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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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国政策

山姆大叔一心为己　对欧洲和日本的援助　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　美国的占领政策
　约瑟夫大叔的控制　人民民主　捷克的情况　东方和西方

山姆大叔一心为己

　　美国资本的根本利益就是保证美国出口有尽可能大的市场并在国外能获取最大利润的地方自由投资，特别是在那些为得到原料而必须进行投资的地方，这就是战后美国政策的基点。为什么这样，原因是很清楚的：害怕战后萧条，需要出口市场以保证需求和利润，还有就是对30年代贸易限制冲击的记忆。因此在1943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指出：“战后国际贸易的巨大增加，对美国象对其它地方一样，达到充分和有效的就业是至关重大的。”（柯尔科，第252页）。财政部长莫金索在1943年告诉参议院委员会，美国要求建立世界体系。“在此体系内，企业家们可以按照商业原则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柯尔科和J．柯尔科，第16页）。一年后，助理国务卿克莱顿说：“我们需要在全世界拥有市场——巨大的市场，来作买卖。我们在任何市场上都不要求特殊优惠”（同上，13页）。既然美国资本拥有巨大的生产和金融实力，“特殊优惠”当然是不必要的。
　　从这些目的出发，对西欧和日本究竟采取什么政策不是很明确的。一个极端是选择彻底利用美国所拥有的经济统治地位。这将反映在坚持美国商品绝对自由地对外渗透，而不是要帮助这些国家恢复生产。另一个极端是美国集中全力尽快地使这些国家恢复经济，这也许是今后长时期内美国扩大贸易和投资市场的最好保证。这两种选择都各有风险。如果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没有很快恢复，那么美国的商品市场将处于萧条状态。更有威胁的是，公众要求实行更有效的政策，这就会加强社会主义措施的号召力，从而也许会导致在一个或更多国家废除资本主义。那么美国所能统治的就所剩无几或一无所有。另一方面，为了加速恢复而给予最大限度的援助又将会耗资巨大。它将包括接受限制美国产品进入外国市场，因为美国产品与这些国家的产品竞争太激烈。要不了太久美国就会冒着风险树立起工业竞争的对手，他们对美国工业将形成激烈竞争的威协。
　　美国利用它的经济力量也许能取得对方的让步，这在战争初期和英国打交道中已表现得很明显。美国坚持，给同盟以租借援助的建议应包括“排除国际商业中的一切歧视待遇的协议”。换句话说，要保证美国商品最终自由地进入这些国家。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决定援助的数量应足以保持英国黄金和美元平衡在6亿美元之上，以保持某种稳定，但又不足以使储备超过10亿美元，如果这样就会使英国的独立性过大了。
　　根据上述美国政策的两个极端的选择，在战争最后几年和战后最初几年中推进的方向是明确地利用美国统治的全部优势，为美国资本取得眼前最有利的地位。这在欧洲和日本感觉得最灵敏，那里美国的援助大部分用于紧急救济，没有一个重建生产的系统计划。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就把对美国企业有好处的条件强加于受援国，包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放弃殖民地市场。在德国和日本，占领军当局几乎没有或根本不想刺激经济的恢复。这种长期的政治和军事考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害怕军事政权复活），同时也存在更直接的经济的自身利益的强大潜在势力（害怕重新出现经济竞争）。最后，美国制订的战后世界货币和贸易体系计划，铭刻着美元的中心作用和减少支付平衡与贸易限制原则。这些原则不能立即实施，因为欧洲和日本尚处于解体状态。但这个计划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记录，它表明美国把什么看作是它的至关紧要的利益，而且在多大程度上准备靠它的济经实力获取这些利益。

