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四　康边迪：学生与社会

　　［在法国］，我们［大学生］有60万人；有时给人当小孩子看待，有时当成年人。我们工作，但没什么东西生产出来。我们时常没有钱，但没有几个人真正的穷。虽然我们多数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行为却不一定像他们一样。我们之中的女孩子外表像男孩子，却难说她们是否真正想做男孩子。我们看待我们的教授，有点像父亲，有点像老板，又有点像教师，不能十分肯定到底是什么。我们有些人命中注定要掌握国家大权，另外一些则要当低薪的脑力劳工——但不管怎样，我们人人都算是个特权份子。我们有60万人——所谓“大学生”，或就学于圣西尔军校，或受业于那些艺术家或假冒的艺术家，或受业于政治学院（国立行政专科学院）的专家政治主义者，或受业于索尔邦、南泰尔以及别处的严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我们之中有人道报和其他“战斗性”报纸的拥护者，有世界报的热心读者，有体育报或电影报迷，有“疲得你”，有读死书的，有娇生惯养、永远读不到毕业的有钱子弟，有的女生入学第一年就结了婚，但还在读法律、语文、甚至心理学，有蠢才，有废物，有未来的数学家和医生。那么，怎样去“了解”现代的大学生呢？只有设法了解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

　　现代大学有两种互相矛盾的作用。首先，大学要制造出官僚化的资本主义不可缺少的专门人才。这个制度需要越来越多的工程师、技术员、科学家、教师、行政人员、以及社会学家，来组织生产，实行产业“合理化”，管理庞大的国家机关，“调整个人和集体的心理”，并保持他们的精神健全，甚至“组织”工余活动。由于资产阶级本身不能供给充足的学生材料，所以越来越多的聪明孩子要从中等阶级的下层，甚至从无产阶级和农民里招来。“思想健全”的左派集中炮火攻击法国高等教育的阶级结构，但他们着重于指出只有百分之六的大学生是工人子弟，其实他们应该攻击的是大学的社会功用，即制造经理级的社会精英。如果有一天资产阶级突然发生一种自我毁灭的心理，以致它单纯从体力工人的子弹中招收大学生，那么，大学也不过是在成份方面变成比较民主罢了。新式工业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减少非熟练劳动的需要，所以，招收工人阶级子女到大学里去，因而使大学发生虚伪的民主化的过程就一定日益加甚。过去，因为工人阶级和下层中等阶级的经济地位低下，要送一个孩子（更不用说送几个孩子）去读大学，经济上负担不了；但现在由于工资提高和有政府津贴，这渐渐变成可能的了。一切改良派——不论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还是左翼戴高乐派——要求大学“民主化”的真实意义，就是加速这个过程。

　　但不管怎样，这一点是明显的：资本主义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增加，就不但是上等的猪肉，连马肉、羊肉、甚至鸡肉都要越来越多地塞进制香肠机去。现制度的矛盾恰恰就在这里。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制造出最大数量的毕业生，就必须大学和工业的接触越来越密切，必须教育越来越适应于工业上的专门需要。但同时，大学又被人当作是“文化”、人类理性和无私的研究的最高守护者，是纯正真理和客观性的最高守护者。总而言之，大学被人当作是社会的精神价值的庙堂和永久贮藏所。如果我们把“精神价值”了解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和价值”，那么，我们就是被赋予自从中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学所担任过的那种任务。我们可以说，在这段时期，大学的“社会”任务和“文化”任务是大体一致的。社会需要比较少数的律师、医生、哲学家、和教授，而纯粹从统治阶级子弟中挑选出来。这些人享受人文主义并且是通才的教育，能够容忍最彰明昭著的社会矛盾，而同时自我安慰地认为资产阶级是自由、民主、普遍教育等等的拥护者。后来有点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开始渗入大学了，但限于纯粹理论的范围：社会危机还没有真正引起学院的注意。

　　今天，大学的作用以经济的作用而非理论的作用为主。这说明了为什么大学分成一组高等技术学校，其中有那许多成为主要产业部门的附属物。但这制度是缺乏内部一致性的——它只有设法压制它自己的逻辑才能维持。大学的“文化”功用不断受到破坏，但又不得不一再地重新加以肯定。不管怎样，即使是疏远化（即“异化”，^[1]）了的社会，到底也不能听任自己疏远化到精神病的地步。那怕是极权的社会，决心要使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受统治的阶级、或集团、或政党任意支配，也不能长期地压制科学的客观性，如果没有了它，社会就要毁灭。纯粹为了实用上的理由，现代社会也需要有基础性而“无私”的研究工作——因为实用技术的进展要依赖这些。这点，美国资产阶级越来越清楚体会到了。

　　因此，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是：它一方面不能完全忽视原来的人文主义的价值，因为毕竟要制造出科学家和研究工作者，但只有把知识细分才能供应所需要的那些难分个人面目的经理和技术人员。

