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工人阶级多数》（美国蓝领工人观察）
第二章 对工作的不满
一
几个月以前，我早晨五点钟起床，开车到一家小工厂去申请当一名冲床操作工。雇工办公室很小，既是候雇室，又是雇工负责人的办公室。因此，我在等待的时候，能够听到他跟在我前面的人谈话的內容。这个人是个大学毕业生，曾在某市政部门干过文职工作。雇工负责人在他的申请书上看到这一点时，就对他说，对不起，对于这一工作来说，他是“资格过高”了。
可是这个大学生没有离开，而是突然大声反驳，“你知道，这很不公道。我是说，你对上过大学的人有偏见。”雇工负责人对这一发作显得很惊奇，过了一阵，他回答说，“瞧——我们一直让象你这样的人进来，可是你知道他们呆多久吗？——两三个星期。我是说，我们已经发现，进过大学或整天在办公桌后边坐过的人不愿意做这种工作。我的档案架上装满了证明这种情况的例子。工资不算低。但是一般说来，你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是干不了这种工作。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是他所忍受不了的。”
虽然上面说的这个雇工负责人不是著名的社会思想家，他却触及了根本的问题。尽管理论家和作家们过去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来争论工人究竟是对他们的工作感到疏远，还是真正感到满意，可是对于实际在美国工厂或建筑工地工作的人来说，结论总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大多数工人必须忍受一系列有关繁忙、键康和安全、就业保障等十分具体的条件，以及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人甚至不能想象的，当然不必去忍受的其他许多条件。如果说在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那么这二者的工作条件之间的差距就甚至更大些。
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一种流行的想法，认为一个被迫去撰写庸俗的无关紧要的论文的大学教授同工厂工人一样，也是那种疏远感的受害者。这种想法表明，他们对于一个蓝领工人十分具体的日常生活的了解是多么肤浅。
我有一个朋友是根据军人权利法案进行学习的青年工人，他曾碰到过这种议论，他说，如果这个教授每天必须从九点到五点用打字机打那同一段落的文章，他就会开始懂得一个工厂工人有什么感受了。速度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这个教授的打字机的活动架在上午九点就得开始活动，要按照始终不变的速度一直继续到下午五点。如果他打字跟不上这个速度，他的职位就危险了。
为了得到上厕所或打电话的许可，这个教授必须请示一个监督人。他的薪金——正教授是一万六千美元——要减掉八千美元；他的假期减为一年两个星期。公司也可能随便下命令要他加班加点，要不然他就会丟掉职业。如果运气不好，他可能还得上夜班。最后，如果他面对着他的工作毫无出路这一冷酷的结论，那他的处境就会同现代汽车工厂中一个不熟练的青年工人的处境差不多。
总的说来，我们要看看工厂工人，其次要看看建筑工人。这是两种主要的工人阶级的环境，其情况和令人不满之处，除了在里面工作的人以外，大部分是人们所不知道的。
二
在罐头制造工厂里学习做工花了我大约十五分钟。我被安置在两台机器之间。我背后的那台机器把长长的铝片切成一块块纸皮小说书大小的长方形，并把成堆的长方形放进八个小盘里。前面的那台机器自动地把它们卷成圆筒，再送进一座炉子，把这一边和那一边焊接在一起。我的工作是从我后面长方形铝片落入其中的盘子里取出每一堆的长方形铝片，把它们理得象一副纸牌那样齐整，再放到我前面的盘子里，这个盘子自动地把它们送入机器。
当然，这里有一些需要学习的窍门。首先，铝片堆很滑。头一次，我抓了一把，大约一百片，它们溜出我的手，掉到地上。而且，每堆八英寸厚，有十或十五磅重：你往进料器放它们的时候，还得让它们整整齐齐，这就意味着要把它们压紧。看来有点象力图拿起一块上面涂了凡士林的重砖头。
在我前面的机器不断地运转；如果进料器里没有铝片，一盏灯就会自动地“告发”你。
我还得做另外一件事即照管我背后的切片机，当铝片堆得很高时把它关掉；到我用完八堆时再把它打开。除此以外，就是拿起铝片堆，把它们弄整齐，再放进盘子里。
做这样的工作头几天最糟。你还没学会窍门，肌肉在你平常不用而这种工作迫使你使用它的地方，又酸又疼。
然而，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赶得上节拍。起先，你努力奋斗，力图赶过机器。你打算一次拿两堆，或者想要找出一种办法，比工头教给你的更好。但是最后，你不再想赶过机器，而是跟着机器走。当你有了这种感觉时，你就比较随便了；你可以不必那么全神贯注，也不再象以前那样感到吃力。
很多小伙子喜欢说，他们在做这类工作时整天想男女关系的事情。他们可能是这样。但是我认为，小伙子们常常只是想着头脑里偶然出现的美妙念头。我所想的一件事情是，竭力想象一台可以替我做这件工作的机器。这是一种带有两个夹子的装在轮子上面的自动机。它会夹住铝片堆，转一个完整的半圈，把长方块正好放进盘子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想想它的形状就觉得挺高兴。
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作这样的幻想，因为噪音特大，而且离最近的小伙子也有十英尺远。事实上，罐头工厂的噪音是最糟糕的，因为在头顶上运转着的六条传送带上有好几千个罐头在一起撞击。这种撞击声不象其他某种工厂的噪音那样会低落下去。即使有人大声喊叫，我也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很多工人带上耳塞，来杜绝一切声响。
这个工厂分三班工作，头一班早晨七点开始。如果你晚上十点睡觉，你可以在早上六点起床，白天精神还能不错。但是对大多数青年小伙子来说，很难不偶尔跑到外面去喝口酒，一直喝到午夜十二点或一点。
睡眠不足或宿醉未消的影响在第二天是可怕的。这和中学或大学不一样，在学校里你能坐在那里假装听课。可是现在你必须整天站着，和往常一样保持同一的速度。大约在上午十点钟光景，缺乏睡眠最为难受。你不能不听噪音，不能不管工作；你不能让那有节拍的动作继续进行而不去想它。你开始每隔三分钟看一看钟，心里盘算，如果你一直干到吃午饭的时候，你的命就算拣到了。
不过，你最威恼火的是，在你觉得稍为舒服一些以前，你不能放慢速度，也不能使工作有任何改变。我猜想，多半就是当一个小伙子少睡了两小时或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他会十分恼火，以致走了出去，或是揍他的工头。你感到整个这一套东西都是由于你想要稍稍打破一些常规而在惩罚你。
一天，在和工厂里一个小伙子一起喝完夜酒以后，我在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碰到他一个人在小食堂里休息。他从口袋里拿出一瓶半品脫的廉价成士忌酒，还给我一些解除宿醉的“药物”——这在那时似乎总是一种好主意，但实际上决非如此。我要了一瓶可口可乐，坐在他的旁边。我们坐了一会儿，一面谈，一面喝。我告诉他，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弄一台机器来代替我。他说他们可能找不到愿意做这种工作的人。我们两人都觉得这种想象很可笑，当我们还在笑着的时候，突然工头来找我们。他看到了酒瓶子，开始把我们训得狗血喷头。然而，他却没有扬言要开除我们。他四十多岁，已经花掉很多时间来和抽大麻叶烟卷的或更糟的小伙子们打交道，因此在看到两个青年小伙子喝着一瓶酒的时候，他可能油然产生怀念以往好日子的幽情。
至少这是我的猜想。实际上我没有怎么听清他说的话。食堂的隔音不好，罐头的撞击声淹没了他每一句话的后面几个字。
当人们谈到蓝领工人对工作的不满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这种工作本身的性质。显然，所有工人阶级工作的明摆着的共同之点是用手操作的、往往是艰苦的体力劳动，它不允许有很多创造性或个人表现。
通常，范围广阔的蓝领工作的条件和问题被压缩成为这样一个短句：“艰苦、单调、重复、肮脏和使人厌烦的工作。”要不然，就选择汽车工人作为典型，并举出这样一个工人作例子，他的工作就是当汽车在他面前传送过去的时候把四个螺栓拴在每一部车子上。但是，虽然蓝领工作中存在着深远的不满根源，我们却要当心，不可以拿典型的工人作为论据。有着分布很广的各种问题和各种条件，可是没有典型的工人，也没有典型的工作。
例如，有许多工作只是单调或重复，而不是很费体力的。一些非产业工人如看门人、加油站服务员、警卫、守夜人、停车场服务员等等的日常工作就属于这一类。在工业环境里，在发电厂、石油化工厂和高度自动化的生产工厂里，也有许多类似的控制操作过程的工作，其中有些工资是高的。
另有一些工作主要是“笨重、肮脏的工作”，但不象装配线上的工作那样使人厌烦。码头工人、建筑业的杂工、搬运砖头和木料的人、垃圾清洁工、成千成万在货栈卸车和堆放货箱的工人所处的环境，是和汽车装配线上的工人大不相同的，即使只是因为他们不被束缚在有节拍的装配线上。