对欧洲和日本的援助

　　美国于1943年初发表的关于战后经济的最初提议，包括创建“盟国和联系国复兴银行”的计划。该银行拥有100亿美元的资本——一半由会员国立即用黄金或本国货币支付——它能广泛借贷，因此它的资金总额将会比这个资本额高得多。它的主要目的是“供给盟国和联系国大量资本，以适应他们的重建、救济和经济恢复的需要”。
　　当这个计划散发时，美国政府中的保守派成功地限制了这个银行计划的范围。英国人也急切地想缩减它，因为他们想拿出点捐款而不是得到贷款。根据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国际支付会议上的一致意见，该银行的贷款能力限制在微不足道的100亿美元的资本。只有十分一之的资本交付银行，而且只有美国的捐款和十分之一的其余捐款是黄金或美元。这样该银行只有7.5亿美元的资金可以用来购买美国商品，再加上它可从纽约货币市场上得到的贷款。到1947年中，它贷出的总数是给法国的2.5亿美元贷款中的9200万美元；直到1953年，它才贷出10亿美元。
　　另有一个乍看起来在提供重建援助方面起重大作用的机构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但是，战争结束前联合国大会强制把恢复解释为等同于救济，从而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中期恢复援助的作用一笔勾销。
　　1946年到1947年美国以赠予和政府长期贷款的形式已拔款约105亿美元。它包括一系列的实际安排，如平等租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英美、法美信贷。只有一小部分是以赠予的形式提供的。1946年欧洲从美国的进口中几乎一半是用美元支付的（图5.1），1947年更要多得多。日本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主要是食品）也是靠美国的援助。条件是苛刻的，特别在1945年底经谈判达成的给英国37.5亿美元的贷款。它要求英镑可以完全兑换，使任何持有英镑的外国人能够在英格兰银行兑换成美元，以便购买美国商品。此外，英国被迫同意不能实行针对美国的歧视性进口限额。财政部长说：“从我们的观点看，它最重要的目的是更快地消除英国在它的国际交往中所实行的各种非常性控制”（柯尔、科和J·柯尔科，第66页）。按照现在一位一般说来对美国政策颇抱同情的历史学家的说法，“结果是使英国服从于美国统治的国际经济秩序”（耶今，第177页）。
　　当租借法刚刚结束之后，《经济学家》的评论抱怨说：“用商业贷款代替租借信贷，忘记布雷顿森林会议，商业计划及刺激美国出口，这些都是有意义的。或者鼓吹扩张和非歧视，并提供一些援助，其数量和条件将会使经济防线解体，这也是有意义的。但是，把英国猛推回来，让它依赖自己的资金，当贷款份额削减时，仍侈谈非歧视和扩张，就毫无意义了。”（1945年9月1日）
　　美国政府竭尽全力要代替英国资本对大英帝国的统治地位。中东就是一个例子，英国对那里石油生产的控制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减弱了。1946年美国石油公司以政府为后盾，终止了战前同英国商定的生产和销售安排。从1939年到1946年美国在中东石油产量中的份额从19％上升到81％，到1953年更跃至60％。

