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争取巷战胜利

　　学生实行起义的能力，比多数成年人所看得出来的要高许多。他们有时间去计划；没有生活的压迫；对于自己的阶级所受的教育有自信心；有校舍可以用来开会；最重要的是，富有精力——能够从巴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整夜战斗，然后还有剩余的精神，赶着在天亮之前把革命传单写好，印好，并且分发出去。成年人根本不能跟这样的超人精力相比。

　　从5月6日星期一到下一个星期一，即5月13日，学生造反有了性质上的根本转变：从恶作剧和街头吵闹，变成群众起义。在这个星期中，革命领袖们第一次指挥了（不管这指挥是多么薄弱）大规模的队伍，并且表现出他们灵活运用战略的才能，使巴黎全面陷于混乱，牵制住数以万计的警察。革命者决定事变的步调，掌握主动权，迫使一筹莫展的政府一错再错。在开始的24小时内，这运动就蔓延到外省的大学里，引起各地一连串的示威和罢课：布罗温斯的艾克斯，波尔多，卡昂，克来蒙—费朗，狄戎，格勒诺波，蒙佩里耶，南特，鲁昂，土鲁斯。在这令人难忘的头一个星期里，这场学生运动的大爆发，最显著的性质是兴高采烈。后来，这场造反堕落成了哀伤和污秽，可是在初期，不管某些领导人有什么冷酷的图谋，整个运动好像是青年人一场狂野的开心事，充满着狂热的理想。有一阵自发的意气风发，由涂写在学校墙头上那个奇妙的自称表现出来：“这儿，理想支配一切！”连最愤世嫉俗的成年人，都受了感动。社会同情涌涨起来，把造反者包围在保护性的茧子里面，使他们成为无法伤害的。政府当局打击他们，徒然损害自己的声望。

　　学生们因为星期五警察对索尔邦的“强奸”，以及周末有四名青年被判刑，怒不可遏，有四五千人响应了法全学联领袖梭瓦约的号召，星期一早上九点钟开始在街上示威。不过，在午餐之前，并没有发生多大的事情，只是在拉丁区里生气勃勃地游行了一周，途中和警察发生一些小冲突，喊出新口号：“洛士辞职！”“教授不是警察！”康边迪没有参加，因为他忙于别的事情。他和南泰尔其它捣乱分子，唱着国际歌，举起拳头，在律师陪同之下，一早去索尔邦接受巴黎大学纪律委员会的“审问”。传达员要他们一个个地进去。他们不肯，说要一齐进去，否则不去。学校当局让步了。委员会——巴黎大学七个学院的院长，加上两个法律专家——一直开到下午一点钟。这会议是生动有趣的。“我们玩了四个钟头，”康边迪离开索尔邦去参加整天的街头示威的时候，这样言简意赅地说。

　　事变的急速发展，没有办法阻止。自然从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之后，这是第一次有数十名大学教师参加学生的游行。同时各校的中行委，也发动了数百名十余岁的战士来支持这行动。午餐后，在圣贝尔纳堤岸的理学院新校舍外面，组成了游行队伍，沿河向圣母院进发，人数越走越多，讽刺地唱着：“我们是小集团”——这是挖苦那些从保守的右派到正统共产党的许多批评者的，他们轻视地认为学生抗议运动是一小群捣乱分子制造出来的。这个队伍从河边转向拉丁区，沿路没有遇到社会人士任何敌视的迹象。在某些地方，甚至有人从阳台上向他们鼓掌。到此为止，一切都很和平。可是下午三点钟，游行队伍正在和平地向着索尔邦进行的时候，突然遭遇警察凶猛的袭击，迫使游行者蹒跚地退回圣日耳曼林荫大道，留下许多受伤的学生躺在街上。

　　这是12小时猛烈而且几乎连续不断的散兵战的头一仗，而这场散兵战，是自从阿尔及利亚乱事以来巴黎最严重的骚乱。那情形好像是，学生多年来过着细心地做家庭作业、每星期日穿上干净衬衣的日子之后，让内心的侵略性突然释放了出来。女孩子也像男孩子一样地大胆，不顾一切。示威者用手帕盖住面孔，抵挡催泪气，放火烧汽车，排成行列用石块构筑街垒，冒着水龙喷射，用棍子和石头攻打救火车，唾骂，嚎叫，拼着警棍的毒打来战斗。成万的年轻人，多数是良好家庭出身的，居然这样奋不顾身地和欧洲一部分最精良最凶猛的防暴警察斗争，其中含有一种难以解说的疯狂仇恨的因素。

　　无孔不入的芳香而辛辣的催泪气，弥漫着咖啡座和住宅，又钻进地下铁道。当晚，往返拉丁区的千百乘客都在火车中流泪，起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闻出催泪气味道了，都带着对学生的同情心而咧开嘴咯咯地笑起来。这并非偶然，在地下铁道里给车票打孔的女士，正是当年坐在断头台前面编织衣服的女士们的后代。巴黎的造反精神，在这里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生长地。

