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中华年鉴》有关省港罢工资料摘译 编者按：《中华年鉴》英文版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学者阔乞特（H·G·Woodnesd)主编，专为供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时参考用。文中所载事实，不少地方故作歪曲`污蔑之词。现摘择1925年《中华年鉴》及1926—1927年《中华年鉴》中有关省港大罢工方面的资料，以供参考。
香港航运（1925年，第529页） 1924年船运总数进出口于港口的有764,492艘轮船，56,731,077吨，与1923年比较减少13,730艘轮船，56,731,077吨，与1923年比较减少13,730艘轮船，但增加3,328,838吨。 香港船业（1925年，第1045页） 1923年海洋轮船和内河汽船两种合计，我们看到有记录的数字是32,242,138吨。1924年增加到35,239,836吨，即增加2,995,700吨。 香港财政（1926-1927年，第588页）
香港人口（1926-1927年,第592页） 根据1911年户口调查为456,739人，104,287人住在新界及九龙。1921年4月24日户口调查数字是625,166人，其中83,163人住在新界及九龙。 1924年中人口分布如下：非中国籍居民16，000人，中国人总数783，550人（其中住在维多利亚城420,000人，香港农村29,800人，九龙180,000人，新界85,000人，水上人口68,750人）人口总数799,550人。 香港贸易（1926-1927年，第592页） 1924年贸易总数135,830,272镑，与1923年时相比则是123,326,829镑。入口总值72,155,478镑（1923年是61,954,498镑），出口63,674,794镑（1923年是61,372,331镑）。 1925年省港航运（1926-1927年，第826-828页） 省港大罢工及对英经济绝交对航运的影响，见于1925年香港总商会的报告： 航运受到严重影响，可以从下列正常的轮船运货比例看出。平常航运广州占50%，汕头30%，香港20%。但过去八个月（即自1925年7月至1926年2月）中，航运仅留下20%。1924年8月至12月，英国轮船入广州港的每月有160-240艘，而1925年同期，每月只有2艘至27艘，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一家英国公司的轮船，它只是在亏本中维持一艘轮船行走，因纠察队阻止任何货运。封锁以前，进行贸易于中国海岸各港口和广州，汕头等地的大部分是在英国轮船公司手里，但是现在全部都不在英国手里，主要是在中国，日本，挪威手里，后者（即挪威）轮船大部分是租给中国商人进行经营的。1924年7月至12月，有861艘英国轮船到汕头港，而与1925年同期相比，则只有78艘。即使是这78艘，也被纠察队阻止起卸货物。 广州至海外各港口的贸易从7月起至8月底止，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自9月以来，非英国海洋航线轮船接受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条件，决定不经过港澳而派轮直驶广州，从1925年10月至1926年1月，这种轮船到广州的日渐增加。据悉这些轮船被纠察队许可贸易时，往往要付出重大的费用。特别显著的是汕头，载运侨民出口的船只要付出每艘2,700元的费用给纠察队，才被允许开驶到英国港口新加坡。 由于不正当的航线及史无前例的苛刻的贸易条件障碍了商业。例如，香港仓库的商品，在废除了箱子上足以看出该商品和香港有关系的一切标记后，再北运八百英里至上海，然后又南运至广州。 广州与沙面之间，本来只有数百码距离，但沙面的商品要用内河轮船运至香港，用沿海轮船运至上海，再由上海向南运至广州。……因为香港是国际性的转运港口，广州商人同样忍受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出口贸易的限制性条件而要付出很重的费用。目前运往欧洲的货物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要先到上海，或者先到吗、福摩萨岛（译者注：即台湾）上的基隆，然后由日本远洋轮船接运，它们与非英国的海轮有联系，因此，继续运送这些商品赴欧洲的船只常常也不是英国海轮，这样，经济绝交政策对英国商业有广泛影响。 港口局1925年年度报告中，用香港港口局长贺尔签字同意于5月27日向定例局提出的数字表明，该年度香港船只出入口总数达379,177艘，41,469,584吨。与1924年数字相比，减少384,315艘，减少15,261,693吨。在上举数字中，41,336艘轮船和38,774,499吨是进行对外贸易的，而1924年则有57,765艘轮船和38,774,499吨。英国海洋轮船统计数字表明减少了1,381艘，或减少26.1%；减少19,779,320吨，或16.1%。对外海洋轮船减少1,911艘和22,431,240吨，分别减少22,3%和13.1%。