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

　　战争期间关于贸易和货币体系的规划远比关于恢复受战争破坏的经济规划达到更高阶段。主要的争论发生在美国和英国之间。英国要使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IMF）——拥有极大量的资金（260亿美元），认捐国家有大量支取的主动权力。显然这将大量需求美元，因为美元是唯一能够买所想要的任何商品——美国商品的货币。按照凯恩斯起草的英国计划，美国将发现它要摊款230亿美元以取得IMF中的信贷平衡，这些贷款几乎没有什么利息。对欧洲的这种长期援助并不是美国想象中的IMF的职能。因此，毫不奇怪，美国坚持实行更有限制的计划。最后，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协议指定“基金”只能有90亿美元的资金，这些资金的功用只能是使会员国的收支不平衡“缩短期限并减少其程度”。兑换率以美元为基准，并且只有“重大不平衡”时才能改变。
　　美国和英国都同意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拟定出明确的规章，并成立一个贸易机构以控制数量限制（把进口固定在一定水平上）。采用这些办法只是出于收支平衡的原因，在进口来源之间不应有歧视。美国要取消英国的商品在英帝国内，以及英帝国的商品在英国内的按比例降低关税的制度，而英国人只准备考虑在更大范围内普遍削减关税（特别是削减美国的高关税）时，取消这种帝国的特惠制。当1947年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最后批准时，美国在一些项目的关税上做了让步（通常削减50％），这些项目相当于战前进口的17.5［注：疑漏掉“亿”字——录入者注］美元，同时也取得了12.5亿美元出口的让步。英国取消了大约5％的优惠贸易。关税和贸易总协定规章中设置了一个论坛和机构以便进一步修改协定。
　　货币协议和贸易协议在短期内效果不大。欧洲和日本令人绝望的支付困难意味着任何使贸易和支付自由化的尝试不可避免地将被推迟。无论如何，缺少美元意味着对美国商品的渴求不能由于强行减少人为壁垒而受到刺激。美国资本家能在国外销售是由于它能得到支付。即使到1952年底才只有十分之一欧洲美元的进口是不受数量限制的，欧洲内部贸易自由化的第一次推动一直等到1949年才开展，当年30％的贸易解除了限制。
　　美国对迅速取消外国管制的希望纯属幻想。从1947年底开始，欧洲内部免除限制后才有了缓慢的进展，1950年随着欧洲支付同盟的建立达到了顶点，它是为了使收支平衡得到多边安排而建立的。
　　英国是保持其货币价值的唯一主要国家，1949年以前，其货币价值相对于美元来说，没有发生变化。法国和意大利货币大幅度贬值。日本和德国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官方兑换率。但外汇兑换率至少平时是固定的，并不经常调整，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兑换率剧烈波动的情况相反。一般说来，固定的兑换率使欧洲国家对美国工业更加缺乏竞争力。但在那段时期内，为了恢复的需要，从美国进口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过高的汇率对欧洲是有利的，因为它意味着美国的供应品比较便宜。

美国的占领政策

　　美国的占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决定了欧洲和亚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它也特别尖锐地表现出美国对其它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重建的态度。在日本，美国是唯一的控制国，因此事情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用不着对苏联、英国和法国的态度多作考虑，这些国家不象在德国占领区的情况那样，他们在不管事的远东委员会上不过有个代表而已。
　　太平洋军队的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从美国政府接到的直截了当的指示是：“你对恢复日本经济或加强日本经济不要承担任何责任。你将让日本人民明白，你对维持日本人的任何特殊的生活水平不承担责任”（投降后最初的基本指示，J·科恩，417页）。
　　关于恢复的最早政策，按照美国政府的报告说，就是“同盟国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帮助日本保持比被它侵略的亚洲邻国更高的生活水平”（引自J·科恩，420页）。应该记住这些“邻近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看来需要进行大量恢复工作。一种建议是用搬迁设备的办法来进行。当前生产的恢复要求重建日本的工业，并使之达到能大量出口剩余产品的程度，这样日本就会重新建立起它对这一地区的工业统治。经仔细计算，搬迁量是巨大的：二千万吨炼铁、炼钢和轧钢设备；四分之三以上的机器，全部铝镁工业，四分之三的造船业。美国很快从报告中抹掉了掠夺的含意，真正交出的只有一小部分机器。最初的恢复计划将会使日本在几十年内丧失作为一个有力的工业竞争者的能力。尽管这有吸引力，这个过程在消除竞争的同时，也会减少一个市场，并将使日本的内部事务很难控制。
　　尽管恢复计划从来没有实施，却发动了重要的改革，打碎了高度集中的工业结构，并改善了工人的权力和处境。为什么美国施行一种过份的解散托拉斯和鼓励工会的政策呢？
　　1945年12月日本模仿美国立法制订了工会法，它“保证组织和集体谈判的权力，并且承认罢工权力；禁止工会活动的法律和规章是无效的，禁止雇主因工人参加工会活动而解雇工人”（J·科恩，437页）。实行工联主义的结果导致日本占领当局的有关部门提出具有共产主义影响的断言，但是从美国企业的观点出发，日本工联主义的发展是完全合理的。如果日本能避免美国公司所遭受到的工联主义的代价和问题，那么它的工业将取得“不平等的优势”。
　　一份为占领当局应如何“对待日本工业组织”所准备的文件对这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一旦条件有利，日本工会就会一方面通过逐日同雇主谈判，一方面对国家立法施加压力，毫不含糊地要求增加一般工资水平，并取消低标准工资。实现这个目标将有重要的国际影响。日本战前的外贸政策和实践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它的很多行业中技术效率较高而劳动力成本很低，这是由于付给工人、甚至是真正的熟练工人的低工资造成的，这就使日本有可能在世界各地低价出售多种竞争性商品。应当知道，这种低工资水平是这个国家存在的特殊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的产物，其中应列举出政府对真正的工人组织的激烈反对……因此，更高的劳动力成本不仅将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即取消长期享有的不公平的利益和出口利润，这种利润对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利，对其它国家合法企业和劳动利益也不利，而且这种收入的再分配将向着这样的方向迈出一步：即把日本的生产能力转向满足长期被忽视的本国消费者的要求”（穆尔，64—65页）。
　　占领当局解散日本财阀，即解散统治着日本工业的巨大控股公司也可从以下事实得到解释：日本资本的竞争力集中在这些企业之中。为了说明这是正当的，总是指出他们在日本军国主义中的作用，其实，这个军国主义不过是日本资本向外经济扩张的最集中的表现。解散这些大企业，特别是为了大规模恢复，并使工会能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进行谈判，这将消除日本资本造成的竞争威胁。爱德华在1946年初写给占领当局关于日本联合企业的报告中，把这些考虑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楚：