　　三百名志愿红十字会队员，用无线电和总部联系着，冒着横飞的铺路石头，把一百五十名伤者抬离战场。另外还有四百五十多人，学生和警察都有，就地接受急救。这一夜至少有四百二十二人被捕。

　　一个暴力行动的模式已经确定下来了。大批年轻人已经学会——在最实际的学校里学会——大胆的巷战技术。憎恶警察，也憎恶那派出警察的政府，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在观察家看起来，五月革命难以索解的问题之一是，从发生严重战斗的头一天起，就很难确定这究竟是谁的责任：点起导火线的，是警察方面的高压手段呢，还是一小群头脑冷静的革命战术家故意招致镇压的做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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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队——黑衫队”^[1]：这个特别带有侮辱性的口号，涂写在墙上，在整个五月里，示威者也这样喊着。其实这个口号既不公平，也不准确。说它不公平，因为不论怎样责备法国警察，他们到底和希特勒的警察完全不同；说它也不准确，因为法国警察并非某些学生所说那样，通通属于保安队（共和国保安队，CRS）。另外还有一种穿制服的城市警察队，许多便衣警员，以及一种国家宪兵。这种种工具，都参加对付学生造反者的行动，而并非全体都保持住勇气和名誉。有大量的证据——虽然无须否认，大部份是学生方面提供的——证明，在太多的场合，这些“秩序的队伍”都失去了理智，而且残暴得无可原谅，不但在战斗激烈的时刻如此，连对待已被他们拘留的人也是如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一个拘留所里面的情形，那里时常有大批青年在非常难堪的情况下被拘禁着。有一个很早就提出来的目击者的报告，是勒古昂博士（Le Guen）的报告^[2]。他从自己的窗户看见有二十名警察进攻一个和平而坐满顾客的咖啡座，行为粗暴，用警棍不分头脚地乱打，并且把十二个青年男子带到警车上去。其中一个是有色人种的少年，本来是用自己的力气走上警车的，可是十五分钟之后，来了一辆救伤车，用担架把他抬走了。他满脸都是血。

　　从许多方面看起来，这个五月都是警察很不好过的日子。他们奉政治老板之命，“尽全力”镇压了一连串大规模的骚动，可是转眼之后，政府竟和骚动者谈判起来了。这令他们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成为众矢之的。怪不得他们变得越来越难驾驭。他们的怨言，在各警察工会的声明上面反映了出来，这些声明，把他们的行为责任干脆放在政府身上。从五月中起，就有谣言说，用警察继续施行镇压，是不大靠得住了。怪不得为了恢复他们的士气，戴高乐将军要亲自公开赞扬他们。

　　巴黎的治安，平常是“治安队”（agents de a paix）负责维持的，他们主要的责任是指挥交通之类，但也可以（事实上这样做过负担制止骚动的责任，那时他们穿黑色厚呢长外衣，拿着方形盾牌和木制警棍。如果他们应付不了，就派出受过严格训练的“防暴队”（intervention companies），他们在街头格斗时，穿黄卡叽制服。这两种队伍，都是全法国六万名城镇警察的一部分，在巴黎归市警察厅管辖。如果再需要增援，就召唤内政部所管辖的保安队。这是一支全国性的队伍，有一万四千人之多，分驻在全国十个军区里，担任管制各城市之间的交通，也担任扑灭森林火灾和山中的拯救工作。遇有骚动时，他们使用圆形盾牌和黑色的长橡皮棍。最后，在真正的紧急状态，政府当局可以把那归陆军管辖的一万六千名机动的宪兵（gendarmerie）投入战斗，他们是穿黑色上衣，蓝色而有一条黑条纹的裤子，使用步枪的。不过，在学生眼中，这些通通都是“差佬”。

　　豪斯曼男爵^[3]在十九世纪巴黎的曲折小巷之间，开辟了宽大笔直的林荫大道，让皇帝的军队遇到走廊起义的时候，用枪炮射击可以不受障碍。可是，这样把全城联结起来的结果却是，现在每一条大道变成一个天然的起义中心，五月事变证明了这点。“豪男爵，真倒霉，从开赛到完场，一直输给乱民。”^[4]

　　乱民方面的主要武器是铺路石块——方形的法国铺路石块，每块大约三磅重，有决心的人，很容易从行车路上挖起来。在有些战场上，示威者使用风镐来挖。像人一样高的、用铺路石块造成的街垒，以信以相信的速度建筑起来，同时可以供应简直用之不尽的武器。有些警察所受最厉害的伤，就是铺路石块迎面或当胸投来所造成的，有时从阳台上投下，造成严重后果。警察的还击，差不多是传统的方式：警棍，催泪弹，偶尔也用高压水龙，这可以把人射倒，甚至抛起几码高。警察之能够阻止敌人近前，是靠那种可以从腰间发射的短铳催泪弹发射枪，射程150码。所用的催泪弹有两种：一种是比较旧式的，称为CN（Chlora-cetophenone），对眼睛和喉咙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使人流泪和呼吸困难，可是用水立刻可以消解；另一种新式的，叫作CS（O-chloro-benzal-malono-nitrile）^[5]，是英国首先使用的，它比CN有三种长处：使人作呕，在空气中停留时间较长，在潮湿的环境下作用更强，而非减弱。CS气遇水会严重腐蚀皮肤，许多示威者用湿手帕包脸，都吃到苦头，发现了这点。警察还使用一种攻击性的手榴弹，以前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曾广泛使用来对付骚动，是有爆炸力的。这种手榴弹发出吓人的声响，巴黎许多居民都因此数夜不能安眠。

