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防卫而不是反抗”（1850

第二时期

第二章 “防卫而不是反抗”（1850—1880年）

　　维多利亚中期的工会运动本质上是“自负的行业和骄傲的机械工人”亦即工人阶级中的少数熟练工人组成定型的全国组织的时期。“防卫而不是反抗”成了工会的格言——保卫手艺工人的既得利益，而不是以整个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力量反抗雇主阶级。同样地，“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个方针的含义，也是完全承认当时的社会秩序，只要它实行明白而有限的改革，以便工人们能在它的体制内取得最大的权利。

　　这样的发展丝毫不是偶然的。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英国资本主义已经能打破阻挠它充分发展的一切障碍。自由贸易的胜利的意义就是资本的完全自由。工商业扩展的规模是无与伦比的（拿格拉斯东派的话来说是“跃进的”），得到的利润不是几成而是几十倍[1]，这证实了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是处在工业垄断的特权地位。因此，对繁荣所赖的两个主要集团——纺织工人（他们因1847年的十小时法而获得很大的利益）和冶金及建筑两业的熟练技工们作重大让步不仅可能而且是必要的。高踞工人阶级大部分群众之上的“劳工贵族”的结合，充分地反映在工会运动的新特性上。

　　“新模范”中的第一个就是混合机器工人协会，该会在几年中渐次把该业无数小规模和大部分属于地方性的同业工会集合起来之后，于1851年宣告成立。这些小工会集合在它们中最大的工会蒸汽机业、机器业及磨谷厂职工共济会的周围，该会系成立于1826年，它的两个著名的会员威廉·牛顿和威廉·阿兰是主张合并的主要首领。阿兰是克罗威铁路一名职工，他做了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第一任书记，他遗留给该会一个办事谨慎和过分吝惜经费的传统。

　　这个新的“合并”工会运动——这个名称已成了一种纲领，断然违背了恩格斯所说的“战斗学校”的作用。它以与雇主合作的政策代替了昔日的战斗性，仅仅为工人争取“由他的辛劳所生产的利润中的公平而合法的一份”[2]。它们不主张罢工。由巨额捐款积累起来的经费都大量用作未雨绸缪的补助金，合并起来的工会的作用实质上等同业共济会。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统计数字提供了一幅典型的图画。从1851年到1889年，该会用于各种共济补助金（疾病、丧葬、失业、老年等等）的费用是2987993镑，而用于罢工者只有86664镑。[3]

　　自然伴随这种情况而来的是：旧日战斗工会的松懈机构——其地方分会享有广大的自治权——变成了一种精密的中央集权的事业性的组织。因此决定性的权力在这时期是属于全国性的行政部门所有，同样，实际权力愈来愈操在常设职员的手中，他们也就是“新模范”工会运动的总部行政人员，他们之成为会员以外的常设职员集团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性的事件。这个事件的第一个标志就是非正式而有势力的伦敦工会总书记们的集团，韦伯夫妇称这个集团为“议会”，其中包括阿兰（机器工人工会）、罗伯特·阿普尔加斯（木工和细木工工会）、丹尼尔·盖尔（铸铁工人工会）、埃德温·柯尔逊（砌砖工人工会）和乔治·奥德格（女鞋工人工会）[4]。

　　[1]韦伯夫妇著《资本主义文明的衰微》，第81页。
　　[2]石工威廉·格拉汉所著小册子中的用语，刊行于1868年；罗斯坦因著《从宪章运动到劳工运动》第200页曾引用此语。
　　[3]乔治·霍威尔著《新旧工会运动》（1900年版），第126-127页。
　　[4]奥德格不是总书记，他的工会是一个小而旧式的地方同业工会；他同时是工会会员又是激进的政治家，他由于在伦敦所从事的一般活动而成为有名的人物。

　　决不能认为这个时期没有罢工事件。正相反，这个时期中值得注意的是，雇主们逐渐用停业来作为“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的便利工具。当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成立以来为反对逾时工作和计件工作不过一年时，就卷入了伦敦和兰开夏的机器业的歇业，最后雇主又提出了人所痛恨的“拒入工会证书”，但工人只是在胁迫下签了字，并没有放弃工会。

　　这次纠纷的主要问题是争取较短的工作时间——以每日九小时代替十小时。几年中，建筑业开展了一个九小时运动，这个运动以1859-1860年的漫长的伦敦罢工和停业而达到了顶点，这次雇主胁迫工人签署“拒入工会证书”的企图遭到失败，虽然争取较短工时的努力也没有成果。这次争论中值得注意的是建筑业以外的工会所表现的团结（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因三次提出每周捐款每次各一千镑而令人大为感动）以及随后混合木工和细木工协会的成立。该会系直接以混合机器工人协会为模范而组成，在书记阿普尔加斯的努力下，很快就成为在会员人数和经费上仅次于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组织。

