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拉丁区的政治

　　法国左派学生的政治圈是一个十分浓密而危险的丛林，只有在它里面生长的人才真正认识道路。在下层丛莽中匿伏着一伙伙凶恶的孩子，头脑里武装着革命的教条——有时手上还拿着棍子和石头。这里的风气比成年的政治圈更残酷得多，要有很高的聪明和才智才可以生存。学生领袖们要站着也能够思想，说话又要天使般动人。一方面能领导研讨会，另方面又会掌握暴乱的群众。他们必须既是内行的理论家，又是军事策略家。因为街头是他们的论坛，所以他们与其说是像国会文员，不如说是像帮会领袖。而他们懂得这一切的时候才不过十五岁！巴黎五月革命异乎寻常的特点，就是造反者的年纪非常轻。虽然总参谋部大多数人员的年纪超过了二十，许多步兵却是中学生。革命思想对十几岁的少年群众的广泛影响，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无从比拟的。可是法国为人父母的却落后得甚远。他们没有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们以为专心做着家庭作业的儿女们，还完全在为中学生毕业会考所迷惑。诺曼底某一城市，有个十五岁的女重赏，已经做了六个月的革命共产主义者，却完全没有引起父母的担心。“我还以为那是一个俱乐部呢！”等到五月间她母亲知道了真象才恐慌地这样喊起来。革命爆发之后，那情形就像每一个体面的中等阶级家庭里面都有一个第五纵队分子。甚至谣传连内阁的决议都经过部长们的儿女泄漏给造反者。

　　政治征服了法国年轻的一代，吸收了他们的精力，而在别的国家这种精力是用来制造模型飞机，玩业余无线电台，追求歌星，或者打球的。不过这是一种特别的政治活动。恰像为父母者对这一无所知一样，那些既成的政党（左右两派成年人的大谈话俱乐部）也不了解这种发酵。五月间从法国大中学校里溢流出来，势将冲倒国家制度的那场洪水，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它在一切既成的政党（包括共产党）之外生长起来，并且是反对它们的。总而言之，这次火山爆发表示各政党已经不能掌握青年了。当然，多数法国政党和别国的政党一样，也自夸有某种青年政策，主办一些青年团体。可是这些政策是失败的。这些青年团体只有空架子。那些有思想、有能力、有热情的男女青年是在别的地方作战。他们站在光谱^[1]的极左边，至今未受人注意的地方（比共产党还左得多），参加他们自己创立的微小、猛烈而带宗派性的集团，这些集团用一串首字母缀成的简称来识别，而这些简称是除了圈内人之外谁也看不懂的。这一点并非法国特有的现象：欧洲和北美许多国家都有同样情形。

　　西方世界里有多少成年人，哪怕算是熟悉政治情况的，能把他所知道关于下列团体的情况写满一张明信片的背面呢？

　　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革共青，JCR）——法国
　　革命学生联合会（革学联，FER）——法国
　　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共青联［马列］，UJC[M-L]）——法国
　　激进学生联盟（激学联，RSA）——英国
　　青年社会主义联盟（青社联，YSA）——美国
　　青年社会主义论坛（青社坛，YSF）——加拿大
　　魁北克社会主义青年同盟（魁社青盟，LJSQ）——加拿大
　　德国社会主义学生同盟（德社学，SDS）——西德
　　镰刀铁锤社（FM）——意大利
　　社会主义青年卫兵（社青卫，JGS）——比利时
　　Politeia——荷兰