　　巴黎拉利勃瓦西耶尔医院一位教授，弗朗西•康（Francis Kahn），他曾向罗素委员会提出关于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及生物武器的报告，根据越南以及在实验室中用动物做实验所得的证据，宣布CS是毒性气体。可是自从5月13日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后，他就再没有重新公开攻击过CS气了，这一点也许是意义深长的。对CS气的指摘，并没有证实，从巴黎剧烈战斗中得到的证据，不足以构成使人信服的控诉。最激烈批评法国警察残暴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气体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使用——就是说，在露天地方用来对付身体强壮的示威者——是不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的。问题是，有时这种催泪弹抛入挤满已经被捕的示威者的警车，或者穿过窗户射入住宅里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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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5月6日星期一起的那个星期之内，事变的潮流完全是有利于学生方面的。蓬比杜还在和伊朗王会谈；戴高乐保持沉默；佩列菲特，那年轻未经考验的教育部长，在乱搞，把他那一直到此刻之前都显得大有希望的政治前途丢掉。在这个星期之中，梭瓦约和耶斯玛尔，学生会和教师会的发言人，变成了闻名全国，在社会人士的眼中，超过了这次革命的真正政治领袖，他们的魔力甚至可以和康边迪一比高下了。这对于他们是一场大考验。没有多少人能胜任这样的角色：率领庞大而骚乱的示威队伍走遍巴黎，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要做出十分重要的战略决定，不断地和警察方面谈判，决定何时要坚持和战斗，何时要让步，何时要根本拒绝谈判，干脆用背后的人潮的力量去取得胜利。这一周是学生运动最受尊敬的日子：它引起同情，而非引起恐惧。在这个阶段里，学生的要求还不带空想的色彩，没有破坏社会秩序，没有什么根据前几天的不幸事件看起来不合理的地方。

　　他们说愿意和佩列菲特谈判，只要先答应他们三项要求：警察撤出拉丁区，立刻把被判罪或被捕的学生释放及赦免，重开巴黎大学。各方面的人都支持他们。有二十所巴黎的国立中学学生实行同情罢课，举行校内讨论会，组织罢课纠察队，并且参加示威。高等专门学校，法国这种培养少数优秀份子的令人羡慕的技术专家教育的顶峰，也停课来参加这个运动。南泰尔和索尔邦的自由派教授，走出街头去表示与学生立场一致。要求理解这个运动的最雄辩的呼吁之一，是南泰尔的社会学家屠琳教授，他以前曾预见学生运动的爆发，现在则尽力使这运动转向建设性的道路。他再一次提出警告说：除非停止镇压，而且承认学生运动的存在，正面冲突将不可避免。^[6]

　　就是这个巨浪推动起三万学生，5月7日星期二那天在巴黎环市作了一场很特别的五小时游荡，同时在十二个外省城市里至少有同样的人数做了同样的举动。警察以密集队伍包围着索尔邦，并且封锁了一切进出道路。这样，既然他们的拉丁区在敌人掌握中，学生们就到别处去，绕着那些美丽的林荫大道作了一场放荡而兴高采烈的二十五公里的漫游。那一夜好像巴黎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唱着“我们是个小集团”，成千成万集合在红旗与黑旗之下，进攻那防守薄弱的孔阔德桥，向那镇定而责备学生的《费加罗报》挑战，然后由香榭丽舍大街涌上凯旋门，站在无名英雄墓上，举着拳头，高唱国际歌。领袖们居然有办法把这规矩的人群带回到对岸的拉丁区去，沿途完全没有和警察冲突。回到那里之后，已经是下半夜了，看见警察还是占领着“他们的”老家，才让愤怒和一种胜利感一齐爆发出来，引起一连串猛烈的混战，结果许多汽车砸坏了，许多人受伤或被捕了——这些现在都已成为家常便饭。不过，整个看起来，这一天是学生的日子，这次示威显得有纪律，有力量，也有理性。

　　这是社会人支持学生选择的最高点。5月8日，法国民意测验机构报告：五分之四的巴黎居民赞成学生方面。在这初期阶段，资产阶级的大部分好像已经争取过来了。至于中等阶级——示威者的父母们——对警察镇压行动的愤怒，多过对学生攻击资产阶级国家的担心。还有更容易事先猜想到的是，有一群第一流的左派知识分子，包括萨特和西蒙•德波瓦尔（Simone de Beauvoir），组织了一个支持受害学生的委员会。五位法国获得诺贝尔奖金者——雅各布（Jacob），卡斯勒（Kastler），勒窝夫（Lwoff），摩利亚克（Mauriac），和摩诺（Monod）——打电报请求戴高乐将军赦免那些学生，并且重开巴黎大学。可是戴高乐没有答复。

