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安德鲁·克莱曼《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2012）
第六章 现期成本“利润率”
第五章表明，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衰退之后，美国公司的利润率没有出现持续性的恢复，并且利润率的下降解释了积累率的下降。尽管证据确凿，但实物主义的经济学家（physi-calist economists）——包括激进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实物主义者——却拒绝接受这一结论。前面提出的利润率衡量的是利润对过去作为资本所预付的现实货币数量（减去折旧）的比例，但是实物主义者主张，必须要衡量利润对企业为重置其固定资产所需花费的货币数量——即资产的现期成本（重置成本）——的比例。[1]本章我将讨论他们拒绝接受第五章结论的这一理由及其他理由，并且讨论为什么他们这么做是错误的。
首先，我要明确表明，我并不是要反对这种现期成本的解释，也不是要反对用现期成本对固定资产进行计价。这种操作对某些目的是适用的。我的观点仅仅是，固定资产的现期成本与所预付的资本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并且利润对固定资产现期成本的百分比并不是任何常规意义上的利润率。
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摒弃
激进的实物主义经济学家常常宣称，在最近这场金融危机和大衰退之前，美国利润率几乎已经完全从它在1982年以前所经历的下降中恢复过来。他们因此认为，在试图解释最近这场衰退的根源时，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LTFRP）即使有价值，其价值也极小。相反，他们把这场衰退归结为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和由它引发的问题（以及归结为更加直接的金融部门的现象），他们把这些原因描绘成大多与盈利能力的变动无关或相分离。
例如，在2008年7月处于金融危机中时，弗雷德·莫斯利（Fred Moseley，2008）写到：
三十年中停滞的实际工资和不断提高的剥削，已经以工人为代价大幅恢复了〔美国的〕利润率。应当承认这一重要事实……当前这场危机的主要问题在于金融部门……关于资本主义金融制度的最好的理论家是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而不是卡尔·马克思。当前这场危机更大程度上是一场明斯基式的危机，而不是马克思式的危机。
2009年初，莫斯利（2009）无视当时危机已显著恶化的事实，认为利润率的大幅修复已经接近“几乎完全恢复”：
……利润率现在正在接近它上一次在1960年代所达到的顶峰……自2001年衰退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利润的一个非常强劲的恢复……我推断美国利润率已经出现了一个幅度非常大的、甚至可能几乎完全的恢复。
[2]
热拉尔·迪梅尼和多米尼克·莱维（2005）所做的估计表明，美国全部企业部门的利润率并没有如此大幅度的恢复，然而在谈到公司部门时，他们却附和了莫斯利的观点；截至1997年，“公司部门”的利润率“……恢复到了它在1950年代晚期的水平……考虑到二战以后利润率的演变，整个公司部门的利润率看上去几乎已经完全恢复”（Duménil and Lévy，2005：9，11，省略了强调）。迪梅尼因此认为，“危机起源于金融，并且利润率始终相对稳定，对危机没有什么影响”（Beggs，2009；参阅Harman，2009：386，n73）。[3]
迪梅尼和莱维在他们的新书中提出了一个关于利润率轨迹的明显修正过的观点：“按照马克思的方法计算的公司利润率，在新自由主义下产生了一个轻微的上升趋势——它是从1970年代结构性危机时的较低水平开始上升的，但是利润率仍然低于这个危机年代以前的普遍水平。”（2011：60；强调为本文所加。按照马克思的方法，指的是用财产收入或近似的替代来衡量利润。）然而出于某些他们没有清楚表明的理由，他们仍然坚持认为，最近这场危机“不是利润率不足的结果”（同上，第33页），并且他们因此把它看做是一场“新自由主义的危机”，而不是一场资本主义的危机。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要考察那些被认为是支持了他们最初观点——即利润率“看上去几乎完全”恢复了——的证据，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广泛观点的主要经验基础，即最近这场危机与衰退根源于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而不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
优化选取的①低点和高点
① 这里原文是“cherry picking”，其意思是“有意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证据”。译文中出于行文的简便，根据上下文的情况分别译为“优化选取，优选，有意选择”等。——译者注
图6.1 优化选取的波谷和波峰
莫斯利和迪梅尼—莱维为什么声称利润率几乎完全恢复，一个原因是他们未能区分盈利能力的周期性变动和长期（非周期性的）趋势。显然，要确定趋势，一个人需要排除或者控制周期性效应。否则，他就可能把一个完全没有趋势的数据序列（例如图6.1所描绘的正弦曲线），仅仅通过优选一个低点A并把它与其后的一个高点B相比较，就推断它表现出一个上升趋势。或者，仅仅通过优选一个高点B并把它与其后的一个低点C相比较，他也可能会说这个序列表现出了一个下降趋势。