　　这决不是一个完整的名单。有一点是肯定的——所有这些组织互相之间共通的地方，多过与任何其他政治组织共通的地方。它们是姊妹宗派。它们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国际阴谋的结果，而是因为西方许多青年人都自发地得出这样一种见解：他们父母的世界应该接受一番相当猛烈的政治外科手术。这个激进的潮流出现在知识分子之中，而不是在工人之中；在学校里，而不是在工厂里。一个原因是，现在学生的数目比较向来都多：像法国那样正在人口兴旺中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的儿童继续读书；另一个原因是，这种新的革命精神的基础，是对世界现状某种颇不简单的理论分析。不消说，这种分析的结论未必一致。思想冲突是很尖锐的。有时候那种抗议是原始而混乱的，例如荷兰的Provos就是如此，不过普通情形都有一种世界观，用相当博学而晦涩的马克思主义特殊词句表达出来。这样的理论臆测不一定超出工厂工人的知识范围，可是从那种经过巴黎大学磨炼过的头脑发生出来，就更为自然。不过，应该立即说明，事实上这些造反的知识分子所一心想着的却是工人阶级。他们渴望和工人阶级联系起来，把革命精神传播给它，使它重新担负起他们认为原属于它的革命使命。到目前为止，学生与工人这样的结合还很少，在法国和别处都一样；倘若这种结合变成广泛而坚强的，那么资产阶级旧世界就要赶快设法自卫了。在过去十八个月以上的时期里面，西方的左派学生运动有一种共通的语言，就是针对越南战争的反美抗议的语言。这是共通的革命新词语。如果没有越南战争，这些左派学生团体即使能存在，也会大为削弱，这说法一点也不算夸张。越南给他们用来当作征收新成员的一个有力的口号，而且不止如此。它是他们对世界形势看法的关键：是两个阵营之间决定性的力量较量，一个阵营中美帝国主义，另一个阵营是他们称为“殖民地革命”的运动和世界工人运动。越南是放大了的阶级斗争：是他们所致力的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

　　在“无条件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的旗帜下，1967年3月，有十二个极端派的青年团体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制订共同的战略，并把他们的力量集合起来。他们设立了一个欧洲书记处和指导机关。以这样的方式，传播革命思想，建立互相联系，使那些分散的事变，例如柏林学生造反，1968年3月伦敦格罗斯温诺尔广场风潮，巴黎五月革命等，带有一致性。法国的全国越南委员会和英国的越南团结运动——两个都是青年激进舆论的重要的发动者——是精神上的姊妹。

　　在法国，青年人之热中于政治，发生在斯大林的真面目被揭露，和斯大林主义的清一色制度瓦解以后这十年间。苏联——这个国家呆滞而不容许信仰自由，压迫知识分子，依然实行政治上的匪徒作风；同时一心只顾本身的经济利益，为了与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和平共处”而牺牲世界革命——对于青年激进分子，苏联已经不算是一个吸力中心。在法国，这种幻灭的表现是：在那始终臣服于莫斯科的共产党内部，知识分子愤怒地鼓噪起来了。例如法共对1956年匈牙利和波兰革命的态度，就在党的学生支部内引起激烈争论。为了把这些不守纪律的知识分子和党的其他部分隔离起来，法共解散了原有的青年组织“共和青联”（UJRF，法国共和青年联盟），代之以四个新团体，把青年人分割为四个互相隔绝的部分：男青年的，女青年的，农民的，和学生的。新的学生团体称为共产主义学生联盟（共学联，UEC）^[2]，关于它，我们以后还会常常谈到。

　　俄国现示能吸引青年人了，可是又有了新的偶像。现在人们注意力的集中点是“第三世界”^[3]，而不是苏维埃工人国家那个三十年代西方共产主义者的圣杯了。“殖民地革命”——那曾在中国、朝鲜、阿尔及利亚、古巴、越南各地震动了战后世界的连续发生的革命浪潮——产生一些深深感动青年人的想象力的英雄和思想，引诱他们参加激进的政治活动，在他们自己的社会里任何事物都没有这样的吸引力。青年战士们受游击队的榜样感动，于是相信可以在帝国主义的本土，由它本身的工人阶级来向它进攻——只要能够给工人阶级提供一个革命的领导就可以了。这样，那些有如吃饱奶的婴孩，在富裕中瞌睡着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毕竟好像有了一个可供积极干涉的场地。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4]——斯大林派以为早已把他埋葬了的——现在又高视阔步地出现了。现在法国各出版社纷纷重版他的著作，而且卖给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销路甚广，这决非偶然的。

　　要想说得真正详尽，那引发今年的风潮的学生造反运动，必须一直追溯到阿尔及利亚战争去。就是在那个时候，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两个潮流——对法共的幻灭，和“殖民地革命”的影响——汇合起来的。将来历史家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现代历史上最残酷的殖民地镇压行动之一）作总结算的时候，他们将要把五月革命也包括在它的长远后果之中——这究竟算是资产还是负债呢，就要看他们的政治立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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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我们要请求读者深深地吸一口气，并且拿出耐心来。我们就要进入那迅速繁殖着的宗派和纷乱难认的简称的丛林了。

　　法国学生组织可以大别为两类——学联会和政派。前一类所关心的，至少在理论上如此，是保卫学生特有的利益；后一类则关心超出大学范围的政治行动。阿尔及利亚战争所引起的热情，使两个学生组织受到社会人士注意，就是：我们已经说过的共产党的学生青年组织“共学联”，和当时法国唯一的学生联合会“法全学联”。

