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第二章 背景
20世纪2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传播，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社会历史思想的融合。20年代早期，马克思主义尽管取得了一些与理论关系密切的重要进展，但是尚未对于中国的思想产生直接的影响：对于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概念的理解仍然是公式化的；少数一些人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运用于中国社会，但是他们都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概念的复杂性，来能掌握其最基本的理论假定。惟有在经过2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的发展，从而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问題的相关性之后，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兴趣才显著地高涨了起来。
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并不必然等于对共产主义政治诉求的接受。尽管承认阶级对立决定社会和政治结构这一基本假定的理论有效性是接受唯物主义理论公式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这种承认并不等于要献身于一种特定的政治策略甚至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变化模式。这一区分，不仅对于阐明理论自身的诉求，而且对于解释为什么从一个共同的起点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却引致了大相径庭的结论，都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的意见分歧的确是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塑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预设对于理论的制约是否到了预定理论分析的结论的程度。最初的关于中国社会的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正是尝试去反驳、而不是去支持共产主义的革命策略——这一策略是建立在中国社会是被近似于（如果不是完全等同）马克思在欧洲所发现的阶级分立所塑造这一假定之上。在20年代晚期，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清楚阐明中同社会问题方面所具有的功效，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系统所吸引，然而他们仍然反对未经修改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前提对以适用于中国的这一命题。
从传播的强度和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介入中国社会思想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1899年中国人第一次提及马克思[1]到20世纪最初的10年晚期，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是非常有限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政治与思想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从1918年到20年代中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平稳地上升。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较其对于中国思想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成长业已改变了其时的政治表达语言，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尚处于酝酿之期。第三阶段始于20年代中期的革命运动，它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众多中国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并为1927年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繁荣准备了基础。革命运动使得阶级冲突在中国由一个抽象的概念变为一个现实的具体问题，迫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全面地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有趣的是，在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其命运最低潮的几年中，马克思主义却浮现为中国社会思想中最有活力的潮流。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由于本研究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第一阶段无须过多地阐述。即使20世纪头十年那些对于社会主义感兴趣的激进分子确实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的历史观，他们也没有将这些知识用于他们关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激烈论战之中。当梁启超与同盟会理论家们辩论社会主义与中国的相关性时，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历史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2]。相反，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分析与中国并不十分相关[3]。不过，12年后，胡汉民，这位1905-1907年间同盟会的主要发言人，第一次运用唯物主义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分析：他对早期中国社会的“原始共产主义”解释，激起了第一次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思想所促发的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争[4]。
唯物史观即使在1918年之前就已进入中国的史学词汇表，它也没能对中国历史的概念化形成任何重要的影响。就思想的意义而言，它的起源应该回到1918年，在俄国革命的唤醒下，中国知识分子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第一次严肃的讨论;从此以后，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和兴趣均不断增长。尽管他们的知识仍然有赖于一些二手材料，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版物的大量增加依旧反映出他们新的兴趣所在。从20世纪头十年开始，直到20年代中期在苏联和欧洲受教育的学生开始承担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之前，日本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区别于其政治涵义）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一直发挥着中介的作用。一些唯物主义的主要文献即是从其日文译本转译为中文的；日文名字在关于唯物主义理论的解释性讨论以及中国学者的参考书目中都是至为显著的。其中最常碰到的名字无疑是河上肇——日本最多产的唯物主义理论家之一[5]。河上肇的译著，是其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一个重要来源;他对这些文本的解释也为众多的中国作者所接受。著作被译为中文的其他日本作者还有山川均（1880-1958）、栉田民藏（1874-1946）、桑木严翼（1885-1934）以及髙畠素之（1886-1928）——他是《资本论》日文版的译者[6]。
通过这些日本作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熟悉那些大致涵盖唯物史观正统思想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马克思最具说服力的历史理论论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以下简称《批导》）的序言，早在1920年《建设》发表的一篇河上肇的译文中就已出现了[7]。由于这是一篇河上肇认为特别重要的文献,它被收入许多河上肇被译为中文的文章中，同时也被印行于多种期刊上[8]。《建设》上的河上肇文章还大量引用了《资本论》里与历史相关的论述。曾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被部分译为中文的《共产党宣言》，这时也被全文翻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通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此文曾在1912年被部分地翻译过[9]）接触到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胡汉民在其1920年的《唯物史观批评的批评》一文中，广泛援引了《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工资、劳动和资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曰》《批导》《资本论》[10]。这些著作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论述中被反复提及，使得所有对马克思历史思想感兴趣的人都能接触到它们。
到20年代中期，唯物主义理论应用的实例和晚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唯物史观的论文也已经介绍入中国。1920年左右，恽代英翻译了卡尔·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戴季陶也依照日文译本转译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马克思资本论解说》为名发表在《建设》上[11]。王宜昌（他提供了大量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在此时的状况的信息）指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已在1925年左右译介入中国[12]。由于俄囯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对经典的注释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李又宁通过与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访谈发现，代表了苏联官方观点的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所著的《共产主义ABC》是此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的一个非常流行的来源[13]。与唯物主义理论尤其相关的是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它被瞿秋白以《社会科学概论》为名改编为中文[14]。波格丹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也在1925-1927年间部分地被译为中文，一些中国作者还试图将波氏的观点应用于中国，但是这本著作的影响直到1927年后才真正地发挥出来[15]。在《新青年》1926年5月号中，发表了对于卜克洛夫斯基的《俄国简史》的介绍，这是1927年之前少数的关于历史构成（historical formation）的讨论之一[16]。最后，有一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塞利格曼（E.R.A.Seligman）值得在此提及，他的《历史的经济学解释》（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为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丰富的唯物史观解释。