然而，莫斯利和迪梅尼—莱维正是这样做的。当莫斯利断言利润率几乎已经从先前的下降中完全恢复过来，他是在拿利润率低点或接近低点的年份（从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早期）同利润率高点时期（2004—2007年或2005—2007年）进行比较。即使他知道在后一时期住宅行业已经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和不可持续的资产泡沫，他也仍然这样做了。（Moseley，2009，尤其是第5节）如果他在他数据中的低点之间进行比较，那他就会报告利润率自1980年的10％上升到2001年的14％，而不是报告一个两倍于此的数字（上升到17％—19％之间），正是后面这个数字使他提出利润率“几乎完全恢复”。他也会报告，从1987年低点到最近这场危机前的最近一个低点年份即2001年期间，利润率并没有恢复。
同样，迪梅尼和莱维（2005）只选择了盈利能力到1997年为止的变动进行分析。他们并没有解释这一选择的理由，尽管他们的论文实际上提供了直到2000年的数据，尽管当他们出版其2005版的论文时可以获得再多几年的数据——包括2001年低点的数据。然而，1997年是利润率的一个高点年份。因此，当迪梅尼和莱维宣称公司部门利润率在1982年以前急剧下降，并且随后经历了一个“看上去几乎完全的”恢复，他们是在拿一个低点同一个高点进行比较。[4]
为什么莫斯利以及迪梅尼和莱维选择以这种方式优化选取他们的数据？我不知道。我只能猜测，一个分析前的“想象（vision）”（熊彼特，1954：41）①使他们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盈利能力的提高，而不是随后的下降。这一想象在《资本的复兴》（Duméniland Lévy，2004）中表现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它在工人阶级的脊背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可持续的繁荣。[5]
①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页。——译者注
摒弃的逻辑和方法论基础
作为对最近这场危机和衰退的解释，LTFRP因两个主要理由被认为无效而遭到摒弃，这两个理由不是经验理由，而是逻辑和方法论上的理由。逻辑理由是：由于它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实物主义经济学家很早就已经摒弃了这一规律，甚至把对它的引用看做是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标志。虽然马克思论证了劳动节约型技术变革产生了一个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置盐定理”（Okishio's theorem，1961）据称证明了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绝不会采用任何具有这一结果的劳动节约型技术变革。这一定理据称证明了，如果一家企业采用了提高自身利润率的技术变革，给定当前价格和工资，那么归根结底，整个经济的利润率将同样总是会提高（或不变）。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单一分期体系解释（TSSI）的支持者们已经推翻了“置盐定理”（见Kliman，2007，尤其是第7章）。然而，“置盐定理”证明了利润率不可能因马克思所宣称的理由而下降这一神话依然在盛行。这个神话影响了对当前这场危机原因的争论，即使把马克思的规律看做是这场危机的一个潜在决定因素也不能使它得到重视。
例如，一位激进的实物主义经济学家，罗宾·哈内尔（Robin Hahnel）最近写道：
资本主义存在着充当自身毁灭种子的内在矛盾，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需要被彻底地抛弃……
马克思假定，由于在最终的分析中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对劳动的剥削，因此当单个资本家用机器代替劳动以降低生产成本时，他们愚蠢地引起了一个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但是多亏始于置盐信雄（Nobuo Okishio）的研究，当代政治经济学家现在有了更好的认识。长话短说：节约劳动、使用资本的技术变革，就其本身而言，对于压低资本主义的利润率从而产生一个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没有作用的。（2010a，强调为原文所加）
在随后对这篇文章的一个评论中，哈内尔补充说道：
既然从一篇到现在已有上百年老旧的文献中已经不能获得任何有用的东西，我个人无法用牺牲阅读和追随能够产生鲜美果实的文献为代价，去证明“跟上它”是正确的。
我不能告诉你，Kilman〔原文如此〕①最终没有找到一条道路来挽救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差不多已成为圣杯的东西。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愿意用我的房子打赌他没有找到。
顺便说一下：“置盐定理”是一个数学定理，没有任何逻辑缺陷。一个人可以因为它的假定不恰当，或是因为它的假定与马克思的假定不一致而反对它。或者一个人可以反对某些人解释这个定理的方式。但是这个定理是逻辑自洽的。25年来我的博士生每年都在学习如何证明它。
再顺便说一下：我也不阅读神创论者的作品，所以我不能保证他们没有做出过合理的论证。我也不阅读气候否定论者的文献。在这件事上，我确实时不时地会关注一下，全球科学界关于气候改变是真实的并且源自于人类经济activiity〔原文如此〕这一压倒性的concensus〔原文如此〕②是不是已经削弱了。（Hahnel，2010b）。
① 这里应该是哈内尔原文的一个笔误，本应是Kliman。——译者注