英国内河轮船减少3,062艘和减少1,069,546吨，分别减少43%和16.3%。对外内河轮船减少1,052艘和减少387,469吨，分别减少45.4%和46.1%。不超过60吨重的对外贸易汽船减少2,445艘和66,336艘，分别减少31.2%和28.7%。对外贸易帆船减少6,578艘和减少6,758艘和847,038吨，即分别减少23.9%和25.6%。地方贸易（即殖民地香港地方各路之间）小汽船减少367,826艘，减少85,718,670吨，即分别减少54.2%和51.5%。地方贸易帆船减少1,60艘和减少98,180吨，即分别减少3.8%和7.4%.减少归因于罢工与封锁。 苏俄驻广州领事在广州与海参崴之间安排了正规的客船和运输服务站，有四艘轮船在这条航线上航行。 广州航运业实际上已得到改进，以前在香港入船坞的，现在在广州入坞。 下面表是罢工期间正常的广州航运数字： 商业—英国（1926-1927年，第859-861页） 1925年，英国在中国的贸易，因遭受到“五卅”案件而引起了抵制香港和英国货物的封锁（见劳动那一章），现在还没有足以充分说明经济绝交全部效果的数字，但是可以用当时人的见证来代替海关统计。 中国协会副主席斯丹尼·特威尔先生在《泰晤士报》商务副页上刊载的一篇文章中谈论到这一年的贸易情况如下： 华南出口货物，以前从香港运出非常廉价，现在继续被一种迂回的航路和各种诡计手段进行着。这些手段导致增加经营费用和遭受损失的危险。自从封锁以后，丝是用本地船只运至黄埔，在那里，付出了被罢工委员会强加的非法税款以后，经常用一种残旧的不适用的小型吨量的货船运到上海或基隆港，再次转船到海洋轮船航行到欧美。为了抵制香港，对其他出口货物也作了同样的处理，提出无数要求总是不能达到，这由于错误的不必要的处理方法所致。 1925年上半年经香港出口运到广州的总数有25,000吨，而后六个月经过这条航路的仅505吨，后者大部分在经济封锁开始时已经运到英国租界沙面的货物。 目前封锁的毁灭性的本质可用一例说明，中国生产的姜，若在香港蜜饯则价廉些，但宁愿让其烂在地下，也不愿允许它进入英国领土，结果使到大量从事这种工业的中国人受到损失。 英国政府慷慨地借款300万镑给香港用以帮助（香港）度过经济绝交最严重的时期，这一事实曾被大量宣传。但是借款的利息率达百分之九，这很难说是慷慨，广泛的意见是英国政府本应在更合理的条件下提供财政援助香港。这种援助还必须看下列事实，即估计到地方工业股份，财产跌价总数不下于一万万镑，而这些损失的大部分落在中国公司的身上，因他们在殖民地内（即香港）所占有的财产和股份可能达到85—90%。 从上面事实及数字来看，可以明白，不管罢工与经济绝交使香港的英国商人及船主们遭到多大的损失，这是无可否认的，这些损失是很大的。……香港光辉的事业已经无疑是遭受到一个暂时的挫折。 华南的动乱（1926-1927年，第965-979页） 由于南方政治上的动乱，几乎从建立共和国以来，广州已经成为了中国急进主义的中心。近年来，时或控制广州城和广东省一部分地区的国民党已经有一种共产主义的倾向。俄国人实际上已经被允许进入党的顾问机关，其中鲍罗廷已在党内占据重要位置。军事学校已经在黄埔建立，在那里，年青的中国人准备培养在军队内任军官。这些学校学生由俄国军官训练，并且一般来说抱有俄国的观点。他们训练过程中，发展了两种对抗情绪，一是反对英国；一是反对基督教。他们这些对抗情绪发展到广州加入“五卅”案件时就尖锐化了。由于这种特殊的仇恨，所以广州国民党能够取得领导罢工、封锁的复仇运动，使这两种运动延长了时间，并且确定以英国为运动的目标。 6月20日，罢工命令到沙面，国际通讯社报道21日情况如下： “沙面总罢工开始于上午九时，中国职工静静地离开租界，没有骚乱事件发生。英国水兵正冰兵工厂工作并准备到自来水厂工作，沙面外面地区，没有受到影响，到香港的电报仍然通”。 日前一个日本人被杀，但不清楚被杀是政治原因还是由于抢劫所致。路透社报道罢工开始时情况如下： “6月21日广州—除警察、电报及邮物局人员外，所有中国人离开沙面。” “纠察队站岗于东西桥闸门外，而他们中有些仅是儿童。没有不守秩序的事件传闻。” “沙面现有充裕的粮食储备。” “轮船‘播宝号’和‘西安号’昨夜照常自香港开来沙面，没有受到影响。” “大约1,500中国人罢工，许多妇女和儿童（指外国人）已经去香港。另一艘日本驱逐舰昨天到达。” “6月21日广州—省长胡汉民已要求商人捐款与香港罢工工人。” “赌馆自战争（译者注：指刘杨战争）后，即被关闭，一部分转交与罢工工人作为宿舍。” “义勇队今夜巡逻沙面，但没有武装。” “广东学生联合会发出宣言，要求实行罢工与经济绝交，并且说：他们要走出学堂，一定要加入士兵行列，与外国人作战。” “6月21日广州—一个公共厨房已经在维多利亚酒店建立，在担任管理员的花模先生指导下以欧洲人充任炊事员。” “杜德维尔洋行的朋德先生被任命负责处理供应，怡和洋行的雷德先生被任命担任交通指挥。” “英国水兵正在自来水厂工作。” 沙面罢工同时，罢工也发生在香港，下面是路透社消息： “6月22日香港—农场牛奶公司的送奶员、小工已经罢工。每天印报纸的中国排字工人及小工已罢工，其他欧洲出版社的牌子工人也提出今夜罢工的威胁。” “工人已经建立一个秘密组织，命名‘香港工团委员会’，有权讨论罢工事宜。” “据称委员会得到广州政府的赞助。委员会提出下列要求： （1）言论自由，报纸及其他出版自由。