然而，在工业部门最低的技术水平上，象汽车工人所从事的那种工作十分普遍。在罐头工业和食品与奶制品工业中，象在汽车工业一样，也往往有典型的装配线。在其他工业中，象传送带这样的装备或者只是很高的生产定额，也造成同样的压力和腻人的工作常规。在纺织工业中，纺纱工和织布工照管着很多台机器，总是不断地忙着从这台机器跑到那台机器，匆匆地替換或调整纱绽。在电子工业中，装备工人可能从箱子里取出一些小零件，进行一系列如把一些电线或一个电阻器焊接起来的简单操作，以完成一天的定额。在许多技术水平最低的工业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
比这些工人的技术水平稍高一些的是，例如机器车间的工人，他们的监督人分派给他们特定的工作，他们使用各种机器和技术来完成一项具体的任务。归根到底，他们所面临的也是使人厌烦的事情或工作常规，但和那种不需要技术的装配线上的工人不同。卡车和公共汽车司机也属于这一类，成千上万工作不同的熟练的或半熟练的机器操作工也是如此。
最后，还有熟练的技工、木卫、电工、汽车修理工等等，他们都有相当的知识，他们的工作需要很大程度的独立判断力。[1]
因此，对于工人阶级各种工作的任何简单想法都会不幸地趋于过分简单化。但是，尽管如此，这些工作确有某些共同之处，和中产阶级的职业大不相同。虽然许多学者使用异化或疏远之类的词汇，工人们自己却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把人当作一架机器，而不是当人看待。如果有一句话能够概括地说明工人阶级工作和中产阶级工作之间的区別，那就是这一句话。
首先，存在着尽力控制一个工人进行工作时的速度和节拍的情况。在装配线或传送带上的工作方面，要使人仿效机器的做法是异常明显的。研究时间的精明的管理员挑出一个十分能干的工人，计算他完成一项操作或一系列操作所用的时间，然后让工头强使所有将来的雇工都遵照这个速度。从此以后，不问一个工人轻微地扭伤了手指，还是起晚了，还是他的妻子生病，都毫不相干。装配线按同样的速度移动着，他非跟上不可。定额也是根据那个管理员的设计规定的，工人所有的自由只是，比如说，早晨工作努力一些，以便在下午可以稍稍慢一些。但是，如果他的定额是一千单位，他总得到下午五点就完成。一份研究报告说明，在办公室人员中，只有百分之五有工作定额，而在生产工人中则有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八十五。[2]
一个工会职员描述他在工作中所碰到的一种情况：
三个二十岁和二十一岁的年轻工人受雇在第二班打扫办公室。一天晚上，工头看到这三个照管房屋的年轻工人之一在作家庭作业(他白天上学)，另一个在看报，第三个把脚搁在办公桌上睡觉。工头发了火，给了他们书面警告。工人们提出一份申诉书，抗议这一警告。“我们确实尽力在五小时內打扫了所有的办公室，干吗因为我们做自己的事情就发脾气？……他们还要什么？”工会的车间代表回答说，公司花了八小时的工资，就有权要求八小时的工作。“他们现在把时间匀配得很好；每个人都挺高兴，”他说，由于在不言而喻的规章的范围內处理好这一申诉而感到满意。然而，这几个年轻工人并不那么高兴。他们想要得到和专业人员一样的自由，在相同的八小时內去干他们认为合适的事情。[3]
就是这种时钟制度以及计时工资工人同挣薪水人员之间的区別，加强了蓝领和白领之间的差异。它假定工作具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机械的节拍：蓝领工人挣钱不是凭质量，也不是凭所做工作的本身，而是凭每小时一定的劳动产量。这是对一台机器规定的标准，而不是对一个人规定的标准。
蓝领工作的另一方面是寂寞。很多工人阶级的工作被有意识地安排好使人们分离开来。在许多工厂里，仅噪音之大就使人除了大喊一两声之外无法进行谈话。在另一些工厂里，工作台相隔很远，或是工作十分难做，根本不容许进行认真的交谈。禁止谈话的规章也很通行，或是明文写在纸上，或是由监督人口述。说法是，如果你在交谈，你就可能不在工作。只有在必须成班成组地干活的情况下，例如建筑业的工作，才能有真正接触的机会；而对于很多象卡车司机这样的工人或警卫之类的非产业工人来说，根本就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工作要求他们总是完全单独地做。
往往被忽视的一个方面是，大多数男工人在工作时间內完全和妇女隔离开来。在许多情况下，这是公司的一种有意识的策略。当我以前在一家电子工厂申请一个位置时——这家工厂大都由妇女担任装配工作——雇主负责人很诚实地说，他们不愿意雇用男工，因为男工容易“闹出乱子”。我开玩笑地回答说，我没有袭击妇女的习惯，除非她们要求我这样做。但是他很认真地回答说，“问题不在这里。”他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单凭来了异性这一点，就容易使人们把工作岗位当做社交的场所，而不是工作的地方。”
这种态度和中产阶级的世界截然不同。在大学校园里，在办公室里，或者在专业人员中间，一个男子常常有机会不仅和一个妇女谈话，而且和她一起工作，同她搞得很熟。
许多心理学家指出，在象监狱和军队这样纯粹是男性的环境里，两性完全隔离产生有害的影响：可是没有人把这一点引伸到工厂，尽管工人们每星期有五天处在同样的环境里。且不说象监狱生活这种完全隔离所造成的明显的压力，工人们的部分隔离也产生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影响。对于一些人来说，这造成心理学家所说的“缺乏社交技能”，即仅仅由于缺乏实践而不善于和妇女交往。但更一般的是，这使得男工人和妇女的关系十分肤浅。从来没有同妇女一起工作的男子很少有机会和她们来往，或许只是认识她们罢了。如果陈旧题材里的大学生的形象是一个男学生和一个女学生一面喝咖啡，一面热烈讨论人生和哲学，而两性关系的形象是在一起生活，那么，对于工人来说，这就是一群小伙子坐在一辆运货卡车里从这个酒吧间跑到那个酒吧间，希望很快能碰上好运气。
中产阶级优越感的更使人憎厌的事例之一就在这一方面。中产阶级的人藐视工人，说他们对待妇女举止粗暴，说建筑工人对走过的姑娘们吹口哨，或者说他们想以粗野的方式求得“艳遇”。著名的心理学家们撰写论文，认为他们的行为的根基在于各种神精官能症和由来已久的对于两性关系的不安全感。
可是，如果你整个星期在工厂里工作，你能碰到妇女的仅有的时间是在星期五或星期六晚上，而决定工人们在白天永远碰不到一个妇女的，并不是蓝领工人，恰恰就是那些实业家、社会科学家和研究时间的管理人员。然而，没有人议论说，公司经理和人事科长们是潜在的同性恋爱者或男性沙文主义者；这种攻击是留给工人们自己来进行的。
在许多方面，这种缺乏和別人——无论是男性或女性——接触的情况，要比工作本身更使人厌烦。这意味着，工作时间好象是被偷掉的时间，是从一个人可以过真正生活的非工作时间里拿走的时间。这意味着，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所有的日子都是从事工作和工作准备的漫长而刻板的时间。工人们早晨六点或六点半起床，吃早点，穿衣服，上班。他们等待时间过去，直到吃午饭，而吃午饭往往只给二、三十分钟。到下午五点，他们下班，也许去喝口酒。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工作很累，因此他们回家，吃晚饭，看一两个小时的电视。大多数晚上，他们最迟到十点或十点半就上床睡觉。
对许多工厂工人来说，所有这些压力更加严重，因为他们为了使收支相抵，不得不加班工作，或在晚上另操副业。1966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揭露，全体美国工人中有差不多百分之二十一，即将近四分之一，每星期工作四十九小时或更多一些。机器操作工是百分之十九。这就是说，每五个工厂工人中有一个人每天不是工作八小时，而是十小时；有的人还更长一些。[4]1973年夏季，在汽车工业中，许多工人每天工作九小时以上，每星期工作六天或七天。用通情达理的话来说，这意味着，不是在下午五点而是在下午七点离开工厂，或者是下班后在晚间去开小汽车；这意味着，晚上八点到家，吃过晚饭，在睡觉以前至多只有一个小时的“空闲”，天天如此，月月如此。
对这几百万工人来说，所有关于“空闲”和怎样处理它的问题的谈话，听起来仿佛象是一种残酷的玩笑。任何熟悉这种情况的人都听到过妻子们的许多怨言，她们说她们的丈夫回家刚吃过饭，不到几分钟就在电视机前面睡着了。
还值得记住的是，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家庭收入数字，包括加班加点和晚间兼操副业。包括那些每天工作十小时或更长时间的人在內的机器操作工的平均薪给为七千六百三十六美元。
对另一些人来说，寂寞和隔离的问题也非常严重，这就是那些上第二班（从下午四点到夜里十二点）或上“坟地”班（从夜里十二点到早上八点）的工厂工人。这些工人的人数往往被低估了。但是在东北部，这占全部工厂工人的百分之二十三左右。[5]
这两班的工资多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但这也包括在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收入总额之內。轮班工作意味着扰乱家庭生活，工作的循环使他们除了一起工作的人以外和任何人分离开来。四点到十二点那班工人常常发出的怨言是，他们根本看不到他们的学龄儿女。孩子们起来离开家的时候，他们的父亲还没有睡醒；大人回家的时候，孩子们早已睡熟了。
因此，在那关于“令人厌烦的工作”的简单的老生常谈后面，有着一系列改变蓝领工人整个生活的色彩的具体情况。虽然有些中产阶级的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可是，任何中产阶级的职业环境都并不有系统地把这些情况强加在人们身上，象各行各业的蓝领工人所遭遇的那样。