② 这里的两个〔原文如此〕，是指Hanhel的原文中有两个错误。原文看上去似为笔误。其中activiity应为activity，即“人类经济活动”；concensus应为consensus，即“这一压倒性的共识”。——译者注
这是一个一语多义的论证。由于对“置盐定理”的反证已经更加广为人知，试图以这种方式为它进行辩护就显得粗劣了。然而，在同一个论证中使用同一个术语的不同含意，这种一语多义是一个逻辑错误；它使得论证无效。
在当前这个问题中，哈内尔将问题诉诸于我们所说的“置盐定理1”（OT1），它是这样一个定理，即真实世界的资本主义被认为表现出“节约劳动、使用资本的技术变革，就其本身而言，对于压低资本主义的利润率从而产生一个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没有作用的。”但是当这一主张受到质疑之后，他又把问题诉诸于我们所说的“置盐定理2”（OT2），一个纯粹的数学的定理。“置盐定理是一个数学定理，没有任何逻辑缺陷”，因而是一个真实的定理——即使它的假定是“不恰当的”（与真实世界的资本主义不符），即使“某些人”错误地把这个纯粹的数学定理解释为对“节约劳动，使用资本的技术变革，就其本身而言，对于压低资本主义的利润率从而产生一个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没有作用的”的一个证明。
一旦我们区分了OT1和OT2，“这个”置盐定理无法对LT-FRP造成损害或对资本主义存在着内在矛盾这种想法造成损害这一事实，就变得很清楚了。OT1这个关于资本主义的定理不会造成损害，是因为它是错误的：置盐未能证明均衡利润率在他所假定的条件下不可能下降，这是因为他未能证明，被他称做“利润率”的那个不会下降的数学对象，与真实资本主义世界的均衡利润率或LTFRP中的利润率是同一个东西。（它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同一个东西）OT2这个无趣的应用数学的练习不会造成损害，是因为它的“利润率”仅仅是一个数学对象，而不是真实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或马克思的规律中的利润率。
为什么LTFRP会被摒弃，并且用历史成本对盈利能力进行计价也连同它一起被摒弃，还有一个方法论的理由。为了努力使自己的理论成为科学，或者至少使自己成为优秀的经济学家，主流马克思主义者、斯拉法学派和其他激进经济学家长久以来接受了均衡模型方法和它所导致的实物主义，而实物主义迫使一个人用现期成本的概念来衡量利润率。因此，以历史成本计价的利润率之所以被摒弃，仅仅是因为如果一个人要使用它来评估盈利能力的变动，他就必须违背均衡经济学和实物主义的方法论规范。[6]由于重新主张LTFRP、反对“置盐定理”需要拒绝现期成本计价，因此为了维护这些方法论规范，LTFRP也必须被摒弃，而不顾这个定理已被推翻这一事实。因此，尽管迪梅尼和莱维（2005，2011）研究了各种各样的对利润率的衡量，但在其中的每一个衡量中，资本投资都是用它们的现期成本来计价的。
伦理上至关重要的是什么？
“我不懂你说的‘光荣’的意思，”爱丽丝说。
矮胖子轻蔑地笑了：“你当然不懂，等我告诉你。我的意思是你在争论中彻底失败了。”
“但是‘光荣’的意思并不是‘争论中彻底失败’呀，”爱丽丝反驳着说。
“我用一个词，总是同我想要说的恰如其分的，既不重，也不轻。”矮胖子相当傲慢地说。
“问题是你怎么能造出一些词，它可以包含许多不同的意思呢？”
“问题是哪个是主宰的——关键就是这里。”矮胖子说。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爱丽丝镜中奇遇记》① |
① 〔英〕卡罗尔：《爱丽丝奇遇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191页。——译者注
在转向这一争论的经验和理论分析之前，我要评论一下伦理上至关重要的是什么。这个伦理问题不得不涉及知识分子在与公众沟通时的责任。
当实物主义者使用利润比例或利润率这些术语时，他们所指的是利润对企业当前为重置其资本资产所需要的货币数量的百分比——即对资产的现期成本（重置成本）的百分比。然而，对几乎所有其他人来说，这些术语指的是利润对资本资产账面价值的百分比。账面价值是过去为购买资本资产而实际预付（投资）的货币——它们的历史成本——再减去折旧和类似费用。例如，《MIT现代经济学词典》（1992）是这样定义这个术语的：
利润率：用对资本资产账面价值的比例来表示的利润。
《小企业百科全书》（www. enotes.com/small-business-encyclopedia/profitmargin）是这样定义利润率的：
利润率（有时也称为回报率）……由对所得利润数量相对于所投资资本总量的各种衡量构成……利润率衡量了每单位预付资本的利润数量。
马克思是这样定义它的：
剩余价值或利润……总是一个超过全部预付资本的余额。因此，这个余额和总资本会保持一个比率，这个比率可以用s/C来表示，其中C表示总资本。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利润率……s/C。①
利润……实际上表现总资本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结束时所得到的价值超过它在这个生产过程之前，即它进入这个生产过程之前就具有的价值所形成的增长额。②（马克思，1991a：133，强调为原文所加；1991b：91）
①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51页。——译者注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7页。——译者注
由于利润率的含义对几乎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因此当人们读到或听到“利润率”自1980年代早期以来一直在上升，他们就会被严重地误导，认为企业、投资者、马克思以及他们自己用利润率所表示的那个东西出现了一个恢复。然而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恢复并没有发生。