　　在决定关头的几天里，当学生造反还没有蔓延到工人中去的时候，政府从来没有用言论或行动表示出它已经领会了这次爆炸是为的什么。法国各地有六万学生已经在星期二示威游行过了，可是星期三在内阁会议上，佩列菲特还把这危机当作“鼓动专家和校外分子”制造出来的。当天下午国民议会作紧急辩论的时候，他也还是一样——这次紧急辩论是第五共产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请求议会对这样一个有紧急时间性的问题表示意见，以前戴高乐式的政府，对议会多半是漠视的。这个部长只看得见在这风潮底层的一小撮狂人派——那些无政府派，卡斯特罗派，虚无派。他看不出这运动已经迅速发展到超过他们了。他的迟钝性，应该算是促成后来的激烈冲突的一个因素。他说：“如果秩序恢复了，什么都可以谈；如果不恢复，什么都没得谈。”这不是一种想安抚学生的思想感情。反对派和戴高乐派双方的发言人都责备他，可是，虽然他的挣扎显得很吃力，却并不让步。社会党领袖米特朗说：“青年人并非永远正确的，可是如果一个社会轻视青年，误解他们，而且打击他们，那就一定是错误的。”反映许多成年人的内心不安，把那种忧虑表现得最动人的，是一个过去的戴高乐派部长，爱德加•比桑尼（Edgard Pisani），他说：“当我面对我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们的时候，有时不得不保持沉默，甚至要说谎，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去回答他们的问题……”连那本来以惊愕和愤怒的态度看着极端派运动在他们左边发展起来、指责狂人派为“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共产党，现在也勉强来支持这运动，和别人一同吵嚷着要求特赦了。可是戴高乐将军认为恢复秩序是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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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一切条件都决定了，要酿成5月10日到11日那恐怖之夜的冲突，震动全世界，同时在戴高乐主义的自满的门面上造成阔大的裂缝。政府面对着苦闷深刻而又深深地激怒了的全体学生（连他们自己的领袖也不大能约束他们），它只会一误再误，从野蛮的反应变成难以理解的无所作为。不论极端派故意造成摊牌的策略有多大作用，政府总是要对后来的动乱负大部分责任。5月9日星期四大概是最后的机会，那时如果佩列菲特是够聪明而且有想象力，表示出一种适当的态度，还可以把导火线拔掉。星期三晚上，两万学生在拉丁区大街上和平地游行，并没有什么不法行动，最多不过向那防守着索尔邦出入道路和警察队伍发出几次嘘声而已。没有流血事件。学生领袖梭瓦约和耶斯玛尔表现出很大的勇气，抑制住比较好战的分子，游行完毕就下令解散了。如果星期四佩列菲特说一句表示感谢的话，就可能使斗争降级。那天整个上午，洛士校长和各学院院长一直在讨论当前爆炸性的局势。午餐的时候，他们公布了他们的决定：学校重新开门，并恢复上课。法全学联立刻就回答说：学生要继续罢课，到实现三项要求为止——释放所有被捕学生，停止对他们的起诉，撤退警察。高教会（教师的工会）也决定继续罢教。当天下午，索尔邦的大门仍旧锁住，并有警察防守，因为部长没有下令开门。他在晚上发表公报，解释他为什么采取强硬立场，他说：有些学生领袖扬言要“占领”索尔邦，并且在里面日夜开会讨论学校的问题；这不能算是恢复上课和平静；所以索尔邦要继续关闭。这样，部长就破坏了校长早先所表示的态度。快到半夜的时候，大学评议会发表声明，表示信任校长洛士。安抚的机会已经过去了。

　　学生方面，现在形势进入更带政治性的阶段。政府的不妥协性，给革命核心分子造成机会，重新占据舞台前方，而且把主动权从温和派学生领袖手中夺取过来。就在星期四这天晚上，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持康边迪的托派政团）在米地阿里德大会堂召开群众大会，这也许是自从危机爆发以来，极端派第一次的公开出头。于是这场造反就跨过分界线，从学生运动变成政治挑战了。在狂热的革命热情气氛中，有三千多学生挤满了这个大会堂。托派从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西德以及西班牙所动员来的左派学生团体的代表，登上讲台表示与法国同志立场一致。掌声如雷。康边迪是当晚的明星。他喊道：“只要还有一个学生关在牢里，就没有课上。”等到南泰尔和索尔邦一开门，学生就要去把他们接管。战术就是如此。至于战略路线，那是曼德尔——领导世界托派运动的统一书记局三名书记之中的比利时籍的书记——所制订的。他宣布说：学生的斗争，“要发展成为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总斗争。”当天早先的时间，法全学联已经和法国两大工会的首领，即法国总工会的乔治•塞古伊（Georges Seguy）和法国民主总工会的欧仁•迭斯康（Eugene Descamps）举行过会谈，这两个总工会一共代表工人两百万以上。他们会谈，为的是讨论学生与工会联合行动的条件。这是走向曼德尔所提出的革命目标的试探性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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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5月10日到11日之间那个街垒之夜，已经书诸史册，成为法国丰富的革命传统中许多悲壮和光荣的插话之一。这是大约在1940年以后诞生的一代人生活史中头等重要的一个政治事件。从远处看起来，这似乎不过是在这动乱的月份里面的另一件乱事，是戴高乐统治的圆滑曲线上偶然的一个折断点而已。可是对于那些当时在场而亲身感受到其中的恐惧、欢乐和狂热的团结气氛的成千成万青年来说，这事件将会继续在他们的心灵里隆隆作响，带有仿佛初恋的加快般的感情力量。恰像一切真正的革命事件一样，它最终的后果，可能要多年之后才能看得清楚。