这些广泛的（也许是零碎的）选本传输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唯物主义理论的纲要性见解。与他们的前人比起来，20年代早期的中国作者，认识到了历史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并对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分析的暗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们的兴趣最初是在一种哲学的层次上表现出来。此时中国知识分子可以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材料使他们得以理解历史对于社会分析的中心性。前面所提及的河上肇的那篇文章，就是为了表明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的不可分离性，他在全文反复地强调这一点。栉田民藏的一篇文章，在审査了历史在马克思著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后，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唯物史观相起落”的总结[17]。中国作者中，在史学方面最多产的是李大钊。他不仅确定了史学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中心性，而且视唯物史观为马克思最为重要的思想贡献[18]。他指出，马克思，比任何人都更加紧密地将历史学与社会学融合在一起，并以此第一次展明了历史的自主性。在马克思之前，历史被限于对伟人和政治的研究、政洽和神学的关注统治着历史研究[19]。马克思指明了历史变化的社会根基，并将所有的社会生活现象包含于历史学之内。他诗意地描绘了唯物史观在证明生命之统一上的胜利——第一次通过给出真实的历史解释和将过去、现在、来来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承诺了人类的解放[20]。
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唯物史观的崭新的兴趣，也在用马克思主义视角来检视中国现实问题的直接的（也许也是短命的）努力中明显地表现出来。第一次明确声称是在马克思主义鼓舞下进行的历史分析，在俄国革命的余波中出现。1919年9月，《建设》发表了戴季陶的《从经济上观察中国底乱源》[21]。接下去的几个月中，《建设》又发表了胡汉民关于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宗族组织演进的两篇长文，这是这一时期将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历史的最具野心也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尝试[22]。李大钊发表于1920年的一篇文章将马克思主义分析应用于新近的中国思想变化[23]。以上这些论文基本穷尽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于中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尽管主旨分歧，作者们也大异其趣，但是这些将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历史分析的最初尝试仍有两个明显的共同点。首先,他们有选择性地使用马克思主义，自由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来源于其他原始资料的社会经济概念混合在一起。其次，他们主要聚焦于经济混乱和制度、思想变革之间的关系，而都绕过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最根本性的问题，特别是历史上的阶级关系的作用以及它们的结构表现——与特定阶级关系对应的社会结构。
对于概念的选择性的使用为以下这个疑问提供了一种解释——为什么这些作者在形式上都公开承认忠于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的理论分析并不容易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陈明了使用马克思的方法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危机的必要性，他援引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的论述以支持其特定的结论，但是他也主张将达尔文的方法与马克思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在他的思想大杂烩中，孙中山关于“生”的论述是最显著的——无论是在戴关于中国混乱的根源的解释上，还是他所提出的减轻苦难的救治之方中，都是如此[24]。到1920年已经明确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在其对概念的运用中，甚至表现得比戴季陶还要兼收并蓄：他自由地将马克思主义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孟德斯鸠和巴克（Buckle）的地理决定论混合在一起[25]。胡汉民也是如此。他清楚地表明其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支持，但是他的分析并不排除对其他社会学理论的使用。特别是在他关于家族的研究中，对于德国社会学家格洛斯（Ernst Gorsse）的依赖要更甚于马克思。他大量地应用得自19世纪晚期社会学理论的丰富见解，而只是程度轻微地（如果不是完全不）应用马克思主义[26]。
这些作者主要也并非对用中国社会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公式感兴趣，他们在唯物史观中寻求的毋宁说是对于统治着新文化思想布景的信念的证明。戴季陶聚焦于“民生”与秩序的关系，他的论文致力于证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代的中国，混乱（他将其等同于革命）产生于人民生计的不稳定，而这又是由自然灾难和无节制的苛刻剥削等极端情况而引发的财富分配过分不均所导致的[27]。李大钊的主要兴趣是在中国家族的命运，他和其他新文化知识分子都视家族为滋生和积存儒家思想价值的土壤。他的论文视父权家族为农业经济的衍生物；并预言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种家族类型将消失，儒学对于中国思想的支配地位也将与之俱殁。“经济变革是所有思想变革的原因”——这个理论前提代表了唯物主义对于李大钊的理论分析的影响程度[28]。
同样的理论前提也反映在胡汉民的论断“物质生产的方法的变革引发所有社会关系的变革”以及文化中思想与态度成分的变革[29]。胡汉民关于中国哲学和中国家庭演进的研究值得我们更详尽地加以讨论，这不仅因为其较其他分析复杂得多，而且因为其代表了唯物主义方法在中国历史分析中的第一次真正应用。不像戴季陶和李大钊的兴趣主要在当代社会，胡将其分析延伸到中国的历史；不像戴与李仅仅是提到了唯物史观，胡在其关于中国哲学的论文的序言中不仅明确地指明他接受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解释，而且提出了一个方法论的纲要，列举出那些他所认为的构成唯物主义方法本质的原则；相较戴、李二人，胡的分析对于经济变革与社会组织和哲学的相互关系的细节问题也要注意得多。然而不管怎样，胡的论文在主题及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因果律的理解上与戴、李的论文有很多的共同之处。他关于哲学的论文旨在表明：由于思想家转向寻求社会组织的新原则，不稳定的时期促发了思想的多样性；而由于思想家屈从于政治权威、思想让位于政治的急需，稳定时期则限制了思想的创造性[30]。他关于家族的论文认为，贯穿历史的血族关系组织的不同形式依靠的是占优势的经济体系所要求的劳动分工[31]。尽管胡的分析非常富于解释力和独创性，然而其解释并不特别地是马克思主义的。他关于社会变革产生于社会关系和经济变革导致的物质生产不和谐的论断，只是马克思有关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源泉并保证历史的进步这一理论前提的髙度稀释的表达形式。更重要的是，在强调经济作为历史变革的原动力时，胡的解释掩饰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最富于问题性的方面之一。由于忽略了这种关系的辩证性质，胡实际上否认了生产关系作为历史变革的源泉之一所发挥的独立作用。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这些早期的分析中，唯物史观呈现为建基于经济变革之上的进化论的一种理论变体。所以这些作者都强调经济对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稳定或变革的重要性；他们很少注意历史上的阶级关系问题，因而，也很少领会到有关马克思主义范畴在中国历史的运用中的困难。这种态度部分地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他们所能得到的马克思主义原始资料的解释；也标示出20年代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的局限。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前述那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尤其是《批导》序言熟悉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然而，他们公式化的措辞，使他们的思想带上了机械的甚至是图式化的性质[32]。施存统——这一时期较为活跃的马克思主义的著译者之一，他以下关于唯物史观基础的论述，给了我们一个其时所盛行的唯物主义理论气息的基本印象：
要讲唯物史观在中国底运用，非先了解唯物史观不可。唯物史观底要义，大要如左:(1)经济组织（生产及分配方法），是社会组织底基础，一切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精神的文化，都是筑在这个基础上面的“上部构造”。(2)社会底“物质的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的程度，就要同既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只有解决了这个冲突，社会才有进步。社会革命，为的是解决这个冲突。这个沖突解决了，经济的基础变动了，于是那些上部建筑也都跟着变动了。(3)一切精神的革命（不管是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根本原因，都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底冲突。人类因为要解决这个冲突，所以才发生了精神的革命。一切“危险思想”，都不过是经济事情底反映。(4)一切革命的阶级斗争（不论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其根本原因，都源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底冲突。人类越是意识了这个冲突，越努力阶级斗争，也就越能早一天解决这个冲突。(5)一切问题，只有具备了，“物质的条件”时，才能够解决
[33]。
这种按部就班的教科书式的方法，令人想起胡汉民的唯物主义方法的纲要。它建立起严格的因果关系层次,取消了在唯物史观中提供历史发展驱动力的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张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了社会作为一个在发展的辩证法中与经济具有同等地位的成分的重要性[34]，但是唯物史观最吸引他们的特色似乎是“历史的经济解释”。在对于经济方式的社会表现的描绘中，他们很少提及阶级关系，而是更经常地使用“社会组织”这个更宽泛的词——它虽并不必然将“阶级”排除在外，但是也没有对于“阶级”在历史发展动力中的首要作用给予任何的提示。
