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1982）
第二章 国民制宪议会。妥协的失败（1790年）
在整个1790年间，国民制宪议会重建法国的工作是在日益增长的危难中进行的。贵族阶级不放下武器，人民群众在经济困难的压力下跃跃欲试。为抵御来自两方面的危险，立宪派资产阶级在君主立宪制的招牌下树立起自己的最高权力，并想把一部分贵族阶级拉到这种制度中来。这样就需要建立起一种妥协的制度。然而还得说服国王，并取信于贵族。这种妥协政策合的代表人物是拉法夷特。此人高傲自负，头脑简单，他企图使水火相容。
Ⅰ．议会、国王和国民
政治妥协依照1688年英国革命的模式把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统治建筑在被奴役的人民各阶层头上。金钱显贵和法国资产阶级的领导派别接受了这种妥协，然而贵族阶级对此并不答应。为了粉碎它的反抗，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人民群众。只有那些少数集合在拉法夷特名下的人才认为：他们能够以这种妥协保住自己的政权，因为英国的榜样证实了这一点。
1．拉法夷特的调解政策
18世纪的法国贵族阶级与上个世纪的英国贵族阶级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在英国，不存在纳税特权，贵族也要纳税。贵族的军事特征己大为减弱，甚至完全消失。贵族经营工商业也不失身份。航海和殖民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联合。贵族阶级也参加到新生产力的跃进之中。尤其是封建的结构早已摧毁，财产和生产已不受束缚。英国的特殊条件和更先进的发展程度使1688年的妥协得以实现。在法国，贵族保留着主要的封建特征。它献身武职，除极少数情况外不得从事有利可图的工商业，否则就会丧失贵族资格。传统结构使它的生存与优势地位得到保障，它对这种传统结构的依附便更为紧密。法国的贵族顽固地坚持其经济、社会特权，具有极端的排他性和与资产阶级原则格格不入的封建心态，这导致它僵化在一概排斥的态度之中。
在1789年春天实现妥协是可能的吗？果真如此也必须是王朝毅然采取主动。但是，王朝的态度却每每表现出它只是一个阶级的统治工具。路易十六在7月初决心召集军队，这表明他要把刚刚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置于死地。后来，人民的力量挽救了革命。7月14日之后妥协还有可能实现吗？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中的一些人认为有可能，如拉法夷特和穆尼埃。穆尼埃相信，如同1788年在多菲内维齐耶堡发生的“显贵革命”一样，在1789年实现3个等级共同赞成的一场有限革命是可能的。他后来写道，他的设想是：“提倡循规蹈矩，反对贸然创新，对现存政府的形式只限于提出必要的改动以使之保障自由。”
大多数贵族和享有特权的高级僧侣对此断然拒绝。他们既不接受三个等级自愿集合，也不接受人权宣言和8月4日之夜的决议。这就是说，即使是部分地摧毁封建制也不接受。穆尼埃在妥协政策破产后便加入到贵族阶级和反革命的营垒中去了。他于10月10日离开了凡尔赛，1790年5月22日，他开始流亡国外。
也许是出于政治上的糊涂，也许是出于野心，拉法夷特在台上的时间更长些。他身为大领主、“两个世界的英雄”，足以使大资产阶级为之倾倒。他的政策旨在使土地贵族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在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框架内达成和解。他在一年中操纵了政治生活。革命的资产阶级把他奉为真正的崇拜对象，以有这样一位领袖感到自豪。拉法夷特保证使它免受两方面的威胁：右边是贵族的蠢蠢欲动，左边是人民的奋起。年轻而享有盛名的拉法夷特侯爵自信在法国大革命中注定能发挥像他的朋友华盛顿在美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在三级会议召开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中，他作为贵族自由派首领发挥了重要作用。巴黎的7月革命以后，他成为国民自卫军司令，手中掌握着兵权。路易十六对他是既迎合又厌恶。但是，为了实现国王、贵族阶级和革命之间的和解，为了使国民制宪议会同意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权，还有待于说服国王，并在议会中组成一个稳定多数。