　　九小时运动也并不到此为止。1871年，东北海岸的机器工人进行了一次历时五个月的罢工，这次罢工虽然全国工会的执行委员未加关心，但其结果不仅赢得了该区的每日九小时工作制，并且其成就还给了其他地方和其他行业一个有力的鼓动。富有意义的是东北海岸的组织在罢工开始时水平是很低的，罢工的胜利是由于各种行业、不论是工会会员或非工会会员都团结在一个临时团体“九小时联盟”的周围，联盟的领导者是约翰·伯尼特，一个当地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斗士，他于1874年继阿兰为总书记。

　　较短的工时也是棉厂工人和矿工们所关心的事。在19世纪50年代中，兰开夏棉花工人开始组织他们现在的同业“合并会”或地方同业工会（纺纱工人工会，织布工人工会等）联合会。为了解释支配棉业工资的极复杂的计件价格表，乃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工会职员，他们经过核算技术的考试后被录用，既为自己的会员服务，也愿为雇主服务[1]。在70年代，曾经展开了一个强大的争取九小时工作制运动，并且取得了每周工作56小时半的协议。至于煤田方面，强大的矿工协会已在50年代初期衰落下去，直到1863年全国矿工工会成立时组织才渐渐恢复。全国矿工工会系由亚历山大·麦克唐纳领导，他以前是一个著名的苏格兰矿工，后来成为一个经营得手的商人，他和北森伯兰的托马斯·波特是1874年首次被选入议会的两个自由工党的议员。关于任命过磅计核员的权利曾有不断斗争，这在1860年的矿业法中得到部分的让步。整个19世纪60年代曾经发生一连串罢工和停业，停业成了约克郡煤矿主的惯技。在北威尔士，1869年当军队向示威的矿工群众开火时有4个人被打死，26个人负伤。与全国矿工工会并立的混合矿工协会在兰开夏组成，并扩展到南威尔士和密德兰。大约有20万矿工参加了这两个工会。关于在坑下工作的矿工每天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曾特别透过全国矿工工会提出来；在菲夫的一个煤田，工人们的直接行动达到了这个目的。

　　虽然工会合并运动避免提出政治上独立的要求并且与雇主合作，它仍然在某些一般的民主问题上与统治阶级和政府进行了重大的斗争。最初的斗争是为了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和争取工会的不受拘束的合法地位，这些都是1842-1825年的法案所没有明确保证的。工会的经费仍然没有合法的保护，罢工者过去是、这时仍然一样会因“叛乱”和“胁迫”的罪名被监禁，主仆法被严格引用[2]。政府利用设菲尔德的几次事件（当地的地方刀剑铸造业同业俱乐部从事于“破坏工具”——一种恐吓破坏罢工者的旧习俗的残余）为借口于1867年任命了一个关于工会的皇家委员会，政府并有制订更强硬的反工会立法的趋势。阿兰、阿普尔加斯和他们的朋友遂设立混合各业会议（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的委员会）并开始工作，以求影响皇家委员会。

　　在这个时候，第二次斗争，即争取延长选举权的斗争，显示了它的重要性。1867年给予城市工人以投票权的改革法，乃是全国改革联盟广泛鼓动的结果，这个团体是受了第一国际的感召（见后）并且大部是受了马克思本人的影响而组成的[3]。正如在1866年著名的海德公园战斗中，工会人员是联盟的突击队。那时20万群众冲破了栏杆，因而召来了卫兵。又如在许多次以工会旗帜领路的示威中，木工工会旗帜上曾有口号写道：“到广场上去和我们打交道。你们已欺骗我们够久了。”

　　[1]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479页。
　　[2]这件可怕的阶级立法使工人的破约成为一种刑事罪，须受三个月监禁的处分，而不履行契约的雇主只是犯了民事罪，只处以很少的罚款。
　　[3]马克思：《致库格曼书》，第33、40页。

　　由于工会会员得到了选举权，当局就必须作出某些让步；但正当工会法在多次内阁更迭后于1871年出现，改善了工会的司法地位的时候，一切正当的罢工活动如纠察等都遭到新的沉重的打击。以许多事件中的一件为例，有一群妇女仅仅因对破坏罢工的工贼发出轻蔑的喊声就被关进了监牢。此后还经过了五年的必要的斗争，再加上工会在1874年总选中投票反对政府的决定性因素，差强人意的修改法案才于1876年最后通过。