这种态度反映了中国人乃是通过他们所能得到的二手（通过日文翻译再转译而来）资料对于唯物史观作出阐释。河上肇虽然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有所认同，但是他几乎完全忽略了历史发展中社会关系的作用，而主要聚焦于生产力（他将其等同于技术）的起因性的作用[35]。即使在他明白地讨论生产关系时，也仅仅是抽象地提及“社会组织”，他仔细地论及生产关系是否包括讯息（Communication）、交换和分配，而只字未提阶级[36]。日本的评论家指责河上肇对于社会关系缺乏注意。一位研究日本思想的西方史学家则意味深长地指出：河上肇有关历史发展的方法更接近塞利格曼，而非马克思[37]。同样的倾向也反映在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此时中国人能获得的唯一的一本源于欧洲的正式的马克思主义专著）对历史发展动力的处理中。瞿秋白对于此书的中文改编本——《社会科学概论》甚至更为强烈地声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工具史观”支配了瞿的全书，书中展现了一种完全基于技术积累的历史发展模式，而这种积累是通过劳动推动生产力发展而达致的[38]。
这些著作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唯物史观只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进化论的一种形式,而且不少中国作者本身也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和进化论之间的对应[39]。他们很少意识到唯物史观和强调经济的社会基础的19世纪下半叶欧洲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不同[40]。然而，在将唯物史观简化为其经济成分方面走得最远的是塞利格曼的著作。塞利格曼对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影响的直接证据只在一位重要的马 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身上可以找到（此时李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不过这时的许多中国论者所釆用的方法都让人想起塞利格曼的唯物史观观点[41]。李大钊对于唯物史观的评价 几乎完全得自塞利格曼的《历史的经济解释》。塞利格曼不仅贬低了阶级分析在唯物史观中的重要性，他甚至将马克思身兼社会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这一事实视为一种巧合[42]。在他看来，马克思最大的贡献在于构想出一套关于社会组织的整体观点，并将经济作为其基础的驱动力。在塞利格曼的著作中，马克思是一个杰出的历史方法的倡导者，这种方法注入了19世纪下半叶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学[43]。这些看法 受到了李大钊的呼应，他甚至赞同塞利格曼，认为“历史的经济解释”比流行的“唯物史观”更好地描述了马克思的理论，并认为后者未能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其他的有关社会的唯物主义解释区分 开来[44]。尽管李大钊在形式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学解释的重要性，但是他并未详细论述在其论述和上文刚刚讨论过的分析中发挥着历史推进力作用的社会机制。
即使可获得的文本资料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经济的进化论，但显然并不是因为缺乏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概念的了解，才使得诸如李大钊、戴季陶、胡汉民这类的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对阶级的分析。1927年之后那些最初转向历史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在理论复杂性的把握上要更全面一些，也并不比这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熟识方面要强多少。李大钊是此时共产党的一位领袖，在党内，阶级斗争有可能就是日常争论的问题之一。胡汉民和戴季陶则属于20年代早期最见多识广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列。在此，通过分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使用我们不难得知：阶级只不过不是当时的议题——这也能从当时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得到证实。在这方面，当时论者对于胡汉民研究的反应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性的见解。
和戴季陶一样，胡汉民在其文中提及阶级，只是要否定阶级冲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资料[45]。胡的这一论述本身影响深远，因为它为20年代晚期国民党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历史分析描绘了一个基本假定。胡并没有详细阐述他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阶级冲突的理由；不过更有意思的是，当时他的论述在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中并没有引发任何有意义的回应，而1927年之后国民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类似的论述却在很大程度上触发了“社会史论战”。胡汉民的文章引起的唯一反应是胡适给《建设》编辑的一封信，批评胡汉民未经怀疑就肯定作为周代经济基础的并田制的存在[46]。胡适质疑与井田有关的历史资料的真实性，并将其归为孟子的乌托邦式的想像。胡汉民和匆忙投入辩论的国民党理论家们，以类似井田的制度在汉代早期仍是典型的这一论据为基础试图进行反驳。然而，他们对胡汉民论点的经验基础的并不太成功的辩护，却凸显出胡的论点就其社会学有效性而言是暗淡的[47]。在随后的所谓“井田之辩论”中，辩论基本上是在胡适所设定的框架内进行；从更广泛的意义而言，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关注点——对于既有传统的准确性的质疑——所设定的框架内进行。而不出十年，当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现了历史资料的意识形态涵义的时候，论争的基调就改变了：这回轮到胡适要去证明井田制与历史事实无关，证明井田制并非对过往社会制度的缅怀，而只是一套乌托邦式的梦想了。
如果不算致力于捍卫共产主义的政治小册子，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唯物史观中寻求的，是对于支配新文化运动思想布景的那些问题的解答。这时所产生的政治分析很少包含社会分析的成分，更多的是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入侵下的非欧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政治组织的观点搬到中国来，以捍卫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组织，并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的社会主义者（参见第三章）[48]。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也都忙于当时的思想急务——思想变化与物质变化的关系、唯意志论与决定论、道德的性质、氏族组织的基础——这些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议题，使得其时对历史上的社会构成和阶级关系的稀疏兴趣黯然失色。中国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中发现了对于思想、价值和社会组织的功能性的解释，它加强了新文化运动所认为的传统价值与制度在当代中国无效的理论表述。新的出发点以跨历史的诉求来拒斥中国传统，这比起以源于西方价值的名义对于中国传统的自由主义式的攻击，要显得更为合理和更具确定性——通过辩论传统的史实性（historicity），唯物主义的观点使得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成为多余。马克思主义论者将传统的价值与制度交付给社会的上层建筑，并预言当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取代旧的经济结构时，传统的价值与制度就会“自然地”灭亡。他们认为价值代表了特定的社会历史需要对于精神生活的投射；当生活的物质基础改变时，旧的价值就失去了它们的作用，向更适合新社会的物质生计的价值让步[49]。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的影响，是通过规定出一个经济维度的社会进化，巩固并丰富了其时盛行的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变革观。
同时，在将历史和社会的沉重感引入关于社会变革的对话方面，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又代表着对新文化运动思想的一种背离。这种沉重感在当时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著述中是找不到的。当诸如李大钊、胡汉民等马克思主义者不太情愿地接受唯物史观的确定性的暗示时，他们的论点已经含蓄地挑战了新文化运动所认为的通过大众启蒙可以达致社会变革的信念[50]。如果传统社会的灭亡最终取决于经济的变革，那么一个新社会的创生同样要等待物质条件的变化，并不能如新文化运动的自由主义者所表明的那样，可以单独通过教育的手段来达到。唯物主义将历史与物质的因素是社会变革的先决和制约条件这一意识引入政治话语，这在此后10年间变得越发明显。
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社会政治、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20年代中期，当城市的群众运动呈现出一种激进的性质时，中国社会的革命化进程变得日益明显，这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变革的思想的再定位。关于社会和社会问题的著作的突然增长，是此时中国思想所发生的社会学转向的最明显的表征。自由主义社会学家也加入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一起揭露中国社会的腐朽与堕落。他们认为，如果这种现状维持不变，将中国社会维系在一起的脆弱的纽带就会突然折断。尽管自由主义者不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视社会矛盾为一种必须铲除的罪恶，而是视之为普遍的社会解放的一种先兆；然而他们对于“社会”这一意识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传播贡献良多。在20年代政治岁月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较他们的前辈更为关心社会的变革，其结果，与马克思主义的要旨也更为合拍。正是通过这一代人，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了中国社会思想。
