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西班牙的统治阶级和世界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国革命共产党《共产国际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路线》（1981年 6月）

第三章西班牙的统治阶级和世界危机

　　在阿斯图里亚斯事件发生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大资产阶级所青睐的“解决方案”非常明确：统治阶级所采取的措施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公开准备通过对群众的镇压行动来“恢复秩序”。西班牙自治权利联盟的领袖吉尔·罗伯斯曾拜访过希特勒，并自称为纳粹风格的“酋长”“el Jefe”（酋长）。其他身居高位的将军和君主主义者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取得联系，开始稳固意大利对计划行动的帮助。此外，从西班牙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现在似乎是采取这种行动的恰当时机。1934年，西班牙残酷镇压了起义，囚禁了数万名起义的武装分子及其领导人。
　　尽管如此，这一举措（指大资产阶级的“解决方案”）还是无法完全实施。直到1936年7月，资产阶级才能够按照很久以前规划的方式行动，仅在政变前几天才巩固军队，当然，即使这样，政变也以最初的失败告终。事实上，当1934年至1936年期间的政府仔细评估社会主义者最严重的担忧——也就是说，西班牙自治权利联盟是政府的主要影响力——的那几个月，其特点不是统治阶级的强权，而是它的软弱，甚至是对群众运动的一些让步。例如，只有阿斯图里亚斯起义的两名领导人被处决，其他许多人被释放。
　　统治阶级软弱且分裂，不能单独采取果断行动。法西斯主义行动所需的“储备”不得不来自西班牙境外，来自更强大的帝国主义者。问题是，对于西班牙统治阶级来说，他们不能接受来自英国的这种帮助，因为英帝国主义的“帮助”已经对他们较弱的、多少有些不情愿的伙伴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
　　这一弱点在西班牙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根深蒂固。十九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兴起，并在一系列的战争中向地主贵族发起挑战。这一阶层包括一些小制造商、从殖民压迫中积累资本的土地所有者，以及与他们一起发声的知识分子。但这些力量太软弱无力，无法夺取政权，到1873年第一共和国流产时，不同的交战阶层达成了协议。地主、城市资产阶级和教会开始融合成一个统治阶级。
　　西班牙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像欧洲其他地方那样强大到能够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把国家的工业发展从封建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就其发展而言，它太弱小以至无法成功地在西班牙国内，而且在资本输出和划分世界方面与帝国主义列强竞争。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美国夺走了西班牙最重要、最赚钱的殖民地。即使在它继续坚持的那些殖民地，帝国主义的利益中的大部分也被西班牙的“保护者”所收获，特别是英国，他们都真正“保护”了西班牙（意味着让其他帝国主义者远离西班牙的剩余帝国），但其事实上的流氓方式迫使西班牙为这种保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西班牙拥有三组岛屿——地中海的巴利阿里群岛、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和“西班牙几内亚”（今赤道几内亚）海岸外的费尔南多·波（Fernando Po）。在非洲大陆，除了后者之外，它还拥有里约德奥罗（所谓的“西班牙撒哈拉——西撒哈拉”），伊夫尼（摩洛哥地区）和直布罗陀海峡对面的摩洛哥地区。其在拉丁美洲和菲律宾维持着重要的银行业务和其他利益。这通常与教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菲律宾。在那里，西班牙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美帝国主义者共享盛宴。
　　这些资产中有许多丰厚利润；但同样重要的是其中一些国家的战略地位。尤其是摩洛哥成为西班牙与英帝国主义“安排”的关键。这条狭长地带作为“友好协议”的一部分被分配给了西班牙，这是1904年安排的类似于黑帮行径的英法殖民领土的帝国主义划分。在这项协议的条款中，英国允许法国进入摩洛哥，但坚持要求西班牙立即接受位于重要的英国军事基地和直布罗陀殖民地的对面的摩洛哥区。这条路是英国通往中东和印度的主要路线的侧翼，英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不让这两条路线落入英国的对手法国之手。这个协议附带了秘密协议，当然包括世界范围内和西班牙国内的贸易以及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其他协议。但是，西班牙被禁止在该地区筑城防御，也就是说，在对英国施加压力时，不能利用它为自己谋取利益。西班牙也被期望去平定这块领土，而这正是西班牙统治阶级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摩洛哥人对这种随意分割和破坏他们国家的行为感到愤怒。到1923年，西班牙有超过20万的军队陷于摩洛哥，并受到阿卜杜勒-克里姆的民族主义军队的攻击。仅在阿努阿的一场战斗中，就有1万多名西班牙士兵被摩洛哥人歼灭。（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巨大的损失对西班牙社会的影响相当于美国200万驻军的影响。）摩洛哥士兵也袭击了法国的管区，将法国卷入了战争，之后大批西班牙军队才撤离。
　　在摩洛哥，可以看到西班牙资产阶级曾经跑进的死胡同。1924年，当时的西班牙军事独裁者里维拉在接受合众国际社记者采访时，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总结：

