪西工人俱乐部工作，项英就调走了。不久，沪西工人俱乐部改为沪西平民学校，学生都是日本纱厂工人。这些人经过项英和刘华同志教育，思想觉悟有所提高，但日本纱厂资本家及其走狗，照旧对工人进行打骂、侮辱。小沙渡内外棉第八厂的日本人对粗纱间女工拳打脚踢，同时内外棉五厂也有工人挨打。在刘华、孙良惠、陶静轩同志领导下，内外棉八厂、五厂的工人首先罢工反抗，三厂、七厂、九厂的工人继起响应。刘华同志随即同罢工工人代表商量了罢工的条件，提出不准打人，不准开除工人，不准克扣工资，以及要求增加工资，释放被捕工人等七项要求，并亲自起草了罢工宣言，历述日本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迫、剥削，侮辱工人的罪恶事实。于是十三厂、十二厂、丰田等纱厂工人纷纷响应罢工。由沪西日本纱厂掀起的罢工浪潮，很快就波及到沪东的东华、大康、裕丰等厂，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资本家以料想不到的沉重打击。领导东华纱厂罢工的是张佐臣同志，领导大康罢工的是朱英如。罢工结束后，日本资本家并未吸取丝毫教训，反而防范更严，压迫更厉害，以为这样就可使工人永远屈服于牛马奴隶的地位。但是工人已不象过去那么驯服，对日本人的一切非法行为，愤起反抗。日本资本家为了进一步制服工人，内外棉第七厂未说明任何理由，突于1925年5月15日宣布关厂，阻止工人上工。这时七厂工人顾正红同志挺身而出，代表群集在厂门外的工人，向日本人进行质问交涉。日本人竟残暴地举枪向顾正红射击。顾因伤沉重，乃于5月19日因救治无效逝世。 顾正红惨案发生后，刘华同志就动员和组织各厂工人以罢工的行动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的罪行，支援内外棉第七厂的斗争。并派代表到各学校报告顾正红被枪杀的经过和日本资本家各种压迫工人、剥削工人的罪恶事实，以及工人们的悲惨生活情况。各校学生闻讯后，立即走上街头，向市民进行宣传、募捐，救济罢工工人，发展到五月卅日学生、工人到南京路演讲募捐，遭到英帝国主义的大屠杀，酿成了“五卅”惨案。 刘华同志是上海总工会常务委员兼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主任。他密切联系群众，生活很刻苦，睡在地上，铺的稻草，工作繁忙，食无定时，由于营养不良，积劳成疾，最后领导上决定他休息，由项英同志来接替他的工作。那时我在第四办事处工作，每天发十六个铜板，还不到一毛钱，只能吃稀饭馒头。第四办事处有八百个纠察队员，“五卅”时，背着木棍在街上走，警察都向他们敬礼。顾顺章在“五卅”时表现很“左”，经常抓些工贼到第四办事处痛打一顿。 顾正红的棺材停放在潭子湾，有很多挽联。顾正红事件发生后，工会象雨后春笋般组织了起来。当时没有经验，有一个人负责就算成立了工会，没有委员会，也没有小组。上海总工会在工人中威信非常高，李立三很出名。上海流氓势力大，新闸路新闸桥附近，有一澡堂老板是一个大流氓，他非要李立三给他当徒弟，最后党同意李立三拜他为老头子，好进行活动。“五卅”运动时，李立三经常搞上层外交活动。 我们沪西第四办事处也混进来了一些流氓，还记得有个回民就马良惠，混进工会和我们捣乱。项英没办法，和我一起把马良惠拉到新闸桥杨同兴牛肉馆吃饭，饭后狠狠批评他一顿，老实了一个月。以后又犯，又是这一套办法（这人后来当了汉奸。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国民党枪毙了）。“五卅”运动结束后，小流氓经常和我们捣乱，我刚做好一套棉袄棉裤，放在夜校，没有半个钟头，就被小流氓拿走了，我们几乎没法工作。后来经组织上批准我和王克全等十人和马良惠磕头拜了把兄弟，我因事未去，王克全（后来是叛徒）代我向马良惠磕了头。这样工作才好做了，流氓不再捣乱了。“五卅”时这些流氓进了工会，工人也买他们的帐。我们那时没经验，组织不严，党团员少。“五卅”时全国据说只有八百个党员。当时发展党团员不多，“五卅”结束后才开始发展党团员。“五卅”运动把所有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连外国人的西崽也组织成洋务工会。 “五卅”运动中发生两件事：第一件事，顾正红的族长叫顾雪桥，是一个大流氓，他和日本人勾结，以族长的名义，想拿一万元的代价把运动结束。我们知道后，派了四十个纠察队员，在一个早晨把顾雪桥抓到第四办事处，吊起来打了一顿。他写了悔过书，保证不再搞出卖勾当。第二件事，罢工工人每月由总商会发给六元救济费。钱实际是由各地捐的，包括外国人的捐款。总商会配合顾雪桥的阴谋，要停发工人的救济费。刘少奇指示我们，每个办事处出十个人，跑到总商会，质问虞洽卿：为什么停发救济费？虞说把金库打开让你们看，我们说，不在于看金库，要看你的思想！你不发救济费，破坏运动，我们是绝对不允许的。经过斗争，他只得继续给工人发钱。 最后解决“五卅”问题的条件，还是顾雪桥的调子，给家属一万元抚恤费，工人复工了。工人有些失业了，当时男工不好找工作，女工比较好找。 “五卅”运动结束后，项英到上海纱厂总工会，做委员长，我是纱总的秘书，就是我们两个人。后来项英病了，我也病了，由陈之一负责了一个短时间，后来是张佐臣负责。 “五卅”后，李立三、刘少奇走了，约在1925年11-12月张国焘来召集积极分子会议，选举汪寿华同志为委员长。这时刘华已经被捕了，张国焘出主意要选刘华当上海总工会的副委员长，公开宣传，并要各厂派代表团到孙传芳司令部去要求释放我们的副委员长刘华。他并说外国政治犯一选上议员，政府就得释放。