　　“日本工业是处于几个大联合企业的控制之下，这些联合企业又为日本政府所支持和加强。控制的集中鼓励着雇主和雇员之间保持半封建关系，压低工资，而且阻挡工会的发展。它不鼓励建立独立的企业，从而妨碍着日本中产阶级的壮大。如果不存在这种中产阶级，日本的政治独立就没有经济基础，也不会有利益冲突的大发展，不会有民主和人道主义这些观点，在别的地方会成为对军事计划的抗衡力。此外，低工资和日本军阀体系的重要利益也限制了国内市场，并且加强了出口的重要性，从而对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刺激。这些联合企业是那样依靠玫府的支持……以致在国际政治中他们必然成为政府的工具。他们为这个目的效劳不仅是为了日本，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润”。（J·哈利戴，第178页）。

　　在这个报告的甚础上发给麦克阿瑟的指示要求实行严酷政策：“消灭所有过度集中的经济实力”，包括任何企业，“如果它的财富价值过大……或控制了大量的金融机构以及重要的工商业机构……或如果它生产、销售或分配一个主要工业部门的大部分产品”（引自哈利戴179－180页）。结果，通过解散持股公司和清除主要家族的控股利益，主要财阀虽然解体了，但是银行业没有包括在最后的分散计划里，因而它们得以在以后财团的重新组合中起重要作用。然而三井和三菱大商社被分解了；三井公司原有雇员70万人，被分成170个公司。贸易公司的肢解提供了“主要根据，使日本人明白，这种政策的目的主要在于削弱他们国家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艾伦，133页）。

