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创造历史》（1987）

译者导言：试论《创造历史》的几个关键主题

万毓泽



一、关于作者


　　本书作者Alex Callinicos于1950年生于津巴布韦（Zimbabwe）[1]。父亲是希腊人，二战期间曾活跃于希腊反纳粹占领的斗争，母亲则是著名英国史学家艾克顿公爵（Lord Acton）的孙女。Callinicos于1969年负笈英国，就读于牛津大学巴里欧学院（Balliol College），[2]获哲学学士与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资本论》的逻辑》（The Logic of Capital，1978）。[3]牛津的哲学训练对他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后文会回来讨论这个问题。
　　在一篇访谈中，访问者认为Callinicos的著述有两项特色，一是「明确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另一是「关怀范围极为广泛，从趋势性的历史分析，到高密度的理论，皆在其论述之列」（Callinicos，2002）。就前者而言，诚如法国哲学家Daniel Bensaïd所言，「Callinicos的大量作品，皆与当前的重大争议密切相关，从而展现了一种具战斗精神的马克思主义（militant Marxism）的可能性与生命力」（Bensaïd，2002：xvi）；就后者而言，他的著作不仅涵盖大量主题，更跨足许多学门与次学门，如社会理论、政治经济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文化批评等等——瑞典社会学家Göran Therborn在讨论199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复兴时，便特别提到，「Callinicos可能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作家中最为多产的一位，且涉猎广泛，涵盖哲学、社会与政治等面向」（Therbron，2007：111）。除了严谨的学术著作外，他也常为《社会主义工人》（Socialist Worker）及《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撰稿，并写了不少较为通俗、或政治色彩较浓厚的小册子（见如Callinicos，1983a，1985，1995a，2001；Callinicos and Simons，1985）。[4]
　　Callinicos从学生时代起便积极投入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获博士学位后虽身处学院，在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政治系任教二十余年，[5]却始终不自囿于学术象牙塔。在政治上，他是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中央委员之一，主要负责该党的国际工作，并经常出席各类重要的会议，如世界社会论坛、欧洲社会论坛等。

二、分析哲学与分析马克思主义


　　如Callinicos自己所言，当他在牛津攻读哲学时，虽然深受各种欧陆哲学传统的吸引（如德国观念论、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但他却深知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重要性。他还曾在伦敦政经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哲学系（1946年由波普〔Karl Popper〕创立）读了一年的科学哲学，因此对分析哲学的传统相当熟稔。这使得他的智识历程特别与众不同：一方面，他不像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对分析哲学弃若敝屣；但另一方面，他也不能苟同分析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的研究取径，而本书一部份内容就是在回应这个当代颇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以下略做讨论。
　　《创造历史》的核心论旨之一，就是要处理社会理论的老问题，即结构（structure）与行动（agency）的对立与两难。[6]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最著名者如阿图塞〔Louis Althusser〕）往往过度强调社会结构（如生产关系）的重要性，从而将行动者化约为结构的承载者（bearer）或附带现象（epiphenomenon）。为了对抗这种传统，Callinicos充分认知到「行动必须透过意向来解释，也就是必须赋予行动者信念与欲望，而这些信念与欲望使行动者以某种方式行动」（《创造历史》，xix）。因此，研究者有必要系统性地探究人类行动与互动的复杂性。Callinicos所选择的方式是透过分析哲学来处理这个问题，而在这个层面上，的确与一般的社会理论著作有所区隔。
　　20世纪后半叶所兴起的某些高度形式化的行动理论，受分析哲学影响颇深。虽然早在30年前，许多左翼知识分子[7]就已经匆匆宣告了分析哲学的死亡，但Callinicos的几部重要作品（见如Callinicos，1982，1983b，1995b，2006）却持续严肃地探讨分析哲学的贡献与限制。如他本人所言，「语言哲学中针对实在论而展开的争论……进一步证明了分析哲学传统的生命力。我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Marxism and Philosophy）的其中一项尝试就是要提出这个事实」（Callinicos，2002）。因此，《创造历史》广泛探讨了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诠释理论，及麦唐纳（Graham Macdonald）与佩提特（Philip Pettit）所提出的「正统的行动者概念」（the orthodox conception of agents），并视之为理解人类行为的基础。[8]
　　这种取径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恰恰宣称要「使用分析哲学以及『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顶尖方法」（Roemer，1986a：1-2），来使自己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有所区隔。Callinicos曾指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蔚然成形，「代表兴起了一群理论家，他们尝试使用分析哲学传统中的哲学取径，来阐明并解决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问题」（Callinicos，1989a：2）。当然，第一部采用这种取径的巨作，就是《创造历史》花了许多篇幅讨论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1978）。该书可被视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作品，[9]故著名的英国政治理论学者David McLellan将该书描述为「一部智识的精心之作，它完全采用了英国分析哲学的严谨，来捍卫一种传统的、虽然是功能论的历史唯物论版本」（McLellan，1999：964）。Callinicos完全了解「20世纪分析哲学所特有的清晰与严谨的标准」（Cohen，2000a：ix）的重要性，因此他才会申明《创造历史》「是（或希望是）一本哲学性质的著作」，它「试图评价概念的适切性、命题的一致性与论证的有效性」，尽管「我所追求的概念上的清晰，并不能代替经验研究，最多只能成为经验研究的开端」（《创造历史》，lii）。然而，Callinicos虽然同意分析哲学所强调的清晰与严谨，并引进分析哲学的行动理论，但他却与各种类型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保持了批判的距离。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层面，就是方法论个体主义与理性选择的行动模型。
　　曾有论者指出，分析马克思主义可以被视为要「迈向马克思主义最终的中性化」（Martin，1996：93）。二十年后，我们回顾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兴衰，或许可以说，这种「中性化」的尝试已经丧失了吸引力。方法论个体主义已遭受四面八方的批评；而理性选择的行动模型虽然在主流社会科学之中仍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它对人类行动与人类理性的理解，也早已被论证是过于狭隘的。[10]即使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也有一部份人愿意承认「在主流经济学与社会科学之中，〔理性选择的〕取径已经逐渐受到细致的检视与批评」（Philp and Young，2002：321）。
　　《创造历史》的核心方案之一，就是要论证「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是不足的，主要是因为它在解释人类行为时采用了工具性的理性概念」（《创造历史》，li）。但尽管如此，Callinicos（延续了戴维森的说法）仍然预设行动者是「理性」的。其中的关键所在，当然是各种不同的「理性」观。他引述了Amartya Sen对「理性傻瓜」（rational fool）的讨论，以及Charles Taylor的「强评价」（strong evaluation）概念，整体而言可谓切中要害。但为了公平对待分析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指出：不论是Jon Elster或John Roemer，都不曾完全拥抱主流经济学理论建构背后的（追求效用极大化的）行动者概念。除了本书所讨论到的部分之外，这里还可以引述Roemer的一段文字来佐证。Roemer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到，「个体是由社会所形塑的，而这些个体理性地对自身的环境做出反应，来生产出明天的环境，而这些环境又会回过头来生产出与先前的想法有所差异的个体」（Roemer，1986b：196）。换言之，Roemer承认，外在的环境以及个体内在的反省，两者某种程度上皆会影响偏好的形塑。[11]
　　Callinicos了解这点，因此他承认，「Elster的实质哲学工作中，有相当一部份讨论了行动者在哪些方面偏离了理性选择模型对他们的预设」（《创造历史》，135）。但他也指出，「假如我们将效用主义的行动理论视为理性的基准点」，那么，丰富多元的理性观与理性选择模型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会是「极度难以解决的问题」（Ibid.：136）。从后见之明来看，现在或许可以提出以下论断了：多年来，（至少某些最重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坚持采用理性选择行动模型，另一方面未加反省地接受了新李嘉图学派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批判，[12]这不仅导致他们「对资本主义提不出任何有趣的观点」（Callinicos，2003b），也使得「许多〔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倡议者后来彻底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创造历史》，xvi）。[13]十余年来，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或更精确地说，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已日趋成熟，我们可以说，《创造历史》是社会理论著作中比较早、也相对成功地处理了这个议题的一部作品。[14]