（2）对中国人待遇要平等，出生等级不同不应有歧视，废除驱逐出境条例。（3）工人有权选举定例局中的中国成员的任命权。（4）改善劳动条件，禁止童工，强制施行八小时劳动制。（5）从7月1日起废除普遍增加15%租金（译者注：指房屋租）的标准条例。（6）不准种族歧视，允许中国人住居在山顶。” 6月23日，游行示威结果发生开火，下面是路透社的报道： “6月23日，广州—下午成千上万的学生、工人、市民和士兵在沙面边界堤岸游行。当他们达到英国租界维多利亚酒店对面时，开始开火。英法水兵以机关枪还击，开火有二十分钟之久，中国士兵是从西堤开枪的。” “法国商人柏斯乔尔被打死，税务司亚瑟爱德华先生，一个英国水兵及两个公民受伤。” “一致意见是对岸中国先开枪。” “稍后，东索利郡旅被命令做好准备。” “从迄今得到的情报来看，广州昨天下午举行示威游行。游行一直是相当和平地进行的。直到下午二十三十分，一部分游行者突然向沙面开火，杀死一个法国人和打伤几个英国人。” “英国水兵眼见总领事及英海军武官已在炮火之下，于是用来福枪开火射击，但英国海军武官但是李克明令停止开火。” “广州开火已经停止，秩序已经恢复，五百名英国及外国妇女和儿童在这一天早晨六时乘英国轮船‘河南号’离开沙面到香港。” “6月24日，香港消息—广州局势今晨更加混乱，英国海军当局正在采取全面警戒，更骚乱的状态时预料到的。美舰‘哈伦那号’已从香港赴沙面途中。” 中美电报社在6月24日发出形势评论： “广东对外协会在星期一已用电报预告昨日在广州的游行：‘英、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青岛屠杀中国人民的血未干，同样暴行又发生在汉口及其他各地。他们的手段及罪恶活动变得愈来愈加残酷，他们的活动范围日趋广阔。我们亲爱的同胞们若不立即起来，亡国灭种的祸患立见。’这个地区的人民充满了悲愤与忿激。广东对外协会经于18日正式成立，并决定23日举行大示威活动。从昨天开始，香港、沙面已进行总罢工。希望全国人民起来并组织一个统一的对外组织。” 东方新闻社提供下列资料： “在昨天的混战中，中国方面死伤人数颇重，据调查死者及伤者两项达120人。” “早晨，中国地方当局与领事团接触，要求对昨天事件的中国死者及伤者给以赔偿。这个要求被外国代表严词拒绝。” 香港的罢工形势发展的愈加紧张，路透社发出报道如下： ”海底电线公司的送报工人已经罢工，由少年童子军和葡萄牙少年代替罢工工人。” “搬运工人及海陆理货工会人员今晨罢工，实际上航运瘫痪。” “据权威可靠消息叙述，在广州中国人死伤者中，被杀者不超过30人，伤者不超过70人。” “东索利郡旅部还没有开赴广州，而是充分准备好，整装待发。” 6月22日，英国总领事，广州首席领事杂、詹姆斯爵士向广州外交部伍朝枢博士递交下面照会： “我从可靠消息获悉，而我也有理由相信，安排在明天的爱国游行的学生分子中准备进攻沙面桥，侵入沙面，而企图自己成为烈士。我并得到报告，他们甚至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哪一件学校取得带头为祖国而牺牲的荣誉，而广东大学取得了胜利。” “自然，也许这是一种富于无稽的幻想的故事。但是，另一方面，假如实际上有任何实在的根据，而这种行为将要妄图举行，我通过你们，作为他们的外交秘书，并庄严地警告广东政府，如有任何妄图侵入英国租界沙面，将会引起武力抵抗，而其后果将有你们政府完全负责。我们还须预先采取手段，以防止类似在镇江、九江、汉口曾经发生的群众暴行发生。若不幸此间发生同类事故，煽动群众制造暴行的那些人必将碰得头破血流。我写的语气很严重，以便将来不致有人再说是残酷的帝国主义无故杀死了毫无防备的中国青年。……” 广东官长向英国总领事提出照会，维护中国的立场，路透社报道如下： “广州长官给英国总领事的照会，其中叙述关于示威游行是由于上海案件而引起，当队伍将近全部经过沙基路时，英国租界士兵和警察突然以机关枪及来福枪向河的对面的游行群众开火，法租界亦同样开火，而葡萄牙战舰大开炮，杀死与受伤总数逾百。这种残酷屠杀是预先秘密计划的。” “当省长获悉详细情况后，他十分惊讶，从责任上来说，必须提出异常严重的抗议，同时清楚地声明，事件的完全责任，概由英、法、葡文武官员和与肇事有关的兵士、警察、军舰负责。” 英国总领事在6月24日答复指出，葡萄牙军舰在这不幸事件中没有参加，英、法租界仅是为了对付来自河的对面的中国军队和军校学生对他们的进攻而进行武力自卫的行动。总领事宣称：“我以自己目睹为证，可发誓声明，首先开火的是自中国开始。英国海军武官和我自己未携带武器，站立桥边，特别意欲监视防御部队发生卤莽的或神经过敏的举动，当时子弹直接向我们一阵打来，只得逃走而身幸免于难。” “当时仅为自卫起见而开火，法国武装部队受到同样攻击，才从沙面开火。甚至沙面停火是在对面屋顶停止放冷枪之前。” “你们声明，英、法所采取的举动是预先有准备的，这点我绝对否认。”总领事指出，预先准备是在中国军队或军校学生一方，事前人尽皆知，正如总领事的信指出，系想博取烈士之名。 6月23日事件后，加紧反英封锁和抵制英货，这种封锁方式的特点几乎同样，剧烈程度则因时间而有不同。因此，我自己研究了这种封锁，并发表一系列文章。我为《字林西报》写了一篇文章如下： 广州反对英货的封锁是由罢工委员会控制，通过纠察队去执行，封锁关口和制止与惩办那些所谓参加“帝国主义的货品”的转运者。