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1982）
第三章 山岳派国民公会、人民运动和救国专政（1793年）
吉伦特派刚被消灭，由山岳派支配的国民公会就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反革命势力由于联邦派叛乱而更加嚣张了。同时，被物价高涨激怒了的人民运动也加强了它的压力。政府机构也显得无力控制局势，丹东在救国委员会以谈判代替作战。1793年7月间，国家已处在崩溃的边缘。
就在山岳派困于矛盾处境而犹豫不决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出于自己的需要和仇恨，挺身而出，强制推行了各项重大救国措施。首先是1793年8月23日的”全国总动员”。为了控制人民的活动，维护同资产阶级（唯有这个阶级能够提供必需的干部）的联盟，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革命政府。在1793年7月到12月这一期间，这个革命政府在无套裤汉和山岳派或激进民主资产阶级这一双重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该政府的一些最有远见的领导人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地捍卫前第三等级的革命团结（亦即民族团结）。但他们能否克服联盟中的各种固有矛盾？民族危亡的局势曾使这些矛盾一度隐蔽了起来。但可以预见，一旦胜利了，这些矛盾就会重新暴露出来。
Ⅰ．山岳派、温和派与无套裤汉（1793年6-7月）
山岳派多亏巴黎无套裤汉的帮助才战胜了吉伦特派，然而他们并不打算向巴黎无套裤汉的压力让步。在6月2日以后的好几个星期里，山岳派一直在考虑怎样才能在不引起吉伦特派的反动的同时刹住人民的运动。他们对于争取那部分在自己同吉伦特派斗争中保持过中立的资产阶级极为关注，因而设法照顾有产者和温和派。他们决计不实现5月31日起义委员会的平民活动分子们提出的全部政纲——除逮捕吉伦特派以外，还要把所有“上诉派”开除出国民公会，建立一支享受军饷的、负责逮捕嫌疑犯和保障巴黎粮食供应的革命军，实行谷物最高限价并把一切生活必需品纳入限价范围，清洗军队和行政机构，尤其要罢免贵族分子……山岳派极力通过抛弃恐怖和保护财产权，通过把人民运动限制在窄小的范围内来安抚资产阶级。但这种平衡是很难实现的。7月份，危机一加剧，平衡就被打破了。
1．山岳派的和解措施
整个6月份山岳派都在等待时机。尽管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6月8日曾推动国民公会否决了巴雷尔和丹东在两天前提出的撤销各监视委员会的建议（让邦·圣安德烈在辩论中曾宣称：“应该知道，人们可以打看自由的幌子来扼杀自由。”），他们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革命军没有成立，关于强制公债的讨论突然中止。圣茹斯特7月8日关于在押或逃跑的吉伦特派议员的报告也极为温和：“自由对于被解除武装和已屈服于法律的人是并不可怕的。”问题在于通过使各省放心和消除对巴黎无套裤汉专政的顾虑来团结各省。
在社会方面，他们努力通过3项法令来满足衣民的要求。1793年6月3日关于逃亡贵族地产出售方式的法令规定，这些地产应分成小块以便于贫农购买，而且购买者可以延期10年付款。6月10日关于分配公有地的法令使分配可以随意进行。据此，公有地将按居民人数平均分配，每人的地块将由抽签决定。7月17日关于封建制度的法令通过无偿废除一切封建权利，甚至包括那些建立在原始文书上的封建权利，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那些存放在各市政府书记室的封建文书应予以烧毁。吉伦特派的失败对于农民说来意味着土地的最后解放。
在政治方面，山岳派迅速通过了一部宪法，想以此洗清搞独裁的罪名，同时使各省安下心来。这部“1793年宪法”是根据埃罗·德·塞谢尔的报告，经过一场短时间的辩论后于6月24日通过的。该宪法确定了政治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特征。
该宪法正文前的人权宜言较之1789年的人权宣言更前进一步，因为它的第一条就宣布“社会的目的是公共的幸福”。它还确认了劳动权、生存权和受教育权：
“公共救济是一项神圣的义务。社会应当保障不幸的公民的生存——或是通过为他们提供工作，或是通过向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公民提供生存手段。”（第21条）
“人人都需要受教育。社会应当尽其所能地促进公众理性的发展，让所有公民都能够受到教育。”（第22条）
最后，1793年的人权宣言不仅像1789年人权宣言那样承认了反抗压迫的权利（第33条），而且还承认了起义权：
“当政府侵犯人民权利的时候，起义对于全体人民和对于人民的各个部分都是最神圣、最不可推卸的责任。”（第35条）
罗伯斯庇尔在4月24日提出的财产权的定义是没有争议的：“财产权是属于一切公民的、享受和随意支配自己的财产和收入以及劳动和产业成果的权利。”（第16条）
1789年的人权宣言只字未提经济自由。而1793年的人权宣言第17条明明白白地确认：“公民们做任何工作、栽培任何作物、从事任何贸易，都不得加以禁止。”山岳派并不愿意走社会民主的道路。
该宪法的主要注意力在于保证作为政治民主主要柱石的国民代议制的绝对优势地位。孔多塞的吉伦特派方案中所考虑的两级选举制被否定。人民的直接选举保证立法权力对行政权力、议员对行政机构的支配地位。立法议会是用直接普选、单名投票和绝对多数当选的方式产生的，任期1年。24人的行政会议由立法议会在各省通过普选指派的83名候选人中遴选产生，因而各部部长是隶属于国民代议机关的。国家主权的行使由于公民投票制度（这种制度在孔多塞的方案中就有了设想）而扩大了范围：宪法，某些情况下一些简明的法律，都应经过人民批准。
1793年宪法在19世纪上半叶成为共和派心目中政治民主的象征。它在付诸人民批准时以180多万票赞成对1.7万票反对的多数获得通过。有10万多投票人表示要在附加一些带温和倾向的修正案后才愿意接受该宪法。公民投票的结果于1793年8月10日公布。这一天是君主制垮台的周年纪念日，也是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的节日。但是这部宪法（妥藏其本文的“圣约柜”存放在国民公会的议会大厅里）将等到和平恢复时才能实施。
2．反革命的进攻
山岳派国民公会的温和调解的政策并没有制止内战蔓延。吉伦特派在自己控制的各省起来反对国民公会，他们在旺代叛乱愈演愈烈、边境上反法联盟军队步步进逼的时候，掀起了联邦派叛乱。
联邦派叛乱是5月“区民运动”的继续。巴黎起义和开除吉伦特派的消息在里昂和波尔多加速了叛乱的步伐，扩大了叛乱的规模。那些被宣布逮捕后逃走的吉伦特派领袖与在一份反对6月2日起义的抗议书上签过名的75名右派议员联合起来，策动了各省的叛乱。在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在西南部和南部，在弗朗什-孔泰，各省当局都宣布了分立。原来的区民运动领袖变成了联邦主义者，他们建立了一些委员会和审判爱国者的特别法庭，关闭了各俱乐部，还企图招募军队。冈城成了吉伦特派西部的首都。已经夺取了里昂（夏利耶于7月17日在那里被处死）的叛乱者，又相继控制了波尔多、尼姆、马赛和土伦。到6月底，已有大约60个省公开处于反对国民公会的叛乱状态。但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之间，以及在诺曼底和西南部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保王党的旺代。图卢兹终于不愿步波尔多的后尘，从而阻断了阿坤廷和下朗格多克两地区间的联系。普罗旺斯人的法国南部地区和里昂之间的德罗姆，在雅各宾分子约瑟夫·帕扬领导下成了爱国者的坚强堡垒。边境各省份也仍在效忠国民公会。
“联邦主义”的社会内容较其政治外貌更引人注目。联邦主义的起因部分地在于地方分立主义持续存在，但主要还是由于阶级利益的一致性。早在1793年5月15日，罗讷-卢瓦尔省议员夏塞就写道：”重要的是生命，此外还有财产。”6月2日起义后，他便跑到叛乱的里昂，作了叛匪头目。在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之后，他便逃亡到国外，直到共和四年才回国。联邦派叛乱基本上是由掌握了各省行政权力而又担心财产安全的资产阶级搞起来的，同时也得到所有旧制度拥护者的支持。而平民成分较多的各市政府则敌视这种叛乱，工人和工匠决不愿为富人作战。叛乱各省下达的征兵令遭到人民群众的冷淡和敌意。此外，叛乱的领导人中间很快发生了分裂。真正的共和派不甘心追随王党，他们对外国入侵和旺代叛乱深感忧虑，很不情愿受反动派利用。但王党分子很快就在东南部取得了联邦派叛乱的领导权。尤其是在里昂，那里的普雷西伯爵还得到了撒丁国王出兵阿尔卑斯山牵制法军的允诺。