三、结构与行动：拒绝化约论的诱惑


　　既然本书关心行动者如何「创造历史」，自然必须处理到史学、历史社会学与历史唯物论的问题，而其中一个重要面向，就是社会科学中「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关系。[15]
　　马克思在1869年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写的序言中，曾有一段著名的文字，不仅生动地表现了他对「结构」与「行动」、「客观」与「主观」之间关系的看法，也勾勒了历史唯物论的研究方法：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巨人了。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Marx，1995：580）。

　　当然，另一段时常被引用的文字，是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经典表述：「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自己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Ibid.：585）。[16]
　　「行动」（能动性）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论争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其中又特别涉及如何诠释和重建历史唯物论。许多论者关心的，是如何解决唯意志论（voluntarism）与决定论（determinism）之间的对立。两者间的关系为何？或许可以借用Paul Blackledge与Graeme Kirkpatrick的说法：「作为一种行动指南，粗糙的演化式马克思主义是有侷限的，因为它倾向于将能动性化约为客观的历史进程，而唯意志论则倾向将其行动理论与历史强加在行动者之上的参数分离开来」（Blackledge and Kirkpatrick，2002：2）。
　　就这个问题而言，笔者认为Immanuel Wallerstein（2004：317）乍看下略为尖刻的说法其实不无道理：「行动与结构之间的矛盾，只是另一种引发在我看来多半无益的漫长讨论的矛盾罢了」。在Wallerstein看来，关键在于「根据某种结构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时刻中能够有效限制被含纳在结构之中的个体与团体，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些条件会随时间而改变……。唯有当结构处于『危机』时，『自由意志』的成分才会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变项」（Ibid.）。换言之，若只是抽象地处理结构、行动及两者间的关系，或只是「简单地将人类能动性与资本主义结构对立起来」（《创造历史》，xvii），必然徒劳无功。我们所需要的，除了某种可用来研究历史变迁的分析架构之外，还包括「一种关于人们所拥有的因果作用力（causal powers）的理论」（《创造历史》，274），而Callinicos便从美国社会学者E. O. Wright那里借用了「结构能力」（structural capacities）这个概念，来指涉「行动者凭借自己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而拥有的力量」（Ibid.：274-5）。这种取径承认必须对人类行动采取意向性的解释，但却向前迈进一步，将人类的欲望与信念连结至人类所拥有的（结构）能力，从而克服了诠释学传统与客观主义社会理论所具有的缺陷。[17]
　　整体而言，《创造历史》试图超越各种版本的化约论，并且某种程度上接近后来由英国社会学者Margaret Archer（1995）所发展出来的「分析二元论」（analytical dualism）。以下笔者将焦点摆在方法论个体主义（一种主要的化约论形式，或者用Archer的话来说，是一种「向上合并」〔upwards conflation〕的理论取径），并略为讨论Callinicos的取径与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之间的亲近性。[18]
　　Nicos Mouzelis（1995：5）曾指出，理性选择理论由于多半倡议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故「倾向透过逻辑演绎法，将微观与巨观的分析层次联系起来，从而忽略了『聚现』（emergent）的现象与∕或各种理性在其中采取特定形式的众多社会历史脉络」。在经济学的文献中，这种对「聚现特质」的忽略，导致新古典经济理论家「忽略了我们的经济为何是一种社会体系。其均衡模型透过简单加总的方式，直接从个人行为转移到经济整体。这种从『个体经济学』到『总体经济学』的线性延伸，忽略掉经济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人类互动与社会关系」（Guttmann，1994：12）。
　　相对地，批判实在论者则认为，世界（包括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的特色之一恰恰是「聚现」（emergence）。所谓聚现，意谓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色或面向聚合在一起时，产生了全新的现象，而这样的新现象具有它自己的结构与机制，不能被化约为它的组成部分。用Archer（1995：9）的话来说，聚现特质是「关系性（relational）的，由组合之中产生（如劳动分工之下出现高生产力），而后者能够反作用于前者（如导致单调的工作）、具有自身的因果作用力（如国家间不同的财富），而这些作用力无法在因果关系上被化约至其组成成分（个别的工人）」。在一个略为不同、但高度相关的脉络下，两位知名的「辩证」生物学家——Richard Levins与Richard Lewontin——曾写道：