　　英国和美国政府原先同意通过德国政府实行占领管制。海军上将多恩涅茨组成的政府事实上在投降后只维持了三个星期，由于美国报纸的非难，于1945年6月底解散。这样，国家权力的实施就直接落到占领军政府身上。开始时人员不够，在大多数居民的眼里其合法性受到怀疑，并且面临着来自占领军本身的问题。1945年夏，美国部队在德国发动了一场也象在意大利一样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立即遣送回家。
　　起初在法国的支持下，美国的政策是破坏德国的资本主义而不是恢复它。德国投降前，罗斯福曾考虑过，并短期接受过他的政府的提议——使德国非工业化，并把它变成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支持这个计划的目的之一是使苏联难以取得德国部分产品来恢复战争创伤。但英国很快转而赞成复活德国工业。
　　经过再三犹豫（政府不同部门推行不同方针），杜鲁门终于在1945年5月10日批准了联合参谋部的命令（JCS1067），该命令制定了一项最基本的政策：“除非实现（你们基本的）目标是必要的，你们不应该采取任何步骤（1）企图恢复德国经济或（2）设法维持或加强德国经济”。
　　产量受到限制，只够供给最低物质生活水平。凡生产产量高于这个水平的工厂都被拆除，或作为赔偿运往国外。大工业集团和卡特尔都被分解。这些措施起初说是为了防止今后有可能再进行侵略。例如，把银行分散的根据，就是一个集中的银行结构使它易于为战争开支进行拨款。
　　1946年工业水平计划禁止生产超过1938年的一半。计划将西部地区的1800个工厂拆除。和日本的情况相反，德国承担了大量赔偿。1946年约2％的固定资产被拆除，其中四分之一送到苏联。克虏伯和法本集团的头目被捕，公司受托管国控制成立了一个“整肃委员会”以实施分散措施。最后，法本康采恩被分成4个单独的公司（1953年），12个主要钢铁公司分成28个单位，它们在煤炭方面的利益都受到限制，3家最大的银行临时划分成33个地区性银行。
　　在德国实行的政策与在日本的占领当局所实行的有所不同，主要在于工人运动方面。德国的工人对资本主义关系正常运行的恢复有更直接的威胁。它有很长的历史和迅速组织的能力，正如反法西斯斗争和工人委员会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恢复生产和分配基本必需品等当前实际目标不能实现，那么要求实行已经在扩散的社会主义化生产就会变得更加坚决。在英国和美国占领区的基本政策就是压制激进的和有广泛基础的反法西斯运动，不允许在全国范围内立即重建工会和政党，在这一孤立时期之后，再缓慢建立“可以接受”的体制。
　　当局恐惧的是，包括全部工人在内的统一工会可能发展起来，它的集中会加强它的力量。英国工会代表大会被派往德国，去说服社会民主党工会的领导人，工会应按一个个部门建立。只需有一个松散的全国性联合会。其借口是这样可以限制德国共产党的影响。起初地区工会甚至不许征收会费或租用办公室，在1946年8月当领导同意成立以部门为基础的组织后，才只准许与同一部门的其他工会相联系。

约瑟夫大叔的控制

　　正象美国政府的政策在被它的军队解放的国家有决定性作用一样，苏联政府的政策在红军管制的地方也是决定性的。历史决定了什么样的考虑支配着政策。对美国来说，大萧条曾威胁资本主义的生存，从经济上接近欧洲和日本以及他们的殖民地也就是最重要的考虑。对苏联来说，由于希特勒的入侵曾经几乎摧毁斯大林制度，因而建立一个“缓冲国”联合圈作为防止今后帝国主义进攻的屏障具有压倒一切的必要性。这些最优先的考虑对两个大国在它们的势力范围内所能接受的社会制度的类型显然造成了后果。
　　西欧或日本的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显然与美国的经济野心不相容。同样，在东欧重新恢复曾与纳粹合作过，并对俄国抱有极大敌意的旧制度，也是斯大林所绝不能接受的。两个大国都会从对方设想的失败中得到利益。如果东欧国家完全并入斯大林体系之中，美国就会失去这些国家的市场。如果西欧和日本被纳入由美国统治的集团之中，苏联就必须对付一个更加联合一致的强大的敌人。每个大国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部受到反抗，而这些地区又都期待着对方。美国面对着西欧的激进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一般是由忠于莫斯科的共产党所领导的。而在东欧，苏联又面对着一大批反对社会主义、不信任苏联并更倾向于美国的分子。在这二者之中，苏联面临的反抗无疑没有多大威胁，它是防守性的，分裂的，其领导者没有威信，而且普遍为战争的后果搞得晕头转向。欧洲的左翼，除德国的一部分除外，是进攻性的，凝聚的，有强有力的和经受过考验的领导，并决定不失时机地实行社会改革的重要措施。
　　苏联在它的势力范围内实施它自己的计划，并在对方势力范围内挫败对手，似乎比美国所处的处境好得多。但美国有更强的经济力量，使它可用来通过援助和信贷掌握发展方向，而苏联紧靠它的势力范围，具有军事优势。更重要的是，无论在东欧或西欧，社会主义力量都比那些力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力量更强大。