米拉波曾一度成为实现这一政策不可缺少的人物。在内克威信扫地之后，应该由爱国党的主要领袖们组成内阁。米拉波为了钻进内阁不停地使用种种伎俩。但是，议会尽管对他的演说才能心悦诚服，却又不能不对他的私生活和唯利是图表示反感。为使他不能得逞，国民制宪议会于1789年11月7日作出决定：议会代表不得“在本届议会期间取得任何大臣职位”。于是米拉波卖身投靠了宫廷。路易十六安排他与拉法夷特达成协议。1790年5月，他们两人都极力要扩大国王的权限，使之享有宣战与媾和的权利。但是，米拉波在爱国者的心目中早已是臭名昭著了。
马拉在1790年8月10日的《人民之友报》上写道：“至于里凯蒂老大（米拉波），他缺少一颗真诚的心，因而不能成为杰出的爱国者。他丝毫没有灵魂，这实在可悲！……里凯蒂朝秦暮楚的政策谁人不晓？他迫不及待地钻入三级会议的行为曾使我吃惊。我当时想：当他沦落到卖身求荣的地步后，将会把自己的嗓音卖给开价最高的买主。他最初曾反对君主，现在却卖身投靠了他。从否决权法令到宣战权法令，几乎所有这些有害法令的出现都是由于他贪财受贿所致。对一个不顾原则，道德败坏，少廉寡耻之徒难道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吗？他现在已经成为腐化堕落者和官迷们的灵魂、野心家和阴谋家的首脑了。”
然而，米拉波却讨厌“假恺撒”〔注：米拉波对拉法夷特的贬称。——译者〕，他们之间的协和显然是办不到的。拉法夷特的政策不可能成功，这不仅是由于个人间的敌对，也是因为这种政策本身的矛盾。贵族阶级顽固地坚持抵抗。此外，生活必需品危机引起了骚乱。尤其是，在许多地区农民们不堪忍受1790年3月15日强迫赎买封建权利的法令，他们纷纷发动起义。所有这些都使贵族阶级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从而也加剧了它的抵抗。只要封建制的最后残余未被无可挽回地摧毁，在贵族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寻求政治妥协就只能是空想。只要贵族阶级把保持自己利益的希望还寄托在复辟君主专制或建立孟德斯鸠、费内隆所幻想的特权制度上，它就会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和损害其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最激烈的反抗。资产阶级为了战胜这种反抗，不得不与城市人民群众和农民结成联盟。后来，为了结束这一联盟，资产阶级接受了拿破仑专政。当贵族阶级看到封建制一去不能复返，任何复辟企图永远不可能得逞时，它最终接受了妥协。在七月王朝时，这种妥协使它和大资产阶级联合掌权。
但是在1790年，贵族阶级远未放弃它的本来目标，何况流亡者们的阴谋活动、外国宫廷的密谋策划和反革命运动的兴起更激发了它的信心。在这种条件下，拉法夷特在1790年设想的妥协与和解政策只能归于失败。
2．政治生活的组织
国民制宪议会此时正在组织和完善起来。它的工作方法也逐渐确定下来。它所在的杜伊勒利宫马内日大厅并不舒适。讨论在每天上午和晚上6点钟以后进行。主持会议的主席由选举产生，任职15天。请愿者可以列队进入议会大厅，公众可以出席旁听，这保障了议会和人民的接触。国民制宪议会的工作由31个专门委员会进行准备，各委员会有一名报告人向议会介绍拟定的决议。
议会中的不同集团也同时形成，尽管还不能辨别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开始只有两大集团：旧制度的拥护者贵族派和新秩序的保卫者爱国派。后来，一些差别更细微的派别也开始出现了。
