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从土改中学习（1950）

我们的土改工作组

史国衡



　　革命斗争的胜利首先是经济解放，但远远不止于经济解放。试图局限于经济斗争，却忽视被剥削者在斗争中精神的重塑，以及由此产生的颠覆政治与社会等级的要求——这对废除经济的剥削有惊人的助力——结果就难免如青年干部们初到村里一样，一事无成。
　　与本书第二篇《土改中的学习》（全慰天）中的描写非常类似，在群众大会上，地主的恶行被一一揭露出来，如丧家之犬一样对群众低头。在这种时候，群众所谓“固有的奴性”便烟消云散了。就连底层中的底层，贫农妇女也俨然以主人自居：
　　“去年这时候，你不肯开条子让我们进城，你反而把我们的财产，一车车运走，现在我们作了主，可不能饶你啦。”

（录入者 江风 按）


　　本文作者史国衡，清华大学毕业，解放时在清华社会学系当老师。本文与全书其他章节的内容，有些重复，但也有值得注意的点：
　　1．所谓北平围城期间，就是辽沈战役后期，傅作义部龟缩市区的时期。文中的只言片语，可见虽然解放军千门大炮指着城内的蒋军，但解放军身后的农村，地主还在，根据地的所谓基层政权，不乏地主的代言人。于是，解决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武力之后，革命政府用鼓励群众行动的方式，逐步打掉农村的旧有产者及其政治影响。为何不能甩开农村的劳动者，用解放军去解决地主？因为统治秩序与它维护的阶级利益交织在一起，革命政府必须反映某个阶级的利益，而不可能悬在空中。仅仅依靠解放军打掉地主，谁得利？是被剥削的农民，还是新生的地主？既然在1949年的历史上下文中，革命政权被推着往社会革命的方向走，它就必须选择维护农村劳动者的利益。
　　2．前面的章节有农民怒斥试图辩解的地主婆“不许说话！”的场面，据说在一些读者那里引发不适。本章节又出现了类似场面：
　　（地主）刘润山的女人几番起来要为她的丈夫强辩，都被群众的怒吼压服了，“没有你的说话权，滚出去！”
　　嗯……