不论在广东境内何处，但凡可转运货物的道路，都有纠察队到场，检查货物，打开行李，进行人身检查，借以保证没有英国商品得到进入广东。不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同样须受检查。当我说进入或离开沙面的外国人全部受到检查他们行李中所带的东西会被没收的时候，我是指一般通则，而不是指当我在广州时所见到的为了避免在沙面桥口发生过对麻烦而出现的特殊情况。罢工工人的规则是不仅粮食，就是其他任何商品也不准进入沙面。我知道在汕头也订出同样规则。沙面的粮食是从省港带来。我们从香港旅行到广州的船上，许多面包是准备给在沙面的外国人。即使是广州著名的鱼，也是从香港入口。假使现在在沙面仍有中国仆役，他们也是从香港进来的，因6月23日后，只有6、7人尚留在。 倘若违反封锁，犯罪者被拿到罢工工人会审处惩办。他（指犯罪者）通常被押游街，警察是不干涉穿有制服的纠察队的活动的。虽然他们（指纠察队）之中大多数人现在已被解除武装，但我看见到其中有少数纠察队员携有来福枪在广州街道上列队行走。我刚刚到达时，有纠察队船发现一艘中国渔船搬鱼到香港船，纠察队开枪。渔人跳入水中，六个被淹死。纠察队扣押运货到香港的轮船上的货物，犯罪者被带到罢工工人会审处受到惩罚，货物被缉获而被占有。假如拍卖，罢工工人得到这些金钱。 广州从未听闻过航运业有这样的繁荣。我到达广州那一天，黄埔与广州之间有27艘海洋定期轮船。品均每日有船30艘在港口。这些船是中国、日本、挪威、丹麦、德国的。他们的货物运上岸之前，他们一定要轮船同意不到香港。准备转运的货物则先要运往上海或马尼拉，才能到香港。从香港到达的船，要负担很重的罚款。据闻，有一艘船要付出二万五千元给罢工委员会才准离开广州。自然，广州城未能预料到有这样的贸易，因此领港人员、驳船都不足。船泊在港口要等一个长时期才能起卸装载。这种拖延给予纠察队一个更好的机会去检查货物，惩办破坏封锁者，与船上的职员谈判反封锁的事件。 我提出问题询问，为什么广州政府允许一个国家内还有一个国家？为什么他们允许罢工工人有权逮捕、检查货物及惩罚人民？答案是十分中肯的：“封锁是一种反英的爱国运动，罢工工人避难到广东，我们给他们一个收容所。我们将不作任何使他们在斗争中丢失力量的事。 有一位中国教育家，由于被人发现在广州医院的产业上和该医院的汤逊医生谈话，而在该项产业上正发生罢工，于是他就被牵入漩涡了。这件事发生在我离开广州之后，但它直接说明在采用这种制度下比我在广州时所发生的任何事件中的一个更好的事例。纠察队包围学校房屋，除少年学生外，任何人不准出入，直至房屋主人自己愿意把自己交给纠察队，他还要被押去游街，带到罢工工人会审处面前受惩罚。他的朋友向警察呼吁，但没有效果。最后到了深夜，一个曾为他从中辩解的有思想的青年女郎，应他要求而乘手车到罢工工人会审处拘留所为他辩护。最后他被劝告今后不再破坏规则才得释放。按一般的惩罚规则，他本将被打一顿或坐牢几天或罚款的，但现在幸而没有被打或坐牢等。这个人犯的罪恶是他卷入有罢工发生的漩涡中。 封锁是彻底的，我在广州没有见过英国货，我在广州许多商店里寻找英国货的商标，但并没有看见过英国的货物。政府并没有打算停止封锁，因为广州与香港之间并没有达成解决封锁问题的协议。必须把封锁认为是对香港及英国政府的一场战争，而纠察队就是战争中的士兵。这种封锁执行的毫无人情，是没有其他理由可做圆满的解释的。 中国工人，甚至家庭仆役都在罢工中。目前香港的问题是重新组织该地的生活问题。已经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以外国志愿人员接替中国工人。 法国总领事抗议对沙面开火，路透社报道如下： “6月27日，广州—法国领事已递照会给省长，述及向沙面开火并宣称要对屠杀及毁坏的财产给以赔偿，但目前的问题并非赔偿问题，而是了解政府是否同意这种举动，是否不管他们继续制造乱事，是否正如外交部长伍朝枢答应的，他们将保护外人，抑或只置外人于法律之外。” “照会说政府的行动是重要的和有价值的，我是一个和平国家的代表，这个国家又拥有不愿见到流血的官员，我将不拒绝考虑任何旨在和平解决问题而又与法国的尊严相称的建议。为了人类的利益和为了避免同类暴行重复发生，我们曾被迫采用武力，仅表遗憾。在我们采用任何方法处理时，我愿请省长及政府官员尽最大的努力重建和平与安宁。” “直至目前为止所知，没有收到中国方面的答复。” 香港局势的全面情况，路透社电报叙述如下： “6月27日，香港—中国银行今日召开会议，他们可能在星期一重新开业。” “今日谈话的题目是广州岭南大学教授们所发表的宣言，宣言在英、美负责人士中引起极大愤慨。事实上，在沙面看着游行队伍的美国人谴责英国义勇军及海军所表现的巨大忍耐性前，才对中国方面的一齐射击给予反击。” “总的形势是非常平稳，外国公民大部分自愿从事各项职业，男性当义勇军、特别警察、屠宰工人、烘面包工人及其他必需的工作，妇女联合到公共厨房以代替俱乐部的侍役，童子军非常积极，代替电报送信及其他职责。” “电车停驶，结果在街道上不能显现出平常的繁忙的景象。就以欧洲人而论，粮食形势是好的，肉类供应来源很充足，蔬菜则较少。在中国人方面粮食情况就更加严重。蔬菜、鱼没有进口，市场空虚。