因此，在参与公众交流时，实物主义经济学家们有责任避免说那些不可避免地会被理解为宣称已经存在这种恢复的话。在理想状态下，他们应当避免试图使利润率“总是同他们想要说的恰如其分的——既不重也不轻”，应当为他们现在坚持称做“利润率”的东西找到一个不同的术语。但是，如果这样显得要求太多，那么他们最起码应该让公众知道，“我们用‘利润率’所意指的东西，并不是企业和投资者所说的利润率或马克思所说的利润率，而是利润率对资本重置成本的比率，‘我们所说的利润率’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在上升。”
隐藏在技术论文中的对变量的定义，并不足以代替这种澄清。听演讲和读访谈的人们，大多都不会去读技术论文。即使是那些真的会去读论文的人们，除非明确地指出，通常他们也不会意识到，“以现期成本计价的固定资产”与“为获得固定资产而实际花费的货币数量，减去折旧”是不同的。但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有责任促进公众理解，而不是导致公众误解。相反，如果他们变成了玩弄词语的能手，那么他们也就会变成公众话题的主导者而不是它的仆人。
盈利能力趋势的背离
尽管前面我们所考察的使用历史成本计价的利润率在1980年代早期以后并没有回升，但现期成本“利润率”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回升。然而，图6.2显示，只有在一个人优化选取低点和高点时，他才能够得出利润率几乎完全恢复的结论，而在1984年以后财产收入“利润率”只有微乎其微的恢复。[7]这个利润率在1982至2007年期间的上升中，有超过99％的升幅都发生于1982至1984年间。税前利润率的上升中也有五分之三的升幅发生在这两年中。因此，即使是这些现期成本的衡量，也未能为这样一种观点提供支持，即新自由主义通过提高对工人的剥削成功恢复了利润率。（由于财产收入利润率在1984年以后没有上升，因此税前利润率在那一年之后的上升，不应被归结为剥削的提高，而应当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两个属于财产收入但不属于税前利润的项目——利息支付和“生产税与进口税”——在公司财产收入中的11份额下降了。）
图6.2 现期成本“利润率”，美国公司
（利润对固定资产现期成本的百分比）
尽管如此，在过去三十年中，现期成本“利润率”明显同我们在第五章所考虑的历史成本利润率相背离。图6.3比较了财产收入利润率。在1982至1997年期间，现期成本利润率上涨了44％，而历史成本利润率（并且以历史成本计价折旧）却下跌了3％；在网络公司泡沫达到顶点时，历史成本利润率仍然低于1980年代早期深陷于衰退的时期。随后，在1997至2001年间两个利润率出现了相同程度的下降，但其结果是，现期成本利润率在2001年低点时比1982年低点时仍高出15％，而历史成本利润率在2001年比1982年低27％。
图6.3 财产收入利润率
（表示为对1982年利润率的百分比，美国公司）
根据热拉尔·迪梅尼在最近一场会议上的陈述，一位同事注意到历史成本利润率衡量了企业所关注的东西——即利润对其过去实际投资的百分比，她问道，为什么他反而使用现期成本利润率来评估盈利能力的变动。迪梅尼回答说，历史成本利润率以历史成本计价折旧，这对必须以现期成本重置折旧资产的企业来说是没有意义的。[8]这个回答并没有解决所提出的问题，因为一个人能够用现期成本来计价折旧，而不使用现期成本“利润率”来评估盈利能力的变动。使现期成本利润率成为一个虚假的利润率的，不是它处理折旧的方式，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不是对利润在过去实际投资中所占百分比的一个衡量。它不是这样的一个衡量，是因为它回溯性地重新计价了过去的投资：
……对于历史成本的估计……净存量〔即预付资本〕在某年末到下一年末的变动等于投资减去折旧……〔这个〕关系对现期成本估计并不成立，因为年末价格指数被用来重新计价以每一年价格表示的净存量的不变美元估计值……（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2003：M-10，强调为本文所加）
图6.3以点虚线所示的第三个利润率有助于澄清这一点。它有着与现期成本“利润率”相同的分子，即用现期成本计价的折旧来计算的财产收入。其分母，即预付资本，是上一年预付资本，加上本年度（总）投资再减去以现期成本计价的折旧。[9]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个历史成本利润率，这是因为“净存量在某年末到下一年末的变动等于投资减去折旧”。尽管现期成本“利润率”在1982至2007年间趋于上升，但这个历史成本利润率则趋于下降，并且在1986至2007年间它甚至比另外那个历史成本利润率下降得更加急剧。在2001年低点时，它比1982年低点时低16％。它的变动并没有为新自由主义成功恢复了盈利能力这一观念提供支持。
图6.4显示了自大萧条结束以来现期成本利润率与标准的历史成本利润率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考虑财产收入利润率，现期成本利润率对历史成本利润率的比率在1941至1947年间下降了33％，之后在1947至1965年间上升了43％，随后在1965至1981年间下降39％，其后在1981至2002年间再次上升，升幅为67％。如果考虑税前利润率，两者的关系甚至波动更加剧烈；在相同的四个子时期中变动的百分比分别是-35％，47％，-47％和89％。这一比率自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早期的下降，是这个子时期中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所导致的结果。而这一比率随后的上升则是此后所发生的去通货膨胀（disinflation）所导致的结果。换句话说，由于重置成本衡量方法回溯性地重新计价了资本资产，而不是以获得它们的价格来计价，因此这种衡量方法在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时期增大了利润率的分母，从而人为降低了利润率，并且在去通货膨胀时期减小了分母，从而人为提高了利润率。
