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1982）
第二部分 “自由专制主义”。革命政府和人民运动（1792—1795年）
第四等级的时代到来了吗？在革命的法国和欧洲贵族政治的斗争中，一部分资产阶级认识到，没有人民他们就无法取得胜利。由此，山岳派和无套裤汉结成了联盟。但为自己的利益登上政治舞台的无套裤汉对大资产阶级利益构成极大威胁。大资产阶级通过布里索之口谴责“无政府主义的七头蛇”。为了保卫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权，吉伦特派资产阶级毫不犹豫地同反革命和旧制度的拥护者结成了联盟。佩蒂翁在1793年4月底惊呼：“我们的财产受到了威胁！”由此向有产者吹响了集合号。6月2日，在巴黎无套裤汉的打击下，吉伦特派崩溃了。
人民运动高涨起来。人民创造了所有伟大的革命日，并奋勇保卫国防。由于人民付出了牺牲，因此它从此开始要求保证自己的生存。
1793年6月25日，“忿激派”〔注：Enragés，又译“疯人派”，系法国大革命中最激进的派别，代表下层人民，特别是城市贫苦劳动者的利益。——译者〕的雅克·鲁在国民公会的讲坛上喊道“在人类的一个阶级可以不受惩罚地使另一个阶级挨饿的情况下，自由只能是一个空虚的幻影，在富人用垄断对其同类操生杀大权的情况下，平等只能是一个空虚的幻影。”
为了让无套裤汉活下去，以保证共和同的安全，山岳派创立了一种经济组织。征购、税收和国有化损害了有产者的权利。这是由于情势的逼迫而实行的一种真正的阶级政策。它符合无套裤汉的需要，反映了他们的深切希望。
雅克·鲁向山岳派提出：“你们作决定吧，无套裤汉将用他们的枪矛去执行你们的决议。”
然而，忿激派被镇压了。到1794年春，埃贝尔派和科尔得利派也被镇压了。这些懂得如何表达人民群众模糊愿望的人被镇压后，无套裤汉和激进民主派中等资产阶级之间的友好联盟日益困难起来。而这种联盟正是共和二年共和国的基本特征。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他们认为“不幸的人是地球上的强者”）竭力想用社会革新来使人民和革命生死与共，结果只是徒劳。他们既受到困惑的群众的冷遇，又受到资产阶级公开的敌视，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矛盾。共和二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在危急的关头，民众的骨干分子对罗伯斯庇尔派在市府发出的起义号召无动于衷。圣茹斯特稍早些时候就说过，“大革命冻结了”。人民对革命的敌人强制实行自由专制主义，从而战胜了贵族反革命和欧洲联盟。但人民并没有享受到胜利的果实，这使“显贵”们松了一口气。
热月党〔注：“热月党”，以及本书其他地方出现的“王党”、“朱安党”等等，均非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只是历史上的习惯称呼。我们沿用之，以求行文方便——译者〕资产阶级用了几个月才消灭共和二年的共和国，摧毁革命政府及统制经济，并在经济自由和自由利润的基础上建立富人和有产者的特权。罗伯斯庇尔派的垮台使巴黎无套裤汉惊得目瞪口呆。但他们仍然进行了顽强的后卫战，在一连数月里步步为营地保卫着自己的生存权和在国家中的地位。共和三年牧月（1795年5月）的那些悲剧性的日子标志着无套裤汉的失败和被逐出政治舞台，标志着从1792年8月10日王朝颠覆后开始的民主革命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共和三年牧月比热月9日更能代表大革命的结束：动力由此彻底枯竭了。
第一章 立法议会的结束。革命激情和国防（1792年8—9月）
立法议会立即承认了人民的胜利，通过了关于中止王权和召开由普选产生、负责制定一部新宪法的国民公会等决议。8月10日起义的市府将路易十六及其全家囚禁在唐普尔狱，严加看守。议会任命了一个临时行政会议，其中除了原有的吉伦特派大臣（即内政大臣罗兰，公共税务大臣克拉维埃尔和陆军大臣塞尔旺）之外，加入了掌管海军部的蒙日、掌管对外关系部的勒布伦和掌管司法部的丹东。
Ⅰ．第一次恐怖