　　行动由一批十多岁的青年开始，他们至少有五千人，热血沸腾。他们高举着红黑旗帜，喊着“释放我们的同志”，排队走向当费尔—洛舍罗广场，那是一个离蒙巴纳斯不远的阔大而不整齐的交叉路口，中央有那古老的贝伊弗尔石狮子。中学行动委员会的领袖们，高高站在石狮子上面，用老练的政治家那样的技巧和演讲术，煽起这些学生的情绪。他们现在是在法全学联和高教会指定的会合地点等候参加大游行——这游行是学生和教师用来反击政府坚持不让步的政策的。他们来得早。从1967年12月到现在，才仅仅五个月，主要在革共青策动之下，中行委（尤其在巴黎）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惊人的左派压力集团。他们反映出激进思想之迅速传播到整代的大学以下年龄的青年中，他们使五月革命带有少年人的快活清新的气息。他们晒着太阳在当费尔—洛舍罗等候的时候，领袖们喊出了中学生斗争的主要口号：中学校内政治活动自由，学校当局承认中行委，学生参加管理学校。这些男女少年是准备把法国中等教育的古老营房炸毁的坑道工兵。

　　哥哥姐姐们到底来了，这些少年们很快就混合到一个大约有一万五千人的大群中。在这时刻，大概是六点半钟，代总理若克斯妥协性的新提议传达给了学生领袖。他提出立刻把警察撤出拉丁区，准许学生当晚在那里开会，还有索尔邦在星期六重开。这些提议交给群众讨论决定。他们的答复是一片吼叫：“释放我们的同志！”政府这个表示来得太迟了。学生的意见已经变强硬了。于是，广大人群出发，向着附近的桑德监狱走去——学生们相信他们的同志是关在那里。大批警察阻止他们接近监狱围墙，可是有人从铁窗伸手出来，向他们招呼。扣起臂膀戴着各式护头盔的前列基干战士，努力阻止群众，使他们转向无线电大厦，就是在塞因河右岸的法国国家广播系统的那座圆形大建筑物。

　　可是骑着摩托车的通讯员带来消息，说所有的桥都被警察用首尾连接的警车封锁住了。示威队伍失去了目标，于是沿着左岸的圣日耳曼林荫大道走下去；可是在这条路上又被强大的警察队伍拦阻，迫使他们不得不顺着圣米歇尔林荫大道向索尔邦走去。那情形仿佛是政府当局有意冒险在学生自己的拉丁区地方打一仗。学生领袖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整个星期以来所受的打击越来越大，现在他们不能提议把这难以驾驭的队伍带回到当费尔—洛舍罗去：群众不会服从他们的。于是命令好像闪电一样传出来：“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这个地区！”立刻，仿佛是出于一种深刻的群众本能，示威者从这个巴黎学生区里迷宫似的曲折小路散开，好像游击队在本土地区一样。在每一条小胡同和出入巴黎大学的道路上，警察都碰到造反分子，他们好像忙碌的白蚂蚁一样，拔起栅栏和交通标志，挖开柏油路面去挖起铺路石块。并没有人下令这样做，可是也许最初由于感觉到暴露的危险，又也许因为那些学生闲等着没事可做，总之人们就建筑起街垒来了。在这样零散的阵在线，很难确定究竟事情怎样发生的，不过，第一个街垒——那是用翻倒的汽车和各种破烂物堆成的代用品——是九点十五分左右在勒戈夫街上见到的，那里离索尔邦南面围墙很近。这一夜至少筑成了六十个街垒，其中有些是用铺路悲天悯人堆砌成的坚强的堡垒，它们建筑得那么快而又那么好，所以很多人都相信青年有年轻工人来帮助学生。于是发生了关于这一夜的革命传说：街垒是暴动的古老象征，现在复活起来，所以千万了革命家所梦想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结合。

　　消息传来，说警察又大批增援，于是街垒的建筑更为热烈。建筑工地遭劫掠，板围被拆下来，脚手架和铁丝网堆积起来，到处的汽车都被推翻，塞进石块堆里。焦急挂虑被一种似乎疯狂的欢乐遮掩住了。他们好像要拿性命拼个够本。