　　“我个人支持完全从非洲撤军，让阿布德·埃尔-克里姆（Abd el-Krim）接手。我们在这件事花了无数比塞塔，却从来没有从中赚过一分钱。我们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了不值得拥有的领土而被杀害。但我们不能退出，因为英格兰不希望我们这么做。”^[11]

　　当然，这有点夸张。（例如，里维拉忽略了西班牙在摩洛哥铁矿的大量持股。）西班牙的统治阶级作为帝国主义食槽里的小肥猪，无疑得到了不少好处。事实上，它变得相当臃肿，不仅金融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与金融资本挂钩，而且还有庞大教会和军队官僚机构——这是殖民时代的部分遗留——分享着战利品。
　　在西班牙国内，西班牙资产阶级的资产主要集中在为世界市场生产的产业，如渔业、皮革、铜、煤炭、铁矿石和船运。由于西班牙大部分农村是半封建性质的，而且总体上不发达，因此没有什么全国性的市场。整个工业受到了阻碍和扭曲。外国资本经常排挤西班牙人。（例如，电话/电报系统是外资拥有的，铁路系统也是如此。）但与此同时，西班牙统治阶级确实与这些外国资本有着有利可图的关系，这是其与世界金融资本联系的另一个方面。这通常采取的形式是，西班牙金融家实际上成为英国在西班牙拥有的公司的初级合伙人。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