这还只是事情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工作安全、工作保障和附加福利的问题，以及施加于在职工人的权力主义和琐碎的控制的问题。最后提到的这个因素本来可以在这里谈一下，但是它十分重要，需要另用一节来加以论述。
三
我曾在其中工作了一段时期的发动机工厂，是紧挨在一起的长达半英里多的一系列较小工厂之一。这些工厂面对着宽宽的一段铁路轨道，轨道那边是一座大钢铁工厂，它的长度一定多于一英里的四分之一。
在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我曾试图向一些大工厂找工作，但是它们都不雇人。那时到处都很难寻找工作，因此，当我发现这家工厂时，我就接受了这个职业。起点工资每星期一百零六美元，这还不是最差的，特別在南部是如此。
这家工厂接受用过的旧发动机，拆卸开，然后用多半是新的零件重新装好。我分在拆卸旧发动机的第一组。这里大约有八个人，照管这个工作的这一或那一部分。发动机由一连串滾轴组成的一条传送带向我这边送来。做头一部分工作的那个人把发动机推到半路，我再把它拉过我面前的其余的距离，直到它停在一张特殊的工作台上。
发动机来到我这里的时候，盖子已经揭掉，机子翻了个身。因此，我在面前所看到的，是发动机內部的曲轴，样子看来就象某种史前动物的脊骨；在它下面，是六个活塞，由一连串小夹子固定在曲轴上。它们装在发动机底部六个圆柱形的洞里。我的工作是拆掉曲轴和活塞，只留下金属空壳。我得从那钳住曲轴的各个夹子上取下大约二十五个螺钉，然后把曲轴拿出来，把它送到作业线上。然后，我得用力使那些已经露在外面的六个活塞脱出窟窿，把它们传递给另一个工人。
这个工段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被称为油坑。旧发动机送来的时候，上面凝聚着厚厚一层粘油和润滑油。没有办法避免很快就弄上一身油腻。
取下夹子这头一部分的工作通常很容易。头顶上吊着一个自动扳钳，叫做气枪，它很快地取下螺帽。我所要做的只是把它放在适当的插座上，在它转的时候按住它。但是，如果活塞生了锈——这是常有的事——我就必须使用一个小单手锤，有时是一个大锤把它们敲出来。有时候，用锤子和楔子狠打几下就行了。可是，有时候我得打碎活塞的陶瓷和金属部分，才能使它松动，掉到地上。有一个大个子，人们给他一些最坏的发动机让他拆卸。他有些蠢，常常乱舞大锤，把他所使用的楔子打飞到屋子的那一头。有一次，他特別乱挥起锤子来，没有打中楔子，弄断了锤柄，锤头飞到空中，差点没打中另一个人的小肚子，在此以后，他们终于把他调到另一组去了。
这项工作不象把四个螺钉安装在传送过来的汽车上那样使人厌烦。节拍是不同的。我努力摆弄发动机，不是机械地往上面装螺钉。这是刻板的、使人灰心丧气的工作，不过并不十分叫人厌烦。但是，有关这一工作的一切情况，实际上都以这样的事实为基础：我们每天得处理五十四个电动机，大约每十分钟一个。
早晨七点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的精神挺好，如果发动机不特別生锈，我在十分钟內能弄好一个发动机。但是，一天弄好五十四个发动机就意味着整天都要保持这个速度。这意味着，如果我停下来离开机器去厕所，或是去喝一杯可口可乐，那么，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必须更加紧地干。这意味着，如果有一套需要花更多时间来拆卸的锈得特別厉害的活塞使我落到后面，我就不得不急忙赶上去。这种定额的存在根本改变了这一工作的性质。它不再只是繁重的工作，它变成紧张的工作了。只有在吃午饭的二十五分钟里，我才觉得没有人在监视我。
那个监督人似乎不象是个坏人。有一天，我的手指让一个发动机的锐利的金属边缘割伤了，去请求急救医疗。他给包扎伤口的时候，就我们两人在一起，我感到有些轻松愉快，因此忘掉了工厂生活的头条规定，打算跟他谈一谈，好象他是一个普通人似的。他问我一些关于工作做得怎样的事情，我带着开玩笑的口吻回答说我的秘书不够漂亮。
我刚说出这句话，我就知道我应该闭口不谈了。他们付给工头的工资同工厂里工资最高的技工一样多，或许更多一些，并不是为了让工头对于某个雇工讥笑他的工作的俏皮话一笑置之的。他发了一通长篇大论，说当你找到一个相当好的工作时应该加以珍惜；他在心里记下我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家伙。
然而，我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也不是最坏的一个。这个油坑里的人员经常有所变动。很多人都呆不到一星期以上。
有一个年龄较大的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大个子，一天来到我们那里，开始工作。就在第二天上午大约十点钟，当每一个人开始感到心烦意乱，盼望吃午饭的时候，这个大个子突然扔掉他的锤子，用一种若有所思的但很高的声音说：“你知道——他妈的这种倒楣活儿。”说完以后，他转身走了出去。
工头走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要去找这个人。但是在去追赶他以前，他停下来，吩咐我旁边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想法补上去，免得每个人都闲着。这个年轻人翻眼望了一会儿，笑着说，“你知道——他妈的那种倒楣活儿。”
这时我们其余的人都犯歇斯底里，监督人看着我们，好象整个世界都发了狂。然而，他终于找到另一个人补了进去，作业线可决不能停下来。
第二天，我从餐车上买了一份牛肉饼，坐在一个汽油桶上吃午饭。在象这样的一些小工厂里，它们常常缺少的一件东西就是食堂，甚至也没有桌椅。我看着外面的日光，心想这是多么好的天气。
哨子响了，每个人都开始回去做工。我看着旁边的那个小伙子；我看得出，我们两人有同样的想法。我们跑到我们的汽车那里，开车走了，仿佛我们刚从福尔索姆脫逃出来似的。这是一种疯狂的感情，就象从学校里逃学一样，只是好一些。那样子一定很好笑，因为我从头到脚仍然是一身油腻；但那时我太高兴了，不去理会它。
在六十年代，当学生们开始反抗统治着他们大学的权力主义和家长式政策的时候，他们往往根据如何赢得其他成年人所有的那种独立性和责任感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工厂和车间中，蓝领工人却受一些规章制度和政策的支配，使各大学相形之下象是颓废派的群居村。很难描述这种情况，这只是因为在中产阶级的工作经验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同存在于工人阶级美国的权力主义和缺乏自由的情况相对应。
首先是各种工作规章制度本身。《幸福》杂志的一篇文章很恰当地用以下的话来概括说明这种情况，“在一些工厂里，存在着繁琐得达到苛刻程度的工作规章，如果在海军里，会使新兵营里负责教练的军士长高兴得眉花眼笑。规章规定，不许发出噓声，不许打闹，不许在吹哨以前准备下班，不许乱扔东西，不许浪费时间，不许在厕所里磨蹭。”[6]
清单决不止于这些：骂人，分散其他雇工的注意力，以及（几年以前）只是留了长头发，就都是公司实行惩戒处分的根据。当人们想到范围广泛的各种活动都可以包括在反抗命令、粗心大意、工作马虎、磨洋工这类词条之內时，很明显，差不多任何事情都可以解释为值得暂时停止工作（叫做“惩戒性暂时解雇”)，或甚至永远解雇。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一条通则是：如果老板想要撵掉你，他总会找到办法。
这些规章的锐利锋刃是工头，这是在中产阶级社会中绝对没有与之相应的人物。拿薪水的专业人员确也常常有他们的上级，但是不可能想象，教授或行政人员请一天假还得拿医生的病假条，也不可能想象，他们还得对他们上厕所的次数说明理由。在中产阶级生活中，只要工作做完，什么事也没有了。
在有工会的工厂里，工头所握有的权力的大小，以及他所能执行的纪律的种类，是有很复杂的规定的。可是对于几百万未入工会的工人来说，那就极其简单：你照工头的命令办理，否则就会丟掉工作。有一件事很清楚地说明工头在没有工会的厂矿里的权力和权威是多么巨大，这就是，甚至在六十年代，在南部的一些城市和工业部门，工头自动地成了特別代理人，他们可以佩带手枪，并且大概也可以使用手枪。
我所认识的一个黑人工会组织者告诉我，他所组织的一批工人提出的首要的和最痛切的要求之一，就是不许工头带枪。如他所说，“工人们不能不感到害怕。工头不仅可以开除你，而且可以逮捕你，甚至开枪打你，并且几乎肯定可以不受处罚。”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一事实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即使在有工会的工厂里，情况也仍然基本上是不民主的。工会合同具体规定工作时间、安全条例以及厂內的其他事项，工人有权通过工会提出申诉，抗议停止工作或解雇的处分，如果他认为那是不公道的话。这些申诉或由工会和公司处理，或提交联邦仲裁与调解局的一个“中立的仲裁人”。但是，在这过程的每一阶段，都是暗中勾结舞弊，非常不利于工人的。
首先，从根本上说，这种申诉程序是单方面的。实际上，工人在证明无罪以前总是有罪的。正如一个作家所说，“如果公司惩戒一个工人，处罚马上付诸实行，工人就因此受屈。例如，一个工人因‘工作不好’被停止工作二天，他就三天拿不到工资。他通过申诉程序提出抗议。如果这个案件要通过仲裁，那就会拖延一年多的时间才作出最后裁决，即使是在仲裁之前作出的那些决定通常也耍花费六个多月的时间才有眉目。”[7]