人民民主

　　重要的问题是斯大林怎样决定利用这种显然有利的地位。所采用的方法是责成东欧和西欧的共产党遵循“人民民主”的理论。共产党要加入“全国民主”联盟，这个联盟包括所有反法西斯的力量，从共产党人到社会党人、自由党人、直到基督教民主党人。这种联合政府要实行国家重建措施，包括工业国有化，分配纳粹分子或其追随者所占有的土地，并把他们从军队、警察和民政部门中清除出去。斯大林认为，苏联和它在战争中的胜利，提供了一个结构，可免于帝国主义侵略，并采取不同于苏联单独所走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旦金融寡头和土地垄断者的政治权力因解放而被摧毁，并通过剥夺和国有化把他们的政权与他们的经济基础割断，工人阶级、小农和工业、商业、农业的中等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实行长期合作，成为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国有成份将不断增长，资本主义成份不断下降，小农则逐步地和自愿地实行合作形式的生产，直到整个经济都落脚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阶级斗争将继续进行，但将采取民主议会制内部的和平和渐进形式”（克劳丁，第461页）。

　　斯大林在与铁托的一次谈话中走得更远。他说：“今天社会主义即使在英国的君主制下也是可能的。不久前一个英国工党代表团来到这里，我们特别谈到了这一点。是的，这里有不少新想法”（狄吉拉斯，1962年，第104页）。
　　这些政策在西欧和日本是怎样实行的是下一章的问题，但是简短地考察一下它们在东欧的执行情况，会进一步了解其实质和动机。
　　初看起来，斯大林的许多行动似乎是难以理解钓。正如依萨克·多伊彻指出的，他做的许多事都是非常有助于激起对俄国的极大怨恨，从而败坏社会主义观念本身，而社会主义是苏联的力量和优势所在，而在其他地方，也是一个主要财富。他拒绝在波兰的东部边界上向波兰人让步，坚持从割让给波兰的省份中把全部德国人赶出去，要求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赔偿，甚至要求80%的德国工业应予拆除。德国的评论说：“他也许并不知道，他的计划是空想的，也是无情的，如果这些计划得以实行，必将使德国工人阶级解体。而德国工人阶级是共产主义可以求助的和从中得到支持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社会力量（迪尤特施彻：第531页）。
　　任何地方对社会主义的支持的利益似乎都要服从于俄国短期的国家利益（与前面所叙述过的美国追求其眼前的经济利益的短视情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但是那时在德国，象在其他国家一样，社会主义未被斯大林提到日程上来。在战争结束时与流亡在莫斯科的共产党领袖一起回到了德国的渥夫冈、莱昂哈特得到的指示是：“我们的政治任务不是在德国建立社会主义或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相反，这必须看作是一种危险的倾向而受到谴责和拒绝。德国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转变的门槛上，这种民主转变在实质和内容上都是184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因此，我们的政策是支持这一过程，并拒绝接受任何一种社会主义口号，这种口号在今天条件下不会是别的东西，而只能是纯粹的蛊惑人心”（利昂哈德，第281－282页）。
　　东欧的共产党的领导忍受极大痛苦以取得与他们结盟的伙伴们及其所代表的经济利益的信任。1944年12月，当斯大林与匈牙利共产党进行商讨时，据说曾经说过：“我们应当更有力地强调保护私人财产，保留和发展私有企业。在我们的准则中必须不带有任何使人害怕的东西”。（麦卡，第315－316页）。几年以后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拉科西指出，许多普通共产党员都“对这样广泛的联盟表示惊异”……并与之对抗”，说“现在红军已来解放我们，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恢复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接着说，“即使是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的一种理论上的建议都会在我们联盟的伙伴们的队伍中引起动荡”（麦卡，第35—36页）