本来敌人并没有认出刘华，因为特务掌握刘华的照片是个瘦子，而刘华被捕前，在宝隆医院住了几个月，人比较胖了，他又改了姓名，所以敌人一直没有认出他。当时我们什么都不懂，听张国焘说的新鲜，就选举了刘华当副委员长。各厂派代表团天天到司令部去要副委员长刘华，结果，敌人就把他枪毙了，连尸体都未找到。刘华是死在张国焘的手里。以后三次武装起义时，我们从孙传芳司令部的档案中，看到外国领事给孙传芳的一百万元，让他秘密杀害刘华的文件。总工会副委员长还有商务印书馆的王景云，他在“四·一二”后消极了，以后到了延安，陈云同志把他安排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养起来。杨梅生也是副委员长，祥生铁厂的工人，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四·一二”后同张佐臣同志一起牺牲了。还有一个老工人叫吴创国，是法国的华侨，和周总理认识。延安时养了“三老”，一个是吴创国，一个是朱宝庭，是上海海员工人，一个是王景云。解放后，“三老”到了东北，由全国总工会养起来，全国解放后到了北京，现在都死了。 “五卅”后，上海总工会被封闭了，以后又被封闭二、三次，有时我们动员群众自己启封，敌人也无办法。“五卅”运动后直到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总工会都是秘密存在的。“五卅”运动后，党团在各区都成立了部委，办了许多平民学校，这些学校都成为工人活动的场所。党团部委都是半公开活动，发展了很多党团员，许多厂建立了党和团的支部，党团在工人中的威信提高了，共产主义的觉悟也提高了，工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更高了，因为许多事情党是通过工会去做的。我现在感觉（当时并没感到）当时的工会有一个缺点，就是上面派一个组织员到工厂去组织工会，工会不选举，没有工会委员会，也没有小组，工人到时候交会费。工会在工人中虽然威信很高，一个命令下去工人无条件服从，但是组织很松懈。 “五卅”运动结束后，工人复工了。英国资本家、日本资本家就开始向工人反攻，首先老怡和纱厂把积极分子王根英同志从厂里抓到杨树浦巡捕房，工人闻讯，立即罢工冲向巡捕房，经过两个小时的搏斗，终于把王根英释放了。工会立即向资本家提出，以后不准抓人，不准开除工人，厂方只有老实接受后，工人才开工生产。接着是小沙渡的同兴纱厂，内外棉纱厂，日华纱厂等，均陆续的开除工人，乱罚工资，发生打人，骂人的事件，这些厂的工人也就陆续展开了罢工斗争，也都取得了胜利。1925年底新怡和纱厂，竟打死了一个工人，工人罢工达一个月之久。最后厂方同意抚恤死难工人的家庭，以后不准打人，不准开除工人等，胜利地结束了罢工。我就是为了领导新怡和纱厂罢工斗争调到沪东去的。 1926年春沪西日本纱厂工人也开始反攻，斗争此起彼伏，影响到沪中的永安、先施、新新等公司以及估衣业、药业等工人的斗争。唯沪东的没有动。我从1926年就认识了赵世炎，他是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世炎、汪寿华都对我们说：你们沪东的斗争为什么搞不起来？于是沪东部委书记张叔平（“四·一二”后在杭州牺牲）决定老怡和纱厂先罢工，罢工坚持了三个月。但别的厂还是罢不下来。恒丰纱厂有一个“两湖同乡会”，很反动，张叔平要我兼恒丰纱厂工会组织员，要把这个纱厂罢下来，然后组织别厂罢工。不久恒丰罢下来了，把“两湖同乡会”砸烂了。恒丰纱厂资本家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并放了五万鞭炮欢迎工人复工，从此恒丰纱厂工会成为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工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组织了一批人，拿着木棍、铁棍和斧头把老怡和的包工头、总工程师都打伤了。由于恒丰纱厂工人的胜利，老怡和包工头的被打伤，纱厂的英国人才接受谈判，最后条件是：一、增加了三分小洋米贴。二、开除四十个工人（都是积极分子）。三、由工会介绍一个人进厂做工。就此结束了罢工。这时部委要工会介绍丁振华到老怡和做工，做了两三天，说是太苦，不愿干了，乃另介绍张勤英进厂做工，做了两天，又说太苦，不干了。最后部委决定我去，我去搞了四个多月支部书记，把党的组织进行了整顿。工厂虽然开除了四十个工人，但工会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对被开除的工人，都进行了安排。以后老怡和纱厂一直保持模范工会、模范支部的称号。“四·一二”后欧阳洛被派到老怡和纱厂当支部书记。我由工会介绍到老怡和纱厂去，先是做写号头的先生，这个工作原来是李世民（支书）做的，李世民被开除，复工条件由工会介绍一人去做这个工作。到1927年约1月底，群众把粗纱间一个领班撵走了，党员群众都坚持由我当领班，我不干。吵到部委和汪寿华那里，都同意我干。最后我跑去找赵世炎同志，赵说，大家都要你干，你就干吧，到真的不好干时，随时可以不干。这样，我只好接受了，搞了一个多月，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我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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