　　“一定数量的西班牙资本家是（英国拥有的）巴斯克-阿斯图里安矿业公司的股东，以及阿尔马登采汞、培纳罗约采铁矿或里约廷托铜矿公司的股东。西班牙的部长和将军都是这些公司的董事。西班牙寡头势力和外国资本之间的勾结，保证了外国资本对半岛的主要活动实际上具有垄断地位。”^[12]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统治阶级与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与英国形成了矛盾，因为西班牙统治者发现英国对西班牙的控制过于严厉，同时又依赖于他们与外国资本的财政安排和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份额”，以及他们对西班牙国家的资本和被他们控制的大片土地的所有权。这个统治阶级对发展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几乎没有兴趣——事实上，他们通过对金融的控制（反过来，外国金融的控制），扼杀了工业和全面的经济发展。
　　例如，干旱的西班牙农田需要大量的资本支出用于灌溉和其他改善，以提高其生产力，但这种支出在其他地方可以获得更大和更直接的利润。因此，大片的农田处于休耕状态。
　　居外的地主拥有的大片未耕作土地似乎在嘲笑那些因挨饿而渴望得到土地和工作的小农民和农村劳工。农业的这种停滞不前是发展工业内部市场的主要障碍。
　　另一个结果是，特别是在工业方面，发展极不平衡。和沙皇俄国一样，西班牙也是一个“民族的监狱”。“地理上、经济上、文化上和语言上都截然不同的巴斯克地区（Euskadi）和加泰罗尼亚地区是西班牙国家内部受压迫的民族，实际上它们的经济比西班牙其他地区发达得多。特别是在巴斯克地区，有大量外国（主要是英国）投资的采矿业和造船业。在加泰罗尼亚也有大量的外国（特别是法国）投资。事实上，加泰罗尼亚几乎拥有西班牙全部工业的一半和超过一半的工人，主要集中在纺织业，有 40多万工人在相对较小的工厂工作。结果是，在工业地区形成了一种“势力范围内的势力范围”，那里的资产阶级势力要么与外国资本有联系，要么或多或少独立于中央统治阶级，加剧了这些受压迫民族地区与马德里中央政府之间长期存在的民族矛盾。这两个地区倾向于形成一种制衡力量，有利于英格兰和法国对抗马德里。那里的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共和主义的核心，重要的是，把这些地区的自治作为其中心原则之一。
　　在20世纪20年代，西班牙统治阶级享受着战后的繁荣，这一繁荣席卷了所有以重新瓜分世界为战利品的强国。事实上，战争年代对西班牙统治阶级来说尤其有利，尽管他们公开亲德（出于摆脱英国“保护”的渴望，也因为德国人用某种殖民诱饵引诱他们），但仍然向各方进行了有利可图的销售。正是在这一时期，西班牙统治阶级采取行动加强其在西班牙国内的地位，从英国购买铁路，并购买外国拥有的垄断权。但这一切非但没有解决西班牙的矛盾，反而加剧了矛盾。20世纪30年代，随着股市崩盘所预示的所有国际帝国主义矛盾开始加剧，西班牙统治者发现自己被越来越紧密地挤出了世界和国内市场。从政治上讲，国际形势——特别是新的世界大战两大阵营的日益形成——以及国内阶级斗争（由俄国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和贫农的绝望处境所引发）都意味着日益严重的危机。
　　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和贫农被逼到了绝境，而西班牙统治阶级只发展了一个脆弱的小资产阶级“缓冲区”。在国际舞台上，资产阶级因它与英国的“安排”而筋疲力尽，但它争取更好地位的行动受到了英帝国主义在西班牙经济中的强大影响的反击，同时也受到了小实业家和知识分子等受过英语教育的阶级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其他阶层，包括一部分工人的反对。然而，这些人都是非常“富裕”的阶层，他们非常需要西班牙统治阶级的支持，作为稳定民众的一个因素。结果，这个松散的组织——由曼努埃尔·阿萨尼亚领导下的左翼共和党人（left republican）代表——开始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它的规模或经济实力。
　　由于西班牙在国际帝国主义秩序中的地位，统治阶级不能做到像英国、法国和美国那样贿赂这些中间阶级的程度，再加上这些阶级和大部分无产阶级本身都集中在受压迫的民族中间，共和国作为镇压人民群众的一种形式的软弱，很明显，就西班牙统治阶级而言，共和国必须——至少现在是这样——为什么必须主要通过公开的军事行动来实现，而不是更隐蔽的策略。与此同时，所有这一切的基础首先是试图改变西班牙的国际地位，而这只能通过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反对英国及其盟国来实现。
　　统治阶级别无选择，只能把一切赌注押在激进的行动上，撕毁大部分现存的制度和接受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在一场政治危机中精心建立起来的，这场政治危机把人民群众拖入到政治生活和斗争中，并导致内战爆发，其规模之大，整个西方都为之震动。
　　许多历史学家都在寻找关于西班牙的一些特别的东西，比如它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或者它的“国民性格”，来解释为什么法西斯主义会以这种方式出现，以及为什么西班牙在二战前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更接近于革命。（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紧接着在许多欧洲国家发生了动乱和革命，更不用说在中国爆发的革命战争以及其他殖民地和新殖民地的发展了。）但即使是这一时期西班牙最特别的地方——非常落后的农业，反复无常的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阶级——也与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事情紧密相连：西班牙陷入了帝国主义的全球金融、政治和军事网络，尤其是席卷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并将其推向世界大战的危机，正如斯大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说，“把所有这些矛盾集中在一个结里，扔到天平上，从而加速和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西班牙成为帝国主义的一个薄弱环节，在这个地方，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结构的巨大力量集中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及其盟友之间的公开战争中。西班牙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被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蒙蔽了双眼，没有以这种方式看待问题，没有看到这种联合为国际无产阶级开辟了革命的可能性。相反，他们只看到了困难，只看到了把失败减到最低限度的可能性，把一切都服从于保卫苏联。这一点，在西班牙以及共产国际这一阵营占主导地位的任何地方，都是推动世界革命的巨大机遇被简单地、罪恶地抛弃的背后原因。

注释

^[11] A·拉莫斯·奥利维拉，如前引用，第201页。

^[12] 苏谢尔·埃莱纳（Elena Souchere），《西班牙的一个解释》，兰登书屋,纽约，1964年，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