　　我们已经知道，大学生是一个很不一致的社会集团。他们同时是个过渡性的集团，而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期望更增加他们的不一致性。一个大学生，看他所学是什么科目，同时看他的家族势力有多大，他可能最后得到三万法郎月薪的职位，而不少学生所希望的不过如此而已。

　　他们要在大学里学习三年至七年。因此，虽然比较年轻的学生还是没有责任心的青年，那些老同学已经是有专门职业的成年人了。这两极端的份子也时常欠缺互相了解。

　　然而，正是这些大学生，这个最不一致的社会集团，竟能集合起来实行集体的政治行动，例如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还有1968年五月事变。事实上，学生运动是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唯一的“强硬”反响，包括激烈的示威行动，和在战争后期几年中不断的宣传运动。人们常说，“只有少数”参加这些学生抗议行动，但这个少数至少占法国大学生总数25%。至于国民其他部份，他们的抗议主要是口头上的。在大学之外欠缺有组织性的抗议，很公平地说，责任在于共产党——他既不愿又不能有效地组织反对战争运动和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者的运动。到了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共产党才觉得适宜举行几次示威，包括在巴黎沙隆地下火车站的那一次，那次警察屠杀了八个人。

　　学生反对派这个不平常的现象，是有好几方面的原因的，其中主要的一个，是许多人讥消之为“现代青年的造反”的那个。谈到这个造反，它在全世界涉及数量越来越庞大的年轻人，切莫和过去那种“两辈代的冲突”混为一谈。后者，就我们所知，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的原先形式，反映年轻人急于继承老一代的地位。这种焦急性时常表现为攻击老一代的顽固思想，有时结晶成为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或改良主义的观点。在当前的青年造反运动中，却有更根本得多的东西受到怀疑——所厌恶的是现存制度本身。现代青年对于他们父母那种无生气而空虚的生活，是厌恶多过羡慕。这种感觉起初发生在资产阶级子女中，但现已普遍于各层社会。丹尼尔·莫迭（Daniel Mothè）（在《社会主义抑或野蛮》第33期中）已经很清楚地指出，年轻工人是怎样既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给他们的“价值”，又反对工人阶级的价值和传统组织形式（政党和工会）。厂内工作、工会“战斗性”、长篇大论的政党纲领、以及年长者那种沉闷而毫无光彩的生活，一概只能引起他们的讥刺和轻蔑。

　　许多学生正是因为怀有同类的藐视心理，所以采取激进的立场，而且支持青年工人反对社会压迫的斗争。

　　学生造反的另一个因素，是他们自己在现制度中所占的地位，以及他们在这地位上看出来的种种特殊问题。

　　少数学生像小孩子那样深信不疑地接受人家给他们的那种培养，以及人家舀给他们的那些知识。他们完全被那种神话蒙骗住，相信我们上面所说的现代大学的第二种任务，即作为价值准则的庙堂。他们规规矩矩地去上讲堂，尤其尽力拿教授的思想冒充作自己的思想；他们最大的志向不过是获得那令人垂涎的学位，或者，如果够得上的话，将来自己也当教授。不过，这样看法的学生数目正在迅速减少中——其原因留等后面再谈。另外一部份学生看透了现制度，但他们的眼睛紧紧盯着挣钱的机会：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只关心他们的职业前途。他们明知人家教他们的许多东西都是不真实的，或至少是不妥当的，他们对所受教育的纯粹实用性质并无幻想，明知他们要被训练得能够保持“好”职位，他们愿意接受那些官方准许的种种特权的贿赂，例如汽车，国外渡假，金钱，乡间别墅。

　　这种人随时可以发动起来保卫现制度。不过，在更多的场合，他们只是静静坐在那里看着比较富于战斗精神的同伴去争取全体学生都有份的利益：例如争取减少校内的拥挤程度，争取较好的设备，等等。

　　但在第三个亦即日渐扩大的集团看起来，大学生活本身有许多值得研究的根本问题。而他们一旦着手分析他们本身的问题，所得结论的逻辑就驱使他们继续前进，最后达到否定整个现代社会。这是因为，大学既然是现存社会制度的一个必要部份，就必然也含有这社会本身所特有的一切矛盾、冲突和似乎荒谬的现象。

　　我们说过，大学被人当作是学术和理智探讨的场所。但，举例说，现在那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能够认真相信当代经济景象，不论是带计划性与否，是合理的呢？在他们的教师之中，也只有很少的死硬份子仍然假装想念这制度还能够实行合理的改良。一个经济学家，眼见一方面是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富裕，另方面是第三世界的贫困——这样彰明昭著的矛盾现象，他怎能认真谈论什么商品的合理分配呢？一个年轻的工业心理学家，当他明白了他这门学科的目标，是“使工人适应他的工作”，而那工作本身却是令人无法忍受而且完全无用的，那时他怎能避免发生自我怀疑呢？一个年轻的物理学家怎能忽视那动摇现代物理学的根基以及它作为精密科学的一切权利的理论危机；又，在这制造了氢弹的时代，他怎能对自己说他的研究工作是有益于人类的呢？连最伟大的原子科学家都开始怀疑科学的功用以及它在社会上的作用了，一个年轻的物理学家真能避免寻思他个人的责任吗？