　　晚上十点刚过，洛士校长急欲阻止冲突，寄望于万一，从索尔邦向学生领袖们作广播呼吁，邀请他们立刻和他会面。跟着，副校长沙良（Chalin）和高教会的发言人耶斯玛尔之间，进行一种方式非常特别的交谈，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公开的方式——经过广播。坐在活动广播车上的卢森堡电台的记者们，找到了他们二人，把他们的对话广播出去。耶斯玛尔宣布：在被捕学生释放和赦免之前，不能谈判。这样学生提出了一个学校当局无权接受的条件。出路似乎完全断绝了。可是午夜之后不久，和平解决的希望又出现了：那时大家听说，康边迪和若干教师学生一齐，到底跟校长洛士谈判起来了，而洛士又跟教育部长佩列菲特用电话联系起来。这希望很快就破碎了。康边迪和洛士谈毕出来，这样说：“我们告诉校长：今夜街上发生的事情，是整个年轻一代起来反对一种社会制度。我们告诉他：如果警察不退出拉丁区，就要流血。我们知道，示威者会守在街垒后面，一直到我们的三项要求实现为止。”到一点一刻，不会有和平出路，已经很明显了。副校长宣布：“我们已经谈判过。我们已经想尽一切办法避免使用武力，可是现在局势已非我们所能控制。我们失败了。”一个钟头之后，第一阵警察的浪潮冲向学生第一道防御工事。

　　进攻是由几名部长和总统府的官员组成的小组所决定的，他们实际上整夜不停地在开会。这个忧郁焦急的会议的中心人物，是代总理若克斯，做他顾问的，有富歇（内政部长），梅斯麦尔（Pierre Messmer，陆军部长），戈尔斯（Georges Gorse，新闻部长），和那倒霉的佩列菲特。从总统府来的，有戴高乐的得力助手特里科（Bernard Tricot），还有佛卡尔（Jacques Foccart），盯住是总统在保安和情报方面的顾问。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政府的保安顾问们压倒洛士校长再三请求宽大处理的意见。（次日，大学评议会一致表示惋惜洛士的建议不被采纳。）

　　经过那一夜的恶战之后，革命学生再也不能回头了。运动已经有了它自己可怕的发展规律。成千成万的年轻人，其中许多是工人，受了中立电台的战事评述所吸引，都从巴黎别的地区跑来参加。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混战，能够满足每一种被压抑的梦想。起初，防暴警察成排发射催泪弹，把敌方战士吓走，然后冲入缺口，夺取街垒。双方在令人窒息的空气中顽强地肉搏。伤者倒地而无法救护。后来，防守者为了阻止保安队的步步进迫，在他们的障碍物上点起火来。汽油箱砰砰爆炸的声音，在对岸都可以听见。来自布鲁塞尔的托派第四国际领导人曼德尔，爬到一个街垒上面，注视着那一片火烧和破坏的壮观，用很重的比利时口音，高兴地大呼：“啊！多么美丽！这就是革命！”那时，他自己的汽车正在他眼前焚烧。

　　托派的青年团革共青，在这场斗争中起很突出的作用。他们前一晚召开的群众大会，康边迪和另外几个学生领袖都来出席，证实他们是支持造反的领袖政派。他们的纠察队（由伊夫•尼奥迭[Yves Niaudet]和一个动脉柯普特人让•拉必[Jean Labib]指挥）曾在示威队伍的前方和两翼担任防卫工作。现在，他们的领袖克礼文和韦伯尔，命令那些基干战士分成小组，去协助防守各处街垒。这种站在最前线的作用，对革共青很有利。与他们对抗的极端宗派主义的革学联，情况却不那么好。大约有三百至四百名他们的突击队，差不多像是军队的样子，在刚过午夜之后来到战场；可是，一看见街垒，他们的领导人却发生了理论上的怀疑：这显然要变成谋杀。这是一种“冒险主义”的行动，革学联不想参加。于是，他们的队伍，在准备作战的学生们的讥笑声中开走了。革学联的临阵退缩，很久都会被人记得。

　　有一小队德国社会主义学生同盟的人，和法国同志并肩作战（有人看见法国警察很仔细地把那一夜停在拉丁区的德国汽车号码抄录起来），不过，他们的人数不如他们自己所预期那么多。在那个星期内，有两名德社学的领导人，拉贝尔（Rabehl）和塞姆雷尔（Semmler），在奥里飞机场被拒绝入境，还有坐满一辆公共汽车的德国学生演员，在斯特拉斯堡边境被截住，边境警察在车内搜出钢盔、短棍、革命传单、以及中国和越共的旗帜。

　　战斗在火光照耀和随处漂荡的催泪气笼罩下，激烈进行了四个钟头，警察一再进攻，把学生赶离防御工事，压迫到一个越缩越小的堡垒里面，他们只有冒着枪托和警棍的猛打，才有路可逃。区内的居民，眼见这场凶残的扫荡行动，感到震惊，纷纷拿饮食给这些造反者，用水淋他们来消解催泪气，并且接纳逃避和流血的学生到家中躲藏，不过多数后来还是给警察抓出去了。有一个女孩子，她并没有参加示威，可是在她自己的刻意里受到警察攻击，并且剥光衣服，赤裸裸地赶到街上去。^[7]