在工会报刊上，人们偶然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被工厂不公正地解雇的工人终于在大约六个月以后得以恢复工作。在极罕见的场合，他们补拿到全部未付的工資，但在通常的情况下那笔工資是到不了手的。在这中间的时期里，他们的收入和整个生活都遭到破坏。
关于工作本身，工人必须听从监督人的一切命令，哪怕这些命令违反工会合同，或者更奇怪的是违反安全条例。工人的唯一办法是实际做完让他做的事情以后，再提出申诉。有一次，两个工人由于拒绝加班而被停工两天，虽然工会合同明确规定加班是自愿的。他们提出申诉，抗议停工处分。这一案件提交了仲裁人，仲裁人承认他们是对的，但仍然说停工处分有理，因为“正确的办法是先做完所抗议的加班工作，然后再把这个问题提交申诉程序”。
在另一事例中，问题远远不那么平凡。监督人命令一个工人用手去倾倒几桶一种很危险的化学药品，虽然为了安全起见，这种活通常是由机器来做的。他拒绝去做，被停工十天。他提出申诉，抗议停止工作；但当问题提请仲裁时，仍维持停工处分，只不过把日期减为三天。換句话说，这个工人损失了三天的工资，比如是九十美元，只是因为拒绝服从一项既错误又危险的命令。[8]很明显，申诉程序限制了工头的绝对权成，但并没有接近于提供一种公平的境遇。
零零碎碎的滥用职权和不公正的事件非常之多。洛茲城雪佛莱公司工厂里一个工人叙述了以下的事件。
上星期，有个作业线上的人把一个臭气炸弹放在一辆车子里。我是管后部坐垫的。工头说，“到那辆车子里去。”我说，“如果你能把脑袋伸进那辆车子，我就去。”于是工头说，“我是在给你下直截了当的命令。”因此，我屏住呼吸做了这件事。我的工作是管间隔的一辆车子，因此我把下一辆车子放过去。他又要我干，我说，“这不是我的车。对不起，我已经做了你的肮脏工作，另一辆不该归我管。”但是他坚持不放，我终于被停工一星期。这时我找到了一个热心的工会委员，他认真地替我辩护。你晓得怎么样——他们把他也打发回家了。给了这个工会委员惩戒性的暂时解雇处分。这简直象是军队——不，比军队更糟，因为你被焊接在作业线上。连撒尿都得经过批准。[9]
关于公司根本比工人占优势的另一例子，可以在另一家工厂的一件事情上看出来。在一个工人和他的监督人关于要他做的工作量的争论过程中，他用通常称为“行话”的语句来表述他的意见，因而受到公司的警告。（警告不象暂时解雇那样严重，但也记入工人的工作记录，能够严重地影响他的前途。）
公司用以下的话来回答他的抗议，“违抗命令和骂人是不能容忍的。只要发生这类事情，就要加以惩戒。”但是，当这同一工厂的工人提出申诉，抗议某监督人咒骂一个雇工时，公司只是答复说，“管理人员用咒骂的话来对待以钟点计算的雇工，这不是公司的意图。”对于那个监督人，没有停止工作，没有警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然，问题不在于语言，而在于存在着双重标准。[10]
实际上，近年来情况变得更糟。申诉制度充其量也是缓慢而麻烦的，有时堆积起好几千份申诉，数目多得使好些申诉或许永远得不到认真处理。由于没有迅速而有效的工业裁判制度，申诉往往成为集体合同争议中的工具，使工会面对着这样一种不愉快的选择，即要想获得一份较好的工资协议，就只有把申诉的问题撇开不谈。
许多自由主义的和左翼的批评家，批评工会过分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工资这一面包和黃油的问题上。这一批评在很多情况下是很有道理的。但仅是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这些问题现在变得越来越糟。一个作者在一份劳资关系杂志中提供了这种情况的另一方面。
在典型的公司里，在整个1945—1955年这一时期，工会和管理部门之间发展了整整一系列非正式的关系。他们往往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处理各种申诉，而不大管合同的明确条文。工头和工会车间代表、监督人和工会委员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去达成私下的口头谅解或“协议”，这些谅解或“协议”实际上修改了合同。
毫无疑问，工会学会了利用这种灵活性来为自己求得好处。当正式谈判陷于僵局时，它们有很多武器可以用来加强它们的地位——未经工会同意的罢工、怠工、过分从字面上遵从规章的做法，甚至还有破坏。工头也有武器——不让加班；实施严格的纪律来把工人困在工作上面和阻挠工会职员的活动。但是总的说来，这是一种类型的游击战，其中工会占有各种地形上的优势。最近，在申诉程序的每一步骤上，都作出努力来加强管理部门的地位。两个人事管理人员宣布说，他们拒绝考虑任何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申诉，除非工头有充分机会来研究这种申诉。例如，一个新人事科长在就职时坚决表示，仲裁程序中的所有证人都要宣誓，这和以前的作法是截然不同的。在有些事例中，人事科长能够获得一些使申诉程序更为严格的合同。[11]
除了一些有关安全条例的事例外，这些问题可能显得无关紧要和十分琐碎，然而并非如此。这样一些问题往往代表以下两种情况之间至关重要的差別：在一个人的工作上，是有一种基本的安全和尊严感呢，还是完全听凭雇主摆布。当然，从本世纪初或三十年代以来，情况已经发生很大釣变化。在本世纪初，公司常常贴出布告说，“如果你星期日不上班，星期一也就不要来。”在三十年代，监督人会紧跟着工人们走进厕所，查看他们是不是在里面磨时间。但是，对于美国工人阶级来说，在工作场所缺乏公正和民主，现在仍然是不满情绪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根源。
四
在我住处附近，有一个酒吧间。年轻小伙子下班后在五点到六点的快乐时间里，常常在这价钱便宜的时候到那里去喝一两杯啤酒。有一天，我们团团坐着，听一个小伙子讲话；他刚在一家小货栈里开始一项新的工作，已经和监督人发生了麻烦。这是初春的一天，每个人都精神挺好。当这小伙子一个劲地谈起他的监督人是怎样一个王八蛋，以及他如何不再听他的任何废话时，别人开始插嘴，讲他们曾经做过的最糟糕的工作。所有这些人都是年轻工人，唯一的熟练工人是一个二十六岁的木工师傅，因此他们竞相发言，非常热烈。我的一个朋友在这场竞赛中取得很大优势，他讲了在一个养鸡场铲鸡粪的事情，然后讲他在一家牛奶装瓶厂做的临时工。奶瓶在传送带上很快地运转着，他的全部工作是在瓶子移过来的时候往每个瓶子上面贴带胶的标签。他说的详细情况使这件工作听起来更加糟糕。由于他干这工作每小时仅挣得一点六五美元，我们都准备举起酒杯，告诉他他已经竞赛获胜。
但是，一个通常不大讲话的已婚的年轻人突然开了口。他讲他的一个朋友在一家工资很低的小造纸厂里发生的事情。他的这个朋友在切纸组加班加点，一只手卷进了一台把纸切成八英寸半宽十一英寸长的切纸机。机器把他的手齐腕切掉。更糟糕的是，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刚刚结婚，妻子已经怀了孕。这个已婚的人说，他的朋友正在想法请求赔偿，但这是一家没有工会的小工厂，事情很棘手，他可能什么都弄不到。
在围桌而坐的人们当中，有一个人打算用一句讽刺的俏皮话把这件事轻轻放过，但是我们其余的人都默不作声。这件事并没有使我们感到震惊，因为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某人在工厂里碰到的倒楣事。但是我们无法恢复我们刚才的心情了。那天我们很早就分手回家，并且忘掉了这件事。在此以后，没有人想问问事情的结局是否圆满，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知道那多半是没有好结果的。对于这样的事，如果你无能为力，你就只有把它忘掉。说你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比较容易的。我当时没有十分考虑这件事，但是以后我认识到，象五点半钟在一个酒吧间的漫谈或一阵突然的沉默，确实能告诉你一些你在关于当代美国工作和工人状况的民意测验或调查研究方面所找不到的东西。还没有人发明一种民意测验，能够衡量代表那种沉默的东西或其背后所隐藏的恐惧心理。你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有所了解。
1911年，杰克·伦敦《铁蹄》一书中的主人公欧內斯特·埃弗哈德带领一个中产阶级妇女去看望一个在工厂里丟掉手臂的工人，以此作为颇富戏剧性的办法，来打破她对当时工人状况的带有优越感的自满情绪。如果伦敦今天还在写作，他是会采用同样的策略的。在六十多年以后，现实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变：很多工人阶级的工作使人死亡和变成残废，其程度之深甚至是中产阶级所不能想象的。
例如，在1970年，福特汽车公司玻璃工厂的一个机工的左手被切断，血肉模糊地轧在机器里。他的呼救声没有人听到，因为所有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带着耳套，以防止那超过九十分贝的非法噪音的骚扰。只是在一次罢工的威胁下，公司才把噪音降低到七十分贝。
在宾夕法尼亚州黑茲尔顿市，铍精炼厂的一个雇工罗伯特·费尔南德斯每天要吸四次氧气来争取他的生存。据医生预测，他可能已临近一种越来越普通的肺病——慢性铍中毒——的末期；此外，医生还说，他的剧烈的阵咳可能引起疝症。
丹尼尔·马西博尔斯基是一个从事石棉工作的杂工，他患了间皮瘤。人家告诉他，在一种恶性肿瘤硬化并包围他的胃，使他不能吃东西以后，他就会死去。在过去八年里，他的同伙工人至少有六十个已经死于这种疾病，还有一个妻子因为只是经常洗她丈夫带有石棉的衣服，也这样死了。