推进新一代中国激进主义者前进的基本问题，已经被其世纪之交一代的前辈所阐发过了——如何将中国建构为一个民族国家，如果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中国问题”。然而，这一代与其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问题的深度的认识。如果就图式化这一点来说，第一代的激进变革者专注于政治制度问题，第二代关注继承传统的价值问题，第三代则将目光投向了解决所有其他问题的社会的深层结构（substructure）[51]。此前的激进主义者苦恼于“中国性”（Chineseness）的抛弃本土传统的涵义，政治论争亦围绕变革在制度和思想价值方面的结果而展开。新的一代，在即将来临的岁月中，吸收了胜利的现代派的论点，将对于传统或民族认同的关注贬抑到第二位，而转向寻找以往改变中国的努力之所以失败的潜在的社会原因[52]。通过20年代中期的总体的社会动员，“社会问题”成为中心关注点，中国知识界对于社会和社会力量的意识大大提高了。这一建立在政治辩论基础上的转变，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作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政治现实与思想关注点的出现，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副产品。这并不等于说早前的激进主义者完全忽略了政治变革的社会向度。无政府主义者在20世纪最初10年就已经开始坚持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尽管其时社会变革并非政治的一个方面而是一个代替物[53]。与此同时，梁启超与同盟会的革命者辩论“社会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辩论的乃是远景纲要而非当下的现实问题，而且双方都同意中国当时并没有急需注意的社会问题[54]。讽刺的是，那些坚持个人自由对社会的优先性的新文化运动思想家，恰恰也表明了“社会问题”的重要性。新文化运动的要旨，是认为在国家政治组织的任何有意义的、持久的变革得以取得之前，民众的思想必须先改变[55]。它为自己设定了通过教育创造一代新的自由青年的首要任务。对于传统价值的质疑使得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无情地将目标指向那些使其永续相传的传统社会组织。对于新知识分子而言，最关注的社会问题就是传统的家族组织以及妇女社会地位这两个与靑年解放息息相关的问题。然而，即使是这些有限的关注，也产生了一个更强烈的改变社会制度的需要意识。决非偶然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自由主义者和其后的共产主义者，欢呼1917年俄国革命是全球社会革命这一未来潮流的先兆[56]。这一发展也成为1919年之后知识分子冲突的潜在根源，造成了那些继续坚持思想优先性以达到有限的社会变革的知识分子和那些逐渐转向社会变革的直接实现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分裂[57]。
当城市的群众运动将一种社会意识逼入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思考时，总体社会问题对于政治问题的相关性日益明显，而且社会问题呈现出一种更大的范围和更为强烈的迫切性。社会动员增强了那些宁愿采取急速的社会革命手段、反对通过教育进行渐进变革的人的力量。群众运动随着五四运动而兴起，尤其是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后快速发展，改变了中国政治的性质和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变革的概念化认识[58]。此后，中国政治的支配范式是社会学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均同意政治变革需视社会变革的情况而定，并将社会作为他们政治分析的共同的出发点[59]。
新的观点反映在对于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兴趣的高涨，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西方学者和中国的社会工作者共享了这一思想旨趣。1925年之后，关于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的课程进入大学甚至是中学的课程设 置[60]。政府性机构和新兴的社会学组织开展了深入的社会调査，这不仅提供了关于中国社会的具体资料，而且揭示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度[61]。同时,社会学书籍和文献的出版也繁荣起来。一位当时的作者Y.T.吴,将“所谓新兴社会科学出版物的增长”描述为“1925五卅事件后最显著的潮流”[62]。新潮流在20年代晚期达到其高峰。吴注意到，“在1928年春至1930年夏出版的近400本新书中，80%是译著，20%是本土著作，70%是关于社会科学的书，20%是通论或文学性的书诸如小说、诗歌、小品文等等”[63]。张静庐在其晚近关于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1929年是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64]。
对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革命态势的反应。因而，并不奇怪的是，当革命运动深化时，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有一个相应的左转，这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对于其自由主义竞争者的吸引力。此时对于社会问题的两种明显不同的态度，可以视为是对胡适与李大钊“问题与主义”辩论[65]中所首次清晰阐明的两种立场的延伸。在自由的实证主义者看来，社会问题是一系列个别的问题，这也是胡适在辩论中的立场[66]。解决之道也与自由主义在学理上的癖好相一致——提倡遵循政府，以渐进的、纠错的（corrective）措施舒缓问题的社会学分析[67]。激进主义者则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视为中国社会构成中基础性、结构性衰弱的表现，并主张以革命的方式进行整体性的社会变革。在1925-1927年间，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被激进主义的解决方案所吸引，这一趋向在1927年之后甚至更为显著。李欧梵在论述这一时期的文学运动时写道：“当革命处于其最低潮时，左派作家却开始大声疾呼革命文学的诉求[68]。”这一时期的总体思想布景也是如此。1927年国民党右转，大肆镇压革命活动，反而增强了知识分子对于革命问题的兴趣,这在左派出版物的大量增长中清楚地表现出来[69]。当对于革命急速失败的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转向支持左派的思想运动诸如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转向对于革命失败原因的探究。1927年的诸多事件使得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失去了权威性，却丝毫没有减弱对于那些曾经在1925-1927年之间使得革命生气勃勃并动员起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革命目标的热忱信奉。吴这样描绘当时盛行的情绪：
这时社会的思想氛围开始发生变化。社会问题开始成为最前沿的问题，并支配着学生们的思考和见解。这种社会问题，并非家庭、两性关系、识字率、毒品、或是某些过时的风俗的复兴这些学生们一度强烈关心的问题，而是社会的根本性重建问题。一些次要的问题依然吸引着人们的注意，不过是以一种相当不同的方式——重点是在于整体的社会结构的变革，而非在旧的框架之内的小修小补
[70]。
对于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决方案，预设了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融合于一个结构性的整体中，与此时的思想风潮的总体倾向更为合拍。当社会冲突的威胁驱使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更接近保守主义的立场时，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也失去了其可信性；保守主义领袖们对于革命的背叛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关于政治斗争与社会斗争不可分离的观点[71]。
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传播促成了社会问题和社会变革重要性的意识的深化，现在社会学则提供了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可以引起广大群众关注的媒介。唯物史观是这时中国大学的社会学课程中最重要的三大潮流之一[72]。马克思主义的假定和概念弥漫于社会分析之中，以致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思想”（或“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之间、在“社会史”和“唯物史观"之间，很少加以区分[73]。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在1927年抱怨当时普遍地将社会学混同于社会主义。吴在1931年的文章中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74]。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简单地被视为社会学的著作而出版，宣扬结构性的大变革的必要性，以之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75]。根据吴的报告，1928-1930年间出版的5/7的社会科学著作（或是总共出版的400本著作中的一半）“或多或少与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论有关系”[76]。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根据郭湛波所言：1928-1935年之间，马克思主义或辩证唯物论（郭自己一般用这一术语），成为中国思想的决定性的特征[77]。
尽管二手的翻译继续在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中占一个重要的位置，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日益上涨的兴趣激起了想要直接了解马克思著作的渴望,这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复杂性的理解比过往任何时候都要精密得多。很难说1927年之前的共产主义趋向在多大程度上为1927年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流行铺平了道路。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在1925-1927年间参加革命运动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那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时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并没有一个坚实的掌握[78]。在1927年之前那些满怀自信的岁月中，很少有知识分子表现出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的兴趣，更少有人能够掌握足够的从事理论探究的理论知识。直到1928年，大多数的激进主义者似乎仍满足于依靠俄国领导人或是日本中介来获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就如他们依靠俄国人的社会分析来阐发他们的革命策略一样。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对于那些不能阅读外语的人仍然是难以企及的。一个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获得的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汇编统计表明：1927年之前列宁和斯大林的中译著数量超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79]。而且，这些译本往往处理得很差，偏见强；而在编译者的选辑中普遍反映了译者的一时之兴或是个人倾向[80]。1927年之后，这一状况戏剧性地改变了：如果说早前知识分子是被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所吸引，对于马克思主义仅有一点极为细微的知哓的话，那么现在——许多人宣布与共产主义的政治方针断绝关系，却将马克思主义奉为其思想指针。如注释[79]所列表显示的，1927年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的中译著数量急剧地增长。到1937年，所有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欧洲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的重要著作，都已被译为中文，有的还不止一个版本[81]。