国民公会积极组织力量镇压叛乱。它尤其注重打击首恶，对胁从则采取宽容政策。最大的威胁来自诺曼底方面，因为没有一支军队来掩护巴黎。但是，1793年7月13日，在帕西絮厄尔的几支吉伦特派纵队一看到从巴黎各区征召来的几千士兵就溃乱了。他们的首领比佐、佩蒂翁、巴巴卢等人放弃了冈城，继而又放弃了布列塔尼，撤到了波尔多。被派到诺曼底的罗贝尔·兰代在尽量避免镇压手段的情况下迅速平定了该地区的叛乱。弗朗什-孔泰地区各省不战而降，但波尔多却坚持得比较久，直到9月18日才被攻占。在东南部，人们一度十分担心马赛、尼姆的叛乱者同里昂的叛乱者汇合起来。但德罗姆省仍忠于国民公会，落到尼姆人手里的圣灵桥又被夺了回来。曾攻克迪朗斯、夺取阿维尼翁的马赛人也被击退了。卡尔托将军的部队7月27日进占阿维尼翁，8月25日进占马赛。但8月29日，王党分子向英国人开放了土伦港，并把地中海舰队交给了英国人。里昂也在顽固地坚持叛乱。夺回这些城市需要下决心进行正规的攻坚战。10月9日里昂被攻克，土伦直到1793年12月19日才被占领。在这两个城市中采取的镇压手段是极其残忍的。共和国曾在7月里处于崩溃边缘。在8月底之后，危险似乎已经消除了。
联邦派叛乱的后果同旺代叛乱的后果一样，都加速了强化中央政权的进程，使各民众组织加紧控制那些被怀疑敌视或不热衷于大革命的公民。有些吉伦特派毫不犹豫地同那些跟外部敌人结盟的王党分子联合起来。他们以有产阶级为靠山，因而这些有产阶级成员也成了嫌疑分子。山岳派和无套裤汉群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同共和国融合在一起。
这时旺代叛乱又猖獗起来。自1793年6月9日以来一直控制着索米尔的叛乱分子于7月18日在维耶（屈曼恩-卢瓦尔省）击溃了共和派军队。27日，他们又夺取了蓬德塞，形成胁迫昂热的态势。
外敌入侵的危险也越发严重。丹东自进入救国委员会之后，以谈判代替作战。但当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被联盟军夺回之后，法国就再没有做交易的本钱了。也许正如人们所怀疑的那样，丹东想利用王后和她的孩子做交易。然而，1793年宪法第121条已明文规定：”法国人民同占领其领土的敌人决不嫦和。”
在诺尔省边境线上，英国人参与了作战。约克公爵指挥一支由2万汉诺威人组成的军团，在1.5万荷兰人的支援下，打算进攻敦刻尔克。科布尔指挥的奥地利人则有条不紊地开始进攻诺尔省边境线的各个要塞。7月10日和28日，孔代和瓦朗西埃纳先后失陷。紧接着敌军包围了勒凯斯努瓦和莫伯日。担任诺尔方面军统帅的居斯蒂纳却毫无动作，他很快就因此而受到爱国者们的怀疑。
在莱茵河方面，普鲁士人在布伦斯维克公爵指挥下夺取了美因兹。该城市4月份起就遭到围攻，在克莱贝尔和国民公会特派员梅兰（蒂翁维尔人）指挥下的2万法国士兵一直坚持到7月28日才投降。莱茵方面军和席泽尔方面军不得不向洛特河和萨尔河撤退。朗多也陷入敌人的重围。
在阿尔卑斯山方面，皮埃蒙特人紧逼着凯莱曼的部队。凯莱曼曾派出一些分遣队同普罗旺斯和德罗姆山谷的联邦派作战，并去酣困里昂和土伦。这使他的力量受到削弱，费了好大的劲才保住了莫利安纳和塔朗泰兹这两条通道。敌人很快就侵入了萨瓦，尼斯也受到威胁。
在比利牛斯山方面，西班牙人也突入了边境，向佩皮尼昂和巴荣纳步步进逼。
边境上的共和国军队到处都在退却。由于指挥不当，军队士气严重低落。军队指挥官因平府无能而频频更迭。贵族分子居斯蒂纳用轻蔑的口吻肆意攻击无套裤汉陆军部长、仅领有中校军衔的布肖特。在旺代，共和国军队中一派混乱。负有监督将军使命的国民公会特派员们互相反目，他们和统帅尼奥尔方而军的前贵族比隆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些人支待无套裤汉将军龙森和罗酉尼奥尔；另一些人则控告他们俩，大家都拒绝承担失败的责任。局势似乎毫无希望了。
1793年7月13日马拉被刺一事具体地暴露出一种巨大的危险。就在革命的巴黎，夏洛特·科代——诺曼底一个年轻的女王党分子，竟能杀害人民之友。她打算通过这一行动消灭大革命的一个首脑，然而她的行为却加强了山岳派的力量，并重新激发了革命的运动。马拉一贯深切关注无套裤汉的命运，在无套裤汉中深孚众望。他的被刺引起一阵强烈的激动。人们的复仇愿望同对各项救国措施的要求结合在一起。7月15日，巴黎为他举行了有全体国民公会议员参加的隆重葬礼，他的心脏被悬挂在科尔得利俱乐部大厅的穹顶上。作为“自由的殉道者”，马拉和1月20日被刺的勒佩勒蒂埃、1793年7月17日被杀害的夏利耶一起，成为革命先贤祠中的神明。
3．革命的反击
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使山岳派国民公会的任务更加艰巨，同时也促使入民群众去采取革命行动。
生计困难和生活必需品危机是人民不满的主要原因。1793年5月4日通过的谷物最高限价并不曾实行。国民公会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失败，它于7月间允许各省和特派员暂停该法令的实施。巴黎无套裤汉忍受不了面包的昂贵。巴黎市府曾借助政府补贴把面包价格维持在3苏l斤的水平上。但由于到货没保障，储备日见空虚，面包铺前又排起了长队，群众人心惶惶。6月2日事件引起外省叛乱后，市场上肉类更加罕见，其他食品也纷纷涨价。较之1790年6月，1793年6月小牛肉价格上涨了90%，一般牛肉的价格则上涨了136%。几乎到处都发生了由生活费用上涨引起的骚乱。6月21日，在市郊圣安托万有人高喊：“过去一块肥皂只卖12苏，现在却卖20苏，共和国万岁！过去1斤糖只卖20苏，现在却卖4锂，共和国万岁！”这人很快就被逮捕了。
指券的危机加重了生计危机。通货膨胀有增无已，促使物价飞涨。自从国王被处死和全欧反法联盟成立以来，纸币一直不停地贬值，到7月间已降到其面值的30％以下。指券的失信引起了资本外流、投机盛行和商品囤积，物价上涨也由此加快了。
“忿激派”利用这一局面煽动普遍的不满，责难国民公会在经济、社会方面消极保守。1793年6月8日，瓦尔莱在市府总委员会上宣读了他的《关于社会国家里人权的庄严宣言》，希望“用正义的手段”打破财富不均的状况，“希望把那些靠盗窃、投机、垄断、囤积居奇等手段，通过牺牲公共财产而聚敛起来的财富变为国家的财产”。
6月15日，人权区提出了实行普遍限价和制定惩治囤积者法的要求。25日，雅克·鲁向国民公会提交了一份带威胁性的请愿书：
“宪法就要提交主权者批准了。你们在这部宪法中禁止投机了吗？没有。你们宣布以死刑惩处囤积者了吗？没有。你们确定贸易自由的内容了吗？没有。你们禁止出售硬币了吗？没有。那么好，我们要告诉你们，你们还没有为人民的幸福作出全部努力。在一个阶级可以不受惩罚地使另一个阶级挨饿的情况下，自由只能是一个空虚的幻影；在富人还在通过垄断对他们的同类操生杀大权的情况下，平等只能是一个空虚的幻影：在3/4的公民流着眼泪才付得出的食物价格日复一日地助长反革命的情况下，共和国也只能是一个空虚的幻影……再作一次决定吧！无套裤汉将用他们的枪矛去执行你们的决议。”
第二天，巴黎各码头上爆发了肥皂骚动。在这场持续了3天（26-28日）的骚动中，洗衣妇们卸空了运皂船，并按限定过的价格瓜分了这些货物。无套裤汉群众奋勇前进，山岳派最终也被裹挟而去。
1793年7月10日，为适应危机恶化的局势，救国委员会要重新改组。平民活动分子激情满腔，针对面临的危险提出了一系列保卫国家和革命的措施。但是，防止极端措施，以使迄今一直支持共和国的革命资产阶级不脱离共和国，这也是很有必要的。因此必须建立一个革命政府，以便把人民运动约束在一定范围之内。4月间成立的救国委员会表现得平庸无能，既不能打退外敌入侵，又不能防止联邦派叛乱，也不能解决指券问题和生计危机。它不是在控制各种事件，而是在被各种事件牵着鼻子走，以致局势日益恶化。7月10日，国民公会更新了救国委员会，丹东落选了。
新救国委员会由唱名投票选出，有9名成员。其中有3人很快就被撤职，他们是：直到最后还在拥护居斯蒂纳将军的加斯帕兰、某女贵族的情夫且不久就成了嫌疑犯的埃罗·德·塞谢尔和丹东的朋友蒂里奥。库通、圣茹斯特，让邦·圣安德烈和普里厄（马恩省人）组成了该委员会的山岳派核心。来自平原派的巴雷尔和兰代也归附了他们。他们已经深信：大革命只能靠无套裤汉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必须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给苦于饥馈和物价高涨的城市居民供应生活必需品，调动人民的全部力量来反对贵族和反法联盟。
1793年7月13日马拉的遇刺促使山岳派针对政治危机的加剧采取了更强硬的政策。埃贝尔同忿激派互相争夺人民之友事业的继承权。从7月16日起，雅克·鲁就急忙把他的报纸变成马拉《人民之友报》的续编《人民之友马拉所庇护的法国大革命政论家报》。7月20日又出现了《勒克莱尔编人民之友报》。7月21日，埃贝尔也在雅各宾俱乐部大声嚷道：”如果需要有一个马拉的继承人，如果需要向贵族提供第二个牺牲者，那么这个人早已预备好了-那就是我。”各民众报刊竞争激烈，宣传往往很富于煽动性。山岳派中一个以埃贝尔、肖梅特为首的支派，为了不脱离巴黎无套裤汉，主动接受了忿激派的纲领。所有的人都以更激烈的语调谴责”商人贵族、资产阶级的和贪财重利的贵族”。由于缺粮情况更趋严重，许多面包商因缺乏面粉而关闭了店门。市政府区于7月21日建立了配给卡制度，请愿书也增多了，店铺门前的长龙人声嘈杂，一片混乱。
埃贝尔在《迪歇纳老爹报》第263期中写道：”无套裤汉这帮可怜的人受苦太多，渴望太久了。他们是为了幸福才干这场大革命的。”
新救国委员会刚成立就遇到了被两翼夹击的危险。