　　社会心理系的学生怎能装作不知道他们的职业作用是：替神圣的牟利事业服务，训练更多的工人忍受输送带上的工作，或者推销另一种无用的成品到市场上去？

　　如果研究起这些对自己学业价值的怀疑，不可避免地，那设立这种学业的那个制度也要受到怀疑。课程科目简直是抓阄决定的；全部课程根本没有逻辑关连，只是要研究工作像奴隶般地服从工业的需要，或者也许是配合教授出版下一本书的需要。

　　这些讲课把学生变成仅仅是听众；他的任务是在那里笔记，记忆，到考试时复述讲授者陈旧的论据、见解，连文体都要模仿。一个学生越会投机，就越尽力一字不易地模仿教师，因为他知道这样到大考时他的分数一定会高。不过，许多学生越来越感觉憎恶和厌倦了，不但是对这种教学制度，而且对那产生并助长它的文化本身。

　　关于大学生的地位最后还有一点要说到的：这点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比较容易卷入政治活动，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卷入每每是肤浅的。

　　大学生，至少是在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中，仍然保存相当多的个人自由，只要他愿意行使这种自由权就行。他不必自己谋生，他的学业不致占去他全部的时间，而且没有管工在背后监督着他。他大概是没有妻子儿女要养活的。他如果喜欢，大可以采取极端的政治立场而不致有个人危险；按普遍情形，他不致受到正式的制裁，甚至谴责都不会有。但是，这些有利因素本身之内带有一种抑制机构：常常使学生之参与政治活动欠缺一贯性和不够力量，这种情形太多了。

　　不过，如果有少数学生自觉地利用他们的自由来攻击现存秩序，那时他们就能够成为一种催化剂，使较大部份的学生活动起来。到了这个阶段，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斗争发生性质上的变化，大学当局也觉得非叫警察来不可了。

　　后来的斗争对当局富于威胁性，因为大学生总数一直跃进地增长着。这增长总是超过官方的估计（第四个教育计划预计到1971年有50万人，但1968年已经超过60万了）。压力不断增大：工作时间测量员已经拿出了停表，计算教授相对论需要多少时间。多数学生结果将成为经理和管理人员，和千百万其他工人一同一直做着他们那一份小小的工作，毫无机会决定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他们的工作，总而言之，他们的生活方式。那些所谓“自由”职业，将变得越来越不自由，因为那些职业表面上所根据的价值准则越来越遭受国家败坏。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是仅仅抗议我们的教育和未来需要无关，也不是埋怨缺少职业机会，我们完全否定整个制度。我们的抗议只有化为激烈的行动，因为社会结构不能靠说话或投票来打破。梦想把大学变成一个“孤岛”，在其中人人能够独立而和平地做他的工作，这无论如何只是一个空想而已，因为未来的“脑力工人”不能接受这个梦想势将造成的那种破碎而疏远化的生活。

　　结果，学生运动变成革命运动，而不仅是大学内的抗议运动了。它并不认为改良是绝无可能（它的行动事实上促成改良），但尽力超越直接的目标而制订一种根本改变整个社会的战略。这战略将带着学生运动经过成功与失败，经过公开冲突和表面消沉的种种阶段，但一年又一年，教育制度越来越显露出它意识形态上的忠贞性以及它的压迫性，学生将变成和最低工资者一样地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疏远。

（摘译自《过时的共产主义：左翼的另一条道路》Obsolete Communism: The Left-Wing Alter native加勃里尔Gabriel和丹尼尔Daniel康边迪兄弟合著，企鹅丛书。后一著者即1968年五月革命中鼎鼎大名的南泰尔学生，“三二二运动”的发言人，“红丹迪”康边迪。前者是他的哥哥。）

^[1] 疏远化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上的一个观念。当劳动者不能支配他的生产活动以及生产品的时候，他的劳动就和他“疏远”了，变成了疏远化的劳动，带有强迫劳动的性质。奴隶和商品生产者（不论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或无产的工人）的劳动都属于疏远化的劳动。在劳动疏远化了的情况下，劳动者觉得劳动是一件苦事，是一种牺牲，是他自己生活以外的活动——是维持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生活的满足，不是生活的目的，不是生活本身。劳动的疏远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到最高程度。劳动生产物和劳动者疏远了，变成和他对立而支配着他的势力（资本）。劳动者憎恶劳动，憎恶他的社会地位，也憎恶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社会。此外，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抗争，无所不包的商业化，人性的饱受压抑或丧失——这些也是疏远化现象的一部份，以劳动的疏远化为基础。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最疏远化的社会。Alienation这字还有另一（派生的）意义，即精神错乱。所以，康边迪这句话带有一点双关的意味。——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