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不向风暴低头——战时日本印刷出版工人的抵抗（1981）
第十一章 接连不断的镇压
对出版工俱乐部的镇压
大多数国民看了初战的战果，都以为日本能够获胜，然而，实际的战况却越来越令人担忧。日军在中途岛战役遭到惨败。被誉为日本海军的至宝的“赤城”号、“加贺”号、“飞龙”号三艘航空母舰被击沉。美军开始转入反攻。
四月十八日，本土遭到了“敌机”的轰炸。炸弹落在了东京、神奈川、爱知和兵库，让国民体会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国内经济也已经失去了支持战争的能力。就连印刷业的主要原料——印刷用纸都要实行配给，到了十二月，其它原料也要实行配给，按照官方规定的价格，根本买不到原料，不得不在黑市上购买物资。从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到一九四二年，在印刷产业工作的工人减少了五千人（百分之八·二）。
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四月三十日举行了大选。大政翼赞会推出了四百六十七名候选人，绝大多数都当选了，但是，这次选举遭到了国民的猛烈批判。选票上写有下列怨言：
“政府才是我们的敌人，零售商要活不下去了”
“请增加味增、酱油的配给”
“饿着肚子怎么打仗”
“所谓战阵训
[1]，就是不吃不喝也要干活”
“不要选举要大米”
“以整备为名，把我们这些小民给打垮，却让官吏和大资本家大发横财，实在太混账了，砍了东条的脑袋”
“工钱无几生活难，选举谎言我等苦”
[2]
在这次“翼赞选举”中，有八十五名“非推荐议员”[3]当选，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称工人阶级的代表、却始终拥护战争的松冈驹吉、金正米吉[4]、伊藤卯四郎[5]等人都落选了。
即使面对着种种困难，俱乐部的干部仍然以明文舍为据点，继续开展活动。但是，想想就会明白，在这种严酷的局势中，活动迟早会暴露的。
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八月，柴田、白石被神奈川县警方逮捕了。关于这次逮捕是怎么开始的，当时在出版工俱乐部内负责胶版印刷工的工作的藤坂房雄[6]是这么说的：
“我跟柴田君商量后，开始在胶版印刷工当中开展组织工作。那些胶版印刷工当中，有一个人在横滨港散发反战传单，警方就趁机把以柴田为首的十四人抓了起来，从东京押往横滨。”
我们原先也相信这种说法，但是，为了编写本书，我们查阅了许多文献，在内务省警保局编纂的《社会运动的状况》（第十四卷，一九四二年）当中找到了这样的记录：
平冢团体事件的状况
（一）逮捕情况 自二月二十八日起，在神奈川县逮捕了高梨重治（三十五岁）、笹谷二郎（三十三岁）、柴田隆一郎（三十五岁）、白石光雄（三十一岁）、今村忠赖（三十七岁）、藤坂房雄（四十岁）、五味宣雄（三十四岁）等七人，上述人等的活动状况如下：
（二）活动状况 高梨重治自昭和六年十月起，与日本共产党员东重夫、福家进等人联络，在其影响下成为预备党员，此后在湘南、平冢一带为扩大和强化党组织而奔走，在此期间被捕，昭和七年四月，横滨地方法院特别开恩，对其处以暂缓起诉的处分，然而，此人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依然不改，此后仍然继续与同志偷偷保持联络。（中略）昭和十二年四月，加入以柴田隆一郎、白石光雄为中心的“出版工俱乐部”，参加了发行机关报《出版工俱乐部新闻》、提高阶级觉悟、让进步分子潜入工厂内、诱发劳动争议等活动。
此后，昭和十四年四月，因病暂时返回平冢市家中静养，但在昭和十五、十六年，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以及粮食短缺等情况的刺激下，重新唤起了运动的热情，与同志笹谷二郎联络和协商后，得出了结论：为了响应很快就会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整个平冢地区着手准备武装起义。为此成立了“平冢团体”，并为了团体的武装而四处奔走。
如上所述，“平冢团体”是为了武装起义而成立的，但其目的也包括在日本—美英战争中，趁空袭造成的混乱之机，在以平冢为中心的地区内发动武装起义。
我认为，上述文件中介绍的这起事件，就是导致出版工俱乐部遭到镇压的缘由。
在明文舍工作的人一边继续工作，一边给被捕的人送饭送东西。第二次逮捕的征兆也出现了。大家聚在一起午休时，就会有收废品的进入明文舍前的小巷，这种情况出现了不止一回。
第二次逮捕从十一月十一日开始了，在这次逮捕中，杉浦、田口、山本、佐藤、高木、南云、大桥被捕了，岩田、福田和好多人则遭到了审问。佐藤次雄回忆了当时的感想：
“那是十一月十一日的早上。我到工厂入口时，比平时晚了五六分钟，一到入口就听见工厂里头有奇怪的吵闹声，然后就有两三个便衣特务上来堵住了我。在厂子里头，田口也被两三个便衣特务给围住了，我跟他默不作声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互相点了点头，然后就被特务给带到外头去了。”