　　部分（parts）具有某些独有的特质，而这些特质是因为它们身为整体（wholes）的一部分才具有的；这些特质，在那些借以形成整体的互动过程中出现。一个人无法振动自己的手臂来飞行，不管他多么努力尝试也是徒劳；一群人也无法透过同时振动手臂来飞行。但人们的确能够飞行，因为人们的社会组织创造出了飞机、飞行员与燃料。然而，会飞行的不是社会，而是社会中的个人，他们获得了一种在社会之外无法得到的特质。个人身体上的限制被社会的互动抵销了。因此，整体不仅仅是部分之间的互动对象（object of interaction of the parts），更是各个部分的行动主体（subject of action on the parts）（Levin and Lewontin，1985：273，引自Rees，1998a：5）。[19]

　　如果将这种非化约论的取径应用至社会本体论之上，我们可以说：

　　社会实在论……强调聚现特质在行动与结构两个层次上的重要性，但认为这些特质分别是该层次所独有，因此彼此不同，也不可化约为彼此……。这种不可化约性，意谓不同的层次之间是可以区分开来的，因为这些层次分别具有某些独特的特质与力量……（Archer，1995：14）。

　　因此，简单来讲，「这代表了社会实在的层级化性质（stratified nature），即不同的层次拥有不同的聚现特质与力量」（Ibid.：9）。方法论个体主义者所无法认识到的，恰恰就是这个世界的层级化性质：结构无法被化约至其组成部分，不论这些组成部分是否为个人。唯有当社会研究者能够适当地掌握层级化、聚现等面向，才有可能「分析结构与行动之间相互作用的变化性质，而不是将两者理解为极端的对立，或像当前相当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分析一样，认为两者是以一种直接而稳定的方式形成『相互构成』（mutually constitutive）的关系」（Emirbayer and Mische，1998：1002）。[20]Callinicos在2006年最新出版的著作中，提纲挈领地重新说明了「社会结构」及其与「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值得参考：

　　社会结构是将个人、物质资源、超个体的实体（supra-individual entities）（某种社会制度）以及其他社会结构联系起来的一套关系（relation），而（彼此的联系程度不见得很高的）个人从这样的关系之中获得了特定种类的力量。这种提法（formulation）或显笨拙，但有下列优点。首先，它将结构视为一套关系。其次，该关系不见得只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主张社会结构是社会互动所产生的聚现特质，那么重要的就是不要简单地把结构描绘成社会互动的拟仿。第三，社会结构亦与社会制度不同。……最后，以这种方式来界定社会结构，可以与能动性（批判实在论所提出的另一种社会机制）联系在一起，因为结构会将力量赋予个人。……当我们说一个人因其在结构之中的位置而具有某些力量，不等于说明他会如何行使这些力量。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相当重视意向性的解释，试图重建行动者的信念与欲望……（Callinicos，2006a：189）。

　　最后再谈一下分析马克思主义。17年前，Callinicos（1989：16）曾写道，「分析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代表革命社会主义传统的发展，还是代表离开这样的传统，还有待未来的检视」。近10年来，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极端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立场，或标准的新古典式理性观。然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与政治方案的信念往往也消失了（McLellan，1999：964）。如今，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把注意力摆在其他的研究领域之上，如道德哲学、平等主义正义（egalitarian justice）理论、民主理论等（可参考如Cohen，2000b；van Parijs，1992，1995，2005；Roemer，1994，1998；Elster，1998）。笔者认为（当然这是可争议的），他们不仅无法再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包括理论建树与经验研究）做出重要的贡献，甚至有成员开始勾勒出某种「平等主义的资本主义」（egalitarian capitalism）的蓝图（Ackerman, Alstott and van Parijs，2005），这当然离马克思主义更为遥远了。[21]也因此，在这种情形下，Robert Brenner近来对美国战后资本主义的分析「最好不要被视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当中少有的实质分析；其实它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生们之间更为宽广的对话当中的一股声音」（Callinicos，2003b）。[22]

四、选择、批判实在论与「因参数而异的决定论」


　　对笔者来说，《创造历史》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字，或许是以下这段：

　　古典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澄清了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经验。它之所以能够扮演这种角色，是因为它不只是阶级斗争的现象学——历史唯物论是一种经验性理论，它认为，社会变迁机制的根源在于不同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特质。如果没有这种结构性的面向，马克思主义就会缺少必要的工具，而无法找出特定状况下社会变迁的可能性与侷限性，也无法找出个人与集体行动者所能行使的力量（《创造历史》，264）。

　　这种对古典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论的理解，基本上与批判实在论者所谓的「解释性批判」（explanatory critique）若合符节：「如果我们拥有关于社会结构的机制的知识，就能够辨识出我们所观察到的事件背后的驱动力量。如此一来，我们也能够以一种较为保留的方式，来评估我们所计划的行动有哪些可能性、缺点与限制」（Danermark et al., 2002：188，重点为笔者所加）。[23]换言之，我们的确创造历史，的确拥有选择。因此，社会科学的任务——而古典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论为此提供了许多洞见——就是去「揭露那些引发错觉与苦难的机制」，来「帮助人们在实践上努力用其他的结构来取代这些结构，以带来好的生活」（Ibid.：195）。[24]
　　既然Callinicos对历史唯物论的诠释与各种宿命论或机械决定论皆格格不入（见Molyneux〔1995〕对「相对决定论」与「机械决定论」的区分），笔者认为可以将卓越的比利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曼德尔（Ernest Mandel）所提出的「因参数而异的决定论」（parametric determinism）拿来略做引伸。Callinicos在《创造历史》中，不公正地将曼德尔描述为「当代除Cohen之外最著名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倡议者」（《创造历史》，89），故笔者以下的论点也可以算是挑战Callinicos对曼德尔的评价。[25]
　　曼德尔在一篇批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这样说：

　　辩证决定论对立于机械决定论或形势逻辑决定论，它同时也是因参数而异的决定论；它让历史唯物论的追随者能够从历史过程开展的角度，以及社会危机的结果如何被决定的角度，来来理解人类行动的真正地位。男人和女人的确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行动结果，并不是机械地被预先决定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历史危机都有几种可能的结局，而不是具有无数偶然的或任意的结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使用「因参数而异的决定论」这个用语，来表达在一定的参数关系中历史发展的几种可能性（Mandel，1989）。