图6.4 现期成本利润率和历史成本利润率的关系
（现期成本利润率对历史成本利润率的百分比）
由于现期成本利润率和历史成本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始终极不稳定，因此对1980年代早期以后盈利能力有没有恢复的判断，主要取决于所讨论的是这两个利润率中的哪一个。只有在现期成本利润率是对盈利能力的一个有效衡量的条件下，下面这种主张才可能是正确的，即因为自1980年代早期以来盈利能力回升，所以金融部门的问题和金融化进程是最近这场危机和衰退的唯一的根本原因。因此，用重置成本衡量还是用历史成本衡量，是一件具有重大经验意义的事情。[10]必须要做出选择。
为什么现期成本“利润率”不是利润率
因此，值得评估一下对资本投资和盈利能力进行现期成本计价的理论根据。至少在自置盐（1961）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实物主义经济学家一直在使用现期成本“利润率”来评估盈利能力的变动。他们真的全都犯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吗？
我的回答是一个毫无保留的“是的”。在利润率这一概念的通常意义上，现期成本“利润率”根本不是一个利润率。[11]
首先，现期成本利润率不是企业和投资者寻求最大化的那个东西。他们把他们的投资决策建立在诸如净现值和内在回报率等等对盈利能力的衡量的基础之上。这些衡量使用当前的价格计价当前的投资支出，但使用预期的未来价格来计算未来收益，然而，现期成本“利润率”却使用今天的价格对当前投资支出和未来收益两者进行计价。因此，现期成本利润率不是企业和投资者寻求最大化的预期未来利润率的一个精确衡量。
第二，现期成本“利润率”不能准确衡量企业和投资者的现实回报率，即他们的利润率对初始投资数量的百分比。这两者的差距可能会非常大。例如，设想有一项投资，如果这项投资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保持不变，那么它将产生一个永久恒定的收入流。相反，如果每个时期价格都以一个固定的百分比上升或下降，那就容易得出，现实回报率rA和现期成本“利润率”rC之间有如下关系：
rA=（1＋^p）rC＋^p
其中^p为产品价格每期变化的百分比（以小数形式表示）。[12]因此，如果rC=10％（即0.10）而价格每期下降2％（即p&=-0.02），那么rA就是7.8％。
第三，与同步计价方式的支持者（例如，Laibman，1999：223）常常宣称的相反，现期成本“利润率”不能准确地衡量企业和投资者的预期未来回报率。设想一个公司以当前的价格投资购买了100000美元的新设备，它带来的产出的增加量，如果同时计价——即同样也以今天的价格为基础来计价，是每年10000美元。这项投资的现期成本“利润率”是10％。然而，如果它的产品的价格就像上面的例子那样，预期每年将下降2％，那么只有最幼稚无知的公司才会忽视这一信息，并且预期其投资有一个10％而不是7.8％的回报率。
第四，资本积累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或许是为什么后者在经济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主要原因，但是现期成本“利润率”不具备同积累率的清晰的关系。事实上，尽管美国公司的积累率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显著下降，但现期成本“利润率”却上升了。支持用现期成本计价盈利能力的人（例如，Duménil and Lévy，2004；Husson，2008；Stockhammer，2009）认为，这两个比率相互背离，是因为一种独特的新自由主义的“积累机制”鼓励了金融投机而不是对“实体”经济的投资。然而，如第五章所表明的那样，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至少对于美国的情况而言是错误的，美国公司的积累率和他们现实的利润率之间在过去40年中一直具有极为紧密的关系。因此，积累率同现期成本“利润率”之间的背离实际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证据，证明了后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利润率。图5.8清楚地表明，公司的投资行为受到现实（历史成本）利润率的调节，而不是现期成本利润率的调节。
要了解为什么现期成本利润率和积累率（在不存在特殊的新自由主义“积累机制”的情况下）能够出现显著的背离，设想一个不存在固定资本的经济，其中玉米种子和劳动是仅有的两种投入，玉米是唯一的产品，并且用玉米对工人进行支付。年初，资本家农场主从银行家那里获得了总计4千万美元的一年期贷款。因为玉米的价格是每蒲式耳5美元，他们用所借的这4千万美元购买了8百万蒲式耳玉米，这些玉米随后被用作种子种植和雇佣农业工人。年末收获了1千万蒲式耳玉米。
现在，假设玉米价格在此期间已经下跌到每蒲式耳4美元。[13]销售收入是4美元×1千万=4千万美元，而在这年年末，年初所投资的8百万蒲式耳玉米的成本是4美元×8百万=3.2千万美元。因此，以现期成本“利润率”为基础计算的利润就是4千万美元-3.2千万美元=8百万美元，因此现期成本“利润率”是8百万美元/3.2千万美元=25％。然而，就价值（或价格）而言，这里根本就没有利润——即使我们忽略资本家农场主必须支付给银行的利息。在年末所得到的4千万的销售收入并不比年初所投资的4千万更多。因而，现实的价值（或价格）利润率是0％。