“黑帮”或“贵族派”坐在议会右边。他们中的演说家，以杰出著称的是卡扎莱斯，以猛烈著称的是莫里修士，以诡诈著称的是孟德斯基乌修士。他们为保卫特权阶级而酣战不休。许多报刊对他们的观点给予支持。这些报刊全是由王室经费资助的，其中有鲁瓦尤修士的《国王之友》、里瓦罗尔的《使徒行传》。里瓦罗尔在该报中用谐音丑化“爱国主义”为“疮子主义”。他们的俱乐部是法兰西沙龙。
“王政派”的首领是穆尼埃、马卢埃和克莱蒙-托内尔伯爵。穆尼埃在10月事件后离开了国民制宪议会，11月15日辞去代表职务。王政派成为君权的捍卫者，他们与右翼接近以便阻止革命进展。他们云集的俱乐部名为“君主宪政之友”。
“立宪派”是由大多数原爱国党人组成的。他们忠于1789年宣布的原则，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主张以一种温和君主制的方式确立自己的政权。这是拉法夷特的党。该派中汇集了资产阶级和僧侣的代表：尚皮翁·德·西塞大主教、布瓦日兰大主教、西埃耶斯修士以及法律界人士卡米、塔尔热、图雷等。这些法律界人士在建立新制度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巨头”坐在左边，是由巴纳夫、迪波尔和亚历山大·德·拉梅特组成的，具有自由派倾向。1790年底前后，当拉法夷特的影响下跌后，他们开始倾向王权，并成为其顾问。国王出逃后，三巨头担心民主的发展和人民的骚动，遂拾起拉法夷特的和解政策并声称要制止革命的发展。
民主派坐在最左边，其中有比佐、佩蒂翁和罗伯斯庇尔。他们保卫人民的利益，还要求、实行普选制。
爱国派形成了一个牢固的组织。从1789年5月起，他们就习惯于集合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布列塔尼代表的俱乐部就是这样形成的。10月事件发生后，这个俱乐部设在圣奥诺雷街的雅各宾修道院内，改名为“宪法之友社”。它不仅向议会代表开放，也向富裕的资产阶级开放。雅各宾俱乐部与设在外省主要城市的俱乐部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这使它得以把革命的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全部战斗力扯汇集和带动起来。
1791年2月14日，卡米耶·德穆兰在《法国和布拉邦特的革命》中写道：“爱国主义，即博爱仁慈，它作为一种新的宗教将要征服天下。在这种宗教的传播中，雅各宾俱乐部，或称雅各宾教堂被赋予首席地位，如同罗马教廷在传播基督教中的地位一样。在各地建立的爱国派俱乐部、大会或教堂一经出现便要求与它联系，向它写信表示同心同德……雅各宾社是名副其实的国民研究委员会。同国民制宪议会的委员会相比，它对善良公民的威胁小得多。因为在这里，揭发和讨论都是公开进行的，这对于坏人来说却是更为可怕的。因为它和下属团体的通信联系网能使它把83个省的任何角落掌握在手中。它如同一位大检察官，不仅使贵族们望而生畏，而且能铲除时弊，救助一切公民。俱乐部俨然行使着国民制宪议会属下公共事务部的职能。来自各地的受压迫者的诉状在提交到庄严的国民制宪议会之前都先呈送到这里。在雅各宾俱乐部的大厅里不断有代表团前来。它们或是来表示庆贺，或是来要求加入，或是来提起警觉，或是来纠正某个错误。”
1791年，在国王出逃和马尔斯校场事件发生后，雅各宾派主要在罗伯斯庇尔的影响下加强了民主化倾向。斐扬派俱乐部便从雅各宾派中分离出来。斐扬派在拉法夷特及其密友的领导下以高额会费排斥了中等资产阶级，他们集合了温和的大资产阶级和归顺的贵族，对国王和宪法同样持维护的立场。
科尔得利派俱乐部，或称“人民之友社”于1790年4月建立。这是一个民主派俱乐部，丹东和马拉在其中享有盛誉。在巴黎各区，许多友好团体组成后使人民各阶层积极投入政治生活。其中最先出现的是“两性爱国者联谊社”，成立于1790年2月，其创建人是当萨尔教师。
拉法夷特的政策受到许多大报刊的维护，例如当时消息最灵通的、由庞库克主持的《导报》、《巴黎报》、《爱国者之友》等。左翼的不少报刊受到了雅各宾俱乐部的影响，其中有：戈尔萨的《邮报》、卡拉的《爱国年鉴》、布里索的《法兰西爱国者》、普律多姆的《巴黎的革命》（卢斯塔洛在该报颇为著名），最后还有卡米耶·德穆兰的《法国和布拉邦特的革命》。马拉则在《人民之友报》上以敏锐的洞察力捍卫着人民群众的权利。