　　曼德尔在其他著作中，偶尔使用另一种较长的表达方式，即「辩证的、因参数而异的社会经济决定论」，其对立面则是所谓的「机械经济（唯经济论的）线性决定论」（mechanical-economic 〔economistic〕 rectilinear determinism）。曼德尔认为前者「既符合马克思的理论，又符合马克思的分析实践」（Mandel，1995：115；另见Mandel，1992：331），且这种「因参数而异的决定论」事实上贯彻于曼德尔的「非对称」（asymmetric）式长波理论（long wave theory）：曼德尔以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为基础所发展出来的长波理论，驳斥了其他各种有技术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倾向的长波理论，并且充分强调社会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以及阶级斗争的相对自主性（可参考如Mandel，1995；Louçã，1999；Husson，1999，2005；Went，2002；Freeman，1996；万毓泽，2005）。
　　在献给布洛赫（Ernest Bloch）的文章〈作为历史唯物论范畴的预期与希望〉（Antizipation und Hoffnung als Kategorie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中，曼德尔也清楚说明：「历史–物质的现实，总是一种开放的、未完成的整体（totality），它至少包含了某些不同的可能性……。与马克思主义最格格不入的，莫过于历史宿命论或机械–唯经济论的决定论」（Mandel，2002：248-9）。Callinicos在批评政治学者David Marsh与Martin Smith的「辩证」取径时，引用了John Rees的《革命的代数》（The Algebra of Revolution），认为辩证法的真正精髓在于掌握「一个不断历经变化的内部矛盾的整体」（Rees，1998：7；引自《创造历史》，xxix-xxx）。而此处值得指出，曼德尔相当成功地阐述了这一点：「若认识到现实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整体、一个（受所有内在矛盾的原动力驱使而）不断发展的整体，就意谓要在这种知识中纳入整体所具有的所有发展性的可能性（developmental possibilities）。因此，预期（anticipation）不只是一种人类学的范畴，同时也是认识论与科学的范畴，是历史唯物论的范畴」（Mandel，2002：249）。这种立场，完全呼应了《创造历史》的精神：追寻一种非决定论的、充满战斗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

五、历史唯物论与历史社会学


　　延续以上讨论，《创造历史》在考察结构与行动的问题时，认识到必须纳入时间因素，这也就顺理成章地将我们带入了历史唯物论与历史社会学的视界之中。虽然《创造历史》对历史唯物论的要旨阐述甚力（可特别参考第二章：Callinicos详细解析、重建了Cohen等人的「正统历史唯物论」），但Callinicos并没有将讨论范围仅侷限在理论的层次上。他透过许多历史事例，来说明（韦伯式的）历史社会学对历史唯物论的攻击不一定是成立的。同时，他也指出，「历史唯物论与韦伯式历史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冲突或对抗。这两种研究纲领之间不仅具有某种亲近性……，还可能在许多具体议题上意见一致」（《创造历史》，xxxix）。虽然如此，两者间的差异与张力依然存在。在他看来，韦伯式历史社会学在解释上采取的是多元论（如Michael Mann在解释社会权力时提出的IEMP模式），并认为争夺支配权（domination）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色（如W. G. Runciman的断言）。[26]马克思主义者则断然拒绝接受这两项命题。
　　在另一本讨论历史哲学与历史唯物论的著作中，Callinicos（1995b：95-109）曾指出，历史理论必须满足三项条件：（1）要能针对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进行结构性的解释，换言之，历史理论必须是一种结构理论（theory of structure）；[27]（2）要能对历史变迁的机制提供理论解释，以对历史发展做出质的或阶段性的区分，换言之，历史理论必须是一种转型理论（theory of transformation）；（3）必须指出历史变迁的方向性（directionality），不论这种方向性是「进步」、「倒退」或「循环」。由此观之，历史唯物论与（韦伯式的）历史社会学皆满足了这三项条件。或许也可以说，这些条件是广义的历史社会学（历史唯物论也包含在内）的重要研究任务。[28]以下笔者进一步讨论历史唯物论（作为历史社会学中重要的研究纲领）在本书立论中的重要性。
　　Justin Rosenberg在其重要的国际关系著作《市民社会的帝国》（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1994）中，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视为「历史社会学的一种方法」（Rosenberg，1994：83），并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这段文字：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从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从而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据此而来的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Marx，2004：894）。