1793年7月26日惩治囤积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它是国民公会的一个策略上的让步。比约-瓦雷恩事实上早就提出了一个摆脱困境的计策-他认为解决缺粮问题的办法不是限价，而是惩治囤积者，死刑的威胁将迫使他们降低价格。7月26日，根据科洛·代布瓦的报告，国民公会通过了以死刑惩治囤积者的法令（囤积者指那种没有申报生活必需品的库藏及没有把这些库藏列成清单贴在门口公布于众的商人）。这一法令显然是对忿激派纲领的一个重要让步，商业活动从此受制于各区反囤积专员。实际上该法令的贯彻是拖拖沓沓的，它很快便成为给无套裤汉的一种象征性的满足。
1793年7月27日，早就成为救国委员会辩护人的罗伯斯庇尔被选入该委员会。在国民公会看来，救国委员会的威望远不巩固：惩治囤积法未经向它请示就通过了，它的最初一些决定，尤其是7月21-22日夜间关于逮捕居斯蒂纳的决定，也曾在国民公会中引起激烈反对。罗伯斯庇尔支持救国委员会，反对它的敌对者。他7月27日进入了该委员会。8月14日，卡诺和普里厄（科多尔省人）也被选入救国委员会。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又于9月6日进了该委员会。这些人的政治倾向和气质尽管有差异（卡诺和兰代在社会方面是保守主义者，比约和科洛则倾向于无套裤汉），但他们都是正直、有功劳、有威望的人士，求胜的意志使他们联合起来，精诚团结了一年，直至胜利之日。这就是共和二年的大委员会。
罗伯斯庇尔凭借他的革命声望，奋力推动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执行救国委员会的政策。这位”不可腐蚀者”（我们这部历史中只有他一人有资格享有这一称号）富于远见而勇敢无畏（他在反对那场导致宣战的普遍潮流时孤军奋战，就表现了这种品质），能言善辩，大公无私，深得无套裤汉信任。他坚守原则，但作为政治家又懂得运用策略手腕，懂得向现实情况让步。他把整个革命的权威都赋予了代表国家主权的国民公会。但他也知道，政府要做到坚强有力，就应当依靠人民并和人民建立密切的联系。在5月31日-6月2日起义期间，罗伯斯庇尔在笔记本里写道：
“必须有一种统一的意志……为了建立共和主义的统一意志，必须有共和派的部长，有一个共和派的政府。内部的危险来自资产阶级。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必须团结人民……必须让人民同国民公会联合起来，让国民公会利用人民。”
7月13-21日，罗伯斯庇尔向国民公会宣读了勒佩勒蒂埃（圣法尔若人）的国民教育计划：
“三年来的一系列革命事件为公民中别的阶级做尽了好事，但对于最贫困的阶级——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公民却几乎一无所为！封建阶级被摧毁了，但这并不是为无产者公民干的，因为在获得解放的乡村中他们并无任何财产！捐税的摊派是比较合理了，可是无产者公民一贫如洗，什么捐税也负担不起……公民的平等已经建立，然而无产者公民却得不到文化教育……现在，穷人的革命开始了……”
尽管罗伯斯庇尔和救国委员会的成员看清了形势，但对于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应付这种形势却没有把握。革命国防的各项重大措施，如全国总动员、恐怖、统制经济等，都是在1793年8月的危机中由人民运动自下而上地强制推行起来的。
Ⅱ．救国委员会和人民运动的高涨（1793年8-10月）
新救国委员会决心大力加强国防，在它看来这就是保卫革命。但它不想让人民运动（尤其是忿激派的宣传）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平民活动分子们看来，要有效地保卫国防，就必须实行统制经济和全国总动员。救国委员会一度把全国总动员视作幻想，并一直敌视限价和统制经济、厌恶恐怖。巴黎各区乱哄哄地实行着的直接民主，在他们看来也与建立高效能政府的努力相违。救国委员会在8月间一直不停地玩弄手腕，不断地退却，直到1793年9月4日和5日才迫于人民的革命行动而作出最后让步。
从8月初起，罗伯斯庇尔开始反对忿激派，力图使政府和国民公会摆脱这个反对派的困扰。1793年8月6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谴责了那些企图搞掉人民的老朋友的”新风云人物和昙花一现的爱国者”。罗伯斯庇尔居心匝测地宣称：”两个领人民之敌津贴的、被马拉谴责过的人，竟充当或自以为充当了马拉这位爱国作家的接班人！”他对雅克·鲁攻击商人的言论尤为反感，痛加押击。为了驳斥忿激派的主要论据，救国委员会派出一些能干的代表到巴黎附近各省征调劳工收割麦子，积极抓起了粮食工作。1793年8月9日，国民公会根据巴雷尔的建议通过决议：在每个县建立一座丰收仓。其实这只是对人民要求的一种表面上的让步，因为由各县征购粮食并不能解决生活费用昂贵的问题。不过巴黎还是有粮食供应了。忿激派由此一度失去了对无套裤汉的号召力。
对于那些要求实施已为人民通过的宪法和进行新选举（意在促使山岳派垮台）的温和派，罗伯斯庇尔奋力予以反击。8月10日前不久，埃贝尔在《迪歇纳老爹报》第219期上出乎意料地支持温和派的这一愿望，使之更加具有危险性。救国委员会主张政府在恢复和平之前一直保持革命状态，不实施宪法。1793年8月11日，厄尔-卢瓦尔省议员德拉克鲁瓦（未来的宽容派分子）推动国民公会通过了根据宪法为普选作准备的选民普查法令。罗伯斯庇尔断言，这种阴险的建议无非是要以皮特和科布尔的代理人来取代被清洗出国民公会的议员。在粉碎国内叛乱和取得边境战争胜利之前实施1793年宪法会危及整个大革命。就在这一天，基层议会的代表们把这份”神圣文件”送到国民公会，把它装进一只雪松木柜便再也不拿出来了，尽管直到1793年10月国民公会才明确宣布该宪法在恢复和平前暂不实行。
1．全国总动员（1793年8月23日）
这时，人民运动在外部危险和内部反革命势力的逼迫下继续发展，终于促使救国委员会和国民公会实行全国总动员。
全国总动员符合无套裤汉的革命心理，受到了巴黎各区和各俱乐部的欢迎。这一措施使革命方面在数量上取得优势，因而有希望迅速战胜兵力已受到削弱的敌军。热马普战役证实了这一点。全国总动员的设想是在1793年7月危机期间，在外敌进攻、联邦派叛乱、共和国陷于危境的情况下逐渐明确起来的。7月6日，卢森堡区曾提议巴黎各区实行总动员，向叛乱的各省进军：”让所有16岁到50岁的公民不加区别地处于被征召状态，组成武装力量。”
7月28日，团结区活动分子塞巴斯蒂安-拉克鲁瓦重申了这一建议。他的讲演已散发出8月23日法令那史诗般的气息：
“……让所有车匠、木匠及木工立即停止个人的工作，都去造枪托、炮架、辐重车、运捡车吧！让锁匠、马掌匠、刀斧匠以及所有铁工都放下工作，都去制造大炮吧！……让祖国之友们武装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让没有武器的人送弹药，让妇女们送军粮、做面包，让祖国的赞歌送来战斗的信号吧！”
7月底的一系列失败使全国总动员的设想成为大势所趋。这时各民众报刊也开始进行这种呼吁。埃贝尔在他的第265期《迪歇纳老爹报》中写道：”让所有能拿起武器出征的男人们同时入伍吧！哪里有危险，人们就应当冲向哪里！”
人民群众关于全国总动员的要求于1793年7月29日在雅各宾俱乐部提出，8月4日又为巴黎市府所重申。8月7日，一些来巴黎接受1792年宪法的基层议会代表也重申这一要求——他们的发言人鲁瓦耶8月12日在国民公会要求人民全体动员。救国委员会却迟疑不决：该怎样对付总动员引起的大乱？怎么武装和供给那些人群呢？8月14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宣称：”这种设想很了不起，但狂热地推崇全国总动员是无用的。”他补充道：”我们缺的不是人，而是我们将军的爱国主义道德。”在巴黎的活动分子和基层议会代表们的压力下，国民公会于8月16日采纳了总动员的原则。8月23日，救国委员会终于决定根据巴雷尔的报告提出实施办法：
“从现在起到敌人被赶出共和国的领土，所有的法国人都始终处于被征召状态，以便为军事服务。年轻人得奔赴疆场；已婚男人得铸造武器和运送给养；妇女们得制作帐篷、军服和去医院服务；儿童们得去把旧布撕成绷带；老人们得去公共场所鼓动战士们的勇气，宣传对国王们的仇恨和共和国的统一。”
雇人代替应征的制度被废除了。征召在原则上是全民性的，但未婚的或无嗣丧妻的18岁到25岁的男子将首批应召出征。他们营队的军旗上将写上：”法国人民起来反对暴君。”
全国总动员法令完全反映了无套裤汉的意愿吗？尽管他们设想出这个措施，但凭一时的冲动而发起一场进军边境的运动却是不现实的。
这也说明罗伯斯庇尔和救国委员会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迟疑不决。因为，仅仅把18至25岁无家庭负担的男子征召入伍，就需要动员国家的全部资源，需要组织极大规模的武器制造。事实上，军备和给养很成问题。9月初，《迪歇纳老爹报》在制定它的行动方案时就这样自问：
“怎样同时进行好几百万人的进军呢？怎么武装他们、供给他们呢？……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保证整个共和国的生计……必须把所有和金屈打交道的工人——从马掌匠到金银匠统统征集起来，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建立锻造工场，日夜不停地制造大炮、步枪、马刀和刺刀。”