俱乐部会员河崎接管了明文舍，从此以后，他就带头管理明文舍。不久后，河崎也被征兵了，于是明文舍就由“抚子和睦会”的水野带头管理。男子都不在了，“抚子和睦会”的会员们就慢慢接管了各项工作。由于领袖接连遭到逮捕，运动的指挥部遭到了毁灭，在佐藤操[7]、西田、杉浦的妹妹以及新加入的鹿谷等男子的努力下，勉强把运动给经营了下去。不仅是被捕的人在受苦，他们的家人也在受苦。南云的母亲、岩田的妻子、高木的母亲等人失去了家中的顶梁柱，只好向在明文舍工作的人们求助。还在工作的俱乐部会员从销售额中拿出一部分，每月分给这些被捕者的家属一点钱，还努力帮被捕者家属找活干。此外，为了鼓励物质条件困难的家属，还到埼玉县釜伏岭举行远足，采集了蔬菜；还招待家属到出津海岸旅游。
后来，竹入也被军需产业征用了，随着企业整备的逐渐开展，业务也没有了，最后明文舍只好解散[8]。水野带着曾在明文舍工作过的女工，到芝区的爱宕印刷去找工作。那家公司的工人都被征用了，正因人手不足而发愁，一听说来了会排字的鹿谷、会拣字的西田、会校正错版和拆版的水野、会拆版的杉浦妹妹，公司大喜过望，马上录用了他们。
凄惨至极的拷问
我是在第二次逮捕中被捕的，那是十一月十七日早上的事。当时我正在本乡的正文社当临时工，我妻子去上班了，但我们没有把她的工作地址告诉租房给我们的房东。特高搜查了我父母的家和妻子的娘家。妻子娘家把特高过来搜查的事通知了我妻子，她就给我打电话，然后我马上回家，把值钱的书藏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又去妻子的娘家吃了晚饭。两个特高来到妻子的娘家，把我抓走了。他们用电车把我押送到横滨的神奈川警察署，在押送途中，特高对我还算客气，可是一到神奈川警察署，他们的态度马上就变了。我被带到道场，五个拿着木棍、竹刀的刑警把我围起来，轮流殴打我，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来拖去，用木棍打我的膝盖，用竹刀打我的头，逼我正坐，然后又用皮靴踢我的膝盖，踩在我的膝盖上，等等。
同时他们还对我施加彻底的恐吓：
“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们这帮家伙还要搞共产主义运动，还想赤化日本，这么蠢的事都要干，你们是不是哪里有毛病？活活打死都便宜了你们这帮家伙，皇军的士兵正在支那、在南方为了保卫国家而拼死战斗，你们想过这回事没有？像你们这种该死的卖国贼，杀掉一两个，也没人会说三道四。做好被打死的觉悟吧！”
我被拷问了大概两个钟头，这就是我在被捕第一天的“洗礼”。在被带到牢房的途中，我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只能靠在特高的肩膀上，才能勉强走到牢房。但是，狱友们却很亲切。他们帮我脱下裤子，看见肿胀发紫的膝盖，便同情地说“太过分了！”第二天、第三天我都没有被拉去审问，但到了第四天，我又被带去道场，他们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拖来拖去，用竹刀打我，逼我正坐，然后又轮流踩我的膝盖，跳起来踩在我的膝盖上，又踢来踢去，就这样重复了不知多少次。在拷问的过程中，我开始发觉，有大批俱乐部会员也被捕了。神奈川县警发挥机动性，到各个警署去，对被分别关押在各警署的俱乐部会员进行审讯，逼问出新的案情后，又利用新案情来逼问其他俱乐部会员。被关押的人个个痛苦不堪。“案情”一个接一个地被挖了出来。特高甚至还根据需要来捏造案情。我后来听说，柴田用坚决的意志来对抗刑讯，一步也没有退让。
无论特高问他什么，对他施加怎样可怕的酷刑，他仍然泰然自若。他果断地回绝了特高：
“我是共产主义者。要我抛弃共产主义，就等于叫我死。随便你们怎么说都好，反正我已经有了为主义含笑赴死的觉悟。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说的，你们想怎样就怎样吧。”
他的态度始终如一，神奈川县警也拿他束手无策。
柴田平时教过许多干部，被捕后应该怎么做，所以他们才能同刑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也有一些人没能顶住。
在我被关在神奈川县警拘留所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各种富有战时特色的罪名而被关进来的人越来越多。
每天都有各阶层的人被关进来：在学校不小心说出反战言论后、由于学生不小心说漏了嘴而招来牢狱之灾的教师；因为在公司里搞怠工而被关进来受罚的工人；被怀疑是间谍而被逮捕的基督教牧师；因为卖缝衣针而违反了物价管制令的人；卷入贪腐丑闻的造船统制会大人物。在平时根本算不上犯罪的行为，在战时就要挨重罚。
我并不是幸灾乐祸，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囚犯来说，有这些人进进出出是件好事。因为通过跟这些人聊天，可以多少了解一点外面的事。