　　Callinicos宣称《创造历史》所捍卫的历史唯物论版本，是「交互式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概念，认为两者皆不具有解释上的首要性」（《创造历史》，xxxiii），并据此来反对Cohen的「首要性命题」。但二十年下来，Callinicos逐渐放弃了他在《创造历史》中的立场，转而接纳E. O. Wright所言，即生产力有向上发展的「弱动力」（weak impulse）。如此一来，「首要性命题」，即生产力在解释上的首要性，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接受的。然而，Callinicos只是在抽象的理论层次上进行讨论，如他除了重申Wright的说法外，还引用了Alan Carling所提出的「竞争首要性」，强调「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社会，很容易被技术较先进的社会征服、吞并或压制」（Ibid.：xxxiv）。但正如著名的英国史家Chris Wickham（2006，重点为笔者所加）所言，我们不仅需要在理论层次上重建历史唯物论，还需要更扎实、细致的经验研究：「我希望他〔Callinicos〕深入处理在『正常运作』之下，而不只是危机状况下，个别的生产方式的发展逻辑这个恼人的议题（不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包括封建生产方式，而后者是个缺乏研究的领域）」。不论如何，在笔者看来，《创造历史》的贡献之一，在于它可以促使我们往两个方向去思考与研究：（1）如果「弱动力」的说法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它在不同生产方式中的具体表现为何？（2）历史唯物论（或广义的历史社会学）与演化论之间的关系为何，或换个方式提问：能不能从演化论的角度，来理解大规模的人类历史变迁（如国际竞争是否为某种「自然选择」的机制）？[29]
　　当上述第二个问题牵涉到国际竞争时，便触碰到一个相当实质的课题。1970年代以降，（韦伯式）历史社会学者（主要是Anthony Giddens、Michael Mann 与Theda Skocpol）便不断攻击马克思主义无法解释地缘政治问题与国际竞争现象。[30]在他们看来，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一种超历史（transhistorical）的现象，并不是只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因此历史唯物论对此可谓无用武之地。《创造历史》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当有助益的回应。Callinicos援用的主要是Brenner的历史研究，说明历史唯物论的确能够解释封建主义下的军事冲突。Brenner的历史与理论研究是根据生产关系来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军事冲突：根据Brenner（1986：27）的分析，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31]有两项关键特色：（1）直接生产者能够直接取得（即不用依靠市场）完整的维生工具，如耕作器具与土地；（2）由于直接生产者拥有维生工具，因此剥削阶级必须透过经济以外的强制手段来榨取直接生产者的产品。因此，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两者皆不用透过市场来维系生活所需。上述两项生产关系上的特色，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趋向停滞，长期下来导致了封建主义的危机；[32]另一方面，「剥削阶级必须利用自己的资源来发展强制的手段——也就是投资于军队与军事设备。大体而言，他们必须投资在自己的政治–军事机构上。由于他们必须有效地与其他同样这么做的领主竞争，故他们必须使自己的军事投资与投资效率极大化。事实上，他们可能还得持续而有系统地改善自己的作战方法。的确，我们可以说，前资本主义之下的政治积累（political accumulation）的动力与国家创建（state-building）的动力，便相当于资本主义之下资本积累的动力」（Ibid.：31-2，重点为笔者所加）。这种解释方式究竟有没有道理，或许仍需更多的经验资料予以检视，但「政治积累」这个概念，的确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有能力透过其核心的分析工具来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军事冲突。
　　其实，若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有较深入的涉猎，就会发现许多韦伯派的历史社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批判是不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常被标签为某种「社会中心」（society-centered）的取径，也就是只从阶级关系、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国家。[33]然而，举例来说，托洛茨基于20世纪初期逐渐发展出来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以及以此理论为基础的「不断革命论」，就把俄国（资本主义后进国）放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架构下来考察，充分肯认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与相对能力，并据此来制订革命战略。[34]许多论者其实是注意到这点的，以下仅举两例：Michael Burawoy（1989）在比较托洛茨基的「科学纲领方法论」（Burawoy借用的是匈牙利科学哲学家Imre Lakatos的术语）与Skocpol的「归纳逻辑」时，也对托洛茨基的洞见赞誉有加：和「国家中心论」的作品相较下，托洛茨基同样强调阶级斗争、国家自主性、国际关系等因素（后两者据说常被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的），但视野与方法显然更为缜密与开阔；此外，国际关系学者Justin Rosenberg在〈为何没有国际的历史社会学？〉（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一文中，也认为托洛茨基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可以作为国际的历史社会学的基础，帮助我们「重新概念化历史过程本身——在其中，『国际』行为的地缘政治动力学重新被发现内在于社会发展的整体过程之中」（Rosenberg，2006：313）。的确，正如Callinicos所言，「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有关于『国家本身』的理论，因为它关切的必然是众多国家在世界体系之内的互动，而这样的世界体系的特色，就是资本之间的经济与军事竞争」（《创造历史》，184）；与Callinicos处于类似理论传统的Colin Barker（1978：118，引自Mooers，1991：102n）亦早已指出「资本主义……是国家的世界体系，且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形式，是民族国家的形式。因此，任何对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讨论，都必须考虑到，国家既是阶级支配的机构，又是不同的资产阶级之间竞争的机构」。[35]笔者认为这种论断极为公允，足以适度纠正对于马克思主义常见的误解。[36]

六、代结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创造历史》是一本充分「科际整合」的著作。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John Urry（1988：468）在一篇书评中，便指出本书「游刃于当代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史学与文化理论中几乎所有的重要智识文本与人物」，谅非过誉。然而，在笔者看来，更值得指出的或许是：《创造历史》的写作，代表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延续与活力。
　　近十年来，随着「反全球化运动」（比较精确的说法是全球正义运动或「争取另一个世界」的运动）的开展，我们已在欧美目睹了「社会批判」的逐渐复甦。[37]在这种背景下，如Callinicos所言，「在我们所身处的政治脉络中，人们开始愿意去辩论资本主义之外的出路问题」（Callinicos and Hodgson，2001）。然而，若要进一步深化辩论，那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乃至整个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将是不可或缺的资源。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其中一项特色，此处值得略加讨论，就是它代表了「人类解放计划，及现代工人阶级真正的自我组织与自我解放运动之间的综合」（Mandel，1994：10），它「在有组织地实际投入工人运动的脉络之下，尝试有系统地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联系至革命战略的问题」（Callinicos，2003b）。[38]如Callinicos在《创造历史》（页277）接近结尾处所言，「在发展这些论证时，我背后的关怀，与其说是向往更好的社会理论，不如说是向往一个更好的社会世界」。毕竟，《创造历史》「归根究底是为了解决政治上的问题，虽然我所使用的方法相当不直接」（页liii）。整体观之，《创造历史》确实在游走于学科边界、吸收各种学术传统的同时，延续、丰富了一种相当具有战斗精神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并且为「结构」与「行动」的两难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解答，而这也是当初吸引笔者翻译此书的主要原因。

　　2006年10月初稿
　　2007年2月修订
　　于台湾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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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时仍是英属自治殖民地南罗德西亚（South Rhodesia）。

[2] 巴里欧学院创立于1263年，是牛津大学次古老的学院，仅次于1249年创立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3] Callinicos大学三年级时，曾至大学学院拜访柯恩（G. A. Cohen）（柯恩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是本书的讨论重点之一）希望由他来指导博士论文，但后来作罢。

[4] 他目前的学术写作计划是《帝国主义与全球政治经济学》（Imperialism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名称暂订），预计于2007年出版。

[5] Callinicos已于2005年转赴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欧洲研究（European Studies）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

[6] 笔者在一般状况下将agency译为「能动性」，而当structure与agency共同出现时，由于考虑到对称感，故分别译为「结构」与「行动」。

[7] 主要与《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这份期刊有关。

[8] 已故的Duncan Hallas（Callinicos在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同事）曾在一篇评论《创造历史》的短文中大力调侃分析哲学。在Hallas（1988）看来，分析哲学「不是最值得交手的敌人，更不值得本书耗费许多空间与论述来处理之」。然而，笔者相当同意英国哲学家、文论家Christopher Norris（1996：185）的意见：恰恰因为Callinicos把分析哲学视为主要参照点，藉此「在先前的著作中不厌其烦地解释各种（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关于语言、意义与再现的看法究竟错在哪里」，才能够让他在1980年代末便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时尚——即后现代主义——提出清晰而犀利的批判（其中最重要的作品见Callinicos，1989c）。