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社会的分析时，这个时期也见证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成熟，并逐渐从对苏联的依赖中解脱出来。对于俄国马克思主义讨论的兴趣在30年代仍在继续上升，然而这已经不是出于一种盲目追随俄国领导人的意愿，而是出于一种批判性态度（critical attitude）——这种批判性态度在1927年之前是缺少的[82]。对于导致中国共产主义在1927年灾难性失败的共产国际策略的失望，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同时代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寻求自主性的潮流，而且唤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回到理论源头去的强烈愿望。既已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杂性，中国人现在显然不愿意在苏联领导的指令面前弯腰，他们甚至运用他们最新获得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来挑战莫斯科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官方版本。
同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清楚地阐述了唯物史观与类似的社会学理论的区别。与他们的前辈相比，20年代晚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问题非常敏感，尤其重要的是阶级问题。尽管早期的作者对于中国的阶级问题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但是1925年之后社会冲突作为中国政治特征的出现迫使中国激进主义者表明对这一问题的立场。1927年的政治危机更使其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正是在那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早前舶来的口号，开始对中国社会结构进行认真的分析。这种影响，在由对中国革命的不同看法所引发的政治冲突扩散以至于公开化时，波及整个中国思想界。随之而来的所谓“社会史论战”，是未来10年中国最激动人心的思想现象[83]。论战所产生的骚动表明了其所讨论的问题的迫切性[84]。社会史论战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的兴趣；反过来，它又强化广这种兴趣及其提出的问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成熟。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社会史论战的起源
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是我们上述讨论的新背景的产物[85]。论战的参与者，除一两个例外，都生于1900-1910年间；参加论战时处于20-30岁之间；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孩子；当1919年五四运动之时，他们处在青春期早期（他们中至少有1人还没有到10岁[86]）至上大学的年龄之间。一些观察者强调了他们的青年时代对于其思想与政治信仰的心理上的暗示[87]。然而，正如所有的心理学化约论一样，这一看法忽视了塑造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理解力与教育训练的社会学因素。如果我们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而非孤立的个人，那么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们代表了中国第三代的激进主义者和受1915年之后新文化运动所提供的思想食粮滋养所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88]。他们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成名的那一代人的后继者，这些思想运动为他们提供了出发点。随着1925-1927年的群众动员而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则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陶希圣这样表达了这些运动对其生涯的影响：
五四运动对于中国一般青年知识分子，唤起了个人的觉醒。各种社会思想和政治学说在学生大众中如风起云涌，并行不悖。也许在一个青年，对家族与婚姻问题有深切的关系。社会问题的主流的劳工问题亦渐从知识分子的空想转入社会的实际生活。劳工问题是社会与政治的连锁。五卅事件就是这一把锁的钥匙。
五卅事件不仅是从青年知识分子的个人觉醒到城市劳工群众的社会觉醒的一个关键，并且是中国革命从广州的政治思想中心发展到上海使其成为社会思想与劳工运动中心的一个枢纽。
民国八年，我在学生时期，参加了北京的五四运动。十四年，我在自由职业者时期，遭遇了上海的五卅事件。这两个事件对于我的学业、思想与生活都有重大影响，也是自然和必然的事
[89]。
严灵峰以一种更为个人的情绪，回忆了当时他是如何为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所深深铭刻，最后决定转向社会科学的研究。为了这个目标，他来到了广州—五卅事件之后的革命圣地，随后又去了莫斯科[90]。实际上,在1925-1927年间，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以某种身份参加了革命运动，先在广州，后随着北伐来到武汉——革命政府的所在地[91]。对于他们中的多数人而言，对于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是与中国革命中社会革命局面的陡然激烈化相同步的。在他们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身处五四之后的思想与政治潮流，如陶希圣所自认的，对于塑造他们的政治和历史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也许是难以言喻的）经历[92]。
当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在1927年之后转向历史的写作时，他们并不是作为职业的历史学家，而是在历史中寻找革命实践问题答案的革命者[93]。社会史论战起源于1927年统一战线内部因党际与党内的分野而爆发的革命策略冲突。对于政治上的分崩离析的最初反应，就是各方都清楚地表明此前被纳入统一战线的肤浅口号之下的彼此分歧的革命目标与策略。国民党内的异见者和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死局，希望通过揭示革命失败原因来使革命复兴。何干之在1937年指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是在中国民族解放暂时停顿后才出现的[94]。”论战的参与者直率地承认，使革命获得新生是他们的主要目标。陶希圣——他的历史解释对于论战问题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一书的引言中号召对国民革命做事后的“回想”，以便战胜革命运动所面临的障碍[95]。王宜昌——论战的参与者之一，同时也是第一个记述论战历史的人，当他将1928-1930年称为中国社会史演进中的“回想时期”时，基本上是认可了陶希圣的这种态度[96]。对于革命目标的专注继续存在于社会史论战演进的后一阶段——按照王宜昌的看法，社会史论战大概进入了其“科学的” 或“研究的”阶段[97]。《读书杂志》主编王礼锡，在其对于论战的导论性的文章中宣布，找到正确的革命策略仍然是《读书杂志》发起社会史论战首要的目标：“现在是盲目的革命已经碰壁，而革命的潜力又不可以消泯于暴力的镇压之下，正需要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正确的革命新途径的时候[98]。” 王礼锡在此所指的理论就是社会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分析。
这些持异见者以社会学的术语解释了革命的失败：由于革命的领导人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社会力量的结构，以致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导致他们一直想要铲除的反革命势力在革命运动中成功地窃取了权力、颠覆了革命的目标。他们也以当代社会分析的形式抛出了自己关于革命策略的替代性方案。在他们的理论假定之下，当代社会问题提供了联结革命与历史的纽带。王礼锡在总结其陈述时如此论断：只有在确定中国社会已经达到的历史阶段之后才能形成一个政治的革命理论。许多在1928-1930年论战开始阶段问世的著作，都毫不掩饰地将上溯至中国有史之初的历史讨论和据称是源于其历史分析的挽救革命的良方混合在一起[99]。1937年，何干之在对于社会史论战目的的描述中提出了以下这个全面的（也许是有历史倾向的）将革命、现在和过去联系在一起的看法：
社会史、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可说是关于一个问题的多方面的探讨。为着彻底认清目下的中国社会，决定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迫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的论战，正是这种认识过去、现在与追求未来的准备工夫。这一场论争所关涉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由目前的中国说起，说到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再说到中国封建制的历史，又由封建制说到奴隶制，再说到亚细亚生产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决定未来方向而生出彻底清算过去和现在的要求
[100]。
即使在他们影响政治事件的能力消失之后，这些持不同政见的革命者仍然继续进行着关于革命的辩论。这种通过历史研究探求革命的正确策略的持之不懈的努力，最迟到1933年，就已经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讨论与中国历史学中的其他潮流区别开来。
各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在关于历史的论战中寻找支持自己立场的观点，并试图在革命运动中寻求意识形态霸权的获得。其中一些人以后见之明欢呼其历史解释的胜利，并声称它为一种革命策略战胜对手并获取政治的最终胜利准备了基础：
尽管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工作者）对于历史上某些朝代的社会性质的估计往往有出入，它表现存在着片面性或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论点；但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给伪马克思主义流派以致命打击，进行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艰苦工作，则是一致的。他们无情地揭破“新生命”派、托派是沾（玷）污“史的唯物论”的“冒牌的唯物论者”，揭破他们“混淆大众听闻...的卑鄙可耻企图”。...到民族抗日战争的前夜，“新生命”派、托洛斯基派在中国人民面前，名声也都很臭了，“波格丹诺夫主义”、“托洛斯基主义”和“新生命”派、托洛斯基派都成了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
[101]。
其他一些人，因为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最终结果不满，认为社会史论战是导致他们失败的原因。郑学稼在其1965年的研究中指出，社会史论战暴露了马克思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是很差的，要不是抗日战争爆发，它本该摧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受欢迎程度[102]。另一位台湾学者徐文珊，同意郑学稼关于社会史论战是五四的民族虚无主义的一种延伸的看法，但是赋予其更为灾难性的后果：
（世界大通以后，学术也相通了。西方历史学术风气亦随之而来。）于是我国史学界也有些人跟他们大讲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又接着什么唯物史观，唯心史观...等等也来了。不管事实上是不是那么回亊，跟人家乱讲一阵就是了。结果不仅歪曲了亊实，也害苦了国家...