一个女电子工在九个月的时间胸口剧疼发作四十次，烧到一百零四度，出汗，发抖，喉疼，呼吸困难。其原因是，工厂空气中的聚四氟乙烯微粒污染了她在午饭时间打开的每一包烟卷。[12]
这一清单可以一直开下去，有着一件又一件断肢、失明、断头和其他工伤的事例，使得一张清单十分凄惨，有些读者不忍卒读。可是这类的事情一直在发生。每天由于这类情况有五十五人死亡，两万七千人受伤。在1970年，一万四千二百名工人死于工伤事故，一两千万人受了伤，至少有十万人死于职业病。这使得工厂比公路加倍危险，并且成为美国的头号杀人凶手。[13]
阅读一张职业病的清单，人们开始威觉到，实际上就好象一位将军在查看一场大规模战争中的伤亡清单。
黑肺病：煤矿工人的一种肺癌，是由于吸入煤尘而得的。三十万人受到威胁，十五万人已得此病。
褐肺病：纺织工人由于不得不吸入碎棉毛而得的一种类似的疾病。一年中有八十一万九千人受到威胁——一万七千人已严重残废，也许还有十万人巳多少患有此病。
石棉沉着病和间皮瘤：在有这种原料（石棉）的工厂、造船厂和任何场所的工人所患的癌症。其症候能潜伏二十年才显露出来。每年有三十五万人受到威胁——患者人数不详。
铍中毒病：它也能在二十年以后发作，并且突然置人于死地。五十万工人受到威胁。因此而死的人数无法估计。
煤气和其他气体中毒：在汽车工厂中，这是一氧化碳——在其他工厂中，是三氯溶剂，一种普通的工业溶剂。在航空空间工业中，这是工人们吸入的“高能燃料”。易受某种形式的这类毒害的人数可能以百万计。已受害者的总数很难估计。
破坏性的噪音：这能造成耳聋，听觉减退。在某些情况下，它也能造成高血压、心脏病、神精失常（包括性机能失调）。据估计，有一千七百万工人多少受到过大的噪音的影响。
意外事故：建筑工人、机工、码头工人和屠宰业工人特別易于遭受意外事故。意外事故包括爆炸、触电、从高处坠落以及其他许多种危险。由于有关什么是“使人丧失劳动力的”意外事故的定义含糊不清，意外事故的件数往往被少算，例如说1970年是二百五十万起。然而，劳工部的调查研究表明，每年意外事故可能高达两千五百万起。[14]
关于旧的阶级区分和不公平现象如何已经消失的一切陈词滥调和一厢情愿的说法，被下面这一简单事实揭穿为虛伪的空话：美国工人必须承认严重伤残甚至死亡是他们日常生活现实的一部分，而中产阶级却不是这样。
设想一下，如果每年有几家公司的总管理处照例象矿场一样坍塌下来，砸坏六、七十个行政人员，那会发生多么普遍的大喊大叫。或者，如果所有的银行都充满着看不见的毒尘，使一些经理、办事员和出纳员经常发生癌症，那又将如何。最后，再设想一下，如果成千上万名大学教授在他们的工作中每年震聋了耳朵，或者丧失了手指、双手，有时搞瞎了眼睛，那么，全国的每一家报纸将怎样描述那种恐怖的情景。职业保健和安全这类简单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说明美国仍然有着阶级之间深刻的不公平。
对美国工人的这种冷酷无情地漠不关心的态度，也出现在“工人赔偿金”方面。正如弗兰克·沃利克在其所著《美国工人：一个受危害的种属》中说的：
现在，从商业观点看，拚着付给一个残废的或死亡的工人一千美元的赔偿金，也比投资去改善设备、改善工作场所的通风装置或改良工作场所的环境来得便宜。不幸的是，这是大约三十年前一笔政治交易的可悲的遗物，那时工人们放弃了控告雇主忽视工人安全的权利，得到了一张支付工人赔偿金的正式明细表作为报偿。[15]
这类赔偿金在各州之间大不相同。一个工会律师告诉一个在泽西城听取意见的参院劳工小组委员会说，“在密西西比，一个手指的价值比在宾夕法尼亚小；而在宾夕法尼亚，一个手指的价值又此在加利福尼亚小。就什么是平等的劳动保护法来说，并没有划一的标准。今天在这间屋子里，有谁愿意丢掉一只眼睛而换取不到一万美元的款项呢？在宾夕法尼亚，你每星期领取六十美元，共一百五十个星期，这笔款项总额为九千美元，或同损失一只手的赔偿费相等。[16]”
1972年年底，发表了一篇关于工人赔偿金的研究报告。《新共和》周刊的一篇社论用一段简洁的文字概述它的研究结果如下：
尽管许多州有所改进，可是委员会报告说，现今在超过半数的州里，暂时完全丧失劳动力的每星期最高补助金不到国家规定的四口之家非农业戶的贫穷收入水平。在大多数州里，永远完全丧失劳动力的每星期最高补助金都不充足。在十九个州里，还没有等到残废工人死亡，这种补助金就会停止支付。劳动队伍中的百分之十五还没有包括在工人赔款金的支付办法之內；有九个州还没有对所有职业病提供充分的补助金；有十五个州还没有对残废工人提供充分的医疗补助。[17]
因此，保健和安全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加引人注目地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划了一条界线，并揭露出存在于美国蓝领工人方面的深刻的不公平现象。
当我们谈到那些被认为有助于消除前几年不满情绪的工作安全设施和小额福利问题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二者都没有改变这一基本结论：美国工人阶级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遭受苛刻的对待，并且同那些撰写文章来描述他们的人相比，是次等的公民。
五
即使在最近几年，当失业人数急剧增加的时候，在所有论述“蓝领工人的烦闷”的文章中，或在关于美国工人问题的讨论中，人们都不大注意失业问题。当然也提到一些，但很快就把它丟开，不当作一个主要向题。即使在1971年最糟糕的时候，失业问题毕竟也只影响到劳动力的百分之六；因此，不用很多的算术知识就可以知道，有百分之九十四没有被解雇。在1973—1974年，当能源危机成为失业的一种重要根源而出现的时候，估计它最后仅影响到劳动力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或至多是百分之十。同三十年代相比，它看来确实不象是一场大的危机。
自由主义者批评了这些数字，其理由是，它们把某几类人不计入失业者的行列，如已经停止寻找工作的“心灰意懶的”工人，以及要求全时工作但只能找到每星期几小时工作的人们。保守主义者答复说，那百分之六包括妇女、寻找暑期工作的学生、辞去工作的工人，以及其他一些所受失业影响不象突然被公司解雇的、“养家糊口的”男性工人那样大的人们。他们说，在1972年2月，已婚男子的失业率只有百分之二点八。[18]由于黑人在没有工作的人们中间也构成一个不相称的数目，多数作者断定，对于“典型的”工人来说，失业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人们觉得，这听起来很合乎逻辑。他们没有看到领救济食物的穷人队伍，又和工人没有私人接触，就很容易想象百分之九十四的工人有工作保障，并不比白领工人更担心失业。
问题是这样：每个人所密切注视着的失业“率”，象我们在上一章讲到的“增加率”一样，是一个很能迷惑人的尺度。反之，如果我们提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去年有多少人失了业？”——“有多少工人失掉了工作，并且花了许多星期或好几个月去寻找另一种工作？”——那么，答案就很惊人。在1969年，即在失业还没有成为一个大问题以前，机械操作工的百分之十八、即每五人中几乎有一人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失业。197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三，即每四人中几乎有一人失业。在这一年里，他们的失业期间平均在三个月以上。[19]*
下表说明这种情况（失业人数在1970年激增，所以也列出1969年的数字）：[20]
1969和1970年的失业总数（百分比）
中产阶级 1969年 1970年
专业和技术人员 5.7 6.5
经理、高级职员和业主 4.3 5.2
办事员 10.2 11.5
销售人员 9.7 10.8
工人阶级
技 工 12.7 17.5
机械操作工 18.1 23.2
服务人员 12.1 13.6
杂 工 22.6 25.7
建筑工人 24.4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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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业“率”所表明的情况如此截然不同，其原因在于它只计算进行调查的当天的失业人数。数字统计人员抽问一些人是不是有工作，然后计算其结果。这种调查结果所表明的是在某一天没有工作的人的百分比，而不是所有那些在以前失过业或在以后将会失业的人。这种“年度失业率”只是每年十二次调查的平均数，而不是所有那些在这一年中某个时候的失业人数的总和，这些总计数字叫做年度工作经验资料。虽然这些统计数字远比失业率更有意义，人们几乎从来没有用以判断失业的严重性。
结论很简单。失业在美国工人阶级中是极其普遍的。每年有几百万工人丢掉了工作，而其余的人也普遍担心他们会遭到失业。毫无疑问，大多数美国工人，即使他们现在保有他们的工作，也不能感到有真正的就业安全。
必须指出，工人中有很大的一个少数每年不止一次失去工作，因此这一年失业的工人总数要比这些数字所表明的少一些。但是，这些数字既没有包括暂时失业的工人（例如在改换型式时的汽车工人），也没有计入由于天气不好而闲下来的工人，尽管在这种时候他们拿不到工资。特別是，几乎所有的建筑工人每年都要由于这一原因而失去几个星期或更长一些时间的工作。
工人阶级失业和中产阶级失业之间悬殊的差別，也是同样明显的。机械操作工失去工作的比例是专业人员和经理们的四倍。即使是熟练工人失去工作的比例也是专业人员和经理们的两倍。