[9] 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内部相当歧异的流派。仅举几个例子：Cohen在其著作中压倒性地强调结构因素，并主张使用功能解释，但其他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如Jon Elster和John Roemer）则拥抱了相当彻底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并大力批判功能论；Cohen、Elster和Roemer皆宣称要在传统科学方法（实证主义传统）的脉络下来诠释马克思主义，但E. O. Wright却倡议一种「实在论」的社会科学观。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歧异，可参考Philp and Young（2002）的讨论。

[10] 虽然理性选择行动模型的众多倡议者皆倡议方法论个体主义，但前者不必然蕴含后者。换言之，即使人们承认理性选择模型的解释力，也不表示非拥抱方法论个体主义不可。举例来说，Adam Przeworski（1985：381，引自Cullenberg，1994：81-2）便认为，「方法论个体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无从反驳且大有助益的，但理性选择架构在本体论上的预设（尤其是预设了未加区分、亘古不变、彼此无关的『个体』）却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个体行动的理论必须比当前这种理性选择的典范包含更为脉络化的信息」。也因此，有趣的是，像Jon Elster这样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竟然比提倡「经济学帝国主义」的Gary Becker更为执着于方法论个体主义。正如Goldfield and Gilbert（1995：299-300）所指出，Becker至少还愿意检视个体以外的实体（如厂商、家户、工会或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偏好及其效用极大化的行为模式，但Elster则不然。再举另一个明显的例子：赛局理论（经常被视为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之一）也不必然蕴含方法论个体主义，例如在社会理论与政治科学中，赛局理论的研究取径便常用来分析超个体的行动者（如国家、阶级或厂商）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11] 经济社会学的许多经验研究已经佐证了Roemer的理论观点：「行动者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他们的利益观念和组织运行观念。这就把不确定性、反身性、文化等引入了对行动内涵的理解过程之中」（Fligstein，2006：94）。

[12] 《创造历史》处理了这个议题（页74-82）。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劳动价值论（LTV）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TRPF）。如Elster在其名著《马克思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中，便宣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死亡了……。劳动价值论在知识上破产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另一项支柱，即利润率因节约劳动的技术变迁而趋向下降，也同样站不住脚」（Elster，1986：192）。如Callinicos（2002）所言，「已经有很多作品相当具创造力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这些作品都巧妙回应了新李嘉图学派的批评，并探究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运作动力……。不幸的是，受新李嘉图学派影响的人，包括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都囿于智识上的偏见，而不愿承认这点」。此外，批判实在论者也已经提供许多论据，来支持马克思在阐释劳动价值论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时所使用的方法，或批评新李嘉图学派对演绎法的滥用。可参考如Collier（1989）、Pratten（1999）、Fleetwood（2001a，2001b）。

[13] 当然，Robert Brenner是杰出的例外，这从近几年针对美国资本主义1970年代以来的「长期衰退」（long downturn）所展开的新一波「Brenner论战」便可得到映证。另一方面，E. O. Wright也花费了许多精力来探索自由主义民主体制（liberal democracy）以外的可能性。但Callinicos（2003b）的评论相当正确：「那些试图处理这些问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恰恰是那些与方法论个体主义……保持了比较多距离的人」。关于Brenner的智识发展轨迹，可参考Fine et al.（1999：73-81）。

[14] 另外几本值得参考的作品是Roberts（1996）、Carver and Thomas（1995）及Ware and Nielsen（2002）。Callinicos自己也编过一本书来讨论分析马克思主义，其中由他所撰写的导言，是根据战后欧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来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定位（Callinicos，1989a）。

[15] 马克思主义者鲜少不关注历史问题。正如甫于2006年过世的美国经济学家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言，对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历史不仅仅是「要被研究的主题」，更是「要被亲历的、被分享的现实」（引自Burkett，1999：220）。

[16] 见Cowling and Martin（2002）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精彩分析。德国社会学者Hans Joas认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所有史学作品中最好的一部」（Joas，1996：109）。顺带一提：Joas讨论「行动的创造性」（die Kreativität des Handelns）的重要作品虽然相当有创意地处理了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关系，但某些地方却表现出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解。举例来说，他宣称「可以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推论出，马克思假定只有两个阶级存在，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仅是未来社会，就连在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也是如此」（Ibid.：110）。接下来，Joas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比较，说前者竟然「区分出至少五个阶级」，故吾人可以质疑「他自己的理论是否削弱了他对集体行动复杂进程的经验重建」（Ibid.：109）。Callinicos在《创造历史》中承认，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相当不完备的。但尽管如此，Joas所谓马克思「假定只有两个阶级存在」仍然是明显的错误。即使在最不完整的《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章中，马克思也清楚指出，「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达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使界线规定模糊起来」（Marx，2004：1001）。此外，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7章中，马克思也说明，为了分析需要，他必须从「社会的实际构成」当中进行抽象，而「这样的构成绝不仅仅包含两个阶级，即工人阶级与产业资本家」（引自Bottomore，1983：75）。换言之，Joas可以说是混淆了马克思理论中抽象的对象与抽象的结果；用Louis Althusser的话来说，就是混淆了真实对象（objet réel）与思想对象（objet de pensée）。

[17] 如果我们要「勾勒出社会行动者在面对设下限制（constraining）与赋予能力（enabling）的行动脉络时，所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可操作性、创造力与反思式的选择」（Emirbayer and Mische，1998：964），就必须有系统地、批判地研究不同的行动者所具有的「结构能力」。虽然理性选择论者和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鼓吹者经常认为自己的取径是要「恢复主体的地位」，并宣称要让「结构成为人类能动性的结构」（Carling，1995：33），但实际上他们的取径恰好剥夺了行动者的异质性。Stephen Cullenberg（1994：80）的评论极为中肯：「Elster等人虽然表面上强调人的选择与能动性，但实际上只是掩饰了他们的一般的社会模型、尤其是经济模型所存在的结构决定论……。在这些模型中，个体根据其在模型当中的结构位置，被赋与了某种特殊的、被规定好的行为」。相比下，Callinicos虽然坚信社会结构（部分）「决定了人类能力中一项重要的次集合」（《创造历史》，274）），且「行动者会受到自己所身处的社会关系的限制」（Ibid.：xxv），但Callinicos的取径与任何类型的结构决定论皆大相迳庭，因为他认为（1）「人类拥有特别的能力，来有意识地反省、改变自己的行动及自己的思想」（Ibid.：274）；（2）结构不仅会对行动者设限，而是能够（继承Anthony Giddens的用法）「赋予能力」，亦即行动者也「有机会朝特定的方向追寻自己的目标」（Ibid.：275）。