1．8月10日的市府和立法议会
在立法议会最后的6个星期（从1792年8月10日到9月20日）里充满了市府和议会的斗争。这场斗争对于大革命的进程具有重大意义。在以议会为代表的合法权力对面，崛起了一个革命的政权8月10日的起义市府。8月30日，新闻记者、《法兰西爱国者报》（布里索主持）的编辑日雷-迪普雷致函议会，抱怨说市府传讯了他，并指控市府篡权，搞独裁。吉伦特派由此向市府发动进攻。针对让索内、加代、格朗热纳夫的攻击，市府于1792年8月31日通过发言人塔利安答辩道：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人民批准的……你们若要打击我们，就请同时也打击人民吧！正是人民制造了7月14日的大革命，在8月10日又巩固了这场革命，并将继续维护这场革命。”
两个政权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国民公会召开，而且随后又在吉伦特派和山岳派这两大对抗派别之间继续进行。8月10日的胜利者们决心贯彻自己的意愿。立法议会不得不承认了这个起义的市府。市府通过选举，使自己在议会中的议员增加到288名。这些议员都来自中小资产阶级。但是，议会仍然处在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法制的吉伦特派控制之下，它对于市府带头采取并由山岳派所继承的各种革命措施深恶痛绝。
丹东在行政会议里充当了两个政权之间的纽带。对于市府来说，他的革命经历是一个保证；对于议会来说，他在许多情况下所持的暧昧态度也是一个保证。他于1759年出生于奥布河畔的阿尔西（巴伊管区）的一个检察官家庭，曾在前国王的参政院任律师。从1789年起，他就以一个民主派的面目出现，在法兰西剧院区和科尔得利俱乐部从事革命活动，并由此得以在1791年当选为省政府的官员，后来又当选为巴黎市府的代理检察长。他被宫廷收买过，这毫无疑问，但他似乎并没有对宫廷作出过重大让步。尽管他的作用在8月10日还是模糊不清的，但他在此之后却的确成了一位首要的人物。他能言善辩，富于人们所喜爱的激情又毫不矫揉造作，充满现实精神。他足智多谋且措施果决，极为宽宏且热衷于享乐。他随时都可能勃然大怒但又从不会憎恨别人。他一度由于自己的爱国热情和对人民的信赖而成为革命法国的化身。他支配了行政会议。
政权就这样被市府、议会和行政会议这3个互相侵越的权威分享了。这3个相互竞争的权威，依据事态的演变，轮流地执行着各种由形势和国内外双重危险所要求的革命措施。这种混乱的专政不具备任何确定的形式，既不体现为一个制度或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党派或一个阶级作它的代表。
首先应当争取使各省和军队拥护新的局面。在8月10日当天，议会就委派了12名议员，3人一组，分别进驻4个军。他们“有权暂时停止将军和一切其他军官及文武官员的职务”。行政会议还向各省派出了由丹东在巴黎起义者中选出的特派员。市府也派出了另一些特派员，这些特派员采取了革命的行动，如逮捕嫌疑犯、建立监视委员会、清查各权力机关等。各省都必须按首都的榜样行事。
市府还要求建立一个由巴黎各区选出的法官组成的特别刑事法庭，用它来审判各种反革命罪行。议会尽管对此心存反感，还是在8月17日作出了让步。早在8月11日，市府就被委以这样的使命：调查有害于国家安全的罪行，在必要时暂时拘捕嫌疑犯。议会还强令一切官员（包括教士）宣誓维护自由和平等。8月26日，议会宣布：一切拒绝宣誓的神职人员，必须在15天之内离开法国，否则将被流放到圭亚那。8月28日，议会又被迫授权市府进行抄家，以搜寻有嫌疑的公民藏匿的武器。渐渐地，一个非常的统治建立起来了。
2．9月屠杀
9月屠杀是第一次恐怖的顶点。外部的危险远没有消除。8丹26日，隆维沦陷的消息传到了巴黎。山河步步沦丧， 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爱国热情。同时，又传来了旺代即将发生叛乱的情报。到处都是敌人了！