这种情况的另一方面是失业期间的长短。1969年，在失业的蓝领工人当中约有百分之二十三失业的期间是四个月或更长一些。197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以上。[21]四个月没有工作的情况，不仅破坏一个家庭当年的生活水平，而且造成有高度破坏性的个人和家庭的紧张局面。这是一段令人沮丧的时期，他们坐在工会办事处的周围，或者勿匁忙忙地赶做一些打杂的短工，如果可以找到的话。
对这些失业的工人来说，缺乏工作保障当然是一种深刻的不满根源。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工人都不能不面临着失业的恐惧。很少有几家工厂非常稳定，或其具体工作充分受到保护，以致不存在这种恐惧。如果说失业本身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那么，缺乏就业安全就更加普遍得多。
这个问题对于一些人特別重要，这就是建筑业的技工。人们能够再三听到这种自以为是的议论：“那些人每小时挣七、八美元或更多些……就是说，让我算算……五十个星期或二千小时乘八，那岂不是每年一万五千多美元。”
但是，在1970年，实际上挣一万五千美元或超过这个数目的，还不到全部建筑工人的百分之十。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在整个美国，大多数建筑业技工一年甚至挣不到一万美元。根据人口调查局的数字，建筑工人的平均收入是九千零五十五美元。
这一部分是由于未入工会的技工的工资率较低，在除去东北部以外的全国其他各地尤其如此。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建筑业在美国各经济部门中是失业率最高的。1969年，这一行业的工人有四分之一即百分之二十四点四都失业一段时期。197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在那一年的有代表性的一天，每十个建筑工人中就有一人以上没有工作。他们失业的期间也很惊人。在1970年，三分之一以上的失业者有四个月没有工作。[22]
因此，熟练建筑工人所挣的“使人反感的”工资，毕竟不是那么荒谬的。如果建筑工人所挣的工资同工厂工人一样多，他们的收入就会降到“低等贫穷预算”以下。其实，九千零五十五美元就低于那年的“中等预算”。有些挣到工会规定的最高工资并且全年工作的人，能够获得富裕的收入。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失业把它降低到和其他部门的熟练工人一样——每年九千至一万美元。
在肯尼思·拉森所著《工人》一书中，一个来自波士顿的未入工会的砌砖工人描述他的情况如下：
去年夏季，从6月到10月，我能拿回家平均每星期二百二十五美元，可是在春季和秋季，那就是每星期一百五十至二百美元，而在冬季，则差不多有一个中月没有工作。今年夏季，如果每星期我能挣到二百美元，那我就是很幸运的了。至于秋季和冬季，我甚至不愿加以考虑。
以后他又说：
许多人有这样的印象，认为蓝领工人挣很多的钱，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的确，有些作为工会会员的建筑工人每小时挣六美元或七美元。但是……人们没有认识到，我们每年由于天气不好是十足有五个星期没有工作的。使他们发生误解的另一件事，是在他们的房屋周围有一些零碎工作。例如，你找一个“砌砖工”修理你的台阶，他干四小时的活，要你付一整天的工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必须另外找个帮手，或许还要弄一辆卡车来；对他来说，他失去了一天的工资。付这笔钱的那个家伙以为我们总是每小时挣十美元，并且生活得很阔气，其实并非如此。看一看一些白领工人吧。以一个按时间收费的会计员为例，你走进他们的办公室，花费了一小时；他们折腾你，收拾你——他们就是靠着收拾你来过他们的优裕生活的。[23]
失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种情况确是有所帮助，但它只包括劳动力的百分之七十，而且失业总是不相称地落到那些没有包括在內的人的头上。1968年，百分之六十四即将近三分之二的失业者拿不到任何救济金。有些州的法律规定要有一定的就业时期和一段等待时期。此外，很多雇主都雇用顾问来对付他们的工人的失业保险金要求，因为低的解雇记录使公司能够对这一方案支付较低的稅款。
最后，在许多州里，这种救济金同帮助受抚养儿童的福利金一样，或许更糟些。只有少数工业部门，例如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提供私人补贴，如果工人有一年工龄，给与三个星期的正常工资的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对于有七年工龄的雇工给与一年。[24]
这一方面的政治含义十分重大；虽然我们在下面有一章中将对它们作较为详尽的讨论，可是，这种认为工人们在就业和工作保障方面没有什么严重问题的想法，一直是很多自由主义的错误判断的依据，所以必须谈一谈。
例如，环境运动在过去对于关闭一些污染环境的工厂问题，总是采取“嗯，到处还有其他许多工作要做”这种心安理得的态度。然而，并不是到处都有其他很多工作要做。否则，在1970年就不会有百分之二十二的机械操作工失业了。
能够夺走一个工人积蓄起来作为子女教育费的钱，或者甚至使他丢掉房屋的，正就是那些失业的时期，所以很明显，他必须努力进行反击，即使他也希望有清洁的河流和空气。自由主义人类生态学的提倡者往往很漂亮地谈到蓝领工人有继续从事原来的职业和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的选择自由，可是当接触到实际生活时，态度就变成“现在先关闭工厂，以后我们会给工人另想办法的”了。通常，所说的办法结果总是成为泡影；这不仅不公正，而且在政治上是愚蠢的。
同样，许多自由主义者对于建筑业不要黑人的态度，也是往往以这种想法为依据的：大家都有足够的工作可做，“硬帽工人”反对取消种族隔离只是纯粹的种族主义。在很多很多事例中，确实存在着种族主义。但也有失业的幽灵，这是千真万确的。
旅馆和餐馆雇工工会国际副会长迈拉·沃尔夫冈认为：“当你的工会会员象底特律地区的木工那样，有百分之二十二失业时，这就不是对他们说你们应该和黑人分享就业机会的最适当的时候。如果政府能满足我国对住房的需要，建筑业的黑人和白人工人就都会有工作可做。”[25]
全国闻名的黑人领袖杰西·杰克逊赞成这种看法。他说，“我并不责备白人不想让黑人得到他的工作。我也并不责备黑人想要得到那个工作。我想看到政府实行一种使白人和黑人都能得到工作的政策。”[26]
不幸的是，象这样的一些意见大都被自由主义者以百分之六的失业率这种神话为依据而加以忽视了。这种神话“证明”工人阶级关心工作只是掩盖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的“烟幕”。但是，工人阶级失业问题是十分现实而带有破坏性的，只有在承认这一点之后，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才能有任何真正的进步。
六
史蒂夫是我认识的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做过许多建筑工作。我们谈了话，我只是如实地把他说的话写下来。
我曾工作过一阵的一个地方，是在华盛顿以外的弗吉尼亚地区，一片正在建筑着的房子，非常讲究。我们一定有五十个人在盖其中的十五所到二十所。最便宜的房子的造价大概是八万五千美元，最好的要花三十万美元。它们什么都有：风景优美的大窗戶，內部通讯联络系统，壁炉，红木酒吧间，甚至还有一两个室內游泳池。正如我所说的，非常讲究。
至于工作本身——我是跟一个木工头儿干轻巧的构架的活。我想你会认为那只是一天到晚钉钉子，但其实那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你还的确需要懂得一些技术。你必须能够看蓝图，搞计算，工作的时候你心里还要想到整个那所房子。如果你不把楼面布置图设计得很妥当，你就会让一个烟囱从浴室穿出去。我认识这样一个木工，他能够十分熟练地在心里进行运算，所以他常和別人打五块钱的赌，说他能够作一些十分复杂的心算，比別人用纸和铅笔算得快，结果他总是获胜。这就是因为，在他工作的时候，他一天到晚进行这种计算。
构架木工的工作基本上是镶地板，安装所有的墙构架以及支持墙壁的主梁，然后是墙壁本身；最后，如果是平房，还有屋顶。关于墙壁，你把一面墙壁的构架在地板上拼好。然后，当整个骨架准备好了以后，你一下子把它立起来，并且一定要让它正好垂直。然后，你放上一些稳定支架把它撑住。如果是大房子，那就会有二十个墙构架，你都得象这样把它放好。再使用一些不同种类的支架把四面墙壁互相联结在一起，让整个结构能够自己立牢。这时，你去掉角撑架。
关于屋顶，那就更复杂一些（除非房子设计得象一个平顶的碉堡），因为你要修盖的屋顶有各种大小和形状。有时你还必须是一个走钢丝的演员。真能在上面走来走去，一面保持平衡一面工作的人，都得到象“猴子”或“蜘蛛”之类的外号，因为你必须象它们那样灵活。
这里也有压力，但它决不象一个工厂。承包人知道这一工作应该花多少时间；如果他看到你应该弄好四面的墙构架而只弄好一面，他就知道出了毛病。实际上，我所认识的这个承包人就有那么一大本书，里面确切地说明这一或那一种操作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在他计算成本时，他就使用这本书籍。