[18] Callinicos在《创造历史》的第二版导论中已提供不少说明，故此处笔者仅进一步发挥他的部分论点。

[19] 自然科学中，许多学科皆经常注意到「聚现」特质的重要性。举例来说，知名的人工智能研究先驱Marvin Minsky便认为，「即使我们了解数十亿的脑细胞分别如何运作，这也无法告诉我们脑如何作为一个机制来运作。『思想的规律』不仅取决于这些脑细胞的特质，更取决于这些脑细胞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这不是不同的规律问题，而是涉及在更高的组织层次上运作的理论与原则」（Minsky，1986：26，引自Denis，2004：343）。更细致的讨论可参考Jones（2000）、Bunge（2003）、Creaven（2000，2002）、Collier（1989）及Hodgson（2002，2004）。

[20] 因此，从批判实在论的角度来看，美国社会学者David Rubinstein（2001）对社会结构的讨论显然是不足的：他将社会结构视为「机会」（opportunities），从而为（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体赋予了优先性。然而，社会结构的聚现特质既不等同于「机会」，也不等同于Giddens所谓的「资源」。值得注意的是，英国重要的演化经济学者Geoffrey Hodgson（2002：177）引进了他所谓的「重构性的向下因果作用」（reconstitutive downward causation），以提供「额外的理由，让人们在解释更高层次的现象时，不会仅仅仰赖较低层次之中的单位……。在社会科学中，这削弱了那种把个体当做具有优先性的、不可改变的给定物（primary and unalterable given）的观念」。我认为「重构性的向下因果作用」的概念极为有用，只是这里没有空间进一步讨论了。

[21] 这种对「平等主义的资本主义」（或不同版本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追求与设计，往往把跨国界或民族国家内的基本收入（basic income）当成某种重分配的机制或确保分配正义的手段之一。这种呼声，也在近几年来引起诸多讨论的《帝国》（Empire）当中得到了共鸣。《帝国》的两位作者在该书结尾处提出好几种政治要求，其中便包括「所有人的社会工资与保证收入」（a social wage and a guaranteed income for all）（Hardt and Negri，2002：494）。当然，必须略加说明：《帝国》的两位作者不会支持任何版本的「平等主义的资本主义」，然而，他们在《帝国》中所表现出的那种近乎唯意志论的理论书写，同样没有处理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处理当前形势与政治战略之间的关系，因此实际上落入了某种「伦理社会主义」（ethical socialism）的窠臼（见 笔者对《帝国》的进一步讨论：万毓泽，2006b）。针对反资本主义的（不）可能性与战略问题，可参考Isaac（2000）、Callinicos（2000；2003a）、Brighouse and Wright（2002）的一系列讨论，以及Bensaïd（2003）、万毓泽（2007）近来的思考。关于革命政治的「战略思考」，更为古典的讨论可参考Le Blanc（1996: 67-82）。

[22] 要申明的是，我并不是说道德哲学或民主理论是与马克思主义无关的研究领域。恰恰相反，许多杰出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皆对这些领域贡献匪浅。然而，我的确认为，如果不能将这些研究领域进一步联系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是相当可惜的事。

[23] 进一步的讨论请参考Bhaskar（1986）、Collier（1994）及 Sayer（2000）。

[24] 「解释性批判」反对事实与价值的截然二分，主张我们可以从事实过渡到价值，其方法就是先对那些产生各种「错误信念」和苦难的结构与机制做出因果解释，然后可以推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状况下，去除、变革这些结构与机制，或用其他的结构与机制来取而代之，是比较可欲的。当然，这种说法容易引来批评，因为正如批判实在论所分析，社会是高度开放的系统，故「其他条件」不可能不变；换言之，移除某种造成苦难的结构或机制（如推翻资本主义）很可能造成其他的负面效应（例如牺牲个人自由——容我赘言，这只是一个常见的批评，并非我的看法），相较之下，我们很难断言某种变革是否为可欲的。为了回应这个难题，Sayer便认为「解释性批判」不能只停留在否定式的论证之中（即只指出为何某些结构与机制应该被移除、变革或取代），因为这种形式的论证实际上已经预设了「某种形式的社会是更为可欲的」，因此，我们还必须着重于论证「这样的社会为何更为可欲、如何能实现」。可特别参考Bhaskar（1989：184-9）、Benton and Craib（2001：138-9）、Sayer（2000：155-88）、Collier（1994：169-204）、New（2003：58-64）。

[25] Enzo Traverso（1999：60）曾将曼德尔描述为「战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位伟大人物」，我的看法亦如是。

[26] 国际关系学者John M. Hobson（2003：277-82）以比较形式化的方式列举了韦伯式历史社会学的六大特色：（1）对历史与变迁的研究；（2）多重因果性；（3）多重空间性；（4）权力来源与行动者的相对自主性；（5）复杂的历史变迁观；（6）非现实主义的国家自主性与权力理论。

[27] 其实也就是批判法学者Roberto Unger（1987：88）所谓的「深度–结构社会理论」（deep-structure social theory）。借用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的说法，社会理论的目标在于穿越经验世界的表象，研究（真实领域中）各种潜在的社会结构、运作机制与趋势。