广州紧张局势继续存在的可能性，预料将导致香港的中国食品价格继续提高。” “很多仆役离开香港和九龙，但有些现在回来，并说当在广州时，他们的供给是未能受到支持的，同时并报道中国人到广州的路途上，在铁路上，一进入中国境界，就被拦路抢劫。” “由于海员离开，航运中断，很多英国沿海贸易船及海洋轮船被迫湾在九龙港，而‘亚细亚皇后号’抛锚于海洋中，不能按时间表规定到达。” 广州政府交给苏俄大使一封电报抗议书，发表于《广州日报》，其中的叙述如下： “我以沉痛心情向外交使节团首席代表阁下递交下面事件照会。23日，包括商人、学生、军校学生、工人、农民的队伍，以同情上海惨案被难牺牲同胞而游行，队伍经过广州街道前进时，秩序保持良好。大约下午三时十分，当到达英、法租界沙面对面平行之沙基路时，仅有一河之隔，当全队大部分已过之际，突然沙面以机关枪及来福枪向游行群众开火屠杀，尤以学生为甚。男女学生所在地方大混乱，游行者及观看者所受惨况，当可想见，难以描述。就目前所知，死伤总数已达一百人。” “已邀请外国领事、法官、商人、教育家及其他代表人物组成调查委员会将立即开始一个公正的调查。” “我们是文明与人道的人，请阁下记住，现通过你向驻京各国外交代表，表示我们反对这次帝国主义的新的暴行，并致以最强硬的抗议。” “游行者与沙面相隔一条河，河上架搭两桥，桥头有坚硬的关闭的堆有障碍物的铁门，这些门完整无损，从这些事实看，则可知事态愈加严重。” “面对这种野蛮屠杀，人民自然愤怒，尽管如此，政府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已想尽办法保护各外国人，制止人民不犯无效的排外行动，并以有效的方法引导与教育他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制度。 外交部长伍朝枢，1925年6月24日广州。” 6月27日。广州召开一个抗议会，通过如下决议，据《广州日报》报道如下；“由对外协会召集的各团体参加的特别会议，昨天于惠州会馆举行，讨论沙面惨杀问题，并通过如下决议：（1）就沙面惨杀通电全国及全世界。（2）要求政府严重抗议，反对沙基屠杀，并调查死伤数字。（3）要求段祺瑞元帅尽速采取行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4）要求政府公布收回沙面。（5）外国军舰不准湾泊于广州河面。（6）要求革命政府取得死者及伤者的赔偿费并严惩凶手。（7）当死难牺牲者公祭时，所有商店及住户在他们的门前要挂白旗，作为一种同情与哀悼象征。（8）通电全国，促进组织全国对外学会。（9）要求政府下指示到戏院及其他娱乐场所，停止营业（译者注：即于公祭那一天）。（10）死难牺牲者公祭时，召集一个大示威游行。（11）组织宣讲团。（12）派代表到世界各地，团结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外国帝国主义。（13）要求政府对步兵和海军做好准备。（14）组织学生、工人、农民、义勇军作为政府后备力量。” 香港《电讯报》报告香港采取的应变措施如下： “在一周内，他们所组织的工人、粮食、交通管理制度已经完全应用，对政府来说，证明具有不用怀疑的价值。除了过海渡船现在由海军掌握外，中国摩托车司机仍然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无需交通管理。 ”今晨《电讯报》代表访问交通管理者史先生，据告知一切事情继续进行得很好。” “管理劳动与管理粮食易已用最多人去做。这些服务人员的工作价值已显然可见到。今晨，我们的代表由劳动管理者杨先生告知，未参加义勇队的外国人已经登记做必须做的工作。大约1,600名已登记，包括24个国家的人，其中360人是自从登记工作交由劳动管理局负责以来即已登记。登记者包括最先在局内被通过录用的几百名特别警察。总之相应情况令人十分满意。” “新近组成的中国志愿援助队长曹善允博士接见本报记者说，中国人登记参加者正在增加。他们非常热忱地前去为公众服务，已经有五百个胜任援助者登记。中国人加入警察后备队数目今天为止以逾五百。” “曹博士要求我们要提及到，他已号召全体和平的中国人民、男人、妇女及少年，前去他处登记，并强调说他们并不像是某些人所想象的为了任何政治上的目的，而他们仅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他说他已尽力对中国人说明这一点，并对他们指出，所有政治事件完全由政府解决，人民只是听召唤彼此互相服务而已。” “当我们的代表访问粮食管理者斯密斯先生时，他告知有同样的成就，他说牛肉和猪肉售卖增加，更多的街头贩卖摊开业。现在在九龙有一个特别的卖物地点，设在油麻地市场。” 广州控制香港和英国的货物，是如何完全和有效，这并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就认识到的，7月27日，香港就召开了一个公民大会，通过决议，路透社报道如下： “（1）鉴于英国贸易在此地及在中国所遭受之特别严重损失，目前谈判宜尽速进行，但应坚持以保持一切条约权利为原则。这次大会一致意见是，假如目前在中国一些地区或对香港的排外骚乱继续进行，则对修订关税或领事裁判权不予讨论。” “（2）关于最近下院中有人批评港督经定例局通过而制定的应付非常的而有威胁的事态的各种紧急法则，大会愿意表明香港外国公众及所有思想正确的中国人的一致意见，即这些法例在目前的情况下是绝对必要的。外国公众对港督在整个危机过程中的行动完全信任。