捷克的情况

　　1945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地位不如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强大。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处于唯一有效地控制国家的地位，因为它曾领导了大规模的反抗德国人的游击斗争。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处境却十分顺利，它是建立在东欧最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基础上，积极参加了最后打败德国人的斗争。在经过战前的惨重经历之后，共产党广泛承认和苏联友好关系的必要性，并从中得到很大好处，这种友好关系表现在1943年俄国和捷克“流亡政府”签定的条约中，条约为期20年，并保证维持“永恒的友谊和战后的友好合作”。
　　象在欧洲其它占领区一样，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力量提出了激进的社会要求。1945年初，地下工会组织致函莫斯科的政治家们：“本国工人阶级的主要要求是对所有大工业、冶金、化学、食品工厂和银行、保险、森林实行国有化，以及对超过30公顷的农业资产实行公有；我们认为这是首届国内政府的最低经济纲领”（布卢姆菲尔德，36—37页）。
　　解放前，共产党领导在国有化问题上比它结盟的社会主义同伴要谨慎得多。这种谨慎与各共产党的总路线的调子是一致的：“各种基本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在1944年至1945年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阵线的纲领中显然并不存在。通常他们提到的只限于为国家没收的属于敌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或匈牙利人，只要情况属实）及其同伙和战犯们的工业和其它财产（布鲁斯，36页）。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后，工人委员会接管了工业，没收了一些公司，并且把其它许多公司置于临时“全国政府”系统之下，在这个“政府”中，工人委员会拥有很大的权力。只要经理人员对职工抱有“敌对态度”，使生产受到阻碍，政府就允许接管公司，“工人委员会领导的武装工人常常准备发动罢工，以便改革一特定公司，使之成为国家控制的公司”（科范达，259页）。到1945年夏这个系统已包括75％的工业就业人员。
　　共产党仍保持着对国有化的谨慎态度：“工人阶级中两个最激进部分，工人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是要求国有化最强烈的。相反，共产党的政策，在一个较长时期之内是含糊的和拖延的，”（科范达，第262页）。
　　共产党只是在许多工人团体，如矿山和工程的工人团体提出要求后才明确同意国有化的。重点仍然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集中于外国公司的国有化上。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强调，私人企业应有充分活动的余地，与国有化企业并存，并得到“政府的充分支持”（布卢姆菲尔德，73页）。宣布国有化导致了所有工业部门一哄而起要求国有化，这种要求是这些部门的工人们提出的。他们得到总工会组织下属各分会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的［注：译文如此。“的”字疑为句号之误——录入者注］共产党采取了更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对接管商业和消费品工业的要求。1945年10月底签署了国有化法令，它包括所有雇用500人以上的工业企业（这些企业提供了60％的工业就业）、银行和金融业。这比外国公司的国有化走得更远，但是由于共产党的支持，捷克的企业主得到了全部赔偿。在分配领域，食品工业和其它部门，如服装、建筑和印刷业的大部分，主要仍留在私人手中，并且私人公司今后的发展规模没有受到限制。
　　在每个阶段，共产党都在工会运动的压力下支持更明确的社会主义改造措施。拥有38％选票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在1946年5月的选举中共赢得50％的选票，这次选举，与东欧其它地方广泛的营私舞弊的断言相反，甚至得到美国大使的同意，认为是正当的。因此那里群众的支持是明显的。1946年秋天，这种情况再次明显地表现出来，当时的抗议罢工欢迎右翼政党试图把不包括在国有化措施之内的外国小公司廉价出卖给私人。当时，共产党由于不采取激进措施而无法解释它的态度。似乎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它地方的共产党，特别是在人民情绪最激进的地方的共产党，所遵循的路线是要把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牢牢地控制住。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谈到柏林实行的一些管理措施时说：“这非常清楚——它必须看起来民主，但实际我们必须控制每一件事”。（利昂哈德，第303页）。这对东欧的全部进程来说可能是一个座右铭。然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通过联合政府议会程序目的在于使任何独立的工人阶级活动服从共产党的控制，而不在于安抚西方或争取有关国家内部的动摇分子。
　　在进程的每一阶段，工人阶级的独立活动都被强逼到安全的航道。
　　捷克斯洛伐克工会要求让工人武装支队（该支队在反抗纳粹的最后起义中曾战斗过）在工会领导下起保卫国内安全的作用。然而，他们却根据共产党控制的内务部的命令被解散了。同样的命运降临到曾出现在东德的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
　　“柏林的德国军队投降后，没有等待任何命令甚至战后的命令，这个组织就立刻承担了最紧急的任务。工程师、技术员和专家们被征募去安排供应煤气、水和电；组织清除街上的瓦砾；医院和学校恢复工作；简言之，那时必要做的每件事都做了”（ 31页）。但是乌布利希却命令立即解散这样的反法西斯委员会，用各种理由辩解说，他们是纳粹的一个阵线，还说，他们要让共产党员离开政府。
　　捷克斯洛伐克工人委员会在国有化以前的时期曾掌握了工厂和矿山，但现在却只有很小的咨询作用。这也是普遍的情况：“工厂委员会（或理事会）在适当的国家工业管理机构成立后，立即失去了它的重要性。看起来这样说更妥当，即工人自我管理或控制只是当作国有化的工具（在过去的敌国里更是这样，在那里这个过程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后来很快波压制了”（布鲁斯，第39页）。
　　其实在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是工人阶级作为进攻的工具，而且他们比共产党所希望的更多地使用了他们的权力。共产党对此作出的反应是，使工人委员会隶属于他们所控制的总工会运动。