[103]
对于当时这些关于中国历史的不同解释，我们很难言其孰胜孰败。显然，那些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的最透彻最富于洞见的解释的人很难、也并没有从他们的分析中得出获胜的结论；那些最终获胜的革命策略，也并没有被最令人满意的历史分析（有别于革命分析）所支持。更准确地说，一旦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替代性的革命策略与历史分析就变得不相关了：是政治上的胜利者自己，选择那些与他们所认为的自己的历史成就最为符合的历史解释，作为史学领域的胜利者。
在将社会史论战与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并指出其对于中国思想的影响上，以上这些论者无疑是对的：通过使社会革命问题在30年代的中国思想中持续地存在，社会史论战导致了激进主义长期存留于中国知识分子心中。这些论者言过其实的是论战对于革命最终所釆取的道路的实践意义。将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结果规限于思想活动的领域里无疑是太过简单化了。显然，思想的命运是与基础的社会变革与冲突的结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史论战更为确实的长远影响还是在于思想领域，尤其是历史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在努力使自己的政治信仰合理化的过程中，超出了直接的革命问题的范围。尽管对于不同革命观点的信奉依旧渲染着其历史分析，但是到30年代早期社会史论战的影响达到顶峰时，历史自身已经成为了辩论的一个主题。随着这场论战，一种新的史学观进入了中国人的思想，并对他们的历史观念产生了不可改变的影响。
[1] M.Bernal（伯纳尔）,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1907年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潮》）（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6）,p.37.
[2] Li Yu-ning（李又宁）,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to China（《社会主义之传入中国》）（New York:Columbia East Asian Institute,1971）,p.21.
[3] 关于这些讨论参见上注以及Bernal（伯纳尔）前引书第七章以及R.Scalapino and H.Schiffrin（斯卡拉皮诺和史扶林）,"Early Socialist Current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中国革命运动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6(1957):pp.321-342.
[4] 关于井田制的争论。参见本书第五章。
[5] 此时，河上肇自己也才刚刚转向马克思主义。尽管他的著作展现出对于唯物主义理论问题的知晓，但是他的解释却缺乏深度。一位传记作者甚至质疑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程度。参见G.Bernstein（伯恩斯坦）,"Kawakami Hajime:A Japanese Marxist in Search of the Way"（《河上肇：寻求道路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载B.Silberman and H.Harootunian(eds.)（西贝曼和哈魯特年编）,Japan in Crisis（《危机中的曰本》）（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p.89.
[6] 这些文章大部分都发表在一些并不一定是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期刊上，其中比较集中的有《新青年》《东方杂志》和《学艺》。
[7] 河上肇，《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载《建设》2卷6期（1920年8月1日），页1151-1171。
[8] 例如可以参看《经济学批评序中之唯物史观》，载于《学艺》4卷1期（1922年7月）。
[9] 发表于《新世界》，参见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442。
[10] 《建设》1卷5期（1919年12月1曰），重印于胡汉民的著作《唯物史观与伦理底研究》（上海，1925）。
[11] 《建设》1卷4、5、6期（1919年11、12月，1920年1月）和2卷2、3、5期（1920年3、4、6月）。
[12]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载于《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页19。
[13] Li Yu-ning（李又宁）,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to China（《社会主义之传入中国》）,p.110.我所见的最早的涉及这本书的记录是在《新靑年》9卷5期（1921年9月1日）的一个广告上。
[14] N.Bukharin（布哈林）,Historical Materialism（《历史唯物主义》）（New York:Russell and Russell,1965）.
[15]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页19-20。
[16]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观》，王伊维译，载于《新青年》季刊（《新青年》月刊的后继者）。值得注意的是译者简单地视卜克洛夫斯基的观点为“马克思主义的”。20年代中期关于社会结构的其他讨论还有：周佛海，《生产方法之历史的考察》（乃是H.M.Hyndman的Scoialist Econimics第一章的译本），载于《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1日）；蒋光赤（慈），《经济形式与社会关系之变迁》，载于《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曰）。
[17] 《唯物史观在马克思学上底地位》，施存统译，《东方杂志》第19卷第11期（1922年6月10日），页33-46。引文见页46。
[18] 李大钊在其多篇文章中都讨论了这一问题，最早也是最直接的一篇是《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载于《新青年》8卷4期，页515-520。
[19] 载于同上注所引期刊，页517。
[20] 载于同上注所引期刊，页518。
[21] 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底乱源》，载于《建设》1卷2期（1919年9月1日），页1-19。
[22] 胡汉民，《中国哲学之唯物底研究》，载于《建设》1卷3期（1919年10月1曰），页513-543和1卷4期（1919年11月1日），页655-691；《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载于《建设》2卷4期（1920年5月1日），页731-777。
[23]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之原因》，载于《新青年》7卷2期（1920年1月1日）。此处参考的乃是后收入其文的《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页295-302。
[24] 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底乱源》，载于本章注[21]所引期刊，页11；亦可参见页1与页6。
[25] 李大钊在从中国社会的农业基础解释家族的力量时，他反过来将之归因于中国处于“南方气候带”；同理，他认为，中国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这消弭了阶级斗争的需要。他用严复关于静态与动态文化的区分来比照东方与西方文明。关于严复的区分,参见Benjamin Schwartz（史华慈）,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26] 胡汉民参考的是格洛斯（Ernst Grosse）1896年出版的Die Formen der Familie und die Formen der Wirtschaft。他将格氏关于宗族演进的分类运用为四种历史形式，参见《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载于本章注[22]所引期刊，页741。这篇文章还提及恩格斯、华德（Howard）、维士德马力（Westermaarck）、士他尔奇（Starcke）、麦连拿（Mclennan）、摩尔根（L.H.Morgan）、鲁伯克（J.Lubbock）、休摩拉（G.Schmoller）等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仅有轻微的马克思主义倾向。
[27] 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囯底乱源》，载于本章注[21]所引期刊，页10。
[28]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之原因》，载于本章注[23]所引期刊，页296。
[29] 胡汉民，《中国哲学之唯物底研究》，载于《建设》1卷3期，页513-514。
[30] 载于同上注所引期刊，页514。
[31] 胡汉民，《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载于本章注[22]所引期刊，页741-755。
[32] “公式”这一术语事实上被用于此时的许多理论讨论，这很可能是受到了河上肇的影响，他经常使用这一术语（请注意注[8]所引的文章）。至于一个中国作者（他的观点建基于河上肇的论点之上）对于“公式”所作的方法论硏究，参见高一涵，《唯物史观底解释》，载于《社会科学》季刊2卷4期（1924年7-9月），页473-487。
[33] 施存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靑年社，1922），页429-430。
[34] 这一区分仍是由河上肇在《建设》的中译文中所作出并进而加以反对的，不过河上肇在该文中忽视了社会的问题。另外一个例子可以参见山川均，《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载于《新青年》3卷1期（1921年5月1日），页7-10。
[35] 《唯物史观中所谓“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问题》，载于《学艺》4卷3期（1922年9月1日），页1一18，尤其是页12。
[36] 载于同上注所引期刊，页15-18。
[37] Gino Piovesana（皮尔维萨纳）, Recent Japa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1862-1962（《晚近日本哲学思想》）（Tokyo:Enderle Bookstore,1963）,p.171.