[28] Theda Skocpol（1984a）的看法极有道理，或许可以补充Callinicos的见解：历史社会学是一个不断延续、更新的研究传统，其目的是要理解大规模社会结构与历史变迁的性质与效应。历史社会学背后的动力，不是古典的理论典范本身，而是要回答扎根于历史的各种具体问题。Skocpol也反对把历史社会学连结至某个特定的古典理论家（如韦伯），认为历史社会学应由「实质的问题与观点」，而非「先入为主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来加以界定，这自然是正确的，只是时下在讨论历史社会学的课题时，论者往往会忽略掉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研究的诸多杰出贡献，如Skocpol（1984b）在介绍历史社会学的晚近发展时，所引用的便多半是美国的文献，而忽略了英国（受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影响下的）的大量作品。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社会学中迄今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多半可划入「韦伯式」历史社会学的范畴之内：可参考国际关系理论中对韦伯式历史社会学的挪用，如Hobson（2003：第六章）。Hobson认为Skocpol开启了「第一波」的韦伯历史社会学，但在Hobson看来，虽然Skocpol的历史社会学宣称要「把国家重新带进来」（bring the state back in），但却深受（国际关系学中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影响，亦即「将国家化约为受制于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的制约」（Ibid.：275），因此实际上将国家「踢了出去」。对我们来说，这种批评是有用的，因为Skocpol的确不够重视全球范围的资本积累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对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形塑力量。虽然Hobson认为由Michael Mann后期作品及他自己所开启的「第二波」韦伯历史社会学解决了「第一波」所留下的空白，但本文没有空间处理这个问题，或可留待日后讨论。

[29] 1980年代起，最有系统、最严谨地将演化论与历史社会学结合在一起的作品，首推W. G. Runciman（1983，1989，1997）的三部曲巨作，另可见Spruyt（1994）的尝试。1990年代以来，新一波针对演化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讨论可参考如Carling（1993，2004）、Carling and Nolan（2000）、Nolan（2002a，2002b，2003）、Blackledge（2002）、Levine and Sober（2003）等。这些讨论尽管往往针锋相对，但都有助于澄清主流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误解。

[30] 历史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中所谓的「国家中心论」，多半对（据说是「社会中心论」的）马克思主义提出这种批判：国家作为行动者，实际上能够追求自己的目标与政策，并试图贯彻自己的意志，故吾人必须强调「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与「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

[31] Brenner使用的术语是「财产关系」（property relations）或「社会财产关系」（social property relations）：「我所谓的财产关系，指的是直接生产者之间、剥削阶级（如果有剥削者存在）之间、剥削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说明并决定了个别经济行动者（或家庭）是否能够规律、有系统地取得生产资料与经济产品」（1986：26）。虽然Brenner本人并不认为「财产关系」等同于马克思所谓的「生产关系」，但Callinicos（《创造历史》，48）已论证两者其实并无不同，故此处我直接采取「生产关系」这个用法。

[32] 封建主义的危机根源，与封建主义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重要议题，见万毓泽（2006a）的初步评析。

[33] Sean Creaven在其重要的作品《马克思主义与实在论》（Marxism and Realism）中，便特别批判Skocpol，认为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实际上无法证明「国家中心论」比「社会中心论」要更为优越，因为连Skocpol（1998：65，136，重点为笔者所加，引自Creaven，2000：260）自己也承认「由于专制国家组织与上层地主阶级和农业经济的制度化联系，君主政府在做出反应时会受到各种限制」，而农业君主国之所以走上不同的道路，「很大程度上要看农业生产关系以及地主支配阶级侵入国家组织的方式」，而这些显然都是「社会中心论」的「阶级分析」所擅于处理的主题。

[34] 用Michael Löwy（2006b）的话来说，托洛茨基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与不断革命论是「20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令人惊诧的政治突破之一」。除了托洛茨基本人的几部重要作品如《总结与前瞻》、《俄国革命史》（第一卷）、《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外，请参考Knei-Paz（1978：62-107）、Le Blanc（2005）、Löwy（2006a）、Bensaïd（2006）、Dunn and Radice（2006）、Rosenberg（2006）等的进一步分析。

[35] Colin Barker是Callinicos在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同事。我无意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理论与实践背书，但他们的理论传统是值得注意的。其中与本处讨论最为相关者，是他们（主要继承布哈林而来的）的「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理论与「持久军备经济」（permanent arms economy）理论，读者若有兴趣可参考Ernest Mandel与Chris Harman的辩论（Mandel and Harman，1991），及Mandel（1991：133n、176n）、万毓泽（2005：71-3）的相关讨论。

[36] 另请参考以下作品：Rosenberg（1996）、Harman（1991）、Callinicos（1982：第八章，1987，1992，2006b）。关键的问题在于：不论是在民族国家内部，或是在国际的层次上，「政治」与「经济」究竟是否分别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动力与逻辑？在Skocpol、Giddens、Mann（乃至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极深的Nigel Harris）等「韦伯式」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显然是如此，因此有论者将Skocpol的取径称为「双元体系」（dual-systems）取径，见Chase-Dunn（1981）。这种取径或许可用以下的表格来说明：

分析对象动力与逻辑
政治逻辑国家∕国际体系 国际竞争
经济逻辑资本积累过程 社会生产关系

　　然而，姑且不论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在解释上是否有先后主次之别，但对历史唯物论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把一切都化约为经济逻辑，而是强调「物质与社会生活的统一、政治与经济的统一」（Mooers，1991：94）：若只是将政治与经济简单地划分开来，将会导致「无法解释不同的生产关系体系如何让国际体系中相互敌对的国家提出不同的竞争性回应」，因此，「政治与经济的统一」必须被当成历史分析的出发点（Ibid.）。用Chase-Dunn（1981）的话来说，资本主义必须被视为「政治与经济的特殊结合，并在世界经济的层次上运作」，而我的见解和Rosenberg的见解很接近：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为这种取径提供了极有启发性的出发点，且事实上已有许多论者将地缘政治的竞争与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共同纳入了（受演化生物学启示的）历史唯物论的范畴之中，可参见如Bertram（1990）及Carling（1993）。

[37] 「社会批判的复甦」是法国社会学者Luc Boltanski及Eve Chiapello（2005）的用法，可参考Callinicos（2006a）及万毓泽（2006c）的讨论。

[38] 古典马克思主义所清楚标举的，是马克思为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章程的第一句话：「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更多的讨论见Anderson（1976）、Deutscher （1984）、Callinicos（1990：2-5）及Ferguson et al.（2002）。另请参考笔者编选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文献选读〉，http://poewan.spaces.live.com/blog/cns!3EFBB18EF3FAE614!157.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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