一个由于无故旷工而被关进来的川铁[9]工人告诉大家，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反包围，三十五万人被苏军歼灭。在拘留所里，许多囚犯一直以来都只知道德军无比强大，他们惊讶地问：
“德军怎么会输呢？这怎么可能？准是搞错了吧？”
但我却认为，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它最终也会影响到日本。
在国际上，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契机，得到了全世界工人阶级支持的盟军开始转入反攻，但是，黎明的曙光还没有照耀到日本工人阶级身上。此外，尽管随着山本元帅的战死、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的“玉碎”（全军覆没）[10]，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战争的失败越来越明显，然而高喊“战局惨烈”的军部却还要加强体制，进一步对国民进行战争动员。
此前，学生的志愿劳动（勤労奉仕）都是自发的，但现在变成了强制性的义务，当局逼迫学生到附近的兵工厂、军需工厂、农村去，强逼他们为这场毫无胜算的战争送死，践踏他们的青春。
警方的调查结束后，俱乐部会员中的主要人物被转移到了横滨拘留所。在拘留所里的生活又延续了半年左右。有时候，法官要进行讯问，我们就会被蒙上眼睛，坐着汽车到法院去。
来回法院的路上，我透过囚车的隙缝看出去，发现街上的样子变化越来越大。男人穿上了国民服、戴上了战斗帽、扎起了绑腿；女人戴上了防空头巾、穿着扎腿套裤。虽然我被关在拘留所里，但我也能从这些变化当中切身感受到日本的战况正在恶化。
[1] 战阵训（戦陣訓/せんじんくん），本意是指战场上的训诫，在二战期间特指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于1941年1月日下达的规范军人行为的训令。——中译者注
[2] 《社会运动的状况》，一九四二年，第十四卷，第520页。——原注
[3] 在1942年4月30日举行的第21届日本众议院总选举中，由于1940年发布的结社禁止令，所以在这次选举中只有大政翼赞会参选，因此这次选举又被称为“翼赞选举”，大政翼赞会推荐了461名候选人，其中有381人当选。非推荐议员是指未得到大政翼赞会推荐、以个人名义参加选举并当选的议员。——中译者注
[4] 金正米吉（金正 米吉/かねまさ よねきち，1892年12月8日——1963年11月28日），生于佐贺县，小学毕业后当过蒸汽机车司炉。1917年参加友爱会大阪联合会。1922年参与创立大阪合同工会（大阪合同労働組合）。在劳动总同盟内属于右派，1925年劳动总同盟第一次分裂时，积极打击排斥左派。1946年参与创立日本工会总同盟（日本労働組合総同盟），并担任副会长，1952—1959年担任日本工会总同盟会长。——中译者注
[5] 伊藤卯四郎（伊藤 卯四郎/いとう うしろう，1894年8月19日——1974年5月1日），生于长崎县南高来郡有明町，18岁时前往北海道当矿工。从1919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920年担任歌志内矿井工会（歌志内炭坑労組組合）主席。1922年回到长崎，参与创立总同盟南九州联合会。1929—1934年出任总同盟中央委员。1945年参与创立日本工会总同盟九州联合会，并出任会长。次年出任日本工会总同盟副会长。战后参与创立日本社会党，并任中央执行委员。1960年随社会党右派脱党并参与创立民主社会党，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中译者注
[6] 战后参加了晓印刷的建设，后来当过东京千代田区民主商工会会长，现已病逝。——原注
[7] 佐藤次雄的妻子，战后参加了晓印刷的建设。——原注
[8] 根据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于1965年10月30日发行的《日本劳动年鉴·特集版·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的记载，明文社是1943年11月解散的。——中译者注
[9] 即川崎制铁（川崎製鉄），它是日本的一家重要钢铁制造商。——中译者注
[10] 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在海军战斗机的护卫下，前往前线视察，美军截获该情报后，便派战斗机拦截，击落了山本的座机，山本当场身亡；1943年5月中旬，美军向占领阿图岛（Attu）的日军发动进攻，夺回了该岛，美日双方均遭受了惨重损失，守岛日军几乎全军覆没；1943年5月下旬，美军又向占领基斯卡岛（Kiska）的日军发动进攻，但日军在美军眼皮底下撤出了守岛部队，几乎没有遭到损失。——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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