埃贝尔直截提出了一场伟大民族战争中的经济管理问题。为了武装和供给七届征召所提供的大量人员，必须要实行统制经济。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跟国防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2．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
直到］793年8月底，重大的问题仍一个都没有解决。政治问题依然如故。尽管救国委员会避开了政敌的攻击，革命政府却远没有巩固地组织起来。经济、社会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反囤积法及丰收仓法只带来一些虚幻的改善。尽管大革命唯一的财源一-指券的命运有赖于限价和统制经济，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到现在还拒绝采取这些措施。到8月底，随着生计危机的加剧，人民运动更加风起云涌。同时，巴黎的活动分子们感到，有必要采取一项新的、旨在把人民意志强加给政府的行动。
曾一度和缓的生计危机由于旱灾的影响重新发生。磨坊的活计越来越少，面包铺的门前又排起长龙。每天的面粉只有400袋到货，而巴黎的日消费量是1500袋。对于埃贝尔来说，缺粮问题是一个强有力的鼓动手段；他把生计问题置于运动的中心地位，提出一系列反对富人和商人的论点以取悦无套裤汉。
埃贝尔在第279期《迪歇纳老爹报》中写道：“祖国，晊……，批发商们根本没有祖国。他们支持大革命只是由于看到大革命对他们有利。他们曾支持无套裤汉消灭贵族阶级和各高等法院，但这不过是企图由他们取代贵族的地位。同样自从取消了积极公民，自从最不幸的无套裤汉同最富有的包税人享受同样的权利以来，这些无耻之徒们就背离了我们，开始不择手段地破坏共和国。他们把所有粮食都囤积起来，或以极贵的价格转卖给我们，或使我们陷入缺粮的困境……”
1793年9月初爆发的人民运动，其势锐不可当，目富于独创性。按阿尔贝·马迪厄的说法，这是一种”埃贝尔派运动”。无套裤汉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目标，能够明圳表达出自己的社会要求，这确是由于受到过各家民众报刊（雅克·鲁的报纸和埃贝尔的报纸起过同样的作用）的启发。但这些报刊并不是这种意识的来源。这是一场”民众运动”，并不是埃贝尔派运动。因为，先是由埃贝尔应声虫似的写作和行动，接着雅各宾俱乐部和巴黎市府相继开始行动，最后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作出让步一一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无套裤汉的压力下发生的。
人民运动从1789年春就开始了，应当在1789年以前巴黎小店主、工匠和各行各业劳动者生活物质条件的恶化中去寻找该运动的起因。这场运动在危机爆发的时代曾让资产阶级革命取得突出地位，但它毕竟不同于这种革命（正如1793年9月事件所反映的那样）。因为它带有激励无套裤汉的前资本主义的心态特征。这种心态实质上同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面前热衷于保卫公社习俗的农民的心态是一致的。无套裤汉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心态极为仇视，因为这个阶级一心要以自由（他们事业的飞跃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的名义取消深为小店主和工匠们所珍视的管制经济和限价政策。
无套裤汉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反映在他们对财产权的看法上。根据1793年和1789年的人权宣言，财产权是一种绝对的自然权利，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但对于无套裤汉来说，只有建立在个人劳动基础上并受到公众需要限制的财产权才是可以理解的。1793年9月2日，在人民运动的高潮中，巴黎的无套裤汉区（以前的植物阳区）向国民公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其中写道：议会应”一成不变地限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T资和工商业利润……贵族、王党、温和派和阴谋家们会对你们说：嗳！怎么搞的！这是损害财产权，而财产权木是不可侵犯的……就算如此吧，可难道这帮坏蛋不知道财产权只能以人体需要的范围为依据吗？”
无套裤汉们要求实行粮食和丁一资的最高限价：
“……第2条：对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必须根据旧历年（17891790年底）的价格和它们的不同质量，一成不变地加以规定。第3条：各种原料也应定价，以使受法律限制的工业利润、工资和商业赢利不仅能够让那些工匠、庄稼人和商贩得以谋生，而且可以使他们获得享乐的条件。”
植物园区无套裤汉还特别要求严格限制财产权：
“……第8条：必须规定财富的最高限额；第9条：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最高限额的财富；第10条：任何人不得承租超过一定数量的犁绊所能耕种的土地；第11条：每个公民只能拥有一个作坊或一并店铺。”
这个社会纲领一方面要保留私有制，一方面又要限制私有制的后果，因而它本身充满了矛盾。不过，它同领导大革命的资产阶级的纲领是完全对立的。正是这种对立使革命政府在热月改变中归于毁灭。但是在当时，出于对共同的敌人，对旧制度、特权和封建贵族的仇恨，并由于反革命的严重威胁，无套裤汉和山岳派资产阶级仍紧密地联合了起来。山岳派是无法孤军取胜的。它不得不由反对转而支持这一平民纲领，而且还不得不强制实行这一纲领。
危机在9月初就已形成。当埃贝尔谴责国民公会中的“催眠派”的时候，各区的情绪日益激奋，它们的行动和请愿书也与日俱增。在这种热狂的气氛中，传来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土伦被王党分子交给英国人了！爱国的焦虑，对贵族阴谋的担忧，加上生计问题引起的不安，构成了引发一次恐怖主义冲动的最合适的因素。9月2日晚，雅各宾俱乐部为了救亡，决心采取行动。
1793年9月4日，一场长期受压抑的人民骚动爆发了。从早晨起，一群一群的丁人（主要是建筑工人和军工工人）源源不断地开到沙滩广场，向巴黎市府要面包。这些群众的工人成分是不容置辩的。他们来自无套裤汉中最贫困的阶层，属于这些劳动者中的那些既非小店主、又非工匠的层次。他们的工资是用日益贬值的指券支付的，生活极度痛苦。市府的领导人试图让示威者平静下来，但纯属徒劳。示威者们高呼：”我们需要的不是许诺，而是面包，而且必须立即就给！”
肖梅特跳上一张桌子，喊道：“我先前也是穷人，所以我很了解什么是贫穷。这里发生的是一场富人反对穷人的公开战争，他们要把我们消灭掉。好吧！我们要先发制人！应当由我们来消灭他们，因为我们是有力量的！……”
人们决定第二天举行群众示威，用人民的心愿左右国民公会。
1793年9月5日，各区汇集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喊着“向暴君宣战、向贵族宣战、向囤积者宣战”的口号，开向国民公会，把国民公会包阶起来，然后以和平的方式涌入议会大厅。议员们在人民众目睽睽之下议事。首先，帕施代表巴黎市府和各区谴责囤积者的阴谋勾当和有产者的利己主义行为。随后，肖梅特宣读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建立一支革命军来保证农村的谷物征调，并安全地把征集到的谷物运到巴黎。比约-瓦雷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建议逮捕嫌疑分子，这在无套裤汉看来是很有必要的措施。国民公会不经征求救国委员会的意见就径直作出让步：不仅通过了逮捕嫌疑分子的法令，而且决定清洗那些负责查寻嫌疑分子的革命委员会。这就把恐怖提上了日程。根据巴雷尔的报告，国民公会还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一支由6000名步兵和1200名炮兵组成的革命军的提案。国民公会最后又通过了丹东的一项提议：限定各区每周只得举行两次集会，参加集会的公民每人发给40苏的津贴。
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是人民的胜利。无套裤汉强迫政府采取了他们长期要求的措施。不过这个胜利并不彻底，因为9月5日的那些决议特别富于策略性。9月4日国民公会也只是作了建立普遍限价制度的许诺，而这种制度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要求。巴黎无套裤汉由于保持对国民公会的压力，才争取到谷物和饲料的全国最高限价（9月11日）和普遍最高限价（29日）的实行。山岳派资产阶级同样也不情愿损害经济自由。