[38] 参见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和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上海，1949，页17-19，尤其是图表部分）。
[39] 髙一涵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描述成进化论，参见《唯物史观底解释》，页481。瞿秋白的书也给人同样的印象，布哈林自己也承认革命并非变革所必然需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第8章）。革命者拒绝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进化论，但他们视进化论为唯物史观另一内容，而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是略有区别的。参见蔡和森和陈独秀在《新靑年》上的通信，载于《新靑年》9卷4期，页555-560。蔡表示马克思综合了“进化 和革命”。有趣的是蔡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成分而分离开来，这使人联想起塞利格曼的区分。
[40] 此前讨论的关于唯物史观的应用都是如此。
[41] Edwin R.A.Seligman,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历史的经济解释》）（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4;first published in 1902）.
[42] 同上书，页108-109。
[43] 同上书，第2部分第6章。亦可参看第1部分，塞利格曼将唯物主义简单地视为一种社会学的新思潮，马克思主义仅是其中一个，纵然是最强有力的一个代表。
[44]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载于本章注[18]所引期刊，页515。
[45] 胡汉民，《中国哲学之唯物底研究》，载于《建设》1卷4期，页657。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底乱源》，载于本章注[21]所引期刊，页10。
[46] 载于《建设》2卷1期（1920年2月1日），页1-4。
[47] 关于这一论争，参见《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载于《建设》2卷1期（1920年2月1日），页149-176；2卷2期（1920年3月1日），页241-250；2卷5期（1920年6月1日），页877-914。
[48] 这些论文结集出版为《社会主义讨论集》。
[49] 参见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载《新潮》2卷2期（1919年12月），页207-224。李大钊将达尔文与马克思的观点结合在一起，用以解释道德的历史性。他认为，道德不过是一种“社会本能”，其主要功能是维持社会的内聚力；一旦社会变迁，旧道德也将随之失效、消亡。胡汉民声称自己受到李大钊文章之影响（参见《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建设》2卷5期，页872）。他较李更近一步，认为道德只是阶级的道德， 旨在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参见《阶级与道德学说》，收入胡汉民著，《唯物史观与伦理的研究》，页221-224、225。
[50] 就算那些对进步和历史的结果采取一种非常确定的态度的人也是如此。参见蒋侠僧，《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载于《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1日），页356-372。关于李大钊思想中决定论与意志论之张力的讨论，参见Maurice Meisner（莫里斯·迈斯纳）,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51] 这种划分并非是截然的。在经历紧要变革的短时的跨度内，各代知识分子在思想态度上存在相当大的交迭。不过就思想的重点而言，这样的区分仍然是可能的。
[52] 前代人曾认为是有疑问的问题，新一代则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言，1923年的人生观论战可能是一个转折点。王礼锡后来描述，人生观论战是社会史论战之前最为重要的思想论辩，它代表着科学对玄学、唯物辩证法对形式逻辑的胜利。转化成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关注点变化问题，王礼锡认为随着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胜利，关注点由思想问题转变为“中国的实际的动的社会”。王 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载于《读书杂志》第1卷4-5期（1931年8月）。
[53] R.A.Scalapino and G.T.Yu（斯卡拉皮诺和于子桥）,The Chinese Anarchist Movement（《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61）,pp.9-13,18.
[54] 参见本章注释[3]之引文。李大林（Ta-ling Lee）注意到，尽管改良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辩论了社会革命的问题，但是他们在这点上的分野决非不能弥合的，相且这与他们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分野比起来是次要的。参见Foundatio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05-1912（《中国革命之创基，1905-1912》）（New York:St.John's University Press,1970）。有趣的是梁启超用以反对同盟会鼓吹的社会纲要的论点，与20年代国民党理论家反对共产主义者所用的论点几乎是相同的。
[55] 这甚至也是陈独秀--这位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在《新青年》1卷6期（1916年2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中，陈指出“伦理觉悟乃是最后觉悟之觉悟”（转引自Kiang Wen-han（江文涵[音]）,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中国学生运动》],p.32）。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中，他认为除非民众的旧思想巳经被清除，否则政治的重新组织将是徒劳的。参见《新青年》3卷3期（1917年5月1日），页207-209。关于思想变革对于社会变革的优先性的进一步的讨论，参见吴康，《从思想改造到社会改造》，载于《新潮》3卷1期（1921年10月1日），页25-52；以及陈达材，《社会改制问题》，载于《新潮》2卷1期（1919年10月13日），页23-28。这些作者也都认为思想变革应优先于社会变革。关于新文化运动对思想变革的强调，参见Benjamin Schwartz（ed）（史华慈编）,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五四运动反思》）（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和J.Grieder（格里德）,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56] 李大钊欢呼俄国革命的胜利，认为它作为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结束了法国革命所肇始的政治革命时代，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参见《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载于《李大钊选集》，页101-104（此文于1918年7月首载于《言治》季刊第3册）。自由主义者对于俄国革命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蔡元培这样评论俄国革命与中国的相关性：“自从欧洲思想传入中国，中国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都发生了变革。 1911年的中国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而现在则是朝向社会革命的方向发展。俄国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和借鉴，因为它同样是以一场政治革命开始，而终演变为一场社会革命。请接受一个学生对老师崇高的敬意！”见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1923）（《中国基督教年书，1923》），页858，转引自Kiang Wen-han（江文涵[音]）,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中国学生运动》）。亦可参看傅孟真，《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载《新潮》1卷1期（1918年11月），页128-129；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载《新潮》1卷1期（1918年11月），页19-24。
[57] 周策纵，《五四运动》（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页225-226。周策纵视“五四”之后的思想变迁为从文化思想的到政治的重点转换。这种解释只有当“政治的”一词取狭义解时才是有效的，如果我们认识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的文化主张同样具有政治上的启示与结果，那么将这一变迁描述为从文化思想的到社会的重点转换将是更为准确的。
[58] 参见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与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载于《新潮》2卷4期（1920年5月），页846-861，特别是页847-850。亦可参见沈中究，《五四运动之回顾》，载于《建设》1卷3期（1919年10月1日），页599-612。
[59] 关于这一主题的一些自由主义的观点，参见梁任公（启超），《社会学在中国方面的几个重要问题研究举例》，载于《社会学界》第1期（1927年6月），页1-20；蔡毓骢，《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四个时期》，载于《社会学刊》2卷3期（1931年4月），页1-33；许仕廉，《中国社会学运动之目标经过和范围》，载于《社会学刊》3卷2期（1933年3月），页1-29。在第28页，许将社会学描述为20世纪的“思想潮流”。
[60] 蔡毓骢，《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四个时期》，载于《社会学刊》2卷3期（1931年4月），页22-24。
[61] 载于同上注所引期刊，页25。
[62] Y.T.Wu（吴）,“Movements among Chinese Students”（《中国学生中之运动》）,China Christian Yearbook,vol.17（《中国基督教年书》卷17）（Shanghai,1931）,p.265（转引自Kiang Wen-han,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p.97）。
[63] 同上。
[64] 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卷2，页7。
[65] 关于这次辩论的讨论，参见Maurice Meisner（莫里斯·迈斯纳）,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105-114.