　　那充满了加诸平异身上的凶残、酷刑、以及苦难的延续七年之久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深深苦恼了法国人的良心——而最柔嫩的是年轻人的良心。这种痛苦一直延长下去，一个又一个的法国政府显出没有能力加以制止，于是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加入反对它的积极行动。他们被吸引参加援助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秘密工作网；他们鼓励法国军队里面的逃亡和不服从行动；许多人这样做，是受一位名叫弗朗西·让松（Francis Jeanson）的教授的感召，他在这种人道主义但属于非法的反抗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并因而被捕。法全学联成为这个学生抗议运动的主要水道。它对于战争暴行的激烈反对，它的年轻会员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它对于在战斗狂热中遗忘掉了的法国民主原则的申诉——这一切把它送到法国政治的最前线。法全学联里面的推动力量属于一个左派天主教的核心，他们受基督仁爱精神感动的程度，和受马克思思想感动一样。在当时，这个组织和法国之内任何激烈的青年团体比起来都毫无逊色。真的，他们的反战活动把他们送到光谱上那样的一个位置，比法国共产党左得多了，法共以一种隐藏不住的厌恶眼光看待他们。

　　在学生们看起来，阿尔及利亚战争有两个大日子，有两次胜利，他们可以认为属于他们自己的。第一个是1960年10月27日，在反阿拉伯种族主义和战争歇斯底里的空气中，法全学联号召在巴士底广场举行反战示威。这个行动表现出法全学联年轻的主席比耶尔·苟迭（Pierre Gaudez）方面巨大的政治勇气。起初法共和法共领导的总工会（CGT），恼怒这些学生暴发户，嘲笑法全学联号召群众上街的企图。可是，经过两个星期磋商之后，他们勉强同意参加了。那时政府又出来干涉，禁止示威。法共和总工会退缩了，公开谴责“冒险主义”，他们只打算发动他们的人以小群的形式在若干郊区分别示威。可是苟迭坚持他的立场，示威要照原订计划实行。

　　结果示威实现了，而且很成功。参加者大约有一万人，在当时算是令人惊叹的数目了。（这行动得到总工会的具有无政府工团主义传统的钢铁工人分部支持，也得到天主教劳工联盟[CFTC]支持。）这是法全学联光荣的时刻，也是法国左派内部关系的一个有决定性的日子。《快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左派抗议运动的旗手——在第一页上登载关于法全学联和它的富有威信的主席苟迭的特写。法共受到了挫折。

　　可是在更近的地方，在法共自己的青年团体共学联内部，正在酝酿着对党的造反。自从五十年代末叶起，有一部分共学联下层分子，对于党对战争的小心翼翼、举棋不定的态度，越来越觉得不耐烦：党从来没有坚强地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这种紧张关系在1961年酿成一次危机，那时共学联在一批受到意大利共产党的见解鼓舞的学生领导之下，打破了法共的控制，取得实际的自主地位。在这种“意大利式”自由主义的领导之下，共学联一时之间享受到几址年来法国共产党运动未曾有过的思想自由。

　　阿尔及利亚战争与学生关系史上的第二件大事，是1961年4月成立反法西斯大学阵线（FUA），这是献身于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一个战斗组织，作为法国殖民者的凶杀组织“秘密军”（OAS）的对抗组织。反法西斯大学阵线团聚了不同色彩的年轻左派战士，尤其是把法全学联和共学联的一些分子组成一个坚强核心。很快地这些领袖就得到了几千名中学生和大学生群众的支持。阿尔及利亚战争由于签订1962年3月19日的艾维昂协定而终止，随后在3月至6月之间发生秘密军在法国的恐怖行动。在这时期反法西斯大学阵线用尽全力反对右派。那是一个热狂的时刻。学生们发现自己是强有力的。他们初次尝到“直接行动”的味道。他们看出，他们能够在成年人的政治上打开一个缺口，而无需通过那些既成政党的破旧水道。这是1968年5月醉人的胜利滋味的先尝。一个革命领导在形成中了。