（李星 按）


土改动员前后

史国衡


　　若是我不参加这次京郊土改工作，一定还不能理解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是会在农民中掀起一个富有革命意义的群众运动的。看不起群众，不相信群众的人，总觉得中国的农民是生来愚昧、无能、自私、不团结，是不配作主人的，更说不上自己解放自己。过去听到老解放区的土地革命斗争，农民大众翻了身，当家作主人，因而更壮大了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业，多少还觉得是种奇迹，将信将疑。奇迹也罢，现在它却已经涌现在我们的京郊了。起初只是从报章杂志的报道，从一些干部同志的口中，听得了许许多多关于京郊农民在土改中的优良表现，而这一次却更亲身从这类表现中认识了农民大众的卓越本质，更认识了为什么农民是无产阶级组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中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
　　从这次土改，我们认识了，农民在未发动的时候，现得沉着镇定，他们懂得从你的实际行动里，看出你是不是真心为人民。空洞无当的宣传，不切合实际情况的鼓吹允诺，打动不了他们稳重的心情。农民一经发动起来，他们又表现得坦直爽快，热忱而坚决，斗争性强，做事认真，并且很知道照顾群众的共同利益，到必要时肯作自我牺牲。
　　我们初到广安门外一个行政村里做土改，对于土地革命的全面性和农民群众的伟大潜力的了解是不够深切的。总以为土地改革只不过是单纯调剂多少亩土地给贫苦农民，如果可资调剂的土地不多，或农民土地要求不大，就无从发动群众。而未认识到土改是把反封建、反恶霸、反贪污结为一体的群众运动，在这个运动里，农民不仅是在经济上而且要在政治、思想和感情上有个总解放总翻身。不认清这一点，群众是很不容易发动起来的。
　　在初期接近群众的一个阶段，我们无论是到老乡家里去作个别访问，抑在片会，或大会里进行讨论，总是爱讲一套土地革命的大道理，不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却想单纯从分配土地这一点上去推动农民，因而农民对我们的反应不佳，甚至有的贫雇农表示，他们没有土地要求。我们还带着几分急燥病的知识份子，看到农民这样不够亲切热忱，并且他们有人存着几分疑虑和戒惧，有话不肯直说，于是感到受了冷落，思想上不免动摇起来了，大家怀疑着，“群众解放”到底是不是一句空话。
　　因此，在开始一个星期里，每天晚间大家向工作组组长李同志作口头汇报时，总有各种不同的怨语“老李同志，真伤脑筋，老乡们不肯反映状况，他们总是说，他们穷忙，平时不串门，人家地多地少，做人是好是歹，都说不上。”“老李同志，怎么办？老乡们没有土地要求，他们有人说，就是分得三五亩地，反而累得他们不便出门卖工。”这怎么是好呢？反映情况吧，群众并未向我们靠拢，有话不肯说；以分配土地来号召吧，他们却表示并没有这个需要。我们感到惶惑了，于是逐渐灰心，有点闹情绪，还有人觉得实在推动不了，干不下去，想中途向学校退却。
　　我们的组长李来生同志，是参加革命将近十年的一个青年干部，有经验，能分析。他根据自己的了解和大家的情况反映，肯定地说道：“天下没有不仇恨地主不需要土地的农民，这村里，农民对我们冷落，对土改不热心，恐怕是在思想上有某些顾虑。我们还得深入地了解情况，看出问题的主要环节是什么。”于是我们又分散出去作了几天调查研究，再把情况汇集起来，得到了下面一个分析，第一是农民尚不了解土改政策，也不求了解。第二是因为上次评粮不太公平合理，他们不信任街干部，因之也不信任我们。第三是地主恶霸在村里还有潜势力，农民还不敢放胆。但问题的中心环节还是对干部的不信任，因而怀疑土改，因之地主恶霸才有机可乘。情况闹清楚了，我们布置工作。
　　群众是可以积极的，不过首先要他们信任干部，肯说话，敢说话，并进一步来督促干部。因而我们决定从清算公粮做起，先突破这一点，然后发动反贪污、反恶霸地主，来配合全面土改工作，不能孤立地搞土改，尤其要结合各别农民的具体情况，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首先，工作组的人员和街干部一齐下乡，挨户访问，向老乡们解释公粮评议的偏向，向他们认错，要求他们提意见，不公的再算，多算了的退回。在几日清查担负当中，农民看到干部是在认真做，是结合群众搞工作，于是他们大为感动，大家都说：“过去国民党派了苛捐杂税，谁敢哼一声，现在我们只上一次公粮，还这样左清查右清查，这真是一心一意为人民啦。”老李同志在一个群众大会上特别强调，只有群众认真督促干部，干部才会好。它又说服街干部以后要永远本着这次清粮的精神为人民服务，要在土改里把一切群众工作更向上提高一步。
　　果然，就在这个清算公粮运动的期间，每晚从各片工作会来的同志，都兴奋万状地报告他们连续发现了积极份子。过去不肯说话的老乡，已经在开始诉苦，提意见、提要求了。有的老乡表示过去所以不敢说话，是怕消息传到地主那里，他们日后吃亏。有的认为工作组未必做得出什么事，说了也是枉然。还有人看到闾长勾结地主，不明白我们是会包容闾长还是靠近农民。因为对工作组的顾虑打消了，于是各片都涌现了积极份子，再由他们分别带动了周围的群众，很快地农民代表大会就产生出来了。
　　在农代会成立那个晚上，就有群众提出特务头马保长在北京围城期间，运走了人民的一百多袋配给面粉，要求清除贪污。有人说这是未领得配给面粉的人的私事，让他们自己去办交涉吧，积极分子在会场里站起来说话了：“反贪污是大家的事，现在土改了，大家要齐心，团结就是力量！”后来在反贪污大会里，把贪污犯提到群众面前，起初他还百般抵赖。一个农民上去，向大会数出他拉走面粉的时间、路线和脚夫的姓名，贪污犯心服口服地低了头，承认请保图赔。最后还有几个老大娘上前去教训这个贪污犯：“去年这时候，你不肯开条子让我们进城，你反而把我们的财产，一车车运走，现在我们作了主，可不能饶你啦。”
　　接着在调查土地工作里，果然发现了两个闾长替地主通消息。在片会里群众很激烈地向他们提出意见，要他们退出农会小组，夺去他们要求土地的权利，甚至有人提议驱逐他们出境。还是工作组向群众进行劝解，不要操之过激。地主李老虎恫吓农民：“土改后，看谁敢种我的地！”保长张世明曾派人去质问一个农民代表：“是什么人报告我有多少产业？”恶霸地主刘润山知道群众对他的反映太坏，打算一溜了事。群众要求斗争，都自动搜集这些人的多少条罪状。在一个非正式的斗争会里，把他们叫到群众面前，要他们当众坦白悔过。坦白不够程度，受过他们压迫的苦主又一个接一个地自动上台，诉苦诉冤。刘润山的女人几番起来要为她的丈夫强辩，都被群众的怒吼压服了，“没有你的说话权，滚出去！”
　　群众动了，已经自动地在进行斗争，而且每经一次斗争，他们的认识和情绪就提高了一步。随后我们每到一家，那一片的男女老小都一齐围上前来，说长道短，谁家有多少土地，多少收入，劳动不劳动，以及解放前三年的情形怎样，几天的工夫，一切都反映得清清楚楚。所以能够迅速而又正确地划阶级，连着出了两榜。两榜后，农代会的常委就完全担负了没收、丈量和调剂土地的工作，并且迅速地完成了任务。接着正式的农会成立了，还有积极分子申请入团入党。
　　回顾这次土改，农民对我们工作同志，从冷落疑虑到密切靠拢；对土改活动，从消极到积极，从被动到主动，而且从他们当中产生了带头份子，担负起重要的工作任务。这种过程，充分说明了农民群众，基本上不仅有反抗封建剥削进行土改运动的要求，而且是充分具有解放自己和团结创造的气魄与能力的。推动土改的关键，是要我们能够掌握政策，忠心于人民的解放事业，肯虚心向人民学习，用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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