　　红十字会的志愿队员，有时自己也被警棍打倒，而他们所救护的伤者，则被警察从担架上拉起来再打。

　　青年男女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达到令人难信的程度。在许多奋起的青年们看起来，这是参加法农（Fanon）、格瓦拉、和德勃雷（Debray）^[8]所鼓吹的英勇革命的好机会，他们早已和这种革命起共鸣了。这就是他们的越南。这一夜的事件，带有一些“电影”的成份，不但它的背景是戏剧化，而且那些年轻演员都有高度的这种自觉。他们非常认真地玩着游击队的游戏，在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内部，演出“殖民地革命”。在这场战争游戏里，那凶恶吓人的警察——带着面具、眼镜、钢盔，从头到脚是亮晶晶的黑色——被派担任邪恶幽灵的角色，介绍那些天真无邪的人去认识世上的残酷和兽性。就是在这样高度爆炸性的时刻，政治侵入了人心。成千年轻的嗓音喊出来：“戴高乐是杀人凶手！”

　　早上4点20分，部长们在内政部里碰头，发出一个简短的自我辩护的公报。5点半，康边迪由无线电发出解散的命令。6点，筋疲力尽连脸都没有刮的若克斯、富歇、梅斯麦尔、和佛卡尔，一同坐车去艾丽榭宫，向戴高乐总统报告：暴动已经平定了。结算表如下：367人受伤；460人被捕；188辆汽车损伤或毁坏；无从计量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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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5月10日星期五，美国和北越代表在巴黎——这个世界的“和平首都”——第一次接触。

　　德裔美籍的哲学家赫尔贝尔特•马尔枯斯（Herbert Marcuse）——时常被人认为是世界学生造反运动之父的——那个周末也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文教会主办的马克思讨论会。他在会上，谈到工业国家里面新的革命催化剂，就是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上的人，例如黑人区里的游民——还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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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1日星期六晚，法国总理蓬比杜从伊朗和阿富汗回到巴黎。那里候刚刚过了街垒之夜，烧坏了的汽车仍旧丢弃在拉丁区的街道上。回来刚刚三小时，蓬比杜就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说。三分钟之后，凭他单人独臂的力量，就把整个政府政策的方向扭转过来了。强硬、顽固、和镇压，改变成亲切的了解。他宣布：索尔邦由星期一起自由开放，被监禁的学生将由上诉法庭复判。这明显地暗示：将要撤退警察，释放学生。如果任何别人这样让步，都表示一种失败。可是蓬比杜把这变成他个人的胜利。他很幸运，当风潮爆发的时候，他是在国外，因此不能对那突变负责。不但如此，他的妥协决策，使他显得是政府里面唯一能够影响戴高乐的人。“蓬比杜在说‘我’”——《快报》周刊这样乖巧地指出总理的权威在增长中。

　　可是他好像在用一人之力去阻止山崩一样。星期六当天早上5点钟，学生侵入了斯特拉斯堡大学，挂起红旗，宣布这个大学对巴黎教育部“独立自主”。他们囤积粮食，并成立自己的民兵，同时有数百中学生起来支持他们，向斯特拉斯堡居民散发传单，表示支持大学生反抗警察压迫。这个叛变行为，是对巴黎巷战的支持反应。斯特拉斯堡的大学生，昨夜整夜满怀愤慨地用他们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听着巷战新闻。在巴黎，星期六下午有一小队大约40名大学行动运动（大行运）的战士，把桑西耶街的文学院分院占领了。这是一个有预谋的造反行动。他们挑选桑西耶分院，是因为它没有防卫，而索尔邦本部有数千警察包围着。大家同意大行运领导的意见：要不惜代价占领一个校舍，在那里展开全面性的讨论。这个讨论，差不多不间断地热烈进行了两天两夜，从星期六晚到星期一。这是在首都里初次爆发的讨论热潮。学生怎样才能对一个在街上诞生的运动，给予新的推动呢？怎样才能把大学改造，然后由它来改造整个社会呢？那个成为五月栽倒一种特色的“占领”和无休止的讨论的浪潮，就这样在巴黎和外省同时开始了，然后飞速地从大学蔓延到工厂，最后工业和公用事业都瘫痪了。

　　蓬比杜已经来不及阻止工人和学生之间的连结。星期六早上，两个最强大的工联会，即“总工会”和“民主总工会”，同全教会，即法国主要的教师联合会一起，号召他们的会员在5月13日星期一罢工，并游行示威，那一天是把戴高乐捧上台去的阿尔及利亚政变的十周年纪念日。很明显，这个抗议行动，是故意对现政权作政治挑战的行动，是送一个藏有炸弹的生日礼物给戴高乐。

　　尽管蓬比杜多么聪明伶俐，他刚回来的那一夜，还是把人民反对政府的情绪估计过低了。仅仅像那那样对学生的要求让步还不够。反对党的日报《人道报》和《战斗报》，赶忙出版下午号外，尖声喊出他们对警察镇压学生的暴行的愤慨。数以百计的学生家长，担心着他们失踪的儿女，包围医院和警察局。在蓬比杜降落奥里飞机场之前几小时，革命已经开始了，它要走完它的路。

