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不向风暴低头——战时日本印刷出版工人的抵抗（1981）
访问杉浦正男先生
2016年5月，凯·布罗德本特到船桥市拜访了本书作者杉浦正男先生。当时他已经102岁高龄了。下文就是根据这次采访整理的，采访的原稿由结城宽子（Yuki Hiroko）抄录，并由凯·布罗德本特译为英文。
1960年，我们这些俱乐部老会员写了本书的第一版，目的是为了纠正这样一种观点：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工会被全部消灭了。写完之后，有人建议我们加入更多细节，重新出一版，并将其公开出售。所以我们就出了第二版。
有人说，战争期间，日本没有工会运动，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抵抗。这种错误说法为什么能流传这么久呢？当时日本统治阶级对我们进行了严酷的镇压。那时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也能在书店里买到。买书和读书是允许的；但是，成立读书会，或是进行集体行动，就会被抓起来。当时的气氛就是那样子的。
明治维新后，日本有了宪法，在宪法中，天皇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家的财富属于天皇，国民都是他的奴仆。“富国强兵”成了基本国策，老百姓累死累活，成全了天皇的权力。在走向战争的过程中，发布了严苛的法律，比如1925年的《治安维持法》。天皇制成了批评不得的东西，资本主义和法律的镇压性也越来越厉害。我们那时候就是在这种气氛中进行斗争的。
体验过1930年的压抑的现实的人，都会记得日本当时的经济危机有多么严重。大部分工人，包括我们在内，都只上过六年小学。只有皇族、军人、警察和公务员能领到国家养老金。老百姓啥也得不到。那时候的穷人只能讨饭——非常悲惨；大多数人除了上街乞讨，什么办法也没有。我们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开展活动的。
俱乐部的创始人是柴田隆一郎。柴田曾是全协执行委员，全协又是红色工会国际日本支部。那时候全协的领导层实行强硬路线，导致全协分裂成了温和派和强硬派，遭到了红色工会国际的强烈批判。这让大家全都看到了两者之间的派别斗争。
有一些像柴田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必须推动工人阶级的斗争。柴田在一家大型印刷公司当临时工，做排字的活儿。他想建立全协的下属组织。他开始寻找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先是找到了藤本[1]，然后是白石。他们一起办了杂志《步》，刊登工人写的诗歌、短文和小故事。这份杂志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当时的印刷业被五家大公司统治着，在神田区还有许多中小公司，俱乐部也是在那一带活动的。那时候，印刷工人大多是临时工，基本上都没有参加工会。俱乐部就是要把这些工人给组织起来。
为了把工厂里的工人给组织起来，柴田和全体同志都在拼命工作，但是，那时没有活儿可以干，他们发动的争取加薪和改善劳动条件的罢工也失败了，在军国主义气焰嚣张、镇压严酷的时期，这多少也是难免的。在罢工中，柴田集结了一批活动家，其中不少是学徒工，因为他决心要采取行动，而且他还认为，现有的工会帮不上忙。我们决心建立自己的组织——和工会，后来改组为俱乐部，而我也是参加了那次大会的活动家之一。
我们与印刷工人一起成立了和工会。在印刷业里，印刷工人也分好多种——印海报和广告牌还有传单的，印纸钞的，印书的，印英文印刷品的。一开始有大约一百人，有三十个是积极的活动家。我们搞了好多活动，但成员人数总是很难超过一百人，所以会员里头就有人对方针和活动产生了怀疑。我们发现，自己还有很多要学的，我们的团体也过于狭小，所以我们决定扩大组织。柴田警告我们，说不要去找那些自高自大的工会干部，要到我们自己的工厂里去找。他们都是了不起的活动家——为了给大家争取更好的生活，他们对学习和研究非常热心。
在镇压越来越厉害的情况下，我们在1937年正式成立了俱乐部，有两百人出席。
在学生运动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受欢迎，他们的书有很多人读；但有人建议我们不要去找学生或知识分子，应当在自己的工厂里找人，工厂里的人比较淳朴、勇敢，而且生活也很艰苦，又没受过多少教育。所以这就成了我们在开展组织工作时的重点和战略。
我们是一个很有包容性的组织，欢迎普通老百姓加入。我们组织了远足、海滨旅游、将棋、象棋和俳句等活动。俳句特别受印刷工人喜欢，他们要比当时的大多数工人更有文化，因为他们必须认得几千个字。许多印刷工人都是自学的，或是上班以后才学的。
发生罢工时，我们也会赶去支援。我们会张贴传单，这在那时是很危险的。我曾经因为张贴传单而被关了二十九天。