Ⅱ．重大的政治问题
从1789年底起，财政问题和宗教问题成了政治生活中最突出的两个重大问题。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各党各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制宪议会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为大革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后果。
1．财政问题
自三级会议召开以来，财政境况日趋恶化。城市和农村的骚动给国库收入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业已武装起来的农民拒不缴纳捐税，在四分五裂，权威扫地的情况下，迫使他们纳税谈何容易。国民制宪议会首先利用了这种形势，它把王朝的财政困难看作是向路易十六及其大臣们施加压力的绝好条件。而且，内克也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弥补国库空虚。国民制宪议会在“了解到国家的急需之后”，于8月9日决定发放公债3000万锂，利息为4.5%。8月27日，它又决定发放新债8000万锂，利息为5%。但是，这两次公债都没有认购完。国王把自己的餐具也送到铸币厂充银。9月20日，国务会议允许各铸币厂主管接纳个人送来的餐具。立宪派开始对教会的财富下手了：9月29日的法令规定“对得体礼拜”并非必需的银器进行处置。尤其是，1789年10月10日奥顿的主教塔莱朗建议将僧侣的财产完全置于国家的掌握之下：
“僧侣并不是同其他产业主一样的产业主。国家对一切团体拥有十分广泛的权利，对僧侣可以行使物权。它可以打碎这个等级中对社会无用的团体。这些团体的财产将必然为全国所合理分享。无论合法拥有的财产具有何等神圣的性质，法律却只能保持立法者所同意的东西。我们知道，在这些财产中只有神职享俸者的生计所必需的那部分才是属于他们的，其他部分则是属于寺院和穷苦人的财产。如果这种生计由国家负担，享俸者的财产就无所谓受到侵犯。因此，国家首先可以剥夺那些应取缔的宗教团体的财产，并对其成员的生活予以保障；其次，国家可以收缴空额的薪俸；笫三，国家可以按一定比例削减现职人员的收入，并承担这些财产最初的债务……”
一场激烈的辩论随即展开，辩论的一方是莫里和卡扎莱斯，另一方是西埃耶斯和米拉波。前两人强调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人权宣言所肯定的那样。后两人则反驳说，这一宣言在第17条中指出：“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人们的财产可以受到剥夺，何况僧侣等级并不是财产的主人，而只是财产的管理人。这些财产的收入应该用于慈善机构和公共利益，例如医院、学校、宗教仪式。既然从现在起国家负担这些事业，那么这些财产归国家所属便是理所应当的。辩论结束后，1789年11月2日的法令以568票对346票的多数被通过。国民议会决定：所有教会财产都归国家支配；由国家负责提供适当的宗教费用，维持教士生活和救济穷人；一名本堂神甫每年至少应得到薪俸1 200锂。
这项大规模财政计划的实施方式尚有待解决。12月19日通过了建立“特别金库”的法令，该金库主要以拍卖教会财产的所得为财源。这些财产将被用作发行货币——“指券”的抵押。指券乃名副其实的国库券，其利息为5%，偿还它并不以货币而是以不动产。随着教会财产的出售，指券将不断被收回，然后将其销毁，这样便逐步还清国家债务。除了国王打算保留下来供其享受的森林和行宫外，王室领地也将被拍卖。将被拍卖的还包括相当数最的教会领地，其总价值足以达到4亿锂。