这是人民的胜利，同时也是政府的胜利。因为法制得到了维护，合法的恐怖压倒了直接的行动。救国委员会也挺住了，它懂得及时退向自己所选择的阵地，结果它扩大了权力，革命政府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3．人民的成就和政府的巩固（1793年9-10月）
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之后，人民仍保持着自己的压力，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只好违心地走上恐怖和统制经济的道路。这场人民运动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它同时也使革命政府陷于同国民公会内部强大反对派的斗争，从而延缓了革命政府巩固的进程。各区和各俱乐部的活动分子要求通过广泛清洗行政机构，清除公共生活中的嫌疑分子，扩大镇压规模等方式强化恐怖统治。持续的生计危机从另一方面促使他们坚持主张实行对经济的全面管制，实现早已许诺、但一再被推迟的普遍限价。
9月里，救国委员会一直在玩弄手腕，时而利用人民运动来控制国民公会，时而操纵国民公会来阻止人民运动。它作出一些必要的让步，同时一步一步地加强自己的地位。9月6日，曾支待过人民要求的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被任命进入救国委员会。13日，被改组，从此它的成员名单须由救国委员会向国民公会提出。对于其他各委员会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政府权力由此进一步集中。救国委员会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此之前一直和它平起平坐的各委员会均被它控制。救国委员会成为政府行动的中心。
9月5日被提上日程的大恐怖是由人民群众的行动一步一步强行实现的。在各区的控制下，各行政机构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洗运动。陆军部的清洗在该部秘书长樊尚推动下搞得特别引人注目。市府总委员会改组了所有的革命委员会，从而使它们不再受各区当局的控制。各区的议会和委员会也从自己的成员中清除了温和派、”冷涣派”和不冷不热的分子。国民公会和政府各委员会与其说领导了这场清洗，不如说接受了这场清洗。人民群众对镇压比对清洗更热心。由于各政府机关不下决心实行全面镇压，入们的恐怖主义要求变得更加强烈。9月中旬的时候，各革命委员会已在巴黎市府推动下着手逮捕嫌疑分子，街上出现了要进行屠杀的流言輩语。9月8日，一些被解往亚培伊狱的犯人就表示过他们对去年旧事重演的担心。国民公会也感到这种危险，感到事态有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793年9月17日，为了防止对9月5日通过的各项方针政策滥加解释，国民公会根据梅兰（杜埃人）的报告，通过了”惩治嫌疑犯法”。该法律给嫌疑犯下了很广泛的定义，使之能牵涉一切革命的敌人。据此，逃亡者的亲屈（除非他们曾表现出拥护大革命）、所有被拒绝发给公民证的人、被停职或被开除的公职人员均被视为嫌疑犯。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所有在举止或交往上，言谈或文字方面颇似”暴政或联邦主义拥护者和自由之敌”的人，所有不能说明自己有正当谋生手段的人（这是针对投机商而言的）也都被视为嫌疑犯。一切革命委员会都负有开列嫌疑犯名单的责任。
在9月4日被原则上通过的统制经济也是在巴黎群众的压力下才最后建立起来的。人们认为9月11日规定的全国谷物和面粉最高限价解决不了所有问题。9月中旬，面包铺门前又聚集起了人群，请愿书也增多了。9月22日，巴黎各区在市府的支持下，向国民公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你们在原则上通过了要对一切生活必需品实行限价……人民穷困难熬，正在急不可耐地等候着你们的决定！”同时，救国委员会也在同国民公会内部的一个激烈的反对派搏斗。为了利用人民运动的威力（人民运动的要求已由此得到了一些满足）来制服国民公会，救国委员会决定加强对经济的管制。1793年9月29日，普遍限价法通过了，由此限定了食品和工资的价格。最必需的食物的价格在各县都被限定在比1790年的平均价格高1/3的水平上，违章者以嫌疑犯论处。要限定食品的价格就不能不限定劳动日的价格，所以该限价法也把各市镇的工资额限定在比1790年的工资高一半的水平上。此法的推行非常困难，需要更严厉的手段、更高的集中化。恐怖和专政由此得到决定性的发展。
与此同时，忿激派被肃清，国民公会中反对派被迫缄口。救国委员会的地位巩固了。
肃清忿激派的先决条件是民众的分裂。雅克·鲁、勒克莱尔和瓦尔莱冒险地走到了前列。担心控制不住局面的政府很容易把他们作为打击的目标。1793年9月19日，半官方的《山岳派报》写道：
“人民的运动只有当暴政使它成为必要的时候才是正当的……那些坏蛋发起凶残而不正当的运动来为我们的敌人服务，或满足他们的特殊利益。他们终将受到世人的耻笑和鄙视。”
救国委员会为了保证自己的政策获得成效，不愿继续容忍那些”不正规”的运动往往闹得过火的民众运动。经检举，雅克·鲁于1793年9月5日再度被捕，这次他再没有能够获释。瓦尔莱的命运也是一样，由于领导过人权区反对限定区议会每周召开两次的法令，他于1793年9月18日被下令逮捕。他曾这样慷慨陈词：
“你们想蒙住人民的眼睛、削弱他们的监督吗？眼下是什么时候？正是祖国面临危险，人民不得不把大权交给你们的时候，而这种大权是需要加以有效监督的！”
当时勒克莱尔正在他的《人民之友报》上继续进行反政府运动。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受到谴责和逑捕的威胁，遂于9月21日将报纸停刊。最后还剩下女演员克莱尔·拉孔布领导的革命共和派妇女协会。该协会在1793年10月20日被解散，同时遭禁止的还有一切妇女结社。救国委员会就这样遴循着事变发展的逻钥，制服了各民众组织。对于那种至少是无套裤汉所理解的主权，政府是不太关心的。从长远后果看，这只会使那些民众组织与政府疏远。
经过一场极其激烈的议会辩论，国民公会内的反对派一度被迫缄口。1793年9月24日，布肖特宣布撤销诺尔方面军统帅乌夏尔的职务（他曾在翁德斯考特获胜，但后来在默南失利）。这是一个进攻的信号。9月25日，已退出救国委员会的蒂里奥猛烈押击政府的政策，指责统制经济和清洗运动。他最后指出：”必须制止这股把我们卷向野蛮状态的狂潮。”这一指控反映了国民公会的隐衷。瓦朗西埃纳地区投降时正在当地任特派员的布里耶受到国民公会的欢迎，并被补充进入救国委员会。这反映了国民公会当时的精神状态。罗伯斯庇尔在这场辩论中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威望和辩才：
“……我向你们宣布：那个当敌人进入瓦朗西埃纳时正待在该地区的人是不能充任救国委员会委员的……这似乎很冷酷，但更冷酷的还是两年来由于叛变和软弱而导致10万人丧生这一事实。我们之所以吃亏，就是因为我们对持叛徒太手软了！”
国民公会被征服了，表示继续信任救国委员会。
通过辩论，救国委员会加强了权力。1793年10月10日，国民公会根据圣茹斯特的报告，宣布法国政府”直到和平恢复前一直保持革命的状态”。革命政府的基础（即在救国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实行一整套特别措施）是在9月份奠定的。现在，经济方面的需要和普遍最高限价的实施要求确立这种政府。1793年10月10日的法令便是朝这个方向迈进的第一步。
圣茹斯特曾宣称：”这些法律是革命的，而执行法律的人们却并不革命……必须用统治者的意志去压制少数君主主义者，用征服的权利去统治他们，才能建成共和国……对于不能用正义去统治的人，就得用武力去统治……如果政府本身不是以革命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要贯彻这些革命的法律是不可能的。”
结果，所有的部长、将军和法定社团都被置于救国委员会监督之下。救国委员会还同作为新行政组织支柱的各县建立直接通信联系。专制的原则胜过了选举制原则。
人民运动把恐怖提上日程，它通过惩治嫌疑犯法组织了政治恐怖，通过普遍限价法组织了经济恐怖。9月危机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政府。救国委员会得到了巩固，它已掌握最高权力。但这种最高权力的最后确立还须经受一些新的考验。
Ⅲ．雅各宾救国专政的组织（1793年10-12月）
宜布直到和平恢复前一直保待革命状态后，政府一步一步地健全起来。它全力争取边境战争的胜利和消灭国内反革命势力。在政治上，救国委员会力求使镇反正规化，把恐怖维持在合法的范围内，并控制人民的运动。然而请愿运动仍在继续，而且主要涉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镇压问题。9月份采取的那些措施使无套裤汉得到某些满足，但并没有使他们解除武装。他们的影响在1793年10一11月期间仍十分强大。但政府已表现出把人民运动限定和维持在狭小范围内的意图。突然间，爆发了非基督教化运动，人民运动由此政新高涨。救国委员会极力加以阻止，由此加深了同无套裤汉之间的裂痕。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法令稳固了救国委员会的权力，加强了它的统治，同时也承认了6月2日以来的演变趋势。