　　恢复和平，造成急转直下的局面：这使法全学联丧失掉它的魅力，也丧失掉它全国性的作用。乖乖地把那些游击队解散，是很令人苦恼的。法全学联里面那些最积极的会员，充满了政治热情，再也不能真正把兴趣放在纯粹学生的不满上面。那些无政治性的下层分子离开了，可是领袖们决心要使成年人的世界继续听见学生的声音。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余波，尤其是1962年10月到1963年1月这段时间，标志出法国学生组织性质上的一个根本转折点。此时发生了第一次自觉抛弃那种认为学生联合会只须顾到保卫学生利益的狭隘观点。新战士们根据那种认为学生应该参与塑造整个社会的，富于挑战性的信念，正在探索一个野心更大得多的纲领。可是学生这种作用，要以激烈改造大学本身为先决条件。就在这个阶段，下列那些后来在柏林、罗马以及别处所提出来的种种论题，第一次尝试性地概述出来了：向极权主义、等级森严的大学制度斗争，大学拒绝做技术专家统治的社会的奴仆。

　　那些学生战士并非凡事都能如愿以偿。他们是少数的先锋队，而受到传统派的多数人顽强的反对——多数派以正统法共和比它更右的一切党派的不神圣的同盟为代表。这个多数派反对学联会倾向政治，极力主张他们应该固守着学校的问题。有一年之久，两派在索尔邦进行拉锯战，有时候泛滥成为街头示威。这不仅是两种抽象的纲领之间的斗争，而且是为了实质上控制学联会本身。直到1963年9月，“少数派”才在法全学联的代表会议上集合起力量击败“多数派”，夺取控制权。（“少数派”和“多数派”这两个名词，在1956年初次使用，当时左派天主教的少数派和右派的多数派发生冲突。这些名称一直到今天还在使用，虽然天主教分子已经让位给极端马克思主义，而“少数派”已经变成多数了。）

　　胜利的左派“少数派”，把总部设立在索尔邦的文学院——更正确地说，是在该院的法全学联支部，即“文学院学生团体联合会”（文学团联，FGEL）。五月栽倒的一个根源，可以直接追溯到这个战斗性的支部里。文学团联成为先锋思想家的养成所，培养出法全学联本身在方才开始的革命时代中许多未来的领袖人物——好像安瑞·格里塞（Antoine Griset），让—路易·佩尼诺（Jean-Louis Peninou）和玛·克拉维次（Marc Kravetz）那样的人，他们在1968年五月事变中担任幕后领导的角色。同时，“多数派”传统主义者被打退之后，则在理学院、医学院、法学院和政治学院里面掘壕防守。那情形是：自由游荡的文人学士（包括社会学家），与守法拘礼的专业人员互相对抗。

　　可是“少数派”的胜利有它的反面。法全学联实际上不成其为一个学联会了。它一直没有重新获得当局的信任，因为它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插足政治，冒犯了官方。官方的津贴停止了，改拨给一个称为法全学总（FNEF，法国全国学生总会）的无政治性而由政府发起的团体。这个团体是法全学联肉里的刺，不过它一直没有真正生长起来足以代替法全学联。法全学总的真正任务是阻止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大学里传播——这一点它尤其显著地没有成功。法全学联由于缺乏经费，同时由于国家包揽一切的权力，不许它在大学生活中起任何真正建设性的作用，于是衰落了。在1961年它有十万以上的会员。到1968年减少到大约只有半数，而在同一期间学生总数却由24万激增到超过50万。名义仍在，招牌、遍布全国的组织机构也还在，可是在1966至1968年间，法全学联几乎仅为互相敌对的各政派的讲坛，这些政派每一个都极力想控制它。事实上它变成和那暂时驾驭着它的派别没有多大分别。在各省里，法全学联的地方分部时常只是一付骨架，受细小的战斗性的党团控制着，经常有被敌对派别推翻的危险。每每在一个学期里领导权就数易其手。外省里这样的倾覆经常威胁到巴黎的领导，它摇摇欲坠地死抓住权力，很不容易订出一贯的政策。这就是当革命来把新生命灌输给它的时候法全学联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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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66年起，上文关于法全学联（主要的学联会）和共学联（唯一值得一提的左派青年团体之间的区别的简略描写，已经不完全合乎事实了。我们已经看到，在法全学联内部有一个战斗派生长起来，夺取了学联的控制权并把它投入政治活动中，对社会性质的兴趣，远比对图书馆、学生宿舍、假期旅行之类的小问题来得大。这个战斗派本身也是不一致的。它受到从共学联产生出来的许多极端派组织所影响、塑造和渗透。在1966至1968年之间，法国共产党完全丧失了对学生里面最积极而富于战斗性的分子的控制。在这期间，共学联的人数，从本来已经可笑的四千，降低到大约一千五百以下。它变成无足轻重了。它原有的地位被六个吵吵嚷嚷的小宗派代替了，这些小宗派的组织健全，有的是超现实主义在政治上的混乱表现。它们包括一切品种的托洛茨基派，毛泽东派，格瓦拉派，无政府派，“环境主义派”（这一派对五月革命的主要贡献，是可喜但没有意义的墙上字画）。这种小宗派百花齐放的现象不可视作等闲：它所提供的不仅有少数极端分子和灿烂的色彩，而且有那坚决的领导力量的坚强核心，也就是那场几乎使戴高乐将军倒台的地震的引发者。