我们的意见是这种坚定态度和强硬措施足以制止严重事件和暴力爆发。” “（3）会议完全信任广州总领事詹美士·詹美逊，并向下院指出，沙面与广州问题处理时，要求可能与港政府协商，因其利益与外交部在华南利益问题具有同样重要，特别在目前情况下，广州政府可能拒绝承认与北京中央政府达成任何之协议。” “香港与华南局势完全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和煽动而引起。它是侵略性的共产主义激烈的排英。会议因此迫切要求英皇政府立刻采取坚强的行动来保护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和香港对中国的贸易，迅速增加在中国舰队中内河炮舰和航空母舰的力量，此外要求尽快增调一营英军到港，以便在本港或随形势需要在中国任何地方使用。最后，会议敬请政府立即通告广州政府，除非撤销对英利益攻击的支持，否则将认为它已进入和英国政府敌对的状态。” 罢工继续进行下去，香港银行情况变得愈加严重。香港《电讯报》对（香港银行）挽救局面的各种努力，作了如下报道： “为了使殖民地（香港）本地银行度过目前业务特别困难的情况，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中澳银行有六百万贷款安排给其他小银行，香港政府已同意加入安排处置。” “记得罢工刚开始时，中国银行发生挤兑，为挽救他们，政府采取步骤，限制提款数量，政府允许他们停止营业。如他们希望关门，允许他们关门。现由于银行业务大体恢复，而中国商人希望如常进行，但本地银行发现很难有足够数量的流通纸币以满足他们的顾客的要求。以后各银行向香港政府再次请求帮助，后来谈判结果，上面提到名称的那两个英国银行同意提供给本地银行总数现金六百万，并赞成要用证券为抵押。本港各银行资金大部分都投到股票或房屋上去，一时抽不出来。如果采用抛售这些证券的办法取得现金以应付顾客，则将受到不少损失。因此，贷款只安排给予基本上达到原来证券存款所值的40%。” “只有纯粹华资的银行才进行贷款，在已登记的中国金融机构中，比较重要的几家都不需要这样的贷款。” 香港那个城市的立场，在召开会议上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愤怒情绪。对于这些，路透社作如下报道： “香港居民的会议愤怒地提出关于英国航运被广州封锁的问题，香港有责任的英国居民和中国居民深信，由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地方上的行动是迫切需要的，而这是为了迫使那个不为中央政府所承认的广州政府遵守跳跃，并结束封锁和以反英为主德反对英国航运及英国在华南商业等。” “干涉并不会因其在中国其他地方的敌对行动，只要事先将英方意图在广东的行动通知北京中央政府，而这种行动纯粹是地方性示威，目的在保护英国条约的权利与贸易，以及香港在华南航运的利益。” “他们指出，1914年，当为了保护比利时条约权利而爆发战争时，香港曾慷慨地给英国以人力、金钱的援助，而殖民地（香港）现在期望祖国保护英国条约的权利。而违反条约，不仅对香港的英国、中国及其他商人有害，而且也将使英国在中国沿岸及广州三角洲的商务，英国对华出口贸易陷于瘫痪，从而导致数百万镑的损失。” “英国政府的不行动加剧了干涉广州的困难，而同时那个城市逐步地输入了布尔什维克的人和武器，并带有反英企图。期望广州反赤成功，开出那些由布尔什维克支持的指挥官、顾问和以机关枪和金钱支持的人滚出政府，要是没有英国的援助，是没有希望能成功的。” “英国在华南的不行动，被中国人误解为软弱的表现，这并不能调解问题，而是严重地损害英国的威信。” 关于英国政府的答复，路透社记述： “9月25日，香港—殖民大臣已电告总督，香港的中国人要求经济援助，以拯救由于罢工所引起的殖民地（香港）困难的请愿书已收到，极表同情，在几天内已安排给以三百万镑援助，由香港支配。” “消息引起殖民地（香港）愈加欢乐的情绪，并视为反对布尔什维克在广州活动的反击运动。中国的商人公众立刻称赞英国政府的实际同情。” 《密勒氏评论报》记者轩旺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描写香港的情况。现节录如下： “至于提到船只禁运问题，香港的英国人归罪于最近广州政府宣称的关于沿海航运，出了英国和日本以外，任何国家的船只，他们不经过香港可以进出于广州港。这点对英国人来说，更进一步损害了英国航运利益。根据香港的英国人意见宣称，这是一篇公开敌视英国和罪恶昭彰地和故意地破坏它与中国的条约。广州政府这种活动的结果造成广州三角洲丝业出口完全停顿。英国人害怕，由此导致香港的英国和中国商人两者灾难的损失，并使兰开夏合约克郡的出口贸易受损失，这样结果更进一步相当地增加英国的永恒的失业人数和很多工厂关门。” “根据地方上英国人的意见，省港问题绝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由于广州不承认和背叛了北京中央政府，如在北京开会讨论关税或领事裁判权问题或其他问题，亦不能对目前迫切的问题予香港以微小帮助；而任何拖延，英国人说，对广州和华南局势，结果仅使香港遭受的损失每天增加和破坏了他的重要地位。此外，他们说，英国政府目前延迟行动，将来广州肯定会有比目前面临的更大的问题。