这些措施的后果将是难以估量的。指券迅速地转变为纸币，它的贬值给大革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困难。另一方面，1790年3月开始的国有财产出售导致了财产的大最转移，这使其受益者——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无可挽回地站到了新秩序一边。
2．宗教问题
宗教问题从1789年底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也十分尖锐：对教会财产的没收必然要导致法国教会的重新组织，宗教问题和财政问题是紧密相联的。国民制宪议会代表在这方面的行动丝毫不是出于敌视天主教，他们始终申明对传统宗教怀有深切敬意。但是，作为国民的代表，他们自信有资格解决教会的组织与惩戒问题，正如以前王权所做的那样。在18世纪，任何人，即使是最大胆的理论家也未能设想一种制度会建立在政教分离的基础上。对教会组织的改革主要是各种制度全面改造的必然后果，尤其是教会财产被国家支配后的必然结果。
国民制宪议会首先解决的是寺院教派问题。这些教派在1790年2月13日被宣布废除：修士可出门还俗，也可到某些指定的宗教机构中组织起来。1790年4月20日，教会被剥夺了管理其财产的权利，接着便开始讨论宗教问题委员会的草案。埃克斯的大主教布瓦日兰一方面承认教会的“弊端由来巳久”，另一方面又提醒国民制宪议会注意教会在惩戒和教务裁判权方面的基本原则。他指出草案侵犯了天主教会的组织法。国民制宪议会对这些意见置之不理，并于1790年7月12日通过了“教士法”。
Ⅲ．调解政策的顶点和破产
反革命利用出售国有财产和教士法所引起的困难煽动骚乱。贵族们对指券百般贬低，并于方百计地阻挠发售工作。流亡者开始施展阴谋，在南方准备发动大规模暴动。1790年4月13日，国民制宪议会拒绝承认天主教为国教，这为反革命提供了重要借口。1790年5月10日在蒙托邦，6月13日在尼姆都爆发了保王派天主教徒和爱国派新教徒之间的冲突。8月，在韦瓦雷南部（阿尔代什省）的雅莱营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武装团伙，直到1791年2月它才被强行解散。
1．1790年7月14日全国联盟节
联盟是爱国派的反击手段，也是全国投入革命事业的表现。乡村和城市的居民们首先结成地方联盟，表示友好并许诺互相支援。1789年11月29日，多菲内和韦瓦雷的国民自卫军在瓦朗斯结成联盟；1790年2月，布列塔尼-安茹联盟在蓬蒂维建立；5月30日在里昂，6月在斯特拉斯堡、里尔也都建立了联盟。
1790年7月14日的全国联盟节最终确认了法国的统一，使这股全国团结一致的浪潮发展到顶点。在马尔斯校场，塔莱朗当着30万观众在祖国祭坛上作了庄严的弥撒。拉法夷特以各省所有联盟成员的名义宣誓。这誓言“把法国人团结在一起，把法国人与他们的国王团结在一起，以便保卫自由、宪法和法律”。而后，国王也宣誓忠于国民和法律。兴奋的人民以热烈的欢呼庆贺举国协和的重现。拉法夷特在这一天俨然是一位凯旋的将军。
然而，联盟运动并不能掩盖深刻的社会现实。联盟表明了爱国者们团结的意识，反映出国民对新秩序的赞同。1790年10月28日，梅兰（杜埃人）在谈封阿尔萨斯异族王公事件〔注：指在阿尔萨斯地区拥有领地的外国王公或领主为反对法国革命废除封建制所制造的动乱。——译者〕时提出了一套新的国际法准则，主张以国民的自愿组合取代王朝国家。尽管人民群众在1790年7月14日表现出了极大热情，然而拉法夷特在联盟节上的突出地位却说明这个节日的政治和社会含意。拉法夷特是资产阶级的偶像，他声称要使贵族阶级归顺革命，他是妥协的代表人物。由他所统率的国民自卫军是资产阶级的武装，消极公民被排斥在外。1791年4月27日，罗伯斯庇尔起来抨击资产阶级的武装特权。他指出：“武装自卫是每个人的、不带任何差别的权利。武装起来保卫祖国是每个公民的权利。穷人们难道因为贫困就成了外国人或奴隶吗？”在1790年7月14日联盟节上，人民无疑是兴高采烈的，但它更主要的是观众而不是演员。在联盟的行动中，自卫军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力星，它与作为“王家”武装力量的军队相对立。新秩序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1792年8月10日推翻了王位，打破了按纳税额决定选举资格的制度后，人民强行加入了自卫军，这才使它真正具有了“国民”的性质。