这两种利润率，25％或0％，哪一个更加准确地描绘了资本的最大积累率——即农场主在下一年扩大其经营的能力呢？现期成本计价的支持者们争辩说，最大积累率是25％。农场主初始投资了8百万蒲式耳玉米，但到年末得到了1千万蒲式耳玉米，这里有一个25％的增长。由于在下一年年初可以投入1千万蒲式耳玉米而不是本年年初所投资的8百万蒲式耳玉米，因此可以认为他们最多能够扩大25％的经营。
然而，农场主自己会有点儿失望。他们现在必须要偿还他们的一年期贷款，他们不得不用他们全部的4千万销售收入来偿付他们在年初所借的4千万。农场主的净值在偿还了贷款之后根本没有增加，他们没有剩下什么东西来扩大经营。他们无法积累，即使从实物角度来说也是如此。此外，他们还没有支付，也无法支付他们欠银行家的利息。如果同样的状况年复一年的发生，即玉米产量每年都超出玉米投入25％，但玉米价格每年下降20％，那么农场主很快就会被债务所淹没。[14]
第五，现期成本“利润率”似乎与股市（equity-market）回报率没有关系。表6.1报告了回归结果，这些回归结果衡量了不同利润率对标准普尔500家公司（即构成标普500指数的公司）在1947至2009年期间的盈利—价格比率（earnings-to-price ratio）的预测能力。[15]（盈利—价格比率滞后一年，因此利润率数据是从1946至2008年。）如果用可决系数R2作为利润率预测力的衡量，我们看到，作为对盈利—价格比率的预测指标，历史成本利润率远远优于现期成本利润率。与现期成本利润率相关的斜率系数的t统计量较小，这表明在对盈利—价格比率的正常水平的测试中这些利润率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与税后现期成本利润率相关的斜率系数的正负号是错误的。这些结果是一个额外的指征，表明历史成本利润率同现实资本主义企业和投资者用盈利能力这个概念所表示的和所关心的东西具有更加紧密的关系。
表6.1利润率和股市回报率
| 自变量（利润率） | 常数项 | 斜率 | R2 |
| 税后历史成本利润率 | -0.022 | 0.769 | 0.354 |
| （-1.340） | （5.780） |
| 税后现期成本利润率 | 0.087 | -0.261 | 0.017 |
| （5.588） | （-1.034） |
| 税前历史成本利润率 | -0.001 | 0.371 | 0.354 |
| （-0.059） | 5.782 |
| 税前现期成本利润率 | 0.060 | 0.113 | 0.010 |
| （3.917） | （0.786） |
| 注：在所有的回归中，因变量是标普500指数的盈利一价格比率〔市盈率（P/Eratio）的倒数〕。N=63。括号中的数字是t统计量。 |
错误衡量的通货膨胀
为什么现期成本利润率在利润率这个术语的常规意义上不是一个利润率，我最后的理由与通货膨胀有关。我注意到前面哈森和迪梅尼最近对使用现期成本利润率的辩护，其理由是历史成本利润率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而现期成本利润率则消除了这种影响。然而，现期成本利润率是以一种不恰当的方法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的。它调整的实际上不是通货膨胀——即整个经济范围的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而是每一种类型的资本资产的价格上涨。
如果资本资产的构成没有随时间发生变动，那么以这种方式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或许会是有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过去购买的资本资产价格的变动将精确地反映企业当前所面临的资本资产成本的变动。但是，比方说，一旦企业正在购买计算机而不是替换他们已经用坏了的打字机，打字机的重置成本的变化就成为对它们所经历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衡量。甚至对那些继续使用打字机的企业来说，打字机的重置成本也变得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如果打字机被用坏了，它们不会重置打字机而会去购买计算机。
但确切地说，衡量现期成本就是衡量重置成本。它们衡量的是替换全部现存资本资产的成本的变化——其中包括相对较多的打字机，而不是企业当前实际取得的资本资产的成本的变化。后者包括相对较多的计算机和相对较少的打字机。
因此，为了正确地调整利润率以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一个人需要针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进行调整，而不是去计算现期成本“利润率”。这就是我在计算第五章所讨论的经通货膨胀调整的利润率时所做的工作。我的估算表明，经通货膨胀调整的利润率自1980年代早期以来的变动，并没有大幅背离名义历史成本利润率的变动。
财产收入现期成本“利润率”自1980年至最近这场危机期间的几乎全部上升，都应由对通货膨胀的错误衡量来负责。这一结论背后的推导过程并不困难，但是多少有些复杂，因此我将从现期成本利润率为什么以及如何错误地衡量了经通货膨胀调整的利润率这一问题开始，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现期成本利润率是名义利润对固定资产现期成本的比率，固定资产的现期成本能够被分解为固定资产价格指数乘以固定资产实物数量指数：
利润 利润
现期成本“利润率”＝————————＝—————————————————
固定资产现期成本 固定资产价格×固定资产实物数量 |
现在，如果我们对等式右边的分子和分母同时除以固定资产价格指数，那就得到：
利润／固定资产价格
现期成本“利润率”＝———————————
固定资产实物数量 |