但是这整个问题很少发生，因为一个木工或另外某一个熟练工人对于他的工作抱有很不相同的态度。他们花费多年时间才成为真正的技工，觉得自己挣较高的工资是因为他们活干得好，并且他们也愿意做好工作。如果在他们完工以后房屋倒塌，那就好象是他们的过错，而对于一个汽车工人，你就根本不能这样说。当然，对于许多为一些小承包商工作的人来说，他们愿意做好工作，只是因为他们这样办承包人会再雇用他们。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态度是，他们挣得优厚的工資，他们愿意做好工作。
工作是危险的，这点毫无问题。有一次，在我搬运木材的时候，一块跳板砸到我身上，差点要了我的命。我们这一伙里另一个人丢掉了左手大拇指上的一大块肉，因为在他使用圆锯时有一块板子掉到他背上。当然，还有摔伤的。我可以在房顶上工作或做类似的事情，但是跟你说老实话，我肯定不能去半空二十层楼的横梁上走来走去。我是说，那真危险，我不知道是否真假，但是我听说，他们常常使用美国印第安人来进行那些高空作业，因为印第安人似乎更懂得保持身体平衡之类的事情。你真需要有这种本领，这是实话。
然而，最使人担心的是你到底能有多少工作可做。这真是一会儿吃酒席一会儿挨饿的工种。你会整年有活干，挣很多钱，可是突然你会长期揽不到什么活。我曾跟这个建筑师交谈过，他告诉我，当他们宣布改变利率或“贴现”率时，就在那天早上，他的电话铃就响起来。在一小时之內，他开始接受定单或接受撤销定单的通知。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对我来说，这还不太糟糕，因为我还年轻，又是单身汉。但是我认识一个结了婚的小伙子，他碰上一段时间的好运气，就开始认为他有成功的把握。于是他生活阔气起来，把挣得的钱都花掉。接着时运不利，他真是弄得浑身是债，没有积蓄，又要养第二个孩子。正是这种事情确实使人痛心，并且把一个人弄得很颓唐。好象是你差不多已经把运气抓在手里，可是你总是担心它要溜掉。
另外，工人们还感到懊丧和苦恼的是担心年老时生活贫困。行政人员和许多专业人员在年轻的时候往往能够作些投资，或者一直工作到七十岁多，蓝领工人却和他们不同，在年老而不能工作时就遇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彻底变化。由于他们的工作往往是艰苦的体力劳动，他们不再能胜任的日子就来得早些，他们就变得完全要依靠社会保险或在某些情况下依靠额外私人养老金计划的收入来维持生活。
即使这两项来源的收入合在一起，其总额也大大低于工人退休以前的收入。但是，仅仅这一事实还不足以说明工人阶级老年贫困的真正程度。即使拨出大笔款项供抚养他们身后的子女之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老年仍然是一段确实贫困的时期。*
* 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可能很复杂。幸而劳工统计局一位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把注意力直接集中到他所说的“私人经济中普通工人”的社会保险和私人养老金问题上面。这份统计数字不包括高薪专业人员或管理人员的退休计划，也不包括公共部门——如军队、政府等等——的养老金。
主要的事实是，全部蓝领工人的半数左右都受雇于根本没有任何私人养老金计划的行业或工业部门。这些人往往是在没有组织工会的小工厂里，或从事不需要什么技术的工资最低的工作。因此，工人阶级的这一半也最不可能有什么储蓄。（一项估计是，这种储蓄只能提供工人一年生活所需的百分之十五。）[27]这样，他们就完全依靠每月的社会保险金支票来维持生活。
下面是工作过的工人在1971年领取的每星期基本社会保险金：
1971年每星期社会保险金**[28]
全部私人工业 制造业 建筑业 服务业 零售业
六十五岁退休的单身工人 56.60美元 51.85 54.02 44.77 39.05
六十五岁退休的夫妇二人 78.90美元 77.77 81.03 67.16 5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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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年底，经过投票进行改革以后，社会保险福利有所增进，但是得不到系统的资料。如果把通货膨胀考虑进去，这里的数字资料只有比实际情况稍低一些。
一个工厂工人和他的妻子每星期得到七十七美元，没有工会养老金计划的已婚建筑工人每星期得到八十一美元；对于很多人来说，靠这种收入水平来维持生活，甚至是难以想象的。
很多工人靠这种收入简直不能生活。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不得不继续工作，或者成为他们子女的负担。有些人依靠福利金来增加他们的社会保险金收入。如果房价还没有偿清，房子就没有了。他们的晚年往往消磨在租赁的带家具的房间和“住宅旅馆”里。这是一种使人沮喪的凄凉前景。
然而，过半数的就业男性工厂工人和建筑工人的工作场所是有私人养老金计划的，他们能够想象退休时的生活比这好得多。
但可悲的事实是，根据现行的法律，这些工人中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根本不能从他们养老金中拿到一分钱。每年都有几千工人突然发现，他们已经跟他们的救济金完全无关。用拉尔夫·纳德的话来说，私人养老金制度是“很多美国人所曾碰到过的最广泛的对消费者的欺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指出，许多批评家把私人养老金描述为一种“残忍的骗局”。[29]
试举一个在一座冷藏奶油仓库工作了三十二年的工人的事件为例。在他五十二岁即离他领取养老金最低年龄五十五岁还差三年的时候，公司关闭了这座仓库。他什么也没有拿到。阿纳孔达铜矿一个因公司缩减生产而遭殃的工人也有同样的遭遇。他四十八岁，工作了三十年，但他根本没有拿到养老金。
除了年龄和工龄的条件以外，养老金基金（无论是公司的还是工会的）既无保证又不受保护。如果企业破产或合并，基金中没有足够的钱。工人们就会丧失养老金。1963年史蒂倍克汽车公司破产时，四千名四十岁至六十岁的工人只拿到公司欠他们的款项的百分之十五。很多人根本没有拿到养老金。
这个单子无尽无休。一个寡妇在她丈夫死后没有从他的养老金计划里拿到遗族抚恤金，因为他是五十二岁而不是五十五岁。包括在一项工会养老金计划之內的一个工人被调出这个工会的管辖范围，他失去了他的养老金。一家大食品联号商店承认，从1950年以来，它的雇员有三分之二丧失了他们的救济金。一家电话公司估计，它的工人中有百分之七十失掉了他们的养老金，其中包括一些曾在那里工作了十五年的人。[30]
事实上，很可能的是，即使是包括在计划之內的工人多半也只能得到他们在增加工资时所牺牲的数额的一部分。这是在整个战后时期无耻地不顾工人的基本而简单的需要的最恶劣的事例之一。
最后，即使是对于那些在退休时确实既拿到社会保险金又拿到全额养老金的少数人来说，所得的结果充其量也是很平常的。下表列出九种对有三十年工龄的雇工的养老金计划，它代表各种不同的工业。
1971年私人养老金计划选[31]
公 司 三十年工龄雇工 每星期总收入——
每星期养老金收入 个人社会保险金平均数和
六十五岁的夫妇二人的养老金
阿摩尔公司 45美元 102美元
底特律爱迪生公司 58 115
福特汽车公司 45 103
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 16 73
国际造纸公司 39 96
纽约市木工工会 72 129
南部贝尔电话公司 40 97
美国钢铁公司 49 106
西部卡车司机（卡车 47 104
和仓库）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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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二人的总数可能比上面这些合在一起的数字高一些，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夫妇二人的社会保险金增加了。但与此同时，半数以上的美国工人将拿不到私人养老金。
对于很多年老的工人来说，退休实际上是恢复到他们作出极大牺牲以求避免的那种生活水平。许多美国工人在工作三、四十年以后，在同他们开始工作时的状况极其相似的状况下结束他们的工作。象失业一样，这一生活事实不仅只是影响年老退休的工人，而且也影响他的子女，以及每一个当他在美国的工厂或建筑工地做蓝领工作时考虑他的前途的人。
蓝领工人的其他“小额”优惠在其影响方面远远不那么深远，但也值得加以考察并把它同白领工人的这类福利作一比较。在工资照付的假期方面，办公室职工显然占有优势。
1970年适用工资照付的假期规定的人数百分比[32]
福 利 工厂工人 办公室职工
工作两年以上享有两星期或两 54％ 95％
星期以上的工资照付假期
工作十年以上享有三星期 66％ 81％
或三星期以上的假期
工作二十年以上享有四星期或 50％ 62％
四星期以上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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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两个星期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假期，难得有三个星期。他们的工资照付的节假日也比较少。工人平均享有七点一天，办公室职工享有八点四天。