2．军队的分裂和南锡事件（1790年8月）
南锡事件很快消除了拉法夷特的崇高威望，导致他的调解和妥协政策归于失败。贵族阶级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拒不承认新秩序，并与之分庭抗礼。在国内，贵族阶级大肆进行阴谋活动，内战危险日益加重；在国外，流亡者们武装起来，期待着在都灵的阿尔图瓦伯爵求得外国宫廷的武装干涉。与此同时，爱国者们也严阵以待。1790年的收成非常好，有利于缓和总形势，但还不足以完全排除市场骚动和对粮食自由流通的侵犯。尤其是农民的暴动仍在继续。从1790年1月起，在凯尔西和佩里戈尔爆发了农民起义；5月在波旁内也爆发了农民的暴动。这威胁了土地贵族的直接利益。1790年7月，一些传言说驻扎在比利时的奥地利军队即将入侵。这在蒂埃拉施、香棕和洛林引起了民心“不安”。人民群众到处都在准备对策。
社会冲突也波及到被流亡运动搅乱的军队。没有流亡的军官越来越受到国民制宪议会诸项改革的触及，他们采取了敌视态度，反对爱国派士兵。这些士兵通过与各俱乐部经常接触培养了公民爱国心。国民制宪议会没有能力对军队问题提出全国性的解决办法，它预感到保卫国家和保卫革命将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如何才能使王家军队摆脱贵族军官的影响，同时又不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化军队呢？实现全民化就意味着在军队中进行革命。国民制宪议会代表们被束缚在自身的矛盾和社会偏见之中不能自拔，他们只能采取些不彻底的措施，例如增加军饷，改革管理和军纪。
然而，全国性的解决办法在1789年12月12日已经被杜布瓦-克朗塞提出了。当时他遭到右翼的一片嘲骂，左翼则待不自在的缄默态度。杜布瓦-克朗塞指出，“应该实行真正的全民征兵，其对象包括多从帝国的第二号人物到最后一名积极公民以及所有消极公民”，也就是国王之外的全体国民。从1789年底起，杜布瓦-克朗塞就建议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建立一支全民军队。在辩论中，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声称：生活在摩洛哥或君士坦丁堡比生活在实行这种法律的国家要强上千百倍。1789年杜布瓦-克朗塞所建议的全民兵役制的不少特征在1793年的混编部队中得到了体现。国民制宪议会对遵循这样一条道路缺乏准备，然而，它并非没有受到提醒。早在1791年6月10日罗伯斯庇尔就揭露出存在的危险：“在所有贵族陷于崩溃之际，唯一还在进行抵抗的这种放肆的、具有威胁性的势力是什么呢？你们消灭了贵族等级，它却仍然活在军队领导层中。”
身为贵族和职业军官的拉法夷特再不能犹豫不决了。在驻兵的城市和军港层出不穷地发生兵变的情况下，他站到了反对士兵的军官一边。1790年8月，在南锡的驻防军由于军官拒不允许士兵监督部队财务而发生暴动。于是，国民制宪会议在16日颁布法令：“部队以武力触犯由国民制宪议会通过并由国王批准的法令属重大‘亵渎国家罪’。”在麦茨统兵的布耶侯爵对暴动予以残酷弹压，处决了20来名肇事者，把夏托维厄兵团的40几名瑞士雇佣兵判处摇船苦役。拉法夷特对其表兄布耶表示支持，这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他也立即因此而威信扫地。1790年10月12日，马拉在《人民之友报》上写道：“难道人们还能怀疑吗？这位大将军、两个世界的英雄、永生的自由复兴者实际上是反革命分子的首领、一切叛国阴谋的灵魂。”
与此同时，一部分僧侣起来攻击1790年7月12日通过的教士法。路易十六也准备向外国求助。于是，拉法夷特主张的在国王周围实现妥协与和解的政策破产了。大革命再一次加快了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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