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安德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1929-1935)

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


《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再版序言(1946年)



  今天,就在《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得以再版的同时,我相信,时间已承担起为我磨去争论棱角的责任。我希望时间也能纠正我对有些人的举动所做出的评价,哪怕纠正这些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会让我接受痛苦的教训,因为有些评价显得颇为草率,当时我以为确实看到那些人的举动。况且,只有当着这些人的面,有关的文字才能解释清楚,他们应当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第二宣言》(Le second manifeste),去了解当时创作此文的思想氛围。正是在1930年前后,所有头脑敏锐的人都注意到,世界性的灾难将不可避免地再次降临到人们头上。除了由此而产生的迷惘之外,我并不否认还有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湍流变得越来越急,怎样才能让由我们几个人亲手打造的那一叶轻舟摆脱倾覆的危险,并且逆流而上呢?在我看来,后面的一页页文字带有烦躁不安的痕迹,因为有些人的背叛行为还是让人产生痛苦的感受,这一点是很明确的,而且有些人对波德莱尔以及对兰波的态度让人一下子产生许多想法,人们认为遭受批评最多的人也许正是起初最受信任并寄予厚望的人。况且在拉开一定的距离之后,这些人和我一样对此也是理解的,因此,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是能够和睦相处的,有些看似很持久的协议也被废除了。在人文方面协调一致的举动促使超现实主义得以创建起来,至少自从圣西门主义问世以来,人们从未经历过如此有抱负、如此有激情的和谐,但这种和谐仍然会使人屈从于波动定律,不善于从内心里去容忍这种波动定律,恐怕是太仁慈了。最近发生的事件表明,《第二宣言》所责备的人属于同一阵营,他们形成这样一个阵营也是正常的,而且为他们的争论客观地划定出合理的界限。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是这些事件的受害者,或者从全面的角度来看,他们经受过生活的磨难,我这里是指德斯诺斯和阿尔托。在这种情况下,我迫不及待地声明,我有可能给他们造成的伤害已经彻底消除了,就像谈到波利策时,我承认自己完全误解了他的性格。承认这一点,我并没有任何难为情的感觉,波利策的活动总是被认定不属于超现实主义的范畴,因此,他完全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活动。
  我曾对有些人做过主观的推断,在《第二宣言》发表十五年过后,那些推断错误的一面逐渐显露出来,但这并不妨碍我就最近有些人的说法提出批评。[1]这些人认为,在超现实主义运动内部,“个人问题”或许在支配着“政治分歧”。所谓“个人问题”只是后来才由我们煽动起来,并通告给公众的,那时,所有的基本原则都被公然视为是违法的,会损害我们运动的发展,而我们之间的谅解恰好建立在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维持一个可变的平台,以应对生活问题那变幻不定的各种因素,与此同时,还要保持这个平台的稳定性,以证明相互之间的约定不会破裂,虽然那是我们年轻时所达成的约定,这种做法过去行得通,现在依然能行得通。超现实主义者曾多次相互指责,甚至如有人所说,相互“公开谩骂”。他们为此而编写的小册子则表明,他们没有能力将辩论提升到更高的高度。小册子有时采用的语气过于激烈,甚至出现了偏差、误解或“错误”,而他们也在竭力去谴责这种错误。我认为除了情感双重性的作用之外,时代的危机以及革命性文学的影响也应受到责备。无论是表达一般性的概念,还是表达极为严肃的思想,革命文学的表达形式默许大量既平庸又富有攻击性的文章出现,这些情绪激昂的文字将矛头指向同时代的这个或那个人。[2]




[1] 参阅朱勒·莫内罗的《现代诗与圣事》(La Poésie moderne et le Sacré),第189页。

[2] 参阅《哲学的贫困》(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反杜林论》(Anti-Dühring)、《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érialisme et Empiriocriticism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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