市府在城郊发动人民修筑起防御工事，锻造了3万支枪矛，招募了新兵，并解除嫌疑分子的武装以装备志愿兵，从而大力推动了国防工作。在此同时，吉伦特派的首领们却对军事局势悲观失望，企图和政府一起撤离巴黎。罗兰主张撤到卢瓦尔河以南。丹东严加拒绝：“罗兰，不要谈论逃跑了，当心被人民听见！“随之，议会批准的抄家行动于8月30日开始了，一直进行了两天，其间有3000名嫌疑犯被捕入狱。不过，有不少人不久就被释放了，因为在9月2日，9个拘留所里一共只有2800名囚犯，而且其中只有近1000人是在8月10日以后抓进来的。
9月2日上午，凡尔登被包围的消息传到了巴黎。凡尔登是巴黎和前线之间的最后一个堡垒。市府当即向巴黎人民宣告：“拿起武器，公民们，敌人已来到我们的家门前！”按市府的命令，人们燃放警炮，擂起战鼓，敲响警钟，关闭各处的栅栏，号召健壮的男子去马尔斯校场组成义勇军营队。市府的官员们都回到各区去进行鼓动工作。“他们将慷慨激昂地把祖国面临的危急局势、在周围威胁着我们的各种叛卖活动以及蒙受侵略的法国领土等等情况，告诉同胞们。“
市府再次表现出模范的爱国热情。在警炮和警钟所造成的异常激奋的气氛中，人们对叛卖的担忧愈加强烈了。志愿兵正准备编队出发时传闻四起，说是在他们走后，被捕的嫌疑犯将发动暴乱来接应敌人。马拉曾经告诫过志愿兵们： 在尚未审判人民的敌人之前，不要离开首都。
9月2日下午，一些被送往亚培伊狱的反抗派教士被押解者——马赛和布列塔尼的联盟军处死了。在卡尔默狱， 也有一伙人（其中有店员、工匠、联盟军和国民自卫军）冲了进来，把囚禁在这里的许多反抗派教士屠杀了。随后就轮到了亚培伊狱的犯人。市府的监视委员会也介入进来，建立了一些民众法庭。按照公众的观念，执行审判是主权的一种表现，人民在必要时可以收回它。在9月2-3日夜间，市府的一位特派员宣布说：“人民在复仇中恢复正义。”在后来的数天里，在其他监狱，如福尔斯狱、孔西埃热里狱、夏特莱狱、萨尔佩特利埃尔狱和比塞特尔狱（9月6日）仍持续进行着这类屠杀。总共有1100多名犯人被处死，其中3/4是普通法的犯人。
当局对此采取纵容态度。议会完全无能为力。吉伦特派吓得胆战心惊。司法部长丹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保护监狱。据罗兰夫人说，他当时曾宣称：“我管不了这许多犯人了，让他们好自为之吧！”在一份发到各省的通告中，市府的监视委员会为自己的行动进行辩护，并号召全国都采取“这种对于救国极为必要的措施“。”在人民准备向敌人进军的时候，用恐怖震慑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叛徒集团”，这种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9月屠杀，《一位人民妇女的回忆录》曾写道：“尽管被屠杀的恐怖景象吓得发抖，但人们还是把它看成一项正义的行动。”的确，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来评价9月的屠杀事件。不断深化的革命危机使民族危机明确和突出了。9月屠杀和第一次恐怖有其民族的一面，也有其社会的一面，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外敌入侵（普鲁士军队已于8月19日侵入法国）是激起人们过激情绪的一个有力的因素。1792年8月末到9月初这个时期无疑是大革命最危险的时期，也是民众国家最强烈地感受到外部危险的时期。但是民族的恐慌还联系着社会的恐慌：人们为大革命的成败提心吊胆，对反革命活动万分担忧。贵族阴谋在烦扰着爱国者的心。1792年9月12日，在阿尔戈纳地区的拉克鲁瓦奥布瓦、警卫队作战失利之后，龙骑兵马尔康在他的《记事手册》中写道：“必须阻止敌人进入首都，不然他们会在那里屠杀我们的立法者，恢复路易·卡佩〔注：波旁王朝是瓦卢瓦王朝（1328-1589年）的支系，而瓦卢瓦王朝又是卡佩王朝（987-1328年）的旁系。在大革命中，人们称路易十六为路易·卡佩，说明路易十六已被视为法兰西整个封建统治时代的代表。——译者〕的暴虐统治，并重新给我们戴上镣铐。”随着对入侵者的恐惧和仇恨的滋长，对内部敌人、贵族及其拥护者的恐惧和仇恨也滋长起来。这是一种社会的仇恨，而不仅仅是无套裤汉的仇恨。泰纳（他的善意是不容置疑的）生动地描绘了当时那种“可怕的愤怒情绪”。这种愤怒情绪正是由旧制度和封建主义复辟的前景在衣民群众中激发出来的：