1．大恐怖
1793年9月着手组织的大恐怖，10月里才在人民运动的压力下付诸实施。截至9月份，260名被送到革命法庭的人犯中有66名被处以死刑，约占1/4。无套裤汉运动的胜利开始了革命法庭的一个新阶段：9月5日，该法庭一分为四，其中两个分庭同时工作。救国委员会和联合拟订法官和陪审员名单。富基埃-坦维尔仍然担任公诉人，埃尔芒被任命为庭长。
10月份开始审理一些重大政治案件。10月3日，根据阿马尔的报告，吉伦特派被送交革命法庭。同时，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根据比约-瓦雷恩的报告被送交革命法庭。王后10月6日上了断头台，她的处死成了“迪歇纳老爹最大的乐事”。对21名吉伦特派的审判10月24日开始。当辩论似乎要没完没了地拖下去的时候，国民公会决定：陪审员可在3天后表态。这帮吉伦特派于10月31日被处决。埃贝尔整个秋季都在搞恐怖主义宣传，有力地激发了无套裤汉的惩罚意志。奥尔良公爵菲利普-平等11月6日被处死后，《迪歇纳老爹报》又向革命法庭提出忠告，要求“法庭趁热打铁把叛徒巴伊、无耻的巴纳夫……连连送上断头台。”该报第312期赞扬了神圣断头机的美德，告诫人们不要有任何手软行为。罗兰夫人、巴伊和巴纳夫相继于11月8日、10日和28日被处死。在1793年的最后3个月里，395名被告中被判死刑的有177名，占45%。1793年8月底，被拘于巴黎各监狱的囚犯约有1500人，到10月2日增至2398人，到12月21日又猛增到4.525人。
在外省，恐怖的规模取决于叛乱的严重程度和国民公会特派员的气质。没有内战的地区往往没有恐怖，至少在1793年年底之前是如此。在诺曼底，联邦派叛乱被击溃后，就没有判过死刑，兰代曾在那里号召普遍和解。在备受旺代叛乱蹂躏的西部各省，雷恩、图尔、昂热、南特等主要城市都有5人军事法庭在活动。他们对于手执武器的叛乱者，在验明身份后即行处死。在南特，国民公会特派员卡里耶纵容人们不经审判便在卢瓦尔河淹死犯人。他用这种方式在12月到次年1月间处死了2000-3000人，其中有反抗派教士、嫌疑犯，也有土匪和违犯普通法的人。塔利安在波尔多，和弗雷隆在普罗旺斯也领导了镇压运动。和弗雷隆曾在土伦实行过大规模集体处决。在里昂，叛乱给共和国带来过多大的危险，恐怖就相应具有多大的规模。为了制服叛乱，从1793年8月9日到10月9日进行了整整两个月的围攻。10月12日，根据巴雷尔的报告，国民公会决定夷平该城市：”所有富人住宅均得摧毁，只留下穷人的房屋及被杀害或被流放的爱国者的住宅；……这些保留下来的房屋群今后应取名为“解放市”
起初库通只让人们拆毁贝勒库尔广场上的几所房子。但11月7日来到里昂的科洛·代布瓦和富歇却组织了大规模镇压。审判过于宽大的原人民司法委员会被一个革命委员会所取代。1667人被判死刑。执行死刑时用断头机来不及，还辅以步枪排射和机枪扫射。
恐怖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但往往也由于当时的形势而带上一定的社会意义，因为国民公会特派员没有无套裤汉群众和雅各宾派骨干分子的支持就不能立足。许多特派员都以组织全国总动员为主要使命，他们坚决贯彻各项于国防和国内安全必不可少的措施。担任其他特派员也通过向富人征税、组织革命军、创设下场和济贫院等措施，使他们的革命行动带上显著的社会意义——伊佐雷和夏斯勒在诺尔省、圣茹斯特和勒巴在阿尔萨斯省、富歇在涅夫勒省……都是这样做的。共和二年雾月10日（l793年10月31日），圣茹斯特和勒巴下令向斯特拉斯堡的富人征税900万锂，其中200万用于满足贫民爱国者的需要。箱月1日（lJ月21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汇报圣茹斯特执行任务的悄况时指出：”你们看，他为穷人的生计搞垮了富人。这种做法唤起了革命的力量，鼓舞了爱国者的斗志。贵族都被推上了断头台。”
大恐怖在经济上也有鲜明表现。在巴黎，市府主要通过建立面包定量供应卡制度控制了食物的分配，同时授权各区反囤积专员进行挨户搜查，并采取镇压措施迫使人们尊重限价法。1793年9月9日决定成立、10月初组建起来的革命军各分遣队，穿梭巡回于巴黎周围各产粮区，农民们纷纷交出粮食。然而政府仍拒绝向巴黎各区的压力作出让步，坚持现行的反囤积立法。1793年10月23日，巴黎各区要求国民公会建立一个选自贫穷公民的惩治囤积者特别陪审团，这一行动没有成功。在外省，最高限价法的贯彻需要更严厉的手段，大恐怖通过威慑提供了这种手段。纯经济的动机不构成死罪。大部分城市都仿照巴黎建立起面包的定撮供应制度，往往还发展到把面包坊收归市有。配给制度必须以正常的供应为前提，因此救国委员会于1793年10月22日倡导成立物资委员会，以协凋商品流通，促进生产发展。该委员会拥有极广泛的权力，可以支配生产、贸易和运输。救国委员会由此控制了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它的代理人和国民公会特派员所拥有的强制力使它得以将统制经济制度强加给工商业者。
正当恐怖统治在救国委员会日益严格的控制下逐渐正规化的时候，救国委员会还不得不去应付一种新形式的人民运动。这场运动，差点儿夺去了它的统治地位，也险些动摇了革命政府的根基。
2．非基督教化运动和对自由殉道者的崇拜
非基督教化运动的根源，既应当到1790年以来宗教政策的某些方面中去探寻，也应当到民众心态的某些特征中去探寻。从1790年起，反抗派教士就站到贵族一边。到1792年，连宪政派教士也受到许多革命派的怀疑。除了那些表示过拥护人民运动的神甫（如雅克·鲁），大部分宪政派教士仍然保持着君主主义倾向，为8月10日事件，尤其为国王的断头而痛心疾首。这一情况在1793年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作为温和派的宪政派教士很自然地倾向于吉伦特派和联邦主义。由此，人民群众对他们的敌意有所加强。许多政治家认为己没有必要继续教士法的尝试。1792年11月，康邦提议停发教士的薪水。但这些政治家也很难想象国家可以不要教堂、人民可以抛弃宗教仪式。一种革命的崇拜在1790年初具轮廓7月14日的联盟节便是这种崇拜最初的壮丽表现。通过公民节庆、纪念仪式（如7月14日的典札）、盛大葬礼（如为米拉波举行的葬礼）等，这种新宗教的各种教仪慢慢约定俗成地建立起来。教士也参加了这些活动。但是，1793年8月10日创立的全国统一和不可分割节则是纯世俗性的。与此同时，围绕着“自由殉道者”——勒佩勒蒂埃、夏利耶，尤其是马拉，形成了一种真正的群众崇拜热。
在非基督教化运动爆发前的几个月里，巴黎发生的一些事件，就己反映出某些活动分子的非基督教化意向，如1793年6月圣体瞻礼期间发生的事件，寻找贵金属和解取教堂的钟制造兵器的事件。1793年9月12日，法兰西先贤祠区要求开办“自由学院”，每个星期天都要在那里宣传“盲信的可怕”。所以，非基督教化运动是应一种潮流而生的。这种潮流的各种表现自无套裤汉参与政治生活以来尤其引起人们的注意。反宗教的情绪和国防的需要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着这场运动。贵金属可以维持指券的信用，教堂大钟的铜可用以铸炮。非基督教化运动还具有一种经济意义。“搜寻金银”往往既是该运动的一个起因，又是它的一个结果。
革命历的采用在奥拉尔看来是大革命最富于反基督教色彩的措施。它表明，国民公会和革命资产阶级的情绪在这方面跟人民先进分子的情绪是一致的。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通过了罗姆关于从共和国的第一天1792年9月22日一开始建立共和纪年的报告。据此，1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分为3旬。另加5天或6天补足日，最初叫作“无套裤汉日”。这样，每旬的第10天代替了礼拜天。这些旬末节冲击着宗教礼仪。1793年10月24日，法布尔·代格朗蒂纳（《下雨了，下雨了，牧羊女》的作者）又作了一个关于历法的报告，为每个月都发明了一个富于诗意的名称（葡月、雾月、霜月、雪月、雨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获月、热月、果月）。这种使日常生活非基督教化的尝试由雾月15日（11月5日）法令补充完成。该法令创立了一整套公民节日。法案的报告人玛丽-约瑟夫·谢尼埃对议员们说：
“你们摆脱了偏见，有代表法兰西民族的资格。你们知道怎样在被打倒的各种迷信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唯一普遍的宗教。该宗教既无秘诀也无臭义，其唯一的信条就是平等，其布道者就是我们的法律，其高级神职人员就是我们的法官。该宗教只在祖国-我们共同的母亲和神明的祭坛前烧大家庭之香。”
但直到此时，天主教崇拜仍未遭到打击，至少仍未遭到合法的打击。