　　大家记得，在六十年代初期，共学联是由一个与法共不和的“意大利”派别控制的。这种情况不能维持长久。1965年法共发动攻击，开除了“意大利派”，重新控制了它的青年组织。可是在同一期间，共学联内部有一个战斗派发展起来，和法全学联里面的那个战斗派完全类似，而且发生在同一环境里，即阿尔及利亚战争及其余波。这些战士不久就和正统派的共产党领导冲突起来，因而遭遇到一切共产党异端分子的命运——开除。第一次整肃的发生是法国共产党政治局一个重大决策的结果，这个决策是1964年洛歇（Waldeck Rochet）接替患病的多列士（Maurice Thorez）为党领袖之后所作的。洛歇比多列士更善于变通，使他的党和社会民主党成立一个竞选同盟——这协议的象征，是共产党在1965年12月的总统选举中，支持社会党候选人米特朗（Francois Mitterand）。这个与非共左派联盟的政策，受到共青联里面青年战斗猛烈的反对。他们要求加强而不是减弱党的革命性。他们非常讨厌人民阵线、“和平共处”这一类的可能前途，他们实在讨厌任何对资产阶级世界的妥协，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结果他们被踢出了组织。

　　他们被控告的第二个罪名，是帮助成立全国越南委员会，它标榜“民族解放阵线必胜”的口号。法共非常生气。它认为这个新成立的、领袖很年轻而人数迅速增加的阵线，是它自己的和平运动的竞争者——它那和平运动的口号“越南和平”现在显得太柔驯了。相形之下，法共对越南的支持显得不够热心——这正是战士们所要造成的。第二次的整肃去掉了青年组织里的亲华派。剩下的共学联是“纯洁”了，可是贫血。

　　所有这些被赶出共学联的、惹麻烦的战士们后来怎样呢？他们去了哪里呢？回答这个问题，等于概述法国左派革命政治圈的解剖学。被共学联清除出去的人毫不延迟地组织起来。1966年4月2日，来自法国16年城市的120名年轻的男女，在巴黎一个挂着恩格斯、马克思、列宁、卢森堡（Rosa Luxemburg）^[5]、和托洛茨基相片的大厅里举行会议。这就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大会^[6]——这是一个组织紧密，纪律严明的托洛茨基派的战斗部队，它在五月革命中表现出可能是最可怕的一个极左的压力集团。从它成立到今年五月的大考验，革共青只有两年的时间去进行组织。它并没有野心想成为一个群众党；它的目标只是训练一批作为坚强核心的革命干部，分布在全国各战略重点。相信它初步和秘密目标是由一千名忠贞分子形成核心。这个目标现在早已超过很远了。

　　这个成就，很大部分得归功于一个头脑冷静的年轻人——阿琳·克礼文。克礼文是一个富裕的法籍犹太牙医的儿子，现年27岁，是索尔邦的优秀的历史系学生，并为阿谢德（Hachette）^[7]出版的一种历史杂志工作，直到五月革命的后果驱使他转入地下为止。他是一个高个子、黑皮肤的年轻人，很安静沉着。他最显著的特性是彻底的清晰性，言词非常流畅，以及一种在极端派政治圈内少见的现实主义。他和左派的作家兼政治家马地涅（Gilles Martinet）的女儿结婚。克克文开始政治生活是在法共的青年团体共学联里面，可是和许多别人一样，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渐渐离开了正统共产主义。

　　无可避免，革共青的结构和内部组织好像共产党的青年组织一样，它那些战士们本来就是在那里面长大的。它的创始人，自觉地按照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青年组织的模型，来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革共青的基本单位是“小组”。正式团籍要经过一个时期（至少三个月）的察看才能取得，在这时期，新团员必须立功。他不但要懂得革共青的理论，而且要会熟练地保卫它。他要成为宣传兼传道者。我们觉得，至少根据我们接触这个组织的经验看起来，革共青很注意征收有高等智力和动人个性的青年人。纪律是严格的，不过注重的是自觉的纪律。犯错误的团员会受到所属小组的“谴责”，或者“留团察看”，甚至，如果有严重过失，会被开除（不过革共青这样解释：任何的开除处分当然要经过“民主讨论”，决不会是“官僚主义式的”整肃！）。