等式右边分子中所衡量的“实际”利润，衡量的是用利润能够购买的固定资产的数量。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控制通货膨胀——即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那么我们需要用货币利润除以GDP平减指数（或某个类似的指数），而不是除以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因此，（实物主义的）“实际”利润率并不是现期成本利润率，而是
利润／GDP平减指数
“实际”利润率＝———————————
固定资产实物数量 |
（我并不是在推荐使用这个“实际”利润率来衡量盈利能力的变动。在利润率这个术语的常规意义上它也不是一个利润率，并不比现期成本利润率好。我的观点不如说是，这个“实际”利润率正确地衡量了实物主义经济学家自己描述的那种利润率的概念——即利润的实物“数量”对固定资产实物数量的百分比，而现期成本利润率却没能正确地衡量它。）
只要固定资产价格相对于一般价格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或下降，这两个利润率的轨迹就将出现巨大的差距。就像我在下面马上就要表明的那样，这实际上就是1970年代和1980年代所出现的情况。因此，由于关注的是现期成本“利润率”而不是可供选择的“实际”利润率，即使从实物主义经济学家自己的视角来看，他们也误解了最近三十年美国的资本主义。他们大大高估了实物利润率恢复的程度。他们把现期成本利润率的上升看做是新自由主义成功的标志，然而这一上升的大部分，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仅仅是固定资产价格相对于一般价格水平的短期变化所带来的结果。
“实际”利润率仅仅在一个方面与现期成本利润率不同：它用GDP平减指数而不是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来平减利润。然而，现期成本“利润率”自1980年代早期以来的大部分上升是由这个差别所导致的。图126.5显示，现期成本利润率和可供选择的“实际”利润率，在近半个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几乎没有区别。[16]但在1974至1980年期间，固定资产价格的上升比一般价格要急剧得多。这导致现期成本“利润率”相对于可供选择的“实际”利润率出现了一个短暂但急剧的下降。另一方面，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固定资产的上升显著地小于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因此现期成本利润率相对于“实际”利润率急剧上升。
图6.5 现期成本利润率和“实际”利润率，美国公司
（平减后的财产收入对固定资产实物数量的百分比）
其结果是，在1980年低点至2001年这场危机前的最后一个利润率低点年份期间，虽然现期成本“利润率”上升了16.6％，“实际”利润率却没有变化。在整个1980至2001年期间，现期成本利润率平均比1980年高出25.9％，而“实际”利润率平均只比1980年高出12.1％（见图6.6）。因此，现期成本利润率自1980年以来的大部分上升，是由固定资产相对价格的异常下降所造成的。
图6.6 现期成本利润率、“实际”利润率和经通货膨胀调整的利润率，美国公司
（自1980年以来财产收入利润率变动百分比的累计）
实际上，几乎全部现期成本利润率的上升，都是由固定资产相对价格的异常下降所造成的。“实际”利润率只是消除了一部分这种影响。尽管它用一般价格水平平减了作为利润率分子的利润，但它仍然像现期成本“利润率”那样使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来平减作为利润率分母的净投资总量。如果我们使用GDP平减指数既平减净投资也平减财产收入，那么我们就得到了图6.6所示的经通货膨胀调整的利润率。它在1980至2006年期间的平均水平，只比它在1980年的水平高出3.6％。[17]因此，现期成本利润率25.9％的增长中剩余的部分就可以被归结为消除了固定资产价格相对一般价格水平的短期飙升的结果。换句话说，现期成本“利润率”升幅的86％，可以被看做是错误衡量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果，也不是剥削程度的提高造成的结果。
[1] 我使用“实物主义”这一概念，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或是主张物理量（投入—产出和实物工资系数）是利润率的唯一最直接的决定因素，或是利用包含这种观念的模型来推导结论。如果资本支出用其重置成本来重新计价，那么“利润率”就只取决于这三个物理量。进一步的讨论见Kliman（2007，第5章和第7章）。
[2] 根据2010年1月纽约历史唯物主义研讨会上莫斯利的发言，我相信他现在将会放弃最后一句话，但我没有看到任何公开出版物上做出过这种表示。
[3] 迪梅尼和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两人似乎都认为，如果利润率的下降不是最近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那么它就根本不是其原因。拉帕维查斯（2010：17—18）最近争辩说，“在危机发生之前并没有发生利润率的显著下降……2007至2009年的危机与诸如1973至1975年那样的盈利能力的危机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这些事实并不算是反对我的观点的证据，即利润率的下降是危机和衰退的一个根本的和间接的原因。但是，拉帕维查斯接着说道，“即使声称危机是根本性的过度积累的结果，只是它被金融扩张延缓或推迟了，这种解释也未必能好到哪儿去……把过度积累的危机看做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只不过这些危机总是被各种权宜之计延缓，这种政治经济学是极为奇怪的。