[66] 一些杰出的社会学家如许仕廉、孙本文、陶孟和关于社会问题的著作也是采取这一态度。
[67] 蔡毓骢，《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四个时期》，载于本章注[60]所引期刊，页32提供了有关这种态度的很好的例子。
[68] Leo Ou-fan Lee（李欧梵）,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现代中国作家中浪漫的一代》）（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69] 参见本书第三章。
[70] Y.T.Wu,“Movements among Chinese Students”（《中国学生中之运动》）,p.259.
[71] 这种担心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就表现出来了，參见注释[58]所引罗家伦的文章。在1928年的一篇文章中，胡适将混乱描述为“最大的敌人”（《我们走哪条路》，重印于《胡适语萃》，台北，1970）。在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以前的自由主义者都逐渐与国民党政府合作。参见Lloyd Eastman（易劳逸）,The Abortive Revolution（《流产的革命》）（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C.Furth（傅乐诗）,Ting Wen-chiang: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J.Israel（伊斯雷尔）,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1927-1936（《中国的学生民族主义，1927-1936》）（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72] 蔡毓骢，《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四个时期》，载于本章注[60]所引期刊，页23。
[73] 本身也是一个中国思想史家的郭湛波，便是如此使用这些词语。参见《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香港：1965；初版，1935），页196。
[74] 孙本文，《何谓社会问题》，载于《东方杂志》24卷21期（1927年11月10曰），页53。
[75] 《社会问题字典》（上海：1929），页377。不管其书名，这实际上是一本社会学词典，这也进一步表明这些术语在此时可以相互替换地使用。
[76] 同本章注[70]，页265。
[77]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香港，1965，页196。
[78] 在1969年秋在台北的一次访谈中，陶希圣告诉我，在他阅读马克思的重要著作之前，他已经开始写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了。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轨迹显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回到马克思”；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最初的了解是源于少数可获得的马克思主义的译著以及将许多唯物史观的思想列为概念化工具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社会学著作。
[79]
| | 1927前 | 1928 | 1929 | 1930 | 1931 | 1932 | 1933 | 1934-1937 |
| 马克思、恩格斯 | 16 | 4 | 5 | 13 | 1 | 6 | 1 | 3 |
| 列宁 | 35 | - | 8 | 3 | 6 | 4 | 7 | 9 |
| 斯大林 | 8 | - | 3 | 3 | 1 | 3 | 6 | 17 |
[80] Cheng Hsueh-chia（郑学稼）,“A Brief Accoun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Karl Marx's Works into China”（《马克思著作在中国传介之简况》），载于Issue and Studies（《问题和研究》），4.2（November 1967），页6-16，尤其是页10。
[81] 同上。
[82] 同上书，页12—13。
[83] 这场争论所以得名为“社会史论战"，是因为《读书杂志》这一1931-1933年间马克思主义讨论的主要讲坛，以“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为名出版了4本论战专号。
[84] 有关社会史的书和期刊明显地成为当时中国公众的时尚：陶希圣的书很快就成为畅销著作。《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在1929-1933年间印销了8版，每版2000-5000本不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数月之间印销了8版。尽管《读书杂志》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第一辑中的大多数作者相对而言并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它还是在10天之内便2次印刷并迅疾售罄。参见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载于《燕京社会科学》第2期（1949年10月），页30。
[85] 有关社会史论战的参与者的可以获得的资料非常有限。我只能够找到其中一小部分人的详细资料，而且我也不可能从其他来源进一步证实已获得的资料。除了在论战中短暂地出现，大多数论战的参与者相对而言都是寂寂无名的。以下的讨论将在可能的地方使用传记性的资料，并通过其他作者对当时中国的思想趋向的观察来支持这些资料来源。对于那些可获得其资料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我将在下章提供有关他们的更为详细的传记资料。因为他们的思想发展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相关的，所以在我讨论他们关于中国历史的观点时再提供这些信息似乎更为合宜。
[86] 胡秋原生于1910年。
[87] 参见郑学稼，《社会史论战的起因和内容》（台北，1965）和徐文珊，《中国史学概论》（台北，1967），页123-124。
[88] 在此“代”这一概念不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而是在政治学的意义上使用的：“政治上的代被视为是在性格的形成时期经历了共同的基本的历史经验的一群人。”参见Marvin Rintala（林塔纳）,“Political Generations”（《政治代际》）,载A.Esler ed.（埃斯勒编）,The Youth Revolution（《青年革命》）（Boston:D.C.Heath,1974）,p.17。同政治代的成员被共同的利益维系在一起，而这种利益是“源于他们都暴露于动态不稳定的社会过程所引发的社会和思想的症状”，参见Karl Mannheim（曼海姆）,“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代际问题》），同上书，页8。
[89]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1964)，页77。
[90] 严灵峰谈及是1923年的人生观论战使他由自我走向社会。参见《我与社会科学》，载于《读书杂志》3卷1期（1933年1月），页1-44，特别是页12-13。
[91] 陶希圣1927年1月来到武汉，任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政治教官；郭沫若1926年于广州加入革命；朱佩我1926年起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毛泽东的手下工作；胡秋原自1925年在武昌大学学习期间卷入革命活动；王礼锡1926-1927年与毛泽东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共事；李季也在广州和武汉，但我尚不能确定其具体活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都会被给予与他们的经历很不相称的军事头衔。
[92] Rintala（林塔纳）认为：“青春期晚期和成人的早期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些会产生对于政治的特别看法，在其往后的岁月中基本上不会改变。”参见埃斯勒编，《青年革命》，页17。
[93] 那些卷入论战第一阶段的人无一受过专业的历史训练。两位杰出的史学家，陶希圣和郭沫若，此前从事的分别是法律与文学的事业。
[94]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海，1937），页1。
[95] 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海，1929），页1。
[96]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载于《读书杂志》2卷2-3期（1932年3月），页25。
[97] 载于同上注所引期刊，页39。
[98] 王礼锡，《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版卷头言，页1。
[99] 陶希圣最初的论文基本都是这一形式。他首先探讨周代的中国，接着给出有关革命策略的建议。
[100]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海，1937），页5。
[101] 吕振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哲学战线上的马克思主义和伪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吕振羽此文最初载于《哲学研究》[北京]1959年第5期，德里克采用的是发表于Chi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1.2[winter 1967]上的英译文；此处的译文参照吕之原文，参见《吕振羽史论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457和464--译者。）
[102] 郑学稼，《社会史论战的起因和内容》（台北，1965），页104。
[103] 徐文珊，《中国史学概论》（台北，1967），页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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