现在立刻行动，香港的英国人相信，香港的海军及军事力量能顺利地和容易地改变广州中国人政府的政权。” “毫无疑问，无论如何要对中国开战，香港的英国人断言，目的仅在于驱逐最近在广州夺取统治权力的、目前以暴力反英德布尔什维克分子。” 对沙面的包围，直到十月中旬方才撤除。《字林西报》广州特派记者在下述文章描写解围情况： “10月15日，广州—昨天，是最近自沙面—沙基事件后，第一次开放沙面东桥进入广州，记者是最先通过该桥者之一。但是，要通过法租界的闸口，还必须从法国领事署区的通行证。” “本国人对开桥似乎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四周没有纠察。几个常在胜利桥（译者注：即今东桥）附近的乞丐在入夜前回归他们的老住宅。假如不是看到桥上仍然安放着电网（虽然已经被移动了一些，仍留出行走道路），假如不是看不到大声兜揽顾客的人力车夫，人们简直以为沙面的闸门从未有关闭。” “自从沙面开火以来。自堤岸至海关那边形成一个禁区。这地区以西被认为中立地带。中国摩托车及苦力不能入。工会纠察队照例并不横过此障碍物，所以我能乘此出入于沙面，能到海关办理业务，能到海关码头乘小汽船而没有遭到罢工工人干涉的危险。虽然海关大部分官员是英国人，但沙基事件后不久，他们照常供职，他们从未受过工人的骚扰。” “近来，除了德国人外，在城内很少外国人戴臂章。以前纠察队经常注意，假如遇见一个人没有戴臂章，他就被停止前进，特别是沿着长堤，由于最近有那么多人从香港回来，使得罢工工人已经习惯预见到我们，而很少人询问人们的国籍。今天到城市，甚至是英国人也可能去安全没有受到干扰。” 香港总督的声明（1926-1927年） 1926年2月4日，香港总督金文泰博士对定例局委员作报告时说：“我感到遗憾，尽管香港政府努力解决谈判问题，但广东省的反英封锁仍然继续，这种封锁起源于罢工，根据上月广州外交部发表的公报说：‘香港工人主动开始罢工，并非因经济理由，而是对英国政府的抗议。’最近广州四商会特别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其中称省港罢工为‘人民为国争光的一次爱国举动。’但是，假若事情如此，为什么广州罢工委员会从开始起就实行数千罢工工人纠察队在广州及其他各地阻止香港工人回香港就业？为什么现在罢工实际上已成过去的事，但几乎全部香港工人的组织现在仍进行工作，广州罢工委员会还不惜采用各种恐吓手段呢？此外，若不是广州罢工委员会非法地专横地强加于人民身上，广东省的反英封锁还能肯定会继续至今日吗？罢工委员会对这些问题很容易实验得出，试撤退全部罢工工人纠察队，废除武力干涉广东省贸易，看其结果。广州外交部声明中断言，主要者是广州罢工委员会为一方面而香港政府为另一方面，因此解决问题将由香港政府与罢工委员会谈判。我愿意在此彻底地明显地表明，香港政府除了与广州政府外，不与其他任何组织谈判。此外，广州罢工委员会所坚持的封锁特点是恶毒地破坏条约的权利，主要是伤害了他们自己同胞，广州政府应负责任。因此，这是广州政府的职责，要广州罢工委员会结束这样的非法事件。广州政府尚未做此，这点错误，令人产生严重怀疑，他承认希望尽早解决罢工，也很难令人相信。广州外交部的公报说：‘广州政府虽对此问题有深切关注，但并没有加入罢工和封锁’广州政府自然应该在自己管理下的地区有责任维持法律与秩序，因而像现在这样不阻止与不惩办广州罢工委员会直接反对殖民地（香港）的非法活动，它应担当由于这种非法活动而产生的一切损失（热烈鼓掌）。香港政府希望正当的和永远的解决封锁问题，并仍准备与广州政府谈判解决。我们在这块殖民地（香港）以饱满的生气勃勃的友谊感情对待我们广东省的邻居，我们相信伟大的广州人民群众，像你们经常准备的希望的那样与我们和睦贸易，这对我们互相之间都有好处。”“只有在布尔什维克阴谋鼓动下的广州罢工委员会的非法活动阻止了广州和香港之间悠久的友好的正常关系的恢复。我们盼望和要求广州政府制止这种非法行为，我们认为广州政府是这件事的主要者。我同样希望他清楚地了解香港政府永远不会同意这个原则，即给罢工赔款或赔款与不复职的工人（热烈鼓掌）。” “我一定慎密地以一言警告。他已引起我的注意，广州罢工委员会最近在香港鼓动一次新的罢工。假如这种企图不马上停止，香港政府将采取激烈的步骤来制止，假如任何工人不听劝告而放弃他们的职业，我相信那是极微小的，偶然会有一次吧。我深信依赖公众能善处难局，像前面已做的那样（热烈鼓掌）。” “去年做了这样出色的工作的紧急组织仍然存在，假如情况要求运用它，准备在任何时候实施运用它。我们决心对香港人给以完全的保护，并以坚定手段镇压任何啸众凶徒的恐吓或其他在殖民地（香港）工人和商民中制造扰乱的人。我知道要依靠这个局势全力支持，才能把一切必须的措施贯彻到底。” 1925年海运业（1926-1927年，第823页） 1925年可能是中国海运历史上破纪录为最不好的年头。6月1日开始的总罢工和反英封锁到十月方才解除，船只被束缚于所有港口，影响到贸易停滞。在广州，罢工及反英封锁延续至1926年，广州和香港之间，没有英、美、法轮船来往。海运业受罢工和封锁的影响的全面摘要，在印度支那轮船航海公司年度报告中，由博尔纳先生叙述： “由于六月开始的反英运动及封锁，使海运业已陷入混乱，改善是短期间的。