　　革共青的第一信条，是要在法国创造一个革命领导的先锋队——这是从他们的守护神托洛茨基那里学来的。没有这样一个领导，就不会有一个能起作用的革命群众党，而没有一个群众党，就谈不到夺取政权。简直不用说，这些年轻的托派认为法国共产党已经绝无希望去完成这个任务了，因为在他们眼中，它已经硬化，受特权等级支配，并且冻结在不能开花结果的官僚制度里面了。还有更坏的是，它已经变成不过是一个左派社会民主党，追求与资产阶级联盟，梦想国会的崇高地位，虔诚地裹在三色旗里面。法共革命热情的低落，是苏联情况的反映，苏联本身也被不革命的官僚集团掌握了。这种大不幸的情况必须矫正。革共青承认法国工人阶级的大部分，由于天真无知，现在仍旧信仰共产党。想把工人阶级拉开来，不能靠在外面大嚷大叫，宣传反对共产党这块巨大的顽石。必须在法共内部，和附属于它的总工会内部进行鼓励工作，让工人阶级一部份一部份地脱离共产党的僵尸，重新负起革命的使命。

　　革共青所说的革命，其意义是相当明确的：在工厂和街道上发生冲突；在国会之外角力；用暴力夺取国家政权。“至于这个革命是否要流血呢，这问题不是由无产阶级来决定，而要看资产阶级怎样，”革共青的宣传这样说；“无论如何，无产阶级必须准备作武装斗争。”法国的五月事变提醒人们，这样的前途并非完全不可想象的。

　　革共青的暴力哲学和国际共产党（PCI），即托派第四国际法国支部非常相似。国际共产党这个组织曾屡次发生分裂，又因为二十五年来斯大林派的压迫而变得很弱，可是自从世界各地的学生造反运动接连发生以来，它就振作起来了。革共青和国际共产党都对古巴特别有好感。第四国际并不是一个秘密帮会，也不是严格清一色的组织——不像它那家业昌盛得多的堂兄（正统共产党）那样。它由三名书记组成的“统一书记局”，在巴黎、布鲁塞尔和罗马的简陋的办事处里领导着，这三名书记是比耶尔·弗朗（Pierre Frank法国），恩涅斯特·曼德尔（比利时Ernest Mandel），和利维奥·马依坦（Livio Maitan意大利）。弗朗是个矮小、和善、朴实无华的人，具有终身革命者那种沉静的热情。1929年，他曾在土耳其做过托洛茨基的秘书，而现在是革共青的战士们思想智慧的一个主要源泉。革共青和国际共产党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不过这个青年团体的创立人和领导人都有一种倾向，会成为那个母体组织的党员。革共青出版《青年先锋》月刊，内容有各省革共青活动的消息，越南的流血和动乱，古巴的启发，以及思想教育的丰富粮食。还有更多的理论材料，是由国际共产党在它的月刊，尤其是季刊上面供应的，两种都称为《第四国际》。

　　革共青并不是唯一打着托派旗号的。它有一个凶猛的竞争者，革命学生联合会（革学联，FER）^[8]，这是一个好战而极端宗派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派别，相形之下，革共青显得温和而讲理了。1961年10月，革学联从一个过去的派别——“革学联委”（CLER，革命学生联络委员会）里面派生出来，这是1953年第四国际支部里面，比耶尔·弗朗和比耶尔·蓝伯尔（Pierre Lambert）两派分裂的结果^[9]蓝伯尔派以自己的最不妥协的布尔什维克主我和最严格的理论纯洁性自豪。我们知道，革共青对待它所憎恨的法共的态度是相当实用主义的，认为堡垒只能从内部夺取。革学联却不肯这样迂回，坚持首先要以它自己（圣经唯一的掌有者）为中心，建立一个革命组织。在外表上，革学联的会员与其说是政治工作者不如说是军人。他们崇拜武力手段；常常带着武器；他们露出怪可怕的狂热的眼色，他们激昂的演说好像机关枪一样，迅速而猛烈地射出来。他们自信完全正确，所以不理会人家不欢迎。他们的机关刊物是称为《造反者》的一种月刊。