“问题不再是在秩序和混乱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新制度和旧制度之间进行选择。因为人们在外国人的背后看到了聚集在边境上的逃亡者。动荡是可怕的，尤其是当它发生在那几乎承受着旧大厦全部重量的地基深处，在那千百万靠双手劳作艰难谋生的、……被课税、被掠夺、被辱骂的、数世纪以来一直世世代代遭受苦难、压迫和轻视的人民大众之中。他们通过亲身经历、深知以往的状况和当时的状况之间的差别。他们只需回想一下，就能立刻感到王室捐税、教会捐税和领主捐税的沉重压力。伴随着一支支揭露暴君阴谋和号召人民拿起武器的民族歌曲，一种可怕的愤怒情绪在城乡劳动群众中汹涌激荡。”
大革命的其他任何时刻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鲜明地表现出民族问题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阿泽马在1793年6月16日的报告中写道：“阻止了敌人的进犯后，我们也就阻止了民众复仇的蔓延，那些复仇行动很快就相继停止了。”瓦尔米战役标志着第一次恐怖的结束。然而，那一天在“民族万岁”的口号下集合起来的不再是联邦派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而是一支“裁缝和补鞋匠”的军队了。9月屠杀正是这些人干的。
第一次恐怖和9月的那些日子的后果，进一步加强了8月10日和推翻王权的影响。
在宗教方面，从8月10日起，议会就决定贯彻所有遭到国王否决的决议，其中包括1792年5月27日关于拘禁和流放反抗派教士的法令。8月16日，市府禁止天主教的一切外部的仪仗和典礼。8月18日，议会下令解散一切尚存的教会组织，并重申1792年4月6日的禁令，不准神职人员在不执行圣职的时候穿教士服装。8月26日，议会限令反抗派教士在15天之内离开法国，否则将处以流放。这些对付反抗派教士的措施使许多市镇失去了神甫，从而导致自1792年9月20日起由各市政府负责户籍制度的世俗化。这一重大改革，作为政教分离的第一步，并不是世俗事务中立化思想的产物，而是迫于形势需要，出于一种战斗精神而实行的。它不仅打击了反抗派教士，同时也打击了宪政派教士，因为人们很快就夺去了他们教堂里的钟和银器。后来连教堂工场的财产也被拍卖了。1792年9月20日又制定了准许离婚法。共和派和宪政派教士之间的决裂已为期不远了。
在社会方面，原先需要加以赎买的各种封建租税在8月25日被无偿废除了，除非领主能够出示证书证明是合法的征收。8丹14日，经决定，正在按7月27日法令被拍卖的逃亡者的地产被分成小块出售，同时批准了公有土地的分配。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一些地方当局对最必需的粮食实行限价。9月9日及16日，议会最终同意授权各县政府清查谷物，并进行征购以供应市场，但仍不愿实行限价。国民制宪议会在社会方面的业绩也受到人民胜利的很大冲击。由市府所支持和人民所要求的物价管理逐步实现。对此，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仍然怀有深刻的敌意。于是，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的冲突也逐渐明朗化了。
在政治方面，重建君主制看来愈来愈不可能。9月4日，议员们表示希望国民公会废除君主制。巴黎的选举大会则指令它的议员必须履行这项职责。国民公会的选举活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各选举大会从9月2日起陆续召开。尽管也给了消极公民选举权，仍有许多人弃权，不过不能说所有弃权的人都是怀有敌意的。居心不良弃权的只是贵族和斐扬派。这样，国民公会的议员实际上是由为数不多的决心捍卫大革命成果的人选任的。
Ⅱ．侵略被制止：瓦尔米之役（1792年9月20日）