　　5月13日星期一的八十万人大游行，是一个里程碑：它从东车站开始，跨过塞因河，到当费尔—洛舍罗广场为止，这是对街垒之夜的一个政治还击。学生领袖们能够强迫工会来罢工支持他们，能够发动这样广大的人群到街上游行，这就一下子完全证明：他们再也不是极端派的“小集团”，而是全国性的势力了。他们触动了全国人民良心深处的某种东西；这广大的工人队伍，这数不清的飘荡的旗帜，就是证据。已经证明他们是正确，而起初讥笑他们的人是错了。他们所说的话，似乎是别人能听懂的：他们干的傻事，好像忽然变成合理了。高教会的领袖耶斯玛尔说：“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学生走出大学特区，去和走出工厂特区的工人会合。在街上战斗过的人们，同旁观过的人们联合起来了。现在工人参加斗争了。”^[9]政府也许因为看出了这个新力量，所以不让警察露面。

　　耶斯玛尔、梭瓦约、和康边迪，互相用手搭着肩膀，领导着这八十万人，得意洋洋地走在总工会的首领塞古伊和民主总工会的首领迭斯康的前头。在相当距离之后，和群众混在一起的，有那些左派政客们：米特朗，摩勒（Guy Mollet），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es France），洛歇。学生的组织工作者并不尊敬他们，不给他们排在队伍的前头。这些年轻的革命者，不让任何人挤进他们的地盘，不许任何政党控制他们。把他们对正式左派政党的轻视态度表现得最尖刻的，照例是康边迪，他说：“共产党吗？最令我快乐不过的事情，就是我在游行队伍的前头走，而把所有那些斯大林主义的脏东西放在尾巴上。”引起工会领袖惊异的是，许多年轻工人，好像都对学生的口号起共鸣。病毒正在蔓延到下层工人里面去，把领袖们的权威侵蚀掉了。

　　这个伟大的“革命日”，是发出更富于战斗性的新指令的时机。梭瓦约宣布：“罢课要继续下去！所有的大学校舍都要占领！我们的目标，是在大学里绝对自由地讨论政治问题，还有，要内政部长和巴黎警察厅长辞职。”康边迪号召在巴黎每一个企业单位，和每一个地区，都成立行动委员会。有眼光的人看得出来：革共青的年轻托派（在克礼文领导下），在那里声势浩大。是由他们组成学生的警卫队，即非常重要的“纠察队”，它维持示威者的队形，沿途管制交通，又在工会领袖把工人解散之后，由它率领学生队伍走去马尔斯校场，在艾菲尔铁塔下面开露天大会（这校场是古老的示威游行地点，在1789年革命时代，不满的人民曾多次在这里开会）。最后，学生才在“大家到索尔邦去”的呼声中解散。

　　蓬比杜遵守诺言；监禁的学生释放了，警察撤出了拉丁区，索尔邦的大门敞开。学生涌进去把它占领。这就是学生苏维埃的第一夜——学生苏维埃是在西方工业国家心脏里面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实例——它一直维持了34天，到6月16日被驱逐出去的时候为止。工人为学生的榜样所刺激，也起来罢工和占领工厂，由星期二在南特一家飞机工厂开始，跟着就像野火一般传遍全国。这些苏维埃是怎样组织起来的？这种新试验的精神是什么呢？有些什么成果遗留下来？这是下文所要试图回答的一部分问题。

^[1] 黑衫队（SS）是希特勒的党卫队。——译注。

^[2] 1968年5月9日《世界报》读者来函。

^[3] 豪斯曼（Haussmann）男爵在拿破仑第三时代，曾任巴黎所属的塞因省省长十七年之久，主持将巴黎大事改建及美化。——译注。

^[4] 关于巴黎的新貌，可参考《奈恩氏巴黎指南》，伊安奈恩（Ian Nairn）着，企鹅丛书，1968年版。

^[5] 在法国叫CB。

^[6] 《世界报》，1968年5月11日。

^[7] 见Daniel Moureaud给《世界报》的信，1968年5月15日。

^[8] 法农（Frantz Fanon），殖民地革命理论家，主张武装革命。生于西印度群岛的马提尼克岛，在阿尔及利亚行医时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并成为它主要的发言人，阿尔及利亚独立前病殁。
　　德勃雷（Regis Debray），法国青年哲学家及革命理论家，致力于研究古巴革命及拉丁美洲革命。他主张栽倒运动应以武装斗争为起点及中心，政治斗争应附属于军事斗争。1967年，他去玻利维亚采访格瓦拉领导的革命游击战消息，遭玻政府逮捕，判处三十年徒刑。——译注。（大陆译为德布雷）

^[9] 见梭瓦约，耶斯玛尔，康边迪，杜特伊（J. P. Duteuil）合着的《学生造反》，1968年Seuil出版社出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