东方和西方

　　斯大林关于每一方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它解放的领土的说法是很恰当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工人阶级采取独立的主动性并从根本上控制社会。群众要求从根本上进行社会改革的斗争不会自动地陷入官僚主义的、受控制的苏维埃模式。东欧任何一个国家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变将向这个地区的其它部分，甚至向苏联，提出继续实行官僚主义统治的问题。因此，在捷克斯洛伐克，那些民主工人控制社会的可能性最受欢迎，共产党就用它的权威使运动放慢，并且把它转向安全的航道。共产党1948年2月夺取政权时，就是在严密和强有力的指导下进行的。
　　所有这些对西欧和日本来说意义是深远的。欧洲其它地方，（那里共产党的［注：“的”字应为“和”字之误——录入者注］资产阶级政党一起参加了联合政府）“民众战线”的政策令人满意地为斯大林的目的服务。通过把革命引上议会政治道路的方法，它提供了一种浇灭欧洲革命热情的途径。同时它给予工人运动以最大的力量来反对资本主义国家针对苏联的可能的侵略举动。如果斯大林不准备正视独立的工人阶级在他几乎控制的区域采取控制社会的行动，为什么还鼓励西欧的工人运动（那里总的来说工人运动更有斗争传统，而且那里没有红军帮助加强共产党权威）并把形势控制在自己手中？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斯大林通过对他所控制的日本和西欧共产党的影响，在决定如何恢复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