第一次恐怖不仅是一次人民的暴烈行动和一种对付内部敌人的统治手段，同时也是对付外部危险的应急措施。它促成了胜利的到来。在市府和议会的影响下，国防工作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1792年7月12日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招募5万人补充前线的军队和42个志愿军新营（共3.36万人）。在巴黎，7月22日宣布了“祖国在危急中”，一周内就有1.5万名巴黎志愿者报名入伍。一些省份的爱国热情也引人注目。在东部各省，7月末以来共征用了4万名国民自卫军。9月7日，为鼓动人们报名参军，多姆山省议会派出特派员去各乡向集合的国民自卫军作宣传，让他们认识到，“在已经付出了许多努力之后，如果我们再次被套上奴隶的枷锁”，那该是多么“痛苦的前景”。特派员们还让大家不要忘记“这场大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如废除什一税和各种封建捐税等等”。要强调说明这场革命战争的社会意义，这是最有效的方式了。与1791年的情况不同，1792年参加志愿军的资产阶级人数很少，参军的基本上都是手艺人、工匠和已经满师但尚未离开师傅的学徒。
同时，共和二年所实行的保证自我武装和军队装备的经济制度已初具轮廓了。巴黎市府征调了武器、供享乐的马匹、教堂的钟和银器，并建立了一些被服工场。9月4日，行政会议还下令对谷物和饲料实行有利于军队的征调和限价。这种征调制度吓坏了信奉经济自由的资产阶级：国防问题的社会影响已经显示出来，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的分界线也日益明确了。
普鲁士军队在逐渐逼近。9月2日，由于反革命分子和叛徒的暗中破坏，当地爱国的指挥官，曼恩-卢瓦尔省志愿军营的博勒佩尔中校被王党分子谋杀，凡尔登投降了。9月8日，敌军抵达阿尔戈纳，但到处都碰到了迪穆里埃指挥的法国军队。9月12日，一支奥地利军队终于夺取了通往拉克鲁瓦奥布瓦的隘道。迪穆里埃南撤到圣默努附近，通往巴黎的大道已经敞开。但9月19日，指挥麦茨方面军的凯莱曼同迪穆里埃会师，法军由此取得了数扯上的优势（5万人对3.4万人）。
瓦尔米之役与其说是一场战役，还不如说是一场单纯的炮战。布伦斯维克企图使用一条妙计来包围法军，但性急的普王却命令他立即进攻。1792年9月20日，在一阵猛烈的炮击之后，近中午时分，普军像演习似的在凯莱曼占领的瓦尔米高地前摆开了阵式。普王满以为法军会仓皇溃逃，然而无套裤汉们不仅浩然不动，反而加强了火力。凯莱曼用剑挑起自己的帽子，一边挥舞，一边高呼“民族万岁！”这一革命口号，从一个营传到另一个营，很快响彻了全军。在欧洲最著名的正规军的炮火下，竟没有一个人退缩。普鲁士步兵止步不前了，布伦斯维克不敢下令进攻。炮击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到傍晚6时，下起了倾盆大雨。双方军队都只好在各自的阵地上过夜。
普鲁士军队并未被打垮。瓦尔米战役并非一次战略性的胜利，但却是一次精神上的胜利。无套裤汉的军队在欧洲第一流的军队面前挺住了。大革命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崭新的、民族的和人民的军队顶住了按消极的戒律训练出来的职业军队。联军由此发现革命的法国并不是可以轻易战胜的。歌德当时在场，人们根据厄凯曼的转述，在瓦尔米战役纪念碑上镌刻下他的那句名言：“此时此地，开始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经过和迪穆里埃的谈判和一段时间的休战，普军退却了，其状狼狈不堪。由于连日大雨，道路泥泞，行军甚苦，拖得普军精疲力竭，又因染上流行性痢疾而大量死亡，沿途还遭到自发起来打击侵略者和逃亡者的洛林和香槟农民的骚扰。而迪穆里埃的部队却慢吞吞地尾随着普军，无意利用敌军的困境去消灭之。敌军这种痛苦的撤退对于刚刚成立的共和国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胜利。10月8日及22日，凡尔登和隆维相继获得解放。
1792年9月20日，即瓦尔米战役的当天，国民公会取代了立法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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