严格意义上的非基督教化运动，是在某些国民公会特派员的推动下，首先在外省搞起来的。1793年9月21日，富歇在纳韦尔大教堂主持了布鲁图〔注：Brutus（Marcus Junius，约公元前85-前42年）古罗马政治家，因刺杀搞独裁的恺撒而著名，在大革命中被共和派奉为偶像。——译者〕胸像的落成典礼；9月26日，他向穆兰的民众社团宣称要用对共和国和自然风尚的崇拜取代“那些迷信的和虚伪的崇拜”。10月10日，富歇终于禁止了一切教堂外的宗教仪式，并把葬仪和墓地世俗化了。他下令在墓地入口处题字：“死亡是永久的安眠。”在罗什福尔，勒基尼奥把教堂改成了真理庙；在索姆省，迪蒙禁止各机关过礼拜天，把它改为旬末日；德鲁埃在莫伯日下令没收用于宗教的各种珍贵物品，说这些东西是”盲信和愚昧的装饰物”。有些特派员还鼓励教士结婚。
非基督教化运动是从外部强加给国民公会的。肖梅特曾在9月底回家乡涅夫勒省作了一趟旅行，还同富歇一起出席了21日的典札。他后来建议巴黎市府采取类似的一些措施。10月14日，市府禁止教堂外的各种宗教礼仪。不过市府的举措很审慎，埃贝尔到10月末才在第301期《迪歇纳老爹报》上指责教士。运动的动力来自别处。共和二年雾月9日（1793年10月30日），科尔贝依附近的里斯市市府向国民公会宣布该市已用布鲁图取代圣布莱斯做自己的保护神；雾月16日（1793年11月6日），同一个县的曼纳西市的一个代表团宣布放弃天主教崇拜，要求取消本教区，并在国民公会会场上搞起反宗教的假面舞会活动。里斯和曼纳西的无套裤汉为什么行动起来呢？也许是受反对宪政派教士的各种反革命阴谋的挑动，也许是迫于那些受革命军部队支持的、在科尔贝依县征集谷物的本省和行政会议特派员们的压力。……就在雾月16日这一天，国民公会作出决议：各市镇有放弃天主教信仰的权利。
非基督教化运动由此加快步伐。雾月16日晚，议员莱奥纳尔·布尔东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了激烈攻击教士的演说。民众社团中央委员会（德菲厄、佩莱拉、普罗利等极端分子在其中活动）随之宣读了一份关于取消宗教信仰预算的请愿书草稿。在雾月16-17日夜间，这一请愿活动的倡导人在议员阿纳夏尔西·克罗茨和莱奥纳尔·布尔东陪同下，找到巴黎主教戈贝尔，强迫他放弃教职。戈贝尔主教遂于雾月17日（1793年11月7日）和他的助理司钵们一起来到国民公会庄重地辞去了教职。肖梅特立即到市府汇报了“教士的狂热和把戏在临终时哀鸣的难忘场面”，并推动人们作出决定：在前大主教教堂——巴黎圣母院举行自由神节庆活动。雾月20日（1793年11月10日）举行了这一节庆活动：祭坛上耸起一座象征性的山岳，一位女演员在那里扮作自由神。参加这一活动的国民公会应肖梅特的要求，当即通过决议把圣母院改为理性庙。非基督教化运动在几天内席卷了巴黎各区。17日晚，杜伊勒利宫区在议员蒂里奥的要求下放弃了基督教信仰；19日，格拉维利埃区在莱奥纳尔·布尔东推动下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各革命委员会和民众社团也行动起来。霜月5日，首都所有的教堂都改成理性庙。霜月3日（1793年11月23日），巴黎市府决定关闭所有教堂，从而认可了这-既成事实。
对自由殉道者的崇拜随着非基督教化运动发展起来。不过，非基督教化运动是在无套裤汉之外的一些人发动下搞起来的，而对殉道者的崇拜来自人民群众对马拉的崇敬。在1793年夏季危机中，无套裤汉通过这种崇拜表达自己坚定的共和主义信念、人民的同心同德以及革命信仰的勃发。新宗教崇拜的盛典以某种方式取代了传统宗教崇拜的盛典。传统的宗教崇拜仍有人搞，但这种活动越来越惹眼，不久就被限制到教堂内，最后终被禁止。1793年8月间，巴黎许多区和民众社团都参加了纪念马拉的盛大葬仪和马拉、勒佩勒蒂埃胸像的揭幕仪式。新宗教信仰的各种特征由此开始明确起来。在9月里，由于无套裤汉最终取得了优势地位，这种新宗教信仰也开始普遍化。圣坛和仪仗陆续出现。由此，各种共和主义的典礼有了一种真正宗教式的排场。公民宗教仪仗在10月里日益增多。马拉、勒佩勒蒂埃，加上在里昂被反革命分子杀害的夏利耶，形成了一个革命的3人偶像群。非基督教化运动成为殉道者崇拜的推动力。这种崇拜在巴黎各区都确立起来。教堂一旦被封闭，该崇拜便成为民众活动分子在天主教废墟上建立共和主义宗教信仰的组成部分。对自由殉道者的崇敬和对理性神的崇拜融为一体。尽管理性神以一位歌剧院小姐的形象表现出来，它仍是一个极为抽象的神明。在已变成理性庙的各教堂里，3位自由殉道者的画像取代了天主教诸圣人的画像。但从1793年秋季起，政府当局，尤其是山岳派资产阶级的某些派别就感到了崇拜这些殉道者的危险性：这种崇拜极力宣扬马拉以极端方式表现出来的革命情绪。救国委员会对非基督教化运动展开反击，遏制了这种崇拜。
非基督教化运动从12月初就开始刹车。共和二年雾月21日（1793年11月11日），当民众社团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要求国家不再向任何宗教信仰提供俸禄时，国民公会拒绝表态。雾月27日，罗伯斯庇尔在关于共和国内部形势的报告中指出，非基督教化运动的危险在于会失去那些中立分子。霜月1日（11月21日），他又在雅各宾俱乐部大力主张信仰自由。尽管他并不拥护天主教，但他觉得废除这一宗教是一个政治错误。因为即便不使一大部分信奉传统宗教的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大革命，大革命的敌人也已够多了。罗伯斯庇尔指出了一些”外国代理人”，即德菲厄、佩莱拉、普罗利”这些不讲道德的入”，他暗示人们：那些推翻天主教祭台的人很可能就是以煽动家面目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说：
“想阻止天主教信仰的人和做弥撒的人是同样的盲信之徒……国民公会不允许迫害老老实实的宗教使者。但是一旦这些使者胆敢利用他们的职能欺骗公民，挑起各种偏见和君主主义情绪来反对共和国，国民公会就将严惩他们。”
丹东自10月起一直住在阿尔西。”外国人阴谋”的揭露引起了他的不安，促使他回到巴黎。丹东回来后，加强了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霜月6日，丹东激烈攻击反宗教假面舞会，要求”人们加以制止”。霜月8日，罗伯斯庇尔再次指出非基督教化运动的危险性。第二天，发现风向有变的肖梅特促使巴黎市府认可信仰自由。但由于不再给教士发薪，市府仍把教会和国家分离了开来。共和二年霜月16日（1793年12月6日），国民公会也通过一项法令，庄严地重申信仰自由的原则。但霜月18日，议会又根据巴雷尔的建议明确表示无意触动已经采取的措施，尤其无意改动议员们的决定，由此限制了霜月16日法令的影响。被封闭的教堂仍紧闭着大门。非基督教化运动仍在继续，但采取了潜在的方式，因地区及国民公会特派员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在1794年春，开门的教堂越来越少。
尽管成就有限，救国委员会还是取得了优势。它遏止了人民的运动，没有让非基督教化运动把自己陷入困境。差不多与此同时，军事形势的不断好转也加强了救国委员会的地位。
3．最初的胜利（1793年9-12月）
革命政府以争取胜利作为自己存在的唯一理由和目标。救国委员会若不迅速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就不可能成功地树立自己的权威，甚至无法维待自己的生存。
在无套裤汉陆军部长布肖特的积极配合下，救国委员会调整了对战争的领导，有力地推动了战事。1793年8月14日，职业军官卡诺和科多尔省的普里厄进入救国委员会主持军务。前者负责指导作战，后者负责制造军火。但战役的计划、将军的任命都须经过救国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罗伯斯庇尔（据他的笔记本中的记载所示）和圣茹斯特在指导战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让邦·圣安德烈在长期任职中领导并发展了铸造工场、步枪制造工场、硝石工场和船舰制造工场。兰代在物资委员会中勤勤恳恳地从事对军队和制造工场的供应工作。卡诺被称为”胜利组织者”是当之无愧的，但这是跟全体救国委员会的努力分不开的。所谓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库通没有参与妥善组织胜利的说法，纯系救国委员会的幸存者制造的热月党传说。这些幸存者企图把大恐怖的责任推到这些被抛弃的人身上，把保卫共和国安全的光荣归于自己。
1793年夏天开始进行物资动员。当时什么都缺，商店和军械库都空了。而军队的兵员7月份前就已增至65万人。所有以往可以从国外购买的东西都不得不在国内征集。救国委员会把当时最好的学者同自己的努力结合了起来，科学研究第一次被系统地用来为国防服务。当时优秀学者中首屈一指的蒙日可谓多才多艺。他在共和二年雾月撰写了《大炮制造工艺》一书，和哈森弗拉茨一起组织了巴黎规模宏大的武器制造工程，并在以革命方式采集硝石和发展火药生产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化学家贝尔多莱也曾忙于造火药。旺代蒙德编写了一本《白刃制造程序》的小册子。矿务工程师哈森弗拉茨曾担任过负责军火制造的特派员……在巴黎，为了组织武器大生产运动，所有的铁业工人都受到征召，所有的花园和广场都建起炼铁炉。步枪产量到共和二年年底每日近700支。在1793年12月间，发动了以革命方式开采硝石的运动，要求公民们把各自地窑里含硝土都收集起来，要求各市政府建立工场来冲洗硝土以提取“杀暴君的火药”。无套裤汉在硝石采集运动中表现出高涨的爱国热情。这种巨大的努力到1794年春才真正产生结果。在此期间，救国委员会应付了最紧急的情况，并占退了敌人的入侵。