在柴田指导下，我们到周围的各个工厂去，支援罢工，组织募捐。在开展这些活动的过程中，我们会跟新人讨论自己读过的书，再向他们推荐。那时有许多描写工人生活和工厂斗争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比如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有小林多喜二（代表作《蟹工船》）这样的作家。通过这些活动，我们扩大了组织。
培养干部是一个重点。我们会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五到十人，举行读书会。那真的很难。我是一个读书会的领导，但我只上过六年小学，所以我就请一位大学生来教我们。
那时候的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日本入侵了中国，对政治活动的镇压非常严厉。每个街角都有警察的岗哨，在我们活动的街区还有一个派出所。警察按时在街区里巡逻。全日本都一样，所以读书会的活动很难开展，光是我们读的那些书，只要被发现了，就会被抓走。
许多搞过学生运动或其它斗争的人，都批评这种活动方法；我们没有跟他们论战，而是专注于工厂。但是活动越来越难开展了——被警方查获的书越来越多，而且在我们的集会上，特高至少会派一个人监视。警方的镇压越来越厉害，每个印刷厂的走道里，往往都会有警察守着。
最后，我们连五一节游行都不能搞了。一切政治活动都被当局镇压了，所以我们成立了俱乐部，组织野餐和其它活动，比如运动会。
我们组织了运动会、赏樱会、俳句会和文学会等活动。我们组织各工厂的工人举行棒球等项目的比赛，这样一来，工会活动家就能避开特高的耳目，把工人组织起来。如果去剧院的话，我们就会唱当时的流行歌曲。我们想通过这些方法与其它工厂的人建立联系。没有其它组织会像我们这样做。
自从一九三一年的满洲事变开始，战局就开始逐步恶化，军国主义在国内也越来越嚣张了。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后，政府便企图向南方的印度尼西亚等国进军，企图夺取资源。于是政府宣布“全民皆兵”，甚至还动员了四十岁以上的男性。
在这种环境中，俱乐部的活动减少了，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干部都被征兵了。尽管我们努力坚持，但开展活动的机会还是越来越少。
当政府勒令所有工会解散并加入御用组织产业报国会时，我们没有服从。就是在战时，我们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组织的存在。中小工厂里的工会消失了，劳动条件恶化了。产业报国会其实是战争教育组织，它没有使工人得到一丁点好处。
就是在战时的这种条件下，俱乐部仍然设法开展了一些活动。著名工运活动家、历史学家盐田庄兵卫[2]说过，“即使是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工会运动仍然播下了种子。”看着俱乐部的活动，我觉得跟他有同感。
我继承了柴田的遗志，试图重建战斗的工会运动。本书是根据我和另外三十六人[3]的回忆编纂而成的。
柴田坚信，工厂是至关重要的基础——我们在工厂里撒下的种子，将会萌生出来，形成新一批活动家。
[1] 此处与第三章中的说法不一致。在第三章中，作者说柴田找到的第一个同志是坂村义雄。——中译者注
[2] 盐田庄兵卫（塩田 庄兵衛/しおた しょうべえ，1921年4月15日——2009年3月20日），生于高知县吾川郡伊野町，194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1946年担任东京大学科学研究所助手、武藏高等学校讲师。1950年担任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讲师，历任助教、教授。 1959年设立工人运动史研究会（労働運動史研究会）。1962年担任东京都立大学经济学部教授、经济学部学部长。1965年担任日本科学家会议（日本科学者会議）常任干事。1973年被授予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称号。1974年担任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部教授，1978年担任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部长，1987年被立命馆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称号。——中译者注
[3] 此处也与作者在后记中的说法不一致。作者在后记中的说法是“三十二人”。——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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