另一方面，保健规定和保险赔偿费也不大相同。大多数在大工厂工作的工人享有由公司支付的住院治疗和外科手术保险的待遇。但是，象严重疾病医疗保险和工資照付的病假之类“更好的”福利，在办公室职工中间要比在工厂工人中间普遍得多。只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工厂工人由公司支付严重疾病医疗费用。而对于办公室的职工来说，这一比率是百分之四十五。至于病假，能拿到全部工資并且没有等待期的工厂工人只有百分之二十一；而办公室的职工则有百分之六十四。[33]美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不平等的固定型式在这里也是很明显的。然而，在象这样把注意力基本集中于研究工人阶级工作上的种种问题和不满情绪的时候，必然会不知不觉地产生一种曲解，必须加以纠正。这些情况和问题可能使人认为工厂工人的形象好象是郁抑寡欢的机器人——从来不在工作时发笑或面露笑容的傻瓜。例如，如果有人匆匆地巡视一个工厂，那就很容易认为情况就是如此。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和五十年代所说的“快乐工人”是同样的曲解。尽管存在着噪音和压力所经常造成的障碍，人们还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互相说笑，并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在需要协作的建筑业或其他工作中，友好合作一般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即使最坏的环境也无法制止工人寻找办法去“打破制度”。我的一个朋友和他的同伙一起在装配线上作调整车轮的工作，他们常常一面干活一面下棋，在每辆汽车之间的空隙走一步棋子。只有在一个工厂呆过几年的小说家，才能恰当地描述工人阶级生活的这一部分：友谊是怎样发展的，有些“秘密”活动——如把钱押在数字上的赌博（这是很普通的事情）——是怎样进行的。或者甚至是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如一个口信怎样会从一个人发出，经过三个人传过来，传到汽车工厂的另一部分，要求从下一辆雪佛莱牌汽车的发动机上拆下一些零件给他，因为他私人的汽车上需要那些零件。作为报答，在对方需要的时候，他提供火花塞。
但是，工厂工作这一“未被发现的”方面的最放纵的事例，大概是在一些大工厂的停车场上进行的卖淫活动。我所知道的一种情况是，女人们在午餐时间坐着一辆大众牌的篷车到来，然后在那天下班时间又回到那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类事情有点卑鄙肮脏，但同时也是一种疯狂的任性表现。尽管其中没有感情，那也是一种方式，宣告他不是机器人，也不是机器，而是一个人。
说明这一点，不过是想暗示一下时间仓促的考察所看不到的事情。正如我们在开头指出的那样，有许多情况和问题是共同的，但是要懂得这些问题和不满，唯一的办法是去了解各个工人和工人阶级的各项具体工作。
[1] 罗伯特．布劳纳《美国工业中的对工作疏远感和自由散漫》(Robert Blauner，Alienation and Freedom in American lndustry，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1964)一书是差不多十年前的旧书了，可是在有系统地对不同的工人阶级工作情况进行比较方面，它仍是最好的著作之一。它的唯一欠缺是没有包括机器操作这类工作。他的比较只限于印刷工人、纺织工人、汽车工人和化学工厂工人。
[2] 彼得．宾曾，《美国的白人城》(Peter Binzen，Whitetown，U．S．A．，Vintage，1970，New York)，第299页。
[3] 约翰．海恩斯，《新工人》，载《新世代》，1970年秋季号，第4页。
[4] 根据雷金纳德．卡特《非劳动活动相对于劳动活动来说不断增加的神话》一文中的资料，载《社会问題》，1970年夏季号，第60页。
[5] 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地区工资调查》，公报1660—91，第52页，表B-1。
[6] 贾德森．古丁，《装配线上蓝领工人的苦闷》，载《幸福》月刊，1970年7月，第71页。
[7] 海恩斯，前引文，第6页。值得指出的是，国际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工会的社会行动负责人所写的这篇论文即使在今天也是关于青年工人的最好短文。尽管它是在两年以前写出的，它是以在几处城市中实际直接访问资料为根据的少数论文之一。参阅约翰．麦古金，《仲裁人的好机会》，载《劳工法评论》，1971年10月。
[8] 这两处分析都来自威廉．H．利维，《工会车间代表的仲裁和反抗》，载《仲裁杂志》，1972年3月，第22—23页。
[9] 巴巴拉．加森，《洛兹城的机器破坏者》．载《哈泼斯》月刊，1972年6月，第68页。
[10] 海恩斯，前引文，第4—5页。
[11] 乔治．斯特劳斯，《工厂中变动着的力量均势》，载《劳资关系》，第1卷，第3号，1962年5月，第86—87页。
[12] 这四个事件的材料来源分别为：
弗兰克．沃利克，《美国工人：一个受危害的种类》(Frank Wallick．The American Worker：an Endangered Species，Ballantine Books New York，1972)，第157页。
霍默．比加特，《肺病问题来源于宾夕法尼亚州黑兹尔顿铍精炼厂的灾害》，载《纽约时报》，星期日版，1972年10月29日，第58页。
罗伯特．维尔，《受攻击的石棉》，载《新共和》杂志，1972年7月8日，第13—14页。
劳伦斯和奥尔特曼，《关于难于确诊的疾病，医生有大量工作要做》，载《纽约时报》，1972年3月20日，第43页。
[13] 拉尔夫．纳德，《疏怠的暴行》，载《民族》周刊，1969年2月10日，第44页。小费利克斯．贝莱尔，《美国劳工机构在安全问题上获胜》，载《纽约时报》，1972年4月16日。布伦丹和帕特里夏．塞克斯顿，《蓝领工人和硬帽工人》(Brendan and Parricia Sexton，Blue Collars and Hard Hats, Random-House，New York，1971)，第103页。
[14] 弗兰克．沃立克，前引书，第2、4、7、42页。
[15] 同上书，第53页。
[16] 同上。
[17] 《工人的赔偿金——救助受伤者》，载《新共和》杂志，1972年9月16日，第12—13页。
[18] 例如参阅约翰．莱格特和克劳德特．塞尔文卡，《再谈劳工统计》，载《社会》杂志，1972年11／12月，第99页，以及A．H．拉斯金，《失业——百分之六只是冰山的尖顶》，载《纽约时报》，1972年6月25日，第4组，第4页。关于保守主义者的看法，参阅詹姆斯．丹尼尔，《五百万失业者——多么大的危机》，载《读者文摘》，1972年6月。
[19] 安．M．扬和科普．米切洛蒂，《1970年度人口工作经验资料》，载《劳工每月评论》，1971年12月，第42页。
[20] 同上书，表4，第42页。
[21] 同上。
[22] 收入资料引自商务部现时人口报告，消费者收入，P—60辑，*80．第118页，表55。失业数字引自上述扬和米切洛蒂的论文。
[23] 肯尼思．拉森，《工人》(Kenneth Lasson, The Workers，Grossman，NewYork，1971)，第157、161页。
[24] 沃思．贝特曼和乔迪．艾伦，《收入维护，获得者和支付者》，载莱维坦编，《蓝领工人》，第307—14页。
[25] 引自《蓝领工人世界》，载《异议》杂志，1973年冬季号，第29页。
[26] 引自弗雷德．哈里斯，《蓝领工人的愤怒》，载莱维坦，前引书，第354页。
[27] 迈克尔．詹森，《美国的养老金制度——一千三百五十亿美元的问题》，载《星期六评论》，1972年4月8日，第42页。百分之五十这个数字见于例如罗伯特．D．保罗，《养老金是一个不会退休的问题》，载《纽约时报》，第3组，第14页，星期日版，1972年10月22日。
[28] 彼得．亨利，《有关收入的退休福利金的最近趋势》，载《劳工每月评论》，1972年6月，第14页。
[29] 《纳德把私人养老金制度叫作骗局》，载《纽约时报》，1972年5月25日，第65页，以及《保护养老金的新压力》，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1年10月11日，第40页。
[30] 这些事情见：
詹森，前引书，第43—45页。
拉尔夫．纳德，《养老金大骗局》，载《进步》杂志，1971年10月，第18—19页。
《私人养老金计划：国会考虑采取行动》，载《国会季刊》，1972年4月15日，第848页。
《保护养老金的新压力》，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0年l0月11日，第41页。
[31] 亨利，前引文，第17页，表6。
[32] 彼得．L．彼得曼，《城市工人的小额优惠》，载《劳工每月评论》，1971年11月，第42—43页。
[3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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