在军队中实行的大恐怖也起了促进作用。救国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征集、装备、武装和供养14支军队并带领它们走向胜利，应归功于全同总动员、tiF用、最高限价、全民军火制造以及对指挥人员的清洗和迫使将军们俯首听命等措施。但若不是革命政府拥有恐怖所赋予的权威，所有这些措施不可能得到贯彻并取得成效。参谋部和指挥人员受到了清洗，从原第三等级的不同成分中和穷贵族中选拔出新一代军T+干部。然而救国委员会始终不愿意川一刀切的措施开除所有贵族的军职和公职。生于1762年的儒尔当被任命为诺尔方面军统帅；生下1761年的皮什格吕被任命为莱茵方面军统帅：生于L768年的奥什则做了摩泽尔方面军的司令。将军们均被狸于文官政权的严格控制之下，必须服从领导。1793年宪法第］10条规定：”不设最高统帅。”一切入，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都必须遴守同样严格的革命纪律。乌夏尔将军于1793年9月6-8El在翁德斯考特打f胜仗，攻占f默南。但他不听救国委员会的指示，突然下令撒退，结果撤退变成了溃逃。结果，乌夏尔被解除职务并送上革命法庭，最后以破坏战役计划的罪名于1793年11月15日被判处死刑，押Lf断头台。但是，不能认为压在将军们头上的是一个缺乏理智的上级。当摩泽尔方面军的奥什强攻凯泽斯洛泰恩失利后，救国委员会就曾安慰并鼓励过他。由于国民公会特派员积极鼓动士兵们的爱国主义热悄，军队重振了士气。”不胜利毋宁死”成为共和国军队的口号。
胜利的形势在1793年秋即已明确。
攻克里昂标志着联邦派叛乱的结束。对里昂的围攻待续f很久。该城市在普雷西公爵和屯党分子的煽动下进行顽强的抵抗，使得闱攻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消耗了阿尔卑斯方面军不少力量。1793年9月29日，共和派占领了富尔绯埃尔，但打到10月9日才进入这座被改名为解放市的城市。随后，救国委员会才腾出手来加强对土伦的围攻。迪戈米埃指挥这场围攻战，当时有炮兵上尉波拿巴辅助他。1793年12月15日开始进攻，19日即克之。后来土伦改名为山岳派港。
旺代叛乱也是由于救国委员会采取了有力措施才被粉碎的。战功卓著的美因兹卫戍部队开到旺代，对天主教和王党的军队给以决定性的打击。所有共和派武装力量被合编成西部方面军，由莱谢尔指挥，克莱贝尔辅佐之。两支强大的共和派纵队从尼奥尔和南特出发追赶叛匪，会师于肖莱，后于1793年10月在当地歼灭了叛乱的旺代人。但拉罗舍雅克兰和斯托夫莱带领2万一3万人跨过了卢瓦尔河·一直窜到格朗维尔，打算夺取一个港口以便求助于英国人。11月13-14日，他们攻打国民公会议员勒卡尔庞蒂埃负责守卫的格朗维尔城失败，遂掉头南窜，12月3-4日又受挫于昂热城下，最后夺路逃往勒芒。1793年12月13一14日，马尔索和克莱贝尔率部经过一场激烈的巷战粉碎了这股匪徒。旺代叛军的残部于12月23日在卢瓦尔河河口的萨夫内被击溃和消灭。旺代战争就此告终。当然｀拉罗舍雅克心和斯托夫莱又渡过了卢瓦尔河，夏雷特也一直占领着马莱，但旺代叛乱毕竞再也不能构成直接危险了。
侵略军的撤退也是救国委员会奋斗的结果。国境线曾到处都被敌人突破。在诺尔省沿海，约克公爵率领的英荷联军8月底封锁了伦敦政府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的敦刻尔克。在桑布尔河一带，科布尔亲王率领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占领勒凯斯努瓦要塞后，9月底义向莫伯日发起进攻。在萨尔，布伦斯维克公爵率领的普军尚不甚活跃，但乌尔姆塞尔率领的奥军却向莱茵河大举进犯，10月13日攻占”维桑堡防线”，封锁朗多并侵入阿尔萨斯。救国委员会向各处发布了进攻令。
乌夏尔的军队在翁德斯考特战胜了掩护围攻敦刻尔克的弗雷塔格部队，从而解救了由苏昂和奥什英勇守卫着的敦刻尔克。这场战役从1793年9月68日打了3天之久，战局混乱，又没有获得全胜一乌夏尔坐视弗雷塔格部队逃之天天，没能切断进攻敦刻尔克的英军后路。不久乌夏尔就在默南吃了荷兰人的败仗，随后被撤职并被砍了脑袋。然而，翁德斯考特战役却是共和国军队长期来的第一次胜利。
1793年10月16日，儒尔当（在卡诺辅佐下）统率的诺尔方面军在瓦蒂尼获捷，莫伯日也由此得救。国民公会特派员和将军们一起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而莫伯日要塞司令在战斗过程中却毫无动作，结果被撤职并且上了断头台。奥军则撤往蒙斯。这次胜利并不是决定性的。但继翁德斯考特战役之后的瓦蒂尼战役证明救国委员会政策是正确的，它进一步加强了军队的信心。
解救朗多拖的时间较久。当奥地利将军乌尔姆塞尔入侵阿尔萨斯的时候，布伦斯维克及其在萨尔的普军仍按兵未动。圣茹斯特和勒巴被派到阿尔萨斯，博多和拉科斯特被派到洛林。救国委员会重组了东部的军队并加强了皮什格吕指挥的莱茵方面军。奥什被任命为摩泽尔方面军司令后，曾于11月28-30日在凯泽斯洛泰恩向布伦斯维克发动进攻，但未得手。奥什被提升为两军最高统帅之后，义发起攻势，1793年12月29日夺取维桑堡防线，封锁朗多，并进占斯皮尔。普军向美因兹败退而去，奥军也撤到莱茵河右岸。
到1793年底，入侵敌军已在全线撤退。西班牙军队在比利牛斯山脉西段被赶到比达索阿河边，在东段被赶过特克河。凯莱曼在10月里解放了萨瓦。这时物资动员也开始显出成效：全国总动员征召的兵员汇集到一起，军工生产开始上马，并于11月初向国民公会展示出它们生产的第一批步枪。事实证明救国委员会的国防政策行之有效。
4．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法令
1793年12月初，人民运动日趋稳定。政府对非基督教化运动的攻击使各区和各俱乐部的活动分子们张皇失措。救国委员会从6月2日起一直极力遏制和引导的群众激情被打了下去。同时，调整政府在各省的行动也势在必行。恐怖统治表现出多样性。国民公会特派员一般都依靠雅各宾俱乐部和各民众社团，信赖当地的无套裤汉。所以，不同人的不同倾向产生出错综复杂的势力争斗，恐怖措施的贯彻也由此呈现出极大的不同。各地的特派员和雅各宾派固然成功地维持了民族的团结，但他们的行动缺乏纪律和协调性。这两种行政权力一种是选举产生的，另一种则来自革命的运动并存的状况往往加剧局势的混乱。看来，规定各种权力的范围，使之服从中央的权力，把群众的革命自发性明确地导向革命政府指定的目标，这的确很有必要。
这种必要性，由于经济形势的迫切要求而显得更加突出。由各县建立的普遍最高限价带来很多不平等现象。1793年9月29日法令未提到的，诸如运输价格、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利润等方面，也有限定的必要。有些地区，如南部已在发生饥荒，而有些地区粮食却多得吃不完。由此出现混乱和麻烦的局面。救国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央集权，以便整顿经济管理，统-最高限价，实行对外贸易国营化，从而实现各省之间的平均分配。经济上的需要和政治上的迫切性都促使救国委员会去确立自己对整个国民生活的绝对权力。
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的宪法性法令是和这一目标相吻合的。由此确定了战时共和国的临时宪法，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
“国民公会是领导政府工作的唯一核心”（第1条）。但”根据1793年10月10日法令，一切行政司法机构和公职人员都受救国委员会直接监察。根据1793年9月17日法令，对于所有与个人有关和涉及一般治安及国内治安的事务享有特别监察权”（第2条）。
巴黎市府的检察长变成了”国家官员”，成为革命国家的一个普通代表，由各政府委员会管束。各县都有一名指派的而非民选的国家官员任县长，因而基本上成为一个行政区域。各省只能起次要作用了。政府保留了派遣特派员的权力，禁止各法定权力机关通过特派员搞串联和组成中央议事会。民众社团也同样不许这样做。尽管仍保留着中央革命军，各省自己的军队却解散了。各种革命税收也被禁止。
事变本身的逻辑导致中央集权的重建，导致政府的稳定和政府权力的强化。这些正是救国委员会所执著追求胜利的先决条件。但是，人民运动的行动自由就此完结了。
与此同时，形势发展使这种专制性中央集权重新受到怀疑。大革命胜利了。12月19日收复了土伦，23月粉碎了旺代叛乱，29日解了朗多之围。恐怖统治难道不可以就此松懈、专政难道不可以就此缓和吗？向往和平生活的人，向往经济自由的人，都希望救国委员会放松约束，削减权限。然而，还在持续的战争和春季重新发动的战役却仍然需要这些保障胜利的条件。如果救国委员会向日益公开的宽容派攻势退让（它突然制止非基督教化运动的行动似乎已经是这种退让了），它还能保持无套裤汉的信任这一胜利的基本条件吗？革命政府刚刚站稳脚跟就遭到了反对派的两面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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