　　第三次战斗是在国际方面，是为了争取与国外民主运动的团结和反对英国反动派的干涉——或“不干涉”。英国工会会员以动人的群众集会表示他们对美国内战中的北方的支持，尽管北方的封锁所造成的棉荒使兰开夏趋于冷落。波兰和意大利的民族斗争也得到充分的支持；加里波的访问伦敦时受到人民的盛大欢迎，很多工会会员在波兰独立民族联盟中担任重要的角色。当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的直接领导下于伦敦成立时，工会会员们又积极参与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协会。很多工会和它们的分会都附属于这个国际协会，像阿普尔加斯等工会领袖曾担任该会总理事会理事，理事会的第一任主席是乔治·奥德格。国际工人协会得到1869年在北明翰举行的职工大会第二届会议的热烈赞助。国际工人协会在制止外国破坏罢工者入境上起了极实际的作用，特别是在前已提及的机器工人争取九小时工作制的罢工中[1]。

　　[1]欲了解第一国际，请看《第一国际的创立》（文件汇集）以及洛佐夫斯基著《马克思和工会》，尤其是该书第4、5两章。

　　从这种种斗争中兴起了第一批永久性的工会团体，起先是地方性的，后来则达到了全国性的规模。在19世纪60年代中，主要城市的各业理事会都成立和巩固起来，伦敦理事会乃是1859-1860年建筑业争端的副产物。在伦敦，混合工会的领袖们的势力特别强大，各业理事会成了他们和旧地方工会运动的主要代表们剧烈斗争的场所。旧的地方工会运动有进取性但很紊乱。乔治·波特尔被他们斥为“罢工经纪人”。波特尔是一个道地的煽动家，他之成为重要人物是由于他创办了《蜂巢》周刊并为该刊的编辑，《蜂巢》是当时工会的一个主要周刊，曾一度为第一国际的机关报。

　　工会的合法地位问题和皇家委员会的威胁，使曼彻斯特和萨福德的各业理事会于1868年召开各业工会和各业理事会的全国会议；这就是第一次正式的职工大会，大会通过随后不久即行设立起来的国会选举委员会，领导了争取工会立法的最后时期斗争。职工大会的前身是60年代中期由格拉斯哥和设菲尔德各业理事会所召集、并在伦敦由波特尔所召集的全国工会会议。

　　虽然工会运动在这二十年中取得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个“新模范”的狭隘同业工会的观点本身就明显地带有严重弱点。这个弱点甚至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工会极盛时期中就已开始显著起来。70年代初期，工会运动突然高涨，职工大会所属工会会员从37万5千人上升至120万，且已扩及不熟练工人，特别是农业劳动者。但是1872-1873年间一个有名的组织，在约瑟夫·阿奇的领导下，并未能生存到此后不久发生的大农业萧条以后。阿奇是瓦威克郡的农场工人和在俗传教师，他是一个拥有10万会员的工会的一员，该会曾对乡绅和牧师作英勇斗争。在艰难的日子里，也不可能把手艺工人保留在工会之内。韦伯夫妇曾说，在所有这些工会中，“中央执行委员同样放弃了同业政策的主要原则，同样缺乏倡导工会运动的动力，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常常在阻挠支会的同业活动”[1]。

　　混合工会的狭隘的独立主义产生了新的不团结。制模工人于1872年脱离了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在整个冶金业中崛起了许多新的同业工会。工会之间对不足为训和败坏道德的分界线问题的争端增多了。70年代中期同业中的分裂引起一连串斗争极艰苦的罢工，但一齐都遭到失败，其中著名的有被迫接受按产品价格计酬法的南威尔士矿工罢工（1875年），石工罢工（1877年），克莱德造船工人罢工和兰开夏棉业工人罢工（1878年）。兰开夏棉业工人罢工是为了生产过剩的特殊问题，雇主要求减少工资而工人则建议减少工时。这是引起争论的一个极不现实的分歧，这次争论闹得非常剧烈，把雇主协会主席的房屋都烧掉了。

　　就在这时恩格斯写道：“英国劳工运动现在是并且多年来都是在一个狭隘的罢工范围内进行”，这些罢工“并不能把运动再推进一步”，因为罢工“没有被当作一种策略和一种宣传工具而是被当作最后目标了”。他又说工会的排斥政治活动，依照大陆上的说法就不是一般的工人阶级运动了[2]。1878-1879年的大恐慌是英国工业中历来最厉害的一次，它表明英国的特权时代和工业垄断已告终结。这次大恐慌为工会运动带来了危机，使恩格斯所说的话更具新的意义。

　　[1]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319页。
　　[2]1878年6月17日致伯恩斯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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