　　另外还有一个小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就是共产主义联盟，普通都称它为“工人之声”，那是他们出版的报纸的名字。它有这样的光荣：是最老的托派小团体，而且最有资格自称有相当工人基础。不过，它不属于第四国际。^[10]

　　另外一个显然不同的政治发展，是那些亲华的战士的发展，他们被共学联开除后，在1966年11月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青年联盟（共青联[马列]，UJC[M-L]）。^[11]在人数和决心方面，他们和革共青大致相同，不过他们的战略不同。他们的活动，一开始就不是集中在大学里面而是在工厂里。他们的态度是谦卑地献身给工人阶级——他们的口号（还有机关刊物的名称也一样）是“为人民服务”。他们有几十名战士放弃读书而进工厂工作。他们等于是毛派的工人神父。他们的非常认真富于理想的特性，完全不同像让—吕·戈达尔（Jean-Luc Godard）在《中国人》上面所画的漫画像，这种漫画都是身穿漂亮的毛泽东装，手中挥舞红皮小书的富裕家庭的叛逆儿女。他们对毛主席思想的赞美和对共产党工会官僚的猛烈攻击，当然有点过分狂热。他们存心侮辱地把共产党的名字加上引号称为法“共”，或者称为“法共（修）”——“修”代表“修正主义”，这是最丑恶的字眼。不过，当别人还在谈论工人阶级以及谈论需要沟通知识分子和体力工人的时候，他们凭着一股忠诚纯朴的气质，已经走进工厂里面去了。他们在五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不算是第一等的，我们将会看到，他们没有用全力支持康边迪和革共青的战略。不过在五月里，他们确实以“支持人民斗争委员会”的形式扩大了他们在工人阶级里面的孤立领土。

　　共青联（马列）和马列法共（PCMLF，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12]并没有密切关系，后者是一批亲华的共产党员被法共开除后，在1967年12月31日组成的。马列法共出版《新人道报》，并自命为真正的革命党，和修正主义的法共相反。这个行动受到共青联（马列）里面老练的理论家反对，他们认为成立党还不是时候。

　　这种比共产党更左的革命热情，大部分是由一个重大问题引起的，那就是越南战争。当作柔嫩的良心的刺激物，当作激进的同情心的发动者，这问题甚至比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作用更大。任何青年团体利用这个问题都没有革共青那么成功。全靠越南战争，革共青——还有它的竞争者也一样，不过程度比较小——接触到了成千上万中学和大学里的青年人。法国政府的政策，由于敏化了青年人对这战争的良心，也无形中帮助了他们。过去两年中，法国国家电视时常播映关于越南的恐怖影片，其中许多是北越的宣传片。也许是为了辩护它的反美政策，戴高乐政权过分渲染美国在越南的暴行。许多青年人因为电视屏上所看见的东西而受到心理创伤：“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有一个浑身发抖的15岁的男孩子这样喊起来，把电视机关掉。

　　1966年秋天，革共青联同一些同盟者，主要是一些“卡斯特罗派”和统一社会党（PSU，即社会党里面分裂出来的左派），成立了一个反越战统一阵线组织，作为扩大社会影响的工具。这组织称为全国越南委员会（全越委）^[13]，它又孳生出几十个地区的委员会，把许多不大清楚或者不大同情创立这个组织的那些团体的政治主张的人士，吸引到抗议越战运动中去了。有些名流也出面支持这个运动，例如数学家罗朗·施瓦兹（）。中学生本来已经对于严格的纪律、旧式的课程、机械的学习方法、以及中学里面冷酷无情军营似的生活感觉不耐烦，现在成为反美、反越战鼓动的沃壤。整批越南委员会在中学里产生出来，而且，尽管遭遇到校长的阻挠，它们的工作还是非常成功，所以1967年底，决定更加大力发动中学生参加左派政治行动。所使用的媒介物是一个以各中学为基地的委员会网，称为中学生行动委员会（中行委）^[14]，这些委员会是故意组织得不大严格而且不带宗派色彩的，藉以吸收大批群众。中学生成千成万地参加进去。在五月栽倒中，把乱民的队伍鼓动起来。那么有效地扰乱警察力量，中行委实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也许没有受到讴歌传诵。