这个运动的性质及规模对那些在远东的居民及事实上对整个世界来说是平常的，无须我扩大它；只须说明便够了，他是十分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公司收入的，同样影响到我们许多本地的忠实的赞助者也受到严重损失。我相信通过以中国有关的情况将足以表明看出那个时期在这个地区海运业的困难与混乱。” “我们的转运无法进行，不幸不仅限于汕头和广州，在那儿自去年六月以来，挂着英国旗的船已不能运载任何货物，而怀有恶意的追踪和不正当的宣传，显然在中国可航行的内河港口达到最大限度。因此欧，可以预料到这一年的下半年情况，主要要求最小心谨慎管理船队并用各种努力进行最严格的节用。虽然，将来尚未能确定，因而制定任何陈旧的计划是不能有任何信心的，但是，我要说明，一切步骤凡是可能的都已采用，以保护股东的利益。” “除加尔各答贸易的主要联系外，我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通过贸易，通过从长江上游的重庆、宜昌；至汉口、上海、汕头、香港和广州等港口而获得的；但是由于封锁严格地施行于南方港口，可易于想到，在那里，我们的收入一定是严重的减少。办货人经历过在广州出卖木材的困难，致令我们行驶婆罗洲的轮船停航。” “一般通例在这些会上主席是要评述到将来前景的，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任何关于将来的预言使我们仅能作为判断或最多是个人的意见。在中国，商业和政治是如此不能分离地连结在一起，而现在，这种连结更是空前密切，成为不可能预测到目前的局势到将来的结果是什么样。但是一般的看法（而我也有同样意见），现在不能看到中国最坏的局面。人民，特别是善良的商民，已被永无终结的干涉和对他们的商业的不合理的税收感到不满了。” “长时期的施行封锁一定剥夺了南方省份必要的入口，而出口货物也仅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销售。军事谁受益证明对贸易是一个严重的妨碍，而预料到如果有一个多少稳定的政权，则贸易将有巨大的增加。”反英运动，只有预期到作为一种吸引相当数量的在我国公司建造的挂着外国旗的轮船享受到贸易果实的工具，同样，挂着中国旗的轮船有很多的增加。因此，我担心即使回复到正常的航次时，结果在吨数上，一次就会超过要求。现在，许多行驶的轮船价廉，比较来说，由于欠缺常备的费用，推行了一种新的和混乱的竞争所造成的特征，这种情况已可接近看到。” “虽然，日本没有卷入长期的省港封锁的漩涡，但日本船业几乎与英国遭受到同样重大的损失。10月以后，日本船能接代了广州贸易的一个很大的百分比。” 广州贸易（1926-1927年，第868页） 1925年，广州贸易因“五卅”骚乱事件发生引起与香港冲突而受到严重损失。英国货物被苛刻地抵制。尽管如此，广州港口实际上增加贸易。下面海关收入数字可用以表明1924—1925年的局面。
在外界港口（1926-1927年，第960页） 在外界港口，对待外国公众的典型事例，可从《字林西报》及其驻汕头记者给以通讯报道如下： “7月22日，全体家庭仆人，由工会通告，实行罢工。” “昨日（四日）公司职员受警告而离港，摩托船海员离开，卡克兰仓库职员离开，船员将不用英国人，这还能做什么呢？” “除非我们用现金买到粮食，买办是不供应任何粮食的。有些给以稳定的支票，但外面纠察队禁止任何粮食入内。” “我们开始建立一个公共厨房，十二至十五人同在一起用膳。所有粮食送到这里（指作者的住宅）由两个前英国仆人自任炊事职务，两人受到所有人最高赞扬。” “在这个天气，为这班群众烧水解渴是一件紧要的事，用一次热水沐浴将是一种奢侈浪费，在这个时候是不能得到的。” “战舰入港，正尽他们能做的来帮助制冰、烤面包和安排洗衣。” “更多粮食必须来自香港，这儿没有鲜奶，俱乐部空空，仆人离开。” “‘赤色分子’发出通知，所有欠英国企业的钱不用偿还，没有中国人与我们贸易。” 1924-1925年海关贸易（1925-1926年，第857页） 抵制英货始于1925年6月1日，直到年底还未被完全制止，它使全国各地的贸易陷于脱节。在广州政府影响下的华南，抵制运动发展得特别有力。“五卅”开始的全国规模的罢工迟至九月还在很大程度上妨碍到货物的周转和人们的购买力。 虽然致力于开辟正常的贸易途径，以便使贸易可以恢复到更稳定和更正常的水平，但过去几个月来在广州流行的混乱状况是很少有改进的。形势的困难是断绝了与香港的交通，因广州和香港之间没有运输，广州被切断了许多日用必需品供应的来源。一些商人直接运货到广州，但货量不足以减轻缺乏和使价钱便宜。中国生产的水果和蔬菜，在广州四周非常丰富，已大大超过地方的需要。除了地方上的消费以外，他们是正常地运到华中、香港、日本等地，由于出口实际上已被切断，结果一个决定降低价格，这表明对生产者和商人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外国商品的价格包括纺织品、罐头品、铁和钢、纸已提高百分之一百以上。丝织业据称总萧条。并在这期间刚出现约有百分之八的 丝业由于交通断绝致令货物堆积在广州的仓库里而至倒闭，自从分配中心转移到上海后，情况已迅速免去。 目前广州本地银行正进行更多的营业，特别是汇单及转汇单，比较过去几十年还要多。这种繁荣是由于外国银行停顿所致。 （何锦洲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