事实上，这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逆反，因为对它来说重建是对过度积累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应，而危机却是为盈利能力的恢复创造条件的短暂和急剧的动荡”（2010：18，强调为本文所加）。然而，宣布某个东西是“极为奇怪的”并不是否定它的论证，这里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理论是否符合拉帕维查斯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观念，而是它是否能够解释现实。无论如何，他的主张都没有任何意义。它“对比了”危机源自于根本性的过度积累这一思想和危机本身是短暂的、急剧的动荡这一思想——就好像这两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相互矛盾一样。它们并不矛盾。
[4] 2010年1月纽约历史唯物主义研讨会上，在我陈述之后的自由讨论期间，迪梅尼否认他和莱维过度优化了他们的数据。关于这次交流的音频文件可以在tinyurl.com/4y7ewfl上找到。迪梅尼对这一问题的评论在这4个文件中的第4个——文件名为“origins of the current crisis-PIV-QandA. WMA”，从开头起的大约第6分半处。Kliman（2010b）含有这一交流的一个编辑文稿和我在交流中的观点的记录。
[5] 这种想象成为了左派的一种广泛的无望感和无力感的“事实基础”，以及向现实状况或替代它的较温和的改革派屈服的“事实基础”。最近这场危机现在已经表明，“新自由主义”繁荣的持续性是一个神话而非事实。这些看法是否会改变，或者是否会为支持这些看法而举证一系列被篡改的事实，尚待分晓。
[6] 哈森（2009）和迪梅尼最近提出了支持现期成本“利润率”的理由，他们的理由是历史成本利润率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影响，而现期成本计价则消除了这种影响。本章后面我将考察这一问题。注释4中提到的音频文件含有迪梅尼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就在紧随他对过度优化数据问题的评论之后。我在Kliman（2010a：247—249）中转录并评论了他对通货膨胀问题的讨论。
[7] 现期成本固定资产的数据来自于BEA的固定资产表6.1第2行。现期成本“利润率”的分母通常是年末数字；我遵循了这一惯例。关于财产收入和税前利润的现期成本衡量的数据和我用来计算它们的方法，见第五章附录。
[8] 我注意到的这次交流，发生在2011年5月29日召开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的大会上，它是在阿姆赫斯特（Amherst）马萨诸塞大学召开的。
[9] 我选择1928年年末固定资产的现期成本作为预付资本的初始价值。
[10] 我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某些TSSI的批评者错误地认为这一问题不具有经验相关性，并因此拒绝考虑它对重置成本衡量的利润率的批评。
[11] BEA发布了用现期成本衡量的资本存量数据，但它的“资本存量”概念并没有被用来衡量盈利能力。它所依据的对净投资的衡量，被用来当做“显示相应的资本存量是否保持完整的粗略指标”（Herman等，2003：M-2）。
[12] 将投资的数量表示为I，并且将产品价格保持不变条件下的上一期收入流表示为R。那么，使用标准的内部收益率公式，我们有：
。
如果时期数n是无限的，那么
。
由于等号右边的两个表达式都等于I，因此它们可以被设定为彼此相等，从而文中给出的关系能够很容易地推导出来。
[13] 如果我们假定下降的是通货膨胀率，那么我们将会得到相似的结果，只是计算将变得更加复杂。如我在上一节中所提到的那样，1980年代的去通货膨胀（disinflation）说明了为什么尽管历史成本利润率在下降，但现期成本“利润率”却在上升；在1991至2007年期间这两个利润率都趋向于下降。1980年代的去通货膨胀还解释了为什么尽管积累率在下降，但现期成本利润率却在上升。
[14] 农场主仍然能够继续生产，甚至每年生产的玉米数量还在不断地增加——只要他们能够说服他们的银行家们继续给他们提供新的贷款。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农场主必须支付一个正的利率，他们的债务对他们销售收入的比率就将以指数方式增长。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即使农场主有能力为他们的经营筹集资金，情况也不存在什么实际差别。他们的账簿或许不会显示他们欠自己的利息，但如果他们继续给自己提供零利息贷款，他们就仍然在放弃通过把他们的货币资本投资于外部而可能获得的利息。
[15] 我关于标普500指数公司的盈利和价格月度数字得自于罗伯特·希勒的“股市数据”电子表格文件，它可以在www.econ.yale.edu/～shiller/data中下载。为了得到年度盈利—价格比率，我对月度盈利和价格数字取平均值，然后计算这些平均值的比率。
[16] 公司固定资产实物数量指数报告于BEA的固定资产表6.2第2行。GDP平减指数报告于NIPA表1.1.4第1行；我重新调整了报告的数字，这个操作使通货膨胀率不受影响。第五章附录解释了我如何得到财产收入的现期成本衡量，前面的注释7解释了我如何计算现期成本“利润率”。
[17] 这一经通胀调整的利润率是以现期成本来计价财产收入和净投资的。在所有其他方面，它都与第五章所讨论的经通胀调整的财产收入利润率相同。后一个利润率在1980至2006年期间的平均值比它在1980年的水平低10.3％。第五章附录解释了我是如何计算这两个利润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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