　　中行委的战士们——很多是长头发的革命浪漫主义者，和法共的青年团体的相互的团员作风不大相同——很快就使教师生涯变成地狱一般。他们的口号是“校内行动自由！”，意思是说自由地进行鼓动，散发传单，罢课，破坏考试。在他们的心目中，时常把阶级斗争（）当作是课堂斗争（）。在最近的法国历史上，不乏少年人参加政治活动的先便：在大战期间，德国人枪杀了五名参加抵抗活动的蒲丰中学的巴黎学生；1962年，左派中学生在巴黎街上和秘密军战斗。在1968年5月，破坏中学毕业会考这块法国整个教育制度的基石的，就是中行委的会员们。他们和列阵备战的索尔邦里面的哥哥姐姐们一样，争取同样的权利：管理自己事务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恋爱自由。这些少年人吵嚷着：“我们要避孕丸”，“我们要在十七岁过正常的性生活”。

　　学生极端分子引发了五月革命。如上所述，这些年轻的政治家来自两个养成所——法全学联和共学联——这些学生团体不但被法国内部的事情（例如把旧式大学挤开裂缝的人口增加）所深深震动，而且被更遥远的激动人心的事件所震动，例如阿尔及利亚战争，古巴，越南，以及仿佛要将苏联共产主义压倒的蔓延性的瘫痪症。这种激扰的结果，是形成一个极左的革命压力集团；这集团的存在，威胁法国共产党的程度和威胁法国资产阶级国家一样。后来从左派到右派的一切人士，怎样勾结起来压碎这些年轻的捣乱分子呢？这就是本书的主题之一。

^[1] 作者在此借用物理学名词比喻各党派的政治立场。光线通过三棱镜或光栅后，分散为一条彩色光带，从红到紫的各种颜色，依光波长短有次序地排成一列。这叫作光谱（Spectrum）。——译注。

^[2] 另外三个团体是：男青年的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共青运，MJC），女青年的法国青年联盟（女青联，UJFF），农民的法国青年农民联盟（青农联，UJAF）。

^[3] 近年有人把世界各国分成三个类型：欧洲和北美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第一世界”；苏联集团的工人国家为“第二世界”；至于“第三世界”，则指二次大战后新独立的前殖民国家以及半殖民地国家。

^[4] 托洛茨基与列宁共同领导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及创立第三国际。他主张不断革命论，同主张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冲突。遭斯大林派驱逐出国后，他在欧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创立第四国际。斯大林诬蔑他为帝国主义走狗，最后在1940年派凶手将他谋杀。——译注。

^[5] 卢森堡是杰出的女革命家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生于波兰，后移居德国，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曾参加1905年俄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坚持国际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首先宣布堕落的第二国际死亡。战后她创立德国共产党，领导1919年革命，失败后被杀。——译注。

^[6] 创始人包括阿琳·克礼文（Alain Krivine），亨利·韦伯尔（Henri Weber）和热拉·韦比锡耶尔（Gerard Verbizier）（来自巴黎），以及让—克罗德·罗蒙尼耶尔（Jean-Claude Laumonnier）（来自鲁昂），他们都仍旧在全国委员会的七名委员之内。第二代的领袖包括扎维尔·郎格拉德，丹尼尔·边赛（Daniel Bensaid），和让—弗朗斯瓦·郭朔（Jean-Francois Godchau）（来自南泰尔）

^[7] 阿谢德是法国的新闻托辣斯。——译注。

^[8] 领导人是克罗德·希色雷（Claude Chisseray）和沙尔·贝尔格（Charles Berg）。

^[9] 分裂的结果，产生了“国际共产团”（OCI），现由蓝伯尔和斯蒂芬·余斯特（Stephane Just）领导。该团出版《劳工新闻》。

^[10] 1968年5月19日，国际共产党、革共青、工人之声派和另一称为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的托派，同意以“统筹委员会”的形式联合起来。

^[11] 它有许多创中盟员是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在校时受到毛派思想家路易·阿尔杜塞教授（Louis Althusser）的影响。这个运动的领导人是“理论家”罗伯·梁阿尔（Robert Linbart）。

^[12] 希伯尔·穆利（Gilbert Mury）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党员。

^[13] 全越委的全国委员会有下述那样的左派人士，如“卡斯特罗派”的让—比耶尔·维希耶尔（Jean-Pierre Vigier）和让·沙利（Jean Schalit），革共青的领袖克礼文，丹尼·贝尔热尔（Denis Berger）等等。

^[14] 中学生米歇尔·列卡拿蒂（Michel Recanati）（1950